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当中的“废井田、开阡陌”的内容之一就是把当时农村存在的公有土地（如山林地、河滩地等等）让私人开发，变成私有财产，提高这部分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们今天的住房改革，实际上是公房私有化的过程。
我们的国营企业改革，强调“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就是把本来是属于公共物品的东西变成私人物品或者小团体共有（比如企业所有）。
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把原来没有竞争的领域投入到竞争的激流当中。
控制竞争，还可以从竞争者入手。
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提倡克己、节欲，希望人们能够对于自己的欲望加以克制。这几乎成了所有的宗教的主要教条和道德的重要规范，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相反的事情。现代经济学的公认开山鼻祖亚当·斯密说过：“但是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时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就对他有利，他还可以告诉他们，为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私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要说唤起他们大公无私的话，而要说唤起他们自私自利的话。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有需要，而是说这样做对他们有利。”
--------------------------------------------------------------------------------------
(国家大了，人民多了，政府就需要养更多的兵才有足够的安全感。汽车多了，道路就显得拥挤，要增加建设才行。香港一些地方的居民，如果全部站在平地上，可能会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骑到别人的脖子上才能容纳得下，尽管如此，还是觉得空气和阳光够用，只是污染大一些而已。如果不控制人口，将来在逻辑上说，应该也会发生空气和阳光不足的情况——如果不向外星移民的话。
我们常常把私有制社会说成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是“人剥削机器人的社会”也不一定。生产力发达到人们不必站到机器前面劳动，只是随心所欲地创作或者创造——这就是“各尽所能”，然后让机器人去完成，机器人如此能干，以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必费心，实现了“按需分配”。)
--------------------------------------------------------------------------------------
当我们感觉到竞争激烈到可能失控的时候，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使得竞争缓和下来。如果竞争过于缓和，达不到提高效率的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刺激和鼓励人们，强化他们的欲望，激发他们的潜能，鼓励他们大胆投入竞争。
如果一个人没有实力，即使有强烈的愿望，也是不能够投入竞争的。当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人们的欲望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控制他们实力的相对强弱来控制竞争的激烈程度，让竞争的各方觉得，与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去压倒对方，还不如和平共处，这就是制造和保持均势的方法。
最近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我们注意到美国控制台湾海峡局势的主要手法之一就是控制海峡两岸的实力对比。如果美国置身事外，信守“三不”原则，台湾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在与大陆的军备竞赛当中取胜，因此不可能长期维持分裂局面。但是，如果美国对于台湾是有求必应的话，台湾的经济力量强大，很可能大量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在军事上全面压倒大陆，这样必然助长台湾独立的倾向。大陆即使在军事上暂时不能登陆，至少也要炮击金门、马祖，甚至封锁台湾，袭击进出台湾的飞机和船只，否则无法向国民交待。美国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最近台独势力的抬头，除了李登辉的策划外，美国在对台湾出售武器方面没有控制好数量和节奏也是重要原因。
美国认为，台湾海峡军事斗争成败的关键在于夺取制海权，而制海权又取决于制空权，因此，第一重要的因素是空中优势，第二是海上力量。对应于中国大陆最近在国防方面的发展，美国向台湾提供了F-16战斗机以对抗大陆从俄罗斯引进的SU-27战斗机，提供诺克斯级驱逐舰对抗大陆从俄罗斯引进的“基洛”级潜艇和自制的新型战舰。但是由于法国的竞争，使得台湾同时还获得了幻影－２０００战斗机，“拉法耶特”驱逐舰。虽然大陆也赶紧从俄罗斯引进新型的“现代”级驱逐舰和战斗力更强的SU-30MKK战斗机，但是节奏慢了半拍——新式武器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形成战斗力，在我们的军舰还在半路上飘扬过海的时候，台湾的新式武器已经全面装备部队。李登辉抓紧时机抛出了“两国论”，并且一手导演了台湾大选的“弃连保扁”，开除宋楚瑜等丑剧。
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愿意中国统一，这是肯定的，一个软弱的中国好欺负，至少不敢得罪他，但是也不希望两岸开战，因此精心策划了两岸武力均势的格局，但是被法国人搅了局，又被李登辉打了个时间差。美国人始料不及，大骂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又在联合国驳回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表明态度，但是已经难以挽回两岸紧张的局面了。
保持均势，让谁也压不倒谁，是西方人外交的主要原则，这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不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不过巧妙地保持均势，或者是调节各方的实力对比，是我们控制竞争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方面，中国古代曾经流行的合纵外交战略以及诸葛亮的三足鼎立的战略，都有利用均势的意思，只是“中国特色”在这些战略里的表现是最终压倒对手，均势只是暂时的，并没有永久化的战略意图，而西方人却热衷于均势的永久化。你如果当领导，可能会觉得有必要在几个骨干或者“爱将”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如果你对某一位特别有才华的“爱将”的意见百依百顺的话，其他人可能会认为他和你一样在单位里是“说话算数的人”，甚至认为比你说话还管用，因为你总是修改自己的看法，接受他的主张。如此发展下去，你对于局面就会失控。当你发号施令的时候，你的下级总是看那个你的心腹的眼神，而不大你的干着急。
当然，最后一点，就是奉劝可能竞争的各方互谅互让，虽然人们常常利用这个方法，但是能否生效自己没有把握，要靠被劝的人的接受与否，因此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凡事都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实力和行动的基础上，不能过分依赖别人，这是制定竞争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我们计划战略的时候，许多关键的环节要取决于别人的意志，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到了别人的手里。例如在中国统一这个问题上，不能过多地指望外国人的帮助，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时候就希望美国干涉，结果等到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都死了，美国人也只是袖手旁观说空话大话不动真格儿的。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指望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帮助我们压迫台湾当局协助我们实现和平统一，尽管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不是不会变成现实，但是与其等待天上掉馅饼，还不如自己动手烙饼来的爽快。
-------------------------------------------------------------------------------------
