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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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搞，不可忍了！“二圣”决定用兵，派名将薛仁贵任逻挲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大总管。
　　
　　这阿史那道真，名字像个外国人。不错，他是混血儿，乃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与衡阳长公主所生。
　　
　　阿史那社尔是唐初相当有名的一位传奇人物，这里先回过头去略说一下。贞观十年（636年），阿史那社尔在突厥内乱中战败，率部归唐。太宗视他为兄弟，任命他负责守卫皇宫北门（玄武门）。一年后，他迎娶了太宗的亲妹妹衡阳长公主，成为大唐驸马。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带兵西征天山一带的西突厥。
　　
　　此战大获全胜，唐军连破处月、处密二部，攻占龟兹的都城——拨换城等五座城，于碎叶川西大败西突厥军，俘龟兹国王和公卿。
　　
　　这一战，也震动了整个中亚，西域有七百余城摄于大唐声威，争先请降。唐的疆界，一下就推进到了帕米尔高原和中亚。
　　
　　唐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悲痛欲绝，请求殉葬，但高宗没批准。永徽四年(公元655年)，阿史那社尔死，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其父如此，其子也必不差。
　　
　　另一位将领郭待封，就是在高丽战场上写藏头诗向李勣求援的那位。
　　
　　这次征吐蕃，派出的将领阵容不弱。从薛仁贵的领军头衔来看，唐对拉萨也是志在必得。但是，问题就出在将领不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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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个上午加下午，终于看完了，财务成本一眼没有看，但是真的非常精彩，原来地球人都很聪明，期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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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仗开始打得很顺手。薛仁贵经过多年历练，已非复当年吴下阿蒙，胸中也有一点儿韬略了。十万唐军行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准备奔袭乌海（今青海兴海县），薛仁贵拿出了作战方案。他对两位副将说：“乌海险远，军行甚难，锱重跟随，恐难成功。今宜筑两栅于大非岭上，锱重悉置于栅内，留二万人守卫，我等兼程前往，乘其不备，必能破敌。”
　　
　　随后，薛仁贵即率所部先行一步，阿史那道真为后援，兼程疾行。郭待封率二万人暂屯大非岭，保护锱重。
　　
　　这个部署，非常得当。唐军一路冲去，在积石河口遭遇吐蕃军，果然一战而胜，又进军至乌海驻扎。然后，薛仁贵便派兵一支去接应郭待封的锱重队。
　　
　　哪知道派去的兵到了地方一看，郭待封已将锱重全部弄丢了！大军远行，这不是要了命么？
　　
　　　　锱重怎么会丢？原来，都是这个郭待封惹的祸！他原先的官职与薛仁贵平级，这次深感耻居薛后，于是屡次抗命，闹开了情绪。薛仁贵让他原地坚守，他偏不听，非要押着锱重缓缓前行。
　　
　　这一着实在是险棋！果然，半途上突遇吐蕃大军二十万来攻。唐军就是再神勇，又怎能护得住一大堆粮草器械？
　　
　　郭待封情知不妙，硬着头皮迎战。结果不用问，东西给丢了个一干二净。
　　
　　薛仁贵听到败报，气晕了，只好急速退兵至大非川，等候朝廷增援。
　　
　　吐蕃方面的统帅，是宰相论钦陵。这也是一位能打仗的好手，他不给唐军以喘息之机，又率四十万大军来攻。唐军顶不住，再次大败。薛仁贵见取胜无望，只得派人与论钦陵约和，而后率残部东归。
　　
　　这一仗打得太窝囊。“二圣”闻知后震怒，下令将三统帅逮至京师，皆免死除名。
　　
　　副手自作主张，搞坏了战局，这在先前征突厥时就有过一次了。看来，唐军的前线指挥问题，显庆元年（656年）以来一直就没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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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仗没打好，吐蕃的崛起就更加势不可当。其势力所及，东接凉、松、茂、嶲等州，南邻天竺（今印度、尼泊尔），西至葱岭、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俨然一超级大国了。仪凤元年（676年）前后，又频频侵扰唐境。
