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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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皇后废立之争进入短兵相接
　　
　　
　　一个看准时机趁势而起的小人物，掀动了永徽末年的政坛波澜。
　　
　　他叫李义府，也是一个知名于当时的好笔杆子。他是瀛州饶阳（在今河北）人，出身寒微，擅长文字。当年有人把他推荐给太宗，太宗要考考他的才学，即令他赋诗，他援笔立成，内有“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棲”之句。太宗呵呵大笑，曰：“吾将全树与汝，岂唯一枝？”
　　
　　他在贞观重臣刘洎、马周的推荐下，连任监察御史、太子舍人，算是李治一系的旧人马。到了高宗时代，水涨船高，升为中书舍人，成为草拟圣旨的圣手书生。其文名与中书令来济不相上下，时人并称“来、李”。
　　
　　但是他的后台刘洎，在贞观末年遭褚遂良诬陷而被赐死，马周也病死。所以在高宗时期，李义府的官虽然升了，长孙一派却老压着他，没有什么安全感。
　　
　　李义府为人阴柔，面常带笑，内心却颇狭隘猜忌，人送外号“李猫”。这著名的“李义府之笑”却打动不了阅人多矣的长孙。长孙对他心甚厌之，准备把他贬为壁州刺史。壁州在今天四川的通江县，山高水远，是唐代的“老少边穷”地区了。
　　
　　这消息被李义府提前获悉，不由惊慌失措，只好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从许敬宗那里多少知道些宫廷内幕，便怂恿李义府道：“皇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直恐宰相掣肘而已。君何不出面建言，富贵立至！”
　　
　　哦！这倒是！
　　
　　就在说话的当夜，李义府代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越想越是个好机会。于是说干就干，趁夜将表写好，天一亮就递了上去。他在表中声称：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应兆民之心。
　　
　　高宗见了这表，喜出望外，马上把他唤来面谈，赐给珠宝一斗以资鼓励，原拟贬他职的敕令也作废了。
　　
　　武则天也大悦，派遣密使前去勉励了这个小秘书一番。
　　
　　两人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废后一事，到现在都还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本想通过暗箱操作，以减轻舆论压力，但长孙无忌又臭又硬，就是不同意。这事情竟然就卡壳了。
　　
　　李义府是第一个把这事公开挑明的朝官，这表示了废后也是有人拥护的。话一旦可以公开说出，局面就会有松动的希望。
　　
　　为了嘉奖他的首倡之功，不久，高宗就把他提拔为中书省的副职长官——侍郎，正式进入了中枢，由小臣翻为大臣。前几天对于贬窜巴山蜀水的忧虑，立刻一天云散！
　　
　　“李猫”的这一声叫，石破天惊，朝中立刻就有响应的，忽喇喇冒出了一大批敢淌浑水的激进派。
　　
　　长孙无忌精心构筑了近七年的权威堤坝，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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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李义府劝进而升官的榜样，出头“申劝”的人就多了起来，慢慢地聚集起了一批力量，他们是许敬宗、崔义玄、王德俭、侯善业、袁公瑜等。他们的身份，多为寒族出身的小臣，成了武则天图谋“大业”的第一批功臣。
　　
　　废后的舆论渐渐公开化，长安县县令裴行俭听到，认为是国家之祸端，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裴行俭是将门之后，多才且擅草书，当年正值年轻气盛。他们几人的行为，被大理寺丞袁公瑜探知，便告诉了武则天之母杨氏。不久，裴行俭就因故被贬到西州任都督府长史去了。这一脚，可就把他给踹得远了——西州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
　　
　　武则天，已经开始向不可一世的长孙派挑战了！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初一日，是个可资纪念的日子，高宗和武则天酝酿了许久的摊牌行动，就在这一天退朝之后正式展开。
　　
