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茂森《细讲论语》（详实解读中国人的圣经）全新版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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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蕅益大师说，“何日无闻？何日无见？”闻和见，天天都有，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见闻，“闻见不患不多”，我们的所见所闻不是怕不多，怕什么？“不能阙疑殆、慎言行耳”。“阙疑殆、慎言行”，是我们的心有疑则不言、心有疑则不做，所做所说都是有把握的，也就是慎言慎行。慎言，包括没有把握的不说，和有把握的要谨慎地说；慎行，包括没把握的不做，和有把握的要谨慎地做。阙疑殆是没把握的，慎言行是有把握的，还要慎。我们的所见所闻，如果都能够用这种原则，就真正是修慎德了。孔子讲，我们能如此慎言慎行，就能少过失、少后悔，禄在其中。“禄在其中”，点破了天爵天禄。孟子说，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叫天爵。天爵是因，天禄是果，善因善果，这是“吾人真受用处”。我们修善因得善果，这就是受用，我们就得到利益。我们要不要有心去求利禄？不需要，我们的心不求利禄，而是求天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等果报现前了，也就不亦说乎。可是心绝不求果报，心远离名闻利养的果报，而去行善、修德，这才不亦说乎，才是真受用处。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收获是自然而然的，何必去求？蕅益大师说，把“禄在其中”解释为得禄之道，是有心求；禄在其中，是无心去求。只是修好因，善果自然，何必去求？所以，“禄在其中矣”，不能解释为我们想要得到禄位的方法，这就浅陋了。正如古人讲，“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为什么行好事？因为这是符合性德的；为什么不问前程？因为我们要放下妄想分别执著，“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而生其心”，生什么心？乐善不倦的心，不住于利禄，而修天爵，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儒家的一个说法。江谦先生对蕅益大师的《补注》说，“干禄谓求福也。言是口业，行是身业，慎是意业。身口意三业勤修，外则寡尤，内则寡悔，即是自求多福。故曰：禄在其中”。这个解释很容易懂，把蕅益大师的意思用平实的语言讲了出来。“子张学干禄”，干禄，简单说就是求福，怎么求？身口意业上去修。慎言是口业，慎行是身业，慎就是我们的意业，意上要谨慎。身口意三业，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自然少过失、少后悔。过失表现在外面，后悔的意念是在内心，这叫自求多福，所以说禄在其中。自求多福，自己求什么？就求修好身口意三业，多福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多闻多见，而不能阙疑阙殆，随波而流，随风而靡，则灾祸堕落之所由来也，可不慎与”！如果我们所见所闻，言语造作不能谨慎，就会随波逐流，就会随缘去造业。一个不慎的心就是放逸，就是迷惑颠倒。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报，受报就是灾祸，堕落也很容易跟着就来了。懂得因果，怎么能够不谨慎？所以这里强调我们要明信因果，谨慎言行，不可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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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得民心者 自得天下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是鲁国人，也备受国君的尊重。这一段是鲁哀公向孔子请问，“何为，则民服”？“何为”就是何所为之，要怎么做？“则民服”，才能使老百姓对于国君心服口服，进而拥戴国君。古人讲，国君(政府)就像船一样，老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民服非常重要。如果老百姓不服政府，这个政府就岌岌可危，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鲁哀公这是向孔子问政。鲁哀公为什么会问这个话？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鲁国长期以来是三家执政，三个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把持朝政。国君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所以鲁哀公很不得意，才会问这个话。孔子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孔子对曰”，《朱子集注》里说，“凡君问，皆称孔子对曰者，尊君也”，朱子对《论语》研究得很细致，一般普通的人问，孔子回答只称“子曰”，如果是国君来问，就会讲“子对曰”，对是对答，这是表示对国君的尊重，也就是孔子的这个回答，是单对国君，是更加恭敬谨慎的回答。“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直和枉是两种人，也可以说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君子正直，小人不正直。“举直，错诸枉”，东汉经学家包咸的《注解》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错”是通假字，通措，意思是放置、废置。任用人的时候，要举正直的人任职，废置邪枉之人，不用不正直的人。不正直的人称为邪枉，邪就是不正，为什么他不正？因为他的心是自私的，自私就邪了，就不正了，正直的人必定是大公无私。用正直为公的人，舍弃邪曲自私的人来为政，自然人民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他们的心就服了。反之，“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邪曲自私的人，舍弃正直为公的大臣，民就受其害，所以不服。当时鲁国的情形正是这样，三家专权，就是什么？“举枉，错诸直”，所以人民百姓不服。可见得孔子当时对鲁哀公的回答是针对时弊，当然这个道理也是贯通古今，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这是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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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贤人 容忍小人

