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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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酷吏的横行霸道，朝中也有非议，陈子昂就是敢说话的一个。他那时年轻，口无遮拦，又是拥护武周革命的热心分子，所以敢于极言酷吏滥刑之弊，主张“抚慰宗室，各使自安”，不赞成把旧唐宗室搞得那么惨。
　　
　　永昌元年三月，武则天特意召见陈子昂，询问为政之要和哪些弊政需要革除，让他详细写来，不要引用古典，空发议论。
　　
　　陈子昂就写了一份三千言的建议书，提出了八条：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贤，四去疑，五招谏，六劝赏，七息兵，八安宗子。
　　
　　在“措刑”一条里，他提得很有见地，说严刑峻法是用来禁乱的，乱子平了就应该息刑，严刑不是为承平时代而设立的。太平之人，喜德政而厌刑罚，刑之所加，人必内心惨痛，所以圣人用刑罚非常审慎。近日诏狱大兴，钩捕支党，株蔓推穷，都是因为狱吏不识天意，所以才如此惨刻。最好是敕法慎罚，省白诬冤，这才是太平安人之务。
　　
　　对于用人，他也说得好。他说。政治政治，政所以能治，在于用人惟贤。君子小人各分其类。要是陛下好贤而不用，或者用了也不能信，信了又不能善始善终，或者用完了不加奖赏，那么虽有贤人，终不肯至，即便贤人当了官，也不肯用力。如此，怎么能行？（见《新唐书*陈子昂传》）
　　
　　对安抚宗室诸子一条，武则天当然听不进去，但也没恼怒。她知道陈子昂敢这么说，就是没有包藏什么心机，同时她又有爱才之心，很快提拔这年轻人为右卫胄参军（专甲仗等）。
　　
　　武则天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此时她还不想收拾那些酷吏，狗虽恶，毕竟是我的狗，等狡兔死光了再说吧。于是，女皇虽然数次召见陈字昂，谈的也很详细，可是每次都是谈完了就算完事。
　　
　　陈子昂的上表至今我们还能从史籍上读到，可称得是见解不凡，不是书生空论，他也因此被提拔为右拾遗（正八品上）。但他“居职不乐”，革命后的严峻形势让他很感失望。
　　
　　反观酷吏，却是越来越得意了。有个醴泉人侯思止，早先以卖饼为业，后投到索元礼门下为仆，也学到了陷害人的一手。他有个朋友被恒州刺史裴贞因故杖责，他为了给朋友出气，就出头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
　　
　　革命是好事，拥护者也多，可是革命后的谋反案为何又如此之多！
　　
　　侯思止一告就准，李元名被废，流放边地州县，裴贞掉了脑袋。侯思止因告发有功，授了游击将军。
　　
　　可是他还不满足，嫌游击将军是个散官，没有实权，就向女皇求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对要官的甚为厌恶，就问道：“卿不识字，岂堪御史？”
　　
　　侯思止答道：“獬豸（传说中的独角异兽，见人相斗，便以角触无理者）何尝识字，却能触邪呢！”
　　
　　这花言巧语，哄得女皇大喜，果然给了他朝散大夫、侍御史的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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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衡水人王弘义更霸道，比侯思止的发迹还要不可思议。他素来无行，曾向邻舍乞求吃两个瓜，人家不给，他就告诉县官说瓜田中有白兔（天降祥瑞？）。县官派人搜捕，践踏瓜田，顷刻立尽。
　　
　　他后来出游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见乡间的耆老聚会作邑斋，就告以谋反，致使二百余人无辜被杀，他也因此得授游击将军，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后来有人诬告胜州都督（在今内蒙）王安仁谋反，武则天叫王弘义去审这案子。王安仁被冤枉当然不服，王弘义就在枷上把他脑袋割了下来；又下令去捕王安仁的儿子。其子是军人，刚巧来到堂上，王弘义不由分说，也把他脑袋割下，装在盒子里回京复命。至于这父子俩反不反，那就在于报告怎么写了。
