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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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个高丽，都已正式收入大唐版图，500年东方之珠，点缀了中土的高昂之冠。高丽原有的五部，共计176城69万户人口，现分为九都督府，42州，置100县。统属安东都护府管辖，原高丽首领凡有功者（乖乖投降的），各任府州县官，与中土派去的华人共理政务。
　　
　　安东都护，就由大名鼎鼎的薛仁贵担任，领兵二万镇抚之。据说，其时高丽人只要说一声“薛礼来了”，家中小儿马上就会止住啼哭。将军的赫赫威名，甚至流传千年不衰，草民我早年下乡时，就经常听到村里中老年农民侃“薛礼征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又恰恰是高丽的故地。现在回想起来，仍觉神奇。那辽河流域的草莽之中，还真是有些故事。
　　
　　以78岁高龄统率征东大军的李勣，第二年年底就病故了。李勣是从武德年间就开始建功立业的，从江洋大盗，做到了堂堂宰相，堪称传奇。他回首早年经历时，曾颇为风趣地说：“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七八时为难当贼，怒则杀人；二十岁时为大将，用兵救人死。”
　　
　　这话，大致不错。瓦岗寨，徐懋公，终于休成了正果！
　　
　　他的名字，流传于世的有好几个，这里顺便提一下。前面讲过，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北朝以来，世人多流行以字行（称呼字而不称呼名），所以在瓦岗时期他叫徐懋公。而《说唐》的作者懒得写中间那个繁琐的汉字，就改为徐茂公，自此，这个名字便家喻户晓。
　　
　　武德二年（619年），因他献黎阳等十郡归唐，功劳甚大，高祖李渊赐他姓李，此后就叫李世勣了。李世民时期文化管制比较开明，姓名中一个字与皇帝相同，也不必避讳。于是太宗时期他依然叫李世勣。高宗上任，改民部为户部，以避太宗名讳，李世勣对这个很在乎，就自动改名叫李勣。
　　
　　他的名字演变史，简直就是一部他个人的奋斗史。
　　
　　老将军去世后，高宗、武后异常悲痛。元老里面，当初几乎就是他一个人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也只有他一个人，完全不与长孙一派合流。大树凋零，“二圣”不能不伤感。高宗于是有诏令，追赠李勣为太尉，让他的孙子李敬礼业袭爵英国公。
　　
　　就是这个小英国公，也许血统中就有不安分因素，后来闹出了一场大乱子。不过这是后话了。
　　
　　李勣死后的第二年，咸亨元年（670年），武后的亲信、太子少师许敬宗请求致仕。他回乡两年后，也去世了。
　　
　　在永徽年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几个人物，就这样一个个的走了。有时候，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以一些人的死掉为标志的。也许，这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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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武则天的改革纲领“建言十二事”
　　
　　
　　
　　据记载，武则天是于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正式参预朝政的，由开初的权宜之计渐变为常例，至上元元年（674年），已经有15个年头。
　　
　　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它是一个开启大时代的分水岭。
　　
　　这一年，武则天正好50岁。
　　
　　年华转眼成沧桑！
　　
　　一个长于理政、沉稳多谋的女政治家，已在大唐政坛上锻打成型。
　　
　　这一年，为了纪念武则天的50寿辰，高宗下诏，追尊父亲李世民、母亲长孙氏以上四代双亲以显赫的皇帝皇后名号。因为李世民与长孙氏的新名号中都有一个“圣“字，所以高宗与武后不便再称“二圣”，为此，高宗为自己加了“天皇”名号，为武则天加了“天后”名号。
　　
　　名份的变化，看似游戏，实质不是。所谓避讳只是个借口，为自己升级换代才是真的。
　　
　　这极有可能是出于武则天的主意，高宗是万乘至尊，再加上“天皇”实在是意义不大。与前朝明君相比，自己水准如何，他心里应该有数。而这件事，对武则天就不同了，它是进一步确认武则天参政合法性的重大宣示。
　　
　　与高调褒扬自己的同时，她也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怀柔政策，试图消除部分朝士心中隐隐的敌对情绪。
　　
　　昨日之冤案，她要亲手来翻。本年九月，她请高宗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国公。并准许长孙无忌归葬，陪葬昭陵（李世民陵墓）。
