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摆如海子样阵”，指作战时派出一支先锋部队，分成许多小群，每个小群十骑至单骑不等，各群间疏散配置，形成广阔正面，分两翼弧形向敌推进。“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这里不要忘记，蒙古骑兵一骑数马的特点。如果其他国家的骑兵也采用这种战术，由于一骑一马，就不可能有如此声势浩大的效果，也不可能远离辎重太远太久。而蒙古骑兵却可以一连十几天纠缠敌军主力，直至对方露出破绽为止。这种象“海子”般波澜壮阔的阵势，敌军是无法将其包围的，而他们却可以包围比他们多得多的敌人。如果敌人的战斗力很强，不易攻歼，也可以断其给养，四面骚扰，使之疲乏削弱，暴露弱点，以利己方主力攻击。
所谓“攻如凿穿而战”，指在“海子样阵”的后面，隐蔽跟进一支密集部署的主力骑兵集群。待敌人被前锋搅得人困马乏，并且暴露出要害，这支主力就乘虚直捣敌人心脏，“凿穿”敌阵。为了确保实现“凿穿”，“海子阵”的部队也要同时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使敌人无法判断“凿子”之所在。
防御是被动地保守已经占有的竞争目标的行为。它有三条件：
所保守的目标已经占有；
在竞争中面对对手主动发起的争夺；
仅就防御本身而言，它的竞争目的以保守现有目标为满足，不是要求获得新的目标，因而是被动的竞争行为。例如，夫妻之间搞好家庭关系，使第三者无隙可乘；商人实行产品三包，力求保住企业及产品声誉；政治家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护；消费者投保财产保险等等。局部相对劣势是防御的前提。
一个竞争者为什么要采取防御的态势呢？无非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竞争者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自己已经占有的东西尚且没有把握保住，更不用说发起进攻了。这时，比较起他的竞争对手，他的实力绝对是不足的。因此，他不得不处于守势。
第二种情况是竞争者处于总体优势，但是在局部或一段时间内处于守势，以便在其它方面发动进攻。这时他为什么在这些方面或这一段时间内停止了进攻呢？主要原因也是在某些局部的竞争方面实力相对不足，因而在这些地方或方面取守势，以便腾出实力去在其它方面发动进攻。例如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强大，国际贸易总体上是咄咄逼人的顺差的形势，但是在原料和能源方面也必须处于守势，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容忍逆差存在。为什么？道理几乎人人明白：日本经济缺乏自然资源这一种实力要素，因此在这个局部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还有一种情况，竞争者在某种竞争中已经夺取了可能夺取的最高目标，然后很自然地就转入了防御。例如，体育运动员获得了某个体育项目的最高荣誉奖，面临着其他运动员的挑战。所谓“卫冕赛”。
克劳塞维茨说，防御是比较强的战争形式，我们当然也可以推广到所有的竞争形式里，说防御是较强的竞争形式。可是为什么防御是较强的竞争形式呢？
首先是因为防御的消极目的较易实现。根据定义，我们知道防御这种竞争行为是要在竞争中保住竞争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手头抓住的东西不被人抢去就行了。要达到比较低的目标，只需比较弱的实力就够了。一个学生，如果以保住已经拥有的学籍为满足，则６０分足矣，所需花费的精力远远少于想夺取第一名的同学。想得到第一名，没有最高分都不能说自己已经有了把握。
其次，防御的竞争行为的表现特点是等待进攻，因此防御是以逸待劳。既然是防御，就没有主动找麻烦的积极性，最好对手不要找上门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防御的一方动用和消耗的实力都比较少。在司法纠纷中，如果是诉讼的原告，在官司开始前就要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去搜集证据，准备状纸。假如准备工作达不到法院规定的要求，甚至可能不予立案。而作为被告，只有在接到法院通知后，才开始投入人力物力去准备辩护。如果不计败诉后的赔偿和采取违法行为的开支，仅仅就诉讼活动本身的花费来看，被告一般要少于原告。
在竞争活动会引起竞争者产生空间运动的竞争当中，防御者由于是静态地利用环境，与之结合较好。可以充分利用地主之利，先机改善环境，创造一个有利于己的竞争战场。在商业活动中，如果遇到竞争对手企图打入我方已经占领的市场，我方就可以利用久居市场的一切有利条件，对抗对手的进攻。在美国和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当中，美国生产商人经常利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阻止外国竞争者进入美国市场。例如煽动排外情绪，影响议会通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以增加外国商品的经营成本。
另外，在竞争者需要进行空间运动的竞争当中，处于防御的一方实力在防御中接近或依托基地，易于得到支援和补充。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迅速发展，吸引了内地的千千万万的民工跑到特区来求职。这些求职者当中，在特区有亲友和没有亲友的处境大不一样：有亲友的，首先住宿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住宿费；另外，如果亲友比较热心，事先找好工作，就业问题也容易解决，就算找不到工作，至少可以提供信息，或者介绍关系，使新来的人比较快地找到工作。尽管如此，他们的竞争条件还是远远不如他们的竞争对手—特区的本地居民，尤其是当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机会的法令和规定，例如要求企业不得雇佣那些没有当地户口的“三无人员”、“盲流”，并对违抗的企业处以罚款和其它处分。仅仅这一条，已经足以使得“盲流”们不能涉足合法的劳务市场，只能进入劳务黑市任由那些黑心的老板盘剥宰割。
防御的最大最普遍的好处是它是一种维持现状，保持钧势的竞争行动，有利于争取同盟。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不否认存在着天然无控制的竞争，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以至到了今天，我们实际上可能参加的竞争活动，已经或多或少地被社会置于控制之下。就算是战争，也还有日内瓦公约和各种习惯传统，很少是完全无控的。在有控制的竞争当中，只有竞争中的进攻的一方，有可能从现状的破坏当中得到好处，而其他人，无论是防御者还是中立的一方，都有可能由于进攻者得逞而受害。对于中立的人来说，他的现状往往取决于竞争各方的势均力敌所形成的均势，而现状的破坏的结果，进攻者不会把获得的战利品慷慨地拿出来与他分享，最有可能的，是挑选他作为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因此，人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同情弱者，同情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在婚姻家庭问题的讨论中，人们经常遇到一个充满不幸的家庭和第三者的入侵，《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样的故事。实际生活当中，第三者的插入常常是家庭破裂的结果，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小两口恩恩爱爱，亲密无间，就算有人企图充当第三者，也不能得逞。当然，家庭破裂未必是没有第三者的一方的错，但至少是其中一方的错。或者是对配偶不好，使之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或者是本来就不是真心爱配偶，当然欢迎第三者啦。这就是说，如果两口子恩恩爱爱，感情无懈可击，第三者当然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发生了问题，双方至少有一方要有过失，常常是双方都有过失，并不仅仅是第三者的错。不过，在大多数报刊上举办的讨论当中和社会舆论当中，指责第三者的总是很容易占上风。道理很简单，如果第三者也可以平等地竞争，则家庭婚姻的保护意义就丧失了。每个人都拿不准，那一天突然自己就得罪了自己的那一口子，使他（或她）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带一个第三者回家来以示惩罚。