    古注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错诸枉”的“诸”是“之于”的合音，错之于。“举直，错诸枉”，是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枉之人之上，让正直的人掌权，控制住那些邪枉之人，这样民也能服。如果倒过来，自私邪枉之人置于正直之人之上，民就不服了。所以国君要懂得用人之道，对于君子要提拔，把君子放置在上位，把小人放置在下位，小人在下位就不得为恶，受君子的管制。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要更好一些，这是雪公老人讲的。为什么？没有把小人踢出去，也能容纳小人，只是什么？小人要受君子的掌控，不能乱来，这样就很好。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就讲到，这种说法与孔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我们尊贵、提拔贤德的人，但是对一般普通的、有私心的人也能容纳。在现代社会，容众也很重要。君子只想着道义、正直、大公，而小人是整天想着自私自利，那我们现代社会，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说句老实话，现代社会确实是君子少，小人多。这个原因主要也是教育，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足才导致的。假如这个教育从小就开始，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相信君子会日益多起来。君子多了，对国家一定有好处，大公无私的人，他们都是为民，所以自然就能够令社会和谐。《礼记·学记》里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使小人的数量愈来愈少，这是什么？君子从政则民服！君子多了，社会就和谐了。

    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举用正直者，废弃邪枉之人；第二种，没有完全废弃邪枉之人，是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之人之上。为什么第二种说法更好？《论语》第十二章里，“樊迟问仁”，也谈到“举直错诸枉”的问题，结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了。樊迟是孔子的弟子，他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子曰，爱人”，仁就是爱人，仁者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知人就是智慧，樊迟没听懂。孔子又给他补充说明，“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邪枉者之上，就能使邪枉的人学得正直。这就是前面讲的第二种说法，并没有说把邪枉之人，把小人都踢出门外，那没剩几个君子了。孔子是教我们，君子有领导小人的权利，小人就能学君子、效法君子，慢慢也能变成君子，这是有教育的内涵在里面。所谓上行则下效，《论语》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是随着风摇摆，风从东边吹来，草就顺着风，由东往西摆；风从西边吹来，草就由西向东摆。小人自己没有定性，看上面是什么样，他就学什么样，所以把君子提拔在上位，就很重要。

    君子的德像风一样，引导民众，确定社会的走向。除了政治的领导人能够确定社会走向以外，现在还有一种产业，也能确定社会走向，那就是传媒。媒体的工作者，他们也有带领社会的能力。如果媒体的内容都是正面的，都是善的，就能将社会引向和谐；如果媒体的内容不善，就能让社会民众变得不善。所以我们的恩师常讲，有两种人能救世界，也能毁灭世界，一种是政治的领导人，一种是媒体的工作者。国家领导人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决定国家的命运。传媒工作者有很大的社会教育和引导社会的功能。是救世界，还是毁灭世界？就在于这些工作者是直还是枉，是正直的君子还是邪枉的小人？君子只想着义，他不会自私自利，他只会想着我怎样能够把社会带向和谐，至于说自己的利，那是不考虑的；小人只考虑利益，至于后果是否符合义，他没有考虑。所以现在的传媒工作者要好好地省思，包括影星、节目的主持人、制片人、导演、记者等等，如果能有一批君子的传媒工作者，播的都是正面的内容，那就真是人民百姓的福报。

