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者能不能造势？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中国民间把这个问题表述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结论似乎都是一样的：形势比人强。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但是在竞争的局部来看，就不一定要听天由命。强者决定形势，弱者被形势决定。明智的战略家设计并且创造形势，而缺乏战略头脑的竞争者却被形势前者鼻子走。
战略家的首要任务是“造势”，什么叫“造势”呢？就是孙子说的：“上兵伐谋”的意思。
伐谋的主要内容特别指在竞争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使实力的增长具有比较优势，并且使之竞争力在交锋时能达到巅峰状态；同时改造环境，使之与实力有最优的配合。在战略上，扩大优势空间，在战术上，只在优势空间内与对手周旋。凭借优势，力争在击破实力型竞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达标型竞争中夺取所争夺的目标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
除了伐谋之外，伐交也是造势的主要手段。
伐交就是同盟争夺战。自己的实力不足，靠盟友的支援补足。对手建立了强大的同盟，通过瓦解对手的同盟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
怎样伐交呢？最根本的原则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中国古代军事家非常推崇“义兵”的思想，中国现代军事家依然崇尚“正义战争”的概念。因此，战略的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自然而然的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融合在一起了。合乎道义才能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另外在手法上，毛泽东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和统一战线的思想，堪称经典。什么是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超过两个人，差异就会产生，矛盾就会出现，就可以加以利用。人数超过三个，就会出现多数和少数的问题，就有争取多数的机会和各个击破的机会。当年成吉思汗粉碎俄罗斯王公的联军就是用的这种战略分裂了联军，最后全部加以毁灭。
造成了有利形势之后，就可以着手收拾你的对手了。毛泽东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伐兵就是扫灭对手的行动。伐兵就是交锋。就是竞争双方直接以实力进行较量。如果“伐谋”，“伐交”成功，则交锋只不过是收获果实而已，反之，只能靠碰运气了。
孙子说：“其下攻城”。
指放任对手集中实力，并与环境取得最佳配合后，在对手的优势空间的纵深处与之交锋。一般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之为“蛮干”。
“蛮干”当然降低了成功的机会，但是提供了检验实力的最严格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良性竞争活动规则制订过程中应该遵循“攻城原则”。给竞争双方以同等的环境条件，让他们仅仅依靠实力交锋，不能借助环境的帮助，这样才能检验出双方实力的真正优劣。
在竞争中对于形势的适应、利用、控制和创造是战略规划的全部任务。
当我们在进行战略规划的时候，首先应该从环境、竞争各方的实力及其对比等方面把形势认识清楚，并且把适应形势生存下来作为战略的第一要务。我们从两方面来进行适应：第一，使我们的实力和环境互相适应；第二，使我们的实力与对手互相适应。
现代海军陆战队员和空降兵、侦察兵等有机会到敌人后方执行任务的兵种成员都需要进行严格的求生训练，比如在孤岛或者深山密林当中生存，这些就是适应性训练。环境当中的一些要素可能会对我们的实力构成削弱和破坏，适应就是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使自己的竞争力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不会显著削弱。企业的适应性表现在应付经济波动尤其是经济衰退的能力上。
另外，遇到具有特殊实力要素的和采用特殊竞争方法的对手，我们还应该能够适应对手，不至于遭受致命打击。古代罗马人在遇到汉尼拔的战象时，惊慌失措，狼狈逃窜。后来仔细研究了战象的特点，设计出应付的方法：当敌人的战象冲过来的时候，让开一条路，不要让战象撞倒，同时发射火箭，大喊大叫，惊吓战象。在决定迦太基命运的扎马战役当中，汉尼拔的战象不但没有冲乱罗马军队，反而受到惊吓，回头冲乱了迦太基自己的阵脚。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一次看见坦克这样的庞然大物，虽然那时的坦克战斗力有限，但是已经吓坏了德国人，使他们弃阵而逃。到了英国军队第二次使用坦克的时候，德国人已经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对付这些庞然大物了。清朝军队骑射打天下，倚重骑兵的集团冲锋。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在白河口附近冲击英法联军步炮兵方阵，全军覆没。后来到了抗日战争，中国人已经知道怎样利用落后的武器对付装备先进的外国侵略者，到了抗美援朝，英雄的志愿军更是把最强大的美国佬打得丢盔弃甲，成为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最辉煌的战史。
当我们在竞争当中适应了形势之后，就站住了脚跟，至少不会被对手一击致命。
在完成了适应形势的战略任务之后，下一个就是利用形势。这个任务也分为利用环境和利用实力两个方面。
利用环境包括利用环境加强自己的实力和削弱对手实力两个方面。环境对于实力的加强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提供实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保护实力在竞争当中不容易受到对手的损害。西方古代有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希腊大力士赫丘力和巨人安泰决斗。安泰的母亲是大地之神，任何时候只要安泰一接触地面，他所受到的伤害和消耗的力量马上可以得到恢复，所以很难对付。后来赫丘力把安泰举起来，不让他接触地面，在空中把他打败了。军事上的包围正是这样的战略，切断敌人利用环境的机会，削弱他们的实力。康熙皇帝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进攻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让他带上大炮，轰击雅克萨城墙。如果敌人火力强大，不容易攻克，就采取围困的方法，困死敌人。最后，如果连围困也不能战胜，在撤退之前要把雅克萨周围田野的庄稼全部割掉或者破坏。为了完成包围任务，萨布素特地调动黑龙江水师参加封锁，使得俄国军队无法从水陆两方面补给雅克萨守军。８００多俄国士兵被清军围困达１１个月之久，最后只有６６人侥幸生存，被迫求和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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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开始，台湾问题再度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我国在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之间“伐谋”不胜，整个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与台湾的差距越拉越大，自己国内的老百姓尚且千方百计往外跑，甚至不惜重金偷渡，客死他乡，好像最近在欧洲闷死在货柜车里的几十个偷渡客一样。台湾人已经跑出去了，虽然现在很多人不愿独立，但是你再叫他回来，确实也不那么容易。
我国过去虽然“伐谋”不胜，但是“伐交”却卓有成效，美国当年为了从越南脱身，实际上是抛弃了台湾当局这个“老朋友”。可是当时我国“伐谋”不胜的后果，无力“攻城”，错失良机。
既然我们知道了历史，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就是现成的了：
