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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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关注农民，不光是每年春天赶两鞭子耕牛意思一下，而是有实在措施。垂拱二年（686年）四月，武则天把她亲自撰写的农书《兆人本业记》发给各州县主官，命他们在当地刻印颁发。
　　
　　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本由最高统治者亲撰的农书，现已失传，据后世专家分析，按照武则天的写作习惯，这大概是集前人农书之大成删削编篡而成。此后，唐历代皇帝都很推崇这部书，以至形成定制，每年二月初一，州县百僚都要向中央进呈一部当地翻刻的新版《兆人本业记》，以示上下都很重视农业。
　　
　　劝农桑的效果非常明显，她的统治期内，粮食打得多，这是有实例为证的。1971年，考古学者在洛阳发现一座唐代大型粮仓——含嘉仓。在这个仓库里，挖出了登记粮食入库的铭砖，上面刻的的年号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全是女皇的年号。这个仓库的规模大得惊人，共有290个仓窟，每窟可藏50余万斤粮。
　　
　　据《唐会要》所载，长安四年(704年)洛阳都尉杨齐哲上书云：“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久流衍。”长安四年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这则史料可以证明，那时粮食充足并非虚言。
　　
　　此外，武则天还是一位兴修水利的热心倡导者。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老话现在感兴趣的人不是太多了。但是，据说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之所以成为大一统国家，就是为了能集中民力兴修水利之故。武则天时期，全国水利建设可以用“蓬蓬勃勃”一词来形容，仅《新唐书*地理志》中，就有20项大型水渠建设的记载。
　　
　　在土地制度方面，武则天也做得非常严谨。据敦煌资料记载，武则天时期曾有力地推行过均田制。唐之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这个土地分配制度，自北魏时推行，被证明是当时较好的土地制度，可保证近代“民生主义”的所谓“耕者有其田”。
　　
　　武则天还特别重视屯田。屯田，就是军队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减轻人民负担。娄师德在外任武将的时候，起码有一半的任务就是屯田。名将黑齿常之曾任河源军经略大使，那时曾屯田五千余顷，一年能收获500多万石粮食，娄师德是他的副手，且专管营田一事，是行家里手。他在河套地区屯田效果显著，史书上说他“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
　　
　　转饷，就是运送军粮。在古代，这历来是老百姓的义务，也是老百姓的苦恼。《汉书*高帝纪上》就说过：“丁壮苦军旅，老弱罢（疲）转饷。”
　　
　　娄师德有此善政，武则天大为满意，特下诏予以慰劳。武则天还经常叮嘱娄师德说：“大军在边疆，必依赖营田，公不可惧怕操劳。”后来索性让他当了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诸州的“检校营田大使”。
　　
　　凉州都督郭元振也是当时的一位营田有功者，他在防守凉州（今甘肃武威）时，不仅开拓州境一千里，令突厥、吐蕃不敢深入，而且指示甘州（今甘肃张掖）刺史李汉通施行屯田。连续几年丰收，积军粮可用数十年！郭元振由此军威大振，凉州一带的老百姓也跟着借光，“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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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史书，对民生问题一般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但史家对某个朝代的民生情况往往有两个评价参照指标，一个是物价，一个是人口增长率。
　　
　　武则天时期的一前一后，贞观和开元，是唐代物价低廉的黄金时期。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钱，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两钱。高宗时期封泰山之时，因年景较好，斗米也才五钱。女皇时期米价多少，没有记载，据说从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价上涨时期。到了开元，才降下来，斗米十余钱。
　　
　　很显然，从高宗时期起出现了通货膨胀。通涨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出现了民间私铸钱，那时中国人的通货，用的不是银子也不是纸钞，而是铜钱。商业发达以后，国家铸钱的铜不够用，货币供应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铸成色不足的钱以供流通，从中谋利。这就是“恶钱”，放到现在来说就是***********。
