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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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高宗在临死前，究竟是怎么安排身后这盘棋的？
　　
　　究其内幕，他左右为难！
　　
　　首先是对武则天的考虑。他对武则天的执政能力自然是一百个放心。自显庆五年（660年）以来，他和老婆互为表里，把一间夫妻店开得很好。但是武后势力日益坐大，有可能会引起难料的后果，他也是有所警觉的。
　　
　　高宗在病重期间，他深为器重的尚书左丞冯元常曾上密言，说：“中宫（皇后）威权太重，宜稍抑损。”（《资治通鉴》）高宗对这个意见深以为然，但他病体支离，哪里还有精力来压制武后，于是就没有下文。
　　
　　不过，对武则天的防范心理，却直接体现在这道遗诏上了。
　　
　　我们的读者中，如果有公务员身份的，马上就能看出：遗诏中最厉害的一点，是剥夺了武则天的执政权。不仅没有让她摄政（临朝称制），甚至不让她再过问政事——军国大事，如果新君能“决”，那就无须请示天后了。那么，天后平时干些什么呢？退休！
　　
　　高宗在生前无力完成的事情，他想借皇位更替的机会一举解决。
　　
　　白纸黑字，一句话，就让武则天退居二线。
　　
　　其次是高宗对储君李哲的考虑。这个接班人，也让高宗十分头痛。李哲是个资质平平的人，远不及李弘、李贤，高宗与武后也并不溺爱这个“第三瓜”。李哲的浮出，完全是论资排辈，轮到他了而已。
　　
　　在李哲监国期间，顽心不改，仍然大肆游猎，不像个干大事的样子。高宗与武后对他费尽了心思，除了加强东宫属官的力量之外，还特别立李哲之子李重照为皇太孙，目的就是让李哲安心，好好学习政务，多少要有个登大位的准备。
　　
　　可是李哲对父母的这一番苦心并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在三年半的太子期间，几无长进。
　　
　　高宗和武后大概也考虑过再摘瓜的问题。但是，太子是国本，目前已三易其人了，再换，不利于天下安定。况且四子豫王李旦年纪尚幼，又无特殊功绩，没什么过硬的理由可立为太子。李哲再不行，也得是他。
　　
　　正是出于对接班人的忧虑，高宗才提出了“如大事不决，以武后意见为准“的原则，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制衡措施。
　　
　　以上的种种，是高宗考虑了多时，在临死前与裴炎定下来的。
　　
　　对武后的防范和对李哲的制约，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全。但是，高宗人在的时候都无力解决的事，死后凭一纸遗诏就能定下乾坤吗？
　　
　　我们再来分析武则天这时的心理。
　　
　　武则天当然看明白了这遗诏的奥妙，知道自己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她当然大为失落。以她的性格和20多年来的习惯，如何能甘心就此放弃，去当一个甩手太后？
　　
　　她在这一期望间，所思所虑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能获得独立的执政权。她的势力，已经大到完全可以这样做，但要是公开违背遗诏，总还是有所顾忌。
　　
　　事态进入了最微妙的状态。
　　
　　客观地讲，在高宗驾崩之前，武则天并无更大野心，她对夫妻店的模式十分满意。虽无最高统治者之名，但有最高统治者之实，又何乐而不为？所以，她还是真心希望高宗能好起来。因为高宗一走，局面会怎样？谁也不好估计。
　　
　　她对权力的更进一步的野心，应该是在高宗驾崩之后。失去权力的危险和获得更大权力的机会，同时降临在她面前，她决不会犹豫！
　　
　　当然，这种思想转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在高宗死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完成的。
　　
　　中国的政治，就是人的政治。人在与人不在，大不一样。一些诡异之事，在高宗的丧期里就开始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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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高宗遗诏的部署，太子李哲应在十二月初六在灵柩前继位，七天后正式册立为新君。按照古代惯例，在这几天的过渡期内，虽然还没正式册立，但只要嗣君是成年人，就可以发号施令。国家事务，也一天也不能停转。
　　
　　可是谁也料不到，唯一的顾命宰相裴炎，在这时候忽然插上了一杠子。他在嗣君即位的第二天忽然提出，嗣君既然还没正式受册，也没开始听政，那么就不宜发号施令。这几天的国家大事，应该由宰相奏议，然后由武则天以“天后令”的形式，下达到门下省执行。
