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进行常用实力要素分析：
（１）．物质类要素：
Ａ．人力；
人力这个实力要素在不同的竞争里强调的重点不同，大概包括人的体格，健壮程度，健美，例如在体育竞赛当中；人数，在政治、军事斗争当中是重要的因素。训练程度，技巧，在体育活动中是主要的因素。
人力要素在人类原始状态时的竞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人类凭体格生存，凭强健和人数厮杀。凭健美竞争配偶。随着文明的进步，体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训练程度及技巧的作用相对上升。但是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这个要素总是实力的基础，因而人类总是十分重视它。
在这个要素中，有一部分是属于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过程，另一部分则属于人类可以控制的人为过程。例如，遗传则是自然过程。一个人生下来是无法改变自己的遗传基因的。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难题。人类有衰老过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一个人可以生得很美，很健康，很强壮，可是不能永远如此。
对于自然过程，人所要做的事是保证其正常发展所需的条件。例如，营养，阳光，水等，防止其被外力扭曲，中断。例如防止受伤，後天畸形，及一切意外伤亡事故。
所谓人为过程，则是指人的意志和手段可以加以影响的实力变化过程。例如体格，可以通过锻炼，加强营养，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加强。现代人的身体发育过程既是自然过程，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人为过程。而训练，技巧则全部属于人为过程。自然过程和人为过程的分别不是绝对的。例如遗传，对于任何一个已出生的个人而言，是无法自己改变的。而对于一个未婚的人而言，却有机会通过寻偶过程，为自己的後代选择遗传基因的组合。对于一个民族，社会更是如此。例如古代斯巴达城邦国家，就是有一整套的优生传统，保证其种群有优秀的遗传基因。可以想见，生物工程，遗传工程和优生学都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将来，人类将可以克服传统习俗的偏见，越来越自由地为自己的後代选择遗传基因的组合。以增加人类在与自然竞争中的地位。而人为过程如在人本身处于可为但不为的状态下时，也变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例如文盲也并非全无知识，而是随时间推移，道听途说积累起来的。
任何一个人，在竞争中对于这两种过程的基本谋略有二：
（１）、重点放在人为过程上。在人类社会当中有一种现象，即先天条件优越的人，尤其是形象健美的人，其後天才干却反而不出众，而先天不足的人，却有一些超群的後天才能。这就是“红颜薄命”的由来。因此，不为先天条件的优劣所动，而以後天才干的发展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得失，是基本的指导思想。一个人先天优越，再加上後天发展，必然是得天独厚。反之，仅有先天条件，而无後天发展，势必在竞争中居于不利地位。而一个人先天不利，如果後天发奋，则有机会弥补劣势。反之，则会成为负担而无法再起。我们这个社会评价一个人的功过，应该是从他的天生的条件起，计算他由此起点到生命的终点前进了多远。天生条件优越的，大家对他要求高些，先天不足的，要求低些，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不仅是社会习惯和心理，在一些体育项目中已经成为了正式的规章制度。例如拳击、举重、摔跤等，就是按照体重分开级别进行比赛的。但是，象篮球、排球这些项目，没有按照身高来划分级别，基本上成了高个子的垄断项目，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因为身高在中等甚至中等以上但是没有达到特别高而不可能在这些项目中获得成就，从鼓励参与和群众性的体育精神来说，是不恰当的。从谋略学的观点来看，自然过程可以看成是相对于人为过程的常量，人为过程才是变量。花很多精力去企图改变几乎不可变，或至少是很难变的事物，所付出一定多，而所收获一定少，还不如把精力和资源花在那些易变，多变的事物上。举例说，健美运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体育运动。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人的美貌包括面貌、体型、姿势、动作以及言语风度等等，其中面貌是最自然的，也是最不好改变的，其它都是人为努力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的。就“体育”二字的本义，言语不算，因此健美运动的矛头直指体型、姿势和动作、而在三者中，又重点指向体型当中的肌肉发达方面。虽然专家一再说，女子健美不要太强调肌肉，但是潮流似乎不可阻挡。这很难怪，没有那个人说是靠健美运动把鼻子练高了两毫米，或者把身高练高了二十公分（即使真的做到，表演时也很难表现出来），但是肌肉发达，则是几乎人人可以做到，一上表演场地，人人都可以看出成效。一个女运动员，如果原来体重１２０公斤，经过运动，降为６０公斤，形成按她的身高和其它条件来说是标准优美的身段，但是在台上，如果没有显出发达的肌肉，似乎跟其他有相同身高体重，但是没有进行过健美运动的女子没有什么差别，观众很难拿她和１８０公斤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因此，爱漂亮的女孩子没有几个会把改变面貌的希望放在健美运动上，要想相貌漂亮一点，最简单的是化妆，大胆的去做美容手术，割个双眼皮，隆个高鼻梁，消除几条皱纹什么的。她们如果也参加健美运动，那主要目的是想有个优美的身段，她们还可以有同样优美的姿势，动作和健康的气质，但是五官是练不出什么名堂的。
（２）、扬长避短，有选择地发展最有利的方面。西方一些国家在宪法中写到：“人生而平等”，这个原则在道义上接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自然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造化待我们是不平等的。除了先天性残疾之外，就算是“正常人”，也常常发现自己智商差一点，或相貌差一点，或身高差一点……，认为自己天生十全十美的人恐怕没有几个，哪怕是现在从事模特儿工作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重视可变因素的同时，还要有所侧重。伤残人士是不幸的，全社会都应该给予他们关心和帮助。不过大家可能也会注意到，伤残人士在人生的奋斗当中，也有许多超过我们的地方。首先是他们如果身上某些器官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另外的器官功能就异常地发展起来，去部分地弥补失效器官的功能。例如，大家都承认，盲人的耳朵特别灵敏，触觉也特别灵敏，超过正常人的水平。如果一个人，双手残废了，他的脚可能灵活到超过我们的不常用的左手，有的人甚至可以用嘴来写字，画画，系鞋带等。有的伤残人士在他们的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就是一般没有经过正规体育训练的人也不容易达到。