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谁人不知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帝的政治搏弈(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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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元振回朝后，立刻提出建议，认为大周的甘、凉等州易受吐蕃攻击，是近在眼前的大患，四镇十姓之地则是远患。因此不能直接拒绝吐蕃的要求，防止他们被激怒而攻击甘、凉；但是也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而舍弃安西诸国，重蹈当年罢四镇的覆辙。
　　
　　在此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谈判，寻求机会化解危机。他建议对吐蕃使者采取这样的说词：“四镇对朝廷本无用，我之置四镇，是为防吐蕃东侵；如贵国无意东侵，则应还我吐谷浑部与青海故地，我也将以相应土地归还土蕃。”
　　
　　果然，这样一说，吐蕃方面权衡不下，不愿意失去离周近的领土，而换取离周远的领土。
　　
　　郭元振还料定，吐蕃百姓疲于征伐徭役，早就想与大周和亲。只有论钦陵因掌握兵权，不愿和亲。若朝廷使用离间策，年年向他们派出和亲使，钦陵仍不从的话，吐蕃臣民对钦陵的怨恨就会加深，日久天长，他们内部定会生乱。
　　
　　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与吐蕃的和谈就这么拖延了下去。到圣历二年（699年），果不出郭元振所料，吐蕃君臣发生猜忌，爆发内乱，专制了30年的宰相论钦陵兵败被杀。他的党羽受株连被杀2000人，子弟也都跑来投降大周了。
　　
　　吐蕃经过此一乱，实力大大减弱，后来再数次攻大周，却只有吃败仗的份儿了。
　　
　　特别是从长安元年（701年）起，武则天提拔官职卑下的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甚得其人。
　　
　　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增筑城堡，广开屯田，将州境扩大了四倍，积军粮可用数十年，把凉州治理成了路不拾遗的小天堂。吐蕃、突厥均不能侵至城下，终于彻底解除了这两大宿敌对周朝的威胁。
　　
　　他是一位天才将领，善抚部下，令行禁止，在西域诸部中享有很高威望。多年后，他被调任回京时，诸部分酋长依依不舍，甚至有人以刀割破脸以表示离别哀伤的。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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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蕃眼看北上和东进都无望，便于次年遣使来和，后又献马千匹、金二千两求婚。长安三年（703年），吐蕃国内大乱，属国皆叛，赞普死于讨伐军中。大周西部的形势才从此缓和下来。
　　
　　此时的敌人，就剩下来自东北方向的契丹一支了。这个契丹，是个混杂的游牧部落，大抵属于东胡族，唐时居于辽河上游，也就是高丽的西边，占地两千里。过去曾臣属于突厥，隋初时内属，到唐时仍是属部，酋长还被赐姓李。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这里出了大乱子。因管辖他们的大周营州（今辽宁朝阳）都督残暴不仁，激怒了契丹诸部。李尽忠、孙万荣两位酋长于五月起兵，攻陷营州，杀了都督。
　　
　　这简直是老虎头上动土！
　　
　　武则天遂派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等28将出兵讨之。又改称李尽忠为“李尽灭”，改孙万荣为“孙万斩”，以泄心头之怒。
　　
　　这种文字游戏毫无用处。李尽忠占据营州后，自命“无上可汗”，派孙万荣为前锋，四处出击，所向无敌。仅仅旬日之间，就纠集了数万人，又进兵檀州（今北京密云），冲进大周的本土来了！
　　
　　这真乃奇耻大辱，自贞观以来，就从没有过。
　　
　　但更大的耻辱，还在后面。周朝几十万大军刚一与叛军接战，就中了人家的诡计。
　　
