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要用今天常备军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数字。这里只是指雅典公民具有的当兵的资格，平时并不总是集结着这样一支大军的。古代希腊社会里，当兵是自由公民的一种特权，能够服役的兵种说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雅典，最富裕的公民能够出任军舰的舰长，其次可以到骑兵里服役，一般的“中产阶级”可以担任重装步兵，穷人只能当轻装步兵，奴隶则担任桨手和杂役。在雅典，因为实行装备自理的政策，自由民服役的区别主要是财产能力。能够把国家提供的光身军舰装备起来的富裕公民，有资格担任舰长；有能力不但自备武器盔甲，并且能够提供马具（或者也提供战马，但不一定，有时，国家向同盟国购买，或者要求同盟国提供）的公民，有资格担任骑兵；收入中等的多数自由民可以装备重装步兵的装备，就有资格担任重装步兵；贫穷的自由民只能自备简单的梭镖，短剑之类，有时甚至在战场附近找些石块为武器，他们只配当轻装步兵；奴隶则跟随主人作战，为主人提供劳务，不算士兵。所以能够担任舰长的自由民，必须能够提供足够担任桨手的奴隶，非大奴隶主不能担当此任。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在战争的紧急形势下，也有穷人当重装步兵的，实行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斯巴达人在危急时刻甚至解放奴隶来参战。
为了保证雅典城的安全，伯里克利鼓动人民立法规定：提出１，０００他连特白银储备和１００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不得作为它用，只能用来保卫雅典城本身的安全，挪用或提议挪用者处死。
战争重新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个战略大见成效：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驻扎在雅典城郊无所作为，雅典海军１００艘军舰则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登陆，大肆破坏，使对方防不胜防。雅典人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地在每年冬天举行的悼念阵亡将士的追悼会上请伯里克利发表演说。这篇演说非常精彩，后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一起，成为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的经典表述。
伯里克利说：
“过去许多在这里说过话的人，总是赞美我们在葬礼即将结束时发表演说的制度。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好像是给予他们光荣的一种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些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勇敢的人们，在行动中就已经充分地获得荣誉了，正如你们刚才从国葬仪式上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相信，这许多人的勇气和英雄气节并不因为别人怎么说而有所改变。当听众不相信发言人说的是实话的时候，发言人的发言很难说是恰当的。那些知道事实并且热爱死者的人，以为发言太没味道，还不如自己知道的或愿意说的多；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会对死者妒忌，认为发言人过于吹嘘，把死者说成比自己还有能耐，能够完成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业绩。歌颂他人，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才能为人们所容忍，这就是让听众觉得死者的所作所为当中，自己有些也可以做到。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产生怀疑和妒忌。但是事实上，这个制度是我们的祖先所创立并且赞许的，我们有义务遵循传统，尽量来满足大家所希望得到的。
“首先，我要讲到我们的先人，在这样的典礼上，追忆他们的功业，以寄托对他们的敬意，是恰当的。在这块土地上，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由于勇敢和美德，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自由的国度，让我们歌颂。尤其值得我们颂扬的是我们的父辈，除了传给我们祖先的基业以外，还流血牺牲历尽艰辛，缔造了今天的帝国并且把她留给了我们。今天诸君齐集在此，大都年富力强，我们已经扩张了这个帝国，并且组织了国家，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我们都完全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帝国。
“我不想发表老生常谈，所以我不会提我们扩张势力的征战，也不说父兄们抗击希腊内外敌人的武功。我所要说的，首先是我们那久经考验的精神，我们的制度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然后，我要歌颂那些阵亡将士。我认为，这样的演说在目前是适当的，同时，对所有参加典礼的人，无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都是有益的。
“我们的制度并非抄自临国的法律，相反，我们不必模仿别人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之所以被成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大多数人民，而不是被少数人所把持。在法律方面，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社会地位方面，在公务生涯中居领先地位的人都是要有真才实学，而不能徒负虚名，阶级地位是不予考虑的；甚至是贫穷，也不能阻挡一个人的进步；一个能够服务于国家的人，不应受到他个人的状况的影响。我们在政府事务中享有的自由也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会处于妒忌而互相猜忌，当我们的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快，甚至不会给人脸色，虽然这种脸色并不能伤人，却着实招人讨厌。我们之间潇洒随和地交往，但是作为公民却严格遵守法律。正是对于违法乱纪的担心成为了我们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要服从政府和法律，尤其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不成文法，违反了就会蒙受耻辱。
“非但如此，我们还有许多在日常劳碌之余愉悦身心的办法。我们年复一年地举行庆典赛会和祭祀活动，我们私人住宅的豪华典雅成为我们驱散忧烦和获得安乐的源泉，我们伟大的城邦把全世界的出产都吸引到我们的港口，使我们雅典人享受其他国家的成果就象那些出产国人民一样方便。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军事政策，也会发现和我们的敌人的不同。我们向全世界敞开我们的城市，没有任何法令无端地限制外国人获得任何学习和观察的机会，尽管敌人可能会从我们的自由中获得情报的好处；我们信赖公民自发的爱国精神胜过依赖那些制度和政策；在军事教育方面，我们的敌人从小就严酷训练其勇敢精神，而我们雅典人完全自由自在地生活，却也能够随时面对真正的危险。拉西第梦人入侵我们国家从来都不敢独自前来，而是拉着所有的同盟者一同前来；可是我们雅典进攻邻邦的国土却是独往独来，轻而易举就征服了那些保卫家园的敌人，这就已经足以证明了。敌人从来没有遇到我们的全部军力，因为我们同时要把我们的公民派到海上和陆地上执行上百种任务；敌人无论在那里与我们的部分兵力交战，如果胜利了就可以夸口说战胜了我们的国家，反之如果战败了就可以说成是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尽管我们天生好逸恶劳，我们的勇气来自本性而非人为塑造，但是我们依然愿意面对危险，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双重好处，我们可以在事前免受训练之苦，并且能够和经常刻苦训练的人一样在需要的时刻无畏地迎接艰险。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城邦值得推崇的优点。当然还不止这一点。
“我们爱好美好的事物，但是并不因此而沦落到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并不因此而陷于软弱。我们把财富视为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向人炫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说到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可耻是不择手段地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事情，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自己的事情都很忙的人，对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关心自己事情的人，而是根本不会照料自己事情的人。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出来进行适当地讨论，因为我们是言行一致的，最糟糕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后果就贸然开始行动。这一点又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民的地方。我们能够冒险，但是又能够在冒险之前深思熟虑。别人的勇敢来源于无知，当他们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不知所措了。真正勇敢的人是那些最了解人生幸福和患难的人，他勇往直前，担当得起将来会发生的后果。
“另外，在交友之道方面，我们与其他人也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的交友之道是付出而不是索求。这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可靠，我们要不断表示我们的善意，使受惠的人永远感激我们。但是那些受惠的人则不然，他们缺乏热忱，他们报答我们不是发自肺腑，而是归还欠债。在这方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施恩于人，不是患得患失，而是处于慷慨大方，因此决不后悔。由此我可以断言，总的来说，我们的城邦堪称全希腊的学校；我们的公民在生活的个方面独立自主，同时不失高尚儒雅，多才多艺。我不是在典礼上自吹自擂，你们只要想一想：正由于以上所说的优点，我们的城邦才会有今天的强盛。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才能在考验中证明自己比人们预料的更加伟大。在雅典的情况下，也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被他统治的属民不会抱怨他不够格统治。真的，我们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伟大的，不但今天，千秋万代也会颂扬我们。我们不需要荷马，也不需要其他人来歌颂，因为他们只能让我们高兴一时，但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的冒险精神在每一片海洋和每一块陆地驰骋，我们把恩惠施与朋友，把灾难降临敌人；我们的业绩将世代被人传诵。