　　当天，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成了堂堂的部长大人。这是摊牌行动前的先声夺人。
　　
　　退朝后，高宗传出话来，要在内殿召集部分宰相议事。名单是：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这里面，没有地位相当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和崔敦礼。前两位，就是曾明确反对封武则天为“宸妃”的那两个。
　　
　　所议何事？退朝后正在门下省政事堂里议事的七大宰相议论纷纷。
　　
　　首先大家肯定：“当是与昭仪事有关。”
　　
　　有人便提议：“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意思是说，等会儿在议废立事时，长孙应该先表态。
　　
　　然而褚遂良不同意，他说：“太尉是今上之舅，议事若有不如上意，则使今上有怒舅之名，不可。”
　　
　　于是有人再提议：“英公李勣，上之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还是不同意：“司空乃国之元勋，若有不如意，使上有责功臣之名，不可。遂良是奉遗诏的顾命之臣，若不尽愚忠，他日何以于地下见先帝？”（见《唐会要》）
　　
　　褚遂良这是想要自己来打先锋。这一决定，注定了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众人就这么商定了，要与皇帝死扛到底！惟有李勣不是关陇一伙的，因此没有表态。
　　
　　等到众人来到御前，高宗见气氛严肃，忽然感到难于启口，对着长孙无忌凝视良久，才鼓足勇气说：“莫大之罪，以绝嗣为重。今皇后无嗣，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如何？”
　　
　　褚遂良早有思想准备，随即朗声道：“皇后出自名门，先朝所娶，无愧妇德。先帝疾甚时，执陛下手以语臣：‘我好儿、好新妇今将付卿。’陛下也曾听到，言犹在耳。皇后无过，恐不可废！今不敢违先帝之命。”
　　
　　这是对高宗的当头一棒，首先搬出先帝来压压你的气势！
　　
　　高宗要休正妻，多少有点儿理亏，因此底气也确实不大足。随后他提出反驳，说可以根据《唐律疏议》中的“七出”原则来执行。所谓“七出”，是指中国古代丈夫休妻子的七种理由，即：不孝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恶疾、口多言、窃盗。这七大原则，早在汉代就有。
　　
　　但是他没有大臣们精通法律。因为《唐律》中还有所谓“三不出”原则，也就是有三种情况丈夫不能出妻。一、妻曾为公婆持三年之丧，不能出；二、娶时男方贫贱，后来富贵，不能出；三、有所娶而无所归（即娘家已无人），不能出。这也是汉代起就有的规矩。
　　
　　王皇后的情况，起码符合“三不出”的前两条。
　　
　　褚遂良当即以“三不出”来应对你那个“七出”。
　　
　　长孙无忌早就有态度，当场虽没发话，但沉默也是态度。
　　
　　高宗大不高兴，只好宣布散会。
　　
　　对这一情节，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发现了一个破绽，就是高宗并没有把“杀昭仪女”和“厌胜”作为王皇后的罪状，可见这两件事，起码是没有坐实王皇后有罪（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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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算完，次日下朝后，高宗再次召集宰相，开了第二次会。李勣借口有病，躲了。
　　
　　高宗又提起话头，问大家意见。于志宁首鼠两端，看看皇帝，又看看长孙无忌，不发一言。褚遂良仍以前言相对，高宗不听。
　　
　　褚遂良急了，声色俱厉道：“陛下若必别立皇后，请选天下令族。武昭仪昔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掩天下人耳目？今若复立为后，岂不遗讥后世？陛下若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今天臣迕圣颜，罪当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这是说，你就是把我烹了我也愿意！
　　
　　这是揭了高宗的老底，高宗一时无语，面色尴尬。
　　
　　褚遂良还不罢休，把大臣上朝拿在手上的笏板往台阶上一放，道：“还陛下此笏，乞放归田里！”
　　
　　说完，他解下头巾，伏地叩头至流血。
　　
　　高宗也来了火，喝令来人，把他拉出去。
　　
　　武则天一直在帘中观战，终于也按捺不住，大声道：“何不扑杀此獠！”