　　那李尽忠等既然叛乱，又怎能束手待毙？他们将在营州俘虏的几百名周军士卒放还，诈言“我军饥寒不能自存，待大军一到即降”。这种鬼话居然哄住了大周诸将，各将以为契丹不堪一击，都奋勇当先，想夺头功。
　　
　　官军行至黄獐谷，契丹又遣老弱兵卒来降。曹仁师等三军更是心急，甩下步兵，率骑兵疾进，不想在平州的西硖石谷遭遇契丹伏兵。主将张玄遇、麻仁节被飞索绊马，滚下马来成了俘虏。其余周军将卒死伤满谷，几无生还！
　　
　　契丹又在战利品中找到军印，写了假文书，强迫张玄遇等署名，召大周另外两将燕匪石、宗怀昌火速赶来会战。两军接到假文书，不疑有诈，昼夜兼程赶来。契丹则以逸待劳，伏兵四起，一网打尽！
　　
　　败报传至神都，朝中大惊。
　　
　　大周这只大老虎，竟然被契丹这只小耗子捉弄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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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岁月推移，大周的军队不仅将校素质下降，士兵的素质也远不如前了，已是一支军纪松弛、士卒怯战的疲老之师。对外战争靠这样的军队，只能是“兵愈出而事愈屈”。
　　
　　堂堂的朝廷大军，竟被区区数万叛乱部族所灭，这事深深刺激了女皇。她咽不下这口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歼灭这股悍贼。
　　
　　她任命建王武攸宜为右武卫大将军，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任命能征惯战的王孝杰为前锋，率18万大军再行征讨。同时下令征发天下在监囚徒及士庶家奴，由官府给钱赎身，以解决兵源紧缺的问题。
　　
　　这样的决策，又是昏招。武攸宜毫无作战经验，武家的男人又多是虚骄狂妄之徒，以他为大军统帅，无疑又是驱羊饲虎。放着名将王孝杰不重用，不知女皇是怎么考虑的；是怕王孝杰兵带多了会造反，还是为了给武家的子侄增添一点儿威望？至于以囚徒和家奴充当战斗人员，就更是驱平民以陷战阵，人再多，也是去喂老虎。
　　
　　不过，女皇的运气不错，恰在此时，东突厥酋长默啜请求归附，表示愿意率部众讨伐契丹，助大周一臂之力。武则天见他有诚意，便应允了，授予他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由于东突厥的加入，战局这才有了转机。
　　
　　这年十月，李尽忠忽然病死了，孙万荣接替了他的位置。默啜看准这个机会，袭击了叛军的老巢松漠，抓住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妻儿。武则天大为高兴，晋封了默啜的名号。
　　
　　孙万荣虽然被断了后路，但他并不惊慌，反而采取更凌厉的攻势，克冀州（今河北冀县）、攻瀛州（今河北保定），越战越勇了。官军此时迟迟调集不齐，河北人心震恐，百姓纷纷逃难。
　　
　　到了神功元年（697年）三月，朝廷大军才开到前线，与孙万荣大战于西硖石谷。
　　
　　又是西硖石谷！这地方简直是周军的天然坟墓。
　　
　　武攸宜这人，既迷信，又狂妄轻敌。此前略有小胜，立刻夸大报功，吹牛吹得连自己也晕了。他发信给前锋王孝杰、苏宏晖，只说是孙万荣到了穷途末路，说什么“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即拟归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情报，估计又是上了契丹假情报的当。
　　
　　因此，周军上下无不弥漫着轻敌速胜的浮躁情绪。
　　
　　决战当天，王孝杰自率精兵在前，奋力击敌，苏宏晖在后跟进。契丹顶不住，纷纷败退。王孝杰领兵穷追，追至一悬崖处，契丹忽然回兵反击，来势凶猛。
　　
　　在后押阵的苏宏晖畏敌如虎，一见情况有变，率先弃甲而逃。周军大部分素质不高，一见将领先逃，立刻大乱，全军溃散。可怜王孝杰势单力孤，被逼上悬崖，坠落山谷而死。
　　
　　武攸宜傻了眼，只得写了谢罪书飞报朝廷，请求换帅，自己回京待罪。
　　
　　武则天闻报大惊，但他并未处理武攸宜，只下令追赠了王孝杰的官爵，派使者到军中去斩怕死鬼苏宏晖。但是苏宏晖命大，在使者抵达之前，他又立了战功，得以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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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一方面与突厥讨价还价，催促突厥赶快去打孙万荣，一方面又派了武家的另一个废物——河内王武懿宗任神兵道行军大总管，前去剿灭契丹。
