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好事和坏事。
有实力是好事，但是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实力有正负之分，正的实力能够帮助你克敌制胜，但是负的实力要素却会帮倒忙。比如说前面分析过的常用实力要素当中，人力当中的人体方面，有健康、强壮、优美三个正的要素，但是相应的，残疾、疾病、弱小、丑陋是三个负的要素（我们把残疾和疾病合而为一，严重的疾病和残疾一样，残疾相当于终身患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如果我们有了负的实力要素，在竞争当中，这些要素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会拖累我们。《三国演义》当中，刘备治理新野成功，获得百姓拥戴，这是正的实力要素。但是曹操南下，百姓跟着逃跑，拖累了刘备的军队，就变成了负的实力要素。刘备在战败之后巧妙地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热爱百姓，又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军队实力的损失变成了自己政治声望的增长。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道：“美中不足今方信，齐眉举案，到底是意难平！”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我们希望自己天生下来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身不由己。即使是十全十美，也未必就好。
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过客，有谁的命运接近十全十美呢？可能只有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最接近十全十美：
一出生就在帝王之家，这是没有几个人能够享有的机遇；
标准的希腊美男子，是艺术家们最喜欢的男性模特儿，这又是男子汉可望不可及的天生好运；
得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的亚里斯多德的悉心教育，可怜天下父母心，当今谁不向往自己的子女获得如此机遇？
身为国王，每次战斗冲锋在前，典型的马其顿勇士，品格光辉照人；
不但武功盖世，而且到处建设，据说在征战过程中忙里偷闲，规划了70多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至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仍然屹立；
深谙韬略，几千年后依然被后代奉为楷模；
得到一份完美的遗产：父亲腓力是伟大的改革家，创造了当时所向无敌的马其顿方阵战术和希腊统一的一切条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条件；
在他刚刚成年，能够独立管理国家的时候，他父亲刚好被政敌谋杀，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
他的敌人都是分裂、衰败的敌人，给了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机遇；
他的敌人都是富有的敌人，给了他无穷无尽的财富去从事伟大的事业。
就是这样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人，最后在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当中，得到了令人遗憾的结局——三十多岁，正当血气方刚，大有作为的年华，却被自己那些不争气的部下活活气死在宫殿里。亚历山大企图征服他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为他的远征打上圆满的句号，最后只剩下印度了，征服了印度就可以功德圆满了，而印度的抵抗已经被他瓦解了。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他的部下竟然为了享受征服带来的美好生活而拒绝继续前进，使他功败垂成！从此之后他郁郁寡欢，年纪轻轻就在宫殿里了结了一生。
你享有亚历山大那样的好运气吗？完美的人，完美的条件，完美的机遇……但是即使是他也没有得到完美的人生，因此你我有哪些不完美不理想之处，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竞争当中，你可能在不少地方不如你的对手，甚至有负的实力要素拖累，而你的对手则可能在不少地方压倒你。重要的是能否让原本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而让正的实力要素转化为负的实力要素。这是竞争战略上的更高层次的造诣。一个演员，如果形象条件不够好，但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歌喉或者演技，赢得观众的爱戴，我们说这位演员实行了“扬长避短”的战略，由自己的优势实力要素的充分发挥来弥补自己的负的实力要素所造成的不利形势，这是一种常见的成功战略。但是有的演员却将计就计，巧妙地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获得了成功。比如说，形象好的演员，适合扮演正面的，严肃的角色，而形象不好的演员就选择反面的，滑稽的角色扮演，追求喜剧效果。一个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演员，如果扮演喜剧角色，反而不如贼眉鼠眼，猥猥琐琐长相的演员扮演容易获得成功。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完蒋介石又演曾国藩，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用他自己的一句自嘲的笑话来说“多亏了我的那双三角眼”！
产品拥有上乘的品质，当然是正的实力要素，但是如果竞争的是廉价商品的市场，正的实力要素反而会转化成为负的实力要素。中国家用汽车市场的巨大潜力，使得全世界的汽车生产商都不敢掉以轻心。但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不强，估计高档汽车在一段时期内的销售量不会很大，而经济型轿车的前景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种市场前景，一贯以生产高档轿车而闻名于世的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着实犯难：不进入经济型轿车的市场吧，如此潜力巨大的市场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实在是心有不甘，进入这个市场吧，生产低档轿车又有失奔驰的高贵身份……思量再三，还是设计了几款经济车型推向中国市场，结果市场反应冷淡，嗤之以鼻。在这里，奔驰品牌的高贵反而变成了负的实力要素。
