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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管理ＶＳ集权管理，谁更重要？！ 先哲马克思曾说：“二十世纪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是前面十九个世纪累积生产的物质财富之总和。”那21世纪又将如何？ 在上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正式步入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管理阶段。随着时间巨轮的不断前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都清醒的认识到——“人”——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同样，管理理论发展到今天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情商管理（EQ）、智商管理（IQ）……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管理之道有价值的观点。 走进21世纪，企业领导者们独占信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已置身于一个极剧变革的伟大的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与日益更新的技术应用，使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的紧密联系，并享受着大海一样宽广的的知识财富与信息，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改变与发展。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面对互联网传递资讯的速度、效率和日益深远的巨大影响力，市场上大量的产品转瞬即逝，产品的生命周期正在大大缩短，公司今天的利润之源，明天可能很快就会枯竭。而同时，产业的交汇融合与转型正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行业从本质上难以确切界定。无论今天企业控制着什么市场，它都有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变。保卫今天的领先地位，代替不了创建明天的冠军位置。 面对当前社会企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革，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式的一言堂领导和控制模式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灵活、有效，有能力的员工越来越善于使用自己的头脑与手脚，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上级的控制和领导。企业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下，诸多问题都要反馈到领导权威当中，由领导层决策，但往往可能对市场、对许多变化的反应跟不上节奏，反而会错失良机。随着现代社会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效率和速度显得非常重要，让所有员工充分地发挥潜在能力，提升创造力，提升他们的绩效，已成为领导者的当务之急。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管理依赖的是行政指令，行政指令的特征是僵化性和独断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管理模式很快就显示出它的种种弊端，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VS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即集权VS分权）的现实效益对比，国营企业（集权管理）的种种弊病，已为今天的商人们所深深认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制度化、作业流程化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从而在中国企业中广泛推行。 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集权管理是收敛体系、是对人负责制，分权管理是扩张体系、是对事负责制。
在集权管理方式下的干部，他们习惯于事事都请示上级。在时间与效益的角度上而言，这是错的，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不必请示，应快速让它通过去。
在分权管理方式下的人，是对事情负责，这就是对事负责制。事事请示，是对人负责制，它是收敛的。我们要简化不必要确认的东西，要减少在管理中不必要、不重要的环节，否则公司怎么能高效运行呢？秘书有权对例行的管理工作进行处理，经理主要对例外事件，以及判别不清的重要例行事件作出处理。例行越多，经理就越少，成本就越低。 对于承担最大责任的企业家而言，飞猫非常喜欢许伯源老师在管理课程中的一句话：“规避风险第一，大家有份第二，拓展生存空间第三。”
那什么是风险呢？——责任权利不明确、不能落实到个人（责任权利必须唯一，也就是个人本位制），业绩考核体系出了毛病，这就是最大的风险。它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组织死气沉沉，发展缓慢。
就像中国的国营企业（集权管理）一样，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出资人长期不到位和政府的娇生惯养。前者指没有业绩考核做监管，国企负责人只剩法律监管最后一道防线；加上政府的娇生惯养，国企基本是依靠垄断“帝位”得以生存。“就像食草动物，低头啃地上一动不动的青草、抬头咀嚼唾手可得的树叶一样，他们养成了许多臭毛病——盈利模式靠加价，增长方式靠贷款，发展方向靠政策”。
对比国企和外企，过去我们一直搞不懂到底缺什么——说缺管理，但每年花几十亿元对企业经理进行管理培训；说缺质量保证，却全面推行ISO质量认证；说缺法人治理结构，也下大力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多少年来，几乎缺什么补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了，可一比管理水平、经济效率，还是落后，甚至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强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法人自主权，却带来了国企老总上演失踪案、国企新窟窿等等……”
这一切，难道不是集权管理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吗？！计划经济国营企业的昨天，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今天吗？国家管理之道与企业管理之道，异曲同工，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像今天的中国始终还未建立起信用体系，无法真正完全驾驭中国的企业、个人！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 中国又真正有几家企业是事事责任权利清晰明确、落实到个人呢？业绩考核体系没有问题呢？飞猫不敢说中国企业百分之百是这样的，但飞猫敢说９９％的企业是这样。 这就像当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产权、责任真正明晰落实到个人了，企业家们自然尽心尽力的干好属于自己的哪一份。但如果是利益归属于集体，则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组织死气沉沉，发展缓慢。
作为承受最大责任的企业家，第一就是要学会分钱（分钱的同时意味着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能够承受多大责任，就可以享有多大权利）。就是当企业赚钱的时候，把每个人应该得到的钱准确地分给他。什么叫准确？就是不多不少。多了他当然高兴但是你没有也不愿意给，少了人家有情绪。看着容易说着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国营企业为什么容易跨？就是不会分钱。私营企业为什么人才走了？也是不会分钱。 其实无论是集权管理还是分权管理，又是约束又是激励，最终不都是一个钱字吗？好一个“钱”字了得！先哲司马迁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由于文化历史传统的差距，中国的管理之道（集权管理）与西方的管理之道（分权管理）有很大不同。这与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家庭为本位制”……许多历史文化习惯有很大关联，并与西方人自古以来“以个人为本位制”的……许多历史文化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的有些价值取向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不同，所以中国人常常基于自己的家庭观念（集权管理）去评论西方人，认为西方人家庭关系冷淡，人情淡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儿子到父亲家吃一顿饭也要付钱，而年老的父母也得不到子女的关照。同样西方人亦往往基于自己的人权观念去评论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父母打骂子女，甚至干涉子女婚姻的行为是侵犯个人人权的行为。 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家庭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别人插手家庭的内部事物是不可容忍的侵权行为。而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个人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即使在家庭内，每个成员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家庭内部的侵权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比如中国人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外部的人去插手、干涉别人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行为。而西方人则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力，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才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观念的确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中国人传统上所持的是家族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家庭本位制的国家体制。而西方人所持的是个人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个人本位制的国家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强调、甚至否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只有采用严格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正如集权管理），社会才能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则强调和肯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如分权管理）。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既然中国与西方在历史文化习惯上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的看法正确还是西方国家的看法正确呢？有人称二者各有优缺点，这是事实。但就总体而言，那个更好一些呢？当然评判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的优劣可以用很多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最基本、最客观的硬指标就是国家经济军事力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采用否定个人自由、权力的家庭本位制的中国，无论在国家实力还是在人民生活方面，都与采用肯定个人自由、权力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异。