(洪秀全当年在冲出广西的路上一纸“诸王受东王节制”的命令，后来断送了东王的性命和太平天国的伟大事业，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如果中国将来的国力可能超过美国，美国觉得既然不能消灭和瓦解中国，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与中国交朋友是唯一可行的选择。那时候美国总统到北京探望“美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时候，手里拎着一打精美的礼品盒，其中最上面的一个赫然写着“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声明”，里面最精彩的一段文字就是：“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有权使用一切手段保证自己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必要的时候包括适当地使用武力。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统一祖国的一切努力，当然包括使用必要的武力在内。”当然，第二个礼盒以前曾经是给台湾的，现在送到北京来了——“对华武器销售建议”——“价钱要好好商量，利润最大化嘛。嘿！嘿！……”——美国总统对参议院和众议院如是说。
英国人在旁边说：“这下你明白我当年归还香港的苦衷了吧？”
吕秀莲满身大汗从床上惊起：“中共，发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别来骚扰人家‘深宫怨妇’！”
卫队长报告“总统”说，“吕前副总统”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伤了大脑，最近总是做噩梦。
“总统”说：“别烦我！我正在赶正经事，和秘书一起起草《起义通电》呢！”)
---------------------------------------------------------------------------------------
人类社会包含合作和竞争两重性，这两个方面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和利益。一般说来，合作的利益是明显的，而弊端则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因此人类社会普遍维护合作。而竞争则相反，人们在开始的时候，不见其利，先蒙其害，因此排斥竞争。世界各国的社会道德伦理和宗教教义的最普遍的信条就是鼓励团结合作，反对竞争。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发生竞争呢？你好我好大家好，和和气气的不是很好吗？我们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提出更进一步的问题：争来争去，为什么呢？还会追根寻源：竞争是怎么来的呢？用数学言语，就是要确定竞争产生和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竞争就会产生和发展起来。
竞争在逻辑上的前提有二：
即可争之物和必争之人。
我们把竞争所要追求得到的东西，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叫做标的物。在司法竞争这个具体的竞争形式中，标的物就是指诉讼双方所要争夺的东西。我们将借用许多具体的竞争形式当中已经有了明确定义又是为大家所熟悉的术语，这样比较自己另外“生造”一些词汇，增加大家的记忆负担要好一些。但是，在使用时，要注意我们所指的并非某种具体的竞争形式，而是指一切类型的竞争所共同具有的东西。
要成为竞争标的物，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首先，竞争标的物必须具有能满足竞争者某种欲望的效用。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没人想要。有什么用呢？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这种欲望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我们想生活得好一点，就要消费多一点物质财富，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得到别人的友谊，重视，尊敬，关心，爱情。所有能给我们这一切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竞争标的物。工人农民多生产，商人多赚钱，学生认真读书，争取好成绩，军人渴望杀敌立功，政治家希望名垂千古，流芳百世，小孩想父母疼爱，青年追求爱情，中年想建功立业，老年想益寿延年……，这里的产品，金钱，分数，军功，历史，家长的爱惜，异性意中人的爱情，雄心壮志的实现，健康的体魄，都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欲望。但是，能满足我们的某种欲望的东西不一定会引起我们相互之间发生竞争行为。例如，老年人想长寿，他只须自己小心身体，饮食起居有规律，符合卫生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运动，就可以满足长寿的欲望，不需跟任何人竞争。空气能满足我们求生的欲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用跟任何人竞争空气。因此，要成为竞争的标的物，还要满足更多的条件。除了有用外，要成为竞争标的物还必须有限。（相对竞争者的欲望而言，越稀缺则越有价值。）东西对于大家都有用，但是数量有限，你不去拿别人就拿完了。古代人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小人”唯利是图，君子则讲义字当先。但是，如果东西少得厉害，连谦谦君子也坐不稳当，要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了。这里补充一句：多与少是相对与需求而言，并不是指数量的绝对多少。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是又有“后羿射日”的传说，是说人虽然需要太阳，但是有一个足矣，多了反而是祸害。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好几万亿以上，但是大家都觉得国家穷，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努力发展生产，并没有“钱太多，不知怎么花才好！”之叹。不过仅仅是少，还不足以诱发竞争。有些东西少，但是人们也不必争夺。例如，人们常说：“大路朝天，你我各走一边。”有个笑话，说军阀韩复渠看见大群足球队员在球场上追逐一个足球，大惑不解，下令给每个球员发一个足球，“免得争了！”实际上，一场球赛，场内有一个足球就够了，球员们争的是进球破门，而不是足球本身归谁拥有。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共享的东西不会引起竞争，那么，反过来，竞争标的物的就要具有不可共享性。在原始社会，财产是部落成员共享的，因此人们对于财产并不展开竞争。私有制把财产的共享破坏了，创造了对于财产的竞争。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通过恢复人们对于财产的共享来消灭在这一方面的竞争。当然，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一般地消灭竞争，而只是消灭那种被人们认为是弊大于利的得不偿失的竞争形式。东西好不好，客观上是一回事，人们自己怎么看又是另一回事。广东人吃蛇，吃老鼠，汉族人吃猪肉，中国人吃动物内脏……，但是，很多北方人不吃蛇、鼠，，西方人不喜欢吃内脏，回族人不吃猪肉……从营养科学的意义上讲，这些东西都可以吃，甚至连昆虫都可以吃，而且营养价值很高，但是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就是有人爱，有人怕。因此，竞争的标的物，除了必须满足前面所说的客观标准之外，还要满足以下主观标准。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竞争者对于竞争标的物的独占或多占欲。
仅仅有值得追求的东西，还不会引起追求。必须要有人有追求的欲望才行。这种欲望与我们在博物馆里欣赏陈列品的精神活动是不一样的，是一种独占或者多占的要求。一个女子看见另一个令大群青年男子仆伏在其石榴裙下的美女，也许羡慕，也许妒忌，因人而定，但是如果没有同性恋的心理，是不会加入求婚者的行列的，也就是说，她对于成为那位美人的丈夫的位置没有独占的欲望。日本的相扑大力士在国内享有殊荣，但是其他国家的男子对于与这种殊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力士体态恐怕不易产生兴趣，如果现在把这个运动列入国际比赛，乐意为了这个冠军而奋斗的外国人可能会比较其它体育项目少得多。禁欲主义是传统社会用来排斥竞争的一种思想，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宗教基本上都有这个内容。如果人人都做到清心寡欲，什么都不想要，自然就没有竞争，也不会受到没有正确有效地加以控制的竞争的副作用之害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曾经达到普遍的禁欲效果，因此也没有消灭竞争及其后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什么？因为：
——竞争标的物的对于竞争者的重要性使得竞争者不愿意或不能够放弃争夺。