实力要素有正负之分，可以实现转化，环境要素也有正负之分，也可以实现正负的互相转化。在这个方面，我们看一看历史上有名的“史里芬计划”的奥妙和玄机。
史里芬是德国直到十九世纪末的参谋长，他主持制订的作战方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爆发时被德军采用。
史里芬和西方许多军事家一样，是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崇拜者。汉尼拔在公元前２１６年８月２日统帅四万七千军队在坎尼包围八万三千罗马军队，仅仅激战一个白天，强大的罗马军团只有万余残兵败将侥幸逃离战场。而汉尼拔军队的伤亡八千人左右，只比所歼灭的敌军的十分之一略多一些。以包围全歼为特点的坎尼战役成为普鲁士军队战役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史里芬制订对法作战计划所追求的目标。
当时正值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利用梅斯－南锡一带的山地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并且驻扎重兵防守。成了法国抵抗德国进攻的正的环境要素。
史里芬计划的目标是包围歼灭法国军队的主力。其基本构想是以偏师在法国已经严密设防的德法边境依托工事防守，主力取道荷兰、比利时，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估计会集结在德法边境一带的法军主力的侧后，进而压迫包围其于法国瑞士边境一带歼灭之。
这个计划在战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敌人的坚固防线这个正的实力要素转变成为负的实力要素。如果德国人从正面进攻法国人的坚固防线，这道防线就是法国人重要的正的实力要素，可是如果德国人迂回绕过这道防线，这道防线就转化为负的实力要素：法国人为了建造防线，投入了大量资源，为了不让对手夺取，必须驻扎相当的军队。当驻扎在防线里的军队遇到敌人正面进攻时，正好可以依托既设阵地与敌人决战，而当敌人绕过防线，法国人因为在防线上大量驻军，野战机动部队就少了。而且法军决策机构将有可能在抽调部队离开防线反击和按兵不动坚守防线之间犹豫动摇：如果大军离开防线，则再坚固的防线没有人也是守不住的，敌人占领了防线之后，防线就变成了敌人的实力；如果留下足够的军队驻守防线，那么野战反击的兵力就不足了。法国人的防线还可以这样变成负的实力要素：如果德国人从正面进攻，依托山岭建筑的防线就是正的实力要素，而如果德国军队绕过防线把法国军队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切断后勤支援，则山区反而成为法国军队的陷阱。
他说：“法国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最初可能采取守势，尤其以在不能寄希望于俄国的有效支援时更是如此。法国根据这种估计，早已建筑好了阵地，其中大部分是永久性筑垒，其中的贝尔福、厄比纳尔、图尔、凡尔登等大要塞是主要据点。这个阵地可以由法国重兵把守起来，给进攻者造成极大困难。
“攻取各大要塞，不能直接进行，因为这势必要大量攻城战具，耗费时日与兵力亦多，实施包围尤属不可能之举，而只有从一侧实施进攻。攻者最好向各要塞之间的间隙地前进……
“因此，对贝尔福、凡尔登一线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很少有成功的希望。自南而北的包围运动，必须先行实施对瑞士的成功战役，先行攻占汝蜡诸要塞——此举需耗时日，且在此期间法军将不致无所事事。
“法军为对付自北而南的包围运动，必将据守自凡尔登与梅齐埃尔之间默兹河一线，但据悉齐真正的抵抗并不在这里，而在埃纳河南岸大约圣门胡德至雷特尔一线。法军似亦考虑于艾耳河南岸之一线构筑中间阵地。如德军阵地，其支撑点为莱姆斯、拉昂及拉菲雷各要塞……
“德军不能以充分信心，进攻所有上述支撑点。比起正面进攻辅以左翼包围更有利的行动，似乎是自西北方向直接攻击法军翼侧，指向梅齐埃尔、雷特尔、拉菲雷各要塞，并渡过瓦兹河直捣法军阵地后方。
“为使上述行动奏效，须先行攻占默兹河左岸法比边界，以及梅齐埃尔、赫尔松与莫伯日3个设防市镇、里尔和敦刻尔克；此行动势须侵犯卢森堡、比利时及荷兰的中立。
“侵犯里森堡中立，除将招致抗议外，不致有何重大后果。荷兰敌视同法国结盟的英国，无异于德国敌视英国，与之达成协议当属可行。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比利时则似将进行抵抗。比利时面临德军在默兹河北岸前进的时候，将计划向安特卫普退却；德军须在该地阻住比军，也可在北方封锁歇尔德河，切断比利时与英国的海上交通，已达孤立比军的目的。列日和那慕尔的守军兵力薄弱，可仅对其加以侦察监视。德军将可以攻占于伊或予以压制。”
此计划有几个要点：
１、不怕法军突入阿尔萨斯—洛林，在德法边境的守军要少。
一方面，要集中主力经荷兰、比利时进军；另一方面，德法边境一带，有孚日山脉，进而有莱因河，均为易守难攻之地，大兵团无用武之地。而且，法军越推进德国领土，其后方就越容易被德军主力切断。
２、先法后俄。
估计俄国会出兵支援法国，但是，俄国比较落后，预计其军队动员、集结和做好战斗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因此，在面对俄国的东普鲁士，只能部署少量军队迟滞俄军的进攻，并且依靠奥地利军队牵制俄军。待主力歼灭法军之后，再移师反攻俄军攻势。
以上１、２两条，是为了保证主力拥有尽可能多的兵力来歼灭法军。
３、主力取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进军。
这样，可以避德法边境法军坚固防线和主力集结之“实”，击法国于弱小中立国不设防边境之“虚”，并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法军主力侧后，为包围创造有利条件。之所以经三国进军，主要因为德国军队主力人数众多，需要有宽广的正面来展开部队。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是丛林密布，崎岖难走的阿登高原，荷兰是低地国家，水网地带，一旦受到进攻，只要打开水闸，就是一片泽国。如果大军受阻的时间比较长，出其不意的效果就降低了，法军也会重新部署。同时攻占三个国家，保证大军推进有足够宽广的战线，不至于顿兵于坚城要塞之下，坐失战机。
４、“袖拂海峡”，大军右翼沿海岸线推进。
一方面，右翼有大海保护，另一方面，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使英国不易干涉法国战事。
５、大军右翼在巴黎西南开始折向东南。
