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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solarxia - 

[谈天说地] [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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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29 08:33:10 | 只看该作者

  徐敬业不杀叔叔,魏思温见出他的优柔寡断,便又有了叹息:“不顾大义,专徇私图,恐败亡即在目前,我辈无死所了。”当然,后世也有史家很纳闷儿:他怎么光叹息,却不及早抽身呢?
  
  其实,魏思温的见解,也不一定都对,他可能是对匡复军目前的状况过于悲观了,对北伐的前景又估计得太乐观了。
  
  匡复军固然有诸多劣势,但一般民众义军,都有机动和亡命这两大特点;而政府军则都有迟钝和患得患失这两大弊端。所以义军并不是不可以一搏。
  
  此外对北伐也不可太一厢情愿。徐敬业、薛仲璋见一个小小的润州都不肯投降,哪有什么百姓拿着锄头自动来当义务兵的?从而悟到:若北上,一路的恶战还不知道有多少,根本别指望山东民众能闻风影从。自此,他们就把关于北伐的最后一点幻想也放弃了。
  
  徐敬业任命了李宗臣为润州刺史,自己则来到前线,屯兵在高邮的阿溪(在盱眙和江都之间),来对付这个朝廷派来的李孝逸。
  
  李孝逸的大军这时已开到临淮,与盱眙隔河相望。两雄对决,必有一场恶战了!
  
  那么,征讨军的主将李孝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宗室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颇受武则天重用,军事才干也有一些,但是胆小无勇,过于谨慎。
  
  首战,他派偏将雷仁智与义军交战,不利。义军气焰大盛,李孝逸心中害怕,于是按兵不进。两军在前线演开了“静坐战争”。
  
  这个情况很快传到神都,武则天大怒。她知道对付匡复军非要下狠手不可,就在朝中做了一系列部署,为前线大军造势。她斩裴炎、削徐敬业爷爷的官爵、挖徐家祖坟、夺李姓复徐姓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做的。
  
  此外,她还准备召集增援军队,下诏赦免匡复军中被胁从的百姓,悬赏授官三品、要徐敬业的脑袋。
  
  这都是在制造舆论,打心理战。
  
  对前线征讨军的情况,她不大满意,派了专人去联络。
  
  当时担任监军的侍御史魏元忠,虽然是个文臣,却颇知兵。他见战况胶着住了,心里很急,就对李孝逸说:“朝廷以明公是王室亲属,故派了来主持征伐。天下安危,实赖此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闻变乱,朝野莫不倍加关注,就等着他们伏诛。今大军逗留不进,远近都失望。万一朝廷换他人以代明公,你将以何辞逃避逗留之罪?最好是从速进兵,以立大功,否则祸患将至矣!”
  
  这样一番连劝带威胁,惊出了李孝逸一身冷汗!他想想说得不错啊,便急忙下令继续进军,直奔都梁山,去找义军大将韦超交锋。
  
  征讨大军的副帅——副总管马敬臣憋了好长时间,现在总算可以放手一搏了。他奋勇当先,在阵前斩义军别将尉迟昭、夏侯瓒于马下。
  
  大军千里而来,首次获胜!
  
  这一仗,赢得很关键。从此,征讨军声威大振,义军渐渐有些不支了。
  
  时间已经到了十一月初,武则天又对前线施加压力,派名将黑齿常之任江南道大总管(比李孝逸的扬州道大总管高了一个级别),统辖诸道援军,开赴前线。
  
  李孝逸这回心里更发毛了:黑齿将军此来,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么,是不是有取代前线主将的意思?显然太后对前线战事已有所不满,必须得主动一点儿了。
  
  于是李孝逸再发兵攻都梁山。所谓都梁山,是盱眙县城及其周围山陵的统称。韦超前面败了一阵,不敢冒然接战,就仗着山势险要,坚守不出。
  
  这块顽石太难啃了,还要不要再打下去?府兵又不是山地作战旅,这么顿兵于险地,不是把什么战机都给耽误了吗?
  