“这就是这些人们为之慷慨赴战，慷慨就义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这个城邦可能丧失，就会不寒而栗。当然，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都应该忍受一切痛苦，为之效劳。为此，我不惜口舌来谈论我们的城邦，因为我要清楚地告诉大家，我们要争取的目标比那些没有我们优越的人所争取的目标更为远大，我要以此来表达我对阵亡将士们的歌颂。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
在发表完这篇精湛的演说之后不久，形势出乎意料急转直下。因为大量人口拥挤在城市里，古代人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条件都比较差，导致瘟疫流行（估计是鼠疫或者斑疹伤寒）不止，雅典全城的军民纷纷病倒。根据当时的估计，重装步兵死亡近４，４００人，骑兵死亡３００人，平民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后来历史学家估计雅典人口因此减少达四分之一。另外，由于瘟疫的蔓延和人们对此束手无策，雅典人民继续战争的意志大大消沉。人们指责伯里克利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把他们引入战争，将他的首席将军职务罢免了，并且课了他一大笔罚款（历史学家估计１５到８０他连特白银，根据全国财政收入一年只有５００他连特，可见伯里克利之富有）。后来，在他们冷静之后还是觉得，只有伯里克利才能领导他们摆脱困难，于是在重新开战后的第三年春天再度选举他担任首席将军，领导战争。
雅典人基本坚持伯里克利战略，但是加入了疏散人口的因素。他们结合对于一些战略要点的控制组织了新殖民地的建设和移民。主要集中在：厄基那，安非波利，爱昂。厄基那的殖民地的建立目的在于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南部出口，配合诺克帕都的希洛人起义军移民封锁科林斯地峡的北部出口，围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海军主力科林斯，以确保雅典在爱琴海的海上霸权。安非波利和爱昂在色雷斯，可以保证那一带的同盟国的忠诚和雅典与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岸的交通线和贸易联系，当时雅典进口的粮食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这些地方的，另外，附近还有一个银矿，对雅典的财政非常重要。为此，雅典军队加强了对色雷斯地区的斯巴达盟国波提狄亚的围攻，并且迫使该城投降。
雅典及其同盟国在对科林斯湾出口北岸地区的争夺中，凭借海军优势，一再挫败斯巴达及其同盟国军队。
斯巴达人的战略开始比较简单，就是一味寻求陆军决战。每年调集大军开到雅典城郊，大肆破坏，引诱雅典人出城决战。但是雅典人民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坚持坚壁清野战略，尽管受到瘟疫袭扰，仍然毫不动摇。斯巴达人无计可施，到第三年，改变战术，变直接挑战为围点打援。集中兵力包围雅典附近的主要盟邦普拉提亚，吸引雅典人来援。但是雅典人一直到该城陷落也没有上当出战。
这时候，雅典方面，发生了伯里克利去世的重大变故，整个国家顿失领导中心；斯巴达方面，阿基达马斯国王的陆军决战战略屡试屡败，中央政府渐渐对于战争与战略失去了控制，双方都自然地进入了一种“将能而君不御”的境界。前方的统兵将领各显其能，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引入了新的战略因素。
首先是雅典的将军德摩斯提尼，因为在科林斯湾北岸的丛林地区被当地斯巴达盟国的轻装步兵击败，“无颜见江东父老”，遂率一支小部队在斯巴达后方沿岸附近的一个小岛派娄斯登陆建立据点，由此骚扰斯巴达后方，鼓动希洛人起义。不料，产生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巨大后果：斯巴达人因为希洛人是心腹之患，遂倾全力反攻这个荒岛，又派军队占领这个岛屿南部的另一个岛斯法克特利亚，配合海军登陆派娄斯。德摩斯提尼招来封锁科林斯湾的雅典和同盟国舰队，包围了斯巴达舰队，并且迫使斯巴达人交出战舰，同时，反过来包围了派娄斯以南的斯法克特利亚岛上的斯巴达军队，使他们和陆地上的强大的斯巴达大军失去联系。斯巴达人被迫派出使者到雅典求和。雅典人受到意外战果的鼓舞，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求和，反而大举增援德摩斯提尼。派娄斯的雅典军队获得增援后，大举登陆斯法克特利亚，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在岛上崎岖的山地上施展不开，被雅典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因为德摩斯提尼的雅典重装步兵当初就是在树林中被斯巴达盟军的轻装步兵击败，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雪战败之耻。走投无路的斯巴达败兵被迫向雅典人投降。这一战，虽然歼灭的斯巴达军队只有４４０人，但是毕竟是雅典和斯巴达陆军之间自开战以来展开的第一次分出胜负的会战，而且结果是被公认为希腊世界所向无敌的斯巴达陆军遭到最明白无误的惨败。而且第一次发现，具有宁死不降传统的斯巴达军人，居然也象其他希腊人一样，在绝望的战争形势下也会选择投降。这次被俘的斯巴达军人共２９２人，超过参战人数的一半。这些俘虏还为自己辩解，说其实战死的军人未必是因为不怕死，因为当时轻装步兵投掷过来的标枪和石头是不认得勇士和懦夫的。这一战大大鼓舞了雅典军民及其同盟国的士气，大灭了斯巴达陆军的威风，使战局进一步向有利于雅典方面发展。
雅典人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周围的重要岛屿逐一攻克，并且更加频繁在半岛本身登陆破坏。斯巴达人束手无策。
本来，雅典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对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战争的艰苦和长期化而恶化了。前面已经提到，战争爆发之初，雅典国库库存储备只有６，０００他连特，仅仅围攻波提狄亚一城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为了筹措战费，雅典派出很多官吏到各盟邦征收苛捐杂税，引起各同盟国不满。开战后的第二年，就发生雅典的征税官兵在小亚细亚被杀的事件，接着，又发生列斯堡岛上的主要城邦密提林的反雅典暴动。由于斯巴达人犹豫不敢大力增援，这些反抗的星星之火很快就被雅典人扑灭了。
斯巴达的一个前线指挥官伯拉西达看到了其中的机会，遂率领一支部队从陆地上远征色雷斯。所到之处，原来臣服于雅典的城邦纷纷反叛，连雅典人的殖民地安非波利也投降了。自从派娄斯战役开始的对雅典人有利的战局开始逆转。后来，虽然伯拉西达战死，但是雅典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与斯巴达举行和平谈判，签订了以当时的雅典将军尼西亚斯命名的和约“尼西亚斯和约”。“尼西亚斯和约”不但规定双方停战，而且规定双方要结成同盟，共同主宰希腊世界。主要精神和后来美苏英法中共同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一样。和约的有效期规定为５０年。
战争的这个阶段的实践证明，虽然伯里克利战略有重大缺陷（没有估计到瘟疫），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雅典人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里掌握了主动权。相反，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大，人数众多，基本上被对方“使无斗”，置于无用之地。而伯拉西达的战争实践所代表的战略路线，才应该成为斯巴达的战争指导方针。可是，在当时并没有成为斯巴达全国的战略指导方针，因此，伯拉西达在得不到国内足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终于扭转战局。迫使雅典方面不得不同意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举行和平谈判。
双方正确战略的特点，都是在正面形成僵局的条件下，把着眼点放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的薄弱环节，以持久战的形式逐步消耗敌人的战争潜力，为最后的全面总攻创造条件。这种战略，英国人用来争夺欧洲霸权，中国共产党用来指导抗日战争，保卫国家，历史渊源都是十分久远的。
“尼西亚斯和约”很快就被破坏了。双方城邦内部都有强大的主战势力，推动战争重新爆发，尤其是雅典方面，以斯巴达在雅典的利益代理人亚西比德为首，主战尤其积极。他主战的原因除了斯巴达人没有在和约的签订方面充分考虑到他的利益之外，还有他是斯巴达利益的代理人，对斯巴达人了解比较多，因而对于斯巴达人的弱点认识比较其他雅典人深刻，可对雅典本身的弱点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城邦内部的社会因素来看，经过长期战争，小生产者形成的“中产阶级”已经渐渐失势，大地主，大工商业巨头逐渐在城邦政治中占据上风。在雅典，尼西亚斯代表的是一批既得利益的保有者形成的集团，他们希望保持已经获得的利益，不愿意冒继续战争的巨大风险；亚西比德却代表那些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战果的社会集团，主要是大工商业者，要求通过战争垄断地中海的航运和工商业利益；另外，还有那些在战争中破产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挽回损失，这两部分人占了雅典社会的大多数。尼西亚斯有多达１００他连特白银的私人财产，他的私人财富来源是雅典附近的罗立温银矿，有１，０００个奴隶矿工为他劳动。斯巴达人一进军到雅典城郊，他的银矿就不能维持正常生产，因此他迫切要求停战。所以后来亚西比德特别鼓励斯巴达人在雅典郊区建立要塞，除了战略上的正当理由之外，私人方面的原因就是要破坏尼西亚斯的私人财源，以报复尼西亚斯对他的攻击。亚西比德在他自己的演说当中，也谈到了他自己的巨大私人财产。他曾经作为雅典城邦的代表，私人出资奥林匹克赛会，一个人出７辆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双轮马车参加比赛，赢了第一，第二，第四名。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私人出过这么多马车，因为买马，养马，训练驭手都是很费钱的。此外，他还供养歌唱队，供城邦公众节日时演出之用。根据修昔底德的看法，估计他奢侈无度，可能在私人财务方面出现了问题，因此渴望冒险。在斯巴达方面，分歧是在城邦之间产生的，因为斯巴达人的社会分化并不明显，习惯军事化的社会生活，因此意见比较容易统一。科林斯一直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主战最力的城邦，为了继续达到消灭商业夙敌雅典的目的，不惜在和约签订之后，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结盟。斯巴达急于与雅典和平，除了担心雅典调到派娄斯的希洛人起义军煽动境内的奴隶起义之外，还因为与亚哥斯的和约到期，害怕两面受敌。