防御，无论对于强者还是弱者，都是实力相对或绝对不足的表现，因此想保住一切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为此，就必须就所有的目标进行分析，有所取舍。实力弱小的竞争者，放弃守不住的目标，没有几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强者常常在实际上被以往的成功所迷惑，想保住一切，最后可以保住的东西也丧失了。竞争中强者失败最经常的模式是：在开始尽量扩张战果，当形势开始逆转时，不愿意放弃任何目标，到了元气大伤以后，才突然撤退，触发了崩溃。更有甚者，连转入防御的必要性也不愿正视。可以说，很多生意失败，正是这样的结果。在企业家面前，新的投资机会总是接踵而来，放过那个都说不定会遗憾一辈子，结果就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机动财力就这样消耗殆尽。如果一切按理想运行，问题倒不大，但是一旦对手发起强有力的攻势时，就招架不住了。西方经济学强调利润最大化，引导企业家用尽一切资源，因为任何闲置不用的资源，都不可能创造财富，优秀的企业家就是要使他支配的资源一刻不停地运转。但是，在实际上成功的企业家很少会做得那么“绝”的，因为做得那么“绝”的企业家往往挨不到成功的那一天就破产了。就个人而言，我们手头持有的现金，如果不是马上使用，就是在浪费利息。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是在领工资的时候严格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行事，除了麻烦之外，一定还有尴尬和狼狈的时候。在银行家方面，如果这样做，尽量不留或者少留准备金，就很可能导致金融风潮。因此，银行界都要保留一部分吸收到的资金作为准备金，以防不测。
英国人在国际事物方面的深谋远虑和干练老到，是世界闻名的。人们往往注意英国人在殖民扩张当中的智慧，而忽视了大英帝国有秩序地瓦解过程，如果不是更深刻地表现了其政治家的谋略素养的话，至少是应该同样值得称道的。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邱吉尔认为应该合起来算一次三十年战争）中，竭尽全力打败了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德国，但是自己也元气大伤。战后英国的政治家有见于此，及时地实行了全球性的战略总退却，用“英联邦”这一块遮羞布，体面地退出了“苏伊士以东”的绝大部分殖民地。大洋洲、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南非及非洲的许多殖民地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就退出了，英国人唯一进行了一次并不坚决的反扑的地方是埃及。在总退却的同时，英国还主动地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美国，并与美国结盟。与英国人主动退却相比，法国人就愚蠢得多。他们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了多年毫无希望的战争，最后还是在丧师辱国之后狼狈逃出，使国家到了内战和崩溃的边缘。回顾历史，当年胡志明已经同意留在“法兰西联邦”内，如果法国顺水推舟地与越南政府签订一系列友好条约，那么，法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都会在越南得到最大限度地保留，但是顽固的法国殖民主义者选择了战争，蒙受了奠边府的惨败。
卧薪尝胆，是最为典型的防御谋略之一。当年的越王勾践在兵败受困的情况下，不惜屈身事敌，忍辱负重，终于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通常的“大丈夫能屈能伸”之类，那个方面可以归入放弃部分不可守目标的谋略之下，我们要强调的是，仅仅是忍辱负重，只能自保，苟且偷生，只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能使勾践反败为胜。因此，作为防御者，在极端的逆境下，通过放弃无力保守的目标保存实力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仅仅保存实力，不足以摆脱被动地位。因此，在生存问题解决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解决实力的发展和积累的问题。有的人不了解这一点，急于反败为胜，实力随重建，随消耗，反而种下了彻底失败的种子。
<P 0cm 0cm 0pt">明朝自萨尔滁战败后，熊廷弼、孙承宗和袁崇焕先后经营辽东，防务渐有起色，多次挫败后金的进攻。他们的战略都是先守后攻。但是，守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敌方推进。每前进一步，就建立城堡设防，控制周边的人民和土地，使财源、兵源都有着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的基础就有了。他们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败在朝廷腐败，不在保卫辽东的战略失当。
坚壁清野作为一种有效对敌斗争手段，在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对于防御的重要作用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忽视了“非关税壁垒”也是同样道理的防御手段。通过给外国货的进口增添许多麻烦，使其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这样就达到了保卫国内市场的目的。
在同盟竞争当中，核心同盟者之间的团结和对同盟的向心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坚强的团结，自相矛盾，总体实力一定会受到削弱。司马迁记载：“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马基雅维里也说过：“你最好不过的城堡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
要做到众志成城，就必须始终遵循实力大小和利害关系相一致的原则。魏文侯曾问吴起：“愿闻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吴起回答说：“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党风问题。如果“走后门”“任人唯亲”盛行，不可能做到“众望所归”。
防御的重要有利条件，就是保卫现状。现状得以维持，只对进攻者不利，而对其他人至少无害。所以，中立的第三者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因此，就容易成为防御者的潜在的同盟者。甚至那些慑于对手强大的实力而依附于对手的对手的同盟者，内心往往也是倾向于维持现状的，因此，就会产生倒戈的倾向。防御者大力开发利用这些条件，扩大自己的同盟，实在是有效的防御的要着。
使对方另择对手也是防御者的战略选择之一。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曾经对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企图发动全伊斯兰世界的圣战，借刀杀人。虽然他战败，但是这个战略对美国为首得多国部队威胁最大。