他们的成功，就在于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到那些不比正常人逊色，或至少是差距最小的的器官上，在这些方面发展出超人的能力，为自己在人生竞争中拿到应得的名次。这就是伤残人士的成功之路。那么，“正常人”但是又这里那里“差一点点”，又该怎么办呢？道理一样。在我们有条件弥补那“一点点”时，当然不要放过机会，但是如果这“一点点”“不可救药”，也不必灰心。任何人不可能样样全能，“十项全能”运动员几乎没有一个是在十项中样样拿冠军的，而样样都拿不到冠军倒不奇怪。如果我这也差一点点，那也差一点点，我就把精力集中在我最优秀的方面，或者说集中到比强者差得最少的方面，在那里打开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一个崇尚智慧的社会里，恐怕在所有的“差一点点”当中，以智商“差一点点”最令人烦恼了。有一句话，是对这些人大不恭敬的，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排除其中的不敬之意，其实也不啻为头脑不够灵活的人士的一条成功之路。以体育竞争为例，如果一个人不够聪明，头脑比较迟钝，可以选择一些用脑比较少的项目。比如拳击和围棋相比较，用智力比较少，一个运动员如果智力不突出，比较专业棋手有些“先天不足”，就可以选择用智力较少的项目。实际上，只要拿了冠军，社会一致承认，并不会因为拳击比较围棋需要较少的智力而有所歧视。相反，可能因为拳击是一般大众易于了解的项目，更加刺激，反而比较更受欢迎。我在深圳工作，经常看香港电视剧。我注意到，凡是有下围棋的镜头，围棋的下法都是外行的。一副棋盘，所有的棋子都摆在中央，而边角上竟然是空的，那些“武林高手”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以棋会友”。其实，哪怕是初学者也知道，围棋讲究“金角银边草肚皮”，下棋的顺序都是由四角的争夺开始，进而到四边，最后才是争抢中央的地盘。舍边角不顾，一开始就争夺中央，就象下中国象棋让老帅带头冲锋，渡河决斗一样违背棋理。但是，以香港两家电视台有这么多职员演员参与节目的制作，竟然没有人提出异议，播放了这么多个这样的节目，也没有在观众里引起强烈的反应。可见了解围棋的人之少。可是，如果是西方式拳击中，来几招李小龙式的中国功夫腿，恐怕要想瞒过观众是很难的。所谓“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多数中国人为我国的围棋国手欢呼，是因为他们为国争了光，至于他的棋中的精妙之处，则只有少数对围棋有造诣的人才能欣赏，但是，几乎人人都能欣赏一场精彩的拳赛，尽管未必人人都喜欢这种运动。
人数是我们在竞争中最常用的第二个关于人力的要素。政治几乎主要是人数的学问，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情况下，谁的选票多，谁就可以战胜对手。
近些年来，关于人的素质之类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除了爹娘给我们的天生本钱之外，人的素质主要是由后天的训练、教育形成的，因此人的训练教育水平是我们今天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最主要的标准。
从一个机构组织来说，个人的实力和人数虽然重要，但是不难得，难得的是人才，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这个道理。所谓人才，是指那些具有特殊才干的人物，包括组织领导的才能、专业技术的才能等等，尤其是那些具有垄断才干的人，做好什么事情，非他莫属。人才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决定历史命运和国家兴亡，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典型。
２、物力。
（１）、占有的物质资源的多少。
占有即可以排他性地自由支配。物质资源包括财力。对于物质资源的占有欲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内在动机，来源于求生的需要。一切生物为了生存的需要，都要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而这种交换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生物大多有摄取和占有特定物质资源的倾向。所谓葵花向阳的现象，说明甚至连植物这样的没有直觉的物种，也有趋向物质资源的活动。作为生物之中最高级的人类，在追求物质资源的本能方面，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曾经提出了所谓“经济人”的假设，他们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追求自己的利益；
多占的欲望；
理智。
前两方面与一般的生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人所特有的主要是理智。只有人，才能克服眼前利益的诱惑，放眼长远利益，才能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才能产生出超越生物性利益的社会性利益，才能具有由此而来的牺牲精神和聪明才智。
（２）、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区别不仅在于理智地追逐大自然天然形态的物质资源，而且尤其表现在用自己的活动去改变物质的天然存在方式，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但在任意的一个具体历史时期内，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程度却是一个有限的水平，因而他们只能实际利用其已开发出来的那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满足不了需要，人类就感觉不足了。很多情形下，人类所面对的困境，并非物质资源短缺，而是开发不足。人所共知，新疆是个好地方，资源比小小的香港丰富不知多少倍，但由于开发程度低，现在反而不如香港繁荣。人类之所以能超越一切生物，主要是靠劳动，也就是对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活动。因此，对于开发的重视，应远远超过对于占有量的重视。由于传统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人类对物质资源的低水平的开发能力之上的，其特点表现为不适当地强调占有，忽视开发的巨大潜力。这种思维的后果之一是诱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竞争。而重视开发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消饵或避开不必要的或得不偿失的竞争。战后的历史一再证明，通过战争去掠夺土地和财富，通常不如贸易和生产能给人民带来更大更持久的福利。
（３）、器械的精良程度和技术水平。
物力本身在很多竞争中都是争夺的对象，即构成利益的主体，但又是竞争的实力。这种现象来源于物的效用，人类文明在物质方面，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善假于物也。”物的有用性，可以为人支配，也可以反过来又可以支配人，利用人。
在谋略方面，主要要看到物的用人性，意即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影响力。在社会性的竞争里，有许多情况下都要求遵循下面的谋略路线：