我去年到过日本东京，参加一个会议，日本最大的华文报纸，“东方时报”的主编带着记者，到酒店来采访我，谈起很多社会问题。他们讲日本社会有很多弊端，社会风气日趋不良，华人更是令人忧虑，犯罪率特别高。因为日本社会压力很重，导致许多华人采用不法的手段，谋取利益，使得整个日本对华人都产生歧视，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说，“你们媒体领导人，负有引导社会的使命，如果你们能够在你们的报纸里，天天刊载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内容(它是华文报纸，专门针对在日本的华人)，那么我们相信一年，对华人社会的风气改善，就有显著效果”。我们的恩师在他的家乡，安徽省庐江县汤池小镇，做过三年的实验，建立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就用《弟子规》来教导那里的乡镇百姓，不到两年的时间，使整个小镇的社会风气大大改善，证明了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和谐社会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

    中华老祖宗的这一套做法，就是教学为先、修身为本的做法，到今天还是适用。这位总编听了我的话之后，他也很感奋，问我有什么样的教育内容可以给他刊载。我告诉他，过去印光大师在民国时代，非常提倡因果教育，用因果教育帮助人，提升他的伦理道德，因为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敢作恶，他就能慎独。他问我用什么样的教材最好？我介绍他《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士全书》，这三部书都是讲因果，过去印光大师印这三部书，印得比佛经还多。《太上感应汇篇》是《太上感应篇》最好的注解，现在这部《汇篇》有一个《白话节本》，我把《节本》的电子版提供给他，结果他真干，每一期的报纸都出一个小版面，连载《感应汇篇》的内容。他把样板寄给我，我看了非常欢喜。如果能坚持下去，相信日本(至少华人)社会的社会风气，会有显著的改良。这是什么？把人民百姓导向正直的一面，所以孔子讲“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直”不一定是任用他做官，我们可以选举出正面的教学内容，来做媒体报道，正面的内容要大于负面的内容。譬如，多报道一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新闻节目，和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关于杀盗淫妄的消息尽量少报，最好是不报。久而久之，就能使人从邪枉走出来，变得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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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服正直 自然情理

    朱子引程子的话，“程子曰：举错得义，则人心服”。举用和安置人能够得义，义是符合道理，这个道理是天理，自然的道理。人心都喜欢正直，不喜欢邪枉，这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人自性中的性德，不教也会。即使是邪枉的人，本身他也喜欢正直的人，也会尊敬正直的人，也会敬服正直的人，只是他自己习气太重了，改不了。所以举错如果得义，人心就服了。朱子又引谢氏，宋朝大儒谢良佐，程颐的弟子，谢氏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谢良佐说，人民百姓都有喜欢正直、厌恶邪枉的心，这是天下至情、人之常情，这说明什么？人人本性本善，本来就喜欢善，不喜欢恶。顺着本性本善去做事、用人，人心就服了，如果逆之，人心就不服，就会远离，这是自然之理、必然之理。