在科林斯的鼓动下，前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战城邦都团结在亚哥斯周围，准备联合向斯巴达－雅典的联合霸权挑战。但是，在亚西比德的努力下，亚哥斯终于选择了与雅典结盟共同对付斯巴达的战略。于是，亚哥斯－科林斯同盟又瓦解，主张继续对雅典作战的国家再度与斯巴达联合征讨亚哥斯。这次，雅典的反应迟钝而且缓慢，只派出很少的军队参战，而且是分两批到达，第二批军队到达时，战役已经结束。亚哥斯战败，再度与斯巴达签定５０年和约。雅典又失去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在与亚哥斯的战争中，雅典援军事实上已经在战场上与斯巴达军队交锋了，但是斯巴达人并没有因此而解除与雅典的和约，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
雅典方面，则利用停战期间，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攻下了由斯巴达移民建立的中立的弥罗斯岛，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远征西西里。这个计划的制订者和鼓吹者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利益的代理人亚西比德。根据他自己的说法：
“我们航往西西里的目的是首先征服西西里人，如果可能的话；征服西西里人之后，就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其次，我们想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本身。最后，如果所有的计划或者大部分的计划成功的话，我们将带着我们在西方所获得的一切希腊军队，并雇佣大量的土著军队—伊伯里亚人和其他蛮族（他们现在是被公认为那些地区最善于战斗的人）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我们现有的舰队外，我们还要建造更多的三列桨战舰，因为意大利富于木材；利用全部舰队，我们将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将在陆地上进攻你们的城市，有些用袭击的方法，有些用围攻的方法，把它们攻下来。我们希望这样就会很容易地使战争获得胜利的结束，以后我们将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主人翁。至于金钱和军粮，我们不怕缺乏，因为我们在西方所征服的地方将充分地供应给我们，而不需要动用我们在希腊的资金。”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利用与斯巴达休战的时间扩张自己的帝国，以便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以便在将来重新开战时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是，由于雅典已经与亚哥斯结盟，并且实际上卷入了亚哥斯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时候劳师远征，很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实际上的结果正是如此。
远征发动之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密神像被人涂污的事件，有人攻击亚西比德及其纨绔子弟党羽应该对此事负责，并且是他们反对民主政治，企图建立专制政体的总体阴谋的一个部分。在亚西比德率军出发以后，议会通过了传招他回国受审的决议，并派传令官押解他回国。
亚西比德在回国途中逃走，跑到斯巴达揭发了雅典的战略，鼓动斯巴达趁雅典人劳师远征的时机，立即进攻雅典本土，同时大力增援雅典在西西里的头号敌国叙拉古。斯巴达采纳了亚西比德建议的战略，向雅典发动了进攻，在雅典的城郊建立城堡，驻扎军队，并且大力增援西西里。
人类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一次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次是罗马内战。决定战争结局的战略其实是一样的。其战略是在与自己的冤家对头处于战略僵持，形势对自己稍微有利的情况下，腾出手来进攻一个巨大的中立国，以求增加自己的战争资源。雅典人进攻西西里，马略进攻非洲（朱古达战争），苏拉进攻亚洲（密特里达梯战争）。
这些前人留下来的战略教训和经验是：在人们实行战略迂回的时候，要看清楚前进路途中的障碍，只找那些自己很有把握解决的小麻烦，不要试图在已经有的大麻烦尚未解决的时候，又招惹新的大麻烦。
雅典在战争过程当中建立的厄基那，安非波利，弥罗斯，爱昂等殖民地，都是“小麻烦”，原有的城邦很容易消灭，即使反抗再力，也不过是迫使雅典撤退而已，不会伤害其元气。就象马略进攻努米底亚，苏拉进攻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梯一样，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招架”得住的情况下，进攻者大不了可以从容撤退，不会有生命危险。而“大麻烦”就不同了，对手不但具有“招架之功”，而且更有“还手之力”，解决不了，连命都得搭上。后来拿破仑陷入西班牙游击战，日本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是同样的道理。
雅典远征军到了西西里，统帅是原来主和派的领袖尼西亚斯。也许是因为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到了西西里之后没有发动出其不意的猛攻，而是全军乘船绕西西里走了一圈。不紧不慢地问同盟者讨军费，只拿到３０他连特，又攻下几个小城邦，抓了一些奴隶，卖了１２０他连特，又走访了几个盟国，约好出兵相助。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雅典人在围攻比叙拉古小得多的波提狄亚就花费了２，０００他连特，就可见这次环岛航行的荒唐。更何况雅典的这支远征军是历史上希腊人组织过的最豪华奢侈的远征军，共有１３４条三列桨战舰，另有２条５０桨大船，载有重装步兵５，１００人，弓箭手４８０人，投石手７００人，轻装步兵１２０人，还运了３０匹马。另外，有３０艘商船运输军需品，有许多工匠也随军行动。大军还征发了１００艘小船。在军队后面，还有浩浩荡荡的无数商船和商人运输着数不清的货物随军行动，希望跟着远征军到遥远的国度发一笔横财。整个夏天就这样无所作为地放过去了，接着，秋天又过去了，直到冬天，雅典人才开始进军到叙拉古城下，与叙拉古人开始交锋。雅典人运气很好，一战击败了叙拉古人，但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叙拉古人撤退到城里，婴城固守，坚壁不出。
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叙拉古人的民族英雄赫摩克拉底领导人民起来抵抗。
叙拉古也是和雅典一样实行古典民主政治的城邦，军队由１５个将军指挥，军队散漫没有纪律。赫摩克拉底说服同胞改革了这种制度，把将军减到３人，把指挥权力集中起来。同时，加强了军队的训练。赫摩克拉底还派代表说服斯巴达人参战，鼓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城邦都起来反对雅典，支援叙拉古。
拖拖拉拉的尼西亚斯仍然按兵不动，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尼西亚斯要求雅典增援骑兵，并且提供军费。到春天，他得到了２５０名没有战马的骑兵，３０名骑兵弓箭手和３００他连特白银。
到了夏天，西西里岛上的雅典同盟国送来了４００名骑兵，并且帮助使雅典的骑兵装备了战马。这样，尼西亚斯总共有了６５０名骑兵。可是在得到骑兵增援之前，他让６，４００人的重装步兵和１３４艘战舰无所事事的呆了一年。
尼西亚斯在得到骑兵增援和军费之后，开始在建立在半岛之上的叙拉古城向陆地一面建筑城墙，包围叙拉古城。叙拉古人反包围的战斗连连失利，眼看城市就要被围困。这时，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近３，０００人的援军赶到，和叙拉古军队一起挫败了雅典军队的围城企图。
尼西亚斯向雅典求援，要求增兵一倍，否则就撤军。他本人还提出因病辞职要求。雅典人不知何故，对尼西亚斯情有独钟，偏偏不准他辞职。但是，派出了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和有在西西里作战经验的攸利密顿两位将军来协助他指挥战争。
远征到了第三年，面对师老兵疲的雅典远征军，叙拉古人斗志更加旺盛。斯巴达人的到来带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三年的反围攻战斗，也把叙拉古军队锻炼得更加成熟。当时，尼西亚斯把海军舰队停泊在叙拉古南部紧邻的大港，叙拉古城本身构成港口的北部，南部是普利姆密里昂，两处控制了港口的出入。叙拉古人在赫摩克拉底的鼓励下，装备好他们的舰队，勇敢地冲入港内与雅典海军作战。虽然雅典人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率领陆军趁雅典人全神贯注于海战时，突然袭击普利姆密里昂的雅典军要塞。雅典守军瘁不及防，三座要塞全部失守。叙拉古人一举完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海上封锁。而且，因为这三座要塞是雅典远征军粮草辎重的主要存放地，而且还有大量的官兵私人物资，包括私人提供的军需物资和财产，尤其是舰长们用来装备战舰的装备。一下子，雅典三军为之气馁。
赫摩克拉底领导叙拉古海军总结了海战失败的教训，设计出了一套适合训练不足，技术不精的叙拉古水兵对付技术精良，训练充分的雅典水兵的战术。雅典的水兵适合在风浪比较大的开阔海面迎战敌人，他们娴熟的驾驶技术使他们可以灵活地操纵战舰绕到敌舰的侧面，用自己的舰首撞击敌舰的船身，或者撞断敌人的船桨。驾驶技术比较逊色的叙拉古人决定在风平浪静的港口里进攻雅典舰队，为了不让敌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叙拉古人把军舰密集排列起来，用舰首撞击雅典军舰的舰首。为此，叙拉古人特地加固了自己战舰的舰首。为了发挥自己在轻装步兵方面的优势，叙拉古人在战舰上部署了许多轻装步兵，准备了许多标枪和石块，待战舰接近敌人的军舰时就向敌人甲板上的重装步兵投掷，不给他们有跳帮肉搏的机会。叙拉古人并且准备了大批小船，载有轻装步兵，专门近战用标枪杀伤雅典人的桨手。他们还设计了一套时间差的战役安排。他们把通常在城里的食品集市搬到战场附近。战役进行到快吃午饭的时间，叙拉古战舰全体倒划撤退，雅典人以为他们象往常那样回城市的食品集市上开饭（当时没有由军队集中供应伙食的制度，官兵们要在战斗间隙到集市上自费买食品），也撤退到岸边登陆做饭。不料叙拉古人没有回城，他们在离战场不远的新设的食品集市快速开饭，然后迅速登舰返回战场，雅典人扔掉来不及食用的食物，急忙上船仓促应战，结果战败。因为雅典人战前已经建立了坚固的水寨，得以保存大部分的战舰，但是海军优越的意识因为敌人出其不意的新战术而完全丧失。
正当雅典海军新败，全军被敌人困于港中水寨的危难关头，曾经创造派娄斯大捷的德摩斯提尼率领大批援军赶到了。德摩斯提尼带来了７３艘战舰，５，０００名重装步兵，以及根据他的经验，特地召集的许多同盟者的轻装步兵（古代希腊罗马的轻装步兵主要使用投射兵器，如标枪，弓箭，弹弓等，战斗时快速在步兵方阵前面和周围进退，射击敌人的重装步兵，打乱其阵脚，杀伤其士兵，为自己的重装步兵短兵相接创造有利条件）。
德摩斯提尼知道尼西亚斯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按兵不动，坐待敌人从容准备，而自己则师老兵疲，心灰意沮。他建议立即发动猛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加强出其不意的效果，他决心全军夜袭。