用其它实力来夺取物力—用物力来扩张其它实力—用其它实力来夺取更多的物力—用更多的物力来进一步扩张实力—把物力的扩张过程看成是资本增殖过程，其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必须用机会成本的观念来看待物质利益，物质实力与其它实力的得失，看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表面利益与实际得失的关系。尤其要避免“拜物教”的思维陷阱，勿食诱饵，勿贪小利而失大计。
传统思维看到物的用人性之後，往往提出一个相反的原则：即用物而不为物所用。发展到极端，就导致禁欲主义。实际上，任何人无论是否认识到物的用人性，想不为物所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的效用，而追求这种效用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关键在于，用机会成本的观念去分析自己为别人用物力所驱使，可能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什么，有多大，而自己所能获得的实际的和最终的利益又是什么，有多大，再用自己所接受的伦理价值观念来衡量，能否接受。
同样，在用物力利用别人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在价值观念上能否接受，是否违反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如果不违反，则可放胆利用别人，亦可为人所用。
３、社会力。
指获得社会承认，并且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所获得的实力。它包括：
组织及管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这里从略。
感召力特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人格和活动对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社会上流行的明星崇拜，个人崇拜都是感召力发生作用的例子。
感召力的特点，是个人感情色彩特别浓，而且常常因人而异。感召力的作用是通过被感召的对象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来实现的，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是因人而异的。
爱情是一种感召力，我们常常用“各花入各眼”，“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形容这种感召力作用的个性特点。感召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用的实现，是通过对象的内心共鸣来进行的，因此，本质上是自觉自愿的，来不得勉强和威逼。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社会从众心理的巨大作用。当一种感召力发生作用时，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共鸣，由于这些人的行动，感染了其他没产生共鸣的人也起来追随。
２、物力。
（１）、占有的物质资源的多少。
占有即可以排他性地自由支配。物质资源包括财力。对于物质资源的占有欲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内在动机，来源于求生的需要。一切生物为了生存的需要，都要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而这种交换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生物大多有摄取和占有特定物质资源的倾向。所谓葵花向阳的现象，说明甚至连植物这样的没有直觉的物种，也有趋向物质资源的活动。作为生物之中最高级的人类，在追求物质资源的本能方面，更是登峰造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曾经提出了所谓“经济人”的假设，他们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追求自己的利益；
多占的欲望；
理智。
前两方面与一般的生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人所特有的主要是理智。只有人，才能克服眼前利益的诱惑，放眼长远利益，才能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才能产生出超越生物性利益的社会性利益，才能具有由此而来的牺牲精神和聪明才智。
（２）、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
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区别不仅在于理智地追逐大自然天然形态的物质资源，而且尤其表现在用自己的活动去改变物质的天然存在方式，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但在任意的一个具体历史时期内，人类对物质资源的开发程度却是一个有限的水平，因而他们只能实际利用其已开发出来的那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满足不了需要，人类就感觉不足了。很多情形下，人类所面对的困境，并非物质资源短缺，而是开发不足。人所共知，新疆是个好地方，资源比小小的香港丰富不知多少倍，但由于开发程度低，现在反而不如香港繁荣。人类之所以能超越一切生物，主要是靠劳动，也就是对资源的开发能力和活动。因此，对于开发的重视，应远远超过对于占有量的重视。由于传统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人类对物质资源的低水平的开发能力之上的，其特点表现为不适当地强调占有，忽视开发的巨大潜力。这种思维的后果之一是诱发了许多不必要的竞争。而重视开发的思想，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消饵或避开不必要的或得不偿失的竞争。战后的历史一再证明，通过战争去掠夺土地和财富，通常不如贸易和生产能给人民带来更大更持久的福利。
（３）、器械的精良程度和技术水平。
物力本身在很多竞争中都是争夺的对象，即构成利益的主体，但又是竞争的实力。这种现象来源于物的效用，人类文明在物质方面，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善假于物也。”物的有用性，可以为人支配，也可以反过来又可以支配人，利用人。
在谋略方面，主要要看到物的用人性，意即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并且善于利用这种影响力。在社会性的竞争里，有许多情况下都要求遵循下面的谋略路线：
用其它实力来夺取物力—用物力来扩张其它实力—用其它实力来夺取更多的物力—用更多的物力来进一步扩张实力—把物力的扩张过程看成是资本增殖过程，其道理是基本一致的。
必须用机会成本的观念来看待物质利益，物质实力与其它实力的得失，看待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表面利益与实际得失的关系。尤其要避免“拜物教”的思维陷阱，勿食诱饵，勿贪小利而失大计。