在普法战争期间，巴黎曾经作为一座坚固的要塞长期阻挡德军进攻。史里芬为了保证不再让巴黎有机会阻挡德军主力，要求主力首先迂回巴黎，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和交通，使各地援军无法进入巴黎。巴黎仅靠动员本身的人民，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进攻性力量。这样，德军只用小部队围困监视即可保证大军后方的安全。当然，运气好的话可以从行进间拿下巴黎，或者接受巴黎投降，这样，将使法军主力未战而士气先馁，为两军主力决战创造有利的心理条件。
可惜史里芬“出师未捷身先死”，准确地说，是“未及出师身先死”。继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是指挥过普法战争的老毛奇元帅的侄儿小毛奇。在欧洲战争史上，有两个杰出统帅的侄儿断送了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就象我国以“纸上谈兵”而闻名的赵括一样。法国拿破仑的侄儿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德国老毛奇的侄儿小毛奇，输掉了马恩河会战。看来人们总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虽然屡试屡败，但是人们好像“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有机会，又旧病复发。
小毛奇基本上接受了史里芬计划，但做了如下重大修改：
１、大军没有进攻荷兰，结果受阻于比利时列日要塞达两周之久。
小毛奇认识到破坏中立国的领土完整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的代价，因此，少破坏一个是一个。由于没有破坏荷兰的中立，十七个军挤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列日要塞受阻。德军从８月３日血战至１６日，付出了二万五千人伤亡的代价才攻陷列日要塞。结果法军利用这段时间判明了德军意图，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调到法比边境，展开了边境会战。
因为史里芬计划规定击败法国的时间是六周，在列日要塞受阻的两周达计划时间的三分之一。列日要塞防御战的战略意义是使德军计划的战略突然性尽失，为英法联军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
如果德军按计划要求进攻荷兰，就有机会迂回列日要塞，赢得宝贵的时间。
２、增加德法边境的军队实力，相对削弱了主力的兵力。
小毛奇没有吃透史里芬计划在德法边境诱敌深入的精神，反而屈从于当地守将皇太子的要求，以六个师加强之，使德法军兵力对比在法军向法比边境调整兵力后达到２５个师对１９个师。而根据史里芬计划的精神，此地不但原来的１９个师不需要加强，而且调走６个师也没有问题。（史里芬原计划只部署９个师，因为实战时已经比计划时过了几年，双方兵力有了增长，故适当增加兵力无妨）。
３、向东普鲁士战场增兵。
突破列日要塞后，德法军主力在法比边境遭遇，激战的结果是法军败退。这时候，东普鲁士传来消息：一贯以庞大臃肿愚昧拖拉闻名，被人戏称为“压路机”的俄军出乎意料地提早发动了进攻。小毛奇顾虑东线有失，就从西线抽调２个军加１个骑兵师增援东线。结果这些部队正在途中紧赶慢赶的时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指挥的东线德军已经告捷于坦能堡，西线主力则败于马恩河，只好又折返西线。两头都没有赶上，白白浪费了兵力。
４、分兵围攻比利时和法国留在德军主力侧后的要塞。
当时，德军后方有安特卫普、那慕尔、莫伯日等要塞，小毛奇派了３个军去攻打。
５、同意德军右翼不必经过海岸，并且在巴黎东北方折向东南。
因为分兵的结果，德军主要战略方向上的右翼兵力严重不足，迫使小毛奇不得不放弃让右翼依托海峡的初衷。这样做的后果是为英军在德军侧后登陆留下了祸根并且保留巴黎要塞于德军主力的侧后，直接导致马恩河会战的失利。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在德军不断削弱主要方向上的兵力优势的时侯，法军却不断向主要方向增兵。当时，驻防巴黎的加里埃尼将军发现德军转向，而且德军兵力并不占优势，立即以本部第六集团军向德军第一集团军侧后主动出击，迫使其向西南调头，造成与第二集团军之间宽达５０公里的缺口，结果为英法联军所乘。由于一再分兵的结果，在决定性的右翼，德军与英法军的兵力对比是２３个师对４３个师。因为是在平原上的遭遇战，双方都没有可资利用的地形和工事，因此兵力对比和位置轻易地决定了战役的结局和史里芬计划的命运。
如果小毛奇吃透史里芬计划，或者是史里芬能够长寿到亲自指挥实施他本人制订的计划，在马恩河战役中，德军的右翼应该会增加：
调往左翼的１２个师；
调往俄国的２个军和１个骑兵师，共７个师；
攻打要塞的３个军中的２个军（留１个军主要监视要塞），共６个师。
合计是２５个师，相当德军右翼实际兵力的一倍有多。兵力对比将为德军４８个师对英法军４３个师。在这种形势下，马恩河会战不会发生，即使发生，结局和边境会战一样，仍然可能是德军占上风，因为历史表明德军的战斗力比较强。
由于有这些兵力加强，德军也不必修改史里芬计划中的右翼依托海岸线和迂回巴黎的要点。
到这里，我们看到史里芬计划是怎样一步步被小毛奇歪曲并且走向失败的：
因为想照顾国际影响而少破坏一个皇帝有好感的国家的中立，使大军为一个要塞所困，让英法军有及早判明德军意图并且调整部署的时间。边境会战以后，就形成了主力对主力的“顶牛”局面。
因为分散兵力，又导致修改史里芬计划中的两个要点：右翼依托海峡和迂回巴黎，当然也违背了史里芬计划的基本要求：确保决定性的右翼在兵力上的优势。
史里芬生前曾经预计到后人可能会曲解他的计划，临终时千叮咛万嘱咐：“战争不可避免，保持我军右翼强大！”但是他的接班人不听老人言，终于带领德国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
史里芬计划虽然在实战中受到挫败，但是，即使是敌方的战略家，也对计划本身称赞备至。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上尉甚至用“完美”这样的词汇来称赞这个著名的战略计划。从军人的角度来说，一个如此出色的作战计划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事。以至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总参谋部想不出更好的方案来代替史里芬计划，因此拿出了一个史里芬计划的修改版作为德军进攻法国的作战方案，企图重温旧梦。不料事有凑巧，这个计划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为比利时所得，也许是这个计划的命运不济，德国总参谋部才在希特勒的干预下接受了曼斯坦因的“大镰刀计划”。这个历史事实除了说明史里芬计划对于德国军人的影响之外，更说明了他们的遗憾和不甘心，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按自己的理解实现史里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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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战争失败，德国革命，德国皇帝逃到荷兰避难，算是“好心有好报”吧。