　　
　　回京途中路过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请王弘义吃饭，吃了不大一会儿，王弘义忽然喝叱毛公滚下去，命人斩之，用枪挑着砍下的脑袋回洛阳，沿途百姓见者无不震栗。
　　
　　那时武则天的中央监狱——“制狱”是设在丽景门内，凡入狱者，非死不出。王弘义竟然戏呼此门为“例竟门”，意为照例都得死。
　　
　　恐怖政治到了如此地步，朝士人人自危，相见不敢寒暄，只能道路以目。因入朝时经常有人密遭逮捕，所以每次上朝，官员们都要和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
　　
　　当时的法官，竞相以酷为荣，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办案还比较平恕。以至于被告者都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资治通鉴》）
　　
　　这徐有功，也算是武周时期的一个异数。他常跟家人讲：“今为大理寺命官，人命所系，不能因顺从皇上而妄杀无辜！”
　　
　　他起初在蒲州任司法参军，审案从来不用刑罚。以至于他手下的小吏相约，如果有犯人被徐大人下令用刑，那么咱们就往死里打。结果直到任满，也没打过一人。
　　
　　武则天在起用一批无赖酷吏之外，还用了一两个这样正直的刑官，对当时的妄杀多少有所阻遏。
　　
　　其时，魏州有人告发贵乡县尉颜余庆，说颜是琅琊王李冲的同党。武则天就把这案子交给来俊臣去审。
　　
　　这个小小的县尉，当年能跟李冲谋反有什么瓜葛呢？原来李冲曾在贵乡县放债，到期以后，就派家奴去收债。几个家奴图方便，在出发之前给县尉颜余庆先送去一封信，请他帮忙。
　　
　　亲王的事，颜余庆当然要给面子，于是先就帮忙收了一部分。其间，与李冲也有过通信。
　　
　　所谓跟李冲有瓜葛，也就这些。
　　
　　不过这案子到了来俊臣的手里，审讯的结果不问可知，当然是反叛有据、应定为死刑。
　　
　　但是在永昌元年，武则天曾有过一个敕令，对李贞父子造反案有一个政策规定，就是“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也就是说，元凶被处决后，其余胁从同党即使未被举报，也一概赦免了。
　　
　　当时做这个规定，是为了安定人心，不至于牵连太广。
　　
　　御史台根据这个永昌敕令，便改判颜余庆为流放。
　　
　　这么改判是否妥当？武则天拿不准，就召集了官员来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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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侍御史魏元忠认为：“颜余庆助李冲收债，且有通信，谋反证据俱在，并非支党，该判死刑并籍没家产。”
　　
　　武则天深以为然。
　　
　　但是徐有功反对此议：“颜余庆在赦免令后被举报，可称支党。今以支党为魁首，是以生为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我以为朝廷处置不当。”
　　
　　武则天很恼怒，问道：“何以为魁首？”
　　
　　徐有功从容答道：“魁者，大帅。首者，元谋。”
　　
　　武则天又问：“颜余庆何以不是魁首？”
　　
　　徐有功答：“若魁首者，虺贞（即李贞）是也，已然伏诛。而余庆今日才治罪，不是支党又是什么？”
　　
　　听了这话，武则天怒气稍平，说了一句：“卿等再议吧！”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免去颜余庆的死罪。
　　
　　在徐有功与武则天争论的时候，朝堂上官员和侍卫有好几百人，众人鸦雀无声，连大气都不敢出，只有徐有功一人镇静自若。
　　
　　类似的传奇事迹，他还有很多。在酷吏横行的年代，这么干无疑是逆风而行。他两次因有人进谗言而被罢职，但时过不久，武则天总还是念及他的忠直，觉得有一个敢唱反调的人在身边也好，就又把他召回，授予更高的职务。
　　
　　《旧唐书》载：“时远近闻有功授职，皆欣然相贺。”恐怖时期的官民，把他视为救星。无处可以诉冤的时代，就是一座暗无天日的铁屋子，哪怕是一缕星光，也是莫大安慰。人们只能祈愿：有此一人在，正义就不可能完全泯灭。