　　
　　强人性格，一语即见。
　　
　　在此危急形势下，长孙无忌连忙阻止道：“遂良顾命先朝，有罪不可加刑！”（见《资治通鉴》、《唐新语》）
　　
　　太尉大人的这一句话，才算把局面暂时稳住。此时有太监上来，将血流满面的褚遂良带出去了。
　　
　　协商会开不成了。没参加会议的侍中韩瑗，这时恰好有事进来奏报，便借机流泪谏道：“皇后是陛下在当太子时，由先帝选定，今无过错，却要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惶然？且国家若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考虑！”
　　
　　高宗仍然不听。
　　
　　九月初三日，韩瑗又为此事进谏，悲泣不能自胜。高宗听得烦了，大怒，急令人把他带出去。
　　
　　长孙无忌集团知道已到了最危机的关头，此时若不奋身一搏，则全线崩溃。于是韩瑗被带出来后，又上了一疏，来济也在同时有密表上奏。两大宰相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在原来的立场上略做退让，只说选择皇后要慎重，武则天身份不正，资质不够，恐怕对国家会有不利后果。还用了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来加以影射，分明就是将武则天指为红颜祸水！
　　
　　慷慨陈词，言之凿凿。总之选了这个娘们儿，国将不国，指日可待！
　　
　　老臣们的态度如此顽强，这让高宗在盛怒之下，也不禁心生踌躇。国家政权的运作，至今还在这批贞观老臣的掌控之下，对方固若金汤，他作为新君，要是真的掰了脸，能有多大的胜算？
　　
　　据说，高宗为此而甚感沮丧，差一点儿就要放弃立武则天为后的打算了。
　　
　　但是，就在此时，元勋李勣的一句话，起了一语定乾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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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攻未果，高宗和武则天都很郁闷，忽然想到李勣称病不朝，其中是否大有深意？于是，第二天高宗密召李勣入见。
　　
　　面对这几乎是唯一可信赖的开国老臣，高宗自然而然就向他袒露了心曲：“易后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止乎？”
　　
　　李勣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都了然于心，只轻轻松松说了一句：“此是陛下家事，何须更问外人？”（《唐会要》）
　　
　　快哉！人真是不点拨不透啊。高宗精神为止一振，明白了——
　　
　　必须将废后进行到底。
　　
　　刚刚荣升尚书的许敬宗，此时也勇气大增，居然几次跑到太尉府中，劝说长孙无忌回头是岸。终于把长孙说恼，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许敬宗见硬攻不成，就在朝中散布舆论，说：“田舍翁积得十斛麦，尚欲换却老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古之计量制，十斗为一斛。大概是有了一年粮就想包二奶，自古已然。
　　
　　武则天闻言，也颇为振奋，叫左右把许敬宗此话去说给高宗听，让高宗知道废后行动并不孤立。
　　
　　有了臣下支持，高宗胆量愈壮，没几天就下诏，把褚遂良一脚踢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都督去了。
　　
　　长孙派折损一大将，人人心里都明白，改立皇后的事已是呼之欲出了。
　　
　　九月初的这三天决战，以武则天大获全胜而收束。她此时的力量已不可小瞧，不单是一个最高权威站在她身后，外朝内廷处处有她的眼线；庶族官员中有不怕当出头鸟的斗狠之士，元老之臣中有李勣表态力挺。整个拥武阵营人数虽少，但有皇权做后盾，前景乐观，气势相当高昂。
　　
　　反观长孙一派，虽位高权重、经营多年，但目前正处于逆势，且因专横导致众臣离心，无法一呼百应。他们固然是在极力维护贞观政治遗产，其心不二，但由于永徽以来的政坛夹杂了他们太多的私货，贞观时的清明政治已蜕化为单纯利益格局，因此在反废后的抗争中，无法举起令人信服的正义旗帜。没有正义做号召，没有群臣的道义支持，在皇权与相权的决战中，他们转瞬间就有可能从巨人变为土偶。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二日，盖子终于揭开，高宗下诏正式废后：“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配岭南。”连带王皇后父亲王仁祐的所有尊号，同时除去。所幸老头儿已死，才得免去一场屈辱。
