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说得很好! 诚信社会必须是一个信仰社会,基督教伦理造就了西方的诚信价值观,中国传统儒释道等宗教信仰也维系了几千年的基本社会诚信体系。 其实说到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失信者的容忍,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中国几千年的基本社会诚信体系,其实是外尊儒家内用黄老。
没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就没有良好的法律,哪里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哪里就必然会有良好的法律。没有强权的诚信是软弱的,缺乏忠诚的追随者;没有诚信的强权是暴虐的,必有阴谋的反叛者。我们必须把诚信和强权结合在一起,必须使诚信的成为强有力的,或者使强有力的成为诚信的。 信用制度比较发达的美国,当初建立起信用体系也是因为秩序混乱、骗子横行。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今天的中国呢?!
诚信——等于财富,融资,分权,规避风险,博奕效率化,信息对称化,交易成本低廉化,它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真正灵魂!它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所以飞猫说:“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也好比是一个集权——分权——集权的循环体系) ………… 中国从古代直至今天,都没有重视和建立起信用体系,今天的中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家又怎么放心和信任旗下大大小小的企业、个人呢?如此不放心和不信任,岂能不集权?! 反观中国的企业,也不是在重复国家的老路吗?!企业家,你可曾真正为企业内的每一个员工,建立起类似于“信用体系”的管理驾驭体系吗?建立起唯一的管理总帐户吗?
说之易,行之难。但这却是最有效率、最为和谐、最具社会责任、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中华文明智慧瑰宝《周易》有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再转飞猫以前的老贴子: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偏向于化繁为简、感性思维,偏向于把书读薄;西方人的思维偏向于化简为繁、理性思维,偏向于把书读厚。两者的思维习惯均有其利亦有其弊。两者综合,则再好不过。就好比中国式管理加上西方式管理,能融会贯通二者的企业,必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 为什么飞猫说既要善于化繁为简,又要善于化简为繁呢?因为化繁为简,意味着升华为大规律、大原则,意味着循规导矩、以不变应万变;而化简为繁,则意味着不断的尝试、经验、创新,意味着承前启后、继来开来,在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向更远大的人文高地进军,意味着一个大循环的结束,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正所谓:“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一阴一阳,无始无终;终者自终,始者自始”。 这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样,在我们不久的将来,它也必将实现一次新的大轮回,实现一个大循环的结束,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纵观历史,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常常是是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思想文化的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常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迷茫、困惑,一种求是、求志同道合者、求解决之道……外显的强烈需求和表现。(中国现在需要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这也是中国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智囊团……等组织畜势待发、应运而起的大好契机)
例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代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那些率先感受到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先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例如前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差,结果导致西方国家一枪不放,就瓦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常常搞思想文化教育培训的原因所在。借用党的一句话来说: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错误的思想理论,则反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动作用,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苏联的列宁,提出革命运动必须有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必须始终坚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的思想。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原有的巨大影响力正在日益失落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侵蚀、影响中国人的大脑、思想阵地和行为生活(例如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大片等)。中华文明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昨日之黄花,实值得大多数国人深思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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