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在执行的初期，获得了战略性奇袭和战役性奇袭的双重效果：不列颠空战和南斯拉夫战役、希腊战役、克里特岛战役等等使得苏联错误地以为德国仍然以英国为主要战略目标，侵略苏联的战争应该在英国屈服之后，因此目前是苏联整军备战，将旧防线推进到新国界的大好时机；在战役目标方面，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估计，如果德国进攻苏联，最优先的战役目标应该是乌克兰，在夺取了乌克兰的战略经济资源之后，苏联的国防将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正如希特勒自己说的那样，“巴巴罗萨”计划在进攻英国的同时进攻苏联，使得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界“大惊失色”；而主攻方向有三个，同时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推进，又是出乎苏联红军意料之外。德国军队的战略性奇袭的效果，使得强大的苏联红军在所有三个战略方向上都蒙受惨重损失；战役性奇袭的效果，使得苏联红军在西北方和西方方向上的战略防御几乎完全崩溃，只是在西南方这个原本以为是德国军队主攻目标的方向上保持勉强的招架。在斯摩棱斯克坦克大会战之后，苏联红军已经认定莫斯科市是德国军队的首选目标，可是希特勒却虚晃一枪，在莫斯科门口附近掉头南下，全部包围并且基本上歼灭了开战以来仍然保持完好的苏联西南方面军的８０万大军，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役的纪录。
俄罗斯民族在军事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极端顽强，无论在坚守还是进攻方面都是如此，在静态的战争中特别能显示他们的优势。在机动战方面，德意志民族则技高一筹。德国陆空协同的闪电战则是当年机动战的登峰造极之作，苏联的统帅部和下级官兵都非常不适应，虽然红军在装备方面并不比敌人差，在军事学术方面也颇有建树。在坦克战方面，德国组建了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苏联则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作战方面，苏联红军也出现了２－３个机械化军甚至４个机械化军或坦克军集团反冲击的壮观场面，但是由于缺乏协同经验，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如德国军队有欧洲大战的经验，上级军官则缺乏主动精神，因此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但是苏联国力深厚远远超出世人想象，虽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连续蒙受惨败，被俘虏的官兵超过数百万，被摧毁和缴获的坦克过万辆，但是斯大林还是能够组织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开上前线。从德国军队主攻方向上的西方方面军来看，其主力在白俄罗斯保卫战中被包围，受到歼灭性打击。后来斯大林很快调来后备兵力补充，加强，在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实际战斗力反而加强了，不过也没有改变战败的命运。接着，希特勒发动“台风”战役，在维亚兹马防线再次合围歼灭了方面军主力，但是斯大林很快又恢复了这个方面军，并且在莫斯科城下挫败了德国军队。西方方面军蒙受的这连续三次惨败的惨重损失如下：在白俄罗斯被俘虏近３３万人，３，３００多辆坦克，１，８００多门大炮；在斯摩棱斯克战役，被俘近３０万人，３，０００多辆坦克，３，０００多门大炮；在“台风”战役当中，被俘６６万人，１，２００多辆坦克，５，４００多门大炮。西方方面军在这三次惨败中合计被俘人员超过１２０万，坦克７，０００多辆，大炮上万门，时间不超过４个月。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军的情况，在西南方面军，蒙受了两次惨败，第一次在五一城、乌曼一带被合围２个集团军，共７个军，１５个步兵师，５个装甲师，１０多万人被俘；后来在基辅战役中更是全军覆没，被俘６６·５万人，３，０００多门大炮，８８０多辆坦克，方面军司令和许多高级将领阵亡。加上北方方面军的溃败和其他比较小规模的战役和战斗的损失，苏联红军几乎达到每个月折兵１００万，坦克２，０００辆和大炮２，０００门的水平，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象苏联那样在经历了那样惨重的牺牲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真是国如其主，人如其名，苏联外表可能象“纸房子”，可是里头确实是“钢结构”，就象斯大林的名字——“钢”——一样坚强牢固，希特勒可以把他的筋肉一条条，一块块撕下来，但是却无法动摇他的钢铁骨架！
后来许多德国将领叹息，当年如果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直扑莫斯科，而置苏联的西南方面军于不顾就好了。在攻占苏联的主要政治、军事、工业、交通、文化中心莫斯科之后，苏联可能就招架不住了。但是笔者看来未必，在军事上，拥有８０万以上雄兵的西南方面军不可能坐视莫斯科危难，肯定会从侧后威胁德军进攻兵团，从而使攻克莫斯科很可能成为假设，苏联元帅朱可夫从军事角度肯定希特勒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歼灭南方方面军是正确的，他在《回忆与思考》一书当中这样写道：“我同总参作战部长Ｂ．Ｍ．兹洛宾将军、他的副手Ａ．Ｍ．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当时前线的形势以后，得出了一个总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做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此外，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所处的危险的战役态势也不能不影响战事进程。因为敌军占领的地区形成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叶利尼亚一直延伸到罗加乔夫和日洛宾，而这正是我新近组建的中央方面军部署的地带。诚然，如前所述，该方面军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２个集团军（第１３和２１集团军），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比邻。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人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朱可夫为了向斯大林论证他的观点，丢了总参谋长的官。后来战局的发展证明朱可夫是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拿破仑不是曾经掏出过俄罗斯的“心脏”吗？但是后来还不是乖乖地放回去，以战败收场？从各方面来看，歼灭西南方面军近８０万人的效果并不比攻克莫斯科而没有消灭这８０万大军差。因为就工业来看，乌克兰及伏尔加河下游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区，高加索和乌克兰是苏联的主要能源基地，从农业方面，乌克兰还是苏联的粮仓。歼灭西南方面军虽然没有夺取高加索油田，但是整个乌克兰的工农业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都落入德国之手，这比夺取政治、交通中心莫斯科的意义并不差。既然这样都不能使苏联屈服，很难想象仅仅是莫斯科失守就会使斯大林屈服。毕竟库图佐夫的战略对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都并不生疏，他们接受莫斯科失守应该比他们的祖先更加容易。
德国将领们的这些议论，当然反映了西方军事思想的局限，包括著名的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这个问题上他竟然没有施展他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独到见解，反而附和了德国的败军之将们的意见。
中华军事文明就包含了这个战略问题的解。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和金国的时候曾经遇到了和拿破仑、希特勒在俄国遇到的同样的难题，但是他求出了难题的最优解，因此才有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武功。蒙古骑兵在越过居庸关后，发现金国把重兵囤积在大城市当中，不与蒙古骑兵在野战争锋。成吉思汗果断地把大军撤回，用于其他战场，留下木华梨经略中原。木华梨采取避开大城市，专门攻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战略，可以说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几年之后，金国山河面目全非，大城市陷入饥谨，象熟透的水果一样落入蒙古人怀中。
