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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olarxia - 

[谈天说地] [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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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9:16 | 只看该作者

  这个铜匦告密的办法实施以后,还出了一个很搞笑的插曲。事情因铜匦的发明人鱼家保而起。鱼家保的父亲鱼承晔,是审理裴炎的审官,显然深受太后信任,然而这个儿子却是个扬州事变的拥护者。
  
  鱼家保看来是个心灵手巧的技术天才,但政治敏感性却未免太差。据说他曾经教徐敬业制造刀剑弓弩,造出的东西十分精良,在战斗中给官军以极大杀伤。徐敬业败亡后,因无人告发而幸免于被追究。
  
  按理说,在事情平息后,这样的人就应该低调一点儿,省得惹麻烦上身。但他不甘寂寞,当得知太后想详细了解民间事后,就上书建议,可以创立这么一个投诉箱,接受天下人的密奏。
  
  武则天对这个创意大为赞赏,就责成他去做。做出来的铜匦在设计上很巧妙,从小洞口投进疏表后,别人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只有负责官员通过机关打开铜匦才能取出,具有很高的保密功能。
  
  结果铜匦刚一设置,就有人投书告发鱼家保“通贼”,结果,鱼大发明家因此而掉了脑袋。估计告发者并不是拥护武则天的人,而是对临朝称制不满的人,过去之所以不告发,是因为念鱼家保赞助起义有功,而现在这小子居然又去帮助独裁者,那就请你自食其果实吧。
  
  所谓“作茧自缚”的例子,最恰当的可能就要数这一个了!
  
  告密制度一兴,对整顿吏治、控制群臣当然会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任何体制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很难避免——有人为了邀功,就会利用这个制度,成批地制造冤案,从而造成人心恐慌、统治基础不稳定。
  
  历代皇朝的实践证明:官员的忠诚,一是靠信念来培养,二是靠有凝聚力的制度来培养,而靠整肃打击的办法,只能使整个官僚集团心怀不满,随时都可能抛弃主子。
  
  武则天现在还看不到打压官僚的负面作用,既然已不指望官僚们对她从内心忠诚,索性就放手狠狠给予打压。她一生中最为人垢病的起用“酷吏”的做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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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9:55 | 只看该作者

  
  高层的这种政策漏洞,小人看得最清楚,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揣摩武则天的意图,把告密当成了改变命运的阶梯。
  
  胡人索元礼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阶梯的。他看准了时机,跑出来告密,受到了太后的召见。因所告之事经查属实,武则天就直接把他拔为五品散官游击将军,让他来负责审理钦定的“制狱”。
  
  这个索元礼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政治信念的人,他性格残忍,本质上就是一个流氓。首次告密撞上了大运之后,他总结出一个经验:靠“整人”也能发迹!于是,他每审一人,必牵连出数十乃至上百人来,锻成大狱。
  
  武则天却认为他办案得法,屡次召见,大加奖赏,以树立他的权威。
  
  他的成功,给了一批奸诈之徒以启示,小人们群起而效仿。其中后来居上者,是尚书都事周兴和来俊臣。他们为了争功,蓄养了几百个无赖,专以告密陷害为业。想要整一个人,就派几个人到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告状,告的都是同一件事,以增加诬陷的可信度。
  
  周兴、来俊臣和司刑评事万国家俊还总结经验,写了一本几千字的《罗织经》,也就是诬陷诀窍,发给手下的人学习。里面讲的是,什么样的人最合适诬陷,怎样把他给套住,怎样让他牵出更多的人,怎样诱使他自己承认反状,等等,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式。
  
  周兴因为整人有功,竟升至秋官侍郎(刑部侍郎),来俊臣也当了御史中丞,都成了高级官员。
  
  此后,太后只要得到密状,就叫周元礼等人去审。犯人一到他们手里,基本就没有生还之可能了。他们擅长的一套刑罚,堪称古代的刑罚极品。只听听名目,就能吓破人胆——比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凤凰晒翅”、“驴驹拔橛”……等等,不一而足。
  
  每有犯人押到,他们先摆出刑具来,让犯人参观。犯人看了,无不胆战心惊、汗流浃背,不用上刑就会自动招认。
  
  如此害人无数,直到杀人杀上了瘾。假如碰到朝廷有大赦,酷吏们就叫狱卒擅自将犯人杀死。
  
  这么干,对社会的震动非常大,天下之人无不屏息重足,道路以目!
  