　　
　　这个建议，石破天惊，使裴炎一下就成了改写大唐历史的人物之一。
　　
　　他这个建议，其实并没有前例可循，以前都是老皇帝一死，太子就成为实际上的新皇帝并开始执政，大臣们哪里会有异议？而且，更为可怪之处是，他的建议与遗诏的关键点正好背道而驰。高宗遗诏说“军国大事不决”之时，才听取天后的意见，而裴炎的建议则是任何事情都由宰相议定，呈报天后，再由天后发话。
　　
　　而“天后令”又是下达到门下省的。裴炎这个侍中，恰是门下省的首长，同时宰相班子的“政事堂”也设在门下省。
　　
　　这样看来，这个建议是大有来头！
　　
　　这个裴宰相，到底要干什么？
　　
　　后世史家多指出，裴炎的这一建议实在是没有道理。他之所以这样做，有三种可能：一是为讨好武后；二是对武后的参政已习以为常了，认为今后继续下去也无妨；三是裴炎自己想避专权的嫌疑，拉上武后来平衡一下。
　　
　　而实际上，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本来高宗去世，最高权力者应为嗣君李哲。现在裴炎无中生有，让宰相和天后瓜分了最高权力，嗣君竟完全被架空！
　　
　　据说，武则天正在为失权而闷闷不乐，裴炎此议一出，她精神为之一振！
　　
　　这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我们先来看看裴炎这个人——
　　
　　裴炎，字子隆，绛州闻喜（山西闻喜县）人，史称他“寡言笑，有奇节”。他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洗马裴”家族，其父裴大同，曾任洛交府（今陕西省富县）折冲都尉。裴炎幼时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馆（设在门下省的贵族子弟学校）学生后，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出去游玩，他却苦读不辍。
　　
　　弘文馆的学生谋官很容易，但他志向远大，在学馆发奋读书十年之久，精通《左氏春秋》和《汉书》。
　　
　　 他的仕途也相当顺利，明经及第之后，最初任濮州（山东省鄄城）司仓参军，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黄门侍郎，于调露二年(680年)入相。
　　
　　从这个人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忠于李唐、反对武氏专权的，并以此殉国，死得很壮烈。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了这么一个大昏招？
　　
　　这不是给武则天送去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唐人的思维方式，真是让我们万难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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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论者分析，说裴炎集团此次是在利益上与武则天不谋而合，即，都是想废掉嗣君。裴炎是想立李旦，而武则天是想夺回失去的权力。两方有所默契，便联手来对付新皇帝。
　　
　　这个说法，可以聊备一说，但我以为，事态后来的发展是一步步形成的，说裴炎早就为立李旦而与武后勾结，有些勉强。裴炎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加强宰相班子的权力，恢复以往的议事权。但是，如果动机仅在于此，那么白送给武则天这样一块大饼，实在是风险太大了。不知裴大人是如何想的？
　　
　　七天之后，李哲继承了皇位，是为中宗，并更名为李显。“李显”这个名字，也是为了应谶意。据民间传说，这是老子降临人间的另一个化名。
　　
　　所以有人讲，在李显更名的问题上，可见出武则对新皇帝还是寄予厚望的。母子俩的冲突，是因李显后来的不慎而引发的。
　　
　　天后现在被尊为太后。裴炎所请，被武则天欣然接受，可是权力并没在七天之后还给即位的新皇帝。大小政事仍取决于武则天的意见，“太后令”仍然是最高号令。
　　
　　这个状态，也还有理由能说得过去，因为在十二月底之前，是嗣君的守丧期。在非常时期，有非常措施，别人不好说什么。
　　
　　月底之后，武则天要不要还政？这是各方都关注的一个问题，恐怕也是武则天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这段时间内，武则天很稳得住，马上着手做了几件事。
　　
　　头一件事，是安抚地位尊崇的宗室诸王。给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一大批爷爷辈、叔伯辈的亲王加封了一品荣衔。
　　
　　历来新皇登极后，辈份高的亲王都是不稳定因素。武则天谙熟历史，先就把他们按住，不使其生乱。她明白：自己再怎么尊贵，也只是李家的媳妇，万一长辈闹起来，脸面上太不好看。