藏于九地之下是孙子的主意，不是指躲在地下，而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深藏不露的意思。确实，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没有办法打你
另外还可以考虑层层设防，大纵深，多层次，不能只有一手，要多准备几手。
在实施防御的时候，要注意把握：
在人家气势汹汹冲过来的时候，就算你身板硬朗，也不要硬顶，最好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来势汹汹的时候，赶紧把本国货币贬值，避过风头，结果复苏很快。新加坡和台湾也是依样画葫芦，早早就把自己的货币贬值了，只有中国大陆和香港硬抗着，搞得自己伤痕累累。从大陆和香港的经济实力来看，坚持货币不贬值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值不值得。以香港为例，和台湾、新加坡、韩国合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都实行联系汇率的政策。以中国人管制的地区来看，新加坡、台湾都放弃了联系汇率，香港坚持，据说可以保持“金融中心”的地位。结果当年新加坡经济增长４％，台湾２％，而香港却是－５％！这三个地区，本来估计的经济增长率都在５～７％左右。新加坡反应最快，虽然周围国家都“沦陷”了，但是损失最小，增长率只比预计的减少１～３％。台湾其次，损失３～５％。香港最惨，达到１０％！从经济复苏的速度来看，香港复苏的也最慢。有没有保住“金融中心”的位置呢？最近渣打银行宣布全球裁员６，０００人，这可是在香港发行港币的银行啊！很简单，经济实力是金融中心的前提，不去保卫经济实力，反而专心维持联系汇率，岂不是背道而驰吗？
如果是军事冲突的话，还要多方以误之，以疲之，减杀对手的优势。引诱对手攻我预设阵地，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竞争中的反攻指处于防御的一方在完成保守目标的任务后，利用防御过程中形成的有利形势，就势向进攻者发起进攻，收复失去的目标以及夺取新的未曾占有过的目标。在收复失去的目标方面，有婚姻破裂家庭的“破镜重园”；受人诬陷获得平反昭雪后，反告陷害者以诬陷罪，为社会清除一大祸害；商业竞争中收复一度被对手夺取的市场等等。<p></p></P>
20.宦官是怎样夺权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其实也是社会现象：权力这种竞争中常见的价值目标、派生目标，同时也是重要的实力要素的东西，总是渐渐地从强人手里转入弱者手里，最后弱者反而制服了强者，掌握了生杀大权。在古代，开始人们相信“亲兄弟、父子兵、夫妻档”之类的伦理观念，把权力交给血缘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代为掌管，但是这些人反而倚仗血缘关系欺上压下，篡夺了大权。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治者开始打破幻想，把权力交给出身寒微的人，最后甚至交到没有平民身份的奴才，而且是不可能通过传宗接代来繁衍家族势力的宦官手里。赵高就是一个秦始皇亲自看中的一个宦官，他之所以能够囚禁丞相李斯，并不只是因为李斯的立场软弱，而是他的势力已经强大到连李斯都不敢轻举妄动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呢？秦始皇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为自己的丰功伟业设计了千秋万代的蓝图：因为担心儿子没有实践经验，把扶苏派到边疆，在军队里锻炼，掌握兵权；启用宦官，压抑重臣的势力。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来他的儿子会沦落到“指鹿为马”的落魄地步。
宦官，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社会地位最地下，而且几乎没有家族背景的社会集团。在封建社会里面，血缘关系是一个人社会力量的重要基础，断子绝孙被认为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而宦官同时又是奴才身份，这种双重压迫使得宦官在讲究身份地位的封建社会算是被压在最底层了。这样的人可以放心交权给他，不怕他造反了吗？不然，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到清朝末年的李莲英，宦官都在很大程度上夺取了权力，有些时候这些断子绝孙的人甚至成了皇帝的“干爹”一样，主宰皇帝和皇亲国戚的生杀大权。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宦官现象”。一个男人被阉割了，总是被人看不起，但是我们讨论“宦官现象”的“宦官”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宦官的典型事件，而是讨论为什么看起来几乎是完全没有实力的人最终会压倒开始的时候是拥有最大实力的人的一种普遍的以弱胜强的社会竞争现象，从中探讨强者失败的原因和弱者成功的秘诀。
外国没有宦官，但是一样有“宦官现象”。古代土耳其皇帝叫苏丹，现在有的人为了与苏丹这个国家相区别，也有翻译成素丹的。古代几乎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流行“抢亲”的习俗，一般人只注意到抢老婆这种浪漫故事，忽视了收养敌人遗孤的风俗。游牧民族出身的土耳其人在征服欧洲的战争当中，俘虏了一些孤儿，一般的老百姓喜欢把他们养在家里，长大了以后成为自己的奴隶。因为这些奴隶没有家庭，主人家对于他有养育之恩，通常被认为忠心耿耿。苏丹也仿效这种做法，专门搜罗东欧的战争遗孤，养在宫廷里面，长大以后，让他们当自己的近卫军，享有超过一般土耳其人的特权，但是保留奴隶身份。苏丹以为，生你们的是已经下落不明的父母，养你们的是眼前这个风风光光明明白白的我，让你这个奴才享有超越其他主子的特权，你也该知恩图报了吧？这些孤儿组成的奴隶近卫军，就是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马木路克。开始还不错，苏丹自以为得计，就把这个做法发扬光大，派其中可靠的人去到那些重要的省份担任军政长官，等到这些孤儿奴隶羽翼丰满之后，纷纷造反独立，后来甚至攻打苏丹，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马木路克虽然没有被阉割，但是他们以至弱胜至强的实践，也可以算是“宦官现象”的古代土耳其版本。
马木路克大权在握之后，对于土耳其苏丹当然是一场噩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干出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东方人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除了日本成功地实行明治维新之外，基本上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但是马木路克几乎创造了另一个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例外。土耳其帝国里最先接触到近代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是受到拿破仑入侵惊醒的埃及。拿破仑的入侵虽然短暂，但是摧毁了马木路克的妄自尊大，使他们开始学习西方。最有成就的是祖籍阿尔巴尼亚的马木路克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统治埃及的时代，厉行改革，使得埃及迅速富强起来。富强起来的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儿子易卜拉辛率领埃及军队进攻土耳其帝国，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对于东方将要出现一个现代化的，富国强兵的土耳其感到恐惧的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借口援助土耳其帝国镇压叛乱，打败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迫使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埃及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后来又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埃及的强国之梦从此破灭。穆罕默德·阿里的失败，除了他本人的战略指导失误的因素之外，埃及地理上所处的东西方交通的世界战略位置也是一个因素。如果他的国家像日本一样，处在一个“天涯海角”的荒僻角落，也许列强就不会对他的迅速崛起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经过若干年的和平发展之后，可能成为日本之外的第二个成功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东方国家。