  武则天在这里想学秦始皇,以恐怖手段维持专政。但她没明白一个道理:恐怖、高压,这些手法不但不能让人老实,反而会让人很不老实。因为一个社会的常态,不可能是高压状态,一旦实行了高压统治,人们就会起颠覆之心。
  
  古代的社会,并没有“公平律”,尽管一部分人穷奢极欲、一部分人吃糠咽菜,这社会也还是照常运行。但是,这个社会却有一个“活命律”,如果人人忧虑不知哪一天就死,或者生活艰难到了奄奄待毙,就很可能有一种颠覆的力量出来,对现状加以修正。
  
  所以古代的暴政,很难延续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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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0:10 | 只看该作者

  武则天任用酷吏,跟秦始皇的“峻法”还有所不同,比秦代暴政好一些的是,酷吏打击的对象一般是官僚,且不管再怎么枝蔓牵连,打击的范围总还是有限;而秦法则是针对天下百姓的,平民动辄就可能成为罪人。
  
  而武则天用酷吏比秦法不如的是:秦法毕竟是法,是明摆在那里的,对大家一视同仁,不愿犯法的还有规避的可能;而酷吏要陷害谁,你是防不胜防的。这是蛮不讲理的恶政。
  
  虽然天下屏息,但也有不怕死的,初唐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是一个。他当时正担任麟台(秘书省)的正字,是个九品小官,却能斗胆上书给太后,公开反对酷吏滥刑。
  
  他说:东南有微孽(徐敬业)谋乱,陛下顺天诛除,恶人皆服,这岂不是天意在彰显陛下的神武之功!但是具体执行者不察您的心思,却穷究其党羽,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对逆党亲属和有交往的人,只要有涉案嫌疑,就互相牵连,莫不穷究拷问,枝蔓不绝,致使朝中人士皆惶惶不能自保,海内传闻所至,无不惊恐!几年以来,我见各地告密,关押起来的不止千百人,所告的皆为扬州事变之事,及至穷究,则百无一实。等陛下您宽恕了这些冤枉的人,有奸恶之徒有给他们安上别的罪名,致使眦睚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被捕之人,冠盖如云!大家都说,陛下你这是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哭泣,不知何处才是安宁之地?我以为,只要大狱一起,怎能不滥?为何呢?因为刀笔之吏,心中从来没有全局;凡是以断狱而出名的人,无不以严苛为能事。他们抓捕得越多,人们越说他们是至公之人,而上头又称赞他们执法严格。于是他们也明白了,利在杀人,害在宽恕。于是狱吏都相约:杀得越多越好!不是因为他们仇视人,而是有利益在里面。得利既多,则刑罚怎能不滥?一滥,就害及无辜,这就是所谓“淫刑”了吧!
  
  陈子昂就是登幽州台而放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位。他这首千古名句,就是在屡次谏议不被采纳后,有感而发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青少年时是富家儿,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才开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24岁时中进士,后来升至右拾遗,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陈拾遗”。
  
  他在高宗驾崩的那年从蜀中来到东都,正好碰上太后下诏招贤,他就以“梓州射洪县草莽”的名义,上了一道《谏政理书》,劝武则天“为大唐建万代之策”。
  
  他那时没能看得清武则天的真实意图,而现在上书劝禁止滥刑,也没看清楚太后究竟要干什么,还以为是太后对徐敬业的事不能释怀,一定要穷追到底呢。
  
  不过这道书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还指责太后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这些话说得都够大胆的。
  