　　
　　接下来的五天，皇后位置出现了真空。
　　
　　这宝座为谁而留？
　　
　　武则天的脸上有世间最甜美的笑。
　　
　　这位少妇，明天就要母仪天下了。她在这一年，不过才31岁。而此时距她迈出感业寺大门的那一天，也不过才4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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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她志得意满戴上巍巍凤冠
　　
　　
　　可怜王皇后、萧淑妃，在4年前还是全唐朝最尊贵的女人，一个跟斗栽下来，竟成了阴谋“鸩毒”皇帝的罪人。高宗的这道废后诏大概是在盛怒之下草就的，为了堵住长孙一派的嘴，索性把问题说得严重，以使之没有反覆的余地。
　　
　　“厌胜”或有，“鸩毒”何辜？
　　
　　两个紧紧依附于皇帝才得以享尽尊贵的女人，有什么理由要谋害皇帝？政治的逻辑，有时真就是不讲逻辑。
　　
　　失败者的身家性命，永远是成功者的垫脚石。
　　
　　王皇后与萧淑妃接到诏书后，如雷轰顶，相对而泣。争宠争出了滔天大祸，此时还有什么话说？紧接着，两人就被置于别院，形同禁闭。外家的亲属，原来鸡犬升天的，现在一切都被剥夺，只待踏上漫漫的流放路。
　　
　　这时他们才会有几分清醒：由裙带而来的显赫荣华，老天把它收走也很容易！
　　
　　大局已定。百官们知道时代变了，纷纷上表顺应潮流，请立昭仪为皇后。
　　
　　高宗于是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于十月十九日下诏，称：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这当然是一篇神圣的谎言。
　　
　　武则天的出身门第平平，不过就是本朝新贵，何以就成了人杰地灵的显赫家族？太宗时期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妃嫔，何以就成了宫女而且是道德榜样？本是先帝病榻边两人就已定情，何以成了太宗的慷慨赏赐？
　　
　　先帝的老婆如何成了自己的老婆？就这么寥寥几字，给说通了！
　　
　　要骗别人，先骗了自己再说。
　　
　　两天后，高宗又按例大赦天下。武则天在此时，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显出她非同一般的城府与老辣。她上表说：“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要求奖赏政治对手？这是何意？
　　
　　高宗看了，心里有数，把这表章拿给韩瑗和来济观看。韩瑗、来济是何等人物，立刻就看懂了：这哪里是请求表彰他们，分明是炫耀，是示威，是警告：这笔帐，早晚要算！
　　
　　看罢，韩瑗、来济忧惧不已，屡请辞职。高宗当然不许，在这个时候，就不要有太大的政治震荡了，你们知道厉害就好。
　　
　　到十一月初一日，一切准备就绪，武则天也出宫，回武氏宅邸暂住。太极宫和武宅两处都张灯结彩——皇帝要迎亲了。
　　
　　这一套手续，跟老百姓娶媳妇也差不多，只不过极之隆重。高宗派了李勣、于志宁为正副使，乘车持节，带领仪仗，煞有介事地来到武宅，举行了“求婚”和册封仪式。
　　
　　武则天仪态万方，正是天下第一新娘的模样。司仪宫人为她戴好首饰、穿上凤袍，面北而立。双方工作人员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由武氏一方的人接过皇后任命书和皇后大印。武则天遥向宫中拜谢，然后升座，接受宫女、太监们的祝贺。礼毕，她就随着两位婚礼大使，浩浩荡荡回宫。
　　
　　百官则在肃义门齐集，朝见新皇后。百官朝见皇后，这是本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典礼，自这一次创新起，竟然成为惯例。妇女地位，因之提高！
　　
　　这是一次极有份量的政治秀，使得百官对新皇后的威严印象深刻。
　　
　　女人上升，就要先挫一挫男人们的锐气。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再没见有什么企图阻挡巨流的石头滚出来。
　　
　　武则天神态怡然，俯看伏地跪拜的群臣，大约是抑制不住有心潮激荡——
　　
　　男尊乎？女卑乎？不一定吧。从大唐永徽年间起，事情可能要起一点儿变化。各位，你们就请看仔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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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仪天下】