  李孝逸又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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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29 08:33:27 | 只看该作者

    李弘死后,备极哀荣。高宗在《孝敬皇帝睿德记》里称他具有“九德”:至德、至孝、至仁、至明、至俭、至正、至博、至直、至睦、至通。当然这是溢美之辞,但都还沾点儿边。
    
    既然追谥了皇帝名号,这位没登过极的皇帝,就要有相应的陵墓,命名为恭陵。原本打算葬在长安昭陵附近,但武则天考虑节约民力,就安葬在了洛阳,成了唐代在洛阳少有的帝王陵之一。选址就在洛州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的景山,至今仍有遗址。
    
    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陪葬甚厚,这大概是寄托了高宗和武后的哀伤。民间传说道,由于陪葬的珠宝既多又好,唯恐被盗,所以,派兵卒从洛河取沙,堆成了一座山,表面再用泥封固,若有盗墓者必被流沙活埋。
    
    陵工由武则天亲自主持,先调蒲州刺史李仲寂监工,限期四个月完工。一座皇陵,历朝修几十年的都有,四个月期限,等于要民工的命。其间民工不堪劳役,发生过骚乱,投乱石击伤监督官员,烧营而逃。后来起用司农卿韦弘机来监工,才如期完成。
    
    太子妃后来被追号“哀皇后”,死后也葬在恭陵附近,因此现在当地人这里称为“太子坟”和“娘娘坟”。陵前神道十分开阔,翁仲、天马、望柱两两相对,气势不凡。神道一侧,有高宗亲撰的《孝敬皇帝睿德记》石碑,高约6米。
    
    历经千年,恭陵至今完好无损。而娘娘坟却在当代遭了厄运。1998年1月末,太子妃墓被一伙盗墓贼用炸药炸开,盗走国宝级珍贵瓷器等60余件。此事惊动了国务院,所幸案件很快破获,国宝追回,11名盗墓贼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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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29 08:33:44 | 只看该作者

  他拿不定主意,召集众将商议。有人提出:“韦超凭险自固,我步卒无所施其勇,骑兵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徒然多损士卒。不如分兵困之,大军则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这个建议,用的是刘邦攻咸阳之计,主张直奔主题。但刘邦那时是避实就虚,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邮是徐敬业重兵所在,不那么好啃。
  
  主管军资的支度使薛克渺持反对意见,他说:“韦超虽然据险,但其众不多。若多留兵在此,则前军势弱;若少留兵在此,则有后顾之忧。不如先击都梁山之敌,一击必克。都梁若克服,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
  
  一番话说得李孝逸开了窍,遂决定先拿下都梁。
  
  但诸将尚有异议,说是:“击淮阴或都梁,徐敬业必来引兵来援,我将两面受敌,如何自全?”
  
  魏元忠反驳道:“避坚攻瑕,是兵家至计。徐敬业精锐,尽在下阿溪,只求与我速战,我若一败,大事去了。而李敬猷原是个赌徒,韦超等人也非宿将,兵又单弱,易为我克,徐敬业虽欲往援,势必赶不及,我得乘胜前进,彼方虽有韩信白起,也恐不能抵挡了。”
  
  此番见解,至为精当,他看重的是首战得胜之后的士气。
  
  两边的军师,无独有偶,都姓魏,也都以文官而知兵。可是此魏的运气,实在是大大好过彼魏。
  
  李孝逸这人虽然优柔寡断,但唯一优点是能够采纳正确意见。听魏元忠这一说,当下敲定:先灭韦超,再灭敬猷,最后击敬业。于是引兵出击都梁山,激战一整日,终于荡平都梁义军。韦超乔装改扮,趁夜遁逃。
  
  这是自讨伐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三军无不欢呼雀跃。李孝逸也来了精神,乘胜趋进,直击淮阴。
  
  淮阴城在淮水之南,城池险固,但守将徐敬猷只懂玩牌,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不知所措。
  
  李孝逸统军,还是有一套的,他督军大举攻城,一鼓作气拿了下来。徐敬猷从暗道溜出城去,仅以只身脱逃,回到了徐敬业的军营。
  
  徐敬业本是一员猛将,一生胜多败少,此时连闻败报,不胜其愤。于是沿下阿溪布防,要与李孝逸一决高下。
  
  那边厢,李孝逸也领兵进入扬州府地界,直抵下阿溪北岸驻下,两军隔溪相望。
  
  生死决战,就在明朝!
  