传统思维看到物的用人性之後，往往提出一个相反的原则：即用物而不为物所用。发展到极端，就导致禁欲主义。实际上，任何人无论是否认识到物的用人性，想不为物所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物的效用，而追求这种效用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关键在于，用机会成本的观念去分析自己为别人用物力所驱使，可能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什么，有多大，而自己所能获得的实际的和最终的利益又是什么，有多大，再用自己所接受的伦理价值观念来衡量，能否接受。
同样，在用物力利用别人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在价值观念上能否接受，是否违反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如果不违反，则可放胆利用别人，亦可为人所用。
３、社会力。
指获得社会承认，并且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所获得的实力。它包括：
组织及管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这里从略。
感召力特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人格和活动对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社会上流行的明星崇拜，个人崇拜都是感召力发生作用的例子。
感召力的特点，是个人感情色彩特别浓，而且常常因人而异。感召力的作用是通过被感召的对象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来实现的，而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是因人而异的。
爱情是一种感召力，我们常常用“各花入各眼”，“情人眼里出西施”来形容这种感召力作用的个性特点。感召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用的实现，是通过对象的内心共鸣来进行的，因此，本质上是自觉自愿的，来不得勉强和威逼。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社会从众心理的巨大作用。当一种感召力发生作用时，在一部分人当中产生共鸣，由于这些人的行动，感染了其他没产生共鸣的人也起来追随。
人类的亲情也是一种感召力，按其产生的机制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长期生活当中产生的互相了解，信任，扶助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最可靠，最稳固的。有的人很重视关系，却忽视生活经验，这是不可靠的。我们看到不少关于家庭破裂的例子是由于缺乏共同生活的经历而导致的。故事常常形容某个丈夫或妻子对于事业狂热到使自己的配偶感到受到冷遇，最后的结局是迫使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文学作品中的“工作狂”通常会占上风，不过在生活当中又另当别论，结局是多样化的。不仅夫妻关系如此，其它家庭关系无不如此，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如果没有共同生活作为基础，在这些关系中就很容易失掉感情色彩，只剩下赤裸裸的同盟关系，宗法上的关系只是在需要互相利用时的一种借口。传统的社会由于生活节奏慢，大家庭多，人们花在共同生活当中的时间多，因此使人感到“人情味”足一些。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大城市，人情冷漠的倾向正在发展，在西方已经到父母叫孩子做家务都要算钱的地步，这个现象当然还有不同的教育观念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种是社会观念的产物。有关这个现象的故事，是一些自幼与父母失散的儿童，在成年后寻找双亲。幼年的共同生活经验，早已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在记忆中消失了。但是正是由于社会观念的作用，使得这些人会做出寻找双亲的行为。不过，至少在见面之初，感情的基础是不强的。有一句话叫：“梦中情人”，我们改为“梦中亲人”，就很恰当地表达了这种感情的实质。社会观念帮助这些童年失去父母之爱的人塑造了理想的“梦中亲人”的形象，他们就这样先入为主地以为父母就是想象中的那样可亲可敬，对自己的关怀无微不至。但是，当现实使他们知道是犯了错误后，他们会逐渐调整自己的态度。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长期失散后重逢的亲人在惊喜之后逐渐萌生的一层淡淡的隔膜，感情很不容易达到长期共同生活的亲人的那种境界。表现在大家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敏感，重视，也刻意维护，不象长期共同生活的亲人那样自然，那样轻松自在。
第三种应该是性心理的产物。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很多原来的动物性的本能都升华了，其中性关系和性行为恐怕是达到最高境界的前动物性本能之一。虽然性行为本身作为动作过程和动物的性行为差别不大，但是作为这个过程的心理准备和随着这个过程而不断加深的，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爱情关系。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最初，也许只是两人之间相互激发性欲的爱抚活动派生出的一种心理活动，后来伴随着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而广泛化，成为愿意共同生活的两个异性伴侣全面互相关心，互相负责的一种感情和社会关系。以致于在一些情况下，与单纯的性行为产生了偏离。有时，我们也听说其中一方因伤残而丧失了性能力，但是夫妻关系仍然维持。甚至有医生写道，有个病人要求做手术以减低自己的性欲，免得影响了与自己的性能力较差的配偶的感情。弗洛伊德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
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相互间防范的心理壁垒越筑越高。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两个陌生人，如果没有异性相吸的因素，甚至不愿意坐或站得太近，如果太近，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我们在拥挤的公共场合，如公共汽车上，电梯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性活动和性心理却把两人引向互相进入，合二为一的境界。经过了正常的性活动之后，人们自然会很珍惜这样一段经验，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
每个人，每个社会团体本身都与外部社会，与其它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团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处于社会关系网中的某一位置上。