　　
　　政府曾经以一好钱兑换五恶钱，收回劣币，后来更是抬高到以一钱换两钱的标准。又发行了新钱投放市场，还曾经严刑惩罚私铸，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伪币一多，等于现代的滥发钞票，钱肯定要不值钱。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萧条，或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皇时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贞观和开元，那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指标——人口增长，则完全能说明女皇时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错。
　　
　　唐初经过战乱，户数仅有200余万，比隋炀帝时期的890多万户少了四分之三。贞观时期，四海安定，流民回归。贞观结束时，户口为380万。经高宗、女皇时期，到神龙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户口已增至615万余。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大量“逃户”计算在内，但已很可观。也就是说，50年间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们知道，人口增长速度，跟人口基数的大小也有关系。有人统计过，高宗、女皇时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后来人口基数大得多的玄宗时期还要高！这是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一个证据，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执政的这一时期，民生之所以解决得好，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时期尚有很严重的自然灾害，皇帝都要到洛阳去“就食”，而到了武则天临朝之后，就再没有频繁的灾害，连年丰收。这样，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当然过得就好，这是武则天的幸运。
　　
　　其次是武则天劝农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即劳动是一件有利可图、有面子、能改变命运的事。于是大家都热衷于生产劳动，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再次是朝中斗争虽然严酷，杀得人头滚滚，却与一般老百姓无涉，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两次局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战，使百姓得以连续80余年安居乐业。
　　
　　最后是武则天对豪门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整肃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团对平民的“灰色”掠夺，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较大空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1 11:28:1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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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到这里，我们要谈谈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的另一面。说起来，我们都是辩证论者，也就是认为：凡硬币都有两面，既有光明的正面，也有阴暗的负面。尽管有些辩证论者只愿谈正面、不愿正视负面，谁谈了负面就要下禁令——他们的硬币只有一面，但不妨碍大家心里有数。
　　
　　武则天时期的民生状况，被后人垢病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逃户”，一个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我在这里只讲“逃户”问题，劳民伤财的事留到下一章去讲。
　　
　　史家纠缠不放的武周后期人民大量逃亡的现象，据有人考证，主要是依据三个人在上疏中的言论。第一个是陈子昂，他几次上疏谈到垂拱年间蜀地、关中、山东一带的流民占百姓的“十之四五，可谓不安矣”。之后圣历元年（698年），他又提到蜀地诸州有逃亡问题。第二个是韦嗣立，他在圣历二年（699年）说过“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调（赋税）既减，国用不足”。第三个是狄仁杰，在神功元年（689年）谈到了“关东饥馑，蜀汉逃亡”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古人说话有时不免夸大，特别是上疏谏言时，为了引起皇帝注意，就更是如此。比如陈子昂在垂拱元年说，各地流民占居民的“十之四五”，这情况如果属实就相当恐怖了，但是到第二年，他又上疏赞美大好形势，说“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真不知应该听哪一个？