11.如果我样样不如人……
前面说过，要和人竞争，就要有实力。实力有方方面面，多种要素，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很好理解。但是一联系到自己个人的时机，往往很扫兴地发现：“我样样不如人……”这时候，眼前一黑，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不用那么悲观，即使你样样不如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制胜的机会。讲到竞争，一般人就联想起打仗，要么输，要么赢，但是打仗并不是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而且很多时候，打仗也不是一战定乾坤。经过竞争，获得进步，这是竞争最典型的结局。很多情况下，你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你的仇人，他获得进步也不是什么坏事，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进步多一点，大一点。
看看你的对手，他样样都比你强，但是由于他的资源有限，他不可能样样都发展。在他的角度，要想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跟你竞争，就要投入最少，收获最大。怎样才能做到投入最少，收获最大呢？他最好选择比你强的最多的实力要素加以开发，然后进入需要这种实力要素最多的领域发展。这样，他在与你相比差距最小的实力要素方面的投入自然就削弱了，这就给你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是“样样不如人”，由于你集中力量开发自己与对手差距最小的实力要素，而你的对手却集中力量发展与你实力相比差距最大的要素，最后，他可能在总体上仍然比你强，但是并不是样样都比你强，你也终于有了比他强的地方了。
这就叫“比较优势”的原理，用在战略指导上，我们把这种理论指导得出的战略叫做：“比较优势的战略”。
美国佬跟越南人打仗，样样都比越南人强：高科技武器，经济发达，动不动就把对方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营养好，人高马大，训练也好。越南人怎么办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抓住美国佬的裤腰带”，意思是近战肉搏。本来越南人天生个子矮小，后天营养不良，一对一地单挑未必能够打得过美国兵，为什么还要去抓美国佬的裤腰带呢？如果美国佬坐在坦克里或者飞机上，一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个越南人都不止，但是如果近战肉搏的话，一个高大的美国佬能够和两个矮小的越南人打个平手就很困难了。加上美国佬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把功夫都下在开飞机，开坦克，玩电脑之上，而越南人一心一意要抓“美国佬的裤腰带”，专心练习肉搏，最后反而压倒了高大的美国佬。后来战争就打成这个样子：美国佬开飞机去炸越南人，越南人就到飞机场去打美国人，连飞机一起打。最后美国佬招架不住，想想越南毕竟是人家的地方，多管闲事管出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是不值得，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比越南人占优势，但是灰溜溜逃走了。从那时候到现在，凡是打仗，美国佬特别怕别人抓住他的裤腰带，因此都是用飞机远远地炸人家，炸得稀烂之后才敢偷偷摸摸爬上去。
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人民军犯的战略错误就是没有想办法抓美国佬的裤腰带，干给人家炸，毫无还手之力。有人说，美国佬的裤腰带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比如北约驻扎在波黑的部队，北约，尤其是美国驻扎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部队。允许北约从其领土上发动进攻的邻近国家境内的北约军队，都可以成为打击对象。特别是驻扎在波黑的数万北约军队，更加成为游击队进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人质”——法国人曾经尝过这种味道。凡是参加对南斯拉夫轰炸的国家的军人，都可以成为攻击目标。如果每星期北约都有人员伤亡，轰炸不能使南斯拉夫屈服，北约就很有可能在科索沃战争中失败。
“局部战争”是超级大国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要把战争局限在对他们有利的“局部”，因此美国人对于中国军人提出的“超限战”感到头痛。萨达姆以为既然美国人说“局部战争”大概可以把战争局限在科威特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不都是这样吗？因此把大军集中在科威特，忽视了本国的防御，结果吃了大亏。可以看出，美国人自己并不相信“局部战争”这个邪，只是看对于自己是不是有利。最近在英特网上有不少关于美国干预台湾回归祖国的议论，其中提到美国兰德公司建议使用美国舰队攻击中国本土，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中国人当然应该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而不应该把战争局限在中国领海。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战争如此，经济建设和其它的竞争活动也是如此。中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是“样样不如人”，可以２０年之后，我们的国务院总理不远万里，跑去美国，为的是给人家“消消气”，为什么？悄悄告诉你吧，因为我们和美国佬做生意占了人家太多便宜，所以要给人家说几句好话。