袭击开始时叙拉古人确实措手不及，城外的前哨据点多处失守。雅典人一方面拆除敌人的工事，一方面继续进攻。叙拉古人和斯巴达人叫喊着从各处赶来反攻雅典人。因为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夜战训练和经验，叙拉古人不知敌人已经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自己的阵地多处失守的事实，只是在黑灯瞎火中大喊大叫地向敌人冲杀；相反雅典人对于自己的有利形势也不知底细，当人们高声喊叫时，自己带来的亚哥斯盟军说的是和敌人斯巴达人一样的多利亚方言，自己的西西里盟军说的语言和叙拉古人说的听起来是一样的，这样，突然间在雅典人当中发生了“四面楚歌”效应。胜利的雅典人以为自己中了埋伏，被敌人包围了，因而慌乱起来，四散逃走，结果反胜为败，而且因为夜间迷路，自相践踏，伤亡惨重。
是夜虽然战败，但是雅典军队仍然占有数量优势，德摩斯提尼主张趁现在海军恢复数量优势的时候，尽快全军撤退。但是磨磨蹭蹭的尼西亚斯却坚持认为，我们困难，敌人可能更困难，三年围困，叙拉古人已经民穷财尽，只要再坚持一下，他们就会投降的。
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尼西亚斯坚持没有得到国内民众大会的授权，决不可以撤退。他担心自己回国后会被人民以败军之将的罪名处分。德摩斯提尼在坚持撤军的同时，主张作为过渡措施，先全军转移出被包围的大港，撤退到叙拉古城以北，比较接近自己盟邦的地区。这样进可以攻城，退有盟邦依靠，更重要的是雅典的海军有机会在开阔的海面上重展昔日风采，一吐大港中所受的窝囊气。但是尼西亚斯认为任何移动都是向敌人示弱，都会鼓舞敌人的士气，而打击盟友的士气。最后，雅典军队还是原地不动。
不久，斯巴达将军吉利普斯带领大批援军赶到，尼西亚斯后悔了。雅典人决定当晚突然撤退。正在准备期间，发生了月食（现代人据此推算那天是公元前４１３年８月２７日），随军的占卜师认为不宜出行，应该等到三九二十七天之后，才可以讨论行军的事宜。
这次偶然的月食，决定了雅典古代民主政治的命运。
叙拉古人探得雅典人的撤退打算，士气大涨，很快发动了水陆夹攻。无心恋战的雅典人再度战败，统帅军队的三将军之一的攸利密顿在海战中阵亡。
雅典人经过充分准备后发动了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海战，力争突破叙拉古海军的封锁，冲入大海逃走。双方投入了全部军舰，拥挤在港区狭小的水面上搏斗。雅典海军遭到决定性的挫败，整个远征军已经陷入绝境。
德摩斯提尼主张集中剩下的６０艘战舰与敌人的不到５０艘战舰决战，但是已经心惊胆战的雅典水兵拒绝登舰作战。
叙拉古将军赫摩克拉底料到敌人肯定会连夜逃跑，但是他无法动员已经在祝捷大会上酗酒狂欢的士兵重新投入战斗。他派奸细到雅典人的军营到处散布谣言，说叙拉古人已经在附近设下埋伏，准备夜战歼灭雅典人。雅典人因为吃过夜战的亏，又一次错过了逃走的机会。这是关系４万人生死存亡最后的一次机会。
雅典人最后动身的时候，海战失败已经过了两天。叙拉古人及其盟军从容布置好埋伏，雅典向任何方向行动都受到敌人行动迅速的骑兵和轻装步兵围攻和袭击。首先是德摩斯提尼带领的后半部分军队被切断包围，然后是尼西亚斯的前半部分军队被赶到河里歼灭。至此，整个雅典远征军全军覆灭。这支希腊人历史上最庞大的远征军，有大小船舰３００余艘，军人４万余，征战三年多，一朝覆亡，只留下７，０００多俘虏。这些俘虏，包括两个将军尼西亚斯和德摩斯提尼，后来大部分被愤怒的叙拉古人处死，其余的被卖为奴隶。
想奴役别人的人，到头来是自己被别人奴役。
西西里远征失败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翻了个个儿。雅典的提洛同盟土崩瓦解，盟国纷纷暴动，雅典人疲于奔命。他们动用了原来封存的１，０００他连特的紧急备用金，重新装备了一支舰队，再度与敌人周旋于大海。但是，他们的敌人不仅有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且有在西西里新结的仇家，往日的敌人波斯帝国也趁火打劫，他们一同缔结了反对雅典的同盟。雅典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在这危难时刻，他们想起了被他们通缉的同胞亚西比德。
亚西比德可以算是古代希腊第一名的纵横家，凭借一条三寸不烂之舌，在雅典煽动起希腊历史上最豪华，最强大的一支远征军；继而跑到敌国斯巴达，又断送掉了这支远征军；现在，当斯巴达人联合西西里人对雅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当初组织远征军的战略意图来对付雅典人自己的时候，他们以为亚西比德已经“江郎才尽”，没有利用价值了，结果他们为自己对亚西比德的轻视又付出了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
当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亚西比德帮助斯巴达人组织建立了斯巴达－波斯反雅典同盟，同时煽动了提洛同盟中仅次于雅典的大城邦，一贯以对雅典人忠实而著名的开俄斯为首的反叛雅典的同盟国暴动浪潮。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以为，亚西比德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以斯巴达——波斯——西西里同盟的无比强大的军力，人力，物力，财力，何愁雅典不灭？于是，他因为亚西比德与他的政敌私人友谊较好的私人恩怨，开始排挤迫害亚西比德。亚西比德投奔了波斯具体负责希腊事物的小亚细亚总督，煽动他保持希腊世界自相残杀的格局，克扣支付给斯巴达海军的军费，在打击雅典的同时削弱斯巴达，为波斯加强对小亚细亚希腊诸城邦的统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这样，他就破坏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斯巴达——波斯同盟。为了向那些迫害他的同胞报仇，他放出消息，要他的同胞破坏民主政治，建立寡头专制政体，这样，他就可以带波斯帝国来挽救雅典。主张建立寡头政治的党派借口邀请亚西比德带波斯援助，刺杀了民主派中当初主张审判亚西比德的人，发动政变，建立了寡头政权“４００人议会”。当权者当初是以亚西比德的名义上台的，可是当他们当权之后，又不想让亚西比德回来了，而想自己牢牢控制权力。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亚西比德没有回国去与他们计较，而是来到雅典派出来镇压同盟国叛乱的军队当中，说服这支军队跟随自己，回去推翻寡头政权恢复民主政治。城里当权的那帮人，以推翻了民主政体为由，要求斯巴达人撤军，结果斯巴达人反而兵临城下。他们的舰队在保卫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中又吃了败仗。雅典人看见他们以招回亚西比德为名上台，现在变卦了，把亚西比德拒之门外，而且和不能和，战不能战，于是他们又推翻了寡头政权，恢复了民主政治，招回亚西比德。这时，在萨摩斯的雅典海军与斯巴达——西西里的联合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控制黑海出口，黑海沿岸是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地）的塞诺西马地角会战，雅典海军以７６艘战舰对联军８６艘战舰，大获全胜，使自远征军覆灭以来一边倒的战局又开始恢复到相持状态。亚西比德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参战部队是因为受他鼓舞，以为他可以为他们从波斯总督那里得到援助而鼓起战斗勇气的。
雅典人迎回亚西比德，重新选举他为将军。亚西比德很快就显示出了他的统帅才能，在塞西卡斯战役歼灭了斯巴达舰队，重新恢复了雅典的海上霸权。斯巴达再度向雅典求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人并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而是在新的主战派领导人克里奥丰领导下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斯巴达人回到自己的半岛，收复了派娄斯这个雅典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方的游击基地，使雅典人不能由此支援希洛人的起义，自己免除了心腹大患，又拔掉了雅典在科林斯地峡上占据的尼塞亚港口据点，使通向雅典城的道路畅通无阻。现在雅典人的一切希望全部集中在亚西比德和他所统帅的强大的海军身上了。
亚西比德为了切实控制住雅典的主要粮食来源和贸易通道，乘胜攻克了拜占庭，完全控制了黑海的出入口。这时，他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他使西西里大败之后的雅典起死回生，战胜了东地中海三大强国波斯，斯巴达，叙拉古所组成的包括绝大多数希腊国家在内的强大联盟，重新获得了海上霸权。雅典人民为亚西比德举行了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亚西比德在２００艘装饰华丽的战舰的护卫下，头戴桂冠，吹吹打打地回到雅典，当选为雅典的首席将军。
这时候，人们被希腊世界代表民主政治的一方战胜代表专制政治的一方军事胜利蒙蔽了双眼，看不到雅典本身，民主的土壤已经严重地“水土流失”，越来越贫瘠。在伯里克利时代，他号召雅典人起来向斯巴达的霸权挑战的时候，雅典有１３，０００多重装步兵，１６，０００多驻防步兵，１２，０００多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６００多轻装步兵。这里表面上说的是军事实力，但是由于希腊人当兵是一种公民特权，所担任的兵种是由其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推理，所有担任骑兵和重装步兵的雅典公民，来自中等富裕的家庭，大致象我们中国革命时划分的中农，富农，个体工商业者。轻装步兵的家庭大约类似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而舰长的家庭就类似地主，资本家，当然，前面应该有个定语“大”。“中小”地主，资本家的家庭成员应该分别在骑兵，重装步兵里。但是经过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的步兵大部分在异乡战死，仅重装步兵就超过一万人，全部合计是四万多人。扣除雅典盟国的军队，雅典至少损失了７，０００左右的重装步兵，考虑一家有２人以上参战的情形，估计有至少有４，０００个家庭受到失去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主要劳动力的影响。这一次惨败对雅典社会结构的打击是深重的。环绕亚西比德回国而引起的党派之争当中，双方都接受雅典只应该有５，０００人拥有完全的公民权的事实。可见大批“小康之家”在战争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有暴发户，但是多数绝对是破产了。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家，如果还有主要劳动力，或者是苟且偷生，不问政治；或者是投靠巨富，成为附庸或者帮凶。其中有心改变目前困境的人，无不把希望寄托在战争上。因为只有战争才能带来暴发的机会。这些残存的民主的社会基础，意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所以在处理内政的时候，特别容易走极端。雅典后来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以海军为主，也说明民主的根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
轻浮滑头的亚西比德很快在战争中犯了“大意失荆州”的错误。波斯王子居鲁士奉命来到小亚细亚，指导波斯帝国的对希腊政策。居鲁士前思后想，觉得还是亚西比德为他的前任制订的战略好。他决定仍然实行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的政策，最终达到报先皇远征希腊失败之仇的目的。现在既然斯巴达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波斯就对亚西比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亚西比德自己制订的战略来对付亚西比德指挥的雅典海军。在波斯帝国的大力支援下，斯巴达重新建立了海军。这时，由于斯巴达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参加海军，他们在海军战术和技术方面已经可以不让雅典人专美，同时产生出一代杰出的海军军人。他们的代表就是斯巴达新任海军大将来桑德。