现在不少家族经营的私营企业也开始遇到“宦官现象”这个问题。自己是属于环境变化而成功的暴发户，本身并没有真正的真才实学来管好企业，家庭里面的只有几个不肖子孙或者纨绔子弟，能花钱不能挣钱，不得不依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帮忙，但是怎么样控制这些人呢？笔者遇到的最典型的是一位退伍老军人，他自己开了间公司，挣下了一些产业。听说别人开公司都邀请法律顾问来审核法律文件，处理法律事务，他也照搬。他心想，我挣下几个钱够多的了，现在该知足了，自己喜欢收集古董，就把心思下在古董上吧，公司的钱只要不让别人骗走就行了，他就委托这个法律顾问全权处理公司事务。后来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发展，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法律顾问跟别人合伙，利用他当初缺乏法律知识，公司资产的产权关系不清楚的漏洞，把他的公司“合法地”卖给了法律顾问自己，而把债务留给了他这个法人代表，一纸合同几乎把他从天堂拖下了地狱。
<P 0cm 0cm 0pt">那么，宦官是怎样战胜哪些元老重臣、皇亲国戚最后战胜皇帝本人的呢？
首先是卑下，卑微。这两句中国的形容词很有意思，好像差不多，但是细细品味，强调的重点还是略有不同。因为卑下，所以别人看不起，因为卑微，所以人家视而不见。因为人家对你不以为然，当你透明——不存在，所以不会动“真格儿”的，不会认真对付你。这样你这条潜龙才可以聚精会神地发展和积累实力，不受干扰。中国人往往把弱者战胜强者的战略叫做“阴谋”，什么是“阴”呢？雌雄，雌为阴，马克思曾经引用过一句德国谚语：“女人的名字叫弱者”，中国人的“决一雌雄”也是这个意思。“阴谋”就是弱者的计谋，这是第一层意思。弱者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阴谋”就成了贬义词。“阴”的另一个意思就是“阴暗”，南方，背光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是“阴”。不动声色，悄悄行动，偷袭都是“阴谋家”所为。因为弱者的实力不如强者，硬碰硬肯定吃亏，所以经常搞地下活动，喜欢绕到背后去打黑枪，这些“懦夫”所为又被社会不齿，因此“阴谋”是名声不好的贬义词。不过对于弱者来说，虽然名声不好，但是“阴谋”在对抗强者的时候，总是最有效的战略。这里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意思了。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统治，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实力强大，既然如此，他最喜欢玩“阳谋”，跟对手“光明正大”地“单挑”，最担心在睡梦中给人家割了首级，所以他们极力贬低“阴谋”。如果弱者傻乎乎地信以为真，去扮演强者的角色，跟统治者来“阳谋”，十有八九是会给打得鼻青脸肿的。
其实，从谋略学的观点看，正当与否不在于方法和手段，而在于目的。如果强者是正义的一方，弱者是非正义的一方，则弱者不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对抗强者，都不能改变自己事业的非正义性。反之，如果强者是非正义的，而弱者是正义的，则弱者不论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这些方法和手段不与自己的正义目标相冲突），他的事业都是正义的。从谋略的评价的标准是效率这一点来说，“阴谋”的目的是以弱胜强，用比较弱小的实力战胜比较强大的对手，应该比恃强凌弱的“阳谋”更值得称道。前面我们讨论王二小的故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时候，已经做了说明了。
但是，卑下和卑微本身并没有杀伤力，光是点头哈腰并不能够战胜对手，宦官以至弱战胜至强还有其他战略措施。
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跑得快的兔子因为看不起慢慢爬的乌龟，跑到半路睡着了，结果给持之以恒的乌龟战胜了。如果靠卑下和卑微能够使皇帝睡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战略，但是即使兔子皇帝睡着了，乌龟宦官也未必能够拿到江山，因为还有皇亲国戚，元老重臣，甚至街头烂仔振臂一呼，都有可能赶在宦官前头取而代之。因此，卑下和卑微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果兔子不睡觉，乌龟也能赶上兔子！
好了，解一个智力测验题：
在龟兔赛跑当中，如果兔子不睡觉，乌龟有办法赶上兔子吗？
从战略上来说，我们虽然可以企图用种种办法去影响对手的决策，从而影响对手的行为，但是对手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一双手，你想要它干什么，它就要干什么，我们能够完全支配的只是自己的行为。假如乌龟用了各种办法去哄骗兔子，兔子也不上当睡觉，那么乌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行动上了。乌龟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呢？用时下时髦的话来说，它可以“挂靠”在兔子身上，这样，兔子跑到哪里，乌龟就跟到哪里，不会被拉下！
宦官战胜皇帝的办法就是“挂靠”在皇帝的身上，让皇帝带着他腾云驾雾，把皇亲国戚和元老重臣都踩在脚底下。仅仅是“挂靠”还不够，还要采取“牛虻战略”，往皇帝的身上插上一根吸管，把他的实力转变为自己的。等到皇帝被吸干了，宦官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皇帝，皇帝实际上变成了宦官的傀儡。
说到乌龟“挂靠”兔子，可能有的读者会联系到现在社会上时髦的“傍大款”，问是不是“活学活用”，其实不然。“傍大款”是一些打算不劳而获的男男女女去算计“大款”的钱包，完全没有赶上“兔子”的意思。但是如果改一个字，变成“傍大腕”就比较像了——拜师学艺就是典型的“傍大腕”，他们当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机会。<p></p></P>
21.百战百胜的拿破仑为什么坐不稳江山？