　　
　　
　　11、清除宫中隐患不讲任何温情
　　
　　
　　武则天如愿以偿入主后宫，她那位死去的老爸也跟着借光。不久，高宗追赠武士彟为司徒，封爵周国公，配享高祖庙，荣耀已达到顶点。活着的母亲杨氏也不错，再封为代国夫人。
　　
　　新皇后的住处掖廷宫，现在是风光无限。
　　
　　但是武则天并没有刀枪入库。她知道，所有的政敌，只是被她暂时逼退，还没有被粉碎。只要他们人还在，心就不会死。事竞全功者，一般都是做得彻底的人。不要怕杂草多，把它们划分成片，一片一片地来拔。
　　
　　最大的威胁，还在宫中。王皇后、萧淑妃虽然已禁闭在后宫别院，但这两棵草是最容易“春风吹又生”的。
　　
　　她的警惕不是没道理。
　　
　　据《资治通鉴》载，王皇后、萧淑妃被囚，高宗还是经常想念她们。与关陇大佬们的僵持告一段落之后，也许，高宗觉得对两个女人处理得有些过狠，感到歉疚。
　　
　　他有一次散步来到御花园，触景生情，想起两个可怜女人，便信步来到关押她们的别院。
　　
　　不来则罢，一来让他大吃一惊。只见它们的居所“封闭极密”，只在墙壁上有一个小孔，可以送进去饭食。
　　
　　这哪里是人待的地方？高宗恻然伤之，对着屋子喊道：“皇后、淑妃安在？”
　　
　　王皇后听出是高宗来探视，忍不住哭道：“妾等罪为宫婢，如何还用尊称？”哽咽中又道‘“皇上若念往日恩爱，使妾等再见天日，就请将此院名为‘回心院’吧。”
　　
　　话说得辛酸，高宗心里大不忍，急忙说：“朕即有处置。”
　　
　　哪里知道，宫人中有武则天的眼线，随后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回来。
　　
　　新皇后武则天闻之，大怒，马上去找高宗，追问他去了哪里？
　　
　　高宗懦弱，竟矢口否认去了别院。
　　
　　武则天一股气冲上头顶，数落道：“去便去了，岂非遗笑于人！”
　　
　　说完，她立刻派人前去杖两人各一百下，截去手足，放在酒瓮中，曰：“令二妪醉骨！”两人受此酷刑，捱了数日才死，尸体还被斩首。
　　
　　据说，当行刑的人去宣读诏敕时，王皇后拜了两拜，说：“愿皇上万岁。昭仪得宠，我自然只有死的份了。”萧淑妃则破口大骂：“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来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
　　
　　王皇后其言也哀，萧淑妃其言也烈！
　　
　　据说，武则天此后就禁止在宫中养猫。但她还是时常见到二人以披发流血之状前来作祟，只得搬到东面的蓬莱宫去住。
　　
　　处死二人后，武则天还觉不解气，遂令王氏家族改姓“蟒”氏，萧氏家族改姓“枭”氏。以泄其愤。
　　
　　《资治通鉴》的这段描写，采集自《旧唐书》、《新唐书》，仅仅情节略有差异。有今人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认为高宗既有悔意，新皇后武则天何以能促其下诏将二人处死？且“断手足”、“投瓮”等细节，显然是抄袭吕后残害戚姬之事。是两《唐书》的编修者编出来泄愤的。
　　
　　《旧唐书》在说这件事时前后矛盾，先说武则天派人缢杀二人，后面又说是塞进了酒缸。因此有人猜测：二人之死，应该是高宗应武后所请，下诏让她们自缢的。
　　
　　但愿如此，否则真是太惨！
　　
　　但是雷家骥先生却认为其事可能真有。因为南北朝至唐代，公主妒忌之风大盛，对丈夫的“小蜜”使用割耳剜鼻、剖腹实草酷刑的都有，武则天以上述手段虐杀最具威胁性的政敌，当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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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登台的武后，其政治风格与其丈夫的优柔寡断大不同。灭掉了废后、废妃，后宫其他妃嫔只有战战兢兢的份儿，哪里还敢存非分之想？也就不怕再有人乘虚而入了。以女色而进取的政治家，就要把别人以女色惑主的路堵死！这是根本。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太子问题。这个问题的凸显，实是眼中之刺，不得不拔。现在的太子李忠，是在永徽三年（652年）七月立的，那时他才10岁。按说10岁的孩童，不可能有政治企图，他也仅仅是个象征。
　　
　　当年王皇后惧怕武昭仪的节节上升，与舅舅柳奭商量好，说服长孙一派将没有什么根基的燕王李忠推上了太子位。由于这个背景，这孩子就是再小，也是王皇后族属与长孙一派手中的一张牌。只要把眼光稍稍往远看一下，如果这个太子将来接任了皇帝，那后果，傻瓜也能猜得出来。
　　
　　因此，这个瘤子即便是良性的，也要切掉！
　　