格物诚意  直枉自明

    “然或”，这是转折，但是，“无道以照之”，“道”解释为方法，如果没有法子觉照，觉照什么？哪个是直，哪个是枉？甚至“以直为枉，以枉为直”，把邪枉的当成正直的，把正直的当成邪枉，有没有？有，“多矣”，而且还不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心受物欲、受自私的蒙蔽，导致正邪、直枉都不分了，自性的良知完全被覆盖住，因此我们要修身。修身没别的，把这些蒙蔽、障碍去除干净，“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居身要恭敬、诚敬，诚敬是性德，帮助我们恢复本性本善；“穷理”，明白天下一切道理，穷尽天下之理，这是智慧。这个智慧，实际上人人本有，现在为什么会失掉？就是因为有物欲的蒙蔽，《大学》讲“格物致知”，格是格斗，跟什么格斗？跟物欲格斗，物是物欲、烦恼，战胜这些物欲烦恼，然后才能致知，知是良知，自性本有的良知现前。用良知待人处事接物，运用良知，自然就能达到穷理，自然就能明辨邪正直枉。谢良佐先生的话，导归到我们自己修身上来了。蕅益大师在此基础上又加以阐发，他说，“惟格物诚意之仁人，为能举直错枉。可见民之服与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于民也”。大师说唯有格物诚意的仁人，《大学》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修身，只有格除我们的物欲，才能恢复我们的良知，使我们的意念真诚，我们的心才能正，这种能修身的人叫仁人，仁人就能够明辨直枉，能够举直错枉，举用正直者，或者让正直的人掌控邪枉的人，民心自然能服，所以民心服与不服，不在于民，不可以求之于民，君子反求诸己，全是自己的公私之心决定。我的心是正直、大公的，我才能举直错枉。假如我自己的心都是自私自利，变成了邪枉，怎么可能真正举直错枉，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修身。《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根本。什么的根本？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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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放下 正直圆满

    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才能使民心服？孔子的回答，内涵就在于国君自己要修身，国君不修身，何以能使民心悦服，何以能使国家大治？再深一个层次讲，为什么治国平天下，非得以修身为本？而不以经济为本、不以军事为本、不以科技为本，非得说以修身为本？这个道理太深了。因为整个宇宙，跟自己本来是一体。自己这一身，就是家、国、天下的一个缩影。现代科技有一种全息照片，全息照片是什么？是用两束激光，不同的方位，对同一个物体进行照射，在相片上感光，然后再用激光把相底投影出来，现出一个物体，然后把这张相片剪成两半，每一半用激光投射，都发现是一个整体的物体。每一半又切成两半，就是四分之一半，每四分之一半又含有整个全体的形象。不管我们怎么切，切得再小，每一个小部分的相底上，都含有全体的形象，这叫全息照相。这个发明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有天文学家提出，宇宙跟全息照相的性质是一致的，整个宇宙都是全息的。换句话说，小的部分都含有全体，当然全体里面含有小的部分。小中能含容大，大里面含容小，小和大相互含容，大小不二，每一个小部分都是全息的。现在天文学家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很有创造性。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实际上也是个小宇宙，它里面含有的信息，是全宇宙的信息。如果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的全息照片，我们的身体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投影出来，整个宇宙的信息都在里面，无二无别。