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品《警世通言》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是明朝万历年间，某布政司的儿子李甲赴京在国子监读书，是太学生。李甲是个风流才子，课余结识了京华名妓杜十娘，两人相亲相爱。杜十娘遂有心从良，脱离烟花风尘。因李公子父亲为了这事发怒，使李公子的财路断绝，杜十娘就自费赎身，跟李公子双双回家。不料途中遇到家资巨万的盐商子弟孙富，见十娘国色天香，遂有不轨之心。他假情假意与李公子交朋友，利用李公子惧怕父亲不接受他娶青楼女子为妻的顾虑，提出以千金买十娘的建议，李公子竟然答应了。杜十娘非常伤心，在两个龌龊男人成交的时候，她叫李甲看看她随身带着的大箱子，里面装着许多小箱子，箱箱都是珍宝，每个箱子都远不止千金。在岸上围观群众的惊呼声中，十娘一箱箱撒入江中。撒完以后，她对后悔不已的李甲说：“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我本想以此财宝敬献父母，感动其心，乞望收留，未为难事。谁知郎君浅薄，中道见异，负妾一片真心。妾箱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矣！“围观群众无不叹息感慨。李公子羞愧难当，连连向十娘谢罪。十娘仰望苍天，叫道：“天地之大，竟不容十娘。我杜薇之真情，天地可鉴！“说罢抱起宝箱，投江自尽。最后，作者为两个龌龊小人安排了不得好死的结局：李甲疯癫终身，孙富惊吓成疾，不治而亡。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男人对于杜十娘都有独占的欲望，可以成为情场上的竞争对手。本来李公子是胜利者，已经赢得了这场竞争，但是后来又放弃了，不再是孙富的竞争对手。
推而广之，佛门弟子为了六根清静，彻底摆脱竞争带来的烦恼，干脆放弃结婚的念头，一心供奉佛祖。如果不然，儿女情长，怎么可能不卷入情场竞争的旋涡？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度鼓励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利于政权的稳定，大家都与世无争，自然不会有人来与他争权夺利了。可是出家人多了以后，他们又发现生产打仗的人少了，甚至连传宗接代的人都难找。于是，又对于佛教的传播施加种种限制。
虽然我们常常称赞谦让的美德，但是几乎没有人是可以谦让一切的，总有些事情我们是要争一下的。就连出家人，可以不为自己争胜，总是要为了佛祖的真谛一争高下吧？看见一些电视采访队拍下的西藏喇嘛为了佛教的真意辩论得如火如荼的情景，我感到，他们脱离的只是我们凡夫俗子每天的竞争，但是又进入了他们自己圈子里的竞争，还是没有脱离竞争的纠缠。
实际上这个问题人们在实践中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答：一个人无论信奉什么意识形态，不管他是认为“施比受更有福”，还是极端的自私自利，都不可能绝对地谦让施予，也不可能绝对地竞争夺取，总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香港同胞赚大陆同胞的钱，可谓天下无双，但是华东大水灾的捐款也是举世无匹。近来抓获的许多唯利是图的贪官污吏，不法商人，走私贩毒的黑社会团伙，可以算得上“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可是说他们“虎毒不食儿”，又是人人都不会怀疑的。尤其是一些犯错误的老干部，要他们顶着为了自己的晚年以权谋私的诱惑恐怕不是问题，可是事情一涉及到子女上学，就业，出国之类的“终身大事”，也顾不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告诫，把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情操出卖干净了。
经济学把物质分为ＦＲＥＥ ＧＯＯＤＳ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两类。所谓ＦＲＥＥ ＧＯＯＤＳ 指取用不竭的免费物品，如空气等。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 就是经济物品，相对人们的欲望而言数量有限，故人们不能纵欲尽享，只能有所节制，并为获得，占有它而努力。竞争的标的物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物品，但不止限于物质财富，而包含成为人们欲望所求的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例如名誉，地位，权力，爱情，尊敬，关心，实现理想等等。脍炙人口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表现了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欲望分为六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受尊重和有地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物质财富能够满足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占有的这种有限性和排它性使得越稀少的资源越显得有价值，越成为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的对象。当许多人共同追求一个东西，并想占有它时，他们的意图就发生了冲突。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努力击败对手的意图，而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图的活动，这种活动就叫做竞争。竞争的最极端的形式是暴力冲突。但是最普遍的形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竞争，例如升学、求职、婚姻爱情、购物等等人人都会经历的日常活动。不要一提出谋略问题就以为是政客军人的事，更不要把谋略与欺骗害人混为一谈。谋略的目的是有效地竞争，投入比较少的资源，收获比较多的成果，或者比较有把握地收获到自己想要收获的成果。为了了解竞争的目的，我们有必要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在这里，想谈谈关于幸福公式的看法。
西方有人提出衡量人们所得到的幸福量的公式：
幸福量 ＝ 占有量/占有欲
幸福量与占有量成正比，与占有欲成反比。世俗的人们通过增加占有量来增进幸福，而宗教却引导人们抑制进而减小分母，同样可以在心理上增加幸福感，所谓“知足者常乐”。“人往高处走”，可是，真的到了高处，又会感到“高处不胜寒”，还是一样多的烦恼，甚至更多的烦恼。国家元首和平民百姓，谁的烦恼更多一点？恐怕很难说清楚。以担任国家元首的著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为例，列宁没有子女，斯大林的妻子自尽，子女叛逆，毛泽东的子女十个只留下三人，前后娶的三个妻子牺牲一人，病一人，感情不和一人。就他们在革命事业上的成就而言，同时代无人可及项背，但是就个人幸福而言，只能说和大部分凡夫俗子类似：有得有失，不能十全十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牢骚理论ＧＲＵＭＢ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希望是）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他举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可以说年轻姑娘最常见的梦想，一种她自己看不透的梦想，是一位男人爱上了她，给了她一个家和一个孩子。在她的梦幻中，她会从此以后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事实却是，一个人不管多么渴望有一个家，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情人，她迟早也是会对这些福气感到厌烦的，会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得的，会开始感到不安和不满，仿佛是缺了点什么，仿佛是还应该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于是，她便经常向家庭，向孩子，向丈夫倾泄自己的怒气，认为它们全都是虚假的，或许甚至是一个陷阱，一种奴役。”