“上兵伐谋”，还是要缩小在发展上和台湾的差距，好像现在的广东，成为很多香港人考虑置业定居的选择，而内地人对于移民香港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狂热了。如果没有发达的社会现实，台湾人民肯定担心１２亿大陆同胞跟他分家产，当然不愿意接受我们中央政府的管治。
“伐谋”成功之后，“伐交”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国越富强，外国就越重视中国中央政府而轻视台湾当局，就越不愿为台湾问题与中国翻脸。
如果没有“伐谋”和“伐交”的胜利作为前提，勉强“伐兵”和“攻城”显然都是下策，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在战略上走到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地步，则应该算是“臭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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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己和对手的实力，首先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对手的短处。如果我的东西便宜，我就和对手打价格战，如果我的东西比对手贵，我就打品牌战或者品质战。美国人打算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上有自己的小算盘：“中国虽然有世界上第三大的国土面积，但是扣除了青藏高原整个第三级阶梯大多不合适发展农业之外，第二级阶梯只有四川盆地比较好用，其他地方荒漠多过甘泉，最好的第一级阶梯东部地区，虽然耕地不少而且质量不错，但是拥挤着１１亿多人口，盖房子修马路就用掉不少耕地，实际上中国耕地面积总体上不如美国，人均计算就更不用说了。因此中国一定是美国农产品的最大买主：１２亿人口，１２亿张嘴——太棒了！”实际上怎样呢？中美刚刚达成世贸协议，美国就以“反倾销”罪名起诉中国的果汁制造商——显然著名的“华盛顿苹果”斗不过中国苹果。中国的猪肉估计很快就会进军美国——以每公斤６～７元的成本对付１０～１１元的成本，又是中国人的压倒优势。
中国确实是耕地少，因此大量使用耕地的产品最终比美国贵，但是中国人比美国人穷得厉害，本来是不好意思的事情，但是在经济上坏事却变成了好事，成了中国最大的王牌——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凡是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产品，中国通常都占有优势。但是需要大量土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粮食，中国相对美国来说并不占优势。
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人贫穷的优势不可能维持很久，毕竟我们的发展速度持续十多年世界第一，而我们的目标正是摆脱贫穷。一旦中国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再贫穷，中国的劳动成本必然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不复存在，而被其他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所压倒。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在劳动密集型的典型行业纺织业方面到处排挤中国的产品，在不少国家把头把交椅从中国人的手中抢走了。因此中国人必须发挥人多的另一个优势：这就是头脑多，用智力密集型的来代替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就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出发点。中国自古重视教育，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给头脑一个自由发挥自由想象的空间，并且给知识产品化提供必要的土壤——保护知识产权和提供风险投资的机制。目前，我们重视科教投资，忽视知识产权保护，更不敢给头脑以自由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目前还是吃“穷饭”，这些都无所谓，但是等到我们富裕起来之后，这些就成为基本的立国条件了。
另外，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是实力有正负之分。使自己的负实力转化为正实力，使对手的正实力转化为负实力，是战略运筹上更加高明的地方。所谓缺点，就是负的实力要素，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就是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成了正的实力要素，因而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对于竞争对手，却要设法把他的正的实力要素转变成为负的，削弱他的竞争力。相传是姜太公所作的《六韬》有一段话：“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进攻强大的敌人，必须要设法让敌人强大起来，让他野心勃勃到处扩张，太强大必然不可能持久，扩张太快必然破绽百出。当然，敌人强大之后，不一定不能够持久，关键在于他的强大是冰山一角，还是勉为其难。同样，敌人的扩张能否破绽百出，为我所用，要看敌人是否厚积薄发，还是强弩之末。另外自己能不能利用敌人的失误或者破绽，也是问题。勾践鼓励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宫殿，实际上是设法使吴国荒废农业这个古代社会的根本；鼓励夫差争霸中原，正是要是吴国军队主力集中到北方，并且在与强大的齐国争霸战中消耗掉，为越国从南方偷袭吴国创造条件。相反，韩国派郑国去给秦始皇修建水利工程，以为可以消耗秦国国力，因为短期内韩国不能利用秦国国力削弱的机会，反而在长期当中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苏联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死伤惨重，几乎灭国，心有余悸，因此在战后过分追求军事强大，最后反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接下来就是控制形势，控制形势包括软硬控制和对环境的控制以及对实力的控制三个方面。所谓“软控制”指的是掌握主动权，使形势按照自己的战略发展，主要取决于战略家的战略运筹水平。所谓“硬控制”指的是利用强大的实力对于竞争的环境实行可靠的控制，并且将竞争各方的实力都处于自己的牢固控制之下，一般是指竞争获胜之后的战略。在秦始皇之前，孔夫子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直是春秋战国诸侯的道德标准，秦始皇改变了这个标准，所灭的国家从此成为郡县，成为皇帝管辖下的地方政府机构。在市场竞争当中，收购了竞争对手的企业，就是在“肉体”上消灭了“敌人”，完成了对于竞争形势的“硬控制”。在情场竞争当中呢，当然是完成结婚仪式之后，竞争才能算告一个段落。
软硬控制的目标，一个是环境，另一个是实力。
控制环境的手段是实力。我们用金钱买下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我们就“占领”了这块土地，实现了对这块土地的控制。如果商家大作广告，使得某个地方的消费者忠实地购买它的产品，也可以说控制了某个市场。当然，前面的控制比较实在，我们就说是“硬控制”，后面的控制不够实在，很容易丧失，我们就称之为“软控制”。
控制实力的手段是其他的实力以及实力本身的控制机制和管理体系。一家股份公司的最大比例的股份如果被新股东购买，引起控股权的转移，这家公司就易手了。如果老股东企图保住自己控股权，就必须动用资金进行反收购。这是“硬控制”方面的问题。“软控制”就是原来实力的主人能不能继续对实力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宦官现象”的内容里面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从略。
控制形势之后，还要对形势进行改造，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战必胜。我们经常说的一句套话“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就是这个意思。
