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人”真的是那么美丽吗？未必。如果她们只有美丽，我们不会知道，因为她们的美丽导致了国家的兴亡（这就是政治），才会流芳百世。其实至少杨贵妃不但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体重超标兼年龄偏大，恐怕在当时也不被御林军的官兵看好，否则不至于那么忍心活活逼死一代艳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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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在，男人体力强健的传统优势越来越被男女差别不大的智力所取代，成为主要的人际竞争的主力要素，社会又比较开明开放，女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应该有比较大的改善才对，首先应该由女人自己争气才行。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突飞猛进。英国是个小小的岛国，国内市场容纳不了突然增加的产品。英国人一方面大力开拓殖民地，另一方面推动国际贸易。英国的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英国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主张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专门生产自己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法国人本来是英国人争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斗败下来以后，对昔日的冤家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所有治国方略全部照抄英国，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但是德国人则不以为然，德国经济学家弗利德里希·李斯特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人从被法国人拿破仑叔侄欺负的弱小民族一跃成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并且反过来欺负法国，甚至俘虏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皇帝，使法国人蒙受亡国之辱。
李斯特的思想主要是注意到落后国家（现在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集中在传统产业方面，而好像农业、矿业等传统产业对于国家的富强是属于弹性小的产业，也就是说你费了半天劲，也看不到什么收效。但是英国人的比较优势强大的产业——机器大工业却是对于国家富强富于弹性的产业，如果一个国家把资源投入到这些产业当中去，富强的步伐才会加快。如果听英国人的话，德国人永远只能卖土豆和马铃薯酒，而不能生产机器，因为英国人的机器便宜，而德国人的土豆便宜。按照李斯特的意见，我们德国人的机器工业一定要发展，老外嫌贵不买不要紧，我们德国人自己无论多贵都要咬紧牙关买自己的机器，不买英国人便宜的机器。
一个世纪过去了，卖土豆的名声和德国人好像联系不到一起了，今天德国的机器畅销全世界，不算便宜，但是远远比英国人的机器受顾客欢迎。机器是英国发明的，但是最好的机器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最好的坦克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如果当年德国人专心生产自己好卖的产品，贪图英国的机器便宜，今天德国还会和中国、印度等国一起在世界银行争夺开发落后地区的贷款。
女人天生比男人好看，结果女人下死劲儿让自己更好看，但是功夫却下到了弹性小的地方，反而成就了男女不平等。如果男人认为自己天生比女人力气大，然后把功夫下到力气方面，多数不成功（可能只有少数运动员成功），因为这个社会重视长得最高的器官是不是好用，不重视你整个人是不是长的最高。一个人最高的器官是他的大脑，如果头朝地走路，人们一定认为这是个疯子，所以孔夫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大脑的功能是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最富于弹性的，其次才是手，再次是其他器官。今天我们拿人类和动物互相比较，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比动物强很多，人类的手也比动物能干，但是其他器官多数不如动物。猴子的爪子比人手灵活，如果比赛抢苹果可能比人快，但是猴子做不出任何简单的工具，因为它的大脑不如人脑管用。如果男人一味开发自己的力量，最终只能成为类似“人猿泰山”那样的怪物，整天拍着胸脯“哦！哦！……”乱叫，成为人家笑柄。
我们在分配资源，开发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应该注意各个实力要素的弹性，如果弹性小的，就不要投入太多资源，如果弹性大的，就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源。
德国海军，是现代史上走过最曲折道路的海军：两度辉煌，两度覆灭。最后，德国海军用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整套在海上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德国公海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主力舰队的第二强大的海军舰队，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被困威廉港，只是作为“战后谈判的筹码”，无所作为。力主实现主力决战的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舍尔海军上将领导了日德兰大海战，结果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较有利的战果对比，但是在根本扭转双方的海军兵力对比和突破英国海军封锁这个战略目标上却遭到了挫败。
在主力舰队决战失败后，德国发现，打击英国更有效的手段是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可是在德国开始这么做的时候，美国已经参战，无济于事了。
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史中吸取了以下教训∶
n德国比较短的海岸线及其出口的地理形势容易受到封锁；
n德国军舰重视防护力超过重视火力的设计思想是正确的；
n在海军建设上，强调射击技术训练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
n潜艇战是弱国海军对抗强国海军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n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根据以上教训，采取了以下措施∶
占领挪威和法国，获得英国无法封锁的有利的战略地理形势。希特勒一度想把西班牙拖下水，进一步攻克英国的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封锁地中海西口，由于佛朗哥要价太高而没有实现。在动员西班牙参战的问题上，希特勒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到底，这是一个重大失策。西班牙参战，或者被德国胁迫参战，对于地中海的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英国和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重要殖民地的联系有重大妨碍。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基地的德国海空军可以有效地封锁地中海西口，并且使英国经南非的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绕道大西洋中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继续坚守马耳他，也很难保卫埃及。