来桑德知道现在雅典民主和雅典海军的灵魂就是亚西比德，他耐心地等待敌人“灵魂出窍”的时机。一次，他得知亚西比德离开舰队去筹集军费，他就率领斯巴达舰队偷袭雅典海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雅典海军和雅典人民经历过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但是这次失败使他们失去了一个能干的统帅。由于亚西比德过去曾经有过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历史，加上他过分膨胀的野心和权势，都使雅典民主制度的保卫者们决心利用这次战败除掉他，以防止出现独裁者。亚西比德逃往黑海，以后再没有机会回到祖国。
同样，斯巴达人也免除了来桑德的职务，担心他和波斯王子居鲁士过分亲密的私人关系会导致向波斯出卖斯巴达的利益。
双方接任的海军统帅旗鼓相当，各自击败对手一次。但是雅典的将军科农或者是技高一筹，或者是运气较好，重创斯巴达舰队。迫使斯巴达再次求和。又被雅典民主派的首领克里奥丰拒绝。斯巴达新败之余，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居鲁士王子的要求，重新起用来桑德指挥斯巴达海军。来桑德果然不负众望，一次趁雅典人登陆时发动偷袭，一战全歼雅典舰队主力，决定了雅典的命运。
斯巴达人在来桑德领导下，水陆并进，直逼雅典城下。经过６个月的长期围困，雅典人最后投降。雅典的古典民主政治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按照斯巴达的要求，雅典民主派领袖克里奥丰被处死，雅典改成寡头专制政体。古代人类最明亮的民主灯塔就此黯然消逝！
人类历史上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民主与专制的决战是古代罗马帝国取代共和国的内战。雅典民主制度的衰亡是伴随着外国的军事占领，表现为代表专制制度的国家战胜代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一场漫长的征战。这场征战掩盖了雅典本身所代表的古典民主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性。而罗马的民主是在内部产生的，又随着本身的发展而自然走向灭亡，其历史必然性表现的更加充分。
罗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雅典稍有不同。罗马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居民以农业为主，民主政治是向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学来的。伯里克利演说中提到“我们的制度不是模仿别人……”，就是针对罗马派人到希腊学习政治制度一事而发。作为农业社会，早期的罗马似乎有由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进入专制王权的倾向，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罗马的平民奋起斗争，渐渐形成了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原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几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东地中海走向衰亡的同时，罗马的民主政治正在中地中海兴起。由于罗马的民主制度缺乏希腊那样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支持，因此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就其文明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明显不如希腊人。罗马人主要以土地为财富的来源，加上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深入和广泛，罗马人为后人留下了赫赫武功的辉煌记录。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是欧洲君王们世世代代经久不衰的梦想，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象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样，罗马民主政治也包括了政府权力的分割和抗衡制约，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进行政治辩论（相当于后来的言论自由和舆论），强调法制和传统（相当于不成文法，是对成文法的补充），按照财产而不是血缘关系划分阶级和规定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对贫困的自由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限制富裕公民对财富的垄断，限制他们的专横。当然，还有普遍而且深入的公民教育。罗马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的国家是以城邦为基础的，规模很小，如果发生战争，往往着眼于商业理由，以控制贸易路线，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求占领大片的土地。罗马人虽然武功了得，征服了无数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战争没有超出意大利范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遵循希腊人的原则，但是作了适应一个农业社会的修改。罗马人在发动战争时，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他们奉行“枪打出头鸟”的战略，把附近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一一铲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把一个国家征服之后，强迫这个国家裁减军队和军备，拆除针对罗马人的各种军事工程设施，支付赔款。同时订立军事和外交同盟，规定被征服的国家在罗马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支援罗马人的战争，而罗马人则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罗马人一般不大量没收被征服国家的土地，他们只是根据军事需要建立若干要塞和少量的殖民地。他们也不改变被征服国家的政府，而是仍然由被征服的人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在收完赔款之后，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再征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渐渐感觉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负担反而比较当初与罗马对抗时轻，而且生活安定，安全。罗马人实行严格的纪律，驻军扰民的事情一旦揭发出来，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也很得被征服人民的拥护。渐渐在罗马周围建立起一个同盟国圈，成为罗马的军事缓冲地带。罗马最强劲的对手汉尼拔曾经企图破坏罗马的同盟体系，但是因为这个同盟体系对罗马的向心力太强大而基本失败了。可见罗马人在外交上奉行的化敌为友的战略还是相当成功的。
罗马民主的基础是自耕农的数量优势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民主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致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对外战争也缓解贵族对于国内的土地兼并。罗马人虽然对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并没有占领大片土地，但是因为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太多，而罗马人始终就以罗马城的居民为主，因此土地兼并问题相对不很严重。国家掌握的大量公地成了贵族兼并的主要目标，而自耕农的土地相对比较安全。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民兵制，当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征召士兵，战争一结束，各自回到日常工作和职业中去。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罗马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和雅典稍有不同。罗马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居民以农业为主，民主政治是向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学来的。伯里克利演说中提到“我们的制度不是模仿别人……”，就是针对罗马派人到希腊学习政治制度一事而发。作为农业社会，早期的罗马似乎有由原始公社的民主制度进入专制王权的倾向，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罗马的平民奋起斗争，渐渐形成了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为原型的民主政治体制。几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东地中海走向衰亡的同时，罗马的民主政治正在中地中海兴起。由于罗马的民主制度缺乏希腊那样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支持，因此罗马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就其文明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之长而言明显不如希腊人。罗马人主要以土地为财富的来源，加上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的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和动员人民力量的深入和广泛，罗马人为后人留下了赫赫武功的辉煌记录。他们建立的庞大帝国是欧洲君王们世世代代经久不衰的梦想，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象希腊的古典民主制度一样，罗马民主政治也包括了政府权力的分割和抗衡制约，公开表达政治主张，进行政治辩论（相当于后来的言论自由和舆论），强调法制和传统（相当于不成文法，是对成文法的补充），按照财产而不是血缘关系划分阶级和规定相应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对贫困的自由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限制富裕公民对财富的垄断，限制他们的专横。