百战百胜，或者常胜将军，是一般人对军事家的称赞和期望。但是真正的军事家并不这样看。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事情。不用打仗就能让敌人屈服，才是最好的。孙子这个思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而且逻辑关系也很容易理解：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不死人就达到打仗的目的，当然这种便宜是谁都想占的。不过，不打仗就战胜敌人，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因此大家还是觉得如果打仗的话，还是百战百胜的好。吴起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天下打仗的国家，如果连打五仗都获得胜利的话，国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果连赢四仗，国家就会产生很多弊端，如果连胜三次，可以称霸诸侯，连胜两次，能够建立王国，只有一仗就决定命运的国家，才能够建立帝业。如果打仗，最好是只打一仗，如果打多了胜仗，国家能够君临天下是很少的，而从此灭亡了的例子多的不可胜数。在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百战百胜，最后一战失利，全局尽墨；而另一些人，则屡败屡战，一战获胜，奠定伟业。前面的例子，中国有楚霸王项羽、符坚等等，外国有汉尼拔、拿破仑，后面的例子，中国有汉高祖刘邦、赤壁之战前的刘备、武昌起义前的孙中山等，外国有汉尼拔的对手罗马人、拿破仑的对手布吕歇尔、抵抗美国侵略的越南人民。这里大家可能对布吕歇尔不大熟悉。布吕歇尔是普鲁士王国军队的统帅，每逢跟拿破仑对阵，总是一败涂地。但是，正如拿破仑本人所说：“此人并非将才”，但是佩服这个老家伙“屡败屡战的勇气”，每次战败，他都卷土重来，继续挑战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前一天，他统帅的军队在林茨惨遭败绩，他本人死战不退，被法国骑兵打死战马，跌落尘埃，幸而被自己的卫士救走。结果这个摔得鼻青脸肿的老元帅，第二天又率领林茨战役的残兵败将出现在滑铁卢战场，最终结束了拿破仑的军事生涯，也让自己名垂青史。
屡战屡败，一战而胜和百战百胜，一败而亡，都有各自的道理。
屡败屡战，一战而胜有两种最典型的原因：
第一个是以“厚势”对“锐势”。所谓厚家底对抗暴发户。“厚势”又包括自身和环境两个方面，自身是指实力的结构当中，后续的要素比重比较大。后续的实力要素在军事斗争当中，相当于“综合国力”的概念；在经济活动当中，相当于固定资产、“物业”等等形式存在的资产；在人与人的竞争当中，相当于一个人的内涵……，后续的实力要素发挥竞争力比较缓慢，但是比较稳定和持久，类似于我们平时形容一个人“功力深厚”，要想一下子打垮他还真的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实力的延伸，也就是指同盟条件，如果两个同盟竞争，盟友多的一方肯定占优势，尤其是久拖不决的竞争，更是如此。盟友的实力相当于自己的实力的延伸。在环境方面，主要是对于自己的实力的发展和使用的条件是不是相对比较有利，或者说可能是使用不利而发展有利，因此目前老是斗不过人家，但是因为实力的发展快过对手，最终可以战胜对手。
相反，“锐势”也有两个要素，分别是自身实力结构当中，突击性要素的比重大一些，延伸的部分少一些，盟友少一些，而在环境因素当中，有利于自己的实力使用的要素多一些，而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要素少一些。这样，眼前虽然连战皆捷，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当中，策划和指挥袭击珍珠港的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曾经说过，袭击珍珠港成功之后，日本可以在太平洋战场上获得一年的优势，但是以后就不好说了。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结构当中，航空母舰的比例是世界上各国海军重最高的，和战列舰相比，接近１：１的水平，其他国家只重视战列舰。而日本海军航空兵又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又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最灵巧的战斗机。日本海军的训练精良，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注重炮术的提高，大炮的射击命中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水平之一；在日俄战争之后，还根据战争实践经验，特别突出了夜战水平的提高。日本很早就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程度比较高，军队战备的水平比较高，装备也比较精良，因此开战的时候占了大便宜。美国地大物博，经济发达，科学昌明，远远超过日本。如果日本不能像侵略中国一样，一下子把美国的主要经济区占领或者破坏，美国最终会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武器装备，训练出更加优秀的飞行员和海军官兵，全面压倒日本。战争一开始，珍珠港空袭，日本在大型战舰方面的战绩是０：８，后来到珊瑚海战，日本就下降到２：２，日本略占优势。珊瑚海战是世界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大战，日本击沉美国重型航空母舰１艘，重创１艘，自己被击沉轻型航空母舰１艘，重创重型航空母舰１艘。到了中途岛战役，这个纪录就变成４：１。日本被击沉重型航空母舰４艘，只击沉美国重型航空母舰１艘。日本后来在瓜达卡纳尔的海战当中，虽然陆军失利，但是海军又和美国打成平手，一度使得太平洋上双方的航空母舰数量基本相等。但是由于日本工业底子薄，科学技术落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后续实力比较弱，以后日本就每况愈下。到了战争后期，两国海军阵容相比较，美国的绝大多数军舰都是开战以后建造的新式战舰，而日本仍然依靠战前开工建造的军舰。甚至到了日本海军的最后一战，联合舰队旗舰亲自出马进行神风突击，这艘旗舰，这艘人类历史上最大型的战列舰“大和号”，也是战前动工兴建的；美国的海军官兵，包括飞行员都是受过严格充分训练的熟练人员，而日本的精锐官兵已经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有那些初学的青年。中途岛战役以前，每次海军空战，日本人都占便宜，因为日本比较穷，重视武器装备，把最好的飞行员用在前线，以求发挥最高的装备效率。美国是个富国，不在乎东西，只在乎人，因此不经过充分训练的士兵，不让上战场。因此开战一年以内，日本飞行员的技术战术水平全面压倒美国，但是一年以后，由于老兵的损失，新兵越来越多，新的日本海军飞行员因为节约，都没有受过充分训练，最后只好当人肉炸弹，组织“神风突击队”。
如果当年日本有和美国一样发达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日本在开战的时候所取得的优势就有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又或者美国没有像中国、苏联、英国这样的盟友支援，只是和日本一对一的单挑；又如果日本的地理位置是在美国东边，就相当于中国和美国换个位置，把美国换到中国来，日本一开战就从陆地上大举进攻，很快就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工业区都占领了。美国只能像中国一样，依靠西部的不毛之地抵抗。那么“厚势”就不在美国方面，而在日本方面了。
另外一种屡败屡战，一战而胜的原因，是竞争者在竞争中学习竞争，改造自己，最终赢得了竞争。普鲁士王国军队统帅布吕歇尔就是这样的典型。当他和拿破仑初次交手的时候，他所率领的普鲁士的军队是欧洲最落后的军队之一，而他的对手拿破仑却是欧洲最先进的革命军的统帅。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投降，但是身为败军之将的普军统帅布吕歇尔并没有屈服，他启用当时最有才华的军事改革家格奈森诺出任总参谋长，全面改革普鲁士军队，使之成为欧洲最现代化的军队之一。耶拿战败，普鲁士军队一天之内土崩瓦解，国家投降。但是林茨战败，普鲁士军队仅仅一个晚上就重新集结，第二天又生龙活虎地投入战场，终于在滑铁卢结束了拿破仑百战百胜的历史。可见改革的成效。