形成了有利形势之后，我们“势能”在手，如何“破敌”的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有很好的心得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在电影上得到的日本人的“大将风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大概是这样吧：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身板挺直，好像在闭目养神，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听不见，看不见……突然瞪大眼睛，发出命令……！……！！……！！！他们总是准备的很好，不声不响，而后时机成熟时突然猛烈喷发，一击致敌死命。著名的珍珠港事变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不过发明权还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九年不飞，一飞冲天。”的说法。孙子兵法说：“势险节短”。“势险”就是形势包含的“势能”很大，很险峻。“节短”就是节奏要短，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势能”释放出来，这样才能获得强大的“动能”去冲垮对手。一把几公斤重的铁锤，挥动起来可以轻易地打碎一个人的脑袋，但是静静地放在地上的几十公斤重的杠铃，却可以被人轻易举起。如果我们不注重动态运用我们的优势，我们只能形成静压强，要压垮对手需要非常大的势能做后盾才行，这与我们谋略所讲究的效率目的相违背。根据前面介绍的边际效果递减规律，我们形成在某些领域里的优势是以牺牲其他领域的发展为代价的，如果虽然优势很大而持久不决，最终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里被拖垮。苏联的瓦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在崩溃之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军事优势，由于不能释放出来，最后在经济方面拖跨了自己。当时，很多军事专家都认为，苏联军队可以在３个月甚至１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占领整个西欧。如果苏联当真动手占领了西欧，获得了西方的财富和资源，这个国家可能不至于迅速垮掉。但是在核时代，核大国之间如果要动手，就要冒全人类同归于尽的风险，实际上大打是不可能的。既然短期内不能够用军事优势解决问题，军事均势才是更好的选择。可以把资源转用于其他更有意义的领域。
总的来说，战略可以分为两大类：交锋战略和发展战略。交锋战略指导我们怎样使用自己的实力在特定的形势下去战胜对手，这类战略的指导方向是指向形势——谋略空间左上角的原点，也就是设法使交锋发生在我方势能最强的地方。用我方的最强攻击对方的最弱，利用环境增强我方的强大，增加对方的弱点。比如抗美援朝时期，我军刚刚建立空军，怎败敌人老牌的强大空军呢？我军使用战斗机集中攻击敌人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尽量避免和敌人的战斗几个都，因为我们的飞行员的经验和训练都远远不如敌人，格斗不占上风，但使用专门为空战设计的战斗机攻击专门为轰炸设计的轰炸机，飞机性能就占了很大优势，总的来说，我们年轻的空军打赢了。在战役战术指挥上，尽量组织大规模空战，避免少数飞机之间“单挑”，好比打群架，个人的技能相对就不重要，协同和纪律更重要。就像法国兵打马木鲁克兵一样，人少打不赢，因为人家武功好，“单挑”打不过，人多反而打赢了，因为我们协同和纪律好。在作战地点上，尽量靠近我国边界，一则出击时间短，我军飞行员以逸待劳，二则留空时间长，不必担心油料不足，三则万一失利，飞回我国境内就可以摆脱敌人，当时美国空军还不敢明目张胆侵犯我国领空。有一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据说取材于长城抗战。当年日本鬼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飞机大炮加坦克，一轰一冲，中国军队就垮了。后来中国军队就找日本鬼子的弱点，找来找去，发现日本人晚上睡起觉来跟死猪一样，因为老打胜仗，看不起中国人，晚上也缺乏警戒。结果中国军队半夜摸上敌人阵地，抡起大刀，一刀一个脑袋，砍了个痛快！后来这首歌就传遍了全国抗日军民。发展战略是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把握和引导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包括选择最能增强自己竞争的实力要素优先发展，各种要素之间的均衡发展，实力要素和环境的结合，环境的控制和改造，基地的选择和建设等等。发展战略的指导方向是指向形势——谋略空间的右下角的原点，也就是扩大我方的优势空间，压缩我方的劣势空间（即对手的优势空间）。所谓发展形势，指的就是发展战略的任务。
战略经典研究：民以食为天。
建国５０年来，我国在发展农业上自以为值得骄傲的成就是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穷国的吃饭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是在相当勉强的水平上的，既不彻底，也不可靠。几乎年年都有局部地区的吃饭问题出现麻烦，严重的时候还引起过恐慌，需要国家紧急进口粮食。之所以我国的农业长期徘徊在温饱水平上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农业在工业化过程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国家据此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担负着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劳动力的使命，这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这么做的。由于我国工业的底子薄，竞争力弱，因此，特别要求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保持价格低廉。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农业向工业的资金转移。我国农村流传“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因此对工业提供劳动力并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负担，相反，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才是对工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我国农业对工业化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提供粮食、原料以及通过保持农产品低廉而实现的资金转移。这种状况，由国家的统购统销和保持主要食品低价的政策加以维持。但是，农产品价格低了，农业本身的筹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随之下降，造成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多次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剌激农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政府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稳定大局，支付了大量价格补贴，仅粮食一项，８０年代每年补贴就高达３００亿元。考虑到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业，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实际上是资金从工业向农业回流，加上政府长期以来实行农业生产资料低价和有关企业政策性亏损等形式的回流，使得８０年代上半年我国农业生机勃发。但是，这种回流，最终是以增加工业成本，降低工业竞争力为代价的，目前我国的工业实力，还不能完全承受得了。因此，国家势必要限制这种资金回流。