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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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夏王李道宗此时提出建议，他认为，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弱，因此请拨精兵五千，直趋平壤，一举拿下。若如此，来的这15万援军也必不战自溃。如果太宗采纳了这一建议，此次征高丽的战略意图就可以完全实现。可惜，可能是出于谨慎，也可能是太想亲自指挥打一个漂亮仗了，太宗没有答应。
　　
　　为诱敌深入，太宗先命将领率突厥兵千余人挑战。刚一接战，唐军即假作不支，纷纷后撤。高丽兵都以为唐军软弱，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 8 里的六山（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 40 余里。
　　
　　太宗登山察看了形势，穗亲自做部署，令李勣率步骑一部在西岭布阵，诱敌出击；长孙无忌率精兵万余，埋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自己亲率步骑四千，携带鼓角旗帜，潜伏于高丽兵营之北的高峰之上。约定明日开战，三支队伍闻鼓角一起出击！
　　
　　部署完毕，太宗又命人搭起受降帐幕，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
　　
　　六月二十二日，总攻开始，各路唐军鼓噪而进，将高延寿人马围在了在核心。高丽军猝不及防，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间，天色忽变，阴云密布，有耀眼闪电连番劈下，状极奇丽。但见战场上，一员白袍唐将跃马而出，手持方天戟，腰挎两张弓，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军惊恐万状，皆披靡而逃。唐军气盛，三路齐发，越战越勇，将高丽军击溃，斩首两万余级。
　　　　
　　这个有如天神下凡的白袍将军，就是在《隋唐演义》里大名鼎鼎的的薛仁贵。薛仁贵名礼，字仁贵，是绛州龙门（令山西河津）人。他自幼贫寒，习文练武，有膂力，以务农为生。这次征辽，他到将军张士贵门下应募，被收为部属，是为著名的“白衣从军”。
　　
　　在两军对垒中，他服装奇异，胆魄过人，真是大大出了一把风头，可以说是唐朝的一场超级男子秀！
　　　　
　　在山上观战的太宗果然注意到了这个奇人，大为赞赏，战后论功，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职守皇宫玄武门（北门）。及征高丽还军后，唐太宗还特对薛仁贵说：“朕旧将皆老，欲擢骁勇付之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又加封薛仁贵右领军郎将。由此薛仁贵骤然崛起，成为初唐将领中的一员新秀。
　　
　　大战方歇后，高延寿、高惠贞率残兵败退至山上，依山自保。但又被唐军团团围住，欲归无路，只得请降。
　　
　　太宗按辔徐行，查看高丽营垒，对侍臣说：“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佑我也！”随后下马再拜以谢天。
　　
　　降将高延寿等膝行而前，拜伏请命。太宗面有得色，傲然问道：“后敢与天子战乎？”
　　
　　这也是一代雄主的千古名言了！
　　
　　太宗从俘虏中挑选褥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以军职，迁居内地。其余兵士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平壤去。只有靺鞨兵3300人因冲撞了“圣驾”，被全部坑杀。获释的高丽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
　　
　　经此一战，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行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此战后，太宗改所驻扎的六山为“驻跸山”，令人制作了《破阵图》，又让中书侍郎许敬宗写好纪念文章，勒石以纪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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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了高丽援军，转过头来该收拾安市城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不仅城池高峻，且守城的名将杨万春也是个奇人。当年盖苏文篡权作乱的时候，独有杨万春不服。盖苏文派兵攻伐，却怎么也打不下来这座城，只好默认杨万春在安市城的权力。
　　
　　太宗知道安市很难攻，杨万春也绝不会出城与唐军野战，于是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因为此时张亮率领的水军正在围攻建安城，拿下了建安，安市就成了一座敌后孤城，困也把它困死了。
　　