　　
　　天皇、天后便命宰相刘仁轨出镇洮河（今甘肃西南部）。这个刘仁轨当然很知兵，但是他与朝中另一宰相李敬玄不和。刘仁轨有事上奏，李敬玄就要捣捣乱。刘仁轨有气难平，竟把国家大事当了儿戏，推荐李敬玄来替他，奏道：“西边镇守，非敬玄莫可。”
　　
　　其实这个李敬玄并不是个坏人，史书上没有关于他的劣迹，反而称他“风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他博览群书，是个典型的文人。贞观末，高宗在东宫时，马周就把李敬玄推荐给了高宗，后召入崇贤馆侍读，曾在吏部（更名后叫“司列”）任职。这个人工作起来也很干练，史载他“典铨有序，选者岁万馀人，每于街衢见之，无不知其姓名，时人服其强记”。好家伙，万名候选干部，一见之下都能叫出名来，着实是个好记性。
　　
　　两人闹别扭，据说是因为文人相轻，刘仁轨虽然在征东时一战成名，但是还是把自己列入文人之列。另外一个说法是，刘仁轨以前为李义府所不容，是反武派；而李敬玄是许敬宗提拔起来的，与拥武派渊源深厚。两人阵线不同。
　　
　　李敬玄听说刘任轨推荐他去接任洮河道大总管，知道这是老刘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就奏请改派他人。
　　
　　据记载，那天正好高宗听朝，见李敬玄再辞，就说：“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
　　
　　皇帝都这么说了，文人李敬玄只好硬着头皮去领一回兵。高宗为何在这时候蛮不讲理，不得而知。有论者说，高宗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武后专权的不满，我觉得不大可能。高宗也许就是认准了有行政能力的人，也一定能带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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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注定了的失败之旅。李敬玄推辞不了，带着工部尚书、检校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一班将领，率兵18万，浩浩荡荡西去。这是仪凤三年（678年）九月的事。
　　
　　这李敬玄全不知兵，临阵心又怯弱，与他搭档的刘审礼却正好相反，勇莽无谋，就知道冲杀。这个搭配，令人悬心。果然，入了吐蕃境内，唐军的情况就不大妙了，李敬玄的主力沿途逗留，刘审礼一部只顾往前闯，两军前后相隔已远。
　　
　　这个情势，正是吐蕃求之不得的。吐蕃宰相论钦陵率十多万兵，看准战机，把刘审礼一支团团围住。刘审礼拼死抵挡，只望着李敬玄来救，偏偏李敬玄率后军就是迟疑不进。可怜刘审礼一身蛮勇，怎么也突不出重围，身中数箭，被吐蕃兵拿将去了。
　　
　　吐蕃的统帅论钦陵不仅是个好战分子，也是个善打仗的能手，首战得胜，立刻就进兵袭击李敬玄。李敬玄听说刘审礼被擒，慌了，连忙奔逃到承风岭。这时候敌骑漫山遍野，蜂拥而来，灭顶之灾眼看要降临。
　　
　　可巧承风岭下有大沟，李敬玄急忙命将士守住大沟，在己方加土自固。论钦陵则屯兵对面高山上，居高临下，逼住唐营，声势甚猛。
　　
　　李敬玄不是刘仁轨，没有武略，愁得不知所措。
　　
　　但孬人居然也有天佑。唐左领军员外将军、百济降将黑齿常之，这时也在队伍中。他这家伙倒是有胆有谋，乘着天黑，只率了敢死队500人，便悄悄去劫敌寨。吐蕃想不到还有这等不要命的，一时大乱。论钦陵虽然还稳得住，怎奈他的右营部将跋地设不知唐军虚实，领兵就逃。军心一乱，论钦陵压不住，只好跟着也退了。
　　
　　　　黑齿常之杀了个痛快，从容回营。李敬玄大军才得以徐徐退走，进入鄯州。
　　
　　　　刘审的儿子易从，听说父亲陷于敌手，便自己绑了自己，到朝门请求入吐蕃以身赎父。这简直是天朝耻辱！高宗、武后也没别的办法，恩准他去“省亲”。等刘易从到了吐蕃，刘审礼已伤重身亡。刘易从悲伤得昼夜哀号，连吐蕃人也生了怜悯心，准许他把尸体带回去。据说，刘易从就赤脚徒步，背着父尸回到了大唐。
　　
　　这次黑齿常之力挽危局有功，高宗、武后提拔他为左武卫将军，把李敬玄召还朝，贬为衡州刺史。此外，还有一位监察御史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在李敬玄大败之后，他收集散亡兵士，唐军声势才稍稍振作。高宗、武后看好他的胆略，就命他去宣谕吐蕃（去开导人家）。
　　