　　
　　这在唐代，是大臣死后无上的荣耀。
　　
　　就让他们君臣在地下好好叙旧吧。
　　
　　使出这一手，当然需要有一定的自信。虽然创伤是无法抚平的，事后的安慰近乎作秀，但，这就是政治的艺术。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一对天皇、天后，都是不平衡的。李治不类其父，是太宗李世民耿耿于怀的撼事。可是武则天却从精神上继承了太宗的政治血缘。她认真揣摩过太宗晚年所著的《帝范》十二章，把贞观之治的精髓吃透了。
　　
　　“二圣”耶？其实只有一圣。
　　
　　上元元年的年底，武则天经过深思熟虑，拿出了一整套新的改革方案，她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全盘改造这个国家了。
　　
　　这就是她给高宗的上表——著名的“建言十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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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二事，并不是朝中琐事，而是涵盖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大政方针，从中可以看出：武则天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她的所思所虑，已有了圣明君主的格局。
　　
　　“建言十二事”的具体内容是：
　　
　　1.劝农桑，薄徭赋；
　　2.免除三辅一带百姓徭役；
　　3.息兵，以道德教化天下；
　　4.在全国各地禁止浮巧；
　　5.节省功费、力役；
　　6.广言路；
　　7.杜谗言；
　　8.王公以下皆习《老子》；
　　9.父在为母服缞三年；
　　10.上元以前勋官以给告身者无追覆；
　　11.京官八品以上者增加俸禄；
　　12. 百官任职已久、才高位下者，得以晋阶升迁 。
　　
　　这十二条，归纳起来是四大政策：一是富国强民，二是善用人才，三是笼络百官，四是提高妇女地位。
　　
　　四海之广，何为根本？
　　
　　武则天纵有千条错误，但惟有国之根本她看得准，抓得也很牢。
　　
　　历代君王，自夸英明的比比皆是，没有几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无能的。但是，英明不英明，只有一条检验标准——民是否富？国是否强？
　　
　　皇帝的政治新衣可能年年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件，那不过就是就跟愚民开玩笑。
　　
　　用这一条来检验武则天，她起码是现代的所谓“心里装着老百姓”的执政者。
　　
　　她步入政坛后，风波迭起，颇不平坦，耗费了很多心力来应付局面，但是太宗之魂从没有离开她的头脑。武则天自始至终把富民强国作为头等大事来完成。
　　
　　在她和高宗联执政时期，大唐从战后恢复期进入蓬勃发展期，国力渐盛，人口激增，万民乐业。这个因素，才是武则天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她的智谋、权术、心计，固然是她纵横政坛的利器，但即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治家，如果他漠视民意，或敢于倒行逆施，那是早晚都要被民众情绪这个“覆舟之水”所掀翻。
　　
　　劝农桑，薄徭赋，这就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根本。无论何时，“牧羊者”都必须爱惜羔羊。老百姓的负担多少，看似与在上者的稳定无关，而实际上，民不堪赋役索取之累，是历代所有皇朝灭亡的原因或导火索，无一例外。
　　
　　武则天在第二条中提出的免“三辅地” 徭役，是指免去长安一带的京兆、冯翊、扶风三地人民徭役。京畿百姓负担本来就很重，那几年，关中又多有灾年。所以这一条，显然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惠民措施”。
　　
　　在她的执政过程中，像这样把目光投向底层疾苦的事例多的是。
　　
　　关中在咸亨元年（670年）遭大灾，连续发生旱、霜、虫灾，民间多有流离失所的儿童。在武后的推动下，高宗有诏下，准许民户领养年十五以下不能存活者，也可以让他们干活，但不得为奴婢，这样好让穷孩子们有个活路。四年后，又有诏下，要求把这些当年收容的难童放归原籍，各家还要给够他们衣食。
　　
　　而对于一般饥民，则准许他们去其他州县“逐食”（讨饭），又下令转运江南租米来赈济难民。
　　
　　永隆二年（681年），中原因遭水灾发生严重春荒，武后便带头捐出脂粉钱救济灾民。她还把皇后穿的十二道褶裥罗裙改为七道，以示节俭。她的举动，直接影响到众公卿，压抑了官民中盛行的奢侈夸富之风。
　　
　　在中国古代，每逢春季，皇帝要率领公卿“祭先农”，亲自耕一耕地，做个表示；皇后也要率领命妇“祭先蚕“，亲自打理桑树。这就是著名的“劝农桑”仪式。武则天打破了惯例，在上元二年（675年）特别举行了大型的劝农桑活动，把原来的小范围的仪式，变为在邙山之南举办大规模公开仪式，以此激发民间的农业生产热情。