　　
　　这个武懿宗在低能方面，大概又比攸宜多了一等，胆小如鼠，领军刚到赵州（今河北赵县），听说契丹军有数千骑在攻冀州，吓得就想后撤。有人建议说：敌军无后勤，如果官军在此拒守，日久敌必然涣散，而后击敌，可获全胜。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武懿宗早已吓软了腿，不听众议，下令后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一路上张皇失措，抛弃了大量军资。随之而来的契丹，乐得大掠赵州而去。
　　
　　契丹孙万荣大破王孝杰后，企图与突厥联手袭幽州。但是突厥的默啜刚与大周结好，又担心孙万荣坐大以后，会殃及自己，就扣下了孙万荣的使者，发兵攻击孙万荣的后方。
　　
　　突厥势力介入后，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孙万荣大为恐慌，原本与他结盟的奚人部落也叛变降周。大周将领杨玄基、张九节和奚人分道夹击孙万荣。
　　
　　孙万荣狼狈东奔，到最后身边只剩下几个家奴。他在途中于林下喘息，叹道：“今欲归唐，但罪已大。归突厥亦是死，归新罗亦是死，如何是好？”家奴听了，心中惶恐，就趁他不备，一刀砍下了他的脑袋来，降了大周。
　　
　　这场自武则天临朝以来最费力的一仗，总算惨胜。战后，武则天命武懿宗、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民众，收拾残局。
　　
　　这个河内王武懿宗，到现在可是神气起来了，把那些被契丹裹胁的民众都视为叛逆，剖腹取胆，极其残暴。河北民众把他与契丹的猛将何阿小并称，道是：“唯此两何（河），杀人最多！”
　　
　　武懿宗还朝后，又上奏请求将河北民众从贼者尽行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女皇面前按捺不住，大骂武懿宗畏敌如虎，陷民众于水火，是不忠之徒，惟有斩首以谢河北百姓！
　　
　　武懿宗被揭到痛处，不敢反驳。司刑卿杜景俭趁机请求，赦免河北被胁迫之民。武则天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一战，大周虽然出尽了洋相，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武则天彻底清醒了过来。她明白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肉身，上苍并不特别护佑，既无什么“金轮”，也非什么“天册”。此后，便主动去掉了“天册金轮”的尊号，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普通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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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虽然当了皇帝，但到底是中国女人，心里向着娘家的人多一些。此次接连授给武氏子侄兵权，就是想让他们有个表现的平台。
　　
　　如若他们智勇双全，能横扫契丹，建立一番“封狼居胥”的功业，倒也可能树立起巨大的声望来，做个唐朝的卫青、霍去病也未可知。但是，朽木终究难雕，“二武”在军事指挥上一塌糊涂，人心丧尽，连武则天大概也冷了心。此后，武氏子侄就只能居高位而无实权，远远地被隔在政治中枢之外了。
　　
　　女皇年事已高，对武氏诸王来说，他们的这个状况已是十分堪忧了。
　　
　　而在这次战争中，武则天在后期重用了一批有用之才，如娄师德、狄仁杰、杜景俭，都是一时之选，为巩固防线、安抚民众立了大功。战后，武则天把他们都提拔为宰相。
　　
　　这一年，武则天73岁，是“革命”之的第8年，恰是大周时代的一半。这一年，契丹平定，边境再无大事，朝中最后一个酷吏来俊臣伏诛。大周磕磕绊绊地走了8年，到了这时，才出现了正人当朝、四海升平的稳定局面。
　　
　　回顾几年来的战事，高宗时期战略思想的失误（放弃四镇）是肇祸之端。其次，武则天把良将屠戮殆尽，几次征伐所用非人，也是战败的原因之一。
　　