　　
　　此后，他在仕途上就再无挫折，直到68岁死在任上。
　　
　　这是一位唐代的“护法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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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的“好官”，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只能是社会紧张气氛的缓释剂，而不可能是安全阀。武则天有意制造的高压态势照旧存在着。
　　
　　她如今在海内已无敌手，为什么还要这么紧张？这是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无形的敌人——旧唐正统观念。这个顽固的观念，在现实中的载体就是李唐的子孙们和那些心怀不满的李唐旧臣。
　　
　　李唐子孙是摆在明面上的，能肉体清除的都清除掉了。天授元年（690年）七月，周兴诬告高宗的两个庶子，也就是过去离皇位最近的两个亲王——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谋反。武则天诏令两人到朝廷受审，素节被缢杀，上金随后因恐惧而自杀。到八月，又有南安王李颖等宗室12人被杀，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也被鞭杀。
　　
　　侥幸没死的废帝李显和现皇嗣李旦，是因为身上有一半武则天的血统而不便于杀，或者武则天考虑他们还不至于翻天，所以勉强保住了命。
　　
　　可是李唐旧臣就不同了。因为大周是从大唐脱胎而来的，中间没经过大动乱的清洗，革命后从白丁提拔起来的官员毕竟极少，官员们人人都可以说是李唐旧臣。那么谁心怀不满？大家都没在脑门上贴着标签，不好辨认也不好防备，所以只能以高压态势（妄杀无辜者）来加以震慑。
　　
　　凡事都有因，这就是武则天在“革命”前后青睐酷吏的根本原因，不能说她生来就有嗜杀的本能。但是，她这样做，无疑也是踏进了历史的地雷阵：为了巩固政权而采用恐怖手段，政权虽然暂时稳住了，却使得这个政权在名誉上蒙尘。
　　
　　批量制造冤案，这不仅授人以柄——给了反对派将来“变天”的理由，也在身后留下了万世骂名。
　　
　　是耶，非耶？
　　
　　大概武则天自从有了当皇帝的念头那天起，就准备好了任万世的人去笑骂评说。
　　
　　这个女人的性格，是典型的“抓住机遇派”，宁为执掌权柄而做冒死一搏，也不愿老死窗下求个平安一生。
　　
　　历史常常因为有了这样的人而发生转折，多走了弯路或者抄了近道，是功是过有时候是不好说的。
　　
　　
　　　（下帖请看【驾驭天下】31、酷吏们终于尝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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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衡水人王弘义更霸道，比侯思止的发迹还要不可思议。他素来无行，曾向邻舍乞求吃两个瓜，人家不给，他就告诉县官说瓜田中有白兔（天降祥瑞？）。县官派人搜捕，践踏瓜田，顷刻立尽。
　　　　
　　　　他后来出游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见乡间的耆老聚会作邑斋，就告以谋反，致使二百余人无辜被杀，他也因此得授游击将军，不久又升为殿中侍御史。
　　　　
　　　　
　　　　后来有人诬告胜州都督（在今内蒙）王安仁谋反，武则天叫王弘义去审这案子。王安仁被冤枉当然不服，王弘义就在枷上把他脑袋割了下来；又下令去捕王安仁的儿子。其子是军人，刚巧来到堂上，王弘义不由分说，也把他脑袋割下，装在盒子里回京复命。至于这父子俩反不反，那就在于报告怎么写了。
　　　　
　　　　回京途中路过汾州（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请王弘义吃饭，吃了不大一会儿，王弘义忽然喝叱毛公滚下去，命人斩之，用枪挑着砍下的脑袋回洛阳，沿途百姓见者无不震栗。
　　　　
　　　　那时武则天的中央监狱——“制狱”是设在丽景门内，凡入狱者，非死不出。王弘义竟然戏呼此门为“例竟门”，意为照例都得死。