中国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指导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然后开始改革和革命。开始以为是军事不如人，就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又感到是政治不如人，就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主义，现在则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急起直追。在军事上，到抗美援朝，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打得鼻青脸肿，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让世界开了眼界，从此算是不受人家欺负了；政治上到１９４９年终于产生了高效率的统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经济上可能要到新世纪的５０年代，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过程大概有２００年左右，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自我改造的过程。
战略经典研究：甲午海战和颐和园。
很多人抱怨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去建造颐和园，认为那时最大的两艘铁甲舰“镇远”、“定远”合计不过３６４·７万两白银，如果把建造颐和园挪用的几千万两用于购买军舰，则中国海军实力将数倍于日本，而不是不如日本。如果再把《马关条约》赔掉的２亿３千万两白银和台湾的税收用于建设海军，中国将可以建设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至少十倍于日本海军，别说败于日本，就是迫使日本俯首称臣也不是办不到的。平均１，０００万两银子可以买“定远”级战舰５艘，２亿两可以买１００艘！余下的用来配备训练人员，购买炮弹，燃料等。但是，从慈禧太后作为满族人的矛盾心理来说，军队不强大则江山不保，军队越强大则汉人势力坐大，满族的统治地位不稳。所以，保持海军与日本相当，则对于满族最稳当。如果李鸿章连日本人都敢欺负，难保他不会有朝一日骑在老娘脖子上拉屎拉尿，那时如何对得起满族的列祖列宗？至于何谓“相当”，则很难说。中国海军“北洋”、“南洋”、“粤海”三支舰队，总吨位和军舰数都与日本差不多，甚至略微超过一些，仅仅“北洋”一支，就在很多地方超过日本。至少中国拥有亚洲最大的两艘７，３３５吨军舰，而日本最大的几艘军舰不过４，２００多吨，从慈禧太后的角度，第一没有想对日本宣战，第二不知中国海军的训练如此不济。
实际中国海军在黄海大战中失利的原因，既不是日本军舰速度快，也不是日本军舰火炮快，主要是中国海军打不准。以“镇远”“定远”二舰的８门３０５毫米巨炮，可以先敌开火，而且只需命中一两发即可使日本任何一艘军舰失去战斗力。军舰再快，快不过炮弹，日本军舰在进入中国这两艘巨舰的火炮射程之后，没有被击中，而进入本国军舰射程之后，却频频命中中国军舰。中国比较小的军舰很快被击沉或重创，但是战场上留下的两艘巨舰却让日本人徒呼奈何，它们厚厚的装甲是日本的大炮根本打不穿的，最后日本军舰只好逃走。这两艘巨舰的８门３０５毫米大炮如果命中率为１／８，则只需１２个齐射就可以让日本所有１２艘军舰瘫痪，然后其他小舰再上前逐个击沉即可。“定远”和“镇远”的３０５毫米大炮发射速度再慢，也可以每分钟１发，从“定远”在中午１２时５０分开火到下午１７时３０分日本舰队撤出战场，共５小时４０分，可以发射炮弹８发ｘ３４０分钟＝２，７２０发。即使如果因为战斗机动等原因，实际上只能１０分钟发射１发，也可以发射２７２发，甚至打１０炮中１炮，也可以命中２７发，每艘日本军舰可以“分享”２发以上，则不但可以使之重创，全部击沉已经绰绰有余，何况除这些３０５毫米大炮之外，我军还有２６０毫米炮１门，２５０毫米炮４门，２１０毫米炮１２门，１５０毫米炮１７门，１２０毫米炮３门。但是，这８门３０５毫米巨炮没有击沉１艘敌舰，只是“偶然”命中的几发，但是已经足以使全部中弹敌舰遭到重创：“松岛”几乎全部上层建筑荡然无存；“比睿”下甲板后部全部损坏，丧失战斗力；“赤城”舰长毙命，丧失战斗力；“西京丸”几乎不能行使，丧失战斗力，这些战绩，几乎都是３０５毫米克虏伯大炮的一弹之功。要说速射火器，中国军舰上也有，“致远”舰上的“格林”炮就是机关炮，邓世昌在冲向“吉野”时曾亲自开火，命中数百发，但口径太小，基本不能伤害“吉野”。那个时代的海军是“大舰巨炮主义”最有效，大舰则装甲厚，防护力强，这是甲午海战所证明的，巨炮则一击致敌死命，这也是甲午海战证明的。我国海军既有大舰，又有巨炮，本来应该具备制胜条件的，但是因为技术不精，结果最终惨败。我们看一下战后的统计数字：
中国军舰中弹数日本军舰中弹数
定远 １５９松岛 １３
镇远 ２２０严岛 ８
来远 ２２５桥立 １１
靖远 １１０扶桑 ８
平远 ２４千代田 ３
济远 １５比睿 ２３
广丙 １吉野 ８
致远 沉没浪速 ９
扬威 沉没秋津洲 ４
超勇 沉没高千穗 ５
广甲 沉没赤城 ３０
经远 沉没西京丸 １２
总计 ７５４以上总计１３４
根据上述统计，加上落在被击沉的中国军舰身上的炮弹，日本舰队至少命中率超过中国舰队１０倍以上。另外，从中国几艘军舰中弹百发以上仍然保持战斗力，可见日本１５０毫米的速射炮威力有限，甚至国产的“来远”号军舰也经得起２２５发炮弹的轰击，“定远”和“镇远”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一个现象，中国军舰凡装甲厚度在２００毫米以上的军舰除“经远”外无一沉没，而装甲厚度在１００毫米或以下的军舰，大部分沉没，只有“靖远”、“广丙”得以保存。而日本军舰除“扶桑”号以外，全部军舰的装甲都在１１４毫米以下。最凶猛的“吉野”，装甲只有１０２毫米，其它第一游击队的３艘军舰“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的装甲只有５１毫米；日本本队的各舰，多数装甲在１００毫米左右，“千代田”只有３３毫米。因此，日本军舰并非很难击沉，但是以中国海军的训练水平，很难击中倒是真的。我军８门３０５毫米巨炮，奋战３４０分钟，只有数弹有效，几乎是每次开火都是肯定不中，命中是意外的，或者说是偶然。军舰的速度在战略机动方面作用很大，但是在战斗当中就未必起决定性作用了。中国军舰平均时速１５海里，实际在战斗中只开到８海里，日本舰队平均速度与中国舰队相当，几艘快速舰达到时速２０多海里，即便如此，也是每小时最多多走５海里，中国的３０５毫米大炮每分钟可以发射１发炮弹，在１个小时内可以发射６０发炮弹，８门合计可以发射４８０发。因此，大型水面舰只依靠速度获得的战术优势是有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的战列舰设计得比较其它国家的速度快，为此牺牲了装甲厚度和火炮口径，而德国却坚持生存第一，火力第二，速度第三的设计原则，战史证明，德国的设计明显优于意大利的设计。英国最大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就是按照注重速度的原则设计的，结果遇上德国的“俾斯麦”后，仅仅５个齐射，两个齐射命中就被击沉。“俾斯麦”在击沉“胡德”号以后，又炮击“威尔士亲王”号，６分钟命中４弹，重创“威尔士亲王”号。在整个战斗中，英国这两艘王牌战舰只打中“俾斯麦”号３弹。如果“定远”和“镇远”有“俾斯麦”舰上官兵的射击技术，大概三分之一的日本军舰还没有进入自己的速射炮射程范围之内，就已经被我军的远程大炮击沉或者重创了。实际上，我军重炮在５，３００米距离开火，敌军进入３，５００米（一说３，０００米）才还击，时间差了３分钟（一说５分钟）。这３分钟（取其短说）里，我军８门重炮可以齐射３次共２４发炮弹，但是没有命中一发。直到开火１４分钟以后，才有日本军舰被３０５毫米炮弹击中。而日本旗舰“松岛”号第一轮齐射就命中中国旗舰“定远”号，使舰队司令丁汝昌负伤，信号旗折断，舰队失去指挥（一说“定远”的舰桥是被自己的大炮开火震垮的，难以令人信服，毕竟几个人不算重，竟然会压得钢铁舰桥象饼干似的不经一震？而且迎风飘舞的司令旗和信号旗也竟然把桅杆“拖累”断了？）。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由此可见，甲午海战我军败绩，虽然慈禧太后有挪用军费的责任，但是凭当时清朝北洋水师的实力，抗衡日本应该是有条件的。如果当时训练严格，充分，使命中率提高一倍，战争的结果可能根本相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极其劣势的武器装备对抗装备最精良的美国军队，仍然获得胜利，除指挥正确之外，有一支久经战阵的军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上甘岭战役的炮战当中，敌人每天最多发射３０万发炮弹，而我军最多只能发射４万发炮弹，相差７倍多，和甲午海战的速射炮对大炮相当，但是我英雄的志愿军依然能够取胜。其中一个原因从美国兵把上甘岭的一个高地叫“狙击兵岭”就可以看出来：志愿军战士单兵技术熟练，枪法好。甲午海战中，中国海军的广大官兵浴血奋战，为国家民族付出了惨重牺牲，按照我们的传统，写历史为尊者讳，当然不愿意说他们的不是，而宁愿说是武器不如人。但是笔者认为，实事求是会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虽然真理有时不讲情面。据说，日本人是看到中国水兵把裤衩晾在大炮上才决心向中国挑战的，可见北洋水师训练和军纪之涣散。