　　而从另一方面说，武则天已今非昔比，是个堂堂正正的皇后了。皇后之子，乃为嫡子。古代在皇帝继承人的顺序上，向来有“有嫡立嫡，无嫡才可立长”的原则，因此武后的儿子，已是名正言顺可以当太子了。
　　
　　武则天到目前为止，生有二子。长子是李弘，封为代王，那还是在二度入宫后怀孕生下的，也有人认为早在感业寺时代就已珠胎暗结，是高宗跑去与武媚娘偷情的结果。武则天运气好，不仅适时生了头胎，在当上皇后的这年，又添了二胎，是为李贤，封为潞王。新皇后有这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要把现任的太子换掉，完全有充足理由。余下的问题，就在于有人出头提出，且需要堂而皇之走个程序罢了。
　　
　　跳出来当这个出头椽子的，又是许敬宗。他揣摩高宗和武后都有此意，自己又是礼部尚书，职权范围内恰好可以说的事，何不抢个头功？
　　
　　于是，在武则天正式当皇后的第三天，许敬宗就上奏，大谈换太子事宜。奏章做得古香古色，大意是说：今之太子，原非嫡子。因为永徽之始，国本（真正的太子）未生，所以从权安排了。现皇后已生子，是为正统，那么皇统问题就不可浮滥。我既然是负责礼仪工作的，便不敢失职，一定要说。
　　
　　高宗看了，大喜，马上召见他，夸道：“卿，朕之伯夷！”忠到你这个份儿上，罕见呀！而后，又不耻下问：“立嫡之义，在礼如何？”
　　
　　许敬宗振振有词：“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系心（全天下都担忧）。东宫者（现在的这个太子）所出甚微，今知国家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疑（占据了位置而心怀疑虑），恐非宗庙之福也！”
　　
　　他说的这些，正是武后换太子的礼法优势之所在。高宗放心了，于是说：“阿忠已有意自让。”
　　
　　许敬宗立即跟上：“太子明智，愿速从之。”（《唐会要》）
　　
　　谋私利也要披上“天下为公”的外衣。君臣俩的这番对话，好像是一场表情严肃的游戏。这事，就这么定了。
　　
　　两个月后，即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初六日，《降太子忠为梁王诏》颁下，大夸了一番李忠，说他主动提出让贤，“前后数四，情辞恳恻，义高旷古，道迈前修（道德超过前贤）”。为成其美事，特封梁王，出任为梁州都督。——孩子，这一捧大甜枣儿，你都拿去吧！
　　
　　同一天，册立代王李弘的诏书也颁下。次日，又下诏大赦天下（不知是否还有犯人可放？），改元“显庆”。百姓们，今个儿都来高兴吧。
　　
　　正月二十三日，为了讨武后喜欢，高宗又亲临大慈恩寺，办无遮大会，召集5000名僧人为新太子设斋祈福。
　　
　　废太子李忠全身而退，倒还算明智。不过当年他一个14岁的小孩，有没有这个觉悟，是好心人提醒，还是迫于压力，抑或根本就是强加给他的？都很难说。
　　
　　太子李忠被废时，太子的老师之一、宰相于志宁未发一言。其他长孙一派的人，因为新遭重创，也不见有人出面反对。
　　
　　只有一个细节令人欷嘘——
　　
　　诏书颁下时，李忠上朝去听宣诏，还没等回到东宫，东宫的僚属们害怕大祸上身，都一逃而空，四处躲避。惟有右庶子李安仁岿然不动，在办公室坐等李忠回来。见李忠安然无恙后，方才顿首泣别而去。
　　
　　谁个才是伯夷？怎样才算忠臣？
　　
　　板荡时见，背运时见，众人皆狼奔惧祸时见！这就是真正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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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让人叫绝的是，武后听说竟有这等忠义之人，大加赞赏，建议高宗给他加官进爵。高宗和大臣们对武后的宽容大度都很感动。这一手，也许就是她当“才人”那会儿，揣摩太宗的政治管理术而学来的。
　　
　　然而，废太子李忠的事，怕不会到此算完！以我们常人的智慧也能猜到：他起码是要坎坷一生。
　　
　　完全正确。
　　
　　到梁州后，还没出显庆元年，武后就又把他打发到房州去做刺史了。唐代的梁州在今陕西南郑一带，离长安不太远，还不算是太大的贬谪。而房州在今湖北房县，那时看起来就远了，是山高荒僻之地。
　　
　　这一转移，是彻底把凤凰打到鸡群里去了。李忠长大懂事以后，对废太子这个身份的可怕性才渐渐明白，行事极为小心，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经常穿妇人衣服以防刺客，又迷信占卜，梦到自己为帝或化身菩萨，屡次派人到京城打听情况。
　　
　　他的神经一有问题，麻烦也就找上门来。结局我们到后面再说。
　　
　　时不利兮，惟有叹息。出身决定命运，有时候用啥办法也改变不了。有的人终其一生，想改变或者逃避，终不能获成功。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如血脉不绝，多说也无益。