占领挪威，也是英国人的企图，但是德国人快了一步。德国占领了挪威之后，切断了英国支援苏联的最短、最经济的路线，并且从那里向大西洋多次派出舰艇袭击英国海上交通线。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突入大西洋的战役，该舰虽然被击沉，但是牵制了几乎整个英国海军，并且击沉了英国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胡德号。但是挪威作为德国海军基地的缺点是距离英国主要交通线太远，并且工业力量相对薄弱，对于军舰的维修不利。
法国海岸比较挪威更好，后来成为德国潜艇出击的主要基地。俾斯麦号在击沉胡德号后，之所以不愿意返回挪威基地，其目的在于进入法国港口，以便将来再次出击。但是法国海岸对于德国海军而言，又被英吉利海峡封锁，必须绕道英国西北的大西洋水域，在英国掌握海上霸权的形势下，太危险。就连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尚难免一死，其它水面舰只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德国还可以通过动员日本、西班牙参战，占领埃及、印度、南非等来控制地中海、印度洋，但是那已经远远超出方便海军出击的地理位置这一比较小的战略目标了。而且，即使所有这些全部做完，也不能直接威胁英国最主要的与美国之间的交通线。
由于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舰经验，德国造出了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和射击技术精湛的官兵，在纯战列舰对阵当中仍然占有优势。但是这个经验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史当中已经失去其战略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海军最主要的变化是“大舰巨炮主义”的过时和海军航空兵的兴起。所以，基于“大舰巨炮主义”的造舰思想和建军方针都已经失去战略价值。但是美国海军创造性地把德国人的经验运用于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的建造，获得了战略性的成功。当年，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曾经说过∶“我宁可要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而不要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这种重视命中率，重视首发命中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指导兵器设计思想的战略作用。可以说，当今兵器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命中率，这是一切导弹武器滋滋不倦追求的目标。
至于用潜艇来达到击败英国的战略目标，这个任务就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德国海军司令，德国国家元首邓尼茨来执行了。邓尼茨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西斯阵营里最有才干并且最幸运的军事指挥专家。他从事自己所专长的潜艇部队最高指挥的任务，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且得到希特勒始终如一的支持，而且是越来越有力的支持，直到越过许多纳粹党棍把国家元首的职位都传给了他。在这种条件下，他曾一度几乎达到迫使英国屈服的地步。后来，他受到了包括战胜国在内的所有军事同行的尊重和羡慕，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与二十天》。
邓尼茨的幸运来自希特勒不懂海军，可是他的不幸也在于此。希特勒有过当步兵的经验，因此自认为懂得陆军，所以在各军种当中，过问，干预陆军事务最多。空军和海军则交给当时的军事专家们去处理。空军方面，交给戈林这个空战英雄，可惜戈林本人热衷于纳粹活动远远超过空军专业事务。海军方面则交给雷德尔海军司令。雷德尔本人是过时的“大舰巨炮主义”的积极奉行者，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大型舰艇的建造计划，“俾斯麦”号、“梯尔皮茨”号等大型军舰下水都是他积极推动的结果。由于他心爱的海军建设计划（Ｚ计划）要到１９４５年才能完成，到那时，德国将拥有１３艘战列舰，４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其它水面舰艇，３５０艘左右的潜艇，所以他极力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德国可能要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才能建设其海军达到压倒英国的优势，而且仅仅是大型水面舰艇舰队能够达到这种水平。１９３９年，英国已经有战列舰１５艘，航空母舰７艘，加上其盟国法国的舰艇，英法共有战列舰２２艘，航空母舰８艘。考虑到现役的舰艇十年后老化和退役，以及德国工业发展有超过英法两国之和的趋势，估计如果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以战列舰为主的德国海军实力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有可能超过英国，而略逊于英法之和。但是根据后来海战的实践来看，即使到那时，德国未必能够占尽优势，主要是英国在海军航空兵和雷达方面的优势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德国的大型水面舰艇后来吃的主要是这两方面的亏。“俾斯麦”号和“梯尔皮茨”号这两艘姐妹舰双双被敌机炸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战中因为雷达技术不如敌人而被敌人军舰击沉。这些都是雷德尔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始料所不及的。当然也是各国海军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的。
雷德尔企图建设一个在对手已经非常强大的领域里占优势的海军，这是他失败的战略所在。英国当时建设的是一支均衡的海军，各兵种的发展都比较平衡，当然，突出了大型水面舰艇舰队。德国如果也企图建设一支同样均衡的海军，势必长期保持落后态势，即使在工业发展超过英国的有利条件支持下，德国也要过十年才能赶上英国。在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下，德国打败英国的途径有三个∶
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由陆军进行；
战略轰炸，只是意大利的杜黑主张，当时仍然停留在理论上；
击败英国海军，然后封锁英国或者在英国登陆。