德国军队以机动见长，攻坚和固守都比不上苏联人，就像蒙古军队对金国和南宋军队的优势和劣势比较一样，因此“台风”计划第二阶段直取莫斯科是舍己所长，用己所短，犯了战略大忌。当时，苏联红军各地“勤王”之师正急匆匆赶到莫斯科，进攻莫斯科本身又不可避免的要打巷战，这都是德国装甲兵团所应该避免的。考虑到冬天即将来临，如果不打莫斯科而北上攻打列宁格勒，或者切断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交通在气候方面也不合适。比较可取的是一方面佯攻莫斯科，继续吸引红军向莫斯科集中，同时，主力调头向土拉或者土拉东南方向进攻，经过坦博夫－萨拉托夫铁路线，趁虚直冲伏尔加河下游，渡过伏尔加河以后，再从东面包抄斯大林格勒，在寒冷的冬天里解决相对比较暖和的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的战事。获得丰富的高加索石油资源，并且切断苏联从伊朗获得英美援助的路线，在战略上达到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呼应的效果。在德国军队控制黑海沿岸的条件下，德国军队可以获得一条经过黑海——顿河的水上交通线，支援德军由南向北的进攻，在当时德军由西向东的主要交通线受到几十万游击队袭扰的情况下，水上交通比较安全，而且运输效率也比较高。
估计在大军南下的开始阶段，斯大林的反应是担心德国从南面迂回莫斯科以及莫斯科以东的战略后方，肯定开始加强莫斯科的南翼防线。等到德国主力前锋远离莫斯科之后才回过味儿来，这时，他可以有三种选择：从莫斯科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反攻，使战线远离莫斯科；从莫斯科向土拉方向反攻，攻击德国主力部队的后方，牵制其向南方的攻势；最后是急忙加强南方战线。估计他会依次按这三个方向反攻，在莫斯科附近的德国军队可以按机动防御逐次后撤，大量歼灭苏联红军有生力量，保障南方战役的成功，使战线保持在维亚兹马－土拉附近，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守住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奥廖尔－耶列次－坦博夫一线。从后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经过来看，苏联红军当时的兵力尚不足以突破到斯摩棱斯克附近，但是可能有能力切断维亚兹马－土拉铁路。
希特勒在整个侵苏战争期间，一直动摇于“木华梨战略”和“伯劳希契战略”之间，“巴巴罗萨计划”就反映了这种矛盾。但是希特勒本人是比较倾向于“木华梨战略”的，而德国的参谋本部却坚持克劳塞维茨的决战战略，这使得仅仅凭借直觉和天分决策而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希特勒对于自己比较喜欢的“木华梨战略”丧失信心，不敢过分坚持。“巴巴罗萨计划”的基础是“木华梨战略”，它计划开始以西方方面军为主攻目标，待将其重创之后，分头攻击乌克兰和列宁格勒，破坏苏联国力基础，最后再由南北两个方向向莫斯科作战略大迂回。实行的结果，苏联红军后劲比预期的充足，屡败屡战，原计划的向南北分头攻击变成集中力量向南攻击，最后由西方正面攻击莫斯科。这“最后”一步棋是导致全局形势逆转的“臭手”。因此德国军队在南方得手后，回到西方进行“台风”战役第一阶段，到此为止都还可以。苏联红军当时正在把战略预备队调往南方，重建西南方面军，德国军队转向进攻西方方面军，着实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台风”战役的第一阶段只是“虚晃一枪”，声东击西，最后还是回到南方战线，如果不是临近冬天，则向北切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间也可以，此乃“木华梨战略”的正解。
第二年夏天，德国军队进攻斯大林格勒战役本身是回到了“木华梨战略”，放弃进攻莫斯科，转向伏尔加河下游，企图切断高加索和里海到苏联腹地的交通，使强大的苏联红军装甲部队和苏联工业失去石油供应，失去经过伊朗获得的外国援助。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仍然沉湎于莫斯科会战之中，准备再次与德国军队决战，没有料到敌人突然转变战略方向，因此在战役初期苏联红军措手不及，蒙受惨败。但是深受克劳塞维茨熏陶的德国军队没有能够坚持实行正确战略转变，后来进入斯大林格勒巷战，结果和进攻莫斯科一样失策。如果不能从行进间夺取大城市，则应该进行战略迂回，象夺取基辅那样进行深远包围。例如，由沃罗涅日向萨拉托夫进攻，包围顿河北岸的大批苏联红军的后方。在完成深远包围之后，如果苏联红军一味死守，结果和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不会有什么差别，甚至还会因为无路可退而全军覆没。即使德国军队对大城市围而不攻，在战略上都会收到良好效果。列宁格勒是很典型的例子，人们虽然看到该城悲壮的保卫战，但是没有注意到这座英雄城市在被围困期间所吸引和消费掉的资源。可以说苏联红军在保卫列宁格勒时在战略上非常被动，弃之不忍，守之不值，几十万军民饿死冻死的代价牵制的敌军还不如苏联红军自己被敌人牵制的兵力多。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自己的战略目标一旦被对手识破，则往往不能实现，甚至蒙受惨重损失。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都是明显的例子。从苏联方面，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断企图从北翼迂回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由于被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泰因识破了战役企图，每次进攻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目的，反而在哈尔科夫受到敌人反攻，蒙受重创。
军事上如此，商业活动也如此。如果你的战略目标很明显可以盈利的，别人为什么不会加入到竞争者的行列中去呢？成功的企业往往都是在开始的时候，干一些别人以为不能赚钱的事情。例如微软公司开发软件、康柏克生产廉价ＰＣ、网景公司生产浏览器等等。等到人人都知道你的战略意图的时候，人山人海蜂拥而上，最后就算是“网络概念”之类的高科技产业，也可能变成巨大的商业泡沫。
选择战略目标，首先进行价值排队，按照价值的大小进行取舍。当然所谓大小实际上指的是眼前的判断：饿得厉害，觉得吃饭最有价值，“确实是民以食为天！”渴得厉害，觉得还是水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科学家去火星找水太对了！由于战略的视野是广阔的，我们必须能够预见比较长远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追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怎样变化。
其次是进行可行性排队，达到的机会大小。这里也要注意可行性的变化，现在认为是不可行的，将来未必。随着实力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对手的变化，不可能的事情将来会变成可能，我们也要把它列入自己的战略运筹之中。
最后，在综合考虑价值和可行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设计出自己的目标体系以及由一个目标集合转向下一个目标集合的路线。这样，战略方向就可以确定下来了。
6.什么情况下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反而比曲线长？
当我们确定了战略目标，包括价值目标和通向价值目标的一系列派生目标之后，从离我们最近的派生目标到终点的价值目标之间，形成了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的路线，好象城市里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把我们从最开始的车站带到目的地车站，这就是战略路线。我们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确定战略路线呢？
在几何学上有一个基本原理：两点之间距离最短的是一条直线。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普遍真理，但也不尽然。在战略上，几乎恰恰相反：从起点到目标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我们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做“欲速则不达”。西方人公认的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英国人利德尔·哈特上尉有鉴于此，把自己的战略理论称为“间接路线战略”。他认为在战略上按照一般的常识直截了当地行动，往往不能达到目的，反而要付出沉重代价，通过迂回绕道的方法，可能更快达到目标。什么道理呢？