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来中国说好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学说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主要有４种：土地（自然资源）、劳动、资本、企业家，其实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不过科学技术是包含在４种生产要素之中的，表现为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一个国家的某一种生产要素比较其它国家丰富，那么这个国家生产的需要这种生产要素比较多的商品就会相对便宜，在市场竞争中可以压倒对手，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比如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工资低），因此中国在需要比较多廉价劳动力的轻工业品和纺织工业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美国科学技术发达，美国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双方都放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美商业竞争当中，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是，最终鹿是实实在在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了，为什么美国人在做生意方面那么“不经打”，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把廉价的轻纺产品卖给美国人，而美国人作茧自缚，不愿把自己占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卖给中国人，左限制，右限制，最后把自己捆成了一个粽子。你看一下美国的高科技产品，比如说轰炸中国大使馆的Ｂ－２轰炸机，每架售价近１０亿美元，中美贸易当中美国方面的赤字３００亿美元左右，卖３０架飞机就解决了，但是美国人连１架也没有卖。不是我们不想买，而是美国人不准卖。美国人的思路是：如果我把高科技卖给中国人，中国人有了高科技，以后就会超过我了，因此不能卖。尤其是不能卖Ｂ－２轰炸机那样的高科技武器，免得以后中国人拿Ｂ－２来轰炸美国。
以前俄罗斯也曾经有过类似美国人的考虑，因此好东西都自己留着不卖。但是从商业的角度看，好东西留着不卖是不能产生利润的，没有利润，社会的生产资源就不会经过市场流向好东西的生产，结果好东西反而就因为你太珍惜而不能发展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家当，政局动荡，经济剧烈滑坡，连吃饭都成问题，这时候千方百计搞钱就成了俄国人最关心的事情，以前藏着掖着的宝贝都要派上用场了。那个时候，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武器，比如苏－２７战斗机，机动性在当时举世无双，以前苏联连米格－２３都不愿意卖给中国，让中国空军装备到米格２１为止，现在俄罗斯连苏－２７都愿意卖，最后连生产许可证都卖给了中国。几年过去之后，俄罗斯人终于发现，用宝比藏宝更划算：苏霍伊设计局卖苏－２７赚了大钱，他们的科学家吃得饱，穿得暖，干活也卖力，新的高科技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苏－３０、苏－３５、苏－３７……最近还展示了新开发出来的“金雕”前掠翼战斗机，中国空军刚刚装备苏－２７不久，又想要苏－３０，这边苏－３０刚刚签约，俄国人又在大张旗鼓地展示他们新式的苏－３５、苏－３７了，这些新式高科技武器的战斗力是苏－２７的好几倍，喂！中国人，来买吧！如果将来中俄因为什么事情处理不当搞到互相开战的地步，中国当然会使用苏－２７，但是对手仍然拥有比我们强好几倍的武器，可见卖武器如果不是卖给马上开打的敌国，其实对自己国家的安全威胁有限，反而对那些购买武器的国家的军火工业有威胁。相反，把宝贝自己留着不卖的美国人，不得不动手削减高科技武器的生产和订货：航空母舰、核潜艇、Ｂ－２轰炸机、最新式的Ｆ－２２战斗机……这些高科技产品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正在渐渐干枯。限制军火出口，保卫国家安全，似乎情有可原，但是美国人把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和军事挂上钩，这就大可不必。不愿卖给中国人，卖给自己的盟国也可以吧？但是连盟国也舍不得卖。
高科技有了市场，就有了生命的源泉，自己就会不断发展，如果不卖，就是自断源泉。美国最近的几种高科技武器的开发，都亏了血本：“海狼”级核潜艇、Ｂ－２战略轰炸机、Ｂ－１Ｂ战略轰炸机、Ｆ－２２战斗机、Ｆ－１１７战斗机。相反，坦克因为可以出口，成为盈利的大项目，不断升级换代。
最近以色列要卖给中国预警飞机，美国佬着急，赶紧告诫以色列人：喂！中国人和你的世仇阿拉伯人好的很呢，万一中国人把你的技术告诉了阿拉伯人怎么办？以色列人以犹太人特有的精明对于美国人的告诫嗤之以鼻：没卖你的东西，瞎操的什么心？——那里面的潜台词是：等我赚了钱，他爱卖谁就卖谁，始终是学生嘛，如果不是老师蠢到不懂得拿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赚钱，学生是赶不上老师的。像你美国佬那样藏着掖着，迟早要给别人赶上！最后美国佬急了，祭起制裁这个法宝，以色列不得不让步——吃人家的嘴短，生意给俄国人抢去了，精明的犹太商人留下一脸酸水！
美国人后来学聪明了，最近开发ＴＭ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ＪＳＦ（联合战斗攻击机）都到处游说盟国加入。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当我们热心于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天天成为我们桌上菜，盘中餐的动物的命运？骂人都用“猪”，可以你看“猪丁”多兴旺啊！你想过“珍惜”它们吗？——没想过？——这就是它们家族兴旺的原因。中国北方的农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民间喜欢给特别珍惜的孩子起个贱名，诸如“狗剩儿”之类作为小名，取意为好养，生命力旺盛的意思。<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12.法国兵和马木路克兵。
拿破仑在记叙征服埃及的战争的时候，曾经比较过他的部下和敌人：
“一个马木路克骑兵比一个法国骑兵要强些，因为他们的训练和武装都比较好。一百个马木路克骑兵与一百个法国骑兵交战，马木路克人有胜利的机会；可是当两个部队各自的骑兵超过二百人时，那么胜利的机会就在法国人方面。”马克思对于拿破仑的意见很重视，后来成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理据之一。