因为在各军种实力的排序，德国是陆、空、海，而英国是海、空、陆，希特勒优先选择征服全欧洲，其次是轰炸英国，最后才考虑海军的战略是有道理的。不过雷德尔作为海军司令，肯定不甘心海军无所作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争取到的战争资源却由于战略思想的错误而没有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这才是不应该的。希特勒在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被击沉之后，果断下令停止建造对于夺取制海权弹性比较小的大型水面舰艇，并且集中力量进行弹性比较大的潜艇战，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是正确的。他当时一定后悔当初听了雷德尔的话，拨款建造了这么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战列舰。如果这些工业能力用于发展空军，他可以在关键性的不列颠空战当中增加至少８００架飞机，在进攻苏联时至少多１，０００辆坦克，这都有可能在生死关头决定战争结局。考虑到１９３９年开战时德国只有２艘战列舰，３艘袖珍战列舰，２，５００架飞机，２，８００辆坦克，就可以看出这个交换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个交换并不是按照价格计算的，而是考虑了经济学上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按照价格算，可能５艘战列舰要远远超过８００架飞机和１，０００辆坦克，但是德国飞机工业或者坦克工业在已经充分运转的情况下要增加那么多的产量，代价是很大的。如果德国当时由于多了８００架飞机能够获得英国上空的制空权（当时如果英国没有雷达的话，德国空军没有多这８００架飞机也能达到目的），则德国就可以在英国本土登陆；又或者德国因为多了这１，０００辆坦克就能够多组建１至２个坦克集群，可能斯大林未必能够守得住莫斯科。
当然，作为海军司令的雷德尔不可能这么向希特勒建议，尽管空军司令戈林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倒很乐意这样。如果雷德尔把５艘战列舰改成５艘航空母舰，他的思想已经先进到珍珠港事件之后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德国仍然不可能在海军航空兵方面占优势，因为开战时，英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有７艘，法国有１艘，合起来对付德国是８∶５的优势。在战前计划造舰时，不可能预计到法国这么快就退出战争。在这方面最先进的是日本海军，其开战时的海军达到每建造１艘战列舰就建造１艘航空母舰的比例，为１０艘战列舰和１０艘航空母舰（以战后的观点，这还是“大舰巨炮主义”，要达到２０艘航空母舰比０艘战列舰才行），从而使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以一个工业落后的小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雷德尔那时有日本海军将领那样先进的头脑，他应该提出相应的造舰计划，使开战时德国拥有２艘航空母舰和２艘战列舰，另外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用来建立相应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发展相关的兵力兵器。
雷德尔不但海军战略思想陈旧，而且忽视了德国海军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使用潜艇于战略目的的经验。在建造潜艇的计划中，他主张建造大型的（排水量２，０００吨左右）所谓“水下巡洋舰”，用于进行水面炮战，并且配合大型水面舰艇遂行远洋作战任务。不主张建造那种吨位较小（排水量５００吨左右），配合大型水面舰艇作战能力较弱的，只适合攻击商船的中小型潜艇。邓尼茨批评雷德尔主持制订的“Ｚ计划”∶
“我认为‘Ｚ’计划存在以下缺点∶
“１、实现该计划至少需要６年时间。在这期间德国海军若与英国作战势必处于无武装状态，何况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
“２、如果我们着手建造大批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那毫无疑问敌人也会急起直追。在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特别是刚开始时我们服役的大型军舰还远远不到敌人的３５％。
“３、由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空中威胁，在停泊港和修船港的德国战斗群易遭英国空军的攻击，而且距离很近无法躲避。对于潜艇，我们能建造钢筋水泥洞库来加以防护，而对于大型水面舰艇则不可能。相反，英国舰队却能疏散到英国北部海区，而使德国空军鞭长莫及。
“４、该计划没有考虑到与英国相对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所要打击的英国的生命线位于英国本岛以西的大西洋公海上。德国海军兵力要在这里发挥作用，就必须进入这些海区，并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因此在选择我方的海军兵力时要考虑它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先决条件，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想而知，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于德国海军向大西洋海域推进。相对于英国的海上航线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后院。位于我国对面、依靠其天然地理位置控制着北海水域的就是英国。由于战时英吉利海峡难以通行，因此德国海军部队在经北海向设得兰－挪威海峡航行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极易被敌人发现和遭到袭击。”
根据邓尼茨的意见，德国海军应该全力生产５００到７００吨的中小型潜艇，迅速达到３００艘，以保证一旦开战，随时都有１００艘潜艇在战斗，另外１００艘潜艇在航行（出击或返航），１００艘潜艇在维修或者训练。这样有把握做到立即使英国的造船量大大少于损失率，很快使英国无法得到足够的船只支持其军事行动，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在优先保证赶造３００艘中小型潜艇保证战争急需的前提下，能够建造若干艘航空母舰以便支援潜艇作战，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对邓尼茨３００艘潜艇计划的最有力补充。邓尼茨在其回忆录中多次强调潜艇的弱点，航速太慢，因此作战近似“守株待兔”，只能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且指挥塔太低，观察范围小。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正好相反，相对于军舰的速度快，观察范围广，和潜艇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当时德国海军发展大型水面军舰的目的和潜艇是一致的，主要用于海上破交战，至少没有很快考虑进行主力舰队决战的意图，而航空母舰在遂行大型水面军舰的作战任务方面，一点也不比战列舰差。在当时，人们曾经误以为最新式的战列舰是飞机炸不沉的，但是美国的海军将领米切尔已经试验过飞机可以击沉旧式战列舰，而且飞机使用来攻击军舰的主要兵器是鱼雷和炸弹，当时这两种兵器的战斗部装药量都已经可以不小于战列舰主炮炮弹，至少击沉巡洋舰以下的军舰不成问题是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从当时的建造成本来看，一艘航空母舰的成本不超过战列舰，大型航空母舰的成本才相当于普通的战列舰。根据德国已经建造成功的几艘战列舰的作战性能来看，都是超过当时战列舰平均水平的最先进的战列舰，其成本肯定相当于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的成本总和。当时一艘战列舰排水量大概有３５，０００吨到４０，０００吨，装备３８０到４０６毫米口径大炮，而航空母舰只有１７，０００吨到２７，０００吨，运载４０到９０架飞机。德国造的“俾斯麦”号的排水量达４１，７００吨，８门３８１毫米大炮，主要装甲厚达３２０－３６０毫米。“提尔皮茨”号与“俾斯麦”号同级。这两艘军舰的建造资源可以建造３艘重型航空母舰并使之装备飞机。