　　
　　因此这些资料要好好辨识。
　　
　　据当代专家分析，狄仁杰在神功元年所说的“关东饥馑，蜀汉逃亡”应是事实。因为那一年契丹进犯，大周将领王孝节在抗击中战死，突厥也趁机来勒索。武则天为安抚突厥，给了他们不少东西，都是由关中老百姓负担的。由于战争侵扰和负担加重，关中出现了流民。此外，突厥犯境后，曾经驱使了一批大周的百姓卖命，突厥退去后，这些人怕朝廷追究卖国罪，便纷纷逃亡。
　　
　　这个事情，后来经过狄仁杰安抚民众、召回逃亡、赦免租赋，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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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陈子昂说的两次逃亡事件，他在垂拱三年（687年）说的“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是指关中地区连续三年的旱灾。关中地区是原京都长安所在，历来负担就重，更禁不起灾害打击。这种状况自隋文帝时起就很严重，并不是从武周时期开始的。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出现饥荒，连隋文帝也被迫跑到洛阳去“就食”。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天子逐粮”现象。到唐初，这个情况就更甚。
　　
　　对于关中的疲弊，武则天是采取办法了的。在大旱之年，除了皇室减膳、赈济灾民等例行措施之外，她还开创了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移民的先例，于天授元年（690年）和天授二年（691年）两次将关内各州数十万户迁入洛阳一带。
　　
　　对于这些移民，不仅国家给予舟船之便，还派出清正官员一路护送。人到了新居住点后，免税一至三年。没有田地者，“任其所欲”，也就是可以从事任何产业谋生。有愿意在当地落户的，则允许编入户籍。
　　
　　这个措施，使关中地区的人口压力大大减轻，同时促进了神都的经济发达，据说大周人口的激增，就是从实行移民以后开始的。
　　
　　至于“蜀汉逃亡”的问题，则主要是出于人祸。陈子昂做过分析，说是由于当地“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客（小官与幕僚），因此侵渔（仗势盘剥）。剥夺既深，人不堪命，因而逃亡。”
　　
　　这个问题既然有陈子昂公开提出，可见当时已发现了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于全国、贯穿于大周的顽固性弊政。
　　
　　另外，现代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是说武周时期出现流民，是百姓愿意流动，官府乐助其成，因为双方都从“逃亡”中发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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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观点认为，均田制是北魏在战乱之后土地大量抛荒的前提下实行的土地制度，目的是让土地有人种。但是在80年的安定之后，富人想兼并土地，农民想摆脱户籍另谋发展，于是离土农民就形成了庞大的流动群体。
　　
　　土地兼并，就是两极分化；逃民出现，就是农民到外地谋生。据说，武则天政权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维护均田制，对土地兼并和农民逃亡都采取了宽容态度。
　　
　　土地集中了，证明经济繁荣了，这不可怕。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有的逃亡了，但他们是以另外的身份回到了土地上，一是去给大财主当佃户，租种土地；二是到荒山野岭去开荒，成为新的自耕农。这种“逃户”，严格来说并不是无业流民，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从事正当生产的人。而且逃户们的流动走向，是朝向偏远地区，从而也振兴了偏远地区的经济。
　　
　　据说当时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乃至三分之一的人口为“逃户”。这个概念，是指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迁移人口，不等于四分之一的人吃不上饭。当时社会稳定，农商发达，有些人变换了劳动地点或调整了生产结构，并未引起什么动乱。这就说明这个变动是合理的。
　　
　　武则天时期对于逃户的政策，一开始还是沿用了老法子，命地方州县搜检，查出来就遣返原籍，但是执行得并不彻底。到后来，地方官府发现，流动人口是当地经济繁荣的一个新因素，有自己的利益在内（可以增加政绩），于是就采取了暗中保护的政策。