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遗憾的是，在幸福公式的分子和分母的变动关系当中，存在着“加速原理”。什么意思呢？分子和分母的变化是同一个方向的，在一定的区间内，分母的变动的速度比较分子的快。如果分子增加的速度上升，分母增加的速度更快，如果分子减少的速度加快，则分母减少的速度更快。这个原理作用的结果，往往使人们感到意外。社会急剧贫困化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很快就要发生动乱了，但是实际往往是社会贫困化程度加深时，穷人反而比较容易知足。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统治者以为老百姓这下该知足了，实际则不然，人们得陇望蜀，反而怨声载道。历史学家在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黑死病流行的时候，社会比较稳定。当灾难过去，经济恢复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时，反而不安分了。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就发生在“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时候，严肃的历史研究都证明了从黑死病流行以来到那个时候为止，当时是古代英国的生活水平最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前些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相反，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岁月里，倒是听不到那么多怨言。人们常说：“吃饱了撑的！”不要不当回事，人类社会其实就是这样的。深圳市前些时候处理了一些犯经济罪行的领导干部，其中文件特别提及一位女干部，说她在以往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包括有多次“昏倒在工地上”的事迹。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却陷入了受贿的泥坑不能自拔。以前，她的分子很小的时候，分母更小，有“小私”的收入，却有“无私”的思想境界。现在，收入提前达到了“小康水平”，可是思想却提前进入了“按需分配”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时代，向人民索求无度，贪得无厌。现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党风败坏的现象，当事人的思想变化大都带有这个特点。实际上不仅是这些人如此，整个社会亦如此。乱世多僧侣，盛世多贪官，这都是人们在思想上“超前”加速的结果。因此，正确处理好分子和分母的关系，不但对于社会的改造，而且对于我们自己思想的改造，甚至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的珍惜，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战略运筹当中，实力和企图之间的“加速原理”对于估计竞争对手的意图，把握自己阵营的思想动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竞争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自己能否正确地保持清醒当然很重要，但是远远不够。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是说一个领导者被形势所迫，采取了本来知道是不理智的措施，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俾斯麦首相在普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能够象普奥战争结束后那样，采取和平的方案，而是在军国主义者的压力下选择了割取阿尔萨斯－洛林的停战方案，从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下了祸根。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留学美国，知道日本的国力远远不能抗衡美国，但是后来还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亲手设计并且执行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最后导致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结局。我们今天有两件事情受到“加速原理”的影响：贪污腐败问题，沙文主义抬头的问题。当年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人穷怕了，没有想到刚刚有一点钱就惹出这么大的荒唐。开始以为只是科级以下的副职犯贪污受贿，没当回事，后来发展到政治局常委、省长都卷入了贪污的漩涡。其实中国现在达到的所谓“小康”水平生活，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标准，是自封的。按照国际水平，中国依然没有脱贫，但是奢侈腐化的风气已经横扫当年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情操和境界，成为我们现在的头号敌人。中国自从八十年代奉行和平外交的战略以来，到２０００年都很顺利，相继收复了香港和澳门，但是轻举妄动的思想正在抬头。目前虽然只是民间的动向，但是正在对我国的国际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在离开我们的前夕，留下了两个时间表：“五十年不变”和“一百年不动摇”，会不会变？“加速原理”是心理上最重要的致变原因，能够抵抗得住“加速原理”的诱惑，我们才能不变，才能不动摇。<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4.什么情况下要光明正大，什么情况下可以在背后打黑枪？
什么话，“背后打黑枪”——还可以？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光明正大，不应该在背后搞小动作，这难道不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吗？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完全应该是这样。有些情况下恰好应该相反：不应该光明正大，就是要背后打黑枪才好。不信？举个例子你看看：
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其中有一个少年英雄的故事足以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打黑枪”不但可以，而且非常应该。抗日英雄王二小在鬼子要求带路去打八路军的时候，并没有向我们一向教导孩子的那样“不说假话”，而是说了“假话”——假装答应敌人的要求，把敌人带入八路军的埋伏圈，最后因为说了“假话”而被敌人残酷杀害，壮烈牺牲。王二小的英雄行为有什么不妥当吗？“撒谎”难道也有对的时候？王二小的英雄行为告诉我们：正是如此。这样一个教孩子“撒谎”的故事，长期作为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课文之一，看来注重孩子品德修养的教育界，普遍接受了王二小行为的正义性。
可以说，游击战的原则就是“背后打黑枪”。什么叫“游击”，就是打了就跑，如果你走大路，拿步枪当面打人家的坦克，跑得了吗？所以最好是趁敌人从坦克中探出脑袋来东张西望的时候在路边的草丛里从背后打黑枪，虽然有胜之不武之嫌，但是如果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打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打的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以弱胜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纠正一句俗话带来的偏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直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做法，实际上，手段是被目的决定的。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自然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都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手段是那些妨碍我们达到目的的做法。例如在抗日战争中的“速胜论”，主张对日本侵略军发动大规模的正规战，打“堂堂之阵”，表面上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是亡国之路，倒不如游击战的“打黑枪”这一类的手段更正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当中对“速胜论”有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士干部们在早期也曾经用过一些意气用事的手法，例如活捉张辉瓒之后，红军的领导本来打算用他向他的家属交换一些部队急需的物资，谈判完成后，却不料一些同志先下手把他杀了并且把脑袋砍下来放在竹排上，顺流漂下赣江，说是“警告敌人”……因为此类做法会激发敌人的反抗，徒然增加我军的战斗伤亡，成熟之后的共产党和红军自然摒弃了这种做法，改成优待俘虏的政策。由此看来，凡是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适的手段，至于好坏与否，那就要看你的目的正义与否了。除了前面的王二小和游击战的故事之外，还有“叛国”、“通敌”也有正义的例子：有一次游击队在树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弹药物资的日本军车，驾驶室里有一位已经死去的日本军人，他身旁留下的纸条是告诉游击队，他是一个日本共产党员，用这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行为，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肯定是“叛国”、“通敌”了，但是一切反侵略的的人们都会认为他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
既然竞争活动的性质是由它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决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一项竞争活动的目的，以及它的目的最终实现的状况，判断该项竞争活动的性质，以及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