在政策上，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却允许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随行就市，造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又回到低水平徘徊，回到靠行政命令、政治优势来解决吃饭问题的老路上去了。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农业的资源极不平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业劳动大军，却相当缺乏耕地，极度缺乏资金。由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是成问题的。在我国的不少地方，继续增加劳动投入的经济效益，仅能勉强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口粮。而且，由于我国工业规模有限，不但不能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在文革期间，还一度以“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的名义，向农村转移过剩劳动力，同时，农业还不能从工业方面得到大量的资金投入，难于象日本、西欧一样进行集约化经营，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解决粮食问题的另一条出路，即投入大量耕地实行粗放经营，因为我国缺乏耕地，此路也走不通。
吃饭问题对于农业的压力，使得政府实际上不敢放弃“以粮为纲”的政策，而现代化的目标，又使得政府不得不执行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这两项互相矛盾的政策的结果，是农业无法自行积累资金，也很难从工业方面获得大量的资金。７０年代的时候，政府一度下大决心要在８０年代初实现农业机械化，但最后终于放弃了，因为农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谈不上扩大再生产。
进入８０年代，由于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工副业逢勃发展，农村的发展一时光辉灿烂。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农业的老问题又暴露了──仍然是吃饭问题，缺乏资金。本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积累资金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但是，乡镇企业与城市国营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的矛盾，最后还是以乡镇企业退避三舍来解决。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农村的困境在于，吃饭问题负担太重，工农业在原材料，能源、资金方面存在矛盾。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怎样解决农业问题的，也许会有所启发。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新大陆国家，如北美洲和大洋洲诸国，它们用移民来开发广阔的处女地，依靠丰富的土地投入，肥沃的天然肥力，保持较高的的农业利润率，从而使农业迅速积累资金，采购现代化的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种农业自力更生，自主实现现代化的类型。第二种是旧大陆国家，它们走的路子是牺牲农业，迅速实现工业化、都市化。这期间，农业经历了一个严重的衰落阶段（例如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西欧发达国家），甚至达到无力满足本国的粮食、农业原料需求的地步，只好靠用工业品向殖民地和其它国家换回来，亦即用进口来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由于工业的兴盛，都市的繁华，农业的不景气，这使得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大片土地荒芜，耕地价格下跌。这样，农村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民才可以靠种大片土地来提高利润率，筹集资金，实现农业现代化。但是，这样实现的现代化，在遇到新大陆的现代化的挑战之后，遇到极大困难，最终是靠本国工业强有力的支持才能站住脚的。工业对农业的支持，表现在这些国家靠政府的津贴和保护来维持一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而使工业的成本提高。这些国家工业的竞争力强，可以负担得起支援农业的使命。
我国缺乏丰富的可耕荒地资源，人口基数庞大，当然不可能走新大陆的模式。我国的工业化起步晚，底子薄，规模小，竞争力弱，也很难给农业以充分的支持。
为今之计，要走出低水平循环的困境，关键是要打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观念，把眼光扩展到全世界。实际上，我国现在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已经出现问题，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都是粮食净进口国，而且进口额长期有上升的趋势。如果按照自给自足的观念，这种趋势是不应该发展下去的。但是，前面已经分析过，扭转这种趋势的巨大代价，是我国目前的经济所难以负担的。中国人多地少，但世界上并不是处处人多地少，有很多的地方是地多人少，如果能利用世界上的耕地资源来为我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中国的温饱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但是，要进口粮食，就必须解决外汇问题。
有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中国人口那么多，有哪一个国家能“养得起”？
因此，出路还是自己养自己。但这种意见有几个逻辑矛盾：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养得起中国人，则中国自己就能养得起吗？如果自己养自己觉得吃力，为什么不让所有的粮食出口国一起分担这个责任？进口粮食，是基于自给的代价太大，而且只是主张部分人口的粮食靠进口，并不是全国的耕地丢荒。中国有１２亿人口，到这个个世纪中叶可能增加到１５亿。如果要过上小康的日子，人均消费粮食至少要在５００公斤以上。而我国耕地约２０亿亩，其中种粮耕地，亩产不足３００公斤。如果我国的耕地下降能够受到控制，并被新开恳地抵销──目前做不到；又如果能把全部耕地种上粮食──目前只有１７亿亩左右，另外３亿亩中的一部分并不适宜种粮，如菜田、山坡地等；又如果能有足够的投资使得全部２０亿亩耕地的单产平均能达到３００公斤，也只能生产６，０００亿公斤粮食，亦即１５亿人人均４００公斤。每人离小康标准还差１００公斤，全国还需要进口１，５００亿公斤。如果现实一点，考虑到粮食之外，还要消费其它农产品，我国要增加进口３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９００亿公斤，这样，进口量达２，４００亿公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要吃进口粮食。如果想不吃进口粮，唯一的办法是把粮食单产提高到４００公斤，并且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不再下降。且不说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吞噬城镇周围的良田，只是亩产４００公斤的目标在目前对中南诸省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我们要使西北、西南、华北、东北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我国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投资呢？即使负担得起，这些投资如果用在别的方面，会不会效益更好呢？