管理也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样，是生产力的软件，可以是硬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小国寡民，几万军队，却横扫欧亚大陆。从武器方面来看，作战双方都是冷兵器，所谓“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是战斗力悬殊非常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比较优越的军队和社会组织。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极端的政体形式——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各自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民主政体眼光向下，比较利于发挥基层老百姓的积极性，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专制政体眼光向上，方便统治者的管治。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主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比较大的市场经济，而专制政体适合生产要素流动性不大的计划经济，包括自然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当中，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构成经济环境的重要部分，牵动每个生产者的日常经济活动，因此不关心不行。在计划经济当中，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自动发生的，所以日常经济活动和政府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老百姓也懒得操心。
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正在逐步加强，从企业的角度看，整个经济正在从资本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企业的管理必然从专制特色比较多的模式（我们叫做“打卡机模式”）转变到更加强调民主的模式（我们叫做“ＳＯＨＯ模式”——在家办公或者说分散办公，移动办公等）。注意培育相应的土壤，民主才能健康地成长。
我们一般认为农业社会就一定是专制政体，工业社会就一定是民主政体，其实并不见得。农业社会就有民主政体的国家存在，而且影响很大，工业社会也有专制政体存在，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可能代替现代西方的民主政体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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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认为现代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才是唯一的计划经济，其实古代的小农经济一样是计划经济，只不过是分散的计划经济，那时的计划就是传统和习俗。比如我国的农历，就是一部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书，古代人对于天文气象和历法的研究，可以说是计划的基础理论研究。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所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都是固定不变的——２０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解放前北方地区农民的生产要素的配置方案的典型。
除了古代的希腊罗马之外，中世纪也有民主政体长期存在。在欧洲，意大利北部，莱茵河流域，波罗的海南岸都存在着许多实行民主政体的自治城市和城市联盟。日本的界市也是类似的自治城市。德国人现在很喜欢的“汉莎”就是中世纪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民主自治城市联盟的名字，汉莎同盟当时曾经打败丹麦，获得了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意大利北部的自治城市联盟叫做伦巴第联盟，多次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欧洲强国。威尼斯一度控制了地中海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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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人类古代文明史上民主和专制的两大决战。
马克思曾经说，古代东方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笔者的意见是恰好相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城邦部落民主政治加商业市场经济文明是“早熟的婴儿”，而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政治加农业自然经济文明才是“正常的婴儿”。因为古代的世界，不足以支持普遍的市场经济文明，而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土壤，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凋谢只在迟早之间。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是在爱琴海和地中海所赋予的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和古代埃及，巴比伦文明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下才得以“早熟”的，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例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本人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独特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民主文明“正常”，只是表明了他本人在政治上对民主制度及其渊源的偏爱。
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确实对于全人类贡献良多，远远超过其延续时间、领土面积和人口等等的比例。从这一点来看，其“早熟”，确实是全人类的共同幸运，其“英年早逝”，又是全人类的共同遗憾。