  他在书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休生养息,所以扬州之乱长达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这就可知百姓思安久矣!而现在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
  
  话虽说得激烈,但因为他是公开上书,而且还带有浓厚的迂夫子气,所以武则天也没有怪罪他。
  
  陈子昂是一位不世之才,大概也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那种,若生在盛唐,大名不会比李杜二位差。可惜生不逢时,最终还是死在了武三思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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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0:23 | 只看该作者

  
  
  当然,这一时期武则天虽然用了酷吏,所针对的主要还只是下层官员,也波及到一些无辜百姓,而上层官员暂时还没有受滥刑的危险。对于高官中的反对力量如何处置,还是武则天自己说了算。
  
  她有一个原则,就是:当面提意见的,不管多难听,都能包容或给予宽大处理,一般不会因言论而掉脑袋。她坚持认为,只要当面提出,那多少还是有点儿忠心的。而背地里捣鬼说怪话的,就是搞阴谋,务必予以严惩。如前面提到的刘祎之,就是因私语临朝之非而被赐死的。
  
  当时武则天对白马寺主薛怀义相当看重,认为他擅长营建宫殿,就让他随意出入宫中。薛怀义是个莽汉,五大三粗。大臣们认为,高宗才死了仅一年,就有这么一个大男人私入禁中,其中一定有秽乱宫闱之事。
  
  武则天和这个莽和尚两人,这时是否已经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不可考,估计有八成的可能吧。
  
  补阙王求礼是一位讲死理的监察官,对太后的不检点上表进行了批评,他说:“太宗时有名为罗黑黑者,善弹琵琶,太宗将其‘去势’,成了宦官,命他进宫去教宫女奏乐。陛下若以为薛怀义有巧性,想在宫中驱使,则可阉之,以免秽乱宫闱。”
  
  这话说的,几乎是指鼻子骂娘了,但太后也没怎么样——绯闻也不怕,有话说出来就好!
  
  
  (请看下一节:27、李唐宗室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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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0:35 | 只看该作者

  
  27、李唐宗室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皇帝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
  
  从她在垂拱年间的一系列作为来判断,起码在改元“垂拱”之前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个年号,寓意是她自己垂拱,而不是指那个傀儡皇帝睿宗垂拱。
  
  至于她为什么有了做皇帝的念头?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说,她是被“三从四德”的儒家观念给逼的。只要她是个女人,就不能执政,否则就“一从不从、一德不德”了。如果想执政,就必须忍受“母鸡司晨”的舆论压力。无论是辅政还是摄政,都有人顽强抵制,甚至还闹出了造反事件来。
  
  那怎么才能摆脱这困境呢?一个办法,是放弃权力,但她不能这样做。另一个,就是干脆自己来做皇帝。做了皇帝之后,她就可以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压制“三从四德”。
  
  不要忘了,“三纲”的第一纲是什么?君为臣纲!
  
  如果我这个女人做了君主,按照儒家礼法,所有的臣子就必须无条件服从——你不让我做小恶,我不妨就做大恶,从儒家意识形态上取得合法性。
  
  对于武则天来说,在对最高权力的控制上,无论是摄政、还是做皇帝,都是一样的。她想当皇帝的目的,并非为了更大的权力。而是她不愿意在死后像临朝听政的吕后一样,被万世嘲骂。
  
  自己当了皇帝,那就大不同了,只要自己的皇朝寿命足够长,后人总要承认开国皇帝是正统——哪怕是一只母鸡。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之后,她在垂拱元年(685年)之后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为当皇帝而进行预热了。
  
  这期间,她也不是一门心思用酷吏整人,而是实实在在做出了一些政绩。未来的皇位,不是谁传给她的,也不是打江山打出来的,因此,必须有过得硬的政绩做基础。
  
  第一件事,是大开仕途。武则天想做公鸡报晓,官僚集团基本上不支持,那么,她就得有自己的队伍。而这个忠于自己的队伍从哪儿来?惟有破格聘用!
  