在原始社会中，这种社会关系的核心是血缘关系，其标志是亲情的远近。进入阶级社会以後，血缘关系依然存在，但相对地位降低了，被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取代。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在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中占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其标志是握有影响别人的权力的大小。进入现代社会，金钱雇佣关系占了主导地位。
今天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关系形成的历史，大体有:血缘关系，权力关系（上下级关系），交易关系。
Ａ．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起源于人类繁衍需要而产生的天然亲情关系，历史最为久远。发生血缘关系的双方有义务互助。其关系的紧密程度完全取决于亲情关系而激发出来的自愿心理，因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今天，血缘关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大作用，尤其在直系亲属之间。与此类似的有：朋友关系，熟人关系，同胞同乡关系等。这种关系的特点都是自愿，单方向地付出，不指望用金钱或物质计算平等的报答。
Ｂ：权力关系。
权力关系的特点是其具有单向强制性。握有权力的一方要求另一方无条件地服从，对于反抗者施以惩罚，而给服从者以某种奖励和鼓励。权力的大小有两种衡量标准：
ａ、作用的范围；
ｂ、奖惩的程度。
通过权力社会把所有成员组织起来，服从一个权力体系，统一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权力本身也带有目标和手段的两重性。权力常常是竞争的对象，竞争者夺得权力之後，就利用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满足自己的欲望。权力本身也具有效用，它能够满足人们追求社会地位，重视自我完善的欲望。
但权力更多还是被用做一种工具，用来成就某种事业，建立功勋，获得物质利益，因此也是实力的一种。
获得权力的道路有两条：
一条是在已有的社会组织内发展，追求权力作为奖励，逐级上升，因此权力越来越大。
第二条是打破现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建立一个新组织，通过它获得权力。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操心的是社会资源和财产的分配，而权力的分配是财产分配的条件，因此我们看到的政治往往表现为权力斗争。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Ｃ、交易关系。
交易关系与权力关系一样，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家族的关系扩展到全社会的任何一个人。交易关系能使双方至少在形式上实现平等，互利和自愿的原则。发生交易关系的双方，在没任何胁迫下，独立地进行价值判断，根据自己将要获得的价值，确定自己将要获得的价值。一般原则是所得至少等于所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对事物的评价是会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可以使交易双方在交易後都能满足收获不小于支出的原则。
实际上交易关系中的平等背後，掩盖着实力对比不平衡所引致的不平等。尽管交易的发生必须有双方都同意为条件，但自愿的程度和性质有不同。有的可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而有的可能是漫不经心，锦上添花。更不用说，有的自愿是在受骗情况下的“自愿”，实际上是不自愿。
交易关系与血缘关系或亲友关系的区别，在于它是讲价钱的关系，不是无偿付出的。它与权力关系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自愿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交易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人们有时因为它的冷酷无情，斤斤计较而给予诸多批评，但这种关系仍然在稳步地扩大自己的作用范围。对于血缘关系，它享有互利互惠的优势。对于权力关系，它享有双方都自愿的好处。一句话，它的优势是不要求任何一方做出牺牲，单方面付出，同时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益作为发展关系的鼓励。因此，交易关系已经在侵蚀血缘关系和权力关系。使得在竞争中援引血缘关系和权力关系时，不得不考虑交易的原则。例如在我国很多地方仍流行的婚姻陋习当中，很突出的一项就是财礼太重。本来婚姻关系是血缘关系中的本源，是无数罗曼蒂克故事的光辉结局，可财礼却令它黯然失色。尽管政府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一再反对，此风却日盛一日，究其原因，娘家损失了培养了二十来年的全劳动力，在以人力为主的中国农村仍是一项很大的损失。而夫家得到了这个劳动力，自然“应当”对娘家的损失有所补偿。因此要财礼的，要得理直气壮，给财礼的，给得理所当然。而在城市里，由于劳动力对家庭的意义下降，小两口分开过已成为大趋势。因此娶妻嫁女就不是一方上另一方家门，而是小两口分离出去，独立门户，娘家婆家在经济利益上没有发生单向转移，因此自然就没有回流的要求。这样财礼的意义和性质就改变了，甚至连这件事也可以改革掉了。现在很多文章呼吁革除这些陋习，但是没有想到这些陋习的经济基础不改变，这些陋习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不会改变。眼下时兴的财礼价码，一般相当于一个农户养大一个女儿的费用，考虑到通胀因素，多数还不到这个价格，不足的部分算是血缘关系的功德吧。
贪污腐败，是交易关系侵蚀权力关系的典型现象，自不待言。更有甚者，有人扬言：“没有金钱买不到的权力。”只要出价够高，什么权力都可以买到。这种说法当然过分一些，但是不可否认，经济关系最终是可以支配政治关系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交易关系进入权力关系，决不是贪污腐败那么简单，还有更为深远的作用，对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是一个致命的腐蚀。
（２）、精神类要素。
Ａ、心理及性格。
心理素质对竞争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一些行业在招募人员时，常常要考查心理素质。例如反应灵敏，迅速，坚强，镇定等，因为这些心理素质对于某些职业特别重要。