这不能不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否定个人权力的家庭本位制（集权管理）不如西方的肯定个人权力的个人本位制（分权管理），西方的权力观念更为可取。 为什么中国的否定个人人权的家庭本位制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而采用肯定个人人权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却成为了先进强大的国家呢？这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道理予以说明。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国家的力量就是每个国民力量的总和，这是小学生都可以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强大。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不能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弱小。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约为中国的五十倍，如果假设美国的体制让美国人可以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发挥出来的话，中国的体制则只能让中国人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一发挥出来。在中国无所作为的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就成为人才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的家庭本位制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发展缓慢。而西方的个人本位制解放了个人的自由，给了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才使整个国家成为强大的实体。解放个人就是解放生产力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东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彻底引进西方个人本位制社会体系的国家，西方式的个人本位制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屈指的先进国家。而西邻印度则至今仍坚持其传统的身份制，即国民要按照其身份来决定所从事的职业，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种不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体制使印度难于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中国人也早已看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的弊病，但中国抛弃了传统家庭本位制后，却引进了西方学者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最先进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体制。
不幸的是学者们的推算出了巨大的差错，事实证明采用国家本位制的公有制还不如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因为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虽然没有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但还能保证人们填饱肚皮，而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却把中国人搞到连饭也吃不饱的地步。国家本位制不如家庭本位制，家庭本位制不如个人本位制，这是人们用苦难的经历换来的真理。因为国家本位制最限制个人的自由，个人本位制则给予人们最大的自由。中国在搞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失败后，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这样才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说法是：“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即生存权，而不是西方所谓的个人自由与权力问题。”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探讨一下就会发现，吃饭的生存权和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是密切相关的因果关系。中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时，由于剥夺农民的个人自由，就使中国人吃不饱饭，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农村改革并不是向农村投入巨额的资金，也不是向农村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仅仅是给了农民一定的个人自由，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坚持国家本位制社会主义的北朝鲜至今仍不肯给农民一点个人自由，于是北朝鲜人就丧失了生存权，到了饿死的边缘。相反有充分人权、个人自由的西方国家不但早已解决了吃饭的生存权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吃好饭的富裕生活。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自由与权力问题。人们碗里饭菜怎么会变好呢？这当然是靠人自己干出来的。有了自由，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碗里的饭菜也就自然好起来了。可以说人们碗里饭菜的好坏是与个人自由的多少成正比的。中国人现在享有的自由、人权比改革开放前多了不少，碗里的饭菜也就跟着好了不少。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象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个人人权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至今地球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个人人权越来越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先例。 ………… 面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革，西方管理界“管理越少越好”、“组织扁平化”、“像小公司般行事”等等新潮的管理思想应运而生。 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于管理之道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管理者是向人泼冷水，领导者是激励人的热情。”。
“管理者喜欢指令人，领导者乐于服侍人”。
“管理属于守成，领导属于创新”。
“管理者喜欢控制，领导者讲究引导”。
“传统的管理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但如果你把员工当驴一样地对待，他们就会像驴一样的办事。”
中国古人云：“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 …… 专家、学者们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是为了让我们对于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和工业时代的管理进行明显的区分。事实上，即使到未来某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管理；只不过，管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必须以崭新（领导）的思路与方式进行。
……
新的环境，新的挑战，要求人们重新思考、重新检验、重新变革以往所熟知、所信任的一切。
欢迎众家人踊跃发言，对正反两方的论点不断质疑、论证和提出建议性的意见。
…… 分权，是现代企业管理的要义之一。没有分权，也就是没有管理。这是现代管理与传统管理的根本区别之一。每个企业领导人对于分权之道不同的理解与行为，都将不同的影响、决定着这家企业的文化内涵、领导力的能量和企业生产力的水平。 分权，是企业领导者必须学习的“孙悟空”式的分身之术。它是激活自身与组织蕴藏着的领导力巨大能量的真正源泉。
分权，使企业的干部员工感受到热情的激励和充满前途希望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了士气和忠诚度，稳定了队伍。
分权，把领导者从事务性、常规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开拓新的领域，构思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
分权，可以使下属干与自己干的人工成本降得更低，让企业的发展更为有效，使企业进入真正高速发展的轨道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分权管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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