　　但李勣不同意，认为西攻建安，唐军离后勤补给基地辽东城的距离就太远了，如果安市的高丽兵冲出来截断唐军后路，情势必然危殆。他坚持要“先攻安市”。
　　
　　当今有研究者认为，李勣之所以持有保守的观点，是因为皇帝御驾亲征，万一出了危险谁也担戴不起，所以宁肯用笨办法。大军统帅是这样一个意见，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先一步一步地啃吧。
　　
　　八月十日，唐军切断了安市与建安的联系，开始攻城。城内高丽守军士气高昂，死守不弃，且每次看见太宗的旌旗、麾盖，必登城鼓噪，弓矢乱发。
　　
　　太宗何曾受过如此的羞辱，勃然大怒。李勣便请求，于克城之日，将城中男子尽诛以泄愤。这消息不知怎的传入了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
　　
　　百战百胜的唐军这次却无论如何也啃不下这块骨头了。
　　
　　高丽降将高延寿见此情形，献策道：可移兵进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乌骨守军薄弱，大军可朝至而夕克。然后麾军南下，平壤即唾手可得。群臣诸将基本附和这一意见，但长孙无忌出于谨慎却极力谏止，他也是怕扔下安市将来会腹背受敌。　　
　　　　
　　这次唐军若绕开安市，动作快一点，平壤估计就得自己先乱了营，不战而下也未可知。但是天子督师，唐诸臣众将谁都有一份无形的心理压力，就怕出危险。结果几次良机都这样被错过。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忽然传出猪叫鸡鸣声。众人不解，太宗却料定高丽军今晚可能可能会来袭营，这是在杀鸡宰猪犒劳敢死队。于是唐军做了充分的备。夜半，果然有高丽兵数百人缒城而下，太宗一见，跃马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兵死数十人，其余的只得退回城中。
　　
　　第二天，太宗又令江夏王李道宗发动士兵在城南筑土山，以逼近城内，作为发射点。城内守军也加高城上的建筑，双方较上了劲。如此，唐军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已不远，而且居高临下。李道宗派果毅（官职名）傅伏爱领兵驻扎在土山顶上，以防敌人袭击。
　　
　　谁也没想到的是，由于土山太高，屯兵过多，结果突然塌下，压倒了城墙一角！
　　
　　这是征高丽一役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刻。太宗的梦想，就断送在了这一刻。
　　
　　本来这是唐军突入城内的绝佳时机。但是唐将傅伏爱擅离职守，土山附近的唐军群龙无首。高丽守军数百人反而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在四周挖堑壕而守之，唐军竟无可奈何。
　　
　　太宗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下令一定要夺回土山。然而连攻三天，寸土未得。
　　
　　李道宗犯了大错误，吓坏了，赤脚走到太宗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免。但也有人说，失职的应该是李道宗，他没有做好防备城内守军反突击的部署。而傅伏爱当时已经尽了力量率兵抵挡，只是因为土山上唐兵太少而未果。
　　
　　战事就这么成了胶着状。一路破城而来的唐军，此时受阻于安市，如出峡之水渐渐失了冲击的势头。时间拖了快一个半月，进入了九月。辽东寒霜早降，草枯水冻，严冬将至，已不适于长期作战。加之唐军的军粮将尽，人马也难以久留。
　　
　　在万般无奈之下，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做出此行最英明的一个决定：班师。
　　
　　这场轰轰烈烈的征高丽之战，从三月自定州出发，至此，历时已半年有余。
　　
　　端的是，辉煌序幕——眩目高潮——黯然收场。
　　
　　回师前，太宗考虑到安市守将杨万春抵抗得也很不容易，特赐绸缎百匹以示嘉许。而杨万春则登城拜谢，遥送唐军返乡。
　　
　　这又是：庄严的开头——滑稽的结尾！
　　　　
　　归途上，霜色千里，满目苍凉，不知疲惫的唐军将士们有何感想——
　　
　　这一仗，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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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点战果，这次东征，唐军共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即攻克辽东、盖牟、白岩后新置州郡）居民 7 万人入内地。在几次战役中，共斩首 4 万余级，俘敌10万人（都发给口粮打发回家了）。又获牛马各5万以及大量粮食。
　　
　　而唐军自身战死仅近2000人，堪称奇迹。只是战马损失较多，大概死了十之七八。在撤军途中又不幸遭遇暴风雨，“士卒沾湿多死者”，具体损失是多少，未计。
　　
　　史载，太宗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之，叹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举也！”
　　
　　关于这个战例的成败得失，千年来可谓议论不休，而且于今为烈。这里稍作分析。
　　