个人的心理素质优劣的意义是很多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在国际竞争中的意义，就要多些研究了。例如日本的兴盛，尽管得利于其天时、地利，但日本民族的那种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怀疑的。他们对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总是那么执着，那么认真，坚定不移。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走过弯路，做过错事，他们一度认为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事，因此慷慨赴死，“神风突击队”的那种精神连敌人也不得不钦佩。战败后，大多数日本人民觉悟到侵略不是民族自强兴盛之道，又一头扎到经济重建当中，是那么执着，狂热，以至于赢得了“经济动物”的雅号，虽然都有偏激之处，但整个民族的精力被这种心理素质都集聚到要前进的方向上，使得他们无论投身什么竞争，都表现出巨大的冲击力。反观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有好几种心理素质使得我们起起伏伏，不能稳定地发展。第一种心理素质来自几千年的文明领先地位和小农经济，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知足常乐”。严重缺乏竞争意识。第二种就是“急于求成”。在沉睡几百年之后，发现自己已处身屈辱，落后，仰人鼻息的地位，因此，“急起直追”，但失冷静，科学的态度。大跃进就是典型。第三种是第二种的必然结果，就是自暴自弃，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否定祖先和祖先灿烂的文化。这种情绪最为可悲。我们的祖先怎么样呢。有人说他们建造万里长城是“保守”，可他们在全世界大多数民族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时，就创造了首屈一指的文明，并把这种领先地位保持了五千年。接受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不仅有中国大陆上的人民，而且有日本，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为什么别人上去了，我们这么潦倒呢？能怪文化遗传基因吗？实际上，我们借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我们的祖先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群没出息的跳蚤。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经常分裂成极端的派别。鲁迅先生有见于中华民族的这些不良心理，提出了“韧的战斗”的口号，毛泽东同志更有名著：《论持久战》，全篇都渗透着这种精神。
Ｃ．知识；
我们在这里讲的知识，主要是对指周围世界的认识。在古代，是以亲身经历得来的认识为主，以口头传授的间接知识为辅。现在则不同了，除了纸张出版物之外，还有各种电子媒介，我们得到的知识已经是以别人的经验为主。所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现在人人都可以做到。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认识到知识是竞争实力的诸要素之一。但是，有丰富的知识和善于运用知识于实践当中是两码事。赵括的“纸上谈兵”典故，常常被我们用来指徒有知识而缺乏智慧的人。我们还把这种人叫“书呆子”，列入蠢人行列。
Ｄ．智慧。
我们在这里讲智慧，是指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在竞争中的智慧可以近似地看成是谋略水平，当然智慧的内容范围要更广泛。
珠海市曾经有一家投资达３８００万美元的玻璃厂有限公司，常年亏损，负债高达３亿元以上，成为珠海市财政一大包袱。后来，仅有１．４亿资产的珠海东大集团把该公司兼并了，不但清偿了积欠的全部债务，而且净赚１亿元。该公司的“蛇吞象”是怎样实现的呢？
东大集团把玻璃厂全部搬迁，利用原址开发房地产。
这个例子，和哥伦布的“竖鸡蛋”故事一样简单而又出人意料。玻璃厂有限公司的原班管理人马没有“打破蛋壳”，老是围绕玻璃做文章，尽管房地产业在特区蓬勃发展，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就是想不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当年工商营业执照上规定的狭窄的“营业范围”恐怕也是一种更高级的“智商欠缺”，害死了不知多少企业。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竞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因此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要比较竞争各方的实力。在比较实力的时候，应该把实力的要素进行逐个分解，评估出对于竞争发生作用的大小，对于总体竞争力的贡献，然后再分析各个实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其竞争力的发挥条件等等。比方说，一个企业的实力要素按照经济学的标准可以分为三类：劳动、土地和资本。拿劳动来看，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两类，其中对于企业实现自己的市场竞争目标作用比较大的是复杂劳动。当我们考察复杂劳动的时候，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经营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如果一个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更重要，反之，如果企业是科技开发主导的企业，可能技术劳动就是决定性的……这个过程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实力，为有效率地使用打下基础。我们在分解的基础上分析每个实力要素，了解它的功能，状况，然后还要注意它和其他实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它发挥作用的条件。比如我们具体分析企业的技术骨干的状况，在这个基础上知道自己企业的技术力量的优势和不足，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技术骨干发挥作用的条件。技术骨干主要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在于：脑力劳动通常提供的是无形产品，不容易考核，因此比较多的依靠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而体力劳动者提供的通常是有形产品，容易考核，企业除了努力提高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外，严密的组织和细致的管理效果也很显著。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有考勤打卡机，但是如果作家协会或者科学院要给作家和科学家安装打卡机，大家会觉得怪怪的，不可思议。对于脑力劳动者的作用要发挥得好，必须让他们心情舒畅，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
战略经典研究：人才得失与战国七雄。