　　
　　第二件事，是调整宰相班子。此时朝中一批名相都已先后病死或致仕，可称重臣的只有刘仁轨和刚任宰相的裴炎，其余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刘景先等，都是一拨新人，且都是低品级的宰相。这样一个班子，看起来怎么都有点儿弱。
　　
　　她首先把太子少傅刘仁轨改任左仆射，仍让他留守西京。再把裴炎从门下省调到中书省来，转为中书令，让他掌握出旨权。以前宰相们都在门下省议事，现在也都随着裴炎改在中书省议事。
　　
　　既然遗诏是任命裴炎辅政，同时裴炎也很知趣——白送我一块大饼，那么就让他掌握出旨权，有事好商量，不会在出旨上卡壳。
　　
　　其余新人都有不等的提升或者改任，且统统升级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变成了资深宰相。官帽子一加高，他们自会感恩效力。
　　
　　最后一件事，是派出一批将军，前往当时最重要的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府司共同镇守，以防变故。
　　
　　这是武则天成为太后之后的三把火——干净、利落、周全。
　　
　　新君即位，天下晏然。从这几手，能看得出武则天已是谋国的老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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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中宗面对一场军事政变瞠目结舌
　　
　　
　　按照历代皇朝的旧例，即位的皇帝若年纪太小，太后可以摄政，这就是“临朝称制”。太后临朝，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而武则天临朝，却为何遭后世非议颇多？原因就是，她的临朝“不合法”。
　　
　　天皇在遗诏中没有说要太后临朝的话，新上来的中宗也没有委托母亲临朝，所谓“太后令”并没有体制上的依据，是典型的人治。
　　
　　到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三十，嗣君的服丧期满了，但是武则天就像不知道一样，照旧临朝。转过年，改元“嗣圣”，大赦天下。次日，太子妃韦氏也正式成了皇后。武则天只是在此时对中宗夫妇稍微做了一下安抚，把韦氏的一个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太府卿（掌国家财物），位列宰相。
　　
　　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交易原则，虽然双方交易的筹码很不对等，但强势者做了这个姿态，总比强抢要好一点儿。
　　
　　武则天本想平稳一个阶段，过了这个过渡期，再从长计议。但就在这时，朝政陡然起了一场大风波！
　　
　　“性勇烈”的中宗却对母亲的安抚极不满足。或许是有心讨好老婆；或许是对太后临朝不满，他做出了一个抗争举动。次日，他提出：要把自己的老丈人韦玄贞提拔为侍中，来顶替裴炎调走后的缺。
　　
　　此外，还要把奶妈的儿子也封个五品官。
　　
　　敏感时期，他这个举动究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脑袋一热就提出来的？我看像是后者。
　　
　　中宗李显这个人，《旧唐书》对他评价不高，说他基本是狗屎糊不上墙：“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惟取当前之乐。”
　　
　　这幅画像应该不错，都28岁的人了，刚一开始做皇帝就要提拔老岳父，就算这是有所图谋也不免太幼稚。
　　
　　皇帝要下令，就要中书令来出旨，这就显出裴炎这个中书令的重要性了。他面对中宗的旨意，感到很荒唐。这个韦国丈，估计也没什么能力，原先不过就是普州（今四川安岳县）的一个小小参军，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因为荣任了“太子岳父”，已升任为豫州刺史了，管的是东都附近的大州。这已经够照顾的了。到现在三年尚未满，寸功未建，又无其他三品官资历，怎么可能一下就提拔为宰相？
　　
　　裴炎提出劝谏，坚持以为不可——我的好皇帝吔，您可不要闹笑话了！
　　
　　这个中宗，大概也是“耙耳朵”，惧内。一看跟老婆要交代不了，不由得大怒：“我让国于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为吝惜侍中耶？”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中宗这话说得过了！他当然是赌气说的这话，但可以听出对老裴极为不满。老裴以“太后令”做交易，为自己揽权，让新皇帝当了无权的傀儡，中宗还不至于傻到毫无察觉。
　　