　　这次出征，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争目标，那么失误到底有哪些？
　　
　　第一当然是轻敌。隋炀帝倾全国之力征伐高丽，劳民伤财，固然不对，但唐太宗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派兵太少。陆路大军为进攻主力，却仅有6万，一路留下来维持后勤保障线和守卫所占城池的，占去约1万。唐的大国军队优势，在具体战场上则变成了兵力上的弱势。以至于在安市一战中，两次都不敢下决心绕城而过。
　　
　　第二是水陆两军未能进行有效的战略配合，且水军战果太少，仅攻下一座卑沙城（亦在今辽宁海城），此后便“耀兵于鸭渌水”，建安城也没能拿下。对敌构不成实际威胁，无助于主力突进。
　　
　　第三是一线大将用人不当。因太宗怜惜名将李靖年纪太大，没有叫他随行，唐军少了一员猛将。据说，李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能将军”，适应各种类型的战争。唐军长于野战，但在攻坚战上略逊一筹，而进入高丽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攻坚战。至于水军的那个总管、刑部尚书张亮，据说基本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废物。
　　
　　第四是皇帝押阵反而导致束手束脚。太宗本人在历次战事中，一向敢于行险，但这次他并不是实际统帅，还带了整个“智囊班子”去，结果造成了决策犹豫。文臣武将都有怕担风险的顾虑，不敢出奇兵直袭平壤，只能以己之短（兵少路远），攻其所长（城坚地险），最终为坚城与气候所阻，未能实现战争目标。
　　
　　但是也有论者认为，战争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首先，这是自三国毋丘俭攻破高丽屠王城以来上百年间，中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丽，且收复了在南北朝时期被高丽夺走的许多辽东土地；其次是使高丽在战后无力再袭扰新罗，这就已经达到了惩罚战争的目的。
　　
　　唐太宗可没有这么达观，估计他的看法就是没胜，第二年还想征高丽，被朝议劝阻，改为由牛进达、李勣等人率军渡海袭扰。
　　
　　又过了一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还不死心，想趁高丽连年受灾、国力困弊，在明年发30万大军灭掉高丽，而且已经下令剑南道伐木造大船了。但是到了次年，太宗病逝，这个计划便搁置了起来。
　　
　　不过，要出兵30万征高丽，这个想法已是在步隋炀帝的后尘了。两代雄主，都要不计一切后果攻灭一个东边的小国，看来这个小国，也确实够让人头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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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未竟的东征事业，从显庆年间起，由高宗和武后接过来发扬光大了。高宗在贞观末年征高丽之役时，曾经监国，管过内外大事；武则天那时是宫中才人，也用心揣摩过太宗的谋略；两人对征高丽失利的印象肯定十分深刻。
　　
　　　　如何才能彻底征服高丽，他们做过周密的研究，这在以后唐军战略的改变上可以看得出来。
　　
　　永徽六年（655年）,休整了10年后的高丽、百济气焰复张，又联手压迫新罗，接连攻下新罗33座城。新罗上表向高宗求救。
　　老戏又重演了。高丽、百济违规，太宗在时也没怎么样，太宗不在了，他们更有何惧？
　　一开始，高宗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率军1万往击辽东,。唐军渡过辽水后，“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唐军“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这只是小规模的牵制性战役，打击力度不大，所以高丽并没被吓住。
　　
　　显庆三年（658年）和显庆四年（659年），唐又两次出兵辽东，斩获颇丰。连续几次的军事行动，虽然牵制了高丽的兵力，减轻了新罗的压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显庆四年末，百济又攻陷新罗的独山、桐岑二城，新罗王金春秋向唐廷连连告急。
　　
　　半岛形势恶化到如此地步，引起高宗与武后的高度关注。 此前，唐朝用兵重点一直在西域方面，现在西域稍定，可以聚精会神来认真对付高丽、百济了。
　　
　　高宗和武后早就意识到，仅从辽东方面出兵牵制高丽，远水解不了近渴。小打一下可以，打打又会陷入炀帝和太宗深陷过的泥潭。
　　
　　怎么办才好？
　　