理想的竞争
有人得益，无人受害（连机会损失都没有）。在这里，我们引进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什么是机会成本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所付出，可能是金钱，可能是精力，也可能是时间。由于我们所付出的东西通常都有限，因此不可能什么事都做，那么当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能用做这个事的时间，金钱或者精力去做其它事情。我们常常把做这个事情的代价或成本认为是我们为了这个事情而付出的东西本身，例如时间，金钱和精力等。但是经济学却不这样看。经济学认为，归根结底你是要用这些资源干点什么，你把这些资源投入一件事当中，最终损失的是做别的事给你带来的好处。你花掉一元钱买肉，你就不能用它来买菜或买米。但是，一元钱能买的东西不可胜计，我们不能说你为了一元钱的肉付出的代价是一元钱的菜加上一元钱的米再加上……这样任何人都不可能买东西了，因为付出的代价等于无穷大。那么这个一元钱的肉的代价是什么呢？只能是一元钱的别的东西。是除了肉之外的一切东西中你最想买的那一件值一元钱的东西。如果你做一件事，你付出的代价是为了做这个事情而不能做的一切别的事情当中对你好处最大或者你最想做的那个事。这个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你可以把它叫做机会成本，也可以叫做机会损失。在竞争当中，运动员们都想争取拿冠军，拿到的，机会成本等于亚军，他的所得大于机会成本，我们说他有“利润”。其他的实力相当的运动员只拿到亚军或以下，他们的机会成本都是冠军，都蒙受了“亏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任何竞争，都不可能做到没有机会成本，总是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因此，连机会损失也没有的竞争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存在的可能性的。什么叫理想，至少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不现实。理想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但是就像夸父逐日，在地上跑的人是不可能跑到天上的太阳里头去的。你只能在想象中进入你的理想，在现实中是没有机会达到的。不信？问问你自己，一辈子到底实现了几个可以称之为理想的事情？娶了或者嫁了你的梦中情人？考上了重点中学？获得了诺贝尔奖？中了六合彩头奖？……手刃你的仇人？！不过一旦理想成为现实，你可能会发现那恐怕是一场噩梦：梦中女神可能是真正的泼妇（白马王子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花公子）……重点中学就像少年劳改营，繁重的功课，横眉立目的老师，苛刻的校规，冷嘲热讽的同学……奖金没有到手，打秋风的已经把你的财产扫荡了若干遍……，最后你会问自己：难道这些就是我苦苦追求的“理想”？！
因此，理想就让它停留在虚无飘渺之中好了，可以追求，但不用过分刻意追求，尤其不要走火入魔。有些西方人认为，历史上的重大灾难，往往都是理想主义者造成的，好像十字军东征、文化大革命之类，始作俑者开始都抱着自以为崇高伟大的理想发难，最终带来的都是苦难和幻灭。
现实生活中的“好的”竞争是积极的竞争。在这种竞争当中，有人得益，无人受害（有机会损失，无绝对损失），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制订的原则）。什么是绝对损失呢？在这里，我们指竞争的结果使参加竞争的人的状况比较没有参加竞争前有绝对的恶化。举例说，一个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前的身体素质比较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强，如果体育比赛的规则没有对他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结果体育竞争的结果使他的身体素质下降到一般人的水平之下甚至伤残，这个就是他所蒙受的绝对损失。一个好的体育竞赛的规则的评定标准，应该是在允许运动员蒙受机会损失的同时，蒙受绝对损失的机会趋于０。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都要付出比其他人要多的辛苦和努力，牺牲自己的休息合作其他事情的机会去训练，最后可能因为拿不到金牌而蒙受机会成本大于所得的“亏损”，但是身体素质绝对比较不参加训练和比赛要有所提高。像这种事情，我们可以说“重在参与”，不是说名次不重要，而是说即使拿不到希望的名次，参与本身也是值得的。
什么叫做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占有的某种东西越多，再多给我们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效用就越来越少。比方说一个中学生从暑期工中赚到了一百元，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获得自己的劳动收入，这时的心情可能是他在若干年之后，每个月支取几千元工资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每个月有几千元收入时，可能多个一百元或者少个一百元他已经不在乎，甚至懒得去打听原因。１０元钱给一个打工妹，她可能可以解决了一天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些钱拿给一个“大款”，大概支付不了他饭后的水果盘。
市场经济在生产方面是高效率的，因为它使资源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但是在分配方面却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使产品流向最不需要的人那里，而不顾非常需要的人嗷嗷待哺。因此市场经济按照经济学的原则来看，分配是缺乏效率的，不公平的。而平均主义在分配上确实是高效率的，但是牺牲了生产效率，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不能持久。
这里的公平原则，指的是在竞争中，各得其所，大家都得到了边际效用最大的东西。比如本世纪初登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是个爱情至上的浪漫人物，但是命运之神却叫他治理国家，他不胜其烦。后来为了自己心爱的辛普森妇人放弃了王位，当了温莎公爵。而继位的乔治六世却对于治国很感兴趣，当上国王以后领导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结果，爱美人的得到了美人，爱江山的得到了江山，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并不一定是大家得到了同样而且同量的东西才是公平。
比较积极的竞争略逊的是有益的竞争。在这种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仍然是运动员的例子，本来是大热门，可是骄傲自满，掉以轻心，被“黑马”击败，受到球迷的嘲讽。受到别人嘲讽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的损害，但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教训，帮助自己在以后的比赛中提高水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如果这位运动员正确对待球迷的嘲讽，也可以从中受益。
中国足球是受到体育爱好者非议和嘲讽最多的项目，很多教练员和运动员甚至为此丢了饭碗，当然心理上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不过从中国足球事业的总体来看，这些人身攻击和心理伤害最终形成了发展中国足球运动的强大压力，使足球事业成为中国获得支持最多的运动项目，也使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成为收入最丰厚的体育工作者。当然这些进步是建立在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蒙受挫折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损失之上的。