如果德国海军在１９３９年能够拥有３００艘潜艇和２艘大型航空母舰，４艘左右的中小型航空母舰，则英国的海上霸权必定面临严重挑战。即使对航空母舰思想解放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建造２－３艘中小型航空母舰，英国海军就很难吃得消了。
当时，希特勒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对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是颇下了一番苦心的，尤其是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以及闪电战战略战术的采纳。他在这方面的见地确实要超过许多职业军人，特别是那些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人。但是，由于德国军事文明当中，缺乏海军传统，因此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基本上不懂得海军和海军战略。德意志民族各国都是生活在基本上是大陆性地理条件的地区，即使靠海，海岸线也极短，历史上从未建立过强大的海军，海军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没有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军事文明的背景下，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盲目地建立了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到战争爆发之后，居然不知该怎么使用，最后竟然把这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困在港口里寿终正寝。
邓尼茨是当时最优秀的潜艇战术家和潜艇战略家，也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海军将领，但是从他的著作中，看不出他具备整个海军战略的头脑。虽然由于英国空袭塔兰托开创了海军航空兵的新纪元，珍珠港事件奠定了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作为海军主力舰艇的地位，这些在海军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他基本上没有探讨。大概这也是德意志民族缺乏海军传统的一种反映吧。
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海军有三种可以发挥战略作用的兵器：战列舰、航空母舰、潜艇。其中弹性最小是战列舰，花费最大，每次齐射只能将几吨的弹药投射到２０公里左右的敌人头上；航空母舰其次，花费第二，但是每次攻击可以把几十吨的弹药投放到几百公里外的敌人头上；潜艇的弹性最大，造１艘战列舰的军费可以造几十上百艘潜艇，每艘潜艇攻击一次也可以把几吨的弹药发射到２０公里外的敌人那里，而且自己不容易被敌人攻击。因此最好是把海军资源投入航空母舰和潜艇的建设方面，作为海军弱国，则应该集中力量发展潜艇。
国际贸易当中，弹性原理也非常重要。英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经研究过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本来，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货币的比价，使得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比如我们看到外国的东西好，想买，但是外国人不接受我们的人民币，于是我们要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反过来，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东西便宜想买，也要把他的钱兑换成人民币（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中国人接受美元，所以外国人只要兑换成美元或者其他“硬通货”就行）。我们想买的进口货多，需要的外汇就多，外汇一难得就涨价。外国人买我们的东西多，我们赚到的外汇就多，外汇就不值钱。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于外汇的比值是由国际贸易决定的。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多，我们国内能够买到的外汇就少，外汇一少，外汇就涨价，相对我们的货币就贬值。我们的货币贬值之后，外国的东西按照我国货币计算的价格就贵起来，我国产品按照外汇计算就会便宜下来，这样，我们就会减少购买外国货，而外国人就会多买我国货，久而久之，外汇又会便宜下来，我国的货币又会值钱起来。可是罗宾逊夫人发现，有些国家在货币贬值之后，国际收支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拉丁美洲各国和前苏联东欧都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和东欧不少国家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肤浅的人以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是罗宾逊夫人不是这样认为，至少拉丁美洲国家公认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见问题不在社会制度上。经过科学研究，她提出了“罗宾逊稳定条件”，基本原理就是弹性原理。大意是这样：一个国家要想经过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必须满足她的稳定条件，就是进出口弹性都要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不能满足她的稳定条件，所以货币贬值不能改善国际收支赤字，反而会是赤字恶化，最终导致债务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商品大体上有两类：军火和初级产品。前一类商品的出口弹性小，不是说人家愿意出高价你就愿意买的东西，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后面一类商品，或者是矿产品，或者是农产品，是引致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工人们消费，而是作为其他产品的原料、燃料等等，需求弹性也不大。好像一座发电厂，每年需要的煤的数量是由发电量来决定的，如果发电量不大，煤的价格再便宜，也不会多买。这样，买煤的人如果把煤的价格降下来，最终不会多卖多少，反而会使自己卖煤的收入减少。前一段时间俄罗斯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俄罗斯政府拼命贬值卢布，结果国际收支更加恶化。
根据罗宾逊稳定条件，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弹性大的商品出口（多数制成品都是弹性大的商品，比如汽车、家电之类），如果不能满足罗宾逊稳定条件，则不应该利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应该考虑其他方法。
所以大家看到亚洲金融风暴，日本和韩国实行货币贬值，很快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而俄罗斯越贬值越惨。
14.红颜薄命的诸葛亮战略和收下女人服装的司马懿背后的真正伟大的战略家。