　　要拯救新罗，从陆路进攻不能考虑了，只有渡海作战才能避开高丽的地利优势。而且渡海支援新罗，可以先打击百济。新罗的地理位置是在半岛的东边，而朝向渤海湾的这边，恰恰是百济的领土。其时，大将刘仁轨建议说：“欲吞灭高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这是在朝鲜半岛作战制胜的不二法门，甚至迄今仍然有效。从陆路由北向南推，后勤将越来越匮乏，攻击势头也会越来越弱。而登陆沿海，中心开花，对方就很容易呈瓦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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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和武后对这个建议极为赞赏，立即接纳，调整了针对半岛的战略方针。确定：先派兵渡海，与新罗联手打击百济，渡海远征军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再与辽东方面的唐军南北夹击高丽。
　　
　　显庆四年（659年），朝廷遣薛仁贵、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与高丽军激战于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新秀薛仁贵仍是一马当先，冲入敌阵，箭无虚发，所射者无不应弦倒地。
　　
　　接着，又与高丽军战于石城（今辽宁省辽阳县东北），遇一善射高丽将领，射杀唐军十余人，唐军无人敢当。薛仁贵见状大怒，单骑突入，直取敌将。该敌将被薛仁贵的神勇吓呆了，不及放箭，便被生擒。此战役唐军获全胜，预示着高宗时代对高丽战争的兆头很不错。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又攻新罗，高宗与武后开始实施新的战略，任命老将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统帅精锐水陆军13万渡海，进行登陆作战。又委任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军夹击百济。
　　
　　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战略构想:唐水陆大军船队从成山(今烟台)出发，横渡黄海，在半岛登陆后直捣百济都城泗比。新罗武烈王则亲率5万新罗军，从陆路由东向西夹击泗比城。
　　
　　这次唐军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首选打击点是敌方的软腹部，在另一战线又有助攻的生力军。这个新战略把太宗征高丽时的弱点完全避开了。这就是高宗与武后在战略思想上的高明之处。
　　
　　八月，苏定方的远征军船队从城山(今山东荣城)启航，至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百济军据熊津江口以拒。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一时扬帆盖海，无比壮观。百济军根本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死伤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
　　
　　但是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进展却不大顺利，遭遇百济名将阶伯所率的五千死士殊死抵抗，最后勉强惨胜。
　　
　　老将苏定方一向是个穷追猛打的高手，唐军水陆大军刚一站稳，就齐头并进，沿江而上，直抵百济都城泗比城外二十里。百济这时是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倾国来战，但已无济于事了。唐军再次大破百济军，斩首万余，又穷追残敌直抵泗比城下。
　　
　　百济亡国己成定局了！
　　
　　百济义慈王与太子隆仓皇出逃，次子泰自立为王，试图守城，但义慈王嫡孙文思认为这是找死，便率众跳下城墙投降，百姓也纷纷跟随。泰制止不了，只好竖起降旗。不久义慈王与太子隆也一起来降。百济宣告灭亡。
　　
　　从唐军出征，到此刻，还没出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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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济亡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高丽。苏定方率唐军主力约10万，分道北上进击。大将刘仁愿留守百济都城泗比城，王文度留守熊津江口。唐廷还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等5个都督府,委派当地的酋长分任都督、刺史。
　　
　　第二年是龙溯元年（661年），征高丽的大业让高宗心情激动，想效法父亲，也御驾亲征一把。他从陆路派出增援军直奔鸭绿江，并下诏表示要亲率六军跟进。但这一想法，被武则天极力劝止。——太宗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么？现在的问题是，境外的作战宜速不宜迟。
　　
　　高宗接受了意见，遂下令诸路军速攻高丽。
　　
　　其时百济虽亡，但各地的地方势力和守备军并未受到打击。亡国一个月后，百济各地就掀起了抵抗运动，蔓延全境。刘仁愿兵少力单，竟被困于泗比城。熊津江口方面，王文度一到任后就死了，部众无人管带。
　　
　　半岛南端的局势又麻烦了。北面，苏定方的主力现在已与高丽军接上了火，不可能回师南下解救。情势紧急，高宗乃派刘仁轨率领援军渡海，又令新罗军迅速西进，协助唐军解泗比之围。
　　