　　　　
　　　　恐怖政治到了如此地步，朝士人人自危，相见不敢寒暄，只能道路以目。因入朝时经常有人密遭逮捕，所以每次上朝，官员们都要和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
　　　　
　　　　当时的法官，竞相以酷为荣，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办案还比较平恕。以至于被告者都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资治通鉴》）
　　　　
　　　　这徐有功，也算是武周时期的一个异数。他常跟家人讲：“今为大理寺命官，人命所系，不能因顺从皇上而妄杀无辜！”
　　　　
　　　　他起初在蒲州任司法参军，审案从来不用刑罚。以至于他手下的小吏相约，如果有犯人被徐大人下令用刑，那么咱们就往死里打。结果直到任满，也没打过一人。
　　　　
　　　　武则天在起用一批无赖酷吏之外，还用了一两个这样正直的刑官，对当时的妄杀多少有所阻遏。
　　　　
　　　　其时，魏州有人告发贵乡县尉颜余庆，说颜是琅琊王李冲的同党。武则天就把这案子交给来俊臣去审。
　　　　
　　　　这个小小的县尉，当年能跟李冲谋反有什么瓜葛呢？原来李冲曾在贵乡县放债，到期以后，就派家奴去收债。几个家奴图方便，在出发之前给县尉颜余庆先送去一封信，请他帮忙。
　　　　
　　　　亲王的事，颜余庆当然要给面子，于是先就帮忙收了一部分。其间，与李冲也有过通信。
　　　　
　　　　所谓跟李冲有瓜葛，也就这些。
　　　　
　　　　不过这案子到了来俊臣的手里，审讯的结果不问可知，当然是反叛有据、应定为死刑。
　　　　
　　　　但是在永昌元年，武则天曾有过一个敕令，对李贞父子造反案有一个政策规定，就是“魁首已伏诛，支党未发者赦免之”。也就是说，元凶被处决后，其余胁从同党即使未被举报，也一概赦免了。
　　　　
　　　　当时做这个规定，是为了安定人心，不至于牵连太广。
　　　　
　　　　御史台根据这个永昌敕令，便改判颜余庆为流放。
　　　　
　　　　这么改判是否妥当？武则天拿不准，就召集了官员来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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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驭天下】
　　
　　
　　31、酷吏们终于尝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
　　
　　
　　天授三年(692年)四月，武则天的心情好，改元“如意”。改了不到半年，老人家身体健壮，容颜如春，竟然“落齿复生”，她一高兴，又改元“长寿”。结果这一年就有三个年号。
　　
　　从新改的年号能看出女皇心满意足的心态，也能看出革命已基本成功。
　　
　　在这个背景下，酷吏集团的存在，就不是一个有利于政权稳固的因素了，反而成了社会动荡之源。
　　
　　由于他们的手伸得太长，使官僚集团感到人人自危；因为他们陷害无辜，使起码的公平正义荡然无存。这样一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常态的社会。
　　
　　古代人把管理国家比喻为“牧羊”，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划定一个圈子，不得超越，然后就让羊儿吃草挤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得其所。偶有越界的，执鞭而警告之，这就能维持住基本的秩序了。
　　
　　但是若把国家变成屠宰场，依靠今天杀一批、明天杀一批来震慑，臣民们必然会聚集起越来越强的反抗心理，社会也将弥漫着不祥的戾气，焉得长治久安？
　　
　　那么，垂拱至天授年间的酷吏集团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呢？
　　十分可怕！
　　
　　据中宗复辟以后的清算，这个“妄滥杀人”的集团共有26人，他们“以粗暴为能官，以凶残为奉法”。无辜官民“倏忽加刑，呼吸就戮（眨眼之间就被杀掉）。暴骨流血，其数甚多。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革命之前，制狱（也就是诏狱）尚无固定地点，革命后，来俊臣等把诬陷人当作了一项事业，案子越来越多，女皇就在中枢机关的集中地——皇城之南的丽景门“别置推事院”，这就是新开的制狱。