　　
　　在武周后期，武则天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她采纳了凤阁舍人李峤的建议，干脆把逃户合法化了，搜检还是要搜检，但允许逃民在新逃入地入籍。这样，逃民又回归到国家掌控的户籍中了。这样做，是必要的，免得税源流失。
　　
　　在武周时期，一方面有很多逃户，一方面户口又在激增，后一个现象就能说明，逃户并没有逃到哪里去，还是在国家户籍的掌握中，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谋生而已。武周时代，边远地区新设置的州县很多，就是逃户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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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说，武周时期总体上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前接贞观之治、后启开元盛世，是初唐老百姓有幸遇到的一个黄金时代。
　　
　　大周的商业、手工业、建筑、交通、外贸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那时的宫廷作坊尚方监，有各类工匠5700多人，大多为纺织工匠，蔚为大观。在民间，私人纺织作坊的规模也不小，家有织机500张的大户不乏其例。丝绸制品质地优良，享誉海内外。
　　
　　大周的都城洛阳，于长寿二年（693年）由李德昭主持增建了外城，“城内纵横各十街，凡坊一百十三，市三”。街坊整齐，市场繁荣，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与西京长安媲美。
　　
　　长安城内的大雁塔，是为安放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所建，始建于永徽三年（652年），曾一度倒塌，在武周长安年间重建，迄今已1300余年，仍屹立如昔。
　　
　　大周时期，以神都和长安为中心的驿路四通八达，重要敕书日行五百里，朝令夕至。武则天自创的新字，在敦煌、吐鲁番都得以广泛推行。
　　
　　其时，海外贸易，盛于广州；内河航运，遍布江河。时人称“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大周的疆域盛极一时，东至海滨，西邻波斯，南抵林邑，北迄大漠。在这片令人惊叹的辽阔国土上，在女皇武则天的治理之下，生民有幸，算得上是百业兴旺吧。
　　
　　武则天身后的名声，虽然毁谤颇多，但也不乏美誉，人们所称道的，多半还是她让百姓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执政者的最大美誉，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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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圣明的君主也免不了好大喜功
　　
　　
　　
　　
　　
　　前面我说过，凡是硬币都有两面。譬如一个执法严正的机构，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它就会自发地滥施权威、侵害百姓。古代的君主也是这样，普天之下，无出其上者，谁也管不了他，那么他就再是仁圣英明，也难免要胡作非为，劳民伤财。
　　
　　他在胡作非为的时候，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他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做坏事，尤其那些雄才大略之主。
　　
　　武则天虽然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强的君主，但毕竟不是颜回那样的道德楷模，不是一瓢水就能满足的。
　　
　　她在年轻时，就表现出事事都要拔尖的性格，当了皇后以后，无论是营建宫室，还是出游大典，都要搞成空前绝后的。至于搞这些名堂是否会增加民力负担，是不是无谓消耗财力，那就不在考虑之列了。
　　
　　武则天有伟人思想，总想建造与自己的胸襟相称的宏大建筑。搞起这些大而无用的“意识形态纪念碑”来，她好像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劲头。
　　
　　结果盛世之中，就出现了爱惜民力和好大喜功两种主旋律并存的现象，主政者丝毫察觉不到这有什么荒谬。
　　
　　前面我们提到的明堂——“万象神宫”，就已经是超越前代的标志性建筑了，武则天还不满足。又下令由她的情人薛怀义主持，在明堂的后面造一座五层的“天堂”，供一尊超级大佛像。
　　
　　这个人间天堂，高得无与伦比，爬到三层就可以俯视整个明堂。这个中国的“巴比伦塔”，大概是古代中原地区除了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因为实在太高了，刚一建好就被大风摧毁。
　　
　　伟人们都有“人定胜天”的倔强劲儿，失败了就再干，从头建起。武则天自恃国富，挥金如土，每天使役上万人，从山中采伐巨木运回，数年之间耗费钱数以亿万计！
　　