较有益的竞争更次一点的是可以接受的竞争。在这个类型的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且损益分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当中的竞争，就是属于这个类型。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到目前为止超过了以往的一切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但是它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方面是经济活动中的弱肉强食，使小生产纷纷破产，与能者上同时发生的是低能者下的无情事实，而大多数人都是“低能者”，所谓“能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另一方面它的分配制度是“劫贫济富”──在分配领域里是低效率的，与它在生产领域里的高效率恰成对比。８０年代末，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到深圳教课，大受学生欢迎，学生请他吃饭，席间打开一瓶美酒。这位教授好奇地打听酒的价钱，学生不肯告诉他，只是一味敬酒，教授越发好奇，就向服务员打听。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唉！原来我一个教授辛苦一个月都挣不来半瓶酒呵！”其实，这还不算什么，就是在大学里，一个在学术上很有造诣的文学教授，可能收入远远不及一个初出茅庐但是拥有技术专利的大学毕业生呢！像马克思、贝多芬这些人类的精神巨匠，可以说贫穷潦倒都是他们早逝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创造的财富如果拿到拍卖行去，可以卖的多少钱？谁能说清楚？而他们确确实实“穷死了”！但是，我们在改革中还是要借助市场经济在生产领域里的高效率，同时，接受并在接受的同时改造其在分配领域里的低效率。秦始皇统一中国，仅长平一战就坑杀了４０万人，害人不可不谓荼毒，然而历史学家评论起来，仍然给予“功大于过”的评论。理由是，如果中国不统一，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的局面持续下来，人民的苦难更甚于统一战争，而且世世代代持续下去。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分裂的国家软弱无力，很可能保不住文明成果，象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一样，经历一段很长的文明中断。
更差的是得失相当的竞争，这个类型与可以接受的竞争的区别是得＝失。这个类型只是在理论上有意义，实际上很少有这么巧合的。
接下来的是消极的竞争，在这种类型的竞争里，有人得益，有人受害（有机会损失，也有绝对损失），但得＜失且损益分配符合公平的原则。案例有：现代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敲个体户的“竹杠”，向企业勒索各种名目的“赞助”。这些行为，理由上都是分配的效率，但是代价是生产的效率以及竞争的失控，更何况随着失控而来的，往往是连分配的效率也没有，只是便宜了那些为非作歹的坏人。因此，在改革的今天，我们如果能自觉地抵制这个类型的竞争要求，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在道德上最糟糕的是应该反对的竞争。这个类型的竞争行为一无是处，完全是少数人罔顾全社会的利益行事的结果，失＞得，且损益分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例如以权谋私，贪官污吏，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之类。
这里强调一点，就是个人标准服从社会标准的原则。竞争本身的动机是自私的，不是利他的，因此很容易导致个人主义，以个人利益为最高的和终极的标准，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牺牲社会利益而坚持个人利益，这是在竞争活动中，消极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团体利益，或者说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样，会在竞争中带来同样的后果。在这个方面，应该追求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做出妥协，追求整体的最大利益。既然是妥协，就不可能是单边有利的方案。东方人强调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常常要求个人做出牺牲，但是很多时候个人的重大牺牲，换来的是集体和社会的微不足道的改善，这就不应该了。有很多报道，说某某杰出人物因为“工作需要”，妻子分娩、父母临终、儿子重病都可以“置之度外”，不愿请假，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多少“工作需要”可以超过那些个人或者家庭的头等大事，除非很多人的生命急等着你解救，否则还是去看看自己的亲人为好。
总的来说，判断一个竞争活动是否正义，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主要看它最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利益大于损失，基本上就是积极的，反之，就是消极的。当然，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好判断。好像努尔哈赤和丰臣秀吉都对本民族的统一和崛起做出了伟大贡献，在这一步都获得了世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当他们进攻明朝的时候，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努尔哈赤作为清朝的开国皇帝永垂史册，而丰臣秀吉却被当成侵略者留下万世骂名，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入主中原，当中国皇帝，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是运气不同，努尔哈赤遇到的明朝已经腐朽透顶，而丰臣秀吉遇到的明朝尚可一战。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被打伤之后，气死在兵营里，但是他的后人再接再厉，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如果他死后后金内乱，被明朝所灭亡，努尔哈赤岂不成了“乱臣贼子”，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了吗？相反，丰臣秀吉如果能够如愿以偿攻下朝鲜，占领中国，“定都温州”的话，不但自己当了中国皇帝，而且连带着还把朝鲜和日本变成了中国的两个省……，假如这两个假定在历史上成立了之后，那么努尔哈赤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要由丰臣秀吉来代替了，大家可能还要这样评价：“丰臣秀吉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把朝鲜和日本两个省并入中国版图的伟大皇帝……”或者“叛乱分子努尔哈赤的野心……”但是，丰臣秀吉的野心在中朝联军的打击下失败了，不但他的中国皇帝梦泡了汤，就连日本的将军梦也完蛋了，最后还落得给人家满门抄斩。这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例子，并没有什么冤枉的：成功了，一切牺牲和损失都可以弥补回来，失败了，一切都付诸东流，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成了浪费。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强调动机，强调“重在参与”，但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结果标准还是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德国人有一句成语：“Ｅｎｄｅｓ Ｇｕｔ，Ａｌｌｅｓ Ｇｕｔ．”——“结果好，一切好。”
5.自由、爱情、生命，你追求什么？
伟大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曾经给我们留下不朽名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这段诗歌告诉我们，人生并非只有一个目标；几个最主要的目标之间常常会有冲突，也就是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取舍。到底取什么？又舍什么呢？在具有充分可行性的时候，当然以效用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哪个目标更有价值，对我们更有用，我们就优先选择哪个。在可行性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排除不可行的目标，然后才能在可行的目标当中选择效用大的目标。
可行性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满足环境的限制条件，然后要满足实力的限制条件。
坊间有一种说法：“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老婆都是别人的好。”如果你不幸被这句话言中，那么应该恭喜你有个好孩子，但是奉劝你放弃已经成为别人老婆的“美人鱼”，抓稳自己老婆因为做家务而粗糙起来的“熊掌”。很显然，即使你本人具有充分的实力，无论是财也好，是才也好，都可以勾引别人的老婆，也不应该这么做，因为环境不允许，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你最好把你喜欢的这样的女人变成你的“女神”，既然是“神”，你作为人是不能招惹的，歌颂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就是这样做的。但丁喜欢别人的老婆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把自己的偶像变成了女神，并且为他的“女神”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不朽杰作《神曲》。你可以好好学学他。