　　
　　制狱设在这里，是为了便于逮捕中央高级官员，借上朝之机就把你给逮了，不须惊动地方。
　　
　　到后来，抓的人太多了，连丽景门这里的地方都不够用了，就又在司刑狱设立“三品院”，关押三品以上的大官。
　　
　　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所使用的酷刑，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极有创意，或以醋灌鼻，囚禁于地牢中；或装入瓮中，用火来烧烤；或断其口粮，令犯人吃棉絮以充饥；或令犯人睡在粪秽之中，备受荼毒；或将铁圈套于人头之上，加插木楔，直至脑袋破裂……
　　
　　种种惨毒之刑，不是肉身可以承受得了的。史称“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
　　
　　酷吏们的为非作歹，引起了大臣的强硬抵制和抗争。天授二年（691年），继宰相岑长倩、格辅元等被杀后，另一宰相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也被杀。李安静的得罪，不过就是当初不肯在劝进表上署名。来俊臣在审问他的“反状”时，这位李将军毫不屈服，怒喝道：“以我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
　　
　　如意元年（692年）初，肃政台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被控谋反，侯思止奉命审案。他事先对魏元忠说明，不承认就要吃棒！
　　
　　魏元忠不肯承认。
　　
　　侯思止就叫人把魏元忠倒曳起来折磨。
　　
　　等放下来后，魏元忠站起来说：“我薄命，如乘恶驴坠倒，脚为镫所挂而被拖曳！”（《旧唐书*酷吏传》）
　　
　　侯思止目不识丁、满口土话，本来就被人视为滑稽人物。审这一案，被魏元忠一顿臭损，更是传为笑谈，连武则天听了都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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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七人谋反案相当经典，首告是来俊臣，被告里面头一位就是宰相狄仁杰，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撞到了一起。
　　
　　为了减少审案的难度，来俊臣事先奏准，只要承认谋反的，可以免死罪，也不给上刑。狄仁杰与魏元忠的斗争策略不同，他不愿受酷刑，就自己承认：“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受伏戮。反是实！”
　　
　　好，只要承认就好。不过这案子当然不能这么痛快就完了，另一个酷吏王德寿又诱供，要他最好把女皇母亲方面的亲戚、冬官尚书杨执柔也牵扯进来。狄仁杰坚决不干，说：“如此，皇天后土，必将谴我！”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面。
　　
　　王德寿怕事情闹大了，赶紧抱住狄仁杰，说：“不牵扯就罢了，狄公何必如此？”此后，王德寿再见到狄仁杰，态度就尊敬多了。
　　
　　狄仁杰乖乖认了罪，对他的看管也就不十分严了。他趁机把被面撕下，写了冤状塞在棉衣里，以天热为由，托付王德寿交给自己的家人带回，让家里人把棉花掏空了再送来。王德寿自然很乐意去办。家里人收到棉衣，知道有名堂，在衣服里找到了密状。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马上拿着状子，前往皇宫告变。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告变者，都可得到女皇召见。女皇听取了狄光远的汇报，又看了冤状，非常惊讶，就把来俊臣叫来问：怎么能对狄仁杰逼供？
　　
　　来俊臣巧言令色道：“狄仁杰等入狱，臣未尝去其巾带（还让他们穿着官服），起居妥为安置，若无谋反之事，他们怎么肯招认？”