　　不过，他之所以要提拔老岳丈，我分析也不大像要扶植外戚与母后抗衡的意思，不过就是满足一下虚荣心。母后的权力有多大，裴炎的势力有多大，他还是基本有数的。别说一个老丈人，就是有十个老丈人，也未见能斗过对方。
　　
　　他只是恨裴炎的张狂！
　　
　　——你到底还是个臣子，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裴炎看到皇帝发火，害怕了。这笔帐，将来要让我还怎么办？他没有别的办法，转身就把此事禀告了太后。
　　
　　武则天闻报，也大吃一惊：这个李显，太没有城府！如此任性，怎能做一国之主？
　　
　　她是一个很警觉的人。在中宗的话里，有借外戚以自重的意思，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她不能不认真对待。
　　
　　经过考虑再三，她决定废帝！这第三“摘”的决心很不容易下，因为前面的两摘，舆论就已经很大。现在高宗不在了，“三瓜”刚坐满一个月，再次下手的话，宗室、朝野会怎么讲？
　　
　　舆论狂潮能不能顶得住，出了大乱子能不能应付得了？
　　
　　放到别人身上，也许会举棋不定。
　　
　　但武则天办事果决，她想好了就干——风险固然有，总要比养虎遗患强。就冲着中宗的那句话，他小崽子就不可一日为君！武则天想好之后，就把裴炎找来密议。恰好裴炎也有此意。他想废掉中宗，是公私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两个人为此策划了一段时间，将所有部署逐一安排好，废黜中宗的“太后令”也由裴炎起草好了。
　　
　　就等着看戏吧，各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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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裴炎在一个月前奏请太后问政，是一时糊涂，那么这次他与太后居然密谋废立，那就决不是糊涂了。利益所致，鼠目寸光！我们真是无法断定这位老先生在想什么。
　　
　　高宗有遗诏，明令“王公卿佐，各竭乃城，敬保元子，克隆大业”。裴炎作为唯一顾命大臣，即使有异议，也要尽量扶一扶中宗这阿斗再说。高宗尸体骨未寒，就公然违背最高指示，那是死人活人都对不起的。
　　
　　也许他深知中宗是个昏人，不足以当大任，维护中宗就等于毁了大唐，与太后专权比起来危害更大；也许他还看不出武则天专权的发展方向……总之，他不仅没有按照高宗的意图充当嗣皇帝的保护者，反而“开门揖盗”，把历史生生扭了个方向。他忘记了：能谋废立的臣子，脑袋一般都不会稳，除非他想篡逆！
　　
　　因此，后世对他与武则天合谋的动机，有过如下分析：一、真有篡位野心，只不过没料到武则天比他强硬得多，结果他成了为人作嫁。二、他确实是李唐死党，废中宗是因为他怕大唐天下落入韦后一族手中。三、他只是贪恋权位，参与废中宗是为了防止相权被削弱，或是希望自己看好的李旦能当上皇帝，以加重自己的分量。
　　
　　我的意见，前两条都有些极端化，可能性不大。想篡逆，裴炎的条件还远远不够，他不至于狂妄到那种程度。怕韦后干政，也不必把皇上就给废了，况且太后干政同样对大唐不利。所以极有可能就是贪恋权位，想扶起有书生气的李旦，自己好扬眉吐气。只不过他错了一点，就是小瞧了武则天的能量。
　　
　　他哪怕是能预见到几个月后的事态，情况也会大不一样。
　　
　　人，就怕钻进了思维的死胡同！
　　
　　双方密谋了近一个月之后，大幕拉开。
　　
　　二月初六日，太后在洛阳宫的正殿乾元殿召集百官开会。
　　
　　这个紧急会议，开得有些蹊跷：一是自打显庆二年（657年）五月起，因天下无虞，皇帝就是单日上朝、双日休息了。初六是双日，如何要突然上朝议事？二是这天上朝的地点，是在用于大朝会的乾元殿，似是有非常之举。
　　
　　中宗与百官到会场一看，情况确实有异：负责左右羽林军的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竟然带了兵入宫警戒，现场总指挥是裴炎和曾是北门学士的中书侍郎刘祎之！
　　
　　大殿里刀光耀目、铠甲鲜明，一派肃杀气氛。
　　
　　这是要干嘛？
　　
　　中宗和百官都在闷葫芦里，面面相觑。
　　
　　只见裴炎出班，高声宣读“太后令”：嗣皇帝昏庸无德，不能为一国之主，着废为庐陵王，恢复李哲原名。念完，立刻命卫士扶中宗下殿。
　　
　　中宗表现还可以，并没被吓傻，在这紧急关头抗声问道：“我何罪？”
　　
　　帘子后，传来太后的威严之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资治通鉴》）
　　
　　李哲顿时就没了话说。押下殿后，被幽禁在别殿，韦后和皇太孙李重照也同时被废，其余韦氏家属流配岭南。——天下暂时轮不到你们韦家，先尝尝荔枝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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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唐宫廷史上，这是继玄武门之变之后的第二次成功政变。不同的是，玄武门是以弱胜强，流了血的；而这次是以强胜弱，兵不血刃。