　　这个薛怀义，堪称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他不仅能领会伟人的意图，而且有能力造出气势磅礴的建筑来。
　　
　　据说，天堂里的佛像，高二百五十尺，仅佛像的一个小指头里面，就能装下几十条汉子；整个佛像的肚子里，大概能塞下一个军团了！
　　
　　巍乎高哉！天堂！
　　
　　不过以我看，凡是号称要建天堂的时代，老百姓到最后是捞不到享受天堂滋味的，只有付出滚滚血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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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史书，对民生问题一般都没有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但史家对某个朝代的民生情况往往有两个评价参照指标，一个是物价，一个是人口增长率。
　　　　
　　　　武则天时期的一前一后，贞观和开元，是唐代物价低廉的黄金时期。史载，贞观三年（629年）斗米三、四钱，到十五年（641年）更降至两钱。高宗时期封泰山之时，因年景较好，斗米也才五钱。女皇时期米价多少，没有记载，据说从高宗晚期起至武周一朝，是物价上涨时期。到了开元，才降下来，斗米十余钱。
　　　　
　　　　很显然，从高宗时期起出现了通货膨胀。通涨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出现了民间私铸钱，那时中国人的通货，用的不是银子也不是纸钞，而是铜钱。商业发达以后，国家铸钱的铜不够用，货币供应不足，有老百姓就私铸成色不足的钱以供流通，从中谋利。这就是“恶钱”，放到现在来说就是假币。
　　　　
　　　　政府曾经以一好钱兑换五恶钱，收回劣币，后来更是抬高到以一钱换两钱的标准。又发行了新钱投放市场，还曾经严刑惩罚私铸，但都不起太大作用。
　　　　
　　　　伪币一多，等于现代的滥发钞票，钱肯定要不值钱。但是，这不等于经济萧条，或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差。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女皇时期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如贞观和开元，那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另一个指标——人口增长，则完全能说明女皇时期百姓生活得很不错。
　　　　
　　　　唐初经过战乱，户数仅有200余万，比隋炀帝时期的890多万户少了四分之三。贞观时期，四海安定，流民回归。贞观结束时，户口为380万。经高宗、女皇时期，到神龙元年（705年），也就是武则天统治的最后一年，户口已增至615万余。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大量“逃户”计算在内，但已很可观。也就是说，50年间增加了接近一倍。
　　　　
　　　　我们知道，人口增长速度，跟人口基数的大小也有关系。有人统计过，高宗、女皇时期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比后来人口基数大得多的玄宗时期还要高！这是武则天时期民生问题解决得好的一个证据，不大容易被推翻。
　　　　
　　　　考察女皇执政的这一时期，民生之所以解决得好，有几个因素。首先是天公作美，高宗时期尚有很严重的自然灾害，皇帝都要到洛阳去“就食”，而到了武则天临朝之后，就再没有频繁的灾害，连年丰收。这样，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当然过得就好，这是武则天的幸运。
　　　　
　　　　其次是武则天劝农桑、修水利、重屯田，以政策手段鼓励农业生产，造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即劳动是一件有利可图、有面子、能改变命运的事。于是大家都热衷于生产劳动，日子自然越过越好。
　　　　
　　　　再次是朝中斗争虽然严酷，杀得人头滚滚，却与一般老百姓无涉，并没有影响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两次局部叛乱也迅速被平定，没有酿成全国性的内战，使百姓得以连续80余年安居乐业。
　　　　
　　　　最后是武则天对豪门的打击，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势头；整肃吏治，也多少遏制了官僚集团对平民的“灰色”掠夺，使得老百姓有合法致富的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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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的崇佛到了此时，已不加节制。正是有了佛经上的“理论根据”，她才能堂而皇之做女皇，她当然要感激不尽。延载元年（694年），她为自己加上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所谓“慈氏”，就是指“弥勒”；所谓“金轮”，就是指《大云经》里说的“女转轮王净光天女”，这都是佛教概念，而“圣神”又是儒家概念。总之，只要帽子高，就都给自己戴上。