  到了晚上,官军的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兵五千,乘小船悄悄渡河,抢先偷营。
  
  那徐敬业久经战阵,早料到官军会有这一手,天罗地网已经布下。等官军接近,一声号炮,义军伏兵铺天盖地杀出,将渡河官军杀得大败,苏孝祥死在乱军中,果毅成三郎被俘。其余残兵被逼至水边,不肯降者,投水而死过半!
  
  这一仗,打得太惨烈。义军一扫多日颓靡,士气顿然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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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29 16:43:23 | 只看该作者
  
  
  李孝逸急率诸军赶到,战又不利,便又有了胆怯之意,想退守石梁。
  
  恰在此时,有探报来说,徐敬业的营地上空有许多乌鸦噪集。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不愿意撤军,就对李孝逸说:“这是贼势将败的预兆。乌鸟集幕,势必空营。然而徐敬业尚未退,鸟已先集,岂不是将覆灭么?”随后献上一策,就是用火攻。
  
  此时讨伐军的位置,在义军西北方向,正好借冬天的西北风放火。李孝逸听了,极口称善,于是命军士各持火具,跨溪再战。
  
  这边徐敬业正要挥军截击,不意对面官军强弓火箭接连射来。溪边芦苇甚多,正值冬天干燥,朔风猛厉,一霎时四面延烧,卷入阵中。义军立足不住,纷纷退后。
  
  徐敬业还想抵抗一阵,急命部下调整位置。这却是一着致命错棋:紧急中临时调动军阵,反而闹得自己营垒大乱。李孝逸见义军混乱,便督军疾进,一顿乱杀,斩义军七千余人。直杀得溪流皆赤,岸草尽红,另有掉进河里溺死的无算。
  
  这一仗,义军的主力彻底崩溃。
  
  徐敬业等一干首脑人物狼狈逃入江都。李孝逸哪里肯放过残贼,紧接着就追踪而至。徐敬业料知江都不能再守,于是焚去图籍,携了妻小,带着一队人马奔往润州,要去义军刺史李宗臣那里落脚,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官军和义军残部的战线已经打乱,徐敬业怕在途中被官军截击,就先潜入蒜山。写了信让李宗臣发兵来接应。可是,这一行人在慌乱中将原定的联系信物丢失,小卒只拿了手书信件跑去润州,李宗臣以为有诈——别不是官军使的调虎离山计!于是不理。
  
  徐敬业一行见没有回音,以为李宗臣已经降了官军,大感绝望。连忙乘舟潜入长江,意欲顺流出海,东奔高丽避难。十一月十八日,航行至海陵(今江苏泰州)地界为风所阻,船不得行,而追兵将至。
  
  穷途末路至此,就是有信念的人也不免恐慌,况且众人造反,大多还不是为了谋个更好前途。徐敬业的部将王那相,生了叛变之心,鼓动兵士杀了徐敬业、徐敬猷,以及徐敬业的妻儿老小等,共砍下25个首级,拿到李孝逸军前投降。
  
  其余唐之奇、魏思温、韦超、薛仲璋等人逃散,也被李孝逸部下捕获,全部砍了脑袋,传首东都。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骆宾王的结局。
  
  据说,义军决定南下后,魏思温和骆宾王认为,历代谋大事者,不取京都而在外府盘踞的,没有哪个能成的。两人因此很沮丧,不去匡复府议事,只在酒家流连买醉。徐敬业也听之任之,他们不去,也不派人来叫。
  
  就在海陵败亡的这一天,骆宾王下落不明。
  
  但是史书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资治通鉴》说他与徐敬业同时被杀,《朝野佥载》说是投江而死,《新唐书》本传说他“亡命不知所之”。
  
  而孟綮《本事诗》则说,徐敬业败亡后,“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这个说法,或许能给人一点儿安慰。,
  
  另有人考证,在南通东郊的狼山山门右侧,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坟,墓碑上赫然写着“唐骆宾王之墓”。据说事变那天,有人救了骆宾王,因江都一带李孝逸正在大搜义军余党,骆宾王就流落到了这里,并卒于此。
  