首先，战略上的直线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指几何意义上的直线，而是指一般人通常认为应该的做法。既然战略是解决人与人的竞争问题的，肯定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对策，如果你选择的战略是对手可以预料得到的战略，对手必定会针对你的战略采取相应的对策，结果你直截了当地冲上去，正好陷入对方预先布置好的陷阱和埋伏圈之中，即使冲杀出来，也必定伤痕累累，得不偿失。西方人公认的“战略之父”是古代迦太基共和国的名将汉尼拔，据说他行军时经常问向导的一句话是：“有没有走不通的路？”然后他就带军队经过敌人都认为无法通行的道路前进，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但是他的弟弟哈斯多路巴却没有哥哥的战略头脑，在他哥哥孤军在意大利苦斗十多年之后，他率领援军由今天的西班牙经过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增援。他哥哥是著名的战将，以少胜多的能手，但是当时的兵力实在太少，以至于如果能够得到哈斯多路巴的援军，很可能可以给与他周旋了十几年的罗马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因此哈斯多路巴统帅的援军是决定地中海世界从今往后５００年霸权命运的关键。到达意大利北部之后，他派人捎信穿越敌占区给在意大利南部活动的哥哥汉尼拔。这封信在半路被敌人截获，敌人根据信中的内容在半路伏击他的军队并且全部歼灭，他的脑袋被罗马人砍下来抛到汉尼拔的军营里……迦太基和罗马这两个古代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奴隶制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就这样决定了。仔细想一想，古代的通讯条件很差，因此罗马人截获的信件里不可能有准确的行军路线和时间表，只能依靠估计，问题在于哈斯多路巴没有养成他哥哥的习惯，经常问“哪条路走不通？”而是选择了敌人认为他最有可能走的路线和时间表，当然失败是肯定的。
竞争，首先是智慧的竞争，是谋略的较量，你的对手时时刻刻在揣摩你的心思，寻求置你于死地的方法，因此，不要让对手轻易地知道你的战略，为此，就应该曲折一点，弯子多一点，让他想不到，让他知道了也想不明白。孙子要求我们达到“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境界，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有一位名将“石壁”杰克逊，据说指挥战争时，就达到这种境界，屡挫强敌。他留下来的传世名言是：“如果我能瞒过自己人，我就肯定能瞒过敌人。”但是他的作战意图，连下级和上司都难以理解，因此不能充分合作，大力支持。后来南方战败，军事历史学家在多年潜心研究之后终于理解了他的作战方案，如果当年他的上司采纳了他的意见，很有可能打下北方的首都华盛顿。不过，这也算是美国人民的运气吧，如果真的那样的话，今天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就不只是一个国家，至少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国家，美国会不会有今天那么富强呢？富裕可能相当，但是强大就未必了。
第二，竞争是实力的较量，是力量的竞赛。既然是比力气，一怕对手太强，二怕对手太多。如果你选择的战略是人人都看到，人人都选择的战略，必然会造成“堵车”的局面。这么多对手，这么多强大的对手，你怎么斗得过？即使苦战过关，代价一定不小，当然不可能是高效率的战略决策。当今之世，商业上的战略高手，非比尔·盖茨莫属 。他的起家战略可以总结为在热门的行业里选择一个冷门的角落下手。当年的信息产业刚刚兴起，人们像以往的工业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主机硬件上，软件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不赚钱的部分。那个时候电脑很贵，只有专家才能使用，而专家通常都会自己编写电脑软件，因此比尔·盖茨最早的软件叫价不到１００美元，而主机的价格动辄几十万。因此电脑巨人ＩＢＭ才会把如此前程无限的软件生意包给他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做，如果早知道比尔·盖茨会发达成今天这个样子，ＩＢＭ一定会在软件开发方面投入巨资，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不让他人分享。正因为ＩＢＭ这类的电脑巨人没有想到软件以后有超过硬件的一天，所以比尔·盖茨在自己事业的早期才会顺利成长起来。他认准了电脑迟早会进入寻常百姓家，而普通人很少懂得电脑编程，因此软件一定可以大有可为。坚持不懈的结果，获得了今日的辉煌成就。与比尔·盖茨同样出名的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他是“软硬兼施”的好手，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是一流的高手，他在电脑业是以独特创意闻名于世的：硬件的鼠标、ＩＭＡＣ电脑，操作系统软件的图形界面，都是电脑业的划时代的创意经典。
(比尔·盖茨的商业战略大概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出其不意。在热门的行业里选择冷门的产品下手；
后人发，先人至。开始不赚钱，后来赚大钱。开始争夺ＩＢＭ的ＤＯＳ系统时出价就是最低的，后来成为工业标准，薄利多销。攻击网景公司，白送ＩＥ浏览器，如果不是惹上官司，确实是一步好棋——占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这个时代的商业战略制高点；
乌龟挂靠兔子。开始起步时，挂靠在强者身上，让跑得快的带着自己跑，等到羽翼丰满之后再另立山头。
全胜战略。做什么都要成为行业标准，行业霸主，不满足于小打小闹。首先攻下ＰＣ软件通用平台ＤＯＳ和Ｗｉｎｄｏｗｓ，然后挑战服务器主机的软件平台，开发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ＰＣ平台和服务器平台整合起来，这就是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０战略。在牢牢吃定操作平台的基础上，利用顾客对于兼容性的追求，进入各个领域：办公领域的Ｏｆｆｉｃｅ套件，移动计算的Ｗｉｎｄｏｗｓ ＣＥ，家用电器的“维纳斯计划”，娱乐领域的多媒体和游戏……
集中优势，各个击破。比尔·盖茨野心很大，但是每次他只攻击一个对手，同时在为攻击其他对手创造条件。在攻击新对手的时候，他牢牢把握ＰＣ操作系统的主导权不放——这是他的商业根据地。在攻击的时候，选择的是脚跟没有站稳的暴发户和焦头烂额的老大帝国，前一个类型就是网景公司，后一个类型就是ＩＢＭ。攻击网景公司的时候，网景公司刚刚成功，基础还不稳固。攻击ＩＢＭ的时候，ＩＢＭ正在陷入历时１３年的反垄断官司的苦战当中。
其他美国商人的战略手段。例如资产运营，广告促销等等，因为不是他的战略特色，所以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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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人们，在深山老林里游荡，周围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和阵阵阴风，人们不由自主地挤在一起，互相扶持，守望相助。当情况不明的时候，跟着大队走，这是我们从远古的祖先流传下来的生存本能。但是在商业社会里，这个本能却会误导我们，让我们在商业活动当中蒙受挫折。根据供求规律，供应商的数量越多，供应量越大，则市场价格就越低，其实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如果什么商业机会被很多人看好，这种商业机会很快就会变成一个陷阱，威胁很多企业的生存。因此在商业竞争当中，精明的企业家应该让自己从远古的本能当中解放出来，寻找别人看不到的商业机会，而不要跟着别人走，尤其不要跟着大队走。应该永远追求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第三，“磨刀不误砍柴功”，条件是达到目标的前提，只要条件具备，目标的实现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的祖先肚子饿了，动手爬上树就摘果子吃，结果还免不了常常忍饥挨饿。现在我们不着急上树，而是先制造工具，然后耕作，收获之后慢慢享用，从起点“想吃”到“吃到嘴”这个目标之间，绕了一个大弯，结果现在的粮食多到让人经常发愁的是营养过剩，不由得怀念起老祖宗的“苗条”身段来了。在自然经济的年代，人们都是直接为自己生产，结果人人都过着匮乏的生活。到了商品经济时代，人人都是直接为别人生产，间接为自己生产，结果自己却可以过上比自然经济要富足的多的生活。有句成语叫“临渊羡鱼”，看着水潭里悠游自在的鱼儿，喉咙里恨不能伸出手来，怎么办？结论是你应该“退而结网”，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伸手抓鱼呢？因为网比手在抓鱼方面的效率高嘛。
第四……，还有第四吗？我不知道，你呢？