    我这身一动，整个宇宙也跟着我一起动，信息是同步的。所以我自己修身，就能够同步地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治国平天下，天下才是一个地球，是和谐宇宙。古人讲，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我们真正知道这个道理，这叫知本，“知之知也”。我们所知的，达到极限，就是完全明了宇宙里面大小不二。《华严经》里讲“芥子纳须弥”。芥菜子像芝麻粒这么小，它里面能含容须弥山。须弥山是我们一个小世界的中心，一个小世界是一个银河系。一个小芝麻能够含容一个银河系，不可思议，但是这是事实。假如有朝一日，我们有足够高级的全息放相技术，把这粒芝麻进行投射，放大影像，看到原来整个银河系全在里面，只是现在我们的科技还不够高。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告诉我们，微尘里面含有整个法界，这就说得更加不可思议，微尘比芥菜子还小。微粒，像分子、原子这些小粒子，里面含有整个宇宙。这比儒家讲得更加广博，儒家讲一身与家国天下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修身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懂得这个道理了，才真正体会得蕅益大师所说的，“民之服与不服，全由己之公私”，“全”是全部，没有丝毫例外。正是基于这种全息式的真相，佛法里讲的民，层面就更广了，是指众生，不仅包括人，包括六道众生，包括十法界众生。要度众生，怎么度？全由己之觉迷。公和私，是觉和迷的样子。我们要是觉悟了，必定大公无私，我们要是迷惑颠倒，必定自私自利。公和私是果，觉和迷才是根本原因，觉什么？就是觉宇宙与我一体，微尘与法界不二。如此说来，哪有一个自己？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就是整个法界。佛法里称为法身，那是自己的真正身。我们觉悟到原来整个宇宙就是自己的法身，哪会有私心？自己以外没有了，没东西了。所以自己一觉悟，法身全体现前，众生跟着我们也全体觉悟，这就是《华严经》讲的“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情是有情众生，无情是无情众生，跟着我们一起、一同圆满种智。这种智是一切种智，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成佛了。自己圆满种智成佛了，一切众生跟着我们也圆满种智，成佛，为什么？自己跟众生不二。因此，到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会感叹，“奇哉！奇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叹，太奇妙了，一切众生跟我一样，都有如来智慧德相，都是佛，现在就是佛，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得不到佛的受用？“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谁有妄想执著？谁？哪个众生都有，是他自己不能证得。我有，我就不能证得；他有，他也不能证得，证得是证明。我们本来是佛，只是我们没有证明自己是佛。等到我们把妄想执著放下了，就证明了自己真的就是佛，从来没有动摇过。不是过去是佛，现在不是佛，不是这样，《华严经》讲，是众生皆有，“有”是现在就有。不是我们现在没有了，将来又重新得到了，就变成生灭法了。现在就有，现在就是，怎么是？放下就是。所以，觉悟了，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是屠刀？不是屠宰用的刀，屠刀是比喻，比喻我们的妄想分别执著，我们把妄想分别执著放下了，就成佛了。妄想分别执著就如屠刀一样，在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让我们得不到佛的受用。所以要放下。能不能放下？一定能放下。为什么？因为它是虚妄的，它比屠刀更虚妄。屠刀还有把刀，妄想分别执著，什么都没有，本来都没有，纯属虚妄。本来没有，又是纯属虚妄，当然能放下。一放下，我们就证明了，“情与无情，同圆种智”。到这个时候，举直错枉就到圆满了，正直到圆满，枉呢？邪枉丝毫都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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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仁孝世范 潜移默化

    这段话是季康子问孔子。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名肥，季孙肥，他的谥号是康，所以称季康子。鲁国是三家专权，所以民心不服。季康子问孔子，如何使民众对上能恭敬，敬是恭敬，忠是尽忠，劝是劝勉为善。“敬，忠，以劝”，“以”同与，这是讲到三个方面，敬、忠、与劝。季康子三问，孔子有三答。“孔子答曰，君以庄严而临民众，‘临之以庄’”。“临”是面临，“庄”是庄严，国君容貌端严，人民百姓就能恭敬国君；国君以孝道来教民，“孝”是以孝教民，“慈”是以慈待民，对待民众以慈爱，则能使人民尽忠；国君能够“举善”，举用善人，“而又教化不能之人”，教化没有德行、没有学问的人，“则劝”，相劝为善，大家就都能互相劝勉去修善了。按照邢昺《注疏》的意思，因为当时季氏专权，他的权利跟国君一样，所以孔子是站在人君的角度上来回答，告诉季康子应该如何去做。雪公老人的《讲义》里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细审季康子之三问，皆在使民；而使者在君，从乃在民。君能庄临，而民自敬。教民以孝，民始孝亲；中则忠君，如子孝父矣。然君必以慈临之，如亲慈子，故曰：‘孝慈则忠’；否则犬马路人，草芥寇雠矣。举彼善者，教他不善者，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人劝之劝”。