　　十月下旬，唐援军赶到，汇合王文度的部众和新罗军，大败百济叛众，成功地解了泗比之围。两位刘将军会了师，经过商议，他们一致认为津江口是进退要地，便退守于此，等候高丽战场上的消息。龙溯元年二月，百济将军武王的儿子鬼室福信，又率数万乱军扑来，但再次被唐新联军击败。
　　
　　我们再来看正面战场。龙溯元年（661年）四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再向高丽进攻，连战皆捷。七月，唐军进抵平壤城下。但唐军的攻坚能力似乎并没有多大提高，围住平壤后久攻不下。
　　
　　再看从北面陆路增援的任雅相一部，则在鸭绿江受阻。后来，契苾何力带领另一支援军赶到，两军汇合，大败盖苏文之子泉男生率领的数万高丽军。可是不久，任雅相却在军中病死。高宗见陆路增援不是十分顺利，为防不测，就让契苾何力赶快撤军。
　　
　　而平壤已成了吞不下的鸡肋，高宗便于次年二月，命苏定方撤围退兵。这次征高丽的行动就此告一段落。
　　
　　高宗审时度势，不死要面子，打得不顺手就撤，这是对的。但这样一来，留在百济故地的刘仁轨、刘仁愿一军就处于险境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一支孤军，在百济创造了一个大大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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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诏令刘仁轨便宜行事，或留镇新罗，或乘船撤回。但刘仁轨心中自有主张。此时北线唐军已撤，百济余部满心以为南线唐军早晚也要走，防备上也就疏忽了。刘仁轨的意见是，要灭高丽，必先彻底灭掉百济，如果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马上就会死灰复燃。那么，不仅此次出兵前功尽弃，以后也再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他不想走。
　　
　　这个意见得到高宗的认可之后，刘仁轨趁百济余部不备，突然出击，先后攻克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险要之地真岘城，一举打通了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牢牢站稳了脚跟。
　　
　　百济再也无力进攻唐军，九月，便派了使者赴日本请援。龙溯三年（663年）三月，日本天智天皇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考虑，同时也性在半岛上插一脚，便派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等大将率军27000人，渡海登上半岛支援百济，占领了新罗的沙鼻歧、奴江两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军的联系。
　　
　　五月，唐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000人的援军登陆仁存，与刘仁轨、刘仁愿部合兵一处，唐军声势大振。新罗文武王(原太子金法敏也)率新罗军，再次攻入百济。
　　
　　几路大军会师后，刘仁轨力主直取百济的屯兵之地周留城，诸将同意。由孙仁师、刘仁愿和文武王率步兵从陆路围攻周留城；由刘仁轨、杜爽率水军从水路经熊津江进入支流白江,封锁白江的出海口，切断周留城与海上的联系。
　　
　　这边刚刚谋划好，日本又向百济派出了万余援军。如此，日军在百济的总兵力就达到了42000余人，实力已相当不小。
　　
　　九月二十七日，两国水军在白江口狭路相逢，日军先向唐军发起了进攻。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日大战。两军舰船数量相差悬殊，唐朝水军为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军万余人，由6个大将统率，战船1000多艘。但唐朝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造海船以形体高大、性能良好著称于世，因而唐军在战斗力上又远超过日军。
　　
　　刘仁轨临敌毫不畏惧，指挥大唐水军沉着接战，进退有序，将日军舰队全部包围。
　　
　　唐军以两艘战船为一组，远则以火箭攻击，近则以船头撞击，充分显示了先进军事力量的素质。而日军则是由各地豪族的私人武装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只凭着一股蛮勇与唐军纠缠。日军将领盲目自信，以为靠勇气就能战胜一切，“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结果可想而知。
　　
　　唐军与日军互发火箭攻击，唐军的大型战船占了便宜，一旦着火，可以及时扑灭。而日船规模不大，着火后很快就会烧及全船。同时火势也会在自己舰队中蔓延。就这样，日军舰船接连被焚毁，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也被唐军乱箭射毙。
　　
　　白江口激战共打了两天，连战四阵，日军大败，战艘近半被毁，士兵溺死者不计其数。史书上关于此战的记载也非常的传神：“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百济新立国王扶馀丰从火中逃出性命，驾舟逃去了高丽。败报传到周留城，城中的百济余众与日军只得开城投降。百济全境归顺，复兴之梦彻底破灭。