在春秋各大国当中，下场最可悲的当数晋国。这个在春秋之世长期称霸诸侯的大国，居然被几个士大夫瓜分掉了。晋国的可悲还在于，当时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大国只有晋国和齐国，由于齐国受到大海的限制，不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而晋国在当时是最具备统一中国条件的高度文明的大国。在经济地理上，晋国占有当时最富裕的中原地区的大部分，从函谷关一带延伸到大梁，即今天的开封及其周围地区。这片地区，从夏朝到商朝都是统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周朝虽然把政治中心一度迁移到了关中，但是中原作为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事实仍然没有变化。因此，在整个春秋时代，中原始终是诸侯争夺的目标。开始有齐国的霸权，对抗北方和中原的戎狄部落对中原华夏各国的侵扰，遏制楚国为代表的南蛮部族的北进。齐桓公和管仲死后，齐国内乱，不复为霸。领导中原各国对抗周边落后部族和国家侵扰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晋国身上。在此之前的过渡时期，宋襄公一度不自量力，高举“仁义”大旗，抢挑霸主重担，结果丧师失地，徒然贻笑大方。晋国在城濮之战大破楚军，迫使楚国停止向北方蚕食，改向东方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发展。晋国又扶持东方新兴的吴国与楚国为难，破楚入郢，使楚国一度濒临灭亡的边缘。同时，反击乘虚东进的秦国，连续击破秦军，拓展疆土到黄河以西，今天陕西东部和北部地区，只要向西作进一步的推进，即可进入关中平原，秦国已经无险可守。在人才方面，后来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许多人，都是原晋国地区的人，如吴起、商鞅、韩非等。只是因为三晋的政治发展的状况，才迫使他们离乡别井，另择明主。
在三家分晋之前，晋国已经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外交、经济、军事条件，唯一欠缺的是多年来争霸中原所耽误了的内政改革。这正是最致命的失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内政改革，士大夫的权势日隆，国王渐渐失去了对于国家事务的控制权。虽然晋国在对外事务上连连获胜，但是对于国王来讲，江山易手，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只是便宜了那些篡夺政权的叛贼。
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重视人才，在西门豹、吴起等一批豪杰的辅佐下，励精图治，企图重振晋国的霸业，无奈国势与统一的晋国无法相比，虽然强盛了三代君主，终于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三家分晋之时，韩国占了前晋国经济上最富裕的地区，但在军事上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因此在整个战国时期，一直老老实实，不敢惹事生非；赵国占了战略位置最优越的太行山区及华北平原，由于当时华北地区开发程度相对不如中原，因此在三晋中是最贫瘠的（虽然比较三晋以外的其他国家并不差）；魏国则兼而有之，富裕在韩之下，赵之上，战略位置在赵之下，韩之上，遗憾的是国土分散穿插在赵韩两国之间，类似刚独立时的巴基斯坦。魏文侯的战略是厉行内政改革，选贤与能，对外是向河西发展，同时与赵、韩建立同盟关系，矛头直指秦国。在吴起和西门豹等人的统帅下，迭破秦师，直逼关中渭河平原。如果魏武侯和魏惠王能够全盘继承魏文侯的内政外交战略，继续重用吴起等人，很可能会破坏秦国的根本之地关中平原，据为己有，并且以此为根据地统一中国。当时以魏国的军事地理形势，一旦控制了山西高原和关中平原，进退攻守自如，力量远在韩赵两国之上，两国将逐渐沦为附庸。如果反抗，要消灭也不是难事。魏国的军队，大概是吴起练兵有方，后来孙膑形容魏军，说他们∶“素悍勇”，一惯骠悍勇猛，可见战斗力是在诸侯当中相当强的。“围魏救赵”战略虽然是后世奉为经典的楷模，但在当时，也有以弱敌强的成分在里头。庞涓之所以最后成擒，主要原因是恃强轻敌，以少数轻骑追击齐军主力而致，但是如果魏军的战斗力不强，自然就不会轻敌，这也从反面证明魏军有强大的战斗力。商鞅后来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心腹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取地。”可见，魏文侯领导下的魏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是可以使魏国继承晋国成为最有统一中国条件的国家。
可是魏文侯死后，魏武侯一改父辈建国方针，整个南辕北辙。在内政方面，虽然没有明确记录，但是从魏武侯视察西河时候，惊叹山河险阻，易守难攻时吴起的答复中可以看出魏国内政的变化。吴起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现存的《吴子》，即《吴起兵法》，相传为吴起所作。从其内容来看，大多数是魏武侯请教吴起有关战略战术问题，吴起的答复。从魏武侯的提问来看，他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君主，在军事方面，比较注重战术细节。可能因此而忽略了内政，又或者是太好战，以至赋敛过重。吴起虽然教导兵法不误，但是对他的德政不修颇有微词，因此奉劝他：“在德不在险。”两人的分歧已经跃然纸上。
对外方面，魏武侯一改父亲西出关中的战略，回头首先恢复晋国旧有的版图，而且特别重视攻击富裕的平原地区城市，把魏国引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如果他不攻平原经济发达地区，而攻上党一带的晋东南山区，打通安邑至大梁之间的联系，分割赵韩两国，虽不如向河西发展理想，但如果能够首先灭掉赵韩，恢复晋国，则统一大业尚有可为。可是进攻富裕的平原地区，不但对对方重点防御的大城市的攻击不易凑效，而且目标太大，容易招来诸侯的妒忌和干涉。魏武侯在魏文侯破秦的基础上，贸然与赵、韩开战，从此根本改变了魏文侯时代吴起参与制订的东和三晋，西破秦国的战略。后来由于听信谗言，迫使当时最有才干的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离魏入楚，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看来吴起自己也不下去了。到魏惠王时代，东击赵国邯郸，被齐国干涉，又恰逢齐国起用大军事家孙膑，魏军战败于桂陵。当时如果庞涓在破赵之后回师大梁，在军队充分休整之后再寻求与齐决战或者议和，则破赵的成果有希望保存。庞涓可能因为与孙膑的个人恩怨，以及破赵之后的骄傲心理，以疲惫之师轻装冒进获致惨败。以后，不得不归还所占领的邯郸，与赵国和好。后来，因为与韩开战，再为孙膑所趁，马陵一战，主帅庞涓被擒（或阵亡），太子也当了俘虏。由于专注与东方的争夺，秦用从魏国投奔来的商鞅，从河西反攻，收复被魏文侯夺占的河西地区，进而占领了魏原有的河西地区，直逼魏国首都安邑。魏不得已向东迁都到四战之地大梁，以后不断遭受强邻欺侮。这时，由于秦国孝公去世，惠文王立，因曾经反对变法而受罚，此时欲报复商鞅，商鞅惧而投魏。魏再度拒绝商鞅，使自己复兴霸业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当时，魏国由于魏文侯招贤纳士，加上魏国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天下豪杰尽产生于魏，集中于魏，如吴起、西门豹、乐羊等，这个实力强大的人才群体，是魏国正确的建国方针和战略策略的保证。魏文侯一死，尽管魏国运气仍然很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因失伯乐而不复存在，武侯时，逼走吴起。魏惠王时，丞相公叔痤推荐商鞅，劝惠王“举国听之”，否则杀之，惠王不听，商鞅出奔秦。秦孝公举国以听商鞅，厉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根基。