　　
　　女皇不信，知道这个事光问是问不出名堂来的，就派通事舍人周琳前去监狱视察。来俊臣连忙把监狱现场伪装好，但是这个周琳畏惧来俊臣之威，根本不敢去见狄仁杰，回去就对女皇说监狱里一切都很好。来俊臣见有机可乘，就叫人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认罪书），还假冒狄仁杰签了名字，进呈给女皇。
　　
　　正巧在这时，刚刚被冤杀的故宰相乐思晦，有个未满10岁的儿子被籍没在司农为奴，不甘心受屈辱，也告变诉冤。
　　
　　女皇召见这个小崽子，问他有何事要告发。
　　
　　小孩子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陛下之法也为来俊臣所玩弄。陛下若不信臣所言，可择朝中清正可靠之臣，试以谋反按之，只要经来俊臣鞠问，无不承认谋反！”
　　
　　武则天大惊：“竟有此事？”
　　
　　她这才有所悟，想想狄仁杰不正是这种情况么？于是马上召见狄仁杰，问他：“卿为何要承认谋反？”
　　
　　狄仁杰回答：“不承反，臣已死于拷掠矣！”
　　
　　女皇又问：“那么，为何要作谢死表？”
　　
　　狄仁杰答：“没写。”
　　
　　女皇向狄仁杰出示了谢死表，经辨认笔迹，才知道是由他人冒签的。经过再三考虑，武则天最终赦免了这七人，只是统统都贬为了县令。
　　
　　对于这个结局，来俊臣、武承嗣大为恼怒，一天几次坚请杀了他们这批人。但武则天终究没答应，只是说：“诏令已下，如何能返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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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承嗣见无法说动老太太，只得退下，又密嘱台官联名上表，力求杀掉这七人。来俊臣则改变思路，能杀一个算一个，他上奏道：“七人之中的裴行本，叛迹已露，其罪犹重，请诛之。”徐有功当场反驳说：“明主已有再生之恩，而俊臣等却欲违背上意，执意诛杀，岂非欲置主上于无恩无信之地？”
　　
　　最后还是武则天拍板：“吾意已决，众卿勿再争。”
　　
　　这边刚告一段落，那边又冒出来一个。在“七人阴谋集团”中，有一个司农卿裴宣礼，他的外甥霍献可，是朝中的侍御史。这个霍御史鬼迷了心窍，非要让女皇杀了他舅舅不可。他伏阕面陈道：“陛下不杀裴宣礼，臣请死于阶前。”说罢，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
　　
　　霍献可这么做，既是为了表示“为人臣不私其亲”，企图邀宠；同时也是为了讨好武承嗣，做个远期的政治投资。至于舅舅的脑袋掉不掉，他一点儿也不心疼。
　　
　　对于这种矫情到违背常理的“忠诚”，武则天心甚厌之，根本不理。但这个霍献可并不灰心，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之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为了向上爬，连良心也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我们的民族中，世世代代这样的“官瘾一族”何其多也！也许是——文化不断，官迷就不绝？
　　
　　这个“七人事件”，我认为，极有可能是酷吏问题的一大转折点，聪明如武则天，不可能从中没领悟到什么。酷吏们的作为，是否已超出了她的容忍限度？他们的作用，是否已从必要走向了多余？有没有必要将他们彻底铲除？这些问题，女皇已经在考虑了。
　　
　　这一时期，是两股力量在交错起作用。一方面，在正直大臣的抗争下，酷吏开始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滥刑之风仍在蔓延。
　　
　　其实，事情早在天授二年（691年）就有了微妙变化。当时御史中丞李嗣真曾上表反对告密，他说：“近来狱官单人奉命，鞠问既定，便不再复审。刑法操于臣下，若有妄杀，陛下如何得知？且九品之官操生杀之权，不经秋官（刑部）与门下省，国家之利器转入个人之手，他日恐成大患！”
　　
　　这一番话，说得武则天心动。此后，她为了遏制酷吏、挽回舆论，就采取了一个幽默办法：让酷吏去整治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