  唐代的仕进之途,在前面已经讲过,无论门荫还是军功,都是士族优先。唐初实行了科举之后,寒门上进算是有了条路子,但是还是士族上进比较快,因为“朝中有人好做官”。
  
  武则天急需人才,仅有的这几条路太狭窄,就只能从体制外去招。垂拱元年五月,她正式实施了太宗曾有过的打算,允许百姓和低级官员自荐,下诏对“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这是中国历史上针对性最广泛一份求贤令。
  
  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入仕就是捧了金饭碗,升官就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怎么能敞开口子随便来?
  
  那不是鱼鳖虾蟹都可以当官了,这世界还成什么体统?
  
  不怕,这一措施是有制约条款的,《新唐书*则天传》上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破格授官)。至不称职,寻以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
  
  进来容易,当不好这个官儿,那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一点儿也不宽容。有了这一条限制,还不至于连阿Q这样的也都来报名。
  
  凡是最高统治者觉得手下的官僚集团不能为我所用了,那就只有摈弃考试,从低级官员和白丁中选拔中上层干部,逐步换血。所以大换血不管名义上叫做什么,实质上都是为了建立一支新的“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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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0:49 | 只看该作者

  
  第二件事,就是抓吏治,干部要像个干部模样。一个政权,不管后代对它的合法性如何评价,如果吏治好,那么它的功绩是怎么也抹煞不了的。历代农民造反,有成的有不成的,除了战略原因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个正规化的官员队伍来管理行政。一味做山大王、流寇,能捞一把就捞一把,那没有不失败的。
  
  武则天抓吏治,就是普及她主撰的《臣轨》。《臣轨》这部教材,还不完全是老生常谈,里面有点儿新东西,甚至于可以拿来鉴今。其中,“十大标准”很引人瞩目,这里不妨略述。
  
  一曰“同体”;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二曰“至忠”;要以谦虚谨慎为本,功多而不言,不要天天讲我干了什么什么。要“推善于君”,把功劳记在君主的领导上;“引过在己”,勇于承担失误的责任。
  
  三曰“守道”;做官要有“大道”在心,也就是辅佐君王、匡正时弊。要清心正身,做到“名不动心,利不动志”,勿以捞钱升官为第一要务。
  
  四曰“公正”;其中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即“理官事、而不营私家”、“当公法、而不阿亲党”、“举贤才、而不避仇雠”。这三条,其实最难做到,官员若都能做到,那就都成了圣贤。君不见,从小小芝麻官,到三四品大员,谁不是一掌权就引用私人?
  
  五曰“匡谏”;要敢于矫正君主过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不过,这个要求不大好办到,以掉脑袋的代价来尽忠,这是理想主义。说到底,人有脑袋几何啊?
  
  六曰“诚信”;对君主要以诚信作为忠的基础,对下属要以诚信作为笼络的手段。“上下通诚,信而不疑”。这基本是和谐大同的蓝本了。
  
  七曰“慎密”;不泄露禁中之语;非所言者,勿言。
  
  八曰“廉洁”;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要拿。
  
  九曰“良将”;这里的“将”,是指“将作”。也就是要多才多艺,机智果断,不能当只会吃喝、泡妞的庸官。
  
  十曰“利人”;其中包括“禁末作”,少修建没用的东西,少搞没用的庆典;“兴农功”,多关心百姓民生;“省徭轻赋”,不以征税多为荣;“务使家给人足”,也就是不要有太多低保户。堂堂大国,竟有百姓不能自给自足的,更有何夸耀?
  