《三国演义》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各国的战略文学经典，诸葛亮在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之下，成为东方战略家的文学楷模，但是在历史上的诸葛亮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最伟大的战略家。在《三国演义》当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是罗贯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韩浩，他的深谋远虑表现在他的屯田战略，这个战略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也为诸葛亮和姜维所抄袭。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盗匪横行，基本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破坏殆尽，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屯田是当时把维持社会治安和恢复生产结合的最好的方法。曹操受当时平定北方的战绩鼓舞，想一鼓作气统一中国，但是在赤壁之战失利之后，终于接受了韩浩提出的屯田的主张。到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曹魏虽然兵力占优势，但是都是坚持战略防御，为的是保证韩浩屯田战略的实施。当时曹操占有中原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受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如果不恢复生产，不实现社会稳定，是不可靠的战略后方。而刘备和孙权所占据的南方，在当时是蛮荒之地，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但是受战乱影响比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南方北方的军阀短期交锋，胜负不定，但是如果长期相持，中原的经济实力肯定压倒南方。曹魏不败即胜，孙刘不胜即败，而曹魏兵力强盛，尤其骑兵强大，要想逐鹿中原，打败曹魏，谈何容易！诸葛亮为什么不直取长安，而要六出祁山，把进军矛头指向西北的不毛之地？蜀汉以步兵为主力，在汉中和蜀道的山间作战，翻山越岭，比较曹操的骑兵占优势，但是一旦进入关中平原与曹魏的骑兵决战，必败无疑，为此，诸葛亮力图控制西北，获得军马的来源，建立汉军骑兵集团，然后与曹魏的骑兵决战。但是就连这一点，诸葛亮也没有做到，到死都没有建立强大的骑兵。即使诸葛亮实现了他的战略目的，控制了西北，获得了军马来源，也未必能够打败曹魏，因为古代的骑兵是非常费钱的兵种，维持一个骑兵的军费大约相当于维持５个步兵的军费，中原的财力远胜四川，即使诸葛亮能够占领西北的马匹产地，曹魏依靠蒙古和东北的马匹，依然可以组建更加强大的骑兵集团。诸葛亮和孙权也曾经抄袭韩浩的战略，但是当时地广人稀的江南和四川的社会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中原，南方和西南的蛮荒之地，开发困难，在经济竞赛中肯定输给曹魏。因此，韩浩的屯田战略是必胜的战略，而诸葛亮的战略是必败的战略，孙权的战略是等死的战略。诸葛亮看到这一点，在《后出师表》中表达的很清楚：拖延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拼死一搏，如果赢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只有“死而后已”。
这里的韩浩的屯田战略和诸葛亮的碰运气战略正好是成功和失败战略的经典。
什么是最好的战略呢？孙子曾经说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所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的胜负原因不过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打了胜仗，天下人都说打的好，未必是打得最好。能够举起秋天动物身上新长出来的纤细茸毛，不会有人夸你力气大，看得见太阳和月亮，不会有人夸你眼睛好，听得见惊雷也不会有人夸你耳朵好。古代贤人所说的善战，指的是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对于善战者获得的胜利，别人不会夸他胜得有智慧，也不会称赞他胜得勇猛。这样，他才能确实保证肯定胜利。之所以能够确实保证，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必定导致胜利的措施，这样，他最后战胜的敌人是已经必然失败的敌人。善战的人，立足在不被打败的基础之上，但是不放过打败敌人的机会。所以，那些战胜敌人的军队都是在已经具备了战胜条件的时候才寻求战机，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是不管是否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先打起来再碰运气。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意思是说：刘备考虑到割据的局面不可能长久，要想统一中国，就不能偏安在蜀中一隅，所以把讨伐曹魏的使命托付给我。以刘备的明智，衡量我的才能，知道派我讨伐曹魏，是以弱敌强，胜算不大。但是如果不讨伐曹魏，蜀国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死，倒不如跟他拼命？十足是先战而后求胜的败兵战略。因此我们说，虽然诸葛亮送妇女衣服给司马懿，讽刺他像女人一样不敢应战，但是在战略上，他自己倒是应了一句形容女人的成语：“红颜薄命”——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凄凄惨惨。
在这里，孙子教导我们最好的战略是导致我们比对手享有绝对优势的战略，是导致我们轻松战胜对手的战略，而不是陷入苦战的战略。在没有掌握优势的时候，不要轻率出手。他又教导我们，要在人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最优战略。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会做，你跟别人一样，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即使付出了超常的努力，也不过“超常”那么一点儿——毕竟你也不是“马王爷三只眼”，本来就和别人差不了多少。苦战半天，不过争了个僵局，何苦呢？而别人看不到的战略，并不是藏着掖着的战略，而是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战略——让你看，仔细看，看个够，还是看不明白，这才是高明的战略。
韩浩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建立强大的军队，打败所有对手，这是天下人对于战略的一致意见。但是韩浩独辟蹊径：你打仗，我种田。别人都想不到，等到最后发现粮多兵多的逻辑的时候，他韩浩还占了一个田多的优势。诸葛亮就是这样给逼到走投无路的“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绝路上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之后，吴蜀两国也先后发现了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经营南方的时代。现代人熟悉的吴国派军队登陆台湾，《三国演义》里精彩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都反映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如果中国像西欧那样，是个到处平原的地方，那么也许割据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地理使得诸葛亮和孙权之辈开发南方边疆的战略无法对抗韩浩的中原屯田的战略，偏安一隅在中国是不可能长久对抗中央的。