我国经济地理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密集的地方，经济也比较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创汇能力也比较高。尤其是在毗邻港澳的广东，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浙江农村的创汇能力能大幅度提高。而更北一些的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甚至内地的边境省区，农村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创汇潜力。在这些地区，我们应该帮助农村在增产粮食和发展创汇农业生产，解决进口粮食的外汇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投资到创汇生产，能够赚到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比把这一笔投资投入粮食生产更多，就应该把这笔投资投到创汇农业生产上去。如果一块耕地，用于非粮食生产，其创汇增加值能够进口超过这块耕地上预期能生产的粮食，则这块耕地就可以改为非农业生产用途。我国的沿海地区，除辽宁省外，都是人多地少。除个别地区外，农村人均收入都较内地高，经济发展也较快，生产粮食的成本很高，而发展农村创汇的条件又比内地好。如果沿海地区的创汇农业带形成了，不但可以解决这些人口稠密地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筹集到现代化所急需的资金，使我国工业的农业能力有可能集中到内地。
考虑到粮食作物的增加值较低，如果大部分农村劳动到本世纪末仍然从事粮食生产，他们的增加值水平很难比现在有很大的提高，按计划，我国要达到人均收入８００美元的目标。考虑到工农差别，假设农村只需达到２００美元，一个农村劳动力负担３个人的人均收入，就需生产出６００美元的收入，折合５，０００元人民币左右，可购稻谷５吨多。这么多稻谷，如按单产３００公斤计，需稻田１５亩，按单产４００公斤认计，也需１０亩。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只有发展粮食专业户才能做到，但我国耕地有限，能发展多少粮食专业户呢？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这也迫使我们把思路转向创汇农业，因为只有跳出粮食生产的束缚，才有可能在一亩地上创造出相当于几十亩地，甚至几百亩地产的粮食一样多的价值，才有可能解决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粮田才能解决的就立问题。
当然，工业的创汇能力要超过农业，但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外汇更多。不充分发挥农业的创汇潜力，仍然会回到工农业争资金的老路上去，工农业互相牵制，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如果我国能认真把农村创汇农业抓起来，尤其是那种“两头在外”的产业，既可以解决农业本身现代化改造所需的资金，又可以借助国际市场保证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那样，我国在农村现代化的奋斗中，一定会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
战略经典研究：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不同结局。
这里说的是如何控制形势，尤其是在自己战胜之后，掌握了主动权，如何用好。
经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使建立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之门为之敞开。当时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老谋深算，给奥地利以宽大的条件，奠定了此后德奥五十年同盟的基础。因为当时民族情绪高涨，“血浓于水”的意识深入人心，因此俾斯麦的谋略得以实施。
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仍然企图故伎重施，给战败的法国以比较宽大的条件，但是，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了沙文主义，割地赔款的呼声压倒了富有远见的和平战略。结果，法国被迫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巨额的赔款，种下了德法两国几代人的仇恨。
古代罗马的邻国萨莫尼安人击败了罗马军队，将五万人包围在峡谷之中，走投无路的罗马执政官派代表求和。萨莫尼安人的领袖蓬提阿斯向父亲请教处理的办法。他的父亲对他说：
“我的儿啊，对于大仇只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严厉。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你要知道，在一切胜仗中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是准备最后的胜利。全部释放他们，不要惩罚他们，不要给他们以侮辱，不要使他们有任何损失，使他们因受你的大恩而感激你。我听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荣誉是很敏感的。只有深受恩惠的感动，才会使他们努力想在这件仁慈的举动方面超过你。你有力量使这种仁慈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如果这个办法不合你的意的话，那么，就把他们全体都杀掉，不要留下一个去传递消息。照我的意见，我劝你采取前一个办法，不然就采取后一个办法。如果你对于他们加以任何侮辱的话，罗马人一定会报复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应当首先给他们以打击，而绝对没有一个打击比同时杀戮他们五万个青年更严重的了。”
蓬提阿斯没有接受父亲的意见，而是让罗马人在接受“轭门之辱”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轭门是由三根长矛扎成的，当时的人们认为，战败的军人钻轭门是一种奇耻大辱，类似韩信蒙受的“胯下之辱”。
后来，萨莫尼安被罗马灭亡，蓬提阿斯身首异处。
这是欧洲文化当中对于战败国外交的指导性经典。俾斯麦的主张及其对奥地利的外交，可以说是实践了蓬提阿斯之父的主张，而对法国的处理，则是实行了蓬提阿斯本人的主张。如果德国当时实行了蓬提阿斯父亲的主张，可能会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作法，但是结果都会比历史上实际实现的方案好：
第一套，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是“极端的仁慈”案，原则如下：
让法国人得到意外的惊喜，产生感激之情，进而愿意与德国缔结较为长久的同盟。在历史上，战败国总是免不了要遭受割地赔款的损失以及其他耻辱，尤其是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这时，可以根据欧洲人的习俗和心理选择适当的方案。可以考虑的处置有：
免除法国对德国的赔款责任，但是法国政府必须对遭受战祸地区的两国人民做出充分的赔偿。
这个条款既使法国政府承担了首先发动战争的责任，又使法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了德国的宽大，因为蒙受战祸的地区绝大部分是法国领土。由于德国是战胜国，又是条款提出国，德法边界的人民会认为是德国的恩惠，尤其是战区的法国人民，将来一旦两国再度爆发战争，他们对德军的敌意应该会有所减轻。
法军所有重型进攻性装备（例如５０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及装备有这些大炮的兵器）在德国监督下立即封存一段时间，但是财产权仍旧属于法国政府。在封存武器的期间，如果法国受到第三国侵略，德国有责任保护法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法国应立即平毁边境上一切针对德国的军事工程设施，但是保留必要的海关设施，如铁丝网等。裁减常备陆军规模。裁军的条款有进一步明确战争责任的含义，同时也可以保证德国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不受法国威胁。如果德国能在随后不久即能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则取消或者修改这个条款都可以作为取悦法国军方的王牌。法国军方首脑不得不顾虑，如果拒绝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则恢复强大法军的军人职业理想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实现，只有建立法德军事同盟他们才能获益。这样一来，在法国军队，法国军事工业界当中的亲德集团自然兴起，两国的军事同盟就有了社会基础。