　　但是，女皇也有她的优点，其一，就是她不固执，发现问题后，能够改变思路。战争后期不断发现和提拔人才，就是明证。
　　
　　其二，她对自己的失误，是痛心并认错的。她曾在战后的科举考试中，亲自出策问题，向广大考生征求对于国防的意见，里面有“使三圣（高祖、太宗、高宗）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这样的沉痛之语。可见她并不是文过饰非之人。
　　
　　其三，在败报连连的危机形势下，她没有乱了阵脚，而是坚持原则，调整策略，以图恢复。狄仁杰在入相后，曾经提出再次放弃四镇，交给突厥；放弃安东，交给高丽；中国坚壁清野，退守塞上。第二年，蜀州刺史张柬之也提出类似建议，请求放弃泸水以南诸镇，退守巂州（今四川西昌），把相当于现在的云南、川西等一大片土地放弃。
　　
　　他们的意思，是国家彻底采取守势，本土以外的一切领土都可放弃，不与列强争霸。
　　
　　他们两位是贤臣，但对战略方面的想法不见得高明。武则天没有采纳这些意见，没有再犯当年撤消四镇的错误，而是坚持以四镇和凉州这两个前出基地，从两面钳制住吐蕃，并割断吐蕃与突厥的地理联系，避免再出现三国交侵大周的窘迫局面。到最后，还是基本延续了唐太宗的对外战略——用武力威慑周边，决战皆在境外，以保证本土安全。
　　
　　在平定契丹作乱的关键时刻，她也能灵活处理与突厥的关系，为了化敌为友，答应了突厥许多苛刻的条件，促使突厥出击契丹，争取到了战争的早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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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武则天面临的东突厥问题，可说是充满了戏剧性。在整个问题的处理上，可以见出女皇的忍耐功夫也够让人吃惊的。
　　
　　在契丹作乱的初期，东突厥先是趁火打劫袭击了大周的几个边州，把凉州都督许钦明也给绑了去。而后，又突然向大周谢罪，提出了三项条件，表示只要大周答应，就出兵攻击契丹。
　　
　　默啜的三项条件是，要求武则天认默啜为儿子，要求把女儿嫁给大周的一位亲王，要求归还“六州降户”并赐给农具和种子。三个条件，有些古古怪怪。
　　
　　头一个，好说，不过就是个名义，武则天又不吃亏。
　　
　　第二个，就不好办，可以说是突厥方面无礼之甚。当时的凤阁舍人张柬之就提出：“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
　　
　　第三条中的“六州降户”，是指高宗时归顺唐朝的一些突厥部落，被分置在丰、胜、灵、夏、朔、代六个州。
　　
　　这分明就是在趁机敲诈。武则天开头不许，但权衡利弊以后，认为不能树敌过多，就统统答应了。
　　
　　契丹的事平定了以后，突厥的事还没有完。第二年，武则天兑现承诺，派阎知微代理礼部尚书，带了大批金帛，护送侄孙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迎亲。结果默啜突然翻脸，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武家小姓，门户不敌，敢冒为婚？”不认武延秀为女婿，将其扣押，又立阎知微为“南面可汗”，发兵十余万来攻大周，号称助李家天子儿夺回皇位。
　　
　　东突厥经过长期的经营，此时复国的大业已具规模，绝非去年作乱的契丹可比！
　　
　　河北一带局势骤然紧张，各地纷纷征发百姓修城备战。
　　
　　武则天更是不敢大意，先后发兵45万前去迎战，除了留守神都和各地必须的驻军外，全国能动员的常备军几乎都发动起来了。
　　
　　突厥攻进河北后，烧掠诸州，大周似乎一下子就面临着存亡关头。
　　
　　这一年是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此前曾数次使人游说女皇，谋立为太子。武则天一时没有松口。
　　
　　狄仁杰在这关键时刻，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即废帝）李显，不给突厥以进犯的理由。他抓住武则天顾及身后名声的心理，进言道：“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
　　
　　武则天说：“此朕家事，你不要管。”
　　
　　狄仁杰还是坚持己见。最终，武则天有所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正式立为太子，原皇嗣李旦退为相王。这是大周政局的一次巨大转折。