　　
　　一个施政者，心里头有没有百姓，做出的事是大不一样的。武则天出身于勋臣家庭，是个典型的高干子女，但在早年，丧父归葬时的一路所见，使她终身不忘百姓疾苦。这也是她治下人民的一大幸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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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言十二事里讲到的学《老子》，有论者说，这是尊崇李家老祖宗之意，是为了表明她是李家媳妇，并无篡逆野心。我倒以为，这是武则天大有深意的一个举动。唐朝本来就尊老子，用意是为了加强统治权的合法色彩，武则天提倡全体官僚读《老子》，则是为了刷新意识形态，为她将来的大变革开道。
　　
　　老子的哲学是人文哲学、浪漫哲学，不是政治哲学，让自己的官僚集团读老子，实际是没有什么用的。这样做，无非是在意识形态上造成革命的气氛，让官僚们感觉到变革的先声，以便将来更容易接受变革的事实。
　　
　　其实，只要是意识形态体系，无论老子、孔子，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不过是在解释世界。之所以新的统治者愿意使用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也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合法性。武则天作女人参政，与儒家政治相违，近乎异端，那么就来一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让变易、变革、变动不居的理论先占据舆论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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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九条“父在为母服缞三年”，则是为妇女壮胆提气的措施。中国古代规定，人死了，其近亲要穿熟麻布制作的丧服，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戴孝”，不过实际上一般都用白布替代。丧服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分为“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统称为“五服”。其中“斩缞”为第一等，把衣服边撕开，不剪不缝，也就是毛边孝服。子为父、父为长子服孝，都称斩缞。在这一级别里，没有妇女的位置。
　　
　　齐缞要低一等，衣服边是缝好的，所以叫“齐缞”。在这一档次里涉及到母亲的有：如果父亲已死，母亲死时，儿子服齐缞三年；如果父亲还在，母亲死了，儿子服齐缞一年。对比来看，母亲的地位还不如长子。
　　
　　把母丧的服孝规格提高一步，是武则天有意在提高妇女地位。虽然只提高了一小步，但对等级森严的礼法无疑是个挑战。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这也是深谋远虑的一步棋吧。
　　
　　其余“广言路”、“加俸禄”等，都涉及官员阶层和政治体制，武则天在这方面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十二事中的“广言路”等等，很难实行。其实“广言路”、“杜谗言”之类，极易流于口号。武则天虽然是比较善于纳谏的，但是也免不了要听信谗言。
　　
　　谗言这东西，危害了政治正义几千年，统治者也知道它不好，可为何没有好法子禁绝？因为在政治运作中，有一条定律就是“谗言绝对有效”律，有效的东西人们当然要用。再透明的政治，也总有一部分必须是黑箱操作，谗言的生存空间，就在这黑箱中。
　　
　　谗言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上者不可能隔三差五到第一线找人了解情况，他要靠听汇报来掌握下情。而谗言就与真实情况具有了平等身份，上面怎么能一下就察觉？等到真相大白时，那已是巨奸大恶养成之后了。
　　
　　统治者名义上反谗言，但实际上并不痛恨，他们知道谗言对所有的官员都有威慑力，有了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老实点儿吧。谗言有利于控制官员，这就是皇权制度下谗言不绝的最根本原因。
　　
　　当然，在政治体制方面，武则天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大部分都属于“改革”措施。
　　
　　她深知一个道理：大变动，要靠小变动来开路。大家一旦习惯变动了，真的天崩地解也就没人感到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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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所做的比较重要的事，跟明朝皇帝朱元璋做的有些类似，主要有两件：一是削弱相权，二是起用低品级文官参预中枢。