同时，德国本身发动一场宣传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运动，并且要求法国政府积极配合。
总之，战后处置的目标是尽可能消除两国敌意，尽快达成军事同盟。
德国、法国、奥地利在当时一旦形成军事同盟，将拥有欧洲第一、第二及第四强大的陆军，第二、第三及第五或六位的海军。这个同盟可能的对手只有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甚至加上欧洲的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顶多只能在海军上占有不大的优势，在陆军方面则是绝对的劣势。由于大陆国家均不能免于德、法、奥同盟的武力威胁，敢于公然对抗的国家必定不多，则同盟可以将资源集中投入海军建设，迫使英国或者为维持海上霸权而耗尽国力，拖垮经济，或者放弃海上霸权，从而放弃到那时为止的世界霸权。这是“胜敌而益强”的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牺牲阿尔萨斯—洛林和若干赔款，换取世界霸权是值得的。德国当时意气用事，通过惩罚和侮辱法国所得到的只是芝麻，丢掉的却是地球那么大的西瓜。
不过，此案却不容易被迷信武力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接受。
如果不接受“极端仁慈”的方案，则可取相反的“极端严厉”的方案。“极端严厉”的方案的目的是使法国从此不再具有挑战德国的实力。但是，由于法国当时综合国力之强盛，以及当时德国国力之有限和国际干涉，此案的目的在当时难以达到。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一、搬迁法国大型兵工企业到德国，国内小型军火企业只能生产警用装备和防御性武器，法军交出所有重型进攻性武器并且今后不得拥有这类武器，平毁德法边界上的国防设施，限制法国常备军到一个小得不足以威胁临国的水平。
由于普法战争是法国首先进攻，因此这条比较容易得到国际谅解，法国一般民众在心理上亦不会十分抗拒。
后来两次世界大战，战胜国都对德国实行了这个条款，没有什么困难。
二、割地达到兰斯—第戎线。
该线法国一侧，几乎没有天险阻挡，而且距离法国北部工业区、首都巴黎、中部和南部都很近。德国一侧，则顺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边界，越往德国腹地越狭窄，而且山地越崎岖，关隘越险阻。这样，一旦德法再战，德国就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军事地理形势。加上这条线以东的经济力量割给德国，法国国力将大大削弱。
本条涉及领土，国际干预和法国人民的反对均会强烈，最难实现。
三、占领塞纳河以北除巴黎及其郊区以外的地方。
此地为法国主要工业区，德军迫法国首都而营，法国的心脏暴露于德军刺刀之下，任何反抗企图都不得不三思。
本条为当时普军实际占领区，只是在撤退时间上做文章，实行起来不难，但是合法化就很难。此方案相当于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战败国的处置方案，但是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方案温和多了。
另外，当时法国发生巴黎公社革命，德国很快与法国缔结了和约，释放了十万战俘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使其迅速地渡过难关。
如果德国在当时采取“坐山观虎斗”，甚至是“锄强扶弱”的政策，延续法国的内战，待两派两败俱伤之后，再用刺刀扶持君主复辟，更能收极度削弱法国的效果。
当时梯也尔政府进攻巴黎公社主要依靠德国释放的战俘，这是一个最有利的筹码。德国或者可以利用战俘逼迫梯也尔政府接受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如果遭到抵制，则可以通过控制释放战俘的数量和速度，有意识地延长法国的内战。梯也尔政府内忧外患，腹背受敌，自然希望先解决德国问题，然后集中力量解决巴黎公社，这样，可能接受德国方面较为苛刻的要价。
实际在历史上，德国没有采取蓬提阿斯父亲的方案，而是采取了蓬提阿斯本人的方案。结果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发现法国出乎意料地很快复兴，于是处心积虑寻找另一次打击法国的机会，直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早知后来需要和法国再次决一雌雄，何必当初纵虎归山？
当然，“极端严厉”的方案既不可能吞并法国，则德国终不能放心这个巨大的后顾之忧，宰割法国所得到的好处，皆尽耗费在提防法国的开支当中。将来德国无论与任何国家争夺霸权，一旦与别国开战，战况不利，法国必定倒戈相向。就象当初拿破仑征俄，强迫普鲁士和奥地利作为仆从国参战一样。开战时是共同出兵的盟国，一旦战况不利，立即倒戈相向。如果仅仅俄国军队与拿破仑交战，而普奥仍然与法同盟，甚至只是中立，拿破仑都不会在莱比锡战败，其欧洲霸权仍然是稳固的。因此，“极端严厉”的处置方案充其量可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压制法国的复兴，但是无助德国的世界霸权的争夺。光凭德奥同盟，无论加上多少欧洲其他的众小国，都难于与英俄同盟抗争，更何况还有法国的牵制？即使从压制法国的角度来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结果比本方案都更加严厉，但是战败国很快就复兴了，因此严厉的方案对付现代国家的效果实在有限，由此看来，“极端严厉”的方案只能算下策。不过这个方案比较附合当时统治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潮，比较容易在当政者当中获得支持。
俾斯麦既后悔当初，遂设法补救。割到手的领土已经不可能归还，但是“极端严厉”地对待法国的方案在德国还是很有市场的。于是德国一直整军经武，伺机给法国以第二次打击。可是由于普法战争和德国统一，欧洲列强都已对德国刮目相看，提高了警惕。除了德国和法国之外，俄国是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强国，因此俄国的态度对于德国能否对法国采取行动至关重要。为了拉拢俄国，俾斯麦拼凑了所谓“三皇同盟”，包括德国、奥地利、俄国三国的皇帝，理由是对付欧洲的民主革命浪潮，保卫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政体。但是狡猾的沙皇看透了俾斯麦的诡计，将计就计，一方面加入“三皇同盟”，获得德奥支持，与英国争夺东方；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德国再度进攻法国，担心一旦法国衰弱不堪，德国的进攻矛头必然转向自己。
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除了边境少数地方之外，基本没有占领德国，但是却要求德国人赔偿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土壤。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基本上放弃了赔款要求，但是对主要战败国实行军事占领，保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P 0cm 0cm 0pt">战略经典研究：盗版战略和反盗版战略。
做生意也可以利用孙子的“治变”这个战法。在市场营销学里面有个重要的思想：“产品生命周期”，说的是一种新产品从开发到退出市场之间在市场上大概会经历四个阶段：
l引入期（也有叫做“介绍期”），就是推出新产品的时期；
l成长期，新产品已经为市场接受，开始快速成长；
l成熟期（也有叫做“饱和期”），潜在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已经满足，只剩下少量更新换代的需求；
l衰退期，由于某些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非常长，或者是有更新的产品出现，该种产品逐渐退出市场。
所有四个阶段当中，只有成长期最令商家兴奋，其他时期或者太艰难（如引入期），或者太无奈（成熟期和衰退期），是有战略头脑的商家所不应该选择的。