既然我们知道应该选择曲线，但是并不是条条曲线都代表正确战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所谓曲线，是相对直线而言，所谓直线是指多数人的看法，大家都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如此，或者估计你应该如此。这样说来，曲线就是人们认为你不会做的事情或者你不该做的事情。在所有你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事情当中，有很多是确实不能做和不该做的，你如果选择了这样的曲线，结果只能带来灾难。但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在应该与不应该之间，经常存在一些灰色地带，这些地带看似不可能实际上可能，看似不应该实际上应该，因为人们在评估一个方案的时候，经常根据对于情况了解的限度，预先给出一定的保险系数，这样就很容易把灰色地带的可行性排除在考虑之外。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复仇，从瑞士边境开始，沿德国和法国边境构筑了坚固的马其诺防线，一直延伸到法国和卢森堡边境。再过去就是法国和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法国的盟国，现在仿效瑞士实行中立，并且在比利时和德国边境上，构筑有坚固的要塞体系和防线。因此，法国人就没有继续延伸马其诺防线到英吉利海峡。法国人估计，德国人最有可能进攻的地点是马其诺防线的东北端，当年普法战争时候，普鲁士军队就是从这个方向攻入法国的；其次可能进攻的地方就是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马其诺防线的西端有中立国卢森堡掩护，同时又有难以通行的阿登山林区掩护，应该没有问题。英法联军的作战计划时等待德国进攻荷兰、比利时的时候，以主力进入荷兰、比利时于德国军队决战，然后在优势海军的配合下，沿德国北部海滨地区攻击德国本土。可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突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突破口恰恰选择在坦克通行困难的阿登山林区，实际上这个地区经过工兵的清理之后，很快就可以通行。法国以为条条大路通巴黎，哪条大路不好走？德国人没什么理由非要选择没有大路的阿登山区作为战役突破口，因此在他们的战役应变方案当中，没有考虑德军在阿登山林区突破的可能性。等到德军一旦突破，法国人乱了手脚，随手抓到的部队零星投入堵口，结果被蜂拥而至的敌人各个击破，进入比利时的盟军主力陷入重围，大部分被歼灭，部分从敦刻尔克逃走，最后全局尽没，法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在收复白俄罗斯的战役当中，也曾经把坦克部队投入“不可能”通过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突然出现在德军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了突出的战果。如果这两个战役中，德国和苏联的统帅打算先把军队送到月球上去，然后再跳下来，虽然出乎意料，可是在那时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翻山越岭过沼泽这种事情对于军队来说，虽然有不少困难，毕竟还是可能的事。
另外，曲线的短和直线的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会在竞争的过程中发生不断转化的。本来，可能直线确实是短，正因为大家都看到它短，所以大家都想取捷径而选择了自己意味的直线战略，但是人多路窄，直线道路很快就水泄不通了，这时短就变成了长。而曲线道路则相反，正因为大家都以为它长，不可取，所以走的人很少，当人们拥挤在直线道路上的时候，曲线道路就成了康庄大道，变成了捷径了。直路如果拥挤还不如弯路通畅来得快，会开车的朋友一定深有体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界曾经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有少数企业发现了一些冷僻的“死角”当中蕴含的商机，抓住了加以开发，获得了成功，其他的企业也随之而来。当大家的产品一同上市的时候，惨烈的价格战迅速展开，经过几轮“大出血”、“跳楼价”之后，商场上惨不忍睹：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奄奄一息的商人，那里还有几个躲在床底下——逃债嘛。这就是直路变弯路的例子，在金融风暴过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
最后，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于，战术是短期行为，短期内竞争双方的实力的质量和数量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竞争的各种环境要素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人们在计划战术行动的时候，可以在基本静态的模式中思维，但是战略指导全局和长期的竞争活动，双方的实力，实力的各个要素，实力的质量和数量，环境的诸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短期内的直线在长期当中可能变成曲线，曲线也可能变成直线。这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道理。这里的“东风”，可能是环境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诸葛亮的东风是自然的结果，作为竞争者来说，只能耐心等待。在奠边府战役的初期，越南军队曾经穿过深山老林“直取”敌人要塞，由于没有大炮支援，伤亡惨重，败退下来。后来根据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越南军队清理奠边府周围的丛林，开辟大炮的通路，终于在大炮的支援下，攻克了法国人精心构筑的要塞。这是人为努力的结果，需要努力＋耐心。一旦条件具备，原来的曲线就会变成直线，而一旦条件改变，原来的直线也会变成曲线。人们习惯于根据眼前的事情来静态地预测将来，根据局部的情况估计全局，这样，就产生了战略思维上的“盲区”，正好给高明的战略家加以利用。
朱元璋打天下，请朱升出主意。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当时在长江下游平原地带，诸侯纷起，战乱频繁，当务之急是生存。在战乱的平原地带要想生存下来，在古代的条件下，只有高筑墙，建立城市防御工事。城市的防御建立起来之后，工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样，税收就有了来源。依托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可以控制起来，农村的治安恢复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平原地带粮食生产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农民安居乐业，粮食积累多，兵源就有保障。在甲兵强盛，深沟高垒完备之前，不要急于称王称帝，免得招惹诸侯的攻击。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就象打仗的时候匍匐前进一样，不容易挨枪子儿。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借鉴了朱升的意见，把我们国家的战略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体国策还是这个战略的延伸，是它的修正版：在今天的条件下“深挖洞”就不必了，因为高科技时代的国防不能依靠防空洞，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藏是藏不住的。”但是加强国防的指导思想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是死抠字眼，这个意思还可以照单全收。“广积粮”也太老土，那是自然经济的观念，君不见香港虽然没有寸土种田产粮食，但是世界上从来闹粮食危机都没有香港的份，最要紧的是香港人钱多，不怕没地方买粮食。中国那么大，打起仗来想包围我们，困死我们，饿死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钱，世界上土地多的国家的农民们会抢着为我们种田呢！卡特是农民出身的美国总统，当年跟苏联过不去，想出了农民最损的一招：饿死那XXXX的！就宣布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结果其他全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农民都欢天喜地，就是把美国农民活活气死：以为你是农民出身的总统，会为我们农民着想，谁知道把我们坑成这个样子——全世界最大的顾客叫你赶跑了！接下来我们也把你赶跑吧！失去农民支持的卡特总统终于在大选中失败。继任的里根总统虽然咬牙切齿地骂苏联是“邪恶帝国”，另一方面却主动地把面包奉献给“魔鬼”——宣布完全取消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中国是一个那么大的国家，１２亿多人口，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田地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一定要给外国农民机会挣钱。如果我们的钱多，就不怕别人挣——所有挣回来的钱都是为了要让别人挣回去，不是吗？既然美国农民想挣我们的粮食钱，我们为什么不拿挣他们的汗衫钱来支付给他们？北朝鲜之所以发生饥荒，不是因为有哪个国家封锁，而是因为没有钱进口粮食。