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民主政治的根基是生产资料比较平均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而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和商品交换本身的平等的形式来保持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并且唤起平等的社会观念。所以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在原始社会中产生，由于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持，对于文明的进步意义不大。只有到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独立自耕农和中小工商业者的时候，也即是现在所谓“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时候，希腊罗马式的古典文明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并且才能够发挥其巨大的文化创造力。以后，到大地主或者大工商业垄断巨头形成以后，民主政治就寿终正寝了。
估计在古代希腊之前，腓尼基人有条件创造古典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但是史料不足，不能下结论。腓尼基人是地中海地区已知的最早的航海民族。众所周知，古代人航海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旅游探险，而是为了谋生，在地中海的条件下，腓尼基人为打鱼航海的可能性不如经商的可能性大。腓尼基人居住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沿海地带，当地自然条件不是很适合发展农业，但是经商的条件却得天独厚：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几乎等距离，向西方有便于航海的地中海，古代东方发达国家的产品与地中海沿岸的部落的土特产交易有厚利可图。但是正因为其地处两大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其小国寡民，无以抗争，只能奉行“墙头草”外交。估计即使曾经建立过民主政治，也不知何时被邻居糟蹋掉了。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拼音文字等来加以推断其社会经济曾经达到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他们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有建立发达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后来腓尼基人大概愤于家乡的压抑，纷纷“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地中海沿岸到处建立殖民地，估计其中的一些地方可能发展出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形式，其中一部分腓尼基人远航到今天的突尼斯，建立了迦太基。到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发生“布匿战争”的时候，我们从当时的史料得知，迦太基基本上实行罗马式的共和国民主政治，从汉尼拔独断专行地进攻罗马来看，可能迦太基已经进入到共和国后期的寡头政治的阶段。一般老百姓对国家漠不关心，也无权过问，几个寡头互相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作为赌注，依靠雇佣兵横行天下。因此，迦太基败于罗马是势所必然，因为其民主政治早已大势已去，而罗马人的民主政治却如日中天。
古代“早熟”的民主文明的实际第一次夭折，可能发生在腓尼基人某个城邦或者殖民地身上，但是就本书的题目来说，既不知当时人如何下棋，自然谈不上悔棋，更不可能复盘了。现在已知最早的，是希腊的民主政治文明的夭折过程。
希腊民主政治的代表是雅典的政治，雅典是希腊当时最富强的民主国家。雅典的民主政治产生于梭伦的改革，到伯里克利时代达到顶峰，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战定乾坤，以后迅速衰落，一蹶不振。曾经亲身参加战争的雅典公民希罗多德写到：
“这是希腊人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
这句话经历了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沉甸甸的份量！希腊古典民主文明，尽管“英年早逝”，全人类至今还享受其如此丰厚的文明成果，如果她能够在她青春勃发的岁月多活一些时候，不知又有多少文明佳作传世！
雅典城邦的强盛是其民主政治的结果，也是希腊波斯战争的副产品。在波斯的大流士大帝向希腊人索取“土和水”的时候，只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起来领导全希腊为自由而战。斯巴达人向来奉行外交“孤立主义”，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一心镇压其奴役的希洛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波斯人战败退走之后，就回乡休息了，其中还有担心其派遣的盟军司令“受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腐蚀”的考虑（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嫌人口太多，另一方面又害怕人们“叛逃”，限制向海外移民一样）。雅典人则对此加以利用，乘战胜之威，号令全希腊，建立了反波斯联盟“提洛同盟”，获得同盟的领导权，又利用这种权力进一步统治和掠夺希腊的其他盟邦，这样，就使雅典人渐渐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战略形势当中。
斯巴达人发现雅典人统治全希腊的野心与自己建立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相冲突，遂起来领导希腊的反雅典力量对雅典发动战争。当时斯巴达人有两个企图：
１）阻止雅典人重建被波斯人破坏的城墙和要塞；
２）阻止雅典人在征讨波斯的战争中建立新的殖民地。