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实力的限制。看看比尔·盖茨吧，在个人方面，富甲天下，如果你有那么多财富，真是太棒了！不管是拿来行善积德还是留下自己享受都非常痛快；在对社会的贡献方面，在信息产业方面名垂千古，说不定以后人们会拿他当爱迪生崇拜呢！想不想试一试？听说可以开发一种生物计算机，一般地解解数学题，发个电子邮件什么的，灌碗米汤就够，玩三维动画游戏不够流畅？来喂它两勺牛奶！记得补钙，免得系统崩溃……喂！醒醒！电子学懂得多少？——正在学习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暂时搞不明白。——生物学懂了多少？——听说过生物还会放电，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原因？——你多大了？——才八二，不是二八。八十二？！来不及了！这就是实力的限制。为什么提到年龄？因为实力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指标，而是会发生变化的，特别的是在和你的竞争对手的实力变化相比较中发生变化的。如果你今年１５岁，奋斗２０年，可能真的来得及发明生物计算机。但是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奋斗１０年就可以成功，你最好放弃，免得到时候侵犯了人家的知识产权。
当我们排除了不可行的目标之后，剩下的目标仍然太多，需要我们做进一步地分类和排列次序。
我们在竞争当中争夺的目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本身就具有效用的目标，我们称之为价值目标。夺取这些目标，可以满足我们某些方面的欲望。例如裴多菲提到的生命、爱情、和自由，各自都可以满足诗人某些方面的欲望——生存的欲望、爱和被爱的欲望、独立自主自由自在的欲望。当然，对于这些目标而言，排序的标准也很简单：根据效用的大小进行排序。浪漫的诗人裴多菲的标准是：自由第一、爱情第二、生命第三。通常老百姓在实际生活当中的排序恰好相反：先活下来、再能够传宗接代、最后才考虑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因为老百姓显然觉得，生命是其他事情的前提，如果没有了生命，则爱情也就没有了依托和意义，自由自在对于死人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不可能有比死更大的“解脱”了。
这里我们实际上就带出了第二类目标：这一类目标本身的效用是为我们夺取价值目标创造条件或者提供条件，除此之外，这类目标所拥有的其他的效用是不被我们重视的。由于这一类目标通常不是竞争的终点，只是竞争的目标链上的一个环节，因此竞争者在夺取这一类目标之后，不会自动停止竞争行为。这种为了获得价值目标提供条件和前提的竞争目标，是由价值目标派生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派生目标”。
当然，有的目标同时具备价值目标和派生目标的特点，例如前面提到的生命，本身就具有效用，但是又是其他效用得以实现的前提。效用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如果没有生命，也就无所谓心理活动，其他一切效用都无从谈起。
由于派生目标是价值目标的前提和条件，我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如何获得派生目标，而不是先考虑价值目标本身。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追求价值目标，由于条件不具备，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例如裴多菲很重视的爱情目标怎样获得呢？如果一个年轻小伙子看上了一个姑娘，他可以直接向女孩子表示自己的爱意。女孩子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这要看小伙子“配不配”。通常是“不配”，因为小伙子总是想追求最好的姑娘，也就是他自己“配不上”的那位，他“配得上”的还不爱追呢。怎么办呢？有些时候，死缠滥打地纠缠下去，也有可能使姑娘动心：“想不到爱一个人能够爱到这个份儿上，一个女人能够得到如此爱恋，也该知足了……”但是多数情况是令人反感，如果姑娘缺乏修养的话，还可能受到一番羞辱。怎么办？最好的做法是提高自己，使自己“配得上”姑娘。他可以去学习，让自己更有才华——才子和佳人是公认的“天仙配”；也可以去赚钱，听说原始社会的男性在追求异性的时候往往喜欢展露强壮的肌肉，暗示自己有本事“养得起”女人和孩子，有了钱，可以表现自己的本事，也有了实际的能力，可以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当然，也可以让自己名扬四海，实行“名牌战略”……总之，如果自己追求的女孩子觉得自己“配得上”她，不需要太费力去追求，“意思意思”就可以得到芳心了。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所有书中的女孩子都觉得是最“配得上”的小伙子，因此他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喜欢任何女孩子而不用担心被人拒绝，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几乎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好的运气，因此爱情成了永恒的主题——得不到的东西才稀罕。 <BR line-break"><BR line-break">
在战略上，没有必要隐瞒价值目标，但是通常需要隐瞒派生目标。怎么隐瞒？声东击西是一种示假隐真的方法，在东边咋咋呼呼，在西边动手动脚。还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是类似的计谋，表面上大张旗鼓要走一条路，暗地里却悄悄走另外一条路。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开始担心项羽会进攻汉中，就把联系关中平原和汉中的栈道烧掉了。当东方的齐国开始叛乱反抗楚霸王的时候，刘邦在韩信的鼓舞下，决定进攻关中平原。但是楚霸王安排了章邯等三个秦国的降将镇守关中，此三人都是久历戎行的沙场宿将，不好对付。韩信表面上大张旗鼓地重修栈道，暗地里却选精兵强将从陈仓小道出击，偷袭敌军，很快突破敌人防御，占领关中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前面的是派生目标的隐瞒。相对而言，派生目标比较多，选择的余地很大，因此比较容易隐瞒。价值目标就不同了，价值目标很明显，而且数量有限，不容易隐瞒，可是还真是有人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价值目标。越王勾践就是难得的例子。一个被俘虏的亡国之君，自然而然的战略目标就是复辟自己的政权，恢复自己的国家，然后报仇雪恨。这在伍子胥看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他千方百计要把越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夫差开始也这么想，后来受到沽名钓誉的诱惑，想表现自己的仁慈大度，就留了勾践活口，给了勾践施展阴谋诡计的条件。勾践忍气吞声，曲意逢迎，讨好夫差，收买伯丕，甚至于尝夫差的粪便这样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终于骗取了夫差的信任，恢复了越国，最后灭亡吴国，逼死了夫差。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也会隐瞒自己的价值目标。最常见的是自己的恋爱对象不想让别人知道，不过动机却比较简单，主要是怕丢人。恋爱是一种竞争活动，世界上不只你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你所喜欢的对象有很多选择。你必须战胜所有的追求者，证明你是最佳人选。只有很少的人会公开宣布自己的恋爱对象，除了尊重恋爱对象本人的意愿之外，自己不想在万一被拒绝的情况下丢脸是最普遍的动机。
在企业战略的实践当中，淡化自己真实的价值目标——利润最大化——经常可以获得良好的市场营销效果。虽然一直有许多争议，但是学术界渐渐倾向于同意，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唯一的或者说根本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行动的动机所在。但是在实践当中，企业往往会强调自己本来并不应该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些慈善事业，好像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救济穷人似的。尽管不可能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普遍看法，但是还是可以博得好感，促进自己的生意。不过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对此信以为真，或者就以这些似是而非的目标来要求企业，那就本末倒置了。例如有时企业赞助地方建设，支持一些公益事业，实际上出于广告的动机，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民间团体打蛇顺杆上，向企业摊派任务，这就不是了。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最主要是通过获得利润体现出来的生产销售了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已比较低的成本，从而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了消费者。另外通过比较好的经济效益，使得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例如工人、股东等等获得了比较丰厚的报酬。公益事业不是企业的责任，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之后向政府纳税，政府从财政收入里面拨款发展公益事业——在经济学里，公益事业叫做公共物品，是政府的责任。如果政府不是鼓励企业发展，然后从税收里面获得自己的财政收入，而是要求企业直接向公益事业付款，这样做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