因此“广积粮”也就因该改成“多挣钱”，或者说“四个现代化”。至于最后一句“不称霸”就不用改了，现在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加入ＷＴＯ方面，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方面，都符合贫穷落后这个不光彩的标准，就算再过２０年，中国真正达到那时的国际的“小康”标准（今天我们达到的“小康标准”是“中国特色”的标准。所谓“小康”通常是指中等富裕程度，我们今天的中等富裕程度显然比发达国家的中等富裕程度差得远去了，发达国家今天的“小康”大体应该在人均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也绝对不应该猖狂到称霸的地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之所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暴发户忍不住猖狂起来，结果给美国佬在背后“阴”了一下，三兄弟一起栽了跟头。萨达姆的遭遇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方面，蒋介石就缺乏朱升这样的战略眼光。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正义性，仅仅从发动内战的时机来看，重庆谈判后，其实和平对国民党有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躲在西南大后方，日本投降后，急急忙忙抢占的都是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这些地方如果在经济恢复之后，可以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丰富的财源，但是眼下需要时间来恢复治安，收拾民心，不宜轻启战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活跃在敌人后方，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生产都有稳固的基础，对于战争的支援不成问题。迅速开战，国民党的新占领区全部变成了包袱：吸收了大批机动部队转入城市治安和要地防御，造成前线兵力不足，政权建设缺乏基础，经济建设来不及恢复，不但不能提供财政收入，反而造成混乱。其实这种情形，并非国民党独有，共产党在刚刚接收东北之后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国民党一进攻，共产党就节节败退。惨烈的四平保卫战失利，说明当时我军并不是不想坚守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而是实在守不住。《智取威虎山》就是反映了后来我军在东北剿匪，恢复和维护社会治安，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的历史的文艺作品。美国特使马歇尔曾经估计到这种前景，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开战在财政上最多只能维持６个月，战争如果超过６个月，经济就要崩溃，仗当然也没法打下去了。因此，他打算让蒋介石和共产党玩“民主牌”，争取国际国内支持，拖延时间，利用拖延的来的这段时间巩固新占领区，恢复经济，整军备战。为了防止共产党得到大城市和工业区这张和平发展的王牌，他还敦促蒋介石不管在军事上是否有利，应该尽全力抢占全国主要的大中城市和工业区，尤其是抢占东北的主要大城市和工业区。等到经济恢复，政权巩固之后，发动战争的借口随时都可以找到。可是蒋介石独裁惯了，吞不下“民主”这颗美国“药丸”，哪怕是假的，也吞不下去。最后把他的西洋“朱升”赶回了老家，发动了全面内战。其实马歇尔并不是不愿帮忙，他是真心想搞垮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是美国政治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民希望和平，而没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认可，美国政治家就是很想，也不可能大规模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要想得到美国选民的认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演几场美国式的民主闹剧。闹剧演不成，自然美国佬也不付款给蒋介石买飞机大炮，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当中，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支持实际上很少，和后来对于小小的南朝鲜和南越政府的支持相比，可以说基本上是持超然的态度。现在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凡是反映国共战争的题材，国民党军队似乎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的坦克机械化纵队，赛过７０年代的解放军。其实从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纪录片来看，胡宗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装备和军容，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好像和红军甚至北洋军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大盖帽，打绑腿，扛一条步枪的水平。黄维兵团干了一件中国军事史上很出名的奢侈勾当：用８００辆汽车埋到土里，埋没到轮子，形成一条所谓的“汽车防线”，阻挡我军进攻。后来这条“汽车防线”的照片被很多反映淮海战役的书籍引用。其实对于一个１０多万人的兵团来说，８００辆汽车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军的汽车拥有量就不止１０００辆。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敌人投入２个步兵师，其中一个还是韩国师（后来美国佬给打怕了，换上韩国部队，最后变成了两个韩国师），支援的炮火达到每天２４万发大口径炮弹落到我军阵地上的地步，有的时候甚至达到３０万发的水平，显然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个战场上，都没有这么强大的火力支援，而这三大战役当中，国民党在每个战役中投入的兵力都在５０万人以上，几十个师。根据杜聿明的回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大骂锦西和葫芦岛的蒋军将领救援锦州不力时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 看官留意，锦州守敌十五万已被全歼，加上塔山和其它战场的损失，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损失兵力已有二十万之众，蒋介石不心痛，反而在乎重庆号巡洋舰主炮打出的二十发炮弹，除了说明蒋介石已经六神无主，语无伦次之外，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操心起几十发炮弹的窘境。而在朝鲜战场上，按照李奇微本人的说法，他要求美国政府装备南韩的军队达到火力和美国军队相当的水平，但是显然美国没有全力支持蒋介石内战，这和朝鲜战争中对南朝鲜军队的支持完全不一样。根据我军发表的资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７１８，４７７人，缴获坦克２４５辆，缴获汽车５，２５６辆，缴获火炮４，０３７门，缴获敌机１１架；而在解放战争当中，相应的数字分别为：歼敌８，０７１，３５０人，缴获敌人坦克６２２辆，汽车２２，０１２辆，火炮５４，４３０门，飞机１８９架。我们四舍五入，取个大约数字：歼敌７２万，缴获坦克２５０辆，比较一下，歼敌８００万，缴获坦克６００辆。如果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达到朝鲜战争的水平，我军应该在解放战争中缴获敌人坦克在３，０００辆左右才对，实际上只是五分之一略强。而且解放战争的结局是彻底胜利，而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平手，解放战争的缴获应该在比例上大大高过朝鲜战争才合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解放战争的统计，基本上没有击毁击伤敌人装备的数字，而抗美援朝的统计就比较详细。为什么？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部队对于击毁击伤敌人装备这件事情不重视，干脆不统计，而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的装备优势太大了，部队自然就重视摧毁敌人装备了。