所以说，诸葛亮有智慧的名声，他所做的都是天下人以为聪明的事情，刘、关、张勇猛超群，但是陷入苦战才会被人认为勇猛，而战略失误才会带来苦战，但是韩浩就被人们忽视了，轻松打败敌人，不会经历苦战，也不会被人们认为勇猛。虽然他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人们都看不出他的聪明之所在，老老实实种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的样子，不象是个聪明人，反而以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手下败将诸葛亮比他聪明。大概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和小智小勇的范例：智谋方面，最典型莫过于韩浩的屯田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成败利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人物勇猛的，莫过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不过多数都是战败时候的表现，在战略上，可以算是小勇的典范。司马懿忍受敌人的嘲笑和战友的误解坦然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坚守不战，坚持韩浩的战略，应该是《三国演义》里战略上的大勇范例。历史上的极端大勇的范例，莫过于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故事，就是汉朝的和亲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战争，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早期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汉朝统治者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是使中国避免走上古代罗马帝国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汉高祖刘邦曾经想一举平定北方，但是几十万大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几乎没命。刘邦忍辱负重，提出和亲政策，让皇室的金枝玉叶下嫁蛮邦，年年进贡。三代人的委曲求全，终于为汉武帝犁庭扫穴，荡平匈奴准备了充分条件。更伟大的是，汉武帝在匈奴战败来投诚的时候，以礼相待，互相约为“兄弟之国”，不欺负战败的对手，最终使得匈奴从敌对民族转变成为兄弟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就更伟大了。后来中国动乱，有人劝匈奴领袖刘渊独立，刘渊不干，说我们匈奴和汉朝是“兄弟之国”，现在兄弟被别人灭亡了，我们应该帮他报仇复国才对，并不像现在有些汉族人在台湾住久了，就认为自己和祖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后来打起了大汉的旗号。相比之下，北宋的宋太宗赵光义轻率浪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断送了北宋江山，更加断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好时机。宋太宗对于中国统一没有采取类似韩浩的战略，操之过急，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国防要地，驱逐契丹骑兵于阴山－燕山以北。刚灭北汉，就急忙发动了攻辽之战，结果宋军精锐禁卫军主力遭到契丹骑兵冲击，在高粱河惨败，宋太宗慌忙微服乘驴车只身逃脱，新立的北宋从此锐气尽失。本来北宋刚刚建国，需要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来恢复新近遭受的失败，而且时机又很好，辽国虽胜但是急于处理内政，主动议和。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宋辽和平，仿效汉武帝，先实行“和亲”政策，促成民族团结融合的形势，然后在经济条件允许以后，组建强大的战略骑兵集团，在时机成熟时再重开战端，则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又可重现，更重要的，后来女真，蒙古的入侵历史很可能要改写。那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改写的可就太多了！宋太宗比较莽撞，以为宏观上宋朝国力比辽国强大，社会比辽国先进，肯定能够打垮辽国，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不料萧太后“巾帼不让须眉”，继高粱河大捷之后，又在歧沟关大破宋军主力，以后更反守为攻，大举向河北平原出击。虽然宋朝军民千方百计使华北平原要塞化，但是要塞之间的农村还是任由辽国骑兵驰骋，多次往复之后，只剩满目创痍。宋朝不得不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以后，宋朝陷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入侵，就必须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建筑星罗棋布的要塞体系；有了要塞就必须有足够的驻军，人少了守不住，被敌人占领之后因为有现成的工事可以利用，将来自己想要收复就困难了；驻军多了又怕被敌人包围歼灭，因为担心敌人久困长围，必须囤积大量粮草和军用物资以维持驻军日常和战时需要。为了完成防御任务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之后，战略进攻力量就没有能力组建了，所以北宋虽然养兵众多，兵员数目从开国时的１９万多人发展到对辽和西夏两线作战时的１２０多万人，但是战略进攻能力却极差，因此北方的被动防御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机会打破。北方糜烂的经济重担不得不整个压倒大后方身上，这样社会矛盾就激化了。农民起义到处开花，又使北宋政权投入更多的国力加强其军事官僚机器。这些问题的尖锐化使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解决危机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如果宋太宗能够吸收西汉解决匈奴问题和唐朝解决突厥问题的经验，在灭亡北汉之后不急于对辽开战，至少是在高粱河大败之后，学习刘邦在平城之围以后的经验和政策，接受辽国的和约。待国家经济政治重上轨道，有了相当积蓄之后再谋大举，比较稳妥。同时，利用和平时机组建一支１５万到３０万的骑兵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控制在中央手中，一方面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以快制快，剥夺游牧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地完成国防任务。根据宋代的历史经验，当时辽，金，蒙古都没有达到匈奴“控弦之士”３０万的水平，辽国攻宋的骑兵部队的战斗人员大约不超过６万，（辽国军制，一个骑兵配备一名负责筹措粮草的人员和一名负责看守行李和帐篷的人员，因此战斗人员仅占骑兵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蒙古骑兵在最盛的时候大约也只有１２－１４万左右，因此１５万骑兵已经是防守有余，如果有３０万，则灭亡辽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所缺的只是良将而已。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供养一匹战马的代价不大于供养３名步兵，则供养一名骑兵包括其装备训练的费用，不超过供养５名步兵，因此，建立并且维持１５万骑兵的费用约等于建立并且维持７５万左右的步兵，如果是３０万骑兵，大体相当于１５０万左右步兵的开支。在北宋对付辽国的具体国防形势来看，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军费，因为在减少构筑国防要塞工事（包括其中囤积的大量物资）方面因此而获得的节省，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节省国防开支的目的。在国防上转变为战略进攻地位，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随之缓解，北宋的历史就可以几乎大部改写。当然，不仅北宋，包括辽，金，西夏，蒙古等所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改写。