　　
　　乾封元年（666年）对高丽开战后，宰相多由武人组成，这些人与武则天并无渊源关系。加之其后李勣和许敬宗的去世，武后在朝中已无得力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班子对皇帝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武则天当然不能容忍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她于龙朔二年（662年）提出，太极殿低洼阴湿，不利于高宗的病况，应将皇帝居所移往大明宫。大明宫是早年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的避暑宫殿，尚未完工李渊就死了。现在武后下令把它建好，改名为蓬莱宫。第二年，高宗就正式移宫，此后就在蓬莱宫的正殿紫庭殿听政了。
　　
　　过去，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办公，都在太极殿，堪称君臣一体。现在一搬家，皇帝听政的地方就和原来的宫城隔开了，中书、门下两省都不在禁中。这样一来，中枢的谋议就在内廷进行，而不像过去那样在外朝进行了。宰相的地位由此大降，而皇权则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厉害。
　　
　　此外，武则天在参政以后，还悄悄改变了大唐的高层运作机制。
　　
　　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务，是“三权分立”，即中书省出旨、尚书省执行、门下省封驳（监督）。这样的设置，是怕权利过于集中会产生尾大不掉的权臣，分权后大臣互相制衡，会好一些。
　　
　　这时候皇帝的权力并不大，更多的像是一个“虚君”，所有的表章到皇帝手中时，已经是宰相们审议过并有了意见的，皇帝只能批准或否决。如果是否决，也不是他老人家一票就算，而是要和宰相共同商议。皇权与相权并未截然分开。
　　
　　武则天当权后，情况发生变化，宰相的裁决权无形中被取消，仅剩下汇总百官表章上奏的职权，裁决权归于皇帝。实际上是“百官表奏，皆委天后详决”，她不再允许宰相们分割皇权了。
　　
　　这种变动，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意义极为重大。它是否具有进步意义，不能以现在的民主观念来衡量，在大一统的皇权国家，面对纷繁事务、辽阔疆域，加强集权也许就是一种进步，不然这样的事不会一再在历史上发生。
　　
　　著有《中国通史简编》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将唐代三大君的执政风格做过比较，他说，太宗是“慎始慎终”，玄宗是有头无尾，而武则天是“权不下移”，乃为专断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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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体制上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启用“北门学士”。
　　
　　这件事的背景因素有两个，一是武则天在朝中的盟友不仅人数少，且已逐渐凋零，她需要有一批集团化的官僚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二是中国皇权制度到了唐代趋于完善，政务开始细密化，尤其相权被削弱后，工作更多。武则天一个人承担不了繁重的章表批复，因此她决定在内廷建立一个智囊班子。
　　
　　为此她把一批品级不高的文学之士召入内廷，参与决策，起草诏令。起初这些人没有名号，人员也不固定，到乾封元年（666年），武则天特许一批文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朝中大臣讥之为“北门学士”，这才算有了个称号。
　　
　　当时知名的北门学士有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人。他们出入北门，与政府办公的“南衙”无涉，形同武则天的私人。朝中大臣知道这是为了分宰相之权，因此就多有讥讽。这些北门学士极受武则天赏识，在武则天后来以太后身份临朝时，北门学士就成了最基本的政治力量。
　　
　　在北门学士中，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元万顷，他是北魏皇族之后，史称他“属文敏速，然性疏旷，不拘细节，无儒者之风。”（《旧唐书*元万顷传》）这么一个洒脱之人，必有《世说新语》式的掌故。他在随辽东道大总管李勣征高丽时，一个人就有两件事成为掌故。
　　