蒋介石后来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军队在东北被解放军三面包围，只有锦州一条退路，他气得大骂：“马歇尔害死人！”其实是他自己战略失误：如果要速战速决，就不必急于抢东北，只要占领山海关到锦州，切断东北和内地的联系，先解决关内，然后再全力进攻东北。毛泽东当年把这种前景当成内战的最坏打算，他说只要保住了东北，即使全国其他解放区都失陷，中国革命也有希望。马歇尔并不是主张速战速决，因此他当然要求蒋介是尽量抢占经济潜力大的地区，增加经济实力，扩大税收的来源。蒋介石如果要急于动手，就不应该听马歇尔的，如果要听马歇尔的主意，就不要乱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军”之类的胡话，现在不动手，三年之后见分晓的战略方案才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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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有人写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可不可以说“不”的讨论。我觉得中国人大可不必讨论如此可笑的问题。
谁会说“不”？有一个弱女子被烂仔非礼，如果还有一点儿自尊，那么就说：“不！”如果已经没有了自尊，就说：“不嘛！人家……”日本战败，被美国占领多年。美国现在虽然已经撤出大部分占领军，但是仍然不时“非礼”日本。日本人一贯心情不好，老说：“不嘛！”最近有些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国家这样做太不像话，于是写了一本书《日本可以说“不”》，主张以后不要对美国佬的非礼半推半就，对“米国”说话要去掉“嘛”，只说“不！”这就是“可以说‘不’”这个议题的由来。
试问１９４９年以来，谁敢“非礼”中国呢？美国吗？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一想起中国下腹部就隐隐作痛；苏联吗？在珍宝岛打掉的牙齿连吞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愣是让中国人捡了便宜；至于周围那些不懂事的小混混，就不用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从来就是铮铮硬汉，并没有像日本似的被人家“非礼”，欺负了半个世纪。最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挨了几颗导弹，大家也回敬了美国佬几颗石弹，砸了他在北京的大使馆，后来还逼着他不断道歉、赔偿。比比日本，美国军舰驻扎在皇宫门口，被人家占领冲绳，半夜还给美国大兵进屋强奸女学生，不是给人“非礼”是什么？当然应该说“不”。中国用得着说“不”吗？半个世纪里大部分时间一直打得人家连妈都不认得，是需要说“不”的小娘子吗？问问人家老外，觉得你有那么“楚楚可怜”吗？至于说“不”吗？个个都说你“中国威胁论”。再说了，就算想对美国人表示一下男子汉气魄，也不至于窝囊到去拾日本人的牙秽吧？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立足未稳就丢失江山的战争，一个是淝水之战，一个是昆阳之战。淝水之战是符坚在北方新统一的地区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发动的统一全国的战争，９０万大军一朝战败，整个局面面目全非，江山迅速易手。昆阳之战是王莽篡汉之后，全国局面还没有稳定时爆发的战争，一朝战败，全局崩溃。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迅速退回北方，实际上是明智之举，不过当初勉强南征付出的代价，使得他今生今世再也没有机会完成统一中国的抱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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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经典研究：“战略之父”与战略失误。
汉尼拔是西方古代最负盛名的军事家，他以寡敌众，横行敌后１６年，屡战屡胜，威震敌胆，被西方军事学界誉为“战略之父”。但是，“战略之父”的失败正是在战略之上。依笔者的看法，汉尼拔和拿破仑、楚霸王项羽一样，都是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很有天份的伟人，输在运气不佳：自己的失误未必很大，但却是致命的；对手的失误未必很小，但却不是致命的。
公元前２２１年汉尼拔接掌迦太基西班牙驻军的军权时，年仅２８岁。他花了两年时间，彻底征服了西班牙地区反抗迦太基的各个部落和城邦。到第三年，即公元２１８年５月，他率８万７千大军由陆路远征罗马。这年冬天，他击败罗马军队的阻挠，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到这里为止，虽然表面上他出其不意，取得了战略和战役上的巨大胜利，但是也许是年纪尚轻之故，把绝大部分导致他后来败亡的错误都犯完了：
⑴、庙算不胜。
迦太基国家没有战斗意志，对于汉尼拔的远征持袖手旁观的态度，自始至终没有对汉尼拔提供过任何有效的支援。汉尼拔实际上是迦太基国内的一个军阀，因此他用来对抗罗马的力量只有比利牛斯半岛上他控制的地盘的力量，而不是迦太基全国的力量，因此进攻罗马是以卵击石。
⑵、没有建设好稳固的后方。
汉尼拔既然是迦太基的驻西班牙军阀，在他远征之前，应该全力建设好西班牙这个战略后方基地。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这样做，以至后来罗马人很快就把西班牙攻下了。他的主要问题是在西班牙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军事指挥权，而是留下互不统属的三个统帅，后来被罗马人各个击破。
⑶、没有拔除敌人的前进基地，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
从西班牙经陆路进攻罗马，必然要经过今天的法国南部的马赛一带，当时叫马西利亚，是罗马人在高卢地区建立的一个行省。汉尼拔在进军罗马的途中没有占领马西利亚，为后来罗马人反攻西班牙留下了跳板，也使西班牙很难发挥战略后方的作用。在汉尼拔纵横意大利１６年的岁月里，来自西班牙的援军只有他弟弟哈斯德路巴的失败的一次，可见他的后方并不通畅。进入意大利以后，汉尼拔没有试图在波河平原的山南高卢建立据点，而是深入到南意大利，也是因为在山南高卢因为马西利亚之故，无法获得西班牙支援，不得不到南意大利以接近迦太基本土。在这里，马西利亚发挥了马耳他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于北非战局的战略性作用，把一支百战百胜的钢铁之师的后方切断，最后困死了这支军队。
如果汉尼拔用他带出西班牙的８万７千大军攻下马西利亚，罗马人的反应很可能是派大军反攻。汉尼拔以逸待劳，可以稳操胜券。后来，罗马人在坎尼战役中投入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支野战军，根据记载，大约只有８万３千人左右。在坎尼战役时，汉尼拔已经屡战屡胜，并且深入意大利腹地，罗马倾国之力，也不过这点兵力。根据常识，人们不会用比对付心腹之患更大的力气来对付肘腋之患，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的军队总数不大于８万人，加上当地驻军和同盟国军队，顶多在兵力上与汉尼拔相当。根据汉尼拔在后来形势恶劣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将才，可以认为，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成功的概率很小。罗马人在马西利亚既不能取胜，接下来的战略可能是不断反攻，并且巩固山南高卢。汉尼拔在控制马西利亚之后，进仍然可以进攻意大利，退亦可保住马西利亚及西班牙。符合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之形。
假如罗马人反攻马西利亚失败，汉尼拔进攻山南高卢亦失败，僵持局面形成，则可能：
罗马人由海路远征西班牙。因为罗马人拥有海上霸权，这是很可能的事。
考虑到历史上，罗马人在马西利亚基地的支援下反攻西班牙开始曾经一度滨临全军覆没的境地，两个主帅双双战死这样的实际，估计在没有马西利亚的情况下形势会更加恶劣。即使出现罗马人占优势的形势，将主力集结在马西利亚的汉尼拔也可以及时回救驰援，不至于象历史实际那样在意大利眼睁睁看着老巢西班牙落入自己的手下败将之手。
罗马人由海路远征迦太基。
因为汉尼拔实际上是西班牙军阀，因此迦太基本土的得失对于他的关系是不大的。相反，迦太基被卷入战争，或多或少都可以消耗罗马人的战争资源。不管迦太基战胜还是战败，对汉尼拔都有益无害，至少比历史实际中迦太基人对汉尼拔远征始终抱袖手旁观的态度强。
其他还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有：
罗马人控制山南高卢失败，汉尼拔顺利进军北意大利；
迦太基本土出兵参战，反攻西西里或者南意大利；
意大利北部山南高卢诸部起兵反抗罗马；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诸城市起兵反抗罗马；
西班牙或马西利亚土著起兵反抗汉尼拔；
北非土著起兵反抗迦太基；
马其顿国王进攻罗马。
所有这些事件中，只有西班牙或马西利亚的动乱，北非土著起兵反抗迦太基两类事情对汉尼拔有真正的妨碍，其他都是对他有利的。可见，先攻马西利亚之有利有理。
⑷、没有从海路进军。
汉尼拔既没有攻马西利亚，就应该从海上迂回到北意大利登陆，而不应该经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根据记载，汉尼拔到波河平原时，大军只剩下２万６千人。军队减员巨大的原因有：