　　
　　这边是废太子落难，那边是新太子次到了天上掉下的大馅饼。老天似乎还嫌武后的命不完美，显庆二年（657年），又让她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李显。封为周王。这确是要好好显摆一下，京官们为此得到了实惠——统统加勋级。
　　
　　这叫——武则天生孩子，收买人心吧。有实惠可得，众官更无异议。
　　
　　据说。自从武则天封了昭仪后，后宫的其他妃嫔就再也没生过子女。武氏把皇帝都垄断起来了，焉得不接二连三生皇子？
　　
　　看来，人的命运也是有周期率的。武则天自从迈出感业寺，事事顺风，几乎没有想到做不到的。
　　
　　感业寺，就是武则天的炼狱，人在走到绝望处，在这里的一番思想洗涤，让武则天彻底脱胎为一个冷酷的政治人物——幸福是一块总量有限的大蛋糕，我要想多得，别人就要少得或不得，哪里有什么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共享的神话。
　　
　　那么，谁阻拦我独吞这蛋糕，我就要谁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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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贞观留下来的牛圈也该打扫一下了
　　
　　
　　后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不能脱开一个套路，眼光总是放在武则天如何使诈术上面。其实，武则天为何能在贞观后的政坛上迅速窜起，高宗为何独独需要一个武则天来做政治帮手？这问题不可不弄个明白。
　　
　　这事要从贞观那时候谈起。
　　
　　唐太宗固然搞出了一个就连现代也有所不及的“贞观之治”来，但这个政治模式，在他的末期与他死后，渐渐有了质的蜕变。早先“贞观”之所以能“治”，是因为皇帝愿意纳谏，诚心诚意实行开明政治。而在太宗晚期，这种优良作风已大为减弱。正如魏徵所说，“渐不克终”，晚节不保了。
　　
　　比如，在贞观初，太宗乐于听取批评意见，“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晚期则不大愿意听逆耳之言了，“虽勉从之，犹有难色”。再怎么英明的君主，只要一独断，就什么毛病都来了：早年简朴，晚岁奢靡；以前爱惜民力，后来却热衷于“不急之务”。征高丽，就是他不顾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一个顶点。
　　
　　皇帝如此，权臣也如此。长孙无忌等一派人，固然对贞观末年的政局稳定功不可没，但是在贞观之后，已经把太宗的开明政治变成了专制政治。五年里无人上书言事，他们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正常。
　　
　　永徽初年，朝中贿赂、谋官、枉法求财（权钱交易）的风气已经很盛，连褚遂良这样的大僚也不能免，一度曾被贬为刺史。
　　
　　大唐的吏治呈现出了僵化、专制、腐败流行的病态，就连高宗也有所耳闻。他曾经询问长孙：“朕闻京都的衙门，行事互观颜面，多不尽公。为何？”
　　
　　长孙无忌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答道：“颜面阿私，自古不免。至于徇情枉法，那是言过其实了。稍许收些人情，恐陛下亦不免，何况臣下为亲戚谋私，怎么能完全杜绝？”
　　
　　对贿赂之风表现得如此麻木，可见当时的政治已有相当大的黑暗面。主宰大臣不以为非，反而认为这是官场常态，这就离贞观精神已有十万八千里了。
　　
　　高宗上台，肯定是想整顿纲纪、刷新风气的。只可惜他不像乃父，缺了点儿刚烈之气，所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需要有一个将强悍的政治同盟。这个同盟，非武则天莫属。这就是为什么两位后妃年轻漂亮，却败给了半老徐娘的武则天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得宠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武则天的出现，给高宗“收复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则天的窜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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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天佑武则天，恰从显庆元年（656年）起，高宗一贯患有的头痛病加重，“多苦风疾，头重，目不能视”。据今人考证，可能是高血压加耳前庭功能失调。这就给武则天提供了参与政务的更大空间。