    《孝经》讲，孝道有三层次，“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广。事亲就是侍奉父母，这是孝道的基石。我们的孝心在孝敬父母中养成，然后用这个孝心去事奉国君。君是领导，包括国家、企业、单位每一个团体的领导。领导就是君，被领导的就是臣，臣事君以忠，忠来自于孝。古代是君主时代，君代表国家，现在是民主时代，事君就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尽孝，这是孝的中间境界。孝的最高境界，是终于立身。所谓立身行道，成圣成贤，我们成为了圣人，是父母最荣耀的，这是最圆满的孝道。季康子的三个问题，是使民敬、忠和劝，让人民都能恭敬他这个领导，想让人民恭敬自己，对自己尽忠，互相都能劝勉为善，都是在使民，他希望民众这么做。使民者是领导，他是领导人民百姓的。而人民百姓，是上面的人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所谓上行而下效。所以，对他的“敬、忠、劝”三问，孔子的回答，第一个是“临之以庄，则敬”，君能庄重、端严地面对人民，人民自然就能恭敬，恭敬谁？恭敬这个君。庄重，它的内涵是仁德。有仁德的人，才能表现出庄重、庄严，所谓诚于中而形于外。这是由衷的，不是故意在那里做表演，表演一次、两次可以，让人民能够迷惑，迷惑一时，不能迷惑长久，人民看久了知道你是装的，对你怎么能有恭敬心？你要使人民尽忠，自己要有孝慈。孝，是教民以孝。教有身教、有言教，身教重于言教，自己要做孝子，先做到再说，人民才能敬服，才能跟你学，才能够孝亲，这叫事亲。事亲要自己先做个好样子，让人民也能跟从。所谓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中则忠君，这是由孝心到忠心。其实忠和孝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对父母是孝，对君、国就是忠，忠君就如子孝父，是一个样子。领导希望人民尽忠，领导必定以慈面临人民，就是对待民众要有慈爱心，所谓君仁臣忠。做领导的要仁慈，要爱护百姓，百姓才能够忠于领导、爱戴领导。君对民就如同父对子，父慈则子孝。父如果不慈，很难有子孝，不能说完全没有，但那是凤毛麟角，像舜王、闵子骞，这是父不慈但子能孝，凤毛麟角，太少了。想要子孝，儿女孝顺，父母必须慈爱。君和臣之间也是如此，君对臣以慈，臣就能对君以敬重，所以讲孝慈则忠，这是讲君臣相处之道。臣包括臣民，百姓也是君所统治领导。

    如果一个做领导的，把自己的下属当做犬马一样，下属就会把领导当做路人；如果领导把下属当做草芥，完全没有价值，下属就会把领导视如寇雠，仇恨、怨恨就来了。所以要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是做领导的先要以慈爱对下属。在用人方面，必须用善人，举善荐贤。对于不善的人呢？不能遗弃，要去教他。要知道人本性本善，他为什么变得不善？是因为习性使然。《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茍不教，性乃迁”。如果不好好教他，他的本性本善就逐渐被蒙蔽了，显发不出来，而不善的习性就起来了，通过教育，就能使他从不善的习性回头，回归本性本善。教育最重要的是身教，做个好样子，谁做好样子？领导要先身士卒做个好的表率，带个好头，人民自然相观而善。观是观摩，相观而为善，谓之摩，观摩里面包括效法，看到我们做了好样子，他也生起向往、效法的心，然后他也转变自己。这比劝更好，是相观而善，不是相劝而善。相劝而善，还着重在言教，相观而善着重在身教。他看到我们做了好样子，然后他跟着我们学，这比我们教他，用语言去讲，效果要强。所以父母教儿女，老师带学生，假如儿女不听话，学生调皮捣蛋，做父母、做老师的得自己反省，我是不是做了个好样子？我自己没做到，怎么能要求他做到？有人做到了，他人自然相观而善。看到榜样的世范，有缘人也就善了，潜移默化，这是真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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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诚正 明德亲民

    朱子引张敬夫先生的话，“张敬夫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这话说得好，使人民能敬、忠和劝，怎么做？从我做起。我自己要做到对民以庄，以庄敬对民；以孝慈教民、待民；“举善而教不能”，这是我应该做的，是我所当为，本来就应当这么做，不是为了使民敬忠以劝才去做，为了这个目的去做，就已经落到第二层了，本来就应当这么做，没有目的，为什么？这是性德。我当一个国君，这是应尽的义务，有这种存心，就做得更真诚，没有丝毫的伪装，若有目的，真诚心总是欠一分。但话也说回来，有目的去做，能够做到，也很不错，就是说，如果是为了使人民恭敬自己，尽忠于自己，相劝而善，为了这个目的，而由衷地去好好修身立德、教化人民，也能得到很好的结果。但是，自己不是圣人，圣人绝对没有要求别人的心，不会有要达到自己某种目的的心，圣人完全是随顺自性而为，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我们果真是努力地这么做，会不会有这个结果？一定会的，有其因必有其果，而且这个果是不期然而然。我们没有去期许它，没有这个目的，但是它也能实现。修这个就能得到这个，自然而然，就像在空谷里叫一声，必定听到回音，什么道理？自然而然。