因为给养而裁员，估计有１万７千人左右；
留守西班牙的驻军，估计有１万１千人左右；
扣除上述正常减员，在征途中减员人数高达３万４千人。在古代的条件下，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沿途土著的袭扰，陆路行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如果走海路，除了遇上大风暴外，一般损失比较小。迦太基本来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被罗马人夺取，但航海经验和舰队还是存在的。在古代的条件，舰船的速度、续航力和搜索范围及其有限，以汉尼拔进军罗马的国际形势，罗马人不可能不在迦太基所在的北非布置强大的海军主力，而把海军主力放在高卢附近。因此，汉尼拔从海上运兵突然在北部意大利登陆的客观条件还是存在的。当然，由于汉尼拔的舰队规模所限，可能一次运输的兵力有限，但是至少不少于３万人，因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军队本来就是从北非海运到西班牙的。如果剩下的兵力强大，由于罗马人的海军北上而无法继续经海路进军，也可以经陆路攻击马西利亚，打通支援远征军的通道。
汉尼拔之所以把自己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建立在南部，一方面是因为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里，另外可能也希望从迦太基本土获得比较西班牙更多的援助。结果事实证明他失算了，迦太基没有给他一兵一卒的增援，由于他远在半岛南部，西班牙来的援军在穿过敌国的领土时被歼灭了。
２、通讯的失败：
哈斯德路巴――用骑兵明码传递行军路线情报，结果全军遇伏覆灭。
汉尼拔的弟弟哈斯德路巴能够统帅２万人到达意大利北部，因为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中的缘故，根据汉尼拔的经验，在半路必定已经损失惨重，但也不失为证明哈斯德路巴统兵才能的证明。可惜他犯了明码通讯的错误。他把自己的进军路线和计划写成文书，派通信兵穿过敌国送给汉尼拔，可惜半路被罗马人截获，导致自己被伏击，全军覆没。
马其顿国王腓力――派人传递盟约被截。
汉尼拔在无法从西班牙和迦太基获得援助的同时，试图向马其顿国王腓力求救，建立军事同盟。但是汉尼拔派回的使者被罗马人俘虏，致使联盟功败垂成。后来马其顿终于没有攻击意大利。是因为罗马人在海上加强防备，同时挑动马其顿周围的国家和民族共同攻击腓力的结果。如果汉尼拔在山南高卢建立根据地，与腓力的通讯和军事合作可以通过达尔马提亚，经波河下游进行。
３、为汉尼拔设计战略：
⑴、占领马西利亚，使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陆路交通保持畅顺；
⑵、扫清从西班牙到山南高卢的罗马势力，在山南高卢建立自己的前进基地；
⑶、联合马其顿国王腓力，从东面海上进攻意大利，并经波河下游沿亚平宁半岛东岸进攻罗马；
⑷、联合迦太基本土的军队，反攻西西里和撒丁岛，得手后在南意大利登陆；
⑸、在上述战略包围完成后，三支盟军主力进军到罗马城附近与罗马军队决战；
⑹、围攻罗马。
历史实际当中，汉尼拔曾经率领８万７千大军离开西班牙，而罗马人在坎尼调集的最大的一支部队不过８—９万人，而且不是汉尼拔对手，由此可以证明⑴、⑵两个战略步骤是可行的。在历史实际上，汉尼拔确实从山南高卢得到了大量援助，使他得以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损失中恢复元气，并且多次击败罗马人。可惜他因为高卢人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所能提供的援助有限，马西利亚仍在罗马人手里，无法从西班牙获得援助，不得不进入南意大利，试图依靠那里的富裕的城邦，并且从迦太基本土获得援助。
马其顿国王腓力曾经派使者要求与汉尼拔结盟，并且实际进攻了罗马在希腊地区的盟国。由于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腓力没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如果汉尼拔在山南高卢建立前进基地，并且与腓力取得陆路联系，马其顿积极参加反对罗马的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迦太基本土的军队虽然没有直接支援汉尼拔，但是却趁罗马人进攻西班牙时进入了西班牙。由于没有与汉尼拔留下的军队取得协调，因此被罗马人各个击破。迦太基的军队还策动叙拉古反叛罗马，并且在西西里展开了与罗马军队的长期战争。
如果罗马人没有马西利亚作为跳板，直接入侵西班牙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即使入侵了，并且击败了留守的汉尼拔军队，汉尼拔经马西利亚回援并全歼入侵的罗马军队也容易的多。迦太基本土就没有借口向西班牙派兵。如果汉尼拔完成了战略的⑴、⑵步骤，吸引了罗马的主力北上，迦太基本土的军队反攻西西里、萨丁、科西嘉诸岛进而登陆南意大利都会是十分诱人的选择。
至此，本战略⑴、⑵、⑶、⑷步骤均可完成，⑸、⑹是战局推移的必然，无需证明。
7.战略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可是有多少共产党员可以说得出《毛泽东选集》里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是竞争的一种形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的意思推论到普遍的竞争活动当中去：谁是我们的对手，谁是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是竞争的首要问题，当然也就是战略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利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中国革命的敌友，但是我们从事的很多类型的竞争活动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确定一般竞争对手和同盟者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毛泽东的专门用于指导革命斗争方法，不过道理是类似的。
有两个判断竞争对手和盟友的标准：目标和实力。
先看目标：凡是对于我们追求的目标抱有同样欲望的个人或者团体，都是我们潜在的竞争对手。做生意的人常说：同行是冤家，就是这个道理。你的顾客人数有限，每个顾客不可能不吃饭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你的货，因此你可以做的生意就是顾客的人数乘上每个人能够花在购买你的产品上的钱，如果顾客的人数和价格水平都不变的话，对于你的商品的购买力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如果别人做和你一样的生意，必然要瓜分有限的市场，不管人家瓜分掉多少，人家做成功一笔就是一笔，这一笔生意的利润就没有你的份了。因此说，“同行是冤家”。不过，我要告诉你，不同行不一定就不是冤家：香港发生禽流感，卖肉的和卖鱼的生意红火起来了——为什么？肉和鱼是家禽的替代品，如果因为家禽有病不敢消费，消费者自然要多消费肉和鱼。所以，平时卖家禽的人采取任何促销措施，例如降价、赠送小礼品之类，都会抢走卖肉的和卖鱼的人的生意，我们说他们之间也是竞争对手。
相反，凡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个人或者组织，都是我们的潜在盟友。比如卖汽车的人就是卖汽油的人的盟友，汽车卖得越多，汽油的需求量就越大，卖汽油的人就日子好过。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一个原理普遍化，帮助我们判断竞争当中的对手和盟友。这个原理叫交叉弹性。交叉弹性的公式是这样的：
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
交叉弹性系数＝-----------------------------------
别人产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一般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降价会使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而涨价则恰恰相反，会使自己产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于商人来说，需求量增加总是一件好事，但是降价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如果别人降价，你的需求量增加，岂不是喜事一桩？你的需求量的变化和他的需求量的变化是同一个方向的，那么你们就是同盟者。分母减少，分子增加，分数应该取负值。也就是说，交叉弹性系数如果是负数，你们就是盟友。
反过来说，别人产品降价，拖累到你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显然你下降的需求量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变成了他增加的需求量。你的需求量的变动方向和他的需求量变动的方向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因此，你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你的对手牺牲你的利益来增进他的利益。