　　在李勣的陆路大军之外，当时还有一支偏师水军由裨将郭待封统领，前去袭击平壤。别帅冯本领大军在后，增援郭待封，不巧船破失期，大军没有赶到。郭待封那边苦等不至，急了，想要写信给李勣，但又怕被高丽兵截获，知道唐援兵不至，将会乘危迫之，于是写了一首离合诗（或作藏头诗）赠给李勣。李勣不解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元万顷当时为辽东总管记室（文书、翻译），只有他一个人看明白了，为李勣解释了一番，李大总管这才熄了火气。
　　
　　李勣在军中曾令万顷作讨高丽檄文，文章写好后，其中有一句话是讥讽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收到檄文一看，大受启发，给李勣传了个话，说"谨闻命矣"，于是移兵固守鸭绿，使唐军不得渡江，这可把李勣给气疯了。事情闹大了，元万顷被判流放于岭南。后来遇赦得还，官拜著作郎。
　　
　　上元年间，武后的权力空前增强，她特地把刘祎之、元万顷等从流放地召还，储备政治力量。北门学士果然也是名不虚传，就在武则天升为“天后”之后的第四个月，他们就协助武则天拿出了“建言十二事”，抛出了一整套政治新概念，打破了贞观以来的理论闷局。
　　
　　这个班子，在武则天的主持下，还前后撰写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著作共千余卷，作为整顿吏治、普及荣辱观教育的启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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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对政治体制另外还有一项改革，看似没有实质意义，其实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变革。那就是改职司名称和官职名。龙朔二年（662年），在她建议下，大唐中枢的重要机构和官职一股风地改了名。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三省长官也随之改名，侍中改“左相”，中书令改“右相”，仆射改“匡政”。此外还有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左右丞改“肃机”，诸司郎中改“大夫”。 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改了名
　　
　　名字动了，实际职能却并未动，所以有人说这是武则天性格好动的证明，玩的不过是文字游戏。其实不然，把前代制定的职司官名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鼎革的信号，同如前面所说，意图是形成变革前的气氛。
　　
　　改过的中央三部门的名称，中枢机要的色彩淡了，作为辅助办事机构的色彩增强了，这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而改革后的官职名，专业特色非常突出，是干什么的一望可知，且名称很有文采，有人估计都是武则天的杰作。
　　
　　武则天在这以后，还改过几次官职名，都有刷新政局的意思在内吧。
　　
　　顺便提一句，她在后来又将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又一度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真是越改越有诗意了。流传至今的《千家诗》启蒙读本里，就收有白居易的“紫微花对紫微郎”一诗。这是白居易在当中书舍人时，描写中书省黄昏景色的诗句。白大诗人以“紫微郎”自称，意境至为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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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言十二事”中，有两条不甚引人注目，但却意味着大唐国策即将发生重大转折。这两条，都涉及战争。
　　
　　其中第十条是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这一条，如果不加解释的话，现代人不大容易弄明白。所谓“勋官”，就是战斗功臣，他们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守，但可以根据勋品的高低获得一定的“勋田”。
　　
　　这不光是一个福利待遇的问题，勋官本人以及五品以上勋官的子弟，还有资格做实授的官。具体办法是，服役一定期限或缴满一定的资金，再经考试合格，就可以参加“铨选”（成为候补官员）。
　　
　　对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来说，勋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进身之阶。况且勋官之服色，与同级官员一样，在社会上那还是很有身份的。
　　
　　可是在当时，由于战争创伤以及经济无着，一些勋官经常会惹出些麻烦，而被朝廷“夺赐破勋”。武则天提的这个建议，就是要求对上元前犯有罪错的勋官，不再追夺勋赏。这是对荣誉军人的照顾。
　　