曾经领导萨拉密海战的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用现代官僚主义者很习惯的“研究研究”的办法（敷衍斯巴达使臣，拖延时间），秘密突击完成了工事的建筑，使斯巴达人使臣面对突然发生的既成事实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当雅典人在今天希腊土耳其边界附近的色雷斯地区建立殖民地时，斯巴达企图出兵干涉雅典与当地其他希腊人的冲突，不料本国的被奴役民族希洛人突然起义，起义军占领险峻的伊汤姆山顽强抵抗，坚持武装斗争长达十年之久。工商业落后的斯巴达人缺乏攻城设备和技术，对起义军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向自己的名义上的盟国，实际上的潜在敌国雅典求援。雅典派遣的援军到达之后，斯巴达人又顾虑雅典人在自己国内传播民主精神，同情起义军，旋即又把他们送走。雅典人借口无端受到斯巴达人怀疑的侮辱，回国后公开撕毁与斯巴达签定的反抗波斯的同盟条约，并且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夙敌亚哥斯（现在中文地图又译阿尔戈斯）结盟，同时和在奥林匹斯山南的帖撒利（现中文地图译为色萨利）也签定了反斯巴达的同盟条约。雅典乘斯巴达内外交困之际，向斯巴达的主要海军提供者，仅次于雅典的希腊工商业大国科林斯下手，争取科林斯的盟国麦加拉（今中文地图译为墨伽拉）倒戈，并出兵驻守，直逼科林斯城下。
斯巴达人慌了手脚，不得不与希洛人起义军议和，允许他们以自由民身份携带家属财产一同离开斯巴达。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象这样以起义者全身而退为结局的，在历史记录中这是唯一的一次，而镇压者又是以固执闻名的斯巴达人，可见当时斯巴达人的危机感之深。
雅典人接纳了希洛人起义军，并且把他们安置地处在科林斯地峡的西北出口科林西亚湾的狭窄的湾口北岸上的城市诺帕克都（现在中文地图译为纳夫帕克托斯），指望将来可以和雅典一起两头封锁科林斯的两个出海口。
雅典人同时还进攻可以封锁科林斯地峡南部萨罗尼科斯湾出口的厄基那岛（现在中文地图译为埃伊纳岛），打败厄基那海军，俘虏战舰７０艘。
科林斯企图乘雅典军队主力不在时偷袭麦加拉，被雅典临时征召的老弱士兵组成的队伍击败。
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时候，雅典人受到埃及人民反抗波斯暴动的鼓舞，派遣自己和盟国的２００艘战舰和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前往增援。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对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压力，并且导致希腊战局逆转。雅典先后在彼奥提亚受挫，接着麦加拉、优卑亚岛（现在中文地图译名为埃维亚岛）、萨摩斯岛等盟邦纷纷叛变，雅典被迫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签定了５年休战和约以救“后院”的“火灾”，后来又签定了三十年休战和约。除麦加拉外，雅典基本保全了所有的盟邦，“后院”的“火灾”算是扑灭了，可是，远征埃及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大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最后全军被困在尼罗河中的一个岛上。波斯人把周围的水排干，全歼了希腊远征军，同时在尼罗河口又歼灭了赶来增援的５０艘希腊战舰。
当雅典人的远征军正在埃及苦战的时候，希腊世界的第二大商业和海军强国科林斯却开始向其殖民地，第三大海军强国科西拉下手，两国爆发海战。科西拉向雅典求援，雅典遂参加了科西拉对科林斯的战争，并且打败了科林斯。科林斯遂拉拢斯巴达终止和约再度开战。
雅典的将军伯里克利鼓动雅典人民迎接斯巴达的挑战，并且制订出如下战略方针：
提洛同盟的优势在于工商业和技术，以及基于工商业和技术之上的海军优势；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优势在于农业和人口，以及基于农业和人口优势之上的陆军优势。
雅典应该利用自己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其它地区的唯一通道科林斯地峡出口附近的地理位置，实行坚壁清野，避免与敌人的优势陆军决战，同时牵制其主力于雅典城下，使之不能深入希腊其它地方；
雅典同时应派遣海军歼灭敌人的海军，包围和控制自己的盟邦，并且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沿海地区登陆，广泛进行破坏，消耗敌人长期战争的力量。
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切记抓住两个要点：
在战争过程中不再进行扩张；
保证雅典城本身的安全。
这前者显然是战争上一个阶段远征埃及的教训，后者的意义不言自明。
雅典当时每年本国的财政收入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１个他连特等于２６公斤。希腊币制是１个他连特等于６０米那，１个米那约４３３克；１个米那等于１００个德拉克马，１个德拉克马约４·３３克；１个德拉克马等于６个欧布尔，１个欧布尔约０·７２克。），盟国进贡６００他连特白银，国库历年积存６，０００他连特白银，战利品，祭祀用的器具等价值共约５００他连特白银。伯里克利说，一旦战事危急，雅典娜女神像身上装饰的４０他连特的纯金箔都可以借用。和平时期，雅典的财政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公众节日和庆典，因为没有常设的官僚和公务员，因而开支项目不多。战争时期，主要开支转为军费，军费主要分为士兵军饷，战舰，军事工程三大开支。军饷开支最主要，平均每个士兵或者水手每天１个到半个德拉克马不等，１个他连特可以支付大约１万人的军队１天的军饷。当时士兵的武器，盔甲和其他装备是本人自己准备的。国家为海军提供光身的战舰，战舰上的桅杆，桨，缆绳，锚具等是由舰长自己提供的。对于骑兵也是如此，私人自带马具，武器装备，国家提供战马。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之上的，当兵是富裕公民的特权，因此他们常常把军事装备当成“斗富”的内容，就象现代中国人的家用电器，香港人的“豪宅”，美国人的汽车一样。每逢战争，男人们就象赶庙会一样装扮自己，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地招摇过市，可以有象现代妇女们在晚会上身着绚丽时装，翩翩起舞一样的心理满足效果。在这种社会风俗下，国家的军费开支比现代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指挥战舰的舰长和带兵的长官，还经常豪爽地代国家垫支军饷，或者额外奖励部下。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是古代希腊人城邦兵制的主要形式，此外的主要补充，是雇佣兵制。
雅典当时有精锐的重装步兵１３，０００人，装备训练和体质都较差的各地驻防军队和雅典城防部队１６，０００人，骑兵和骑兵弓箭手１２，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１，６０的徒步标枪手和弓箭手。海军方面，有３００艘三列桨战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