因此，武器装备的因素并不是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因素显然更重要。后来日本海军提出：“宁要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不要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强调精湛的射击技术对海战的重要性。很快，他们就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欧洲强国沙皇俄国。在对马海战中，日本人也是让俄国人首先开火，自己稍后才开火，但是由于日本水兵的射击技术精良，所以一开火很快就重创了俄国的主力舰只。俄国旗舰经过两轮齐射，基本失去战斗力，舰队司令重伤丧失指挥能力，决定了战斗的结局。
封建分裂，使得甲午战争在军事上实际上是以李鸿章一个军阀的实力对抗日本举国的侵略，故李鸿章极力避免战争，以保住自己在官场上的本钱。战争爆发后也极力保存实力，不敢主动进攻。北洋水师当时应该组织特遣舰队远征日本，封锁对马海峡，炮击日本沿海城市，甚至炮击东京。当时既没有飞机，更没有雷达，要寻找茫茫大海中的军舰是很困难的。日本大城市多数靠近海边，以木板房居多，炮击大城市很容易引发火灾，影响巨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珍珠港惨败之后，派“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空袭东京，取得重大心理胜利。
甲午战争开始，日本海军一门心思放在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争夺上，想不到中国海军会长途奔袭，抄他的老窝。轰击东京等大城市之后，再回师对马海峡，袭击日本侵略军的后勤供应线。如此，日本海军传统上不能置东京等大城市的安危于不顾，必然分兵回防。然后中国海军则可集中南洋、北洋两支舰队主力与日本在对马海峡一带的护航舰队决战。对马海峡的制海权易手，侵略朝鲜的日军将不战自退。
相反，日本却不可能通过炮击中国沿海获得战略利益，因为没有要塞的沿海城市，多不重要。
这实际上是“围魏救赵”战略在海军战役中的使用，关键是军舰在出击和转移时，选择非常规航线，避开日本舰队的截击。例如，炮击之后，日本海军可能会在威海附近，截击我回航补给的舰队，但是我舰队可以跑到台湾或者上海补给，会合南洋舰队再北上决战。
这里建议的战略后来在日俄战争时被俄国海参崴舰队采用，在日本沿岸大有斩获，击沉击伤和俘获日本多艘舰船，并且炮击日本许多沿海城市和地区。只是因为俄主力不在海参崴，才没有达到战略目的．
以前有一位朋友忽发怪论，说应该感谢慈禧太后，如果她当初把建造颐和园的款项拨作军费，则黄海下面无非多了几堆废铁，我们就没有颐和园游玩了。话虽偏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清朝丧权辱国，不关军费开支的事情。腐败的政权，怎么开支都是糟蹋民脂民膏，无非是糟蹋到哪里，让什么人糟蹋罢了。
22.如何守住江山？
中国人对于这么一种战略耳熟能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比较简单，人人都会，只要勤快就行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不是人人能懂了。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掌握竞争的调节与控制的原则与模式，并且在实践中正确的运用。
竞争是一种社会力，正如电能是一种自然力一样。如果我们想支配一种力，使之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必须掌握控制这种力的方法。怎样控制呢？如果我们能够调节力的大小和作用的方向，则我们就已经算是控制了这种力了。
我们为什么要控制力呢？为了不被电死——我们是这样回答控制电的目的的，那么控制竞争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看一看控制竞争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l抑制竞争的消极后果。
我们已经说过，竞争的积极方面是鼓励人们为了胜利而付出超常的努力去建立自己的实力，而实力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胜利，人们在竞争中也可能“走火入魔”，不顾一切地寻求破坏对手的实力，而这种破坏甚至超过了竞争本身的建设作用。因此，社会寻求建立一种有效的控制机制，使竞争始终保持建设性的社会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卖东西卖不过人家，也不能去烧人家的铺子。
l充分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
在抑制竞争的消极后果的同时，这种控制机制还要使竞争定向发展，以便使它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例如，足球运动的目的在于锻炼人的腿，因此禁止用手击球；而篮球、排球则相反，禁止用脚踢球，因为这两项运动的目的是发展人的手。学生考试，着重知识的吸收，故而以书本为依据；而干部的考核，重在才干，因此以实际政绩为根据。
l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
竞争本身，是人类社会改变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方式。竞争的胜利者自然在分配关系结构中处于较为优越的位置，他们在发动下一轮攻势之前，希望保持目前的胜利成果。苏联是西方的竞争对手，西方国家一直处心积虑想搞垮苏联，但是苏联真的垮下来后，西方又忙不迭地“援助”前苏联各共和国，害怕它们的核武器流失，爆发内战。竞争的失败者，在做好反攻准备前，也需要一个喘息之机，以便使损失到此为止。伊拉克战败后，被迫接受联合国决议，允许联合国监督其销毁积几十年心血和几百亿财富建立起来的核及生化设施、导弹、超级大炮，以便赢得平定内乱的时机，保住政权，日后东山再起。其他没有准备好在竞争中发动攻势的人，也需要维持现状，害怕失去控制的竞争可能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后果。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没有做好动手的准备以前，希望维持现状。
（２）、控制竞争的主要方式：
为了使竞争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限制其消极影响，社会必须对竞争实施有效地控制。控制竞争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竞争之外和竞争之内。
由一股超越竞争各方的力量以其绝对优势凌驾于竞争各方之上，竞争各方不但放弃了以其为现实竞争对手的企图，而且承认其扮演裁判的角色。按照竞争各方的实力大小和彼此的妥协，制订出一套竞争的规范和有关行为准则，如有违反，照章惩罚。国家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占有绝对优势的社会集团，以暴力为后盾，制订出一整套法律和规章制度，强迫所有的社会成员遵守。虽然在实质上，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是在表面上，国家是超越一切社会集团之上的，是不偏不倚的，因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使得竞争各方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前，能够接受现状。