当然，还有普遍而且深入的公民教育。罗马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对外政策。希腊人的国家是以城邦为基础的，规模很小，如果发生战争，往往着眼于商业理由，以控制贸易路线，打击商业竞争对手为目的，不求占领大片的土地。罗马人虽然武功了得，征服了无数国家和人民，但是在战争没有超出意大利范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遵循希腊人的原则，但是作了适应一个农业社会的修改。罗马人在发动战争时，主要考虑的是战略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他们奉行“枪打出头鸟”的战略，把附近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国家一一铲除，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把一个国家征服之后，强迫这个国家裁减军队和军备，拆除针对罗马人的各种军事工程设施，支付赔款。同时订立军事和外交同盟，规定被征服的国家在罗马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应该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或者军事力量支援罗马人的战争，而罗马人则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罗马人一般不大量没收被征服国家的土地，他们只是根据军事需要建立若干要塞和少量的殖民地。他们也不改变被征服国家的政府，而是仍然由被征服的人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罗马人在收完赔款之后，在和平时期一般不再征税。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渐渐感觉到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经济负担反而比较当初与罗马对抗时轻，而且生活安定，安全。罗马人实行严格的纪律，驻军扰民的事情一旦揭发出来，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也很得被征服人民的拥护。渐渐在罗马周围建立起一个同盟国圈，成为罗马的军事缓冲地带。罗马最强劲的对手汉尼拔曾经企图破坏罗马的同盟体系，但是因为这个同盟体系对罗马的向心力太强大而基本失败了。可见罗马人在外交上奉行的化敌为友的战略还是相当成功的。
罗马民主的基础是自耕农的数量优势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民主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致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对外战争也缓解贵族对于国内的土地兼并。罗马人虽然对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并没有占领大片土地，但是因为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太多，而罗马人始终就以罗马城的居民为主，因此土地兼并问题相对不很严重。国家掌握的大量公地成了贵族兼并的主要目标，而自耕农的土地相对比较安全。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民兵制，当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征召士兵，战争一结束，各自回到日常工作和职业中去。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奴隶制的加强。由于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把征服的地方扩大了两倍以上，获得了大量土地。罗马人鼓励意大利人去开发这些土地，规定只要交纳税收，就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富裕的和有权势的公民乘机大量占有土地，建立了大庄园。因为自由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在很多方面享受法律的保护，这些庄园主不愿雇佣他们，而愿意购买因为战争而来源充足，价格便宜，又不用服兵役的奴隶到庄园劳动。
建立海外行省，导致职业常备军和官僚机构的产生和膨胀。路途遥远，战争延长，使一部分军人和军官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军队指挥官长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惯了，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他们和出生入死的士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当时，罗马是政治中心，元老们都集中在那里，而且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是限制元老投资工商业，鼓励他们投资农业的。因此这些职业军人，以及那些在行省官僚机构供职的官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行省当地的豪强大族的利益。这批地位仅次于元老的阶级就是骑士阶级。罗马和雅典不同的地方是一个陆军强国，因此当年设计公民服兵役特权时，不象雅典那样重视军舰的舰长，而且罗马人的海战战术是以接舷跳帮肉搏为主，可以说是海上陆战，所以最花钱的兵种就是由国家提供战马的骑兵。在骑士阶级的包括富有的工商业者，类似现代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官吏（但不是政客，他们在元老这个阶级里），中小地主。
布匿战争在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当中，打破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从此罗马作为超级强国迅猛扩张，直到极限为止。骑士阶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使他们开始不满足自己仅次于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他们开始向元老院发动内战。
他们主要的政治纲领包括：
司法权。元老院经常利用司法机构监视和打击骑士在行省的势力，因此骑士要求夺取司法权；
重新分配国有土地。一方面利用罗马平民反抗贵族的传统争取平民的支持，但主要是在打击元老贵族的基础上取悦军队；
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罗马公民权。实际上是打破罗马贵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使行省和“盟国”的贵族都能分一杯羹。
斗争最早是围绕国有土地的再分配展开的。在公元前３６７年曾经通过一个“李锡尼法案”，规定每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５００犹吉拉（相当于１２５公顷）。那时罗马还是个小小的城邦，出城几十公里就是敌国，国有土地数量很少。但是贵族们一直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法令，基本上不予理睬，尤其是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敌国土地收归国有之后，他们更是利用权势假公济私，大量抢占土地。
公元前１３３年，在布匿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重新提出“李锡尼法案”，并且加以修改：如果有儿子，每个儿子可以多占２５０犹吉拉土地，以２个儿子为限。即一个罗马公民最多可以合法占有国有土地１，０００犹吉拉（２５０公顷）。成立三人委员会具体执行，使贵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无视这项法律的存在。暴跳如雷的贵族们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３００多名支持者。
公元前１２４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再次提出土地法案，同时，还提议把司法权由元老院转到骑士阶级手里，对罗马公民免费提供粮食。盖约·格拉古大兴土木，开工许多公共工程，使承包的工商业者（骑士）大发其财。他还主张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和无产者，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同盟国公民。盖约·格拉古的策略是组织包括骑士，同盟国贵族和骑士，平民（小生产者，包括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无产者在内的反抗元老院贵族的统一战线。但是元老院贵族再次用武力，残酷杀害了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废除了他们制订的法律。
格拉古兄弟之死，使骑士阶级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才能解决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内战开始了。
首先是执政官盖约·马略在镇压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的盟国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反抗罗马的战争中，借口元老院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军队支援前线，遂以执政官“将在外”的名义，私自征召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征召时不考虑财产，地位，而且一切听命于马略本人，开罗马军阀风气之先。马略用这支军队进攻罗马，并且开始将贵族当中的反对派列为人民公敌，开始大举屠杀和迫害。
以后，元老院又支持另一个军阀苏拉来对抗马略。苏拉在小亚细亚的密特里达梯战争击败本都国的国王密特里达梯，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反攻罗马。民主派仓促组织的民军抵挡不住苏拉的职业军人的强大攻势，纷纷土崩瓦解。苏拉进入罗马之后，也对民主派展开大规模屠杀，后来索性在罗马建立起独裁政体。苏拉和元老院以保卫贵族寡头共和为初衷，最后反而自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这不能不是历史对他们的讽刺，也说明在罗马，专制战胜民主，取代民主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原来从民主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乞灵于专制制度的保护，如平民阶级；原来从贵族寡头共和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也转而投靠了专制制度。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罗马的同盟国发动了争取公民权的战争，迫使罗马先后给予他们公民权。
奴隶也乘机发动起义。奴隶起义的结果，商品化的大地产衰落，其政治代表元老阶级也随之衰落。苏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代表元老贵族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罗马出现过。