　　
　　太后这次的成功，首先是笼络住了宰相集团；具体参与其事的裴炎、刘祎之、程务挺、张虔勖等大臣都具有浓厚的李唐色彩，所以没人敢说这是武氏政变。其次是抓牢了近卫武装；左右羽林军都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禁军，太后没忘了把这两支武装牢牢控制在手里，急需时，就能做到刀剑出鞘，而中宗仅有一个皇帝名号是不顶用的。三是抓住了对方的致命短处——政权归属问题岂能戏言？说你不够格，你也不好反驳。
　　
　　此外高宗遗诏中“兼取天后进止”这含糊的一条，也给了她一定的法理依据。
　　
　　她的突然出手，成功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政变的目标因受遗诏精神的制约，也只能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由武则天直接坐天下，否则她将立刻失去最有力的支持，而陷入“大唐逆贼”的泥淖。
　　
　　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政变第二天，武则天就迅速宣布，她的幼子豫王李旦为新的嗣君。这个李旦，原来名叫李轮，武则天现在赐了他这个新名。
　　
　　李旦时年22岁，早已成年，当皇帝在身份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王妃刘氏，就是被吐蕃俘虏后死在异乡的将军刘审礼的孙女，同时也被立为皇后。长子李成器被立为太子。当年改元为“文明元年”。
　　
　　——武则天喜欢改元，凡有所动作，总要改元以资纪念。不过，以“文明”二字来纪念一次武装政变，也是大有幽默意味的哦！
　　
　　新的嗣君就是睿宗。这“第四瓜”的情况又如何呢？《旧唐书》说他“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学训诂之学”，
　　
　　为人谦虚谨慎，显然比“第三瓜”强；好学多才，又类似“一、二瓜”，但就是缺少大哥二哥的胆略，对政务既没经验也没兴趣，是个典型的文人。
　　
　　皇帝最忌由文人来当，这武则天心里是有数的，她压根儿就没想睿宗一上来就能管理天下。从这一天起，她就让睿宗居于别殿，不得干预政事。
　　
　　当月十二日，武则天大驾光临武成殿，李旦率百官给她重上尊号。十五日，武后临轩称制，派礼部尚书武承嗣正式册立新的嗣皇帝。双方完成了互相确认的程序。从此武则天以61岁之高龄，开始了长达6年的垂帘听政。她的问事地点，就在乾元殿后面的紫宸殿里，垂下一幅浅紫帐来，坐在那后面视朝。
　　
　　睿宗，你就是再“睿”也没有用，关起门来，好好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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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废中宗事件，虽说是裴炎昏头昏脑送来的一个大礼，但无疑也触动了武则天最敏感的神经：最高权力，一天不可远离！于是，她在理应含饴弄孙之年，反而冲到了最前面，当上了不是皇帝的皇帝。以我看，她在后来的更大的政治野心，完全可能是由此事而激成。
　　
　　像李哲这样一个不成器的皇子，尚且知道蠢蠢欲动，未等龙床坐热，就要扶植外戚。这事使武则天想起了被流放到巴州去的李贤。李贤虽是个“白人”，但他的危险性，又远大于李哲，不可轻忽。在政变的第三天，武则天就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赶赴巴州，检查软禁中的废太子李贤住宅（看是否又藏了盔甲），以备外虞。
　　
　　这位丘神勣将军跑得倒也快，不到20天就到了巴州，不仅检查了住所，还把李贤“幽于别室”，逼令李贤自杀。二月二十七日，李贤死在巴州公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言之凿凿，说是“逼令自杀”，三者的资料来源都是《则天实录》，此事应该没有什么疑义。
　　
　　这个所谓金吾将军，不过是个管治安的武将，高级警督而已，怎么有胆量逼死故太子？所以逼迫死李贤，毫无疑问是武则天授意。后来的处理恰也证明了这一点。丘将军三下五除二完成任务，还都复命，武则天却又宣称他擅杀，把他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刺史，当然很快又官复原职了。
　　
　　如果真是擅杀，他丘将军就要脑袋搬家，哪里还会有什么刺史做？
　　
　　显然这是武则天在非常时期的过度反应，怕废中宗会引起宗室和朝野不服，有人可能会利用李贤之名造反，李贤本人也可能趁势而起。
　　
　　李贤安然度过了高宗驾驶崩的国丧期，却为一场与他毫不相干的政变而送了命。他之死，武则天决不会有什么怜惜，因为“四瓜”中惟有这一瓜，才是真正有一点儿反骨的。
　　