　　
　　据史书载，高宗“凡百司奏事，皆委武后详决”，百分之百地信任武则天的政治判断力。
　　
　　武则天初登后位，雄心勃勃，也乐于完成这个非凡的使命。按照高宗安排，她与亲信许敬宗每天在武德殿西门值勤（待诏），掌控朝政，了解动向，不知疲倦。
　　
　　上朝时，夫君在前应答，武后在后决断，形成流水作业程序，纹丝不乱。以致到后来宰相们认为“天下无虑”，竟提出，可以改变以前那种每日视事的制度，改为隔日视事了。
　　
　　在这种高屋建瓴的态势下，武则天要实施的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当然是以长孙集团为目标。
　　
　　对长孙无忌的打击，有一系列的前哨战。
　　
　　比较有意思的是，两军对垒，却是武则天一方的中坚——李义府首先受到冲击。李义府此时是武则天阵营里官职最高的一个，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已经算挤进了宰相队伍。
　　
　　事情的起因，还在于李义府的人品太烂。这年八月，李义府有恃无恐，闹了个桃色事件。洛州妇人淳于氏，因犯奸淫罪被关进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女人长得美，便垂涎三尺，竟然叫大理寺丞毕正义徇情枉法，把这女犯放出来，好纳为妾（也不怕今后戴绿帽）。
　　
　　大理寺是古代的终审法院，丞是具体办事的从六品小公务员。毕正义官太小，不敢不听命，更不敢讲什么“正义”。
　　
　　关陇一派得知这消息，哪里肯放过他！大理寺卿（从三品，终审法院院长）段宝玄立刻将此事上奏。高宗让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去审理，毕正义也被下狱。李义府害怕事情泄露，竟然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
　　
　　这个丑就丢大了，估计武则天也是火冒三丈；但用人之际，不能管那么多，孟尝君、曹操就是榜样。下属私德有亏，无碍大局。也许是她跟高宗吹了风，高宗便不打算处理李义。反正毕正义已死，死无对证，且纳女犯为妾并未成为事实。放一马，也不是不可。
　　
　　然而侍御史王义方不服，认为不可如此草草，他上奏弹劾李义府“擅杀六品寺丞，罪不可恕”。他还指出，如若放纵，今后生杀之柄将不决于皇上。
　　
　　高宗此时已经铁了心要维护李义府，撇开这个话头不提，反而责备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将他贬为莱州司户（掌户籍、赋税的小官）。
　　
　　软弱的君主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啊！高宗从这个时候起，施政上已开始有了明显的“武氏风格”。
　　
　　这个反击武氏阵营的机会，长孙无忌、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他们仍然保持沉默。后世史家认为，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是“前不应当示强，后不应当示弱”。此时再软弱，也没有回身余地了，反而不如绝地一搏有再生的可能。
　　
　　武则天这边却是进行得有板有眼，对长孙集团的剿灭行动已悄悄开始！
　　
　　按照武则天的计划，先实施的是外围行动。把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太常寺卿、驸马都尉高履行，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任长史；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是天下显要州郡，都督是由亲王在京城遥领，不实际到任，那么副职长史就是实际上的州官，权力很大。
　　
　　然而，这两个人不是别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一步棋，天下人都看明白了：是未演“定军山”，先演“断臂山”，砍了你的左右手再说！
　　
　　长孙此时，倒还沉得住气。他自武则天封后以来，一肚子的怨恨，索性不去上朝了，在家编篡《武德贞观二朝史》，以静制动。——反正我是皇帝的舅舅，还能吃了我不成？
　　
　　统帅隐身于后，避开风险，以免中军动摇。而在前台做困兽犹斗的，是韩瑗、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