　　吐蕃大将、论陵钦的兄弟赞婆，以盛大的兵容来迎这个说客。娄师德对他们一番开导，仔细陈说了利害，把赞婆听得口服心，情愿讲和。此后大约有一年多，吐蕃兵不再入唐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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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检验将才的唯一标准。此后数年，唐对付吐蕃主要就靠黑齿常之了。黑齿先为河源(今青海西宁)军副使，永隆元年（680年）领兵击退吐蕃的再次袭扰，由此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他认为河源为唐蕃双方力争的冲要之地，必须守住，但这里地处边远、运输不畅，粮食问题解决不好，于是就筑起了烽火台戍所70余所，开屯田5000余顷，年收粮500余万石。
　　
　　河源防线的军粮充足后，再无后顾之忧，把吐蕃的进军脚步给死死挡住了。
　　
　　吐蕃将军赞婆不甘心就这么被黑齿常之制住，也率部3万人在良非川(今青海共和县恰卜恰河) 屯田。两军搞起了生产大竞赛。
　　
　　高宗审时度势，决意打一个主动仗。于开耀元年(681年)五月，命黑齿常之出击。唐军精骑万余夜袭吐蕃兵营，大获全胜，斩首2000级，缴获羊、马数万。赞婆不好好记住娄师德的劝谕，这次输得狼狈不堪，仅单骑逃走。
　　
　　　　史载，黑齿常之在河源军前后共7年，吐蕃兵畏之如虎，多年不敢犯边。
　　
　　在这个前后，突厥的旧众也先后复叛，好在都被唐军迅速平定。在平定东西突厥余部的战争中，涌现了一颗新的将星，也陨落了一颗老的将星。新星就是早年因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被人告了密的裴行俭。这人文武兼备，被贬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后，很快又被高宗、武后起用，后来一直上升，曾当过安西都护。在平定叛归吐蕃的西突厥余部时，他出了个主意并受命实施，以护送滞留唐廷多年的波斯（今伊朗）王子回国的名义，假道西突厥。在当地召集了他在西州结识的众部落头领，汇聚了万余人，以打猎为名，兵不血刃，就将西突厥两个首领擒获。
　　
　　陨落的老将就是薛仁贵。在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又有余众反唐，薛仁贵奉命前往云州（今山西大同）征讨，敌帅闻其大名而丧胆，不战而逃。薛仁贵斩获三万余人，大捷而归。回到代州（今山西代县），不久患病死去，终年70岁。
　　
　　西境战争连绵，东境后来也一直不安宁，高丽余众不断有反叛。最可气的是新罗，现在已全然忘了当年的救命之恩，居然派兵助高丽余众与唐军作战，同时还公然占据已归唐朝管辖的百济旧地。
　　
　　天下还这等忘恩负义之徒！高宗、武后震怒，于上元元年（674年），派刘仁轨领兵征讨新罗，把这昔日的小兄弟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新罗畏惧，遣使者入贡谢罪，这才算罢了。
　　
　　但是由于西境突厥、吐蕃方面的压力太大，高丽余众又一直反叛不断，唐廷终究无力顾及，只得在后来的仪凤元年（676年），将安东都护府移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默认新罗独占半岛，对部分高丽旧地也放弃了直接管辖，而只是让亲唐分子去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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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这一段的边境战火，令人感慨系之的事很多。后世有论者指出，高宗一朝的对外战争，以总章二年（669年）为分水岭，前面是一连串的辉煌，屡败敌国，领土骤增；而后面则是从顶峰跌落，开始出现令人惊异的惨败。财政困难，防线过长，两面作战、用将不当等一系列潜在问题开始暴露。
　　
　　咸亨元年（670年）与吐蕃的争锋，名将薛仁贵居然吃了大败仗（尽管事出有因），唐被迫罢安西四镇，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危机已然爆发。
　　
　　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仪凤三年（678年）再征吐蕃的惨败。这次对外战争，时机不可谓不好，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完全有可能获胜。
　　
　　其时为吐蕃国丧期间，选择的战机是敌国人心不稳的时期，正确。
　　
　　除了李敬玄的主力之外，高宗还敕令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等调动剑南道(今四川成都)之兵，予以配合，做了两线部署，正确。
　　
　　高宗还派了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赴黄河南北广招精兵良将，组成精锐的参战部队，保证了主力军的战斗力，正确。
　　
　　派遣兵力总计18万，对一次远征作战来说，人数相当充足（参照征高丽动用约13万人）；丝毫没有轻敌，正确。
　　
　　可是，为什么主帅偏偏要选用一个在军事上纯属窝囊废的李敬玄？这项人事安排，高宗、武后难道没过脑子？