　　
　　这年八月，武则天的另一侄儿武三思，投女皇之所好，又纠集部落酋长请求修建一座歌功颂德的“天枢”。
　　
　　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极为罕见，是由铜铁铸造成的图腾柱，选址就在神都皇城的南门——端门之外。
　　
　　武则天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即令宰相姚璹为督作使。武三思便号召各部落来洛阳的使节与外族商人捐款百万亿，收购天下铜铁。武则天是比较优待外商的，曾在洛阳置“来庭县”让外商居住，让他们享有一定特权。于是，外商乐于常驻洛阳做生意，大周的外贸触角也伸到了今意大利、法国、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地。对此，外商还是心存感激的，捐钱没费多大的事。
　　
　　这个“天枢”的柱基由铁铸成，其形如山，周长一百七十尺。柱为铜铸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尺，蟠龙麒麟围绕柱身，顶端为承露盘，直径三丈。武三思亲撰铭文，称颂大周之功德，贬低大唐之旧政，镌刻于柱，并刻百官及四方国君的姓名于其上。又由武则天自书"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几个大字，也铭刻其上。
　　
　　经过一年的折腾，天枢方铸造完毕。因消耗的铜铁量太大，所募之钱购之不足，又在民间强行搜刮，把农民的农具、器皿也无偿征调，闹得百姓家败人亡。
　　
　　武则天到了晚年，虚荣心大增，她的情人薛怀义给她出力不少，她对薛也就信任到无以复加。延载元年，武则天甚至让这个和尚任代北行军道大总管，领兵去讨突厥。薛怀义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军职最高的一位和尚。
　　
　　和尚出征，威风凛凛，下辖18位将军，连宰相苏味道、李昭德这样显赫的大臣也随军听他调遣。前面说过，薛怀义的运气好，不等大军开到，突厥就退了，但和尚大帅却出尽了风头。在军中，因与李昭德一言不合，薛怀义还抽了李昭德几鞭子。像李昭德这样的强人，竟然也服了软，因惶惧而请罪。
　　
　　薛怀义越发有恃无恐，伸手向女皇要起钱来理直气壮。每做一次无遮大会，就要费钱万缗，还要向民众散发功德钱十大车。在撒钱的时候，万人哄抢，甚至导致踩踏死人！
　　
　　到后来，薛怀义嫌宫中拘束，又恼很大臣们老是弹劾他，就不常进宫去陪女皇了，整天呆在白马寺与千名武僧舞枪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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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薛怀义还经常带领这群年轻僧人四处作恶，白日呼啸于街市，殴打百姓，凌辱妇女，引得洛阳百姓怨声载道。
　　
　　这还了得！有人便怀疑他“潜图不轨”。
　　
　　这个人，就是殿中侍御史周矩，他奏请女皇，要求调查薛和尚。
　　
　　在此之前，已有御史冯思勖弹劾过薛怀义。薛怀义知道后，就每天骑着高头大马，在朝臣们出入的宫门前徘徊，伺机寻衅。
　　
　　这一日，两人狭路相逢，薛怀义骑着快马冲到了冯思勖面前，故意口出狂言，以图激怒冯御史。他拉着缰绳，趋马围着冯思勖转圈圈儿。
　　
　　冯御史是个硬骨头，既然敢做就敢当，他傲然而立，毫无惧色。薛怀义气急败坏，一声令下，那些随从僧人立刻冲上来，围住冯思勖猛打，直打得这个文弱书生满身是血，几近断气。
　　
　　薛怀义要让天下的士民知道，能吃女皇帝软饭的人，自古以来也没有几个！你们惹得起么？
　　
　　但薛怀义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周矩。周矩想扳倒薛怀义，那可不是一时的激忿，他为此已准备了将近十年。
　　
　　周矩提出请求后，武则天考虑到薛怀义在拥立问题上出力甚大，又怕追查薛怀义会牵出她的宫闱暧昧之事，影响不好，就表态说：“不可。”
　　
　　周矩一再坚持，不肯让步。武则天考虑了一下，便说：“你先退下吧，朕马上让他到你那里去。”
　　
　　武则天这么做，是给了周矩一个面子。这样做，算是煞了一下薛怀义的威风，如果周矩知趣，就应该按照官场对等交易原则，也给薛怀一个面子。
　　
　　果然，待周矩回到御史台，薛怀义跟着也就到了。
　　
　　可是，薛怀义不能理解女皇的苦心。他向来是个不讲规矩的人，其身份又如此特殊，哪里会把什么御史放在眼里。到得衙门口，踏阶下马，傲然而入，也不搭话，就坦腹靠在了床几之上。周矩正要审问他，却见这“薛师”又腾地起身，出门跃马而去！
　　
　　周矩无奈，只得向女皇告状。武则天说：“此道人患风，不须苦追。他所度的那些僧人，就任凭你穷追到底吧。”
　　
　　什么叫“患风”？就是疯疯癫癫，做事异于常人。这并不是个免于追究的理由，不过是给了周矩一个台阶下。
　　
　　周矩动不了薛怀义，但处置那一千多个恶僧还是绰绰有余，把这帮小子一古脑都流放到远州去了。
　　
　　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这样处置，对周矩不公，就把周矩提拔为天官员外郎，以示安慰。
　　
　　薛怀义的羽翼被翦除，忿恨不已。过了不久，便找机会构陷周矩。结果，周矩的结局是“下狱死”。
　　
　　女皇也是女人啊，再怎么样也还是袒护自己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