简单一点，任何人采取接近自己的目标的行动都会妨碍你接近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好你就倒霉的，他是你的竞争对手；反之，任何人采取接近自己目标的行动都会帮助你接近自己的目标，或者说他好你就好，他是你的竞争盟友。
从这一点看，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我们的交叉弹性的方法是一致的：剥削阶级要改善自己的状况，就要强化剥削制度，增加剥削，这样就侵犯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在革命这种竞争活动中，竞争对手就叫做阶级敌人。所有被剥削阶级的解放道路都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此他们之间就是朋友，是盟友。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交叉弹性公式改成以下的样子：
自己在竞争当中获得的标的物数量变动的百分比
交叉弹性系数＝---------------------------------------------------
（别人投入实力量变动的百分比）
前面公式分母中的价格实际上是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实力要素成本的指标，成本低的企业可以把东西卖的便宜，因此可以抢到比较多的市场份额。在这个公式当中，我们改成了投入实力量的指标。因为价格作为企业投入降低成本的实力量的指标的表现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即你为了降低成本而下的功夫越多，你的成本，从而你可以接受的价格就越少，为了和前面的需求量的价格交叉弹性的公式相吻合，我们令分母为负数。
但是，仅仅有交叉弹性的方法，还不能够精确地确定我们的竞争对手和盟友。“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长大成人了，该嫁人了。看上了一个“白马王子”，再看看周围：怎么，满世界竟然有一半都是女人！如果她任性起来，再嚣张起来，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殃？等等，那里来了一个女人，“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硬朗呵？”“哪里，人过七十，一年不如一年啦！”听听，这位像是抢你“白马王子”的人选吗？哦，这里过来了一个女人，嘴里还塞着奶嘴呢？长大以后可能是个绝色美人，准没错！不过到那时我的“白马王子”就和廉颇当年一样，已经到了吃一餐饭就上三次卫生间的岁数了。
这就是实力的标准。想跟我抢？凭什么？如果没有实力，我们就说，某某人“不是对手”，因为他根本不能对你构成任何威胁。同样，太差劲的人也不应该成为盟友，因为帮不上忙还不算，很可能会拖累你。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竞争的“全息原理”，要解决一个弱小的对手，并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首先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多少有那么些实力；其次，以强凌弱，总是“失道寡助”，社会自然同情弱者，对强者群起而攻之。很多人就是这样，吃柿子拣软的掐，以为容易得手，结果失败的很惨：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美国侵略越南，苏联侵略阿富汗。费了很大劲，即使赢了，也赢得不光彩，赢得不值（不划算）。何必呢？大企业跟小企业打价格战，几乎总是大企业吃亏。小企业降价，损失一点点，大企业降价，损失一大片。大企业如果想靠降价把小企业挤垮，可能付出的代价比小企业的全部资产本身的市场价值还大。
如果在失控的竞争活动里面，比如说战争，你可以干脆利落地把弱小的对手“干掉”，消灭他的实力，甚至生命，就像美国人打格林纳达、抓巴拿马的诺列加将军一样。在受控的竞争里面，讲明是不能破坏对手实力的。假设单位里的一位同事“阴”了你一把，把本来应该属于你的职位给抢了，就算你恨得牙痒痒，也不能动手打人。由于不能直接消灭对手的实力，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军事斗争的原则就要做一些修改，不能够到处都把消灭小的竞争者作为加强自己的办法。我们在前面把受控制的竞争和失控的竞争加以区别，是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竞争中的战略原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最经常引起人们误解的就是消灭对手实力的军事原则不能用在受到控制的竞争里面，但是很多人在很多本应该属于受控竞争的情况之下都滥用了这个原则，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
在受到控制的竞争活动当中，由于我们不能直接破坏对手的实力，因此对于小的竞争者下大力气去围剿，却又剿而不灭，甚至惹出一身麻烦，就很不值得。我们对他们或者干脆就视而不见，当他是透明的，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一样，或者就收编他，使他化敌为友，成为自己人。所以，西方的企业界时兴收购企业，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把竞争对手转化。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惹上的麻烦，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他打垮网景公司，犯了众怒。当年网景公司的老板曾经出价１０亿零１块美元，愿意卖给比尔·盖茨，但是他嫌贵，不愿买。后来网景发达了，比尔·盖茨付出了几百亿美元（包括本来可以卖钱的ＩＥ浏览器，白送给顾客，卷入官司的花费，原来盟友的倒戈，业内的抵制和反感带来的损失等等）的代价，穷追猛打，网景公司倒是一蹶不振了，但是微软也没有讨着什么便宜，如果官司最终以宰割微软结局，比尔·盖茨算是碰上了他的滑铁卢了。想当初，花个１０亿多点不就干手净脚解决掉的竞争对手，何以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真是的，现在搞到辞去第一把手的职务，转入“地下”“垂帘听政”进行幕后指挥的地步，何苦呢？和他同名的另一个比尔——克林顿就成熟的多，虽然惹上了莱温斯基案，但是他没有像中国的黑社会大佬惯常所做的那样，雇个杀手“解决”有关的人物，而是选择了勤奋工作，修补家庭关系的策略，最后闹了半天，他的对手也没有把他搞垮。相比之下，不少第三世界的政治领导人都有涉嫌谋杀政敌的丑闻，手段就太过于低劣了。
那么，对于那些太强大，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当作现实的对手甚至是主要对手呢？未必。虽然人类历史上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不过弱者挑战太强者终究是危险的事情。我们可以挑战比我们强大一些的对手，但是通常不应该挑战太强大的对手。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应该成为他们的盟友，利用他们的强大，发展自己的实力。
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有两种太强大，一种是兴盛的太强大，一种是衰败的太强大。
对于衰败的强大者，不但不应该以他为主要竞争对手，反而应该利用他作为抗衡新兴竞争者的盟友，甚至还应该为此拉他一把，延缓他的衰老。一个竞争对手在强大之后走向衰败，往往有一些无法扭转的原因，就像人的衰老一样。随着他的衰败，他原来掌握的一些宝贝都会逐渐散落出来，被其他人拣走。这些宝贝当中的实力部分，很可能会在重新分配中改变整个竞争形势，使得一些得道的获益者突然强盛起来。这时候要小心对待，最好保证自己是最主要的获益者，如果自己不能成为宰割衰败的太强者的主要获利者，还不如帮助那个老不死的东西藏好他的宝贝，别让人家偷走了 。有的人只看到自己可能从宰割庞然大物中获得一点点利益，就忘记了前面可能存在的威胁，结果连命都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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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历史上曾经积极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美国曾经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现在我们建立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都有维护衰败的老大帝国，不让别人染指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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