　　
　　两日后，武则天果断任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
　　
　　当时太子只是挂名，并不出征，狄仁杰代掌元帅事，武则天亲自给狄仁杰送行。
　　
　　在此之前，朝廷就已发出募兵令，但应募者不满千人，一听说此次是太子李显挂帅，几日内竟有五万多人投军。这个细节，对后来的政局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未等大军开拔，突厥默啜便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万余人，退还漠北。武则天遂改任敌为河北道安抚大使。
　　
　　武则天在此后加强了北边的防线，在太原以北与河北诸边州都布置了重兵，严阵以待。突厥见向南突破不易，便将拓展战略改为以西进为主，再未对大周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从高宗时代起，战后赏罚不明，也是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危机过去后，武则天吸取教训，严明赏罚。
　　
　　那个被迫当了“南面可汗”的阎知微在被俘期间有严重变节行为，默啜派他去招降赵州，他竟然和突厥人在城下手拉手跳胡舞，唱《万岁乐》。大周守将陈令英在城上对他说：“你官拜尚书，地位不低，竟与突厥人一起唱歌跳舞，羞也不羞!”阎知微不知廉耻，只说：“不得已耳！”
　　
　　突厥退后，周军逮到了阎知微。武则天将他杀于天津桥南，令百官共射之，并夷三族，严厉惩治了这个叛徒。
　　
　　对有功军民或殉国者，女皇则给予加官晋爵或者荫子，且妇女也不例外。平州刺史的妻子奚氏，在战斗中率家仆和城内妇女助夫抗敌，也获得了“诚节夫人”的封号。
　　
　　几经调整，武则天这才把国防上的思路理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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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暮年】
　　
　　
　　
　　
　　36、女皇身边有了两个超级美男
　　
　　
　　
　　
　　
　　经过几年边境上的战火，女皇似乎是身心疲惫，自此之后行事不再夸张，大多数时间在后宫享受生活，或者四处游幸，与随驾诸臣于山林间酬唱诗文。
　　
　　此时女皇的感情生活，也颇不寂寞。薛师死后两年，又有了令她更为满意的情人。
　　
　　可怜那薛怀义从垂拱元年（685年）起，伺候武则天前后凡11年，只因吃御医沈南缪的醋，自寻了死路。其实那沈医官只不过因为比较敬业而“得幸”，且不一定就是上了女皇的床。薛怀义可说是白白送了自己的一条命。
　　
　　沈医官此后并无下文，这也可证明，他的得幸只是女皇偶而青睐。
　　
　　就在契丹作乱之时，善解人意的太平公主为母亲推荐了美男张昌宗。张昌宗入宫之后，又向女皇推荐了自己的哥哥张易之。
　　
　　张易之也是一位美少年，此时不过二十出头。女皇召见后，心内大悦，让这小哥俩一块儿入侍宫中。
　　
　　张氏兄弟出身于官僚家族，叔祖张成行在太宗时期任侍中兼刑部尚书、高宗时为宰相；兄弟俩的父亲也做过雍州（今陕西凤翔）司户。
　　
　　两人聪明伶俐，精通诗词音律，善弄乐器。张昌宗向女皇推荐张易之时，说张易之不仅懂乐器，而且还懂道家丹药。
　　
　　堪可称奇的是，两人都生得面若傅粉，风流倜傥，宛若翩翩少女。
　　
　　女皇对他们相当喜欢，令随侍左右，自由出入宫禁。凡举行宴会，两兄弟就出来吟诗弹琴，甚洽圣心。
　　
　　武则天在73岁时，居然能找到两个比自己小50岁的小情人，真可谓赛过活神仙了！
　　
　　张昌宗因而被任命为“云麾将军”（贴身侍卫将军）。张易之原本由门荫而为尚乘奉御，是专管皇帝出行车驾的。武则天把他提拔为司卫少卿。又赐给两人宅第、丝帛、奴仆、骆驼、牛马无数。不久，张昌宗又被加为银青光禄大夫，最后升至左散骑常侍（从三品）。这都是近侍中的高职位了。
　　
　　二张的母亲臧氏、韦氏也沾光得了不少赏赐。张昌宗的生母臧氏，年四十而丧夫，与尚书李迥秀有私情。武则天连这个也关心到了，考虑到寡居确实寂寞，就令李迥秀要常去看顾臧氏，别人不得追究。
　　
　　二张地位骤贵，武氏诸王等一批家伙也赶紧巴结，以求二张能在御前为自己美言。他们经常候在二张家门外，等二张一出来，就争先为之牵马执鞭。他们对二张的称呼，也颇为亲热，呼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极尽了媚态。