　　
　　唐之国威，一战而成！
　　
　　白江口海战获胜后，唐军很快占领百济全境，与新罗一道，形成对高丽的夹击态势。日本方面也如惊弓之鸟，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日本本土，自次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以备唐军。
　　
　　这一战，对东亚格局也有着深远影响，日本在此后900年里再也不敢染指半岛。在此后不久，日本“遣唐使”的派遣进入高峰期，已开始的“大化改新”也越加深入，致力于建立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向先进文化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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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得很期待关于武则天的正剧出现。[em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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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唐高宗召刘仁愿、孙仁师回朝，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百济这个小国，穷兵黩武，不自量力，结果搞到“合境凋残，僵尸相属”(《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刘仁轨做了大量的恢复工作，掩埋骸骨，登记户口，修路架桥，赡养孤老。又在百济颁布大唐正朔及庙讳，百济人心大悦，各安其业。刘仁轨还在百济屯田积粮，训练士卒，把百济故地经营成了攻打高丽的前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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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百济有两位首领沙吒相如、黑齿常，他们在苏定方撤军后，招集百济亡众据险固定守。白江口海战后，各率所部归降唐军。刘仁轨见他们忠勇有谋，便力排他议，委以重任，为大唐收揽了两员大将。其中黑齿常在后来在边境战争中功莫大焉，稍后我还要讲到。
　　
　　此次征高丽中刘仁轨的一系列作为，意义非常重大，使这场战争保存了极有价值的战果。假如他当初选择了撤退，那么唐朝下一次进攻高丽的行动就会困难得多。
　　
　　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自幼清贫，但“恭谨好学”(《旧唐书•刘仁轨列传》)。原为文臣，经次一战，成了大唐著名军事将领、水军统帅。
　　
　　更令人感慨的是，此前在李义府逼死大理寺丞毕正义一案中，刘任轨受命审理案件，因秉公而断，得罪了权臣李义府，屡遭李的打击，在出征高丽之初，刘仁轨原负责监统水军输送物资，被立义府陷害，险些被处死。后被免职，白衣随军效命。
　　
　　所幸高宗、武后毕竟还是识人，在紧要时刻果断起用他为援军统帅，成就了一番大业。
　　
　　几乎就在征高丽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西部又起烽烟。龙朔元年（661年）三月，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屡次犯边。
　　
　　回纥也称回鹘，是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因喜乘高轮车，所以北魏时亦称高车，或称铁勒。隋至唐初，居住在娑陵水（今蒙古色楞格河）一带，分为九部（九姓），势力渐强。起初役属于突厥，贞观年间归顺了唐朝，隶属燕然都护府。
　　
　　高宗经过斟酌，命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征讨九姓回纥。而回纥九姓则拥众十余万拒唐军。
　　
　　薛仁贵在上次征高丽时练出了胆量，这次仅带数十骑当先开道。回纥见他人少，也只派数十骑前来挑战。薛仁贵见敌骑临近，大呼“看箭”，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回纥骑兵慑于薛仁贵神威，连忙下马请降。
　　
　　这时后面唐大军已到，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回纥大败，降众两万余。
　　
　　薛仁贵这个农夫出身的将领，忽然发了狠心，将降众统统赶下峭壁坑杀。接着，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
　　
　　薛仁贵回营后，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土长歌入汉关。”这一仗打得实在是狠，回纥九姓从此衰败，不敢再为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