    所以圣人只求修行自己，他不求去修民，自己真正做到以修身为本，他的心没有往外攀缘。季康子问这个话，是因为他的心往外攀缘，他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希望外面的境界符合自己的心意。虽然是善的，但是做得再好，都离圣人的境界很远。把有求之心放下，我们就能回归自然。蕅益大师的《点睛注解》更加发明了这点，阐发得更明了，他讲，“临庄，从知及仁守发源，知及仁守，只是致知诚意耳。孝慈，举善教不能，皆是亲民之事，皆是明德之所本具。可见圣门为治，别无岐路”。大师的教导处处帮助我们回归本性。“临庄”，就是“临之以庄”，对待人民要以庄严的外表，庄严是从知与仁守发源，也就是知和仁守是他临庄，庄严临民的源头，这是根本。这是出自于《论语》里《卫灵公第十五》篇的一段话，“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孔子为我们讲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是智力，“及之”的之，是天下、国家，就是用智力得到天下、国家。当然得到天下的天子、领导，他们肯定是智慧超群，靠智力得到天下，所谓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守天下要以仁守，仁爱。历史上有很多君王，他有超人的智力、强悍的武力，他夺得天下，却不能以仁守之，他没有仁爱心，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人民百姓都很怨恨，而有怨不敢言，那这个国家维持不久。

    譬如秦朝的建立，秦始皇智力超人，得到了天下，没多久他的天下就失掉了，为什么？不仁。他以苛刻的法律进行强权政治，不仁，不仁就不能守天下，“虽得之，必失之”，得到天下也必定丧失掉。所以要保全天下，必须以仁守之，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提出的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否则不容易守住天下。“知及之，仁能守之”，我们达到了智，又有仁，以仁来守天下。“不庄以莅之”，不能庄严地面临民众，这是特别讲到国家领导人，自己修身要修得好，从内心到外表都是庄严，出现在人民百姓面前，人民百姓才会尊敬你，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智力有了，又有仁爱心，又能够庄严地去面对民众，但是“动之不以礼”，行动和所做所说，没有完全符合礼，也是“未善也”，不能尽善尽美。譬如恭敬人，这是好事，但是“恭而无礼则劳”，恭敬没有礼度，也属于失礼，而使自己变得很劳累，所以懂礼很重要。孔子提倡以知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庄敬对民，以礼治国，礼治比法治要强，这才叫尽善尽美。

    蕅益大师讲，“临庄，从知及仁守发源”，孔子讲知与仁守，知和仁守是庄敬的根本，没有智慧，没有仁爱心，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庄严？庄严是外表，智慧、仁爱是内心。仁爱也是慈悲，慈悲与智慧，是我们境界的一个标准，看我们的境界高不高，就看这个，这都是自性中本有的。怎么得到智慧、仁爱和庄严呢？“只是致知诚意”，致知和诚意前面有格物，格物就是真正放下物欲烦恼，然后才有致知，才有诚意。致知是自己的良知现前，诚意是自己真正大公无私、表里如一，这才是庄严。“孝慈”和“举善教不能”都是“亲民之事”。《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如何明明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能明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亲民，帮助众生，怎么帮助他们？用孝用慈，这都是性德，教他孝敬，教他慈爱。举用善人，教导不善的人，教和举都是对民众的仁爱心。这些事情，统统都是明德所本具。明德是性德，本性中本有的德能，自性无所不具，含容一切。临庄、知、仁守、致知、诚意、孝慈、举善皆教不能、亲民，全都是明德里本来具有的，统统是性德，只要我们能证得自性，这些都能够圆满落实。所以，“圣门为治，别无岐路”，这是圣治，圣人治理天下没有别的路径，只是自己明明德，自己明明德了，这些性德统统都能流露出来，自然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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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修德 天下太平