　　
　　可叹武氏诸王，本身贵为皇帝宗亲，却要奉承两个小白脸以求自固，其地位真是太过脆弱，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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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武氏宗室都如此谦卑，二张也就一改起初的小心，嚣张无度。王公大臣中的谄媚之徒则纷纷趋奉于门下，搬弄是非。
　　
　　当时有人赞美张昌宗之美，奉承说“六郎面似莲花”，而外号“两脚野狐”的宰相杨再思却还嫌不够，说那不对，“乃莲花似六郎耳”！
　　
　　我们中国最美好的言辞，好像一般都用在了谄媚上，自古以来如此。
　　
　　这两个小白脸进出宫中太频繁，女皇总还是要顾忌一下舆论，就专门设立了控鹤监，以张易之为监卿，召集一批文学之士兼任控鹤监供奉，让他们常来宫中吟诗宴乐。被任命为供奉的员半千却不领这个情，认为自古无此官职，且所召之人多有轻薄之徒，于是上疏请罢此衙门。武则天大为生气，将他贬为水部郎中。
　　
　　二张把女皇伺候得精神抖擞，年已七十五了，竟毫无疲态，且新生出八字重眉。百官闻知，都来道贺。
　　
　　一到夏天，女皇就带着二张、诸武、太平公主与皇嗣到各宫去小住，有时侯还跑到在风景秀丽之地建的隋时旧宫去住。她觉得告成县的石淙涧景色不错，就在这里造了一座行宫，称为三阳宫。
　　
　　宫殿落成后，女皇帝带领一干人马来这里避暑，在一块巨石上饮宴作乐。这就是武则天晚年时著名的“石淙会饮”。
　　
　　武则天服了张易之制作的丹药，一些常年的病痛竟然好了，她极为高兴，下令改元“久视”。同年又改控鹤监为奉宸府，让张易之和诸武等天天陪着她宴乐。因怕狄仁杰等宰相劝阻，就命一批学士在内殿编修《三教珠英》。因为在编辑之余，文人经常吟诗作赋，饮酒行令，可以此来掩人耳目。《旧唐书*张行成传》说这是“以昌宗丑声闻于外，欲以美事掩其迹。”
　　
　　有一次在宫内宴会，武三思奉承张昌宗是神话人物王子晋的后身，武则天开怀大笑，让张昌宗穿起羽衣，吹奏凤笙，骑在一只木鹤上演奏。众人大为赞叹，纷纷赋诗赞美他。
　　
　　武则天从年轻时候起，就卷入了深宫争斗，后又执掌国柄，几十年没有放松过。现在，有两个年轻人作陪，其乐也融融，大概是“真的想再活五百年”了。
　　
　　她随后又下令增选美少年为奉宸供奉，要搞一个庞大的超级美男团队。一些急功近利之徒听说后，纷纷自荐貌美，甚至有人在自荐书上注明自己“阳道壮伟”！
　　
　　——伙计们，干得好不如“傍”得好啊！这观念绝非起自当今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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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三教珠英》编完之后，二张的荣宠又升了一大截。张昌宗被加为司仆卿、封邺国公；张易之被加为麟台监、封恒国公。两人小小年纪，就凭着一张好面皮，竟能位列公卿，一般的人真还经不起这种骤贵的考验。
　　
　　两人亦不脱俗例，虽有点儿小聪明，但对宦海沉浮、人世凶险全无经验，身居一人之下后，不知收敛，反而竞相贪贿，逞强比富。张易之为自己造了一幢大屋，以琉璃沉香为饰，极尽壮丽，耗钱数百万。
　　
　　他们的其他兄弟，也跟着鸡犬升天。洛阳令张昌仪一向贪婪，经常为人跑官买爵。据说某日早朝，一位薛姓候选官员以五十金贿赂他，并附上一张状纸写明姓名籍贯。张昌仪便把状子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叫赶快办。过了几日，张锡不小心把状纸失落，去问张昌仪。张昌仪便骂道：“办不了事的！我亦不记得，只要姓薛的，你就给官儿吧！”
　　
　　张锡心惊胆战，回到衙署把铨选名单拿来，见其中姓薛的有六十多人，他也不管那么多，统统都给了官做。
　　
　　最为荒唐的是，二张之所以得封国公，竟然是出于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推动。这三人早就上表请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未同意。他们再请求，才封为邺国公。
　　
　　他们三人，都是武则天亲生的子女，按理无须仰人鼻息，但此时都需要靠拍母亲小情人的马屁来自保，可见二张权势之盛。
