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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jsabby： 郎咸平的信任责任，与信用体系相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不知您是否认真看过飞猫对于信用体系的描述？（当然，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信用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仅仅是吏治？）； 试问：还有什么？ 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制度？）； 没有人才，何来优秀的制度？就像办企业一样，企业办什么？办的产供销。这是大家都会说的。实际上错啦！办的是：人！产供销。没有了人，哪来的产供销？没有了人，哪来的老板？这里的人既包括雇员，也包括老板自己。当老板，如果不先把人办好，这个老板早晚是块板儿。怎么办好人？就是要把人的七情六欲给办好。钱不能自各儿独吞，大家都等着那点钱过日子。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要生存发展，第一要有雄厚的资本；第二要有正确且远大的战略目标；第三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化作业；第四要有畅通发达的营销网络；第五要有创新的意识，技术与产品要不断推陈出新，迎合市场和顾客需求。而这一切如果离开了“人”去执行，去操作，那无疑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能够使上述一切变为现实的就是“人才”，它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的概念。它是最重要、最具可变性力量的财富系数倍增的伟大杠杆。 ２１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人才至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论调、共识今天已高唱入云，而知识在哪里呢？知识在人才的大脑里。这才是最根本的谁也拿不走、抢不去、复制不了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才无疑是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催化着经济的繁荣，主导着社会的进步。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战略，已集中体现在“养贤畜士、任贤使能”的高度上。
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才培养体系何在？）； 飞猫的一位网友以前说：“天下之乱，不是人才不出，而是出而无路。现在仍然如此，有效的选吏渠道应该建立了。”
飞猫说：“您所言及是。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道与术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地产的老板自负地说，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政府关系。如果确是如此，其企业内部的管理之道必为“无间道”。如此经营企业，则“术”盛行起来、“道”反而隐退在“术”之下、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短的道理便可知了。今天“平衡”，明天“计分”，后来又来了个“素质模型”，外加“绩效考核”。可是越做越不自信、越做越摸不到头脑。醒醒吧，企业的管理者们。术盛行，就得先学好术呀，向福建的赖昌星学习呀。呵呵。
企业家们，先回到驾车的道上来，看看交通规则，如无“道”，“术”必当其道，如此昏天黑地，企业就果然要变成武林和江湖了。这么说金庸老爷子一定不干了，认为是给他脸上抹黑，他必定会说咱武林江湖也是“道”为先、“术”为后的。^O^
在此，飞猫不由想起了中国古人智慧经典的话：“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没有人敢用不信任自己的人，更没有人敢向不信任自己的人效忠。 请参阅飞猫的《正己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文。纵观国家和企业兴衰史，大多数的败亡都与领导人己身不正，有很大关联。楚王好细腰，民女多饿死。就像遇到难攻克的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这么喊：“同志们，跟我来。”国民党的领导就这么喊：“兄弟们，给我冲。”这就是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就是共产党最终夺取了江山，国民党只好退缩到台湾。所以企业要想强化执行力，必须在每个方案出台时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凡是牵扯到管理者的方面一定要率先示范，做出表率才行。
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心术？道德何在？）； 人心不正，常常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人心不正）的年代。 纵观历史，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常常是是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思想文化的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常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迷茫、困惑，一种求是、求志同道合者、求解决之道……外显的强烈需求和表现。
例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代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那些率先感受到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先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例如前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差，形成了西方国家一枪不放就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２１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原有的巨大影响力正在日益失落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侵蚀、影响中国人的大脑、思想阵地和行为生活（例如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大片等）。中华文明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昨日之黄花，实值得大多数国人深思与警惕。
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何处此言？）。” 没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就没有良好的法律，哪里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哪里就必然会有良好的法律。没有强权的诚信是软弱的，缺乏忠诚的追随者；没有诚信的强权是暴虐的，必有阴谋的反叛者。我们必须把诚信和强权结合在一起，必须使诚信的成为强有力的，或者使强有力的成为诚信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谈金钱很俗气，没金钱很生气，有金钱很神气。你不喜欢金钱吗？
军无财，则士不来；军无赏，则士不往。人情千古多重金，从古至今谁看到过没钱的领导人，能有效领导大众的呢？孔老夫子三千弟子，最终只剩下七十二贤人，就是历史的见证。
试问：当拜金成为社会风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社会的明天在哪里？ 诚信之道，代表着财富，融资，授权，规避风险，信息对称化，博奕效率化，交易成本低廉化，它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真正灵魂，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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