  总之,他当时死了还是没死,是一件无法确定的事。
  
  这样一个传奇才子,以“下落不明”作为他人生最后的收梢,我以为,是最符合他的性格的。
  
  后来中宗复位后,心里还是感念匡复军这帮兄弟吧,曾下诏广求骆宾王的文稿,竟得数百篇。时人郗云卿辑成文集,但后来散失了。明、清时期骆宾王的文集流行有4卷、6卷、10卷本三种,以清人陈熙晋的《骆临海集笺注》最为完备。
  
  骆宾王这个名字,也有点儿怪。这是他饱学的爸爸为他取的,源自《周易》中“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意。原文意思是说:体察民情这种方法,有利于辅佐君王。
  
  君王没有辅佐成,但是大名毕竟垂了宇宙。他曾经有一首《于易水送人》,很像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诗曰——
  
  此地别燕丹,
  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
  
  前后才44天,一场悲壮的大戏就落幕了,惟余水畔哀诗一缕。
  
  待到大将黑齿常之带援军来到江都,已是乱党肃清,不劳他动手了。
  
  武则天随后下令,尽杀徐氏宗族。只有那个不降叛贼的李思文,给放出了江都监狱,没有被连坐,并且因功官拜司仆少卿,后来又升了春官尚书。
  
  武则天专门召见了这老头子,面谕道:“敬业改卿姓武,卿可便姓武吧。”——我也跟徐敬业的幽灵开个玩笑。李思文当然只有拜谢。
  
  后来有人举报说,这个李思文原本是与徐敬业同谋的。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些蛛丝马迹,于是,“武思文”被免官,还是恢复徐姓。后世有人叹道“可怜李勣百战功劳,只剩了思文一线,留遗曹州(今山东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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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30 08:51:54 | 只看该作者

  徐敬业起义之所以迅速败亡,除了他在兵力部署、战略方向上犯了诸多错误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名不正言不顺。若讲匡复、废武氏专政而恢复李唐正统,最恰当的首倡者应该是一位或几位亲王。若以勋臣身份造反都很勉强,更何论勋臣的孙子——号召力差得远了。
  
  没有各地豪杰蚁附,没有百姓簟食壶浆,那还不是如同草寇?
  
  再有就是此时大唐的局势,仅仅是上层的政治空气有些紧张,老百姓却是已经安居乐业60年了,没有充足理由去跟着造反。所以这是一场没有民意基础的作乱,影响出不了扬、楚两州。
  
  尽管有的士族人士或地方豪族对武氏强烈不满,但这种矛盾颇类似“党争”,不需要暴力解决。很多朝中大臣,你让他参加反武氏的政变都可以,但让他加入造反队伍,他就会赶紧打住。
  
  所以说,徐敬业的孤立,还在于“革命”的条件不成熟。近代曾有伟人很精辟地总结过革命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下层百姓再也不能以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上层人士也不能用原来的方法统治下去了,革命才可能到来。这意思是说,或是上层搜刮得太厉害了,或是统治方法太落后于当世了,百姓活得憋屈、甚至活都活不成了,才有可能揭竿而起。
  
  我们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是个在上古时代没出过长篇史诗的民族。像这样的民族,一般都是世俗民族,老百姓所崇尚的无非是求财和升官。就连游手好闲或淡泊名利者,都要被众人目为异类。至于想当英雄、想轰轰烈烈干一场以搏青史留名的人,那就更是万不及一。
  
  因此,徐敬亚虽是一时豪雄,想到了就敢出手一搏,但无奈潮流不跟他走,只能落得海陵道上荷戈独彷徨。
  
  反观武则天,则是比对手不知高出多少个级别。在这次平叛行动中,她沉着冷静,把一切做得有板有眼。比如:不惜以多出征高丽一倍的兵力去对付内乱,借机除去朝中掣肘的权臣,只抓首恶分子其余凑热闹的不问,等等,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
  
  尘埃落定后,事实发展跟她所设想的一样:海内既平,她本人的声威也就如日中天了!
  