  这本《臣轨》,于垂拱元年写成,发给官员人手一册,据说功效很好。起码能让官僚们知道,上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第三件事,是重新规定律令格式,也就是文件规范化。这是一个政府的行政基本功。所谓“律、令、格、式”,是指四种性质的文件。律,是国家律法条文;令,是等级制度规定;格,是皇帝诏令;式,是行政法规。
  
  唐代的律令格式在高宗即位后,就有了大体规范,颁定了《永徽疏律》等,现在则进一步严格化。武则天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等十余人,对旧条文重新删定,还制定了《垂拱格》和《垂拱式》以作为文件汇编。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文件文书,上传下达,历代都有固定格式,“等因奉此”必不可少。一直延续到清代,无不要求格式严谨,用语清晰;所述问题,一目了然。只可叹当代行政文书,各赖秘书班子循经验而拟,多有废话连篇不知所云者,如“抓住机遇”、“明确职责”、“真抓实干”之类,可称为超级模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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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1:00 | 只看该作者

  
  第四件事,是赈济灾民。垂拱年间,不知怎么搞的旱灾连年,武则天惦记灾民的生活,不能释怀。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山东、河南百姓因为前一年遭受旱灾,粮食不够吃,出现了大饥荒,武则天就命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冬官侍郎狄仁杰前往灾区巡抚赈给。
  
  总之这一时期,武则天一直是在扎扎实实做事,威望也有所提高。同时,她称帝的野心也就一天天在加大。
  
  一方面她仍然优待李唐宗室,继续做姿态;另一方面,却一改以前排斥外戚的做法,开始尊崇武氏,为自己称帝夯实人事基础。
  
  垂拱三年(687年),她及时封了几个皇子(也就是她的孙子、睿宗的儿子)为亲王,将李成义封恒王、李隆基封楚王、李隆范封卫王、李隆业封赵王。
  
  到了垂拱四年,一切条件都已成熟,太后当皇帝的舆论就开始冒头了。这个浪潮,也许是武氏子侄辈在发动,也许是武则天自己授意,
  
  事情是很巧妙地开始的。这年正月,武则天下令在神都建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仿京师太庙之例四时享祀。
  
  就近祭祀祖宗和先帝,这没有什么说的。但是太后还有一个动议,就是在神都建立武氏宗庙“崇先庙”,同时也享受香火。
  
  她让礼仪官员们去讨论一下:要建的话,建多少间房子为好。
  
  这显然是在放试探汽球。
  
  司礼博士周悰嗅觉灵敏,马上就建议:这没问题,请立七室,减太庙(李唐宗庙)为五室。
  
  这是地地道道的昏话,既无礼法根据,也没有逻辑。这博士显然是看准了行情要投机。
  
  但是没想到,有人坚决反对。这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曾经向太后密告刘祎之的贾大隐。这位贾先生告密固然为人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却也能守住底线。他说:“按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此乃百王不易之义。现在这个周博士胡说八道,只尊崇当今掌权人的威仪,将国家与常法置之不顾。太后功劳非常,光照天下,先庙当然可享诸侯之礼,而太庙之制则不应轻易。”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武则天也无话可说,于是否定了周博士的建议——她现在不过是想试探试探而已。
  
  到了二月,武则天又有名堂。她下令毁掉神都的乾元殿,在原地建一座“明堂”。
  
  这明堂是个什么玩意儿呢?相传为周公创制,是古代帝王做报告、祭祀、朝会的场所,在汉魏六朝多有建立的,但是到了初唐,这明堂是什么样子、有多大规模,就无人可知了。不仅“巨儒硕学”说不上来,就是查遍典籍,也找不到线索。
  
  在以前,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有建明堂的念头,但是诸位儒官对明堂的结构布局争论不休,所以到最后谁也没建成。
  
  高宗在世时,武则天就是建明堂的积极推动者。这次平定徐敬业之后,她是发誓一定要建了。建起这东西,不仅可以祭祖宗,还可以扬国威、镇邪气。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她不能说,就是可以为她当皇帝制造气氛。
  