　　
　　但是也有一批正直大臣不买二张的账。宰相王及善在参加内宴时，看到二张在女皇面前没大没小，女皇也像个老顽童，于是屡次劝谏，说二张“无人臣之礼”，暗讽女皇“包二爷”实为不妥。
　　
　　左台中丞宋璟侍宴朝堂时，不随流俗，对二张并不特别恭敬，只称张易之为“张卿”。天官侍郎郑善果问他：“奈何呼五郎为卿？”他答道：“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旧唐书*宋璟传》）
　　
　　宰相韦安石更是厌恶二张侍宠弄权，多次公开折辱他俩。一次女皇在殿内赐宴，张易之带了蜀商宋霸子等人进来，同座赌博。韦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参预此会。”说罢，叫左右把他们逐出。座中诸臣害怕女皇发怒，都吓得失色。而武则天却欣赏韦安石的直言，特予慰勉。同僚见此皆叹服。
　　
　　不过二张在武周后期，也做过一件“政治正确”的事。缘于当时武则天的心腹、时任左台中丞的吉顼跟他们说的一番话。吉顼实际上也是一名酷吏，只不过程度略温和。他素来瞧不起武氏诸王，认为他们要才学没才学，要相貌没相貌，成不了大事。而与二张却较为亲近，一次在一起饮酒，吉顼道：“你辈荣贵至此，然非以功业而得，天下侧目切齿者多矣！若无大功于天下，如何得保全？吾实为二卿担忧！”
　　
　　二张被说中心事，顿然变色，心中大惧，泪流不止。因平素敬慕吉顼多谋，便虚心请教自安之计。
　　
　　吉顼又道：“天下士庶未忘唐之旧恩，都盼望庐陵王复立。今上春秋已高，帝业须有人承继，武氏诸王都不遂其意。何不劝今上立庐陵王，以应人望？如此岂止免祸，更可保富贵。”
　　
　　二张深以为然。此后，逢到女皇高兴，二张就总是委婉提出此议。女皇听得多了，也觉得甚合常情。后来在狄仁杰劝谏时，也就很容易听进去了。
　　
　　两个小情人担心后事，武则天心里是清楚的，也能体谅，所以一直没让他们掌实权——不掌实权，就不至于得罪人太多的人，结局也就不至于太坏。
　　
　　女皇能想到这一点，也还算比较“人性化”的吧。
　　
　　武则天晚年宠幸二张，这事一直为后世不少人所讥讽，近年更是坊间历史小说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当今大多数史家对她这一点却都持谅解态度。
　　
　　为她辩解的人说，女皇固然是养了男宠，包括前面的薛和尚、沈医官，但也不能说她就是“淫乱”。应把武则天还原到人的位置来理解，七情六欲谁都有；爱美之心，老妇亦不能免。古之资产中上的男子，都可有妾，男性皇帝更是有一个庞大的后宫队伍，何必独独对武则天苛责？以往之人苛责武则天，显然是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作祟，有歧视妇女之嫌。
　　
　　这话说得倒是。男性皇帝若是死了皇后，可以再立一位；不立的话，也有其他妃嫔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女皇却不能再嫁，如果再嫁，于皇权的继承上有背谬之处，因此找情人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好在唐代风尚较为开放，否则这问题还真是不好办。
　　
　　还有辩解者说，武则天其时已是七十老人，于性的要求还能有多少，大可存疑。与二张厮混，恐怕主要还是为了愉情悦性。这一说，我个人觉得比较公允。
　　
　　当然，在现代的研究者中，也有坚定的卫道士一派，对武则天的胡闹不能原谅。如台湾的史学家雷家骥先生对武则天的治绩评价不高，对她的私生活也多有谴责。他说，古代官员和皇帝，其妻妾虽多，但那是有人数限定的，是一种制度，不能僭越。男性皇帝不会偷偷摸摸养情妇（宋徽宗、明武宗不算？），如果要养，就会招致臣民批评。
　　
　　他说，武则天要养情夫，完全可以立法，公开规定“男妾”的名分和名额。但她却要偷偷摸摸地干，所以招致批评，这与歧视妇女无关。
　　
　　他还说，武则天之所以要偷偷摸摸地干，还是心虚，她并不具备真正的男女平权意识，只不过胆子大，敢于纵欲享乐罢了（见雷家骥《武则天传》）。
　　
　　这真是，各说各理。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明白：“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诚然！就是！
　　
　　我辈浅陋，在女皇生活作风的问题上，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