宋朝要塞国防工事体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现代人很难理解。宋朝在城市保卫战当中最著名而且有著作传世的，当数配合刘琦防守顺昌的知府陈规。根据陈规著作中的意见，防守城市至少应该建筑３道城墙，２道壕沟。在城墙上还应该建筑很多防御工事，如敌楼、马面墙等等，另外还应该有供防守人员休息的场所。在城墙外面和城墙之间，还应该布置很多障碍物和陷阱，在城墙附近，应该在平时就储备一些木栅和建筑材料，准备在敌人攻破城墙时用来堵口或者修复。在武器方面，投石机、弩箭等都要事先准备好。陈规提到，宋军在防守开封时，仅仅在封丘门外架设的投石机，在金军来到后来不及撤走被敌人缴获的就有几百座之多，以此推算，全城的投石机至少在千座以上。另外守军还要分为防守部队和机动出击部队，攻守结合才能打败围攻。显然，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人多了，消耗的粮食等补给品就多。宋朝不少重要据点防守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才陷落，而陷落的原因不一定是粮食消耗完了，可想而知，那么多要塞里面储存的物资数量多么惊人！古代经济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力低下，储备在要塞里的物资多了，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放弃，不放弃就要大量驻军，战略机动兵力就很少了。一旦一座城市被攻击，就向其他城市求援，其他城市考虑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本城，也不愿派兵救援。士兵防守一座城市的时间长了，进攻意志消沉，在战略上就再不可能采取主动了。乡村沦为战场，农民沦为灾民盗匪。陈规本人担任德安知府期间，指挥过９次防御战，没有一次是对付金朝军队的，全部都是对付盗匪的抢劫。其中第九次防御战所对付的土匪，虽然政府颁布招安命令，赦免他们，但是由于周围的乡村已经全部无人，这些盗匪为了获得粮食仍然继续进攻，而且是吃战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多么恐怖的社会现象！根据陈规的经验，这些原本设计来对付金国军队的要塞，最后多数实际上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笔者之所以特别替北宋因为卷入对游牧民族的长年战争而失去的建设中国的机会的古人担忧，是因为当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大门口。特别有意义的是钱庄和纸币的发明都是出现在宋朝，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的三大发明是在宋朝，或者至少是成熟于宋朝，包括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除了火药是当时的国防需要刺激起来的以外，其他都与市场活动直接有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航海的利润增加，指南针就发明出来了。商业交流频繁，文化交流也带动起来了，于是印刷术也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的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市民文化的产生。当然手工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导致了象沈括这样的爱好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梦溪笔谈》这样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产生。如果这种局面自然发展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
历史给我们的现实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假设的这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里，中国从北到南先后被游牧铁骑蹂躏，生存尚且成问题，何谈发展？因此，宋太宗的急于求成和汉高祖刘邦的老谋深算，深深地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烙印。在刘邦屈辱和亲的情况下，汉朝有机会创造“文景之治”的经济文化业绩，汉武帝才有了施展其雄才伟略的坚实基础。而宋太宗企图“灭此朝食”，结果契丹未灭，白白耽误了美味的“早餐”，给宋朝种下了祸根，也耽误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发展大计。汉朝早年的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很少的代价，换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利益。如果汉高祖刘邦咽不下那一口气，非要和冒顿单于决一雌雄的话，中华文明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象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在“蛮族入侵”的“上帝之鞭”抽击下体无完肤，烟消云散了。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孙子谆谆告诫世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就是想从宋朝已经深深陷入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其主要措施有：
保甲法：模仿管仲相齐时实行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裁减常备军（募兵），建立民兵。几年之后，建立保甲民兵７１８万多人，可见中国之“大跃进”，“浮夸风”并非今天才有，古已有之。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裁减５０％的常备军，编练相当于所裁减人数３倍的民兵，其中三分之一相当于现代的后备役军人装备训练好些，在战争爆发时就近补充正规军，其余的装备训练差些，主要保境安民，敌人接近之后才参战。
保马法：政府通过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民间养马。可见王安石鉴于宋军连连败绩，已知建立骑兵部队的战略意义，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后悔药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前线非常敏感，大规模裁减军队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前线指挥员往往因为眼前的防务而持积极反对的态度；