  她知道,这事要是再交给儒士们去讨论,又将一事无成,所以她不问诸儒,只与北门学士商议明堂的建法。
  
  儒士们都说,明堂应该建在皇宫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武则天却嫌远,认为每次祭祀搬东西不方便,就“自我作古”——我说的就是规矩——下令把乾元毁掉,就在皇宫里边建。
  
  修建这个意识形态建筑,一共出动了万名役夫。总监工头儿,就是花和尚薛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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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1:13 | 只看该作者

    到四月,直奔主题的花样出来了。有个名叫唐同泰的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块石头,上面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据称是从洛水中打捞出来。
    
    史书上载,这是武承嗣暗中搞的鬼,他使人在一块白色卵石上刻了字,放入河中,又叫唐同泰去打捞上来,自称发现了“洛书”。
    
    《周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什么叫“河图”、什么叫“洛书”,后代有不同的解释,但都理解为圣人出世、盛世到来的象征。
    
    大臣们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少人就上表祝贺,说是生在这样一个好时代,真是无限荣幸。武则天也很高兴,她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玩意儿,于把这石头命名为“宝图”,赏了唐同泰一个游击将军衔。
    
    天意既如此,那我也就不推辞了。紧接着她下诏,要亲拜洛水,举行接受“宝图”的仪式,还要在南郊祭天,以感谢上苍。礼毕,再移驾明堂,召见群臣。她要求诸州都督、刺史和宗室、外亲戚都要参加,在大典前十日就要齐集神都。
    
    群臣心领神会,马上拥戴武则天加了新的尊号——“圣母神皇”。这个称号,不伦不类,但是明显向皇帝靠近了一大步。
    
    七月,为此事又大赦天下,将“宝图”改称为“天授圣图”,洛水改称“永昌洛水”,封洛水之神为“显圣侯”。将宝图所出的小潭命名为“圣图泉”,在当地特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山神为“天中王”。
    
    这一系列意识形态花样,令人眼花缭乱,该明白的人也都明白了:中国马上就要出个女皇帝了!
    
    但是另一面,也有逆向的潮流在涌动。
    
    把母鸡司晨说成是正常的,就已经是很困难了,还要说成是千载难逢的盛世,那肯定会有人不服。
    
    这年四月,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的家奴告主人谋反。这个事情很不合乎常规,据说是因郝象贤反对给花和尚薛怀义拜大将、封国公,得罪了太后一系的人马,武承嗣就一手策划了这个诬陷案。
    
    武则天叫酷吏周兴来审这个案。周兴查了一下,原来郝象贤的爷爷郝处俊在世时,曾以“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为由,坚决反对高宗逊位给武后。
    
    周兴就琢磨着,太后可能至今也没忘记这笔老帐,是要我来替他出气。于是他就对郝象贤施以酷刑,最终,竟问成灭族之罪!
    
    郝象贤的家人不服,到朝堂鸣冤。监察御史任玄殖也称,郝象贤没有谋反事实。但武则天不听,将任玄殖免官,仍维持原判。
    
    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出了大问题!
    
    古代死刑犯在临刑前,要去掉枷锁镣铐,据说是为了能让罪人的灵魂顺利度过奈何桥,抵达阴间。
    
    这枷锁一去,郝象贤突然就跳将起来,大骂太后与和尚薛怀义秽乱宫闱。这一通骂,据说是用尽了天下最难听的词汇。他说,薛怀义早先不过是个江湖郎中,行同乞丐,现在却成了太后的床上贵宾。还说太后与薛怀义在床上的淫乱言语,连在床边侍候的宫女都捂起耳朵来不要听。
    
    是吗?围观者先是目瞪口呆,而后又大声喝彩,场面完全不可控制了。
    
    郝象贤索性夺过围观者正在挑卖的木柴,殴打在场的刑官,法场一片混乱!
    