  
  
  (下一章,26、四方来上访者如过江之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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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7:10 | 只看该作者
26、四方来上访者有如过江之鲫
  
  
  叛乱平定后,恰逢年末,武则天环顾海内,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喜的是小试牛刀就把内外的敌对势力给翦除了;怒的是她深为倚重的权臣,居然就在眼皮底下公然与她为敌。
  
  据此,她采取了两个行动,来宣泄自己的这种复杂心情。
  
  一是改年号。平定叛乱是件值得纪念的事,她将新的一年改元为“垂拱”。垂拱一词,来自《尚书*武成》篇,原文为“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垂拱的意思就是“垂衣拱手”,形容做事毫不费力。
  
  这一年,武则天62岁,从少女时代奋斗到此,她既有睨视当世的自信感,也有不愿再起风波的渴望。“垂拱”这个年号,恰好代表了她此时的心情。
  
  另一件事是,她要好好训斥一下群臣。多年来,她信任和提拔有才有德的大臣,视如心腹。但是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穿起官服做官、脱下官服骂娘的角色,就是不与她同心同德。
  
  她知道,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女主当国”。假如她是个男人,能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朝士早就会颂歌盈耳了;但可恨礼法衡量明君的标准,有一个附加条款,那就是“女人除外”。
  
  对此,她决不让步。特别是经历了这一场叛乱风波,她就更不能“高枕深居”去当甩手掌柜的,仅为博得一个“贤明”的虚名而丧失对国事的控制。
  
  在杀了程务挺之后不久,她特地把群臣召集起来训话。劈头就问道:“朕并未辜负天下,也未辜负诸大臣,尔等可知?”
  
  群臣回答:“是。”
  
  武则天这天似乎有千思万绪,她说:“朕辅政先帝二十余年,一心为天下事操劳。公卿富贵,皆乃我赐与;天下安乐,皆乃我治理。先帝弃世,将天下交付给朕,朕不敢爱己身而爱百姓。如今为首叛乱者,皆出于将相,辜负朕何等之深!你们中有受遗命之老臣、倔强难制逾于裴炎的么?有将门贵种、可纠合亡命逾于徐敬业的么?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逾于程务挺的么?此三人在群臣中素有威望,因不利于朕,朕乃杀之。”
  
  群臣听到这里,已是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不知道太后这一番疾言厉色是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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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7:21 | 只看该作者

  最后,武则天恶狠狠地说:“卿等有逾此三人的,可及早反叛,不然,就须革心事朕,勿令天下人耻笑!”
  
  这是在敲山震虎了。在历史上,最高柄政者跟臣子这样叫板的情况,十分罕见。经过数次风波,武则天与群臣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有些话,必须撕开面子说了。
  
  当然她也知道:人都是被“整”怕的,不是被吓怕的,于是在改元第二个月,她以公开手段,开告密之风,用以监视内外臣子的言行。
  
  在唐初,依照前代旧规,在西朝堂设有“登闻鼓”,也就是一面悬挂的鼓。百姓或臣子有谏议、有冤情,都可以击鼓,以达天听。在东朝堂设有“肺石”,也就是在地上立一块石头,因颜色赤红而得名。百姓如果想告发地方官渎职,就可以来到这里,站在石上,皇帝闻报可以立即处理。
  
  但是,由于朝堂重地日夜有兵卒把守,老百姓即使有情况要上诉,也无法靠近。所谓“登闻鼓”和“肺石”,成了粉饰太平的摆设。
  
  武则天现在则下令:“登闻鼓和肺石无须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即取状纸交给朕。”
  
  这一措施,在后世长期被人垢病,说她鼓励告密就是钳百官之口,以便行独裁之实。但是在皇权制度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皇帝不独裁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这个思路,实际上是古代面向最广大百姓的“大接访”,是民意上达、开拓言路的一个方式。
  
  鼓励上访的口子一开,战战兢兢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员。以后,不仅涉及太后专权的话题要小心,其他的言行也都要小心了。
  
  这是武则天动用非体制手段来控制官员的一个办法。
  
  一年后,她的高压手段逐渐见效,国家已完全稳定下来。她为了缓和内外矛盾,同时也体现不食前言,于垂拱二年(686年)正月“下诏复政于皇帝”。
  
  睿宗这一年已经24岁了,在古代这已是非常成熟的年龄了,说他不想执政,那是假的。但他深知太后的这一宣告很可能是做个姿态,自己若真的答应下来,也许就是第二个中宗。于是他不但不喜,反而大为惊恐,上表坚决表示推辞。
  