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也扮演同样的角色。他们对下属必须“一碗水端平”，而让制度本身去实行不平等，在不平等的制度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一个能对竞争实行有效控制的行为规范，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必须使其中的不平等，与竞争各方实力的不平等相一致，否则，就会诱发挣脱控制的企图，甚至导致控制的失效。
依据实施控制的“外力”的超然程度的不同，以及实施控制的侧重点的不同，超级外力控制法又可按中国传统的叫法，分为“王道控制法”和“霸道控制法”。“王道控制法”比较超脱，侧重于行为准则的制定和遵守；而“霸道控制法”就直接赤裸裸地诉诸实力，组织优势集团从核心向外逐层实施控制，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A、“王道”控制法：
在政治历史的实践中，属于“王道控制法”的政治体制有三种：
中国传统的“王道”；
西方传统的“法制”；
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公约。
中国式的“王道”的特点是，竞争行为准则以道德为主，以法律为辅，强调教育，注重达到使被控制者“心服口服”，自觉自愿的境界，在手段上，重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强调舆论和风气的心理感召力，使被控制者在内心放弃反抗的动机，自觉趋向控制者所要求的境界。实践的结果，控制更稳定，而且富于弹性。
西方的“法制”的基础是商业社会。其特点是法律是竞争行为的基本准则，辅之以宗教之下的道德规范。由于法律本身缺乏弹性，因而控制的稳定性不及中国式的“王道”。往往只能达到“口服心不服”，甚至“心口皆不服，只是行动上服从”的效果，一遇机会，又故态重萌。
“公约”式的控制，则把控制的主体由最高权力执行人那里下放到社会，一旦违约，人人“共诛之，共讨之”。历史上有几个典型的“公约”：刘邦与臣下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英国历史上封建诸侯逼迫国王签订的“自由大宪章”，以及其后的类似公约。当然，这两个公约虽然在形式上都是规定臣下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经封建君主的同意而自行其是，但是在实质上是相反的。刘邦的公约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要求臣民在他不能表达或贯彻自己意志的时候，起来贯彻他的事先表达了的意志。“自由大宪章”则是臣下在国王有难的时候逼宫，迫使国王签订违反国王本人意志的“公约”，保障臣下的权利，并且授权臣民可以在国王违约时发动联合反叛，迫使国王履约。除了政治体制而外，其它类型的竞争控制也有采用“王道控制法”的。体育比赛采用的裁判制度，经济纠纷中除了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外，还可以要求仲裁──这个形式也是“王道控制法”的一种。人们结婚喜欢举行盛大的庆典，这里也有请亲朋好友见证的意思，宣布任何第三者再也不能插足其间。邻里之间有了纠纷，往往要“找人评理”或“找领导”，这个也是“王道”思想的结果。在实践上判断“王道控制法”并不难，只要判断竞争的各方是否寻求一个超脱的第三者来担任裁判的角色，裁决那一方违反了公认的竞争行为准则就行了。超脱的第三者是控制的主体，竞争者是客体。实施这种控制，必须掌握以下要点：
l竞争的行为准则必须在事前为各方所认可；
l控制的主体必须被竞争的各方接受为超脱的；
裁决必须有强制性的手段作为后盾，使得抗拒裁决所付出的代价要肯定地超出服从所遭受的损失。这就要求实施裁决的第三者能支配超级的实力。
B、“霸道”控制法：
如果控制的主体不为竞争各方所接受为超脱的，或者竞争的行为准则不为竞争者所公认，控制的主体只好直接诉诸实力，强迫竞争各方服从控制。“霸道控制法”的特点是控制者直接凭实力实行控制。家长制就是最典型的“霸道控制法”，一般认为的“人治”也是如此，黑社会的“大哥大”，囚犯的监管，军队的管理和控制，我们常说的“行政手段”等等，都有“霸道”的特点：
不管被控制人的意志，强行贯彻自己的控制意志，或者说“硬来”。
仔细划分起来，根据霸主的不同特点，“霸道控制法”又可以有以下不同的形式：
l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式的霸主。
单干的“霸主”，他一个就可以挫败所有被控制者的反抗，例如家长对付幼儿，就可以如此（但是并非应该如此，管教孩子应讲究方法）。这种“霸道”的实施要点在于始终保持绝对强大的实力，随时都可以肯定地粉碎被控制者联合举行的反抗。
l“光荣孤立”式的霸主。
通常会发生“霸主”对自己的实力缺乏充分信心的情况，这样，他就需要分化瓦解被控制者，以便各个击破他们的反抗。英国曾经实行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和孙子所说的“霸王之兵”，都是这种单干加分化的“霸道控制法”。孙子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我们常说的“坐山观虎斗”，“分而制之”，都是其中的一些方面。这种“霸道”的实施要点是破坏被控制者之间的联盟结合“枪打出头鸟”，确保被控制者不能培植起能向控制挑战的实力，也不能通过结盟来获得这种实力。
l“蜘蛛结网”式的霸主。
这种霸道控制法的控制者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一圈一圈的同盟阵营，越靠近中心的同盟者越可靠，越近外圈的可靠性越差，最外层是最终的被控制者。实力的强弱分布呈圆锥状，位于中心的控制主体──“霸主”拥有最强大的实力，为所欲为地贯彻自己的控制意图，而不管控制的客体的意志如何。这里要澄清一个误解，我们讲“王道”的时候，指的是一种控制的理论模式，但是古人所指的“王道”的历史时代，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蜘蛛结网”式的“霸道”。在商灭夏，周灭商的过程中，同盟的争夺和同盟的向心力成为竞争的关键。商汤在决定伐夏的过程中，用停止纳贡的方式来侦察夏同盟的向心力，当夏仍然能号召诸侯联合伐商时，商汤立即恢复纳贡，以示臣服。经过若干准备后，商再次停止纳贡，这次，夏已经不能号召同盟了，商便组织自己的同盟伐夏，最后灭了夏朝。周灭商也用了类似的同盟向心力侦察方法，作为自己决心的依据。周的方法是“观兵孟津”，但是根据历史记载，这次主要是看自己的同盟的向心力如何。周这次召来了８００诸侯，不知何故，以“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为由，放弃了进攻。估计是诸侯之间意见不统一，商仍然强大或其同盟的向心力仍然强大。以后，商内部分化，发生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逃等事件，按后人的解释，似乎是发生在宫廷中事，与同盟无关。可当时还没有实行后来的中央集权制，所谓中央实际上是诸侯的会议，和今天非洲的很多国家的情况是类似的，中央政府的官员实际上同时是地方的部落首领，得罪他们就意味着得罪他们所代表的部落。为了动员整个同盟齐心协力，当时的王经常不得不像部落联盟首领一样地劝说各个部落的领袖，并更注重感召力的作用，也许是这种记载，启发了后来古人的灵感，使他们在盛行“以力服人”的时代，逆反地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并以为远古时代就是“王道”的时代，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认真研究古籍，人们会发现这些远古的“先贤”开国的经历实际上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