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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承庆的上书，是在仪凤四年（679年）五月。这个月份，是风流太子李贤的多事之秋。韦承庆的这个上书，其实并没有什么背景，是他个人的性情与责任感使然。韦承庆过去就是李贤的幕僚，为人恭谨，现在的职务太子司议郎又是专掌规谏的，他站出来说话，是理所当然。他劝告李贤“居处服玩必循节俭，畋猎游娱不为纵逞”，这也是让人无话可说的。
就这样，李贤的另一面被揭出来了。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问题还不大。
此时高宗和武则天都巡幸在东都，武则天大致知道了情况，就命北门学士写了《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阅读，还写信对李贤提出严厉批评。
李贤对母亲的干涉大为不满。他本来就觉得母亲对后辈过于严苛，这么劈头盖脑的批评，他更接受不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母子关系就此开始恶化。
这个事情，我以为武则天没做错什么。她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了的女人，对待子女也不免从政治出发。平时不溺爱，不放纵，只希望在他们中出一个像太宗那样的经天纬地之才。这大概是她最大的心结。儿子们如果对此不理解，当然要生出怨恨来。
武则天和儿子之间的代沟，和今天应试教育下的代沟是太相似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台湾的史家雷家骥先生却要指责武则天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说她不该如此刺激李贤，使其不安。这大概是雷先生过于仁心宅厚了，用了新时代的观念来评价这件事。不过，新时代在教子这方面也不见得新。
儒家教子，历来严厉，余韵至今犹在。眼下“望子成龙”的家长，家家皆有也，具有自由开明思想的家长反倒是凤毛麟角，因此我认为武则天此举不应受到责备。
就在李贤与母亲有了嫌隙时，各种不利于武则天的舆论又深深影响到李贤，令他对母亲的专制和冷酷越发不满。这些流言，据说一个是大臣们传说李弘死得可疑，一个是有大臣认为高宗已完全被武后控制，失去了自主权。
此外，在太子属官中，有一个典膳丞高政，是长孙无忌的外甥，他向李贤讲了不少长孙一系当年如何被整肃的事，对李贤的震动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流言，就是宫女中有人传说：李贤并非武后所生，而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生的！
这还了得！李贤听了，更感到疑惧。他联想到母亲的种种严苛手段，对此深信不疑，认定了这位非血缘的母亲将来一定会对自己下狠手。
那么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所生？这，又是一个千古迷案。
我们来看，李弘生于永徽三年（652年）七月以后，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两人出生相隔两年，这中间还有过一个早夭的公主（就是传说为武则天闷死的那个）。这三个孩子，一年生一个，在武则天当时那个年龄上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时武则天刚从感业寺回来，正受专宠，还轮不到韩国夫人钻空子。因此，李贤的身世，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台湾的雷家骥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
另外也有持怀疑态度的一派，他们分析如下：据《旧唐书*高宗纪上》记载，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生李贤于去昭陵的路上，是早产。这一派认定，武则天是在永徽四年（655年）年初生的李弘，此后又生一女，再生李贤，就等于是在两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似乎太过密集。他们推测，这个数九寒天在拜谒昭陵的路上所生的早产儿，很可能并没活下来。极有可能是与高宗有私通关系的韩国夫人，把自己刚生的儿子拿来顶了缸。
他们提出的证据是，李贤降生仅一个月，高宗就给他封王，如此匆忙地要确立这个孩子的地位，似乎是有什么隐情。至于武则天，出于对巩固自己在后宫地位的考虑，也不会反对这么干——多一个儿子，就多一分权力保障。但是当李贤成年后，武则天就越来越不放心这位冒牌的儿子了，对立他为太子，曾经显得很勉强。
这后一种说法，推测多于论证，我们权且当个故事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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