  于是太后也表示“为国家社稷计,复临朝称制。”
  
  这种双方的辞让,其实已经毫无意义,朝野基本上没人相信武则天会真心交权。这个时候的情况是,一方面武则天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另一方面,群臣内心的抵触情绪始终顽强地存在。
  
  这种天长地久的角力,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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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7:51 | 只看该作者

  
  就在垂拱年间,太后也还是不能垂衣而治,接连有人公开表示对临朝称制不满。武则天采取的处理手段也比较狠辣。
  
  垂拱二年十月,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有山涌出,估计是地壳变迁,侍臣当然要说这是祥瑞。于是武则天大喜,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的官员也纷纷上贺表、拍马屁。
  
  但民间有脑筋转不过弯的的直率者,不信这一套。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地上冒出个土山来,那就跟人脸长豆豆一样,是地气不和所致。为何地气不和呢?是因为“今女主处阳位,反易于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太后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
  
  这话说得赤裸裸的,把武则天气个半死。由于这人只是个“白人”,胡说八道也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跟朝士没有联系,所以只判了流放岭南。不过到后来还是没逃过一死,为“六道使”所杀。
  
  垂拱三年(687年)五月,被武则天一手扶起来的宰相刘祎之,在和凤阁舍人贾大隐闲聊时,说了一句:“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这个贾大隐,翻手就把自己的长官给卖了,向太后告了密。武则天很生气,恰在此时,有人诬告刘祎之受贿,并和许敬宗的小妾私通。武则天就命肃州刺史王本立去拘捕刘祎之,审问这事。
  
  王本立见到宰相大人,拿出武则天的敕令要宣读。刘祎之冷笑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凤阁就是中书省,是专门出旨的地方。刘祎之是凤阁侍郎,工作就是起草诏敕的,所以他根本就不承认太后之敕的权威性。武则天恨之,以抗旨的罪名,将他赐死于家中。
  
  这刘祎之在上元元年(674年)就被召入禁中,是赫赫有名的北门学士。他笔头子快,倚马可待,那时朝廷所有的诏敕,都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武则天对他也相当器重,曾密令他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临朝后又把他提为宰相。
  
  这件事,说起来有两奇。一是,这样一个出身的人,居然也不赞成太后临朝;二是,武则天对这样有过拥戴之功的大臣居然也不怜惜。
  
  这一年,不光是死了个宰相,还有人要学徐敬业。虢州人杨初成诈称自己是郎将,伪造圣旨招募义士,要迎庐陵王于房州,而驱逐武氏和睿宗。事泄,被武则天下令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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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8:13 | 只看该作者

  
  从垂拱元年(685年)起,武则天对得到“正人君子”真心拥护的期望,开始大大动摇。她的忍耐已达到一个限度,不再指望人们的服从是否出自衷心了,只要能压服就行。因此,她觉得那些“登闻鼓”之类的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慑力,“大接访”必须成为一种常规制度,成为一个法。
  
  垂拱二年三月,她沿着登闻鼓的思路想到一个办法,命令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家保特制了一个铜匦。这东西十分奇特,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意见箱,内有四隔,四面都有小门,分为青、红、白、黑四色。将它置于朝堂,用来搜集天下普通人的意见书。
  
  其中青匦在东,名为“延恩”,收集“养人及劝农之事”的建议以及献颂赋、求仕进的帖子;红匦在南,名为“招谏”,收集“论时政之得失”的各类意见;白匦在西,名为“申冤”,百姓有要陈述冤屈的,可以往这里面投书;黑匦在北,名为“通玄”,有言天象灾变或要进献军机密计者,可以往这里投书。
  
  这个东西的颜色和方位,与春夏秋冬及“五行”中的木、火、金、水相合。
  
  太后又下令设置“知匦使”,专门指派正谏大夫和垂拱元年新设立的补缺、拾遗各一名,来掌管此事。凡有投书者,经他们检验了身份之后,才允许投入;“每日有所投书,至暮并进”。另外又设“理匦使”两名,由御史中丞等官员来处理收集到的意见。
  
  意见箱设置好了,还要保障想提意见的人能够到京师来,不能让他们穷困于途、潦倒于街市,也不能允许地方官从中起阻挠作用。于是太后下诏,规定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沿途还要为告密人提供驿马、供给五品伙食,到京后安排在客馆住宿。这些来自民间的告密者,即使是农人、樵夫,太后都要亲自接见。
  