商鞅在得知魏国遭受马陵之败后，对秦孝公说∶“今以君之贤，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败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在获准后还亲自统兵，尽夺魏河西之地，消除了秦国国防方面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使秦从此以后，进可攻，退可守，获得战略地理上的绝好形势。历史也许总是注定要给人们留下许多遗憾。战国时代可称为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从夺河西一战看，也是大军事家）商鞅，居然受到受自己恩惠不尽的王室和国家的迫害！更有甚者，商鞅之才已经获得实践证明之后，整个大活人自己跑回魏国来投魏惠王，居然不获接纳！！！真是太荒唐，太可惜了！魏国除了赶走吴起，两次拒绝商鞅之外，还放走了孙膑和乐羊的孙子乐毅。这四个人当中，除吴起到楚国后，忙于内政，同时不知是否因为效力魏国多年，不忍亲手破坏自己的心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引导楚国大举伐魏，只是在南方“挠挠痒痒”，没动“真格儿”，以及乐毅因长期居住在赵国，与魏国没有重大恩怨外，另外两人，一东一西，两面夹攻，把魏国的霸业破坏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动摇了魏国立国的根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国的兴衰全系于人才之上，古今中外，象魏国这样典型，这样富于戏剧性的历史现象真是很不多见。也许涉及的战略问题过于深奥，不易为文艺家所理解，这方面的文学艺术作品没有传世之作，真是浪费了好题材！这是后人的遗憾。这些人的个人经历是戏剧性的，业绩是震撼性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影响是重大而且深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体系和居民管理的户籍制度，根源仍在这几个人身上。吴起有“杀妻求将”的故事，有伏王尸报仇的故事，孙膑有与庞涓的个人恩怨，其复仇经历比较《哈姆雷特》和《基度山恩仇记》的气势和用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商鞅的“求职”经历已经叙述过，在此不重复。这些题材如果在文学艺术上精心加工一番，一定可以形成传世之佳作。
除了上述内政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外，魏国还产生了外交方面的天才人物，可惜也为敌国所用，致使国家蒙受惨重挫败。古今中外，舌头最管用的当数苏秦和张仪这一对师兄弟。这两个家伙，一文不名，两袖清风，只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之中，所到之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个个国王对他们优礼有加，唯恐得罪，争先将本国最高的职位奉献给他们。而他们则是爱干不干，心情好就多留几天，心情不好，拍屁股走人，“炒”国王们的“鱿鱼”是家常便饭。其中张仪又是魏国人，苏秦离魏国比吴起要近，是周天子领土上的洛阳人，而吴起是卫国人，当时从卫国到魏国首都安邑比较从洛阳到魏国在苏秦时期的首都大梁要远，而且去安邑尽是山路，而洛阳到大梁却是一马平川。这两个人和商鞅一样，谁用谁富强，谁不用谁倒霉。秦惠文王杀害商鞅之后，对游说之士有偏见（说来也是商鞅变法的主张），把前来游说统一天下方略的苏秦轰跑了。苏秦受此大辱，遂倡导山东六国合纵抗秦，与秦为难，由此而起百余年，秦国东进最主要的外交阻力就是六国合纵。破坏合纵的，恰好是两个魏国人。一个是张仪，首倡连横亲秦，奠定破坏合纵的根本外交战略路线。但是在行动上最早破坏合纵的，是秦相公孙衍，又是魏国人。当苏秦正筹备合纵之时，公孙衍（又名犀首，不知是否花名，形容其“头上长角”，如犀牛般凶猛？）统帅秦军大破魏军４万余，擒大将龙贾，取雕阴（今陕西延安到洛川途中的地方）。苏秦此时恰逢张仪来投，遂用“激将法”助张仪入秦以为内应。张仪尚未见用，公孙衍又游说魏齐两国背叛合纵，夹攻赵国，使合纵瓦解。秦惠文王吃了不用苏秦的亏，不得不改变了对纵横家的偏见，起用张仪。张仪系统地提出远交近攻，连横亲秦的外交战略，并且付诸实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使公孙衍在历史书上消失了光彩。后来秦国还有一个魏国人任相，就是甘茂，但是他的业绩也没有前面那些人那么光辉和富于戏剧性。
所以，秦国统一天下，靠的是魏国的谋士，秦国的战士（如白起、王翦等人），对于魏国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以当时的历史，战士是谋士的变法创造的，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人不会勇于公战，自然也不会产生杰出的战士。
当时除了晋国和秦国具备统一中国的物质条件之外，楚国也具备条件。当时的楚国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东临大海，北界淮河－桐柏山－伏牛山－秦岭，西依大巴山－巫山，南至大海。在灭亡吴、越之后，东面基本不受威胁。在北方，最薄弱的地理障碍是淮河，北岸是一批弱小的小国构成的缓冲地带。东北与齐国为临，但是中间有宋、鲁等国缓冲。正北方是三晋当中的韩、魏两国，楚国沿伏牛山到桐柏山建筑了城墙防御体系“方城”。西边的地理形势本来对于楚国是很有利的，险峻的秦岭、大巴山、巫山当中只有几条险要的峡谷通道∶丹水河谷，汉水河谷和长江三峡。在秦灭巴、蜀之前，楚国所需要关心的只是丹水河谷和汉水河谷，尤其是方便秦军后勤支援的丹水河谷。因为楚国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理形势，楚国的先王们在春秋时期积极北进，争夺中原。“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就是楚国人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是晋国联合诸侯抵抗，楚国统一中国的机会是很大的。可惜到晋国的国力衰竭的时候，楚国也被孙子和伍子胥领导的吴军攻破，直到战国时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更有甚者，楚悼王见吴起在魏国的功绩，邀请他主持楚国改革，可惜不被楚国贵族集团接受。楚悼王一死，吴起遇害，屈原受贬，楚国开始了屈辱的篇章。
楚国在春秋时期还是一个和秦国类似的落后国家，被中原列国排斥在外。经过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的长期交流，楚国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中原各国的水平，并且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耳和屈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很遗憾的是，在整个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韩国启用申不害，魏文侯招贤纳士，开发河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威王用田忌、孙膑等富国强兵，燕昭王用乐毅称雄东方，但是楚国的改革是最短命，最没有成效的。国土面积最广大的国家，在整个战国时期日子过得最窝囊。尤其是楚怀王，更是给张仪象耍猴一般捉弄，最后被关在秦国，悲惨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