从我国政府来说，大力发展高科技，肯定积极支持新产品的开发，可是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开发新产品好比突击队突破地雷区和铁丝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开发新产品是做别人没有做过或者是没有做成的事情，本身就包含着比较大的风险，因此需要高额利润来买保险，不然不划算，这就是风险投资的概念。东西拿出来之后，别人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你还要费力地推广，让别人知道这个东西的用途和好处，这样广告和其他促销的开支肯定少不了。辛苦了半天，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长期，眼看可以收获了，但是前期的投入已经使公司的实力不堪重负，如果这个时候遇到新锐的竞争对手插入，很可能遭受重创。
最好的战略是让别人去踩地雷，然后自己踩着别人的后背冲上去抢夺胜利果实——也就是说在成长期的开始及时果断地大规模插入，这是最有效率的产品生命周期战略。做生意其实就是抢生意，你做了别人就没的做，除非是在完全垄断的市场，否则，“抢”字当先。在 成长期插入有几个好处：
开发商滚地雷，炸铁丝网，已经在介绍期内伤亡惨重（财务状况目不忍睹），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也。这时他已经趴在地上呼呼喘气，而你踩着他的背越过地雷阵冲上去收获胜利果实，他就算再不乐意，也拿你没有办法，这个世界是讲究实力的，没有实力，你奈我何？
其他后来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里搞他的老产品，等我先发制人，站稳脚跟之后，我的品牌，我的销售网络，我的经验，我的利润……足以竖起一道万里长城，阻止所有的后来人进入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实行成长期插入战略成功，那将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市场产品战略。我们在商业实践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战略的威力，尤其是在“盗版”处处打垮“正版”的商业实际当中，更是如此。微软公司在中国提出“我自豪，我用正版”的广告口号抗衡盗版，但是盗版商人的口号是“我实惠，我用盗版”，就目前的形势来说，盗版好像压倒正版商家。
因此，国家如果想鼓励高科技，就一定要在开路先锋后面切实竖起一道万里长城——知识产权——谁挖地雷，谁收获胜利果实，绝对不能让拣便宜的人压倒辛苦耕耘的人，不能让搞高科技的个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当中“无私奉献”。从企业来说，争取利润并不错，因此成长期一开始就果断地大规模插入确实是有效的战略，当然个别企业的成功可能是建立在全民族科技事业发展缓慢的废墟之上，因此责怪企业是不妥当的，国家应该负起责任，引导市场走上发展高科技的道路。完全自由放任，就会培养起香港式的急功近利的市场风气，破坏高科技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香港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是高科技却不如台湾发达，政府在引导方面的努力不够是重要原因。<p></p></P>
9.你凭什么会赢？
凭什么？当然是凭本事、凭资源。所有这一切，你在竞争中能够支配把握的一切有助于达到目标的手段、条件、能力，我们都叫做实力。
竞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竞争，都是实力的较量。一个中国象棋的初学者与象棋大师对弈，如果象棋大师不让子，或不想用自己的失败来鼓励初学者，则初学者战胜象棋大师的机会几乎可以说是等于０。但是如果象棋大师让子，只用五个卒子和一个老帅对抗初学者的整齐阵容，想要不败，机会又几乎为０。因为象棋的不同棋子之间的实力相差甚远，例如车的战斗力就远远超过卒子，因此还不够典型地表现出实力的概念。围棋的棋子是无差别的，让子也是标准化的，则让子的多少，大致可以衡量出对手之间的实力差来。可以说，一个九段棋手与基本掌握围棋规则的初学者对阵，他能让的子也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实力差是可以用让子的数量近似地衡量出来的。
什么是竞争的实力呢？
在任何类型的竞争当中，唯一的竞争手段就是实力，我们有时候也叫做力量。什么是实力呢，实力就是竞争者在竞争当中所拥有的，能自由支配运用，或与其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一切影响竞争过程和结果的手段，条件及因素。至于为什么用“实力”这个词而不用别的词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比较贴切，准确。例如，“力量”这个词也可以用，但是在一些场合就不一定符合人们的习惯。我们通常不说某个女孩子的身材很有“力量”去竞选模特儿，但是说她有选上的“实力”则大家都能接受。有时说“条件”好坏，也能表达“实力”的含义，但是“条件”这个词的外延太广，把环境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了，容易引起误解，不符合语义精确的要求。“竞争力”这个词倒是符合语义精确的标准，但我们打算把它用作实力和环境结合形成的合力的计量单位，而不把它当成这个概念使用。“实”指对于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发生“实实在在的”的作用和影响，“力”指具有竞争力。在不同的竞争活动中，按照习惯，我们有时把实力叫做“力量”，有时叫做“条件”，有时也叫做别的什么，只要忠于这个基本意思就行了，但是在谋略学中，在学术的意义上，我们只提实力。
我们提到实力，总是要强调它的“所有权”，即它是由占有它的竞争者排他性地拥有，或者说独占，并因此而能够自由地在竞争中支配运用的。这里所说的“拥有”和“自由支配运用”排除了相对独立的，不受控制的同盟者所拥有的实力，也不包括那些名至而实不归的实力，例如傀儡皇帝的国家权力，街头乞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些条件，因素虽然对于竞争的影响并不小，但是不受竞争者支配，也与竞争者没有联系，这类的条件、因素是环境因素而非实力。例如在世界马拉松比赛当中，气温和湿度对于比赛影响很大，北欧的运动员希望气温低一些，湿度别太高，而非洲运动员却知道高气温和高湿度对于自己影响比较小，对于北欧运动员影响比较大，因此希望气候能够帮助自己击倒对手。到底天气听谁的话？谁的话也不听，因为天气是环境因素不是实力因素，所以运动员们只能“听天由命”。
为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能够引入数学方法，并保证思维的严密性和灵活性，我们还在定义实力概念时，引用了负数的概念。有的实力要素并非竞争者所愿意“占有”，而是不得不与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里所说的“与其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则主要强调发生负作用的实力要素。和数学中的正负数的概念一样，负的实力要素会削弱竞争者的竞争地位。
前面提到的楚霸王和林黛玉的性格比较褊狭，这个方面是他们在竞争当中的负的实力要素。楚霸王由于性格褊狭，分封不当，用人不当，以至刘邦、彭越、英布等诸侯王反叛，韩信叛逃，范增不用，最后搞到全军逃散，自刎乌江。司马迁借韩信之口评项羽，说他虽然勇武，但是不能任贤用将，是匹夫之勇。他为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但是别人一旦有功当封爵位时，他却把封印抓在手里，摩园了棱角还舍不得给别人，这个是“妇人之仁”。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和项羽的个性反差是很大的。在微观上，或在小节上，刘邦是个市井无赖，而项羽却是个正人君子；而在宏观上，大节上，刘邦却显得仁爱大度，他的“约法三章”，可说是千古美谈，而项羽凶暴残忍，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烧阿房宫等，和他私下里“恭敬仁爱”的个性完全相反。很可能他们的个性都受下属的影响，刘邦出身低下，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很有自知之明，从善如流，重用张良、陈平、萧何、韩信等当时的英才，言听计从，因此在大政方针上表现卓越；而项羽可能受他手下的赳赳武夫们左右，一味报复秦的暴政，以暴易暴，不能采取有远见的政策。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项羽武功盖世，可能与军人更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对于象韩信、范增那样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感到格格不入吧。
林黛玉的个性前面已经提过，这里不再重复。