一般来说，价值目标很难隐瞒，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必要隐瞒。在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公开价值目标，可以使有关人士明确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更加有利于协调很多人的行为。另外，公开强调价值目标，可以防止人们在追求派生目标是走火入魔，本末倒置。
相反，派生目标的隐瞒价值就比较大了。战略的对手是企图妨碍或者阻止我们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人，一般很容易判断出我们的价值目标——只要将心比心就够了，因为他（或者他们）也追求同样的目标。如果他能够阻止我们实现这个价值目标的条件——即阻止我们实现有关的派生目标，他的战略企图就会得以实现。派生目标并不止一个，而是像一棵大树一样：树干是价值目标，树枝是派生目标，树枝又有树枝……最后直到树叶。每一个层次都是下一个层次的条件，只要一个层次走不通，最终的价值目标就不可以实现。隐瞒自己的派生目标，使得对手防不胜防，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怎样隐瞒自己的战略目标？前面提到的“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是在只有两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假装选择其中一个，而实际上选择另一个的战略。在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思想加以推广，对手就更难以防范。孙子对此有经典表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艺术。所以你能干的事情，却要表现出不能干的样子；想干的事情却要装作不想干；想去近的地方却让人以为要去远的地方；想去远的地方却让人以为要去近的地方；用利益诱惑敌人；如果敌人发生动乱，就趁机消灭他们；如果敌人力量雄厚严整，就要小心提防；如果敌人实力强大，就要避开他；如果敌人怒气冲冲，就要故意激怒他；如果敌人谦虚谨慎，就要设法使他骄傲自满；如果敌人休息良好，就要设法让他疲于奔命；如果敌人团结亲密，就要设法挑拨离间。攻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由敌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出击。这是军事家克敌制胜的法宝，不可以事先到处张扬。
让我们完整地看一下孙子的《虚实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之所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故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之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应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孙子说，凡是先到达作战地点等待敌人的，休息好，精力旺盛；而后来到作战地点的军队休息不好，体力和士气都逊色。因此，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听从自己的安排而自己不会受敌人的摆布。能够使敌人自己找上门来，是用利益引诱的结果；能够让敌人不敢来，是让他感到威胁的结果。因此，敌人休息好的，能够让他疲于奔命；供给充足的敌人能够断绝他的供应；坚守阵地的能够引诱他脱离阵地。出击的路线是敌人没有留意的，行动的目标是敌人像想不到的。行军千里而军队不至于过分疲劳，是因为军队从没有敌人的地区走过的缘故。所攻打的地方一定可以攻下，是因为所攻击的是敌人没法防守的地方。所防守的地方一定可以牢固守住，是因为敌人不会进攻这个地方。
因此，善于进攻的将领，敌人不知道应该防守什么地方。善于防守的将领，敌人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进攻。
微妙呀，微妙呀！我们的军队隐蔽的无影无踪！神奇呀，神奇呀！我们的军队隐蔽的无声无息！这样隐形，才能够把敌人的生死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军进攻而敌人无法防御，是因为攻击了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我军撤退的时候敌人追赶不上，那是因为跑得快，敌人无可奈何。所以我军要想与敌人交战，敌人就是躲藏在高高的堡垒和深深的堑壕之后，也不得不乖乖地出来应战，因为我军攻击的是敌人不得不救援的地方。我军不想和敌人交战，就算是在地上随便画个圆圈防守，敌人也不能和我军交战，因为我军防守的地方是敌人无法到达的地方。
所以让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我军无影无踪，敌人就会分散兵力，我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敌人的兵力分散为十支，而我军兵力集中为一支，交战起来我军就可以用十倍的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这样我军就会在数量上占优势，敌人在数量上占劣势。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多胜少，是因为我们所要对付的那支敌军在数量上比我军实施进攻的那支部队的兵力少。敌人不知道我军将要在哪里和他交战，不得不处处防备，到处部署兵力。敌人分散了他的军队，则我军在攻击敌人的地点只需要和少数军队交战。
所以，敌人集中防御前面，则他的后面就一定薄弱，集中防御后面，则前面就一定薄弱；所以防备左翼，右翼就一定空虚，防备右翼，左翼就一定空虚；到处防备，则到处兵力不足。兵力不足的军队是因为到处提防对手，兵力充足的军队是因为使对手提防自己。
所以，知道战斗的地点，知道战斗的时间，可以行军千里前去会战；不知道战斗的地点，不知道战斗的时间，则左翼不能援救右翼，右翼不能援救左翼，先锋无法救援后卫，后卫无法救援先锋，更何况在兵力部署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远的有几十里，近的也有好几里地那么远呢！
按照我的看法，越国的军队就是再多，对于胜负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敌人的军队虽然众多，让他找不着要打的人就是了。
因此我们要与敌人斗智，以求了解其作战计划的得失；要佯动引诱敌人采取行动，这样知道敌人的行动对策；侦察敌人的阵地，知道什么地方有机可乘，什么地方是陷阱圈套；进行武力试探，打探敌人兵力部署的虚实。
进行军事情报斗争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让敌人无法得到我们的军事情报，是他们觉得我军好像无影无踪一般；到了这种地步，就算敌人在我军内部有隐蔽很深的间谍也得不到真实的情报，就算敌人有很富于智慧的幕僚也无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根据形势采取行动战胜了敌人的事实摆在大家面前，人们还莫名其妙。人们都知道我军打胜仗的情况，而不知道我军克敌制胜的究竟。所以打胜仗是不可以重复的，而应该根据形势采取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军队的行动就应该像水一样，水的行动避开高地奔流而下；军队的行动，应该避开强大的敌人专拣弱小的敌人进攻。水根据地形决定自己的流向，军队根据敌情决定自己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所以军队没有一成不变的作战方法，水没有固定不变的流向，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获得胜利的人，那才算神通广大。所以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个能够长盛不衰，春夏秋冬不断变化，没有哪一个季节是永恒的，日子有长短，月亮有园缺。
孙子这里有几重意思：
战争是兵力的较量。兵力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处处强大；
兵力的战斗力是可变的，因此不可能时时强大；
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受到利益引诱或者伤害威胁，敌人的作战意图就可以改变；
我们的作战意图也可以改变，应该经常变化，使得敌人无法捉摸。
与派生目标有关的内容包括隐蔽自己的派生目标，使得敌人不知道应该防范的地方，不知道应该进攻的地方，不得不处处提防，防不胜防，然后到处破绽，到处薄弱。
因此在确定战略行动的时候，应当选择能够同时威胁多个派生目标的方案，尽量避免明显的直取某个特定目标的行动；
如果内心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派生目标，在行动上应该是对手感觉到别的目标受到了威胁，等到选定的目标已经无法防守或者无法进攻的时候，再让对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