　　这就是武则天夺权史上著名的“废帝杀子”事件。
　　
　　后世也有人反复研究过几部史书所载，认为是丘神勣将军做事做得太认真了，把李贤关到了石室里，看管甚严。李贤不管怎么有反骨，总还有一些名士气，不像政治家那样抗折腾，一看如此，以为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自杀。但即使是这样，也等于逼死，不能为武则天开脱些什么。
　　
　　对武则天来说，人死了，也就好办，死后的文章可以好好做。武则天专门在显福门为李贤举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一年后，又追赠李贤为雍王。这事，就这样做了个了结。
　　
　　李贤的家人，却一直留在巴州不许回来。一直到武则天死后，“三瓜”李哲复辟，才把李贤尚存的唯一儿子从巴州接回。又后来，到了“四瓜”李旦二度登基，才追赠李贤为太子，谥号“章怀”，陪葬乾陵，可以去跟老爸在地下诉诉冤了。后世也就习惯把他称为“章怀太子”。
　　
　　庄子的书里说过：“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李贤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最有才气的一个，风流倜傥，千年之下也可以想见。可是不仅皇帝没捞着做，而且又死得最冤。
　　
　　圣贤说的对啊：有才犹如红颜，福祸真的太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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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带说一下，1971年陕西省博物院在乾陵东南方挖掘了章怀太子夫妻合葬墓，可惜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陪葬损失了一些，章怀太子夫妇的骸骨也残缺不全。但仍有一批陶俑和三彩殉葬品，墓中壁画也保存完好。
　　
　　此次还出土了神龙二年（706年）的《雍王墓志》与景云二年（711年）《章怀太子墓志》。其中，《章怀太子墓志》以骊姬谗害太子申生、江充谗害太子据的典故，比喻李贤谋反案的冤情。墓志文辞华丽，记录了章怀太子的准确死期。斯人逝时，年31岁。
　　
　　今人若读到《后汉书》中有“章怀注”的词条，即是李贤带领儒士们撰写的。这位在历史上电光一闪的人物，留给后人的似乎惟有伤感。
　　
　　再说那位被当今年轻人说成“中国历史上十大搞笑皇帝”之一的中宗李哲，现在已是庐陵王了。在被软禁三个月后，于当年四月与老婆孩子一起被迁到房州，到了地方，屁股还没坐热，四天后又改迁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幽禁在他已故伯父李泰的故宅里。前面我曾提到过，太宗之子魏王李泰争皇位失败以后，就是被贬到这里的。
　　
　　武则天让这一大家子人辗转于途，又安排了这么一个灰暗的地方落脚，就是要从精神上摧垮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
　　
　　这位心里只装着老婆的废帝，果然沮丧得很，想死。多亏他那漂亮而又富于心计的老婆韦氏给他鼓劲，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意思是说，倒霉最多不过倒一阵子，不可能一辈子翻不了身。谁都免不了一死，你急什么？
　　
　　患难见真情啊！经过开导，这位废帝稍有振作，随之立下毒誓：“一朝见天日，势不相禁忌！”（《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我若翻了身，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又开始搞笑了。
　　
　　韦氏在流放地生了小女儿，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也大受李哲溺爱。李哲的宽纵，成为后来韦氏和安乐公主乱政的远因，那已是在本书叙述范围以外的事了。
　　
　　李哲这个废帝，被废得也很冤，他极力抬举的老丈人韦玄贞，还真就不是个热衷于权谋的人。
　　
　　据说，这老人家为人很淡泊，喜欢游山玩水，且原先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文吏，估计性情跟陶渊明差不多。因为搞笑皇帝的一句话，韦玄贞一家也跟着倒了大霉，被流放到钦州，他后来就死在那儿了。老伴更惨，被当地首领杀死。韦氏的四个兄弟中，有两个弟弟不禁折腾，也死在了钦州。直至捱到母亲死后，废帝做梦似地复辟了，才把老丈人的其余家属接了回来。
　　