我们平时经常谈到的缺点、弱点，都可以说是负的实力要素，在竞争中是帮倒忙的。但是，关于正负实力的划分，不要绝对化。例如，痛觉，本来是提醒我们避开危险的一种警告信号，如果在竞争中用得上的话，应该算是正的实力要素，因此，医学上和常识上，人们都把失去痛觉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同样在医学上，痛觉，和对疼痛的规避行为，又是医生和护士在护理和手术期间的难题。很常见的，是小孩子怕打针吃药。人类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本来是一种理智的行为，但是在竞争实践中却常常为了这种近似本能的行为方式而受骗上当，或受到威胁。孙子看到了这种关系，在关于将领的论述中，谈到了这种在竞争中实行的正负实力的转化。他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当将军的人有五种危险的个性：勇敢不怕死的，可能在战争中因为轻率而被敌人消灭；小心谨慎的，可能因为在战争中过于担心损失而被敌人逼入绝境；容易生气的，容易上敌人激将法的当；廉洁自爱的，可能对于敌人的诬陷过于敏感，以至于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关心爱护人民的，可能整天被军队如何避免侵害群众利益和为人民解除困难之类的事情烦扰，因此不能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所有这五个方面的个性，都可能引起将帅的失误，导致军事失利。大凡军队覆灭，将帅战死，肯定是这五个方面处理失当所导致的危机，因此将帅不可以掉以轻心。在这“五危”当中，有不少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优秀品质”，如不怕死，廉洁，爱民等等。但是，孙子认为，也可以利用这些正的实力要素的负的方面，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凌辱，人们抱怨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进而指责当时的军队贪生怕死，以为勇敢就能救国。实则未必。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有一个战例很突出。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国民党政府一改“不抵抗主义”，在上海主动向日寇发动进攻，全国军民斗志昂扬，各地援军纷纷赶到上海。广西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一上前线，就发动反攻，士兵们英勇无畏，端着步枪，挺直身体，直冲敌军坦克。但是这座以六个师英勇官兵的生命所建造起来的“血肉长城”仅仅战斗了一天就崩溃了。事后刘斐评论说：“这些人不知道现代战法，只凭一股勇气，拿着刺刀向坦克冲锋，自招死亡，不败何待？今后训练部队，指挥作战，应当切戒。”后来，共产党抗日虽然积极勇敢，但是再也没有象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勇敢，而实际上愚蠢的自杀式的集团冲锋战例了。
在竞争的实际当中，通过精心策划的竞争行动，使双方的实力的正负性质发生变化，或利用正实力要素中的负的方面，或利用正的实力要素中正的方面，所谓正负转化，正负相生，正负相寓，是谋略学的一个“人人心中有，而笔下无”的课题。
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穷是我们的负的实力要素。但是不要一说穷就抬不起头，正是这个穷，使中国的劳动力特别便宜，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特别强。所以，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使得西欧北美被迫借助于非市场的力量来保卫本国市场。
在世界盛行减肥风气的今天，一个人如果身材肥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利于竞争的负的实力要素，尤其是在经常需要抛头露面的表演行业。但是，不少著名电视电影明星却是地位和体重都超一流的演员。常言道：“心宽体胖”。乐天性格常常是一个人正常发胖的主观心理原因，这个现象被社会默认为胖人的性格。他们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极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个乐呵呵的胖大哥胖大嫂，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赞赏，在影视界的地位和受观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外貌和身段一流，而演技和受欢迎程度三流的青年女演员。在世界各地，象这样巧妙地利用不利的身材条件这个负实力要素的正的方面取胜的胖演员、甚至侏儒演员也不乏其人。
同样，相貌也一般被认为是演员的主要本钱之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算自己长得难看，也喜欢看漂亮的人，这是观众的心理。但是，在我国，也有很多演员在这方面的本钱是不怎么样的，例如我国的不少戏剧、小品的演员，但是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是其他只是相貌出众，而演技平平的演员所难以企及的，就是相貌和演技都很出众的演员，也不容易超过他们。如果你特别留意，就会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自己相貌不够英俊这个负的实力要素当中的喜剧效果。有的演员相貌英俊，仪表堂堂，演技也不错，如果演正面人物，那是没什么说的，但是和他们在一起演喜剧，在相貌上的正的实力要素反而帮了倒忙，不如他们的一脸滑稽相更具喜剧效果，因此在表演中起了衬托“红花”的“绿叶”的作用，“主要英雄人物”（实际上应该是主要喜剧人物）的角色反而落在了喜剧或者小品演员的身上了。同样，如果我们设想他们长着英俊演员的样子，他们的戏会演成什么样子？喜剧效果还能如此之好吗？
韩信的“背水阵”是把负的实力要素转化为正的实力要素的例子。韩信进攻赵王歇和陈余率领的大军，兵力少，新兵多，缺乏训练。韩信估计他们在战争中一触即溃，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安排在河边，不让他们有逃跑的机会。这就是孙子提出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的思想的实践。人都会怕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求生的本能就会战胜怕死的本能。
实力是一切竞争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了竞争者在竞争中的地位是优势还是劣势。有的人以为除了实力之外，还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能够决定竞争的结局，例如命运，神力，诡诈等等，除了迷信之外，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只是误解。
不同的性质的竞争，其所使用的实力要素是不一样的。林妹妹多情善感，娇弱无力的女儿个性，曾经迷倒了宝二爷，但是现在如果要帮助某建筑公司在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就显得风牛马不相及。具体的竞争形式的具体的实力要素，是竞争者所要研究了解的，我们不可能一一顾及。在这里，只拣大家平时最常用的实力要素来进行分析。
我们常用的实力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实力要素，其中物质方面的实力要素通常主要有：
（１）、人力。包括体力，技巧，受训练程度，人数等。
（２）、物力。包括占有资源多少，所使用的器具的效率。
（３）、社会力。包括组织、管理、结盟等带来的竞争力。
还包括精神的实力，主要有：
（１）、神经及心理力。包括个人及社会。例如，反应敏捷程度，勇敢，沉着等。
（２）、知识力。即拥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总量的多少及其结构。
（３）、智慧力。主要指谋略水平的高低，运筹能力的大小，或运用知识力于竞争致胜的能力。（有的人知识量很大，却不善于在竞争中加以运用，例如纸上谈兵者。）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主要体现在领导者或领导集团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