　　上元之前，大唐四境武功赫赫，都是靠军人打的，安抚他们理所当然。这起码说明，武则天不认为打仗是游戏、是比拼个人的勇气，她知道打仗不容易，百姓承担得太多。安抚军人，也算是“悯民”措施的一部分吧。
　　
　　另一条，是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这里的“天下”，包括了唐四边的诸国在内，说的是国际问题。“息兵”这两个字，分量可是不轻，它表明武则天对“国际战略”已有了全新的看法。
　　
　　既然连高丽这样难啃的敌国都给一举端掉了，为什么还要提出息兵呢？
　　
　　
　　22、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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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大唐东西两边烽烟又起
　　　　
　　
　　在平高丽之后的七、八年间，大唐四境的局势又有了新变化。新的强敌崛起，老的对手复苏，情况不是很稳定。
　　
　　此时西境逐渐强大起来的是吐蕃，它把手伸到了西域，连连攻陷唐西域各州。在另一端，东境也没有消停，高丽、百济灭后，唐昔日的盟国新罗渐渐坐大，好了伤疤忘了疼，时而背叛唐朝，做些不仁不义的事。还有早就被灭掉的突厥残部，也有卷土重来的意思。
　　
　　烽烟又起，哪一处不去平都不行。其他的，都还可说是癣疥之患，但是吐蕃不能不认真对付。
　　
　　吐蕃这次对唐的挑衅，上下一心，攻势凌厉，其社会发展水平虽然还处在向唐朝学习的阶段，但对大唐帝国毫不畏惧。
　　
　　这个初生之犊，让高宗、武后大大地头疼了一回。
　　　　
　　吐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嫁过去的地方。吐蕃其族源于羌族，繁衍于今西藏及四川西部一带，原为分散部落。在北周时便开始兴起，隋唐之际已是群雄并踞。到唐初，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各部，定都于逻些城（今拉萨市），用正统史学家的话说，是“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势力渐趋强盛。
　　
　　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求婚，唐太宗同意和亲，这才有了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蕃的佳话。
　　
　　吐蕃也是“向唐朝学习”的诸国之一，和亲之后，派了不少贵族子弟到唐求学，两方关系转为密切。唐太宗死后，关系也还不错，松赞干布还给唐廷写了信表示忠心，永徽年间，文成公主派人向唐“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高宗都欣然应允。
　　
　　可惜的是，在永徽初，这位深具眼光的大英雄松赞干布死了，其子早亡，由孙子即位。孙子年幼不晓事，便由禄东赞为相，掌握国中大权。
　　
　　显庆三年（658年），吐蕃向唐朝献金盎等礼物，请求再次通婚，双方的关系还是相当友好的。
　　
　　局面是在龙朔之后开始逆转的。这一时期，吐蕃这个落后生产力政权的国力已十分强盛，有了攻略四方的雄心。它的邻居吐谷浑早在太宗时就被平定，内附大唐，成为大唐防范吐蕃的屏障。禄东赞对其久有图谋，龙朔三年（663年）时，便趁大唐正在东边与百济打得不可开交之机，悍然率精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顶不住，狼狈奔入唐地凉州（今青海武威）。
　　
　　西境局势由此骤然恶化。为防不测，唐也屯兵于凉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双方已经是兵锋相对。
　　
　　总章年间，高宗、武后曾召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商议能否出兵打击吐蕃、援助吐谷浑。但三个人意见不一致，有说不可、有说不忙的，只有姜恪坚持必须马上打。结果议而不决，错失良机。
　　
　　这个时候，吐蕃透露出，与吐谷浑还有讲和的余地，高宗也准备调停，可惜禄东赞就在这个时候死了。史载“东赞不知书而性明毅，用兵有节制，吐蕃倚之，遂为强国”（《新唐书*吐蕃传》）。他的死，更导致局面不可控制。
　　
　　他一死，他的四个儿子同时当国，雄心更甚，完全没有了节制，开始大举进攻西域。唐西境自此正式上演“双雄会”。
　　
　　到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大军已连陷西域十八个羁縻州，唐的安西四镇顿时烽烟遍地。安西四镇为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其中的龟兹就是大唐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这四镇，是大唐羁縻西域各部的一个政权体系。
　　
　　吐蕃这次胃口甚大，和于阗部落联手，竟然拿下了安西大本营龟兹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