  如果所告的情况属实,可不按等次授予官职;即使不实的话,也概不问罪。
  
  此例一开,等于赋予了大唐百姓以完全的言论自由权,做到了真正的言者无罪。上古三代设立“诽谤木”(即“华表”的前身)的目的,就真正达到了。
  
  上面有太后提倡,下面的百姓当然踊跃进言,一时之间四方告密的人蜂拥而来。所告之事,当然不止是反武言行,更多的是告地方官员贪污弄权、怠政渎职、欺压百姓之类的事。
  
  有了这个空前普及的信访制度,武则天的耳目就遍天下了,坐庙堂而洞察江湖,“由是人间善恶事多知悉”。
  
  在历史上,最高统治者与官僚集团之间不睦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都是由于主政者与文官系统的理念有矛盾冲突。而像武则天这样因身份问题而得不到官僚集团拥护的情况,就更罕见了。
  
  主政者要想解决这样的矛盾,以体制外的管道广开言路,发动群众监督来制约官僚,是一个常用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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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8 09:38:42 | 只看该作者

    
    他拿不定主意,召集众将商议。有人提出:“韦超凭险自固,我步卒无所施其勇,骑兵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徒然多损士卒。不如分兵困之,大军则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这个建议,用的是刘邦攻咸阳之计,主张直奔主题。但刘邦那时是避实就虚,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高邮是徐敬业重兵所在,不那么好啃。
    
    主管军资的支度使薛克渺持反对意见,他说:“韦超虽然据险,但其众不多。若多留兵在此,则前军势弱;若少留兵在此,则有后顾之忧。不如先击都梁山之敌,一击必克。都梁若克服,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
    
    一番话说得李孝逸开了窍,遂决定先拿下都梁。
    
    但诸将尚有异议,说是:“击淮阴或都梁,徐敬业必来引兵来援,我将两面受敌,如何自全?”
    
    魏元忠反驳道:“避坚攻瑕,是兵家至计。徐敬业精锐,尽在下阿溪,只求与我速战,我若一败,大事去了。而李敬猷原是个赌徒,韦超等人也非宿将,兵又单弱,易为我克,徐敬业虽欲往援,势必赶不及,我得乘胜前进,彼方虽有韩信白起,也恐不能抵挡了。”
    
    此番见解,至为精当,他看重的是首战得胜之后的士气。
    
    两边的军师,无独有偶,都姓魏,也都以文官而知兵。可是此魏的运气,实在是大大好过彼魏。
    
    李孝逸这人虽然优柔寡断,但唯一优点是能够采纳正确意见。听魏元忠这一说,当下敲定:先灭韦超,再灭敬猷,最后击敬业。于是引兵出击都梁山,激战一整日,终于荡平都梁义军。韦超乔装改扮,趁夜遁逃。
    
    这是自讨伐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三军无不欢呼雀跃。李孝逸也来了精神,乘胜趋进,直击淮阴。
    
    淮阴城在淮水之南,城池险固,但守将徐敬猷只懂玩牌,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不知所措。
    
    李孝逸统军,还是有一套的,他督军大举攻城,一鼓作气拿了下来。徐敬猷从暗道溜出城去,仅以只身脱逃,回到了徐敬业的军营。
    
    徐敬业本是一员猛将,一生胜多败少,此时连闻败报,不胜其愤。于是沿下阿溪布防,要与李孝逸一决高下。
    
    那边厢,李孝逸也领兵进入扬州府地界,直抵下阿溪北岸驻下,两军隔溪相望。
    
    生死决战,就在明朝!
    
    到了晚上,官军的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兵五千,乘小船悄悄渡河,抢先偷营。
    
    那徐敬业久经战阵,早料到官军会有这一手,天罗地网已经布下。等官军接近,一声号炮,义军伏兵铺天盖地杀出,将渡河官军杀得大败,苏孝祥死在乱军中,果毅成三郎被俘。其余残兵被逼至水边,不肯降者,投水而死过半!
    
    这一仗,打得太惨烈。义军一扫多日颓靡,士气顿然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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