裁减军队引起的再就业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也是王安石估计不足的。裁减军队从会计上看是省钱的好事，可是遣散军人本身需要的支出在短期内可能比供养他们更破费。另外遣散军人之后，必定要裁减因为这些军人而存在的政府文职官员。在民间，还会打破很多依靠军队和军人谋生的人们的大大小小的饭碗。这些势力加起来，足以破坏变法而有余；
“浮夸风”，“大跃进”（或者对应于“洋跃进”应该叫“古跃进”）。旧的开支裁减不了，新的开支却急剧增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授反对派以柄。正规军没有裁减多少，民兵倒是搞了７００多万，光是每个人装备一枝长矛就要７００多万枝，这可不是轻松的财政负担。
因此，变法要想成功，首先要有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第二要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追求实效的策略。这两个基本条件在北宋立国之初，已经被宋太宗破坏掉了。檀渊之盟以后，对辽国实现了和平，但是对西夏的战争和农民起义，仍然使北宋不得安宁。等到把西夏事务办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北宋又碰上了新兴的金国入侵，已经奄奄一息的北宋如何经得起新锐的金国的攻击？很快灭亡了。直接的导火线是两国相约夹攻辽国，灭辽之后宋应该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但宋军在战争中多次被辽军击败，而金国大军却席卷全辽国。金国因为宋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太小，并且轻视宋军的战斗力，故拒绝把约定应该归还宋朝的山海关附近的三个州归还宋朝。从宋朝北方国防地理的形势来看，从阴山到燕山山脉以及沿山脉建筑的长城是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现在屏障缺了一角，当然不能答应。正好其中一个州的守将是汉人，投降宋朝，而宋朝接纳了他的投降，正好给金国以进军的口实。金国吸取了辽国攻宋失败的教训，一开始就派出有力部队进攻山西，配合长驱直入华北平原的主力，很快就击溃宋军，兵临卞梁。如是者再，遂俘虏宋朝皇帝，灭亡北宋。
史家一般认为北宋不应该接受平州守将的投降，挑起事端。这无非是苟延残喘的想法。这和国民党在“九·一八”后一味退让的想法一样，人家成心灭你，退让有什么用？
金国拒绝归还对北宋国防非常重要而对自己国防并不重要的山海关以南和西南地区，灭亡北宋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借口非此即彼，进攻是迟早的问题。北宋的后悔药应该是与辽国联合抵抗金国。民族仇恨蒙蔽了北宋的政治战略智慧，以致倒行逆施，约金攻辽，不灭何待？
当金国初起，辽国依然强大，北宋约金攻辽，无可厚非。但是辽国败亡之势已成，这时宋朝应该以援辽抗金为条件，换取辽国在领土方面的让步。使辽国金国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之后，再动灭辽之念不迟。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南宋又犯了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再遭亡国惨祸。宋朝的懦弱，起源于好大喜功，起源于逞强，起源于“战而后求胜”的侥幸心理，比之汉朝的开国诸元勋，相去远甚！
汉武帝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文治也不输给其他政治家。在击破匈奴之后，他没有将匈奴斩尽杀绝，而是实行全民族平等的“和亲”政策，允许匈奴内附，迁徙到汉族已经占领的水草肥美的地区，并且对“战败国”约为“兄弟之国”，并没有斤斤计较以前匈奴民族强加在汉族身上的许多灾难和耻辱，更没有一味地去索赔，报复。因此魏晋篡汉之后，内附的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服，在为汉朝复仇的口号号召下起来反抗西晋统治。从刘渊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汉朝的民族政策确确实实征服了过去的冤家对头，使之口服心服。否则，刘渊不会以恢复汉朝来号召，团结匈奴人民。人们只知道诸葛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却不知汉武帝使匈奴化敌为友的旷世伟业，岂不可惜！
相比之下，宋朝于治国方略方面，确实是还没有入门。一面对辽国大动干戈，一面又发动对西夏的战争，自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疲于奔命。结果宋朝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一去不复返。在节节军事失利的痛苦和压抑下，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主战文化”，这种文化把被动的军事局面归咎于少数例如秦桧那样的奸臣和昏君，希望出现几个象岳飞那样的忠臣猛将，大胆宣战，就可以扭转败局。《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故事的中心思想大体不外如此。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对于团结人民，提高民族自信心，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用来指导国家政策就闯祸了。
南宋太师韩佗胄是宋朝名将韩琦的第五代孙，可谓“根正苗红”，极力主张乘金国被蒙古塔塔儿部侵袭，疲于奔命之机，兴师北伐。为了师出有名，他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封为鄂王，追夺秦桧王爵，改称号为缪丑，以惩罚他的主和之罪。提出国库黄金万两以奖励北伐将士建功立业。起用曾经在和尚原大破金兵的名将吴玠的孙子吴曦，授予军政全权，积极整军备战。不料“龙生虫，凤生鸡”，抗金名将之后的吴曦居然效法石敬瑭，以出卖四川部分北宋的领土给金国为条件，换取金国支持他割据四川！韩不知情况，依然在淮河一线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全线崩溃。轻举的妄动的结果，除丧师失地之外，还是以求和告终，当然，南宋这次求和的条件之一是奉上韩佗胄的人头。
韩此次倡议北伐，基本上符合《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起用忠良之后，贬斥权奸，褒奖英雄，坚决主战。结果以更加屈辱的求和收场。实际上，宋朝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犯这个毛病，直到灭亡，还是这个毛病。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先战而后求胜”，犯了战略上的大忌。为了达到“先为不可胜”的目的，象刘邦那样以求和开始并没有错，待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至少符合“庙算胜”的标准，然后才可以求胜。宋朝因为不断地“先战”起来再说，因而始终没有创造胜利条件的机会，屡战屡败是唯一的结局。
从宋朝的汉族统治阶级来说，以逞强开始，以屈辱懦弱收场，结果使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失去了控制力，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兄弟民族肩上。
因为最好的战略是世人所不理解的战略，自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被忽视是经常的，被误解也有可能，战略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