    后来还是负责维持街道秩序的金吾卫士卒一拥而上,才把郝象贤乱枪捅死。
    
    武则天闻报后大怒,下令支解郝象贤的尸体,还下令把他父母和爷爷郝处俊的坟墓都挖开,毁棺焚尸。从那以后,法司每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后加刑。这个古老的做法,似乎是一直延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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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1:23 | 只看该作者

  
  这个时候,真正坐立不安的,是李唐宗室。确切地说,就是高宗的叔叔辈、兄弟辈和子侄辈的一批亲王。
  
  武则天自从当了皇后之后,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对高宗这一系的本家亲戚一直优礼有加,不像对自己的娘家亲戚那样约束得很严厉。这些亲王,一般又都兼任地方上的刺史,有封邑、有家奴、有官属、有实权,养尊处优,既富且贵。即使在当时的特权阶级里,他们也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群。
  
  垂拱四年初以来,武则天频繁的异常举动,引起这批亲王的不安。首先在宗室里就有谣言传开,说太后密谋改朝换代,欲废宗室。又说:“太后将于洛水授图之日,召集宗室,尽行屠戮。”也有的说,太后将在明堂大会时诛杀宗室。
  
  在专制体制下,政治谣言历来都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宣传,它有时代表一些人的意愿,有时代表一些人的恐惧。
  
  这个“杀宗室”的谣言肯定是想当然耳,但李唐宗室们可不会只当它是流言,因为即使打个折扣不杀,也可能是天下即将要姓“武”。一旦有变,那么宗室锦衣玉食的生活就将结束。这才是他们最恐惧的。
  
  于是诸王开始串联,“密有匡复之志”。
  
  最早发起行动的是黄国公李撰(此字为言字边),他以暗语给越王李贞写信,说:“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韩王李元嘉也有这个意思,说太后拜洛授图之时,必会大兴告密之狱,到那时“皇家子弟无遗种矣”。
  
  接着,李撰又假造了皇帝玺书,送给琅琊王李冲,里面的内容是:“朕被幽禁,王等宜各发兵救我也。”李冲一看,不错,自己跟着也假造了一个,内容是:“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
  
  他把这两份假冒的皇帝书信分送韩、鲁、霍、越、纪各王,让他们各自起兵,向神都进发。各王收到“皇帝玺书”,都心中有数,加紧准备起兵。
  
  这里面最积极的,是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俩。
  
  越王李贞是太宗的第八子,为燕妃所生,在贞观五年(631年)就封了王。武则天临朝后,还给他加了太子太傅衔,兼任豫州刺史。这个人比较有才,武能骑射,文通典籍,而且有相当的行政能力。在宗室中,名气很不错,有“材王”之称。
  
  但他在品德上略差,喜欢听谗言,容不得手下的正直官员,又纵容奴才仆人欺凌地方。因此在民间,他的形象并不好。
  
  李贞想作乱,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太后临朝称制时,他就联络诸王准备“反正”。但武则天当时防了他们一手,给他们加了官,另外高宗丧期也不便起兵,于是作罢。后来徐敬业反,诸王觉得是别有企图,就没跟着干。而这次,连什么“河图”、“明堂”都出来了,他们再不能等了,决定联手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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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41:41 | 只看该作者

  
  诸王连谋,这次来头确实不小。他们每个王差不多都拥有一州的行政和军事权,分布于各地,以皇族名义为号召,按理说应该比徐敬业闹的动静大得多。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一批人是个什么素质。他们生来高贵,不谙民生,未经战阵,活活就是一群废物。就因为血统优秀,享尽了这个国家提供的一切便利和尊荣,现在却要举起道义之旗与这个国家宣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不难猜度了。
  