　　
　　草民我在读唐史的时候，深感1000多年前的古人，思维方式、行事准则与今人有太多的不类之处。不像明清与近世接近，其人其事，当代人都很好理解。
　　
　　所以，对这场战争中的失误，我只能对其原因做一般性的推测。一是高宗、武后可能觉得只要兵员充足、兵卒健锐，就一定能马到成功；二是希望李敬玄能像刘仁轨在高丽那样，以文臣身份在战场上出奇制胜。
　　
　　上述第一个原因，其实还是是轻敌。第二个原因，则是犯了经验主义毛病。刘仁轨的意外胜利，有具体的主客观因素，是不能复制的。况且刘仁轨当时的处境，是偏师（增援部队）和次要战场（高宗曾考虑放弃），即使败了，于全局的牵动也有限；而李敬玄面对的则是率主力与论钦陵大军决战，让他挂帅，实在是冒险。
　　
　　两次大败，给“大唐必胜”的狂热大大浇了一瓢凉水。
　　
　　在高宗朝对外战争的初期，因为取胜容易，战争时间短，平民百姓渴慕军功，都争先投军。有的甚至“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正合唐诗里写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可是到后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战争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出征时间拖长，胜利没有把握，甚至把性命搭上也说不定，因此民间厌战情绪抬头，连兵源都发生困难了。
　　
　　武则天的息兵建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战争不光是战争，还要考虑国力、民力，要有远交近攻的总体战略——这些，武则天都做过认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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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唐廷在后来推行的对外策略来看，可以推断出，她思考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前一段四境武功战果辉煌，是因为国力强大、百姓富裕。但是，大唐不是以军事扩张立国的帝国，对外战争是为了国内百姓安居，一旦军事负担透支，百姓厌战，战争就必然撑不下去。这是其一。
　　
　　当东、西、北几面受敌时，决不可均衡用力、四面出击，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把对大唐威胁最大的敌国作为主要打击和防范对象，其余国家能和就和，再不然就以夷制夷。这也是考虑到了不能无限度地使用国力。这是其二。
　　
　　对暂时啃不动的敌国，就采取守势，不能赌气，不能为了面子就发动一场劳师动众的战争。一定要有充分耐心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哪怕把任务留给下一代。这是其三。
　　
　　对可能复燃的游动部族之敌，要趁其羽翼未丰就干掉，不能养痈遗患，闹到将来不可收拾。这是其四。
　　
　　所以，武后考虑的这个“息兵”政策，并不是主张放弃强大国防、全面收缩，而是主张对国际关系要有理性的处理。
　　
　　当时的唐之周边关系，与我们今天正相反。当时东部的敌人，无论从国力、战略纵深和作战特点上，都不能对唐本土构成太大威胁。新罗就是再忘恩负义，也不过就是想在半岛上当个统一的老大，还不至于到唐的本土来攻城掠地。因此，东边是次要之敌。
　　
　　威胁最大的还是西部的两大强敌——突厥余部和吐蕃。一个要复仇，一个要扩张，都在咄咄逼人的崛起过程中，唐的西部领土是在他们的战略版图之内的，因此必须全力对付。
　　
　　从显亨元年（670年）起，安东都护府两次后撤，最后撤至辽东，彻底放弃了半岛，除了高丽余众不好管理的因素外，主要也是出于上述战略考虑。
　　
　　这一时期，高宗虽是与武后联合执政，但从某些迹象上可以看出，两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回想当年征高丽，高宗兴奋得跃跃欲试，差一点儿就要率六军亲征。而武则天则公开上表劝阻，用舆论的力量制止了他。
　　
　　此外。在武则天后来单独执政时期，也一直坚持奉行息兵政策。可见，她不是一个穷兵渎武的统治者，这是近世绝大部分史家的定论。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当然也引起了高宗与武后的反思。黑齿常之的被擢拔、被除名的薛仁贵的起复，以及一大批新老将领对稳定西北的贡献，都说明在用将上，唐廷也十分谨慎了。
　　
　　有人研究过，高宗后期，唐与外族友好往来的频率突然增加，有很多还是与唐并不接壤的远邦。可以推断，这个变化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实行的，就是为了远交近攻。
　　