　　——嫁女儿，看来也得小心点儿，尤其不能嫁给搞笑的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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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态发展到此，武则天下一步想要干什么，许多人都有所预料了。她的“废帝杀子”，在当时就有人在背后嘀嘀咕咕，直到如今，也还有人说她有权术、心够狠。
　　
　　她的这几颗宝贝瓜蛋儿，到现在是被摘得七零八落了，皇子们的坎坷命运也博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不然后来不会有《黄台瓜》出来。
　　
　　但是，个人的命运有时与历史的轨迹并不一致。
　　
　　在一个皇朝新开基业、大有希望向上走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潜在的“历史期待”，那就是国家渴望强人，百姓渴望明君。可是专制制度却决定了，这种期待本身没有什么作用，谁能最后站出来，完全出于权谋、时势和机运。在那种体制下，不会有代表全民意志的选择机制。因此，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揭幕以后，是哪一个人站出来了。
　　
　　秦灭六国，隋定天下，基业不可谓不大，但是紧跟着雄主后面站出来的人，实在太糟糕，因此国运转瞬而衰。古代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君主的性格、能力和品质（在商业用语的意义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
　　
　　大唐也有这个问题。从开国时起，到“开元盛世”，李渊、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就是四座首尾相连的桥梁，一步步把国运渡向上去。
　　
　　很难想象，在太宗之后，高宗抑或李贤、李哲、李旦，他们哪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武则天的“冲上前来”，无疑是应合了历史的期待。说她夺权的动机是个人欲望也好、是帝王野心也好，但只要是于国家有好处，我看，就不应受到那么多的指责。
　　
　　在帝王中，没有私欲，单纯要为人民做个好皇帝的，百无一二，为什么独独要苛求武则天？
　　
　　如果她在揽权之后不思进取，那么说她不过就是个权谋家，也还有道理。但是，这位六十老妇在完全掌握政权之后，还是有一番大作为的，大唐盛世的帷幕，就是由她亲手拉开。仅此一点，她就足以屹立于历代“英主”的群像之列！
　　
　　在临朝称制之后，对付潜在不满的舆论，她使用了恩威两手。对政变功臣委以重任，对不满者给予无情打击。
　　
　　政变过后，曾有参与废帝行动的十多个飞骑（皇家卫队）军士在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发牢骚说：“早知道没有封赏，还不如拥戴庐陵王当皇帝。”座中一人起身偷偷溜出，直奔北门告密。酒席未散，在场者即全被逮，囚禁于羽林军监狱。次日，太后下诏，非议者斩首，其余知而不报者处以绞刑，独告发者授以五品官职。据说，告密之风就由此兴起。
　　
　　武则天一向信任的老臣刘仁轨，对临朝称制也有看法，曾上表劝谏，还举了吕后任用外戚被后世嘲笑的事做例子。他认为，现在应归政给睿宗，才是正道理。老刘的态度很坚决，并提出要告老还乡以明志。
　　
　　武则天知道刘仁轨道的分量，也知道他提这建议是大公无私，于是以出奇的温和态度予以劝解。她派侄子、秘书监武承嗣持她的亲笔信，专程去长安安慰老刘。
　　
　　信中辞意恳切，甚至把老刘比做萧何，说：“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她特地解释：自己临朝，是因为皇帝还不懂事，所以只是“且代亲政”。至于提到的吕后事例，武则天也没恼火，反而说“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也就是说，你提的意见我一开始很茫然，但仔细一想，可以无则加勉啊！
　　
　　最后，武则天劝老爷子还是以匡救天下为怀，就不要以年老的借口告退了。
　　
　　至尊者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老刘也就不好意思再坚持，于是再无话，继续为太后守好西京。刘仁轨德高望重，他一给安抚住，舆论也就渐渐平息了。各地官员见风使舵，竟争言祥瑞，以表示衷心拥护太后临朝。
　　
　　此刻风平浪静，万里山河可谓都在股掌之中。且看下一个篇章，一位踌躇满志的老太太该如何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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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两天了，怎么还没有新文章出来啊，楼主，我今天至少开了五遍都没有新的，热切期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