  诸王中只有李贞父子还有点儿干事的样子。李冲率先招募了勇士,准备队伍,又串通好了几位驸马爷也一块儿干。
  
  范阳王李蔼向越王李贞建议,应该定一个统一的起义时间,届时四方一起发动,让太后顾不过来,则大事可成。
  
  李贞觉得这主意对,就定了一个时间,通告诸王,也要学那黄巾徒众三十六方一起发动。
  
  本书前面所提到的中宗前妻的妈妈、太宗第七女常乐公主,此时随丈夫被贬在寿州(今安徽淮南)。她倒是个很有骨气的女人。李贞要举兵,写了一封信给常乐公主的丈夫赵瑰,要求借道,常乐公主就趁机对送信的使者说:“替我谢谢你们大王,与其进,不与其退,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拖延到今日。诸王乃国之懿亲、宗社所托,不舍生取义,尚何须邪?人臣同国患为忠,不同国患为逆,王等勉之。”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颇有丈夫气。说来奇怪,自唐太宗之后,唐皇室一直是阴盛阳衰,无论公主也好,皇后也好,都比男人更有主张。
  
  果不其然,李贞的通知发出后,诸王就露了怯。平时说大话可以,一动真的,有的犹豫不决,有的仓促间募集不到兵员,还有的路远一时接不到通知。
  
  这文齐武不齐的,时间一长,气就可能泄了,也很容易走露风声。琅琊王李冲沉不住气,不等到父亲约好的时间,就抢先于八月十七日在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发动了!
  
  他想得好:一旦点火,还怕它不能燎原?
  
  武则天在神都得到急报,她反应非常快,马上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这帮叛逆。
  
  这个丘神勣,就是在巴州把故太子李贤给逼死的那个,也算是一个武夫出身的酷吏了。武则天用这样的人,是要下狠心灭掉这帮不领情的宗室。
  
  李冲起兵的条件其实不很充分。他募兵募了半天,仅募得五千人,比徐敬业的旬日之间招来十万人相差天地。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五千兵卒也得打!他打算渡过黄河去打济州(今山东聊城以西),然后直取神都,一路上声势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但是在去济州的路上,有博州本境的武水县挡在道上。县令郭务悌是李冲的下属,但是听说琅琊王兼刺史李冲造反了,他就不听这个上级的了,关起诚门来拒守,还一面向魏州刺史求救。
  
  博州的莘县县令马素云也不听李冲招呼了,带了一千七百多兵卒准备半途邀击叛军,但未果。干脆就跑到武水县城内,与郭务悌一块儿守城。
  
  李冲叛军来到武水城下,决定用火攻。叛军用草车把县城南门塞住,趁风放火。
  
  这一把火放起来,城里的两位县官都免不了要成烤鸭子。拿下武水,攻济州也就多了几分把握。济州一下,天下就要震动,那局面也就活了!
  
  但是,历史的细节由无数偶然所组成。没想到,火一放起来,天公不作美,南风一下就变为北风,火势倒转回来,烧着了叛军自己。李冲的人马只得急退,士气顿时大沮。李冲手下的将领董玄寂偷着对人说:“琅琊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故上天不佑,反致逆风。”
  
  李冲听说,就下令杀了董玄寂。这一杀,出了大问题,本来兵卒就是裹胁来的,一见自己人杀自己人,就都一哄而散,窜入草泽之中。李冲吆喝也吆喝不住。
  
  这一来,他身边只剩下左右家奴几十个人了,造反成了扯淡。
  
  连将领的思想都不坚定,其他人可想而知。起事之前,李冲连个像样的讨逆檄文都没写一个,他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号召力了。
  
  到二十三日,起事不过七天,李冲见大势已去,干不成什么了,只好慌忙带着余众退回博州。
  
  哪知道,他刚一进城门洞,就被守城将士抓住,不由分说,砍下了脑袋。
  
  七日造反,就此结束。
  
  李冲到死也不会明白,平日里一呼百应,怎么一起兵就成了孤家寡人?
  
  等丘神勣带兵来到博州,已无叛可平,博州的官员和士兵皆素服出迎。这个丘大将军又来了蛮劲儿,认为自己不能白跑一躺,他对这些立了功的人不仅不加以抚慰,反而统统以通敌罪杀掉,借以邀功。
  
  李冲既死,结局自然也是“传首神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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