前后“三雄”政治，实际上已经不带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意义，而演变成了代表骑士阶级不同集团的军阀混战。无论谁取得政权，都一定会把政体改造成军事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前“三雄”是克拉苏、凯撒、庞培。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东方反对安息人的战争中全军覆没，脑袋被砍下来送给安息国王当演戏的道具用。凯撒获得征服高卢的机会，在高卢大大地扩大了势力。而庞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庞培趁凯撒在高卢时鼓动元老院剥夺了凯撒的兵权，恺撒遂率领大军奔袭罗马，把庞培及其党羽赶到巴尔干半岛，后来又追上去，在法萨卢战役中歼灭了庞培的主力。庞培逃到埃及后被埃及人所杀。恺撒追到埃及之后，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为妻，大有依靠行省贵族力量和东方君主专制传统的力量改造罗马帝国的架势。残余的罗马元老贵族利用罗马人对行省人的排斥，谋杀了恺撒。
恺撒的部下安东尼、继承人屋大维和骑兵将军雷必达组成了“后三雄政治”。他们消灭了谋杀恺撒的元老及其军队，然后又开始互相争夺。结果屋大维获胜，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体不同于当时的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而类似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后人都称之为“皇帝”，但是当时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位是“最高统帅”，相当于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这种称呼和一般君主制以宗教理由为基础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军事独裁。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之上有个名存实亡的“天皇”，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之上仍然有各种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作为装饰，如元老院之类。日本的幕府制度比罗马帝国稳定的因素在于，将军和诸侯都是名正言顺世袭的，而罗马的“最高统帅”则是其军事副手接任，连血统也不讲，顶多认个干儿子，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都可以当接班人。因此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大致上都是经过军阀混战实现的，大家都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只要抓得住军队，没有人不敢当“最高统帅”的。
从雅典的经验看，古典的民主政治如果在与专制政治的国家的战争中失败，当然不能幸存；从罗马的经验看，打赢了也未必就能幸存。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古典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人家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另外，由于古典民主制度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只能采取直接参与和代议制相结合的形式，要直接参与，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就形成了城邦的特色。
可以说，帝国是民主的克星。首先，帝国突破了城邦的局限，信息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使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民主城邦就渐渐成为沧海一粟，其范围和意义相对就下降了；建立帝国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无论输赢，都必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小康公民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丧失。说实在，罗马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当他们卷入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比雅典的化友为敌的提洛同盟要高明，这才使他们能够横行整个意大利而民主政治得以保存。伯里克利虽然以自己是别人的榜样而自豪，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学习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就教训进行“复盘”，这样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罗马人虽然在民主制度方面起步晚，而且学习别人，但是他们在两方面是当时可以骄傲的：他们在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建成并且发展了古典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征战中摸索出了保存民主制度的方法。他们的遗憾在于，当他们遇到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迦太基时，他们对结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以至随波逐流，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小康之家的数量优势，建立帝国所引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大批男性强劳动力的损失，导致大批小康之家的破产，民主的社会基础日益消失。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纲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之举。通常，劳动力的损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挽回，但是在劳动力刚刚丧失的头几年熬不过去的人家，可能会欠下大笔债务，如果无法偿还，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债务人交出全部财产，债权人不得将其监禁。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交出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沦为无产者或者佃农。根据罗马的国情，大土地所有者都不愿雇佣公民，宁可买奴隶来种植。格拉古希望立法把土地分给贫穷的公民，相当于送财产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成为小康人家，是很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但是要元老们交出已经多年投资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和平实现的。如果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吸取到经验，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之前就制订好有关法律，因为分配总是比再分配要容易得多。
考虑到战争对小康人家的影响，如果战利品大部分国有化，特别是土地、奴隶的国有化。凡是应征入伍的军人，根据军功授予战争得来的国有土地，凡是在战争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军人家属，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决定无偿给予奴隶的多少。由于军人可以因为战争获得土地，则他们在战争中因为捐税和服兵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战争而减少了劳动力的家庭，可以得到战俘作为奴隶，使之土地不再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由于战争夺得的土地多数在远离罗马的地点，可以根据土地的价值和离开罗马的距离确定一个优惠比例，鼓励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以近地换远地。例如，某元老在迦太基想要一块１０公顷的国有土地，他就必须把在罗马的２公顷相同肥沃程度的私人土地拿出来交给国家来交换。国家在获得这２公顷土地之后，按照法律把它分配给参加战争的军人，这样做的结果将加强小康农家在罗马的数量和地位，而把大地产引导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同时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小地产越多，兼并越困难，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经营就越无利可图，这样迫使元老贵族渐渐放弃在罗马城周围的土地，转移到新征服的地区。
在新征服地区推行在意大利已经成功的同盟体系制度。在各同盟地区实行城邦民主制度，城邦自治，公民权城邦化。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的罗马，应该设立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法院，制订同盟内部关系法。罗马人在被征服的地区的城镇里普遍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是历史事实，这里不多评论。授予非罗马居民罗马公民权的问题是骑士阶级提出来的，后来引起同盟战争。在战争初期失利的情况下，罗马人匆忙把罗马的公民权授予同盟国的自由民，以后推广到了整个帝国。在当时的信息传递的条件下，罗马公民权的参政意义对于罗马城以外的自由民并不大，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参加罗马的各种会议和政治活动，还不如公民权城邦化来得实在。如果同时实行所有城邦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一律平等，则和把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帝国是一样的效果。