　　高宗对“建言十二事”相当赞赏，曾下诏褒扬，并要各衙门去执行。其中比较重要的“息兵”一条，看来也被高宗欣然接受，正式成为国策。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四境渐趋稳定。高宗一朝，边境上共设有五大都护府。大唐的声威，远被欧亚。
　　
　　我们来看这时曾有过的疆域——
　　
　　安东：初期治所在平壤，后移至辽东新城，所辖远至乌苏里江以东，包括黑龙江两岸入海口处；
　　安北：治所在今蒙古杭爱山东部，所辖今蒙古与西伯利亚南部；
　　单于：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今内蒙、阴山与河套；
　　安西：治所先在西州（吐鲁番），后移至龟兹（库车），再移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所辖远至咸海；
　　安南：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即原来的交州都督府。史载“统海南诸国及境内诸羁縻州”，即辖今越南北部、中部。
　　
　　再加上后来武则天的大周又设立了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
　　
　　此为著名的唐“六大都护府”。
　　
　　如此的疆域，怎不叫人拍案慨叹！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壮哉，我之大唐！
　　
　　就这样，武则天终于找到了本朝对外用兵的症结，拿出了一副好药方。“建言十二事”虽然仅有短短百字，但却凝结着治国安民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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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 清秋子

更新太慢

我都看了心急如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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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腕临朝】
　　　　
　　
　　
　　　　
　　23、先后两位太子或死或废的谜案
　　
　　
　　叙述到现在为止，我讲仍然是高宗与武则天联合执政的事。武则天在当了大周皇帝以后，曾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是说：“朕辅先帝（高宗）逾三十年，忧劳天下。”（《新唐书*武后传》）
　　
　　她这里说的“逾三十年”，只是个大略数字。如果从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从感业寺归来起算，到高宗驾崩，是31年多；如果从永徽六年（655年）当皇后起算，是27年多；如果从显庆五年（660年）正式辅政起算，则是23年不到。
　　
　　武则天对最高权力的获取，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拿到的，而是在这20多年中悄悄渐进的。有人把她参政后的时间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高宗日日临朝，而武后只是偶尔为之；第二段是两人临朝必同进同出，此为“二圣”时期；第三阶段是从上元元年（674年）起，武后日日临朝，而高宗倒是有一搭没一搭了。
　　
　　有人做过形象的比喻，说高宗手里的权力，是像沙漏一样，一点一滴“滑落”到武后手中的。不错，说得妙！
　　
　　高宗到后来就很苦了，跟韩国夫人母女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之后，在武则天的严密管制下，连别的女人也碰不得了。武则天以老婆多了有害健康为由，对六宫制度进行改革，把妃嫔编制大大压缩，一品妃为二人，名称改做“襄德”，二品嫔为四人，名称叫“劝义”。看看这官名吧，哪还有女人味儿？可以想见，高宗额外的性生活大概基本被取消。
　　
　　其余的，就是打杂、伺候起居的宫女了。皇帝的后宫规模，比一般王公大臣都不如。
　　
　　老婆管得死，倒还可以忍受。而权力的日益丧失，则是关乎国本的问题。
　　
　　这期间，高宗是有所警觉的，也爆发过不满，“废后”事件就是一例。但当他有所“觉悟”时，已被武后死死钳制住了，动弹不得。宰相班子几次换血，“后党”充斥；北门学士也已羽翼丰满。所有的亲信大臣旋起旋落，都不敢发一言，唯一一个敢掺合的（上官仪），也白白掉了脑袋。而且，自己的身体也不争气，朝政不让老婆处理，谁又能行？
　　
　　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到了太子，对太子寄予了厚望——我是软蛋了，但儿子一定得强一点儿，将来总能做主，不至于大唐老是阴盛阳衰，潜藏着难以估量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