同盟代表大会主要的任务是制订同盟关系的有关法律，相互经济合作事宜，救危扶难；决定整个帝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宣战，和谈，战争负担和战利品的分配，战争结果的安排；选举同盟法院，根据同盟关系法和其他法律，处理盟国之间的纠纷。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动过程，可以看到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同盟代表大会，对雅典的宣战就是由科林斯在会上提议，说服所有同盟国之后实现的。罗马人的民主制度是从希腊学习引进的，引用希腊人的这个现成的先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同盟法院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牵涉到强制执行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实现。海牙的国际法庭只是一个舆论工具，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实施的强制只有在经济封锁上可以行得通，动武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当然，法律不健全是今天联合国的一大问题。
在中国，春秋“五霸”就实行过强制执行。当时的霸主有义务带领盟国惩罚那些背盟的国家。在雅典的提洛同盟，雅典就多次实行过征服那些背盟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情况下，多数同盟国都是曾经被罗马征服过的，或者是罗马的附庸国，因此，建立同盟法院，并且强制执行法律是具备条件的。
通过这种政治形式，使古典的民主制度能够突破城邦的局限，扩展到帝国的范围内，欧洲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人类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一般而言，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文化和科学昌明，社会进步比较快。在希腊的例子，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斯巴达这个专制城邦国家在文学和科学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连他们的历史都是雅典人写的。相反，雅典的文化和科学就繁荣得多。例子并不仅如此，斯巴达的盟国叙拉古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该国就产生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
罗马帝国是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她的刹那光辉很快就消逝在军阀混战的昏天黑地之中，后来整个被野蛮人所毁灭，这是罗马民主的悲剧。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小康之家，或者说中等收入的家庭必须在所有家庭总数中占比较大的比重。如果说过去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现在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使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上来，否则法制和民主都不可能健康成长。<FONT color=#888888> </FONT>
13.弹性的意义。
弹性是一个力学上的概念，说的是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会发生形变，但是在除去外力之后又恢复原来的形状和体积，这种性质称为弹性。弹性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固体在外力作用之下发生的形变和它所受到外力成正比，这个定律叫胡克定律。在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是最多引用弹性概念的学科。经济学里讨论的弹性概念指的是当存在两个相关的变量的时候，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做出反应的灵敏程度。常用的弹性概念包括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国际贸易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等等。
弹性概念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决策。例如需求的价格弹性有什么用呢？我们做生意实际上就是卖东西，价格是我们出售商品时能够获得的单位收入，当然是越高越好，可是东西贵了就不好卖，因此我们知道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和需求量。麻烦的是正好应了我们民族的一句古老的成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价格和需求量的变动方向恰好相反：想要价格贵，需求量就少，想要需求量多，价格就不能上去。我们怎么能够尽可能卖到最多的销售额呢？这时候弹性的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如果需求量对于价格的变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其程度超过了价格变动的程度，比方说，我们降低价格５％，引起需求量猛增了１０％，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反之如果反应不大，比方说我们提高价格１０％，销售量才下降５％，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缺乏弹性的商品。
对于富于弹性的商品，如果降价，我们在价格方面付出的代价比较销售量方面的得益相对要小，因此降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反之，缺乏弹性的商品，如果涨价，卖主在销售量方面的损失不如他在价格方面的获益，因此涨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
知道价格弹性的用途之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从长远来看，汽车、家用电器、化妆品、首饰之类的商品是倾向于降价的，因为只要能够获得利润，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总是力图比对手先降价，以便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而缺乏弹性的商品，长远来说总是倾向于涨价，象电、自来水、大米、面粉之类，因为企业喜欢在不丧失太多市场份额的前提下抓住一切机会涨价，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
我们除了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当中利用弹性的原理来把握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之外，还可以利用弹性来预测投资的前景。近年来，不少企业在投资热火朝天的家用电器项目的时候吃了大亏，其中对于价格的走势难以把握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来以为价格会保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实际上投产的时候，已经降到大大低于预期的水平。如果投资者知道弹性原理，了解自己投资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就会知道，如果是缺乏弹性的商品，将来价格很可能比现在的水平要高，因此只管放胆投资；如果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将来的价格肯定比现在要低，弹性越大，低得越厉害，因此对于将来的投资回报不可以过分乐观。
弹性原理在经济活动当中获得广泛运用，在其他方面也可以有广阔的用武天地。
举个例子，男女不平等怎么来的？——当然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是剥削制度的后果。但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剥削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男女就完全平等了吗？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社会上总是男人的地位压倒女人——在凶的女人也是在家里发出“狮子吼”，到社会上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男人有没有责任，肯定有，但是女人自己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从男女之间的竞争角度来看，女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小的实力要素上，男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大的实力要素上，因此女人处于弱者地位是自找的。几乎全部女人都对自己的外表很重视，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来装扮自己，可惜人长成什么样子大体是天生的，无论怎么打扮，长进最多不过百分之几十。除此之外，女人还重视爱情和家庭这个男人也有份的东西，但是太重视了，以至于其他的东西女人都不放在心上。而家庭是自己的，搞得再好，只能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别人，对社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不能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男人操心女人的事情，会被人们认为“没出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之类，那么男人应该干些什么呢？——干一番事业。什么叫事业？做学问，保卫国家，赚钱，工作……男人英俊一点是不是讨女人喜欢？是的，和女人漂亮讨男人喜欢一样，但是男人为什么不去化妆？因为男人有事业才更能够讨女人喜欢，任何事业，都可以使男人有可能比他天然不加以努力的情况下有几十几百倍的长进——他做学问，成为万人之中首屈一指的智者；他保卫国家，统帅几万人的集团军司令；他赚钱，从身无分文到腰缠万贯……，这些都是弹性大的事情，都是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所以，男女本来都是一粒受精卵，可以后来成年之后大家的社会地位却差别很大，不是因为上帝对女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大部分女人都过于操心弹性小的东西，在这些没长进的事情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所以在弹性大的，有长进的事情上就没精力了。如果女人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弹性大的事情之上，则没有什么东西是男人专美，而女人不能的。留意我们所知道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女强人”，她们的成功毫无例外都是进入了原来人们以为是男人的专属领域：花木兰和穆桂英去当兵打仗，武则天当皇帝，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干预政治，居里夫人进了实验室……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