    蕅益大师又讲，“此节三个则字，上节两个则字，皆显示感应不贰之机，全在自己”。又是导归自性，这一节讲到三个则字，“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与前面一章讲的两个则字，“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都是教我们如何治理天下，治理天下跟治理自己不二，“感应不贰之机，全在自己”。怎么治国平天下？就是个感应之理。自己的身修好了，家、国、天下全都修好了，一个则字就讲到因果同时，因和果不爽，没有差错，就是“感应不贰之机”，感应道交。还是从我自己做起，“全在自己”，一个全字，没有外在的，全是自己分内事。这是大师又一次教导我们，从自己做起，我修好了，天下就修好了。圣人千言万语，反复强调说明的，不外乎就是这个道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个身修好了，一切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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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居家孝友 为政之本

    “或”是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奚当何字讲，“子”是对孔子的尊称。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去为政？这个人以为当官才叫为政，见孔子不当官，所以他就怀疑，为什么你这一身的德行学问，却不去当官为政？或者说没有机会为政？孔子回答得很好，“子曰，书云孝乎”，书是《尚书》，《尚书》说孝，孝应该是怎么样的？“惟孝友于兄弟”。这句话出自于《尚书》里的“周书”，《尚书》有三部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和社会的情况，这句话出自于“周书”里的“君陈篇”。“君陈篇”的第一句是，“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君陈指周成王的大臣，成王没长大之前，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摄政，后来成王长大了，周公把政权交还给他，周公是大德、圣人。“王若曰”，王是周成王，“若曰”的若当如此讲，就是如此说，周成王是这样说的。这一篇在古文《尚书》里有，今文《尚书》没有了。这是周成王对大臣君陈说的话，当时君陈奉成王之命，去洛邑这个地方治理殷商的顽民，过去是周公在那里治理，现在成王委派君陈去治理，希望君陈也能够继承周公的德政。“惟尔令德孝恭”，唯有你有孝顺恭敬的美德，这是赞叹他。“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你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你有孝悌心，你就拿这个心来从政，“克施有政孝”，“克”当能字讲，你能把你的孝悌心施展在政治上，所谓移孝作忠，《孝经》讲，“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你在家能够孝悌，从政就不难，自然会用孝心来从政，你就是忠臣、贤臣。这是孔子引用《尚书》这段话来说明，“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把孝友的美德用在日常生活中，不是等于为政一样吗？朱子解释说，“书言君陈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又能推广此心，以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则是亦为政矣，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尚书》讲君陈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个心推广到对一切万民，就是为政，由一家乃至一国，都是同一个心。孔子用《尚书》的话来说明，我们能够孝友，就是为政，何必一定要居于官位，当了官才叫为政？为政不一定指当官。“施于有政”，施是行，所行的有政道，什么是政道？孝友，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道，为政之道。我们能够孝友，就是为政，所以孝友是为政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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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之德 为政之本

    “奚其为为政”，奚是何，我们有孝友，就已经有了为政之本，我们已经在做为政之道了，除了孝友以外，还有什么事算是为政呢？离开孝友，没有了。蕅益大师画龙点睛，说了一句，“此便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就是“为政篇”第一句，“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就是孝友，《孝经》讲，“夫孝，德之本也”，一切的德都是由孝展开、延伸的。人能行孝悌，便是为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能行孝悌，他就能感化一家一起行孝悌，就能感化一个社区家家都来行孝悌，逐步逐步，整个国家都能兴起孝悌之风。这个责任，每一个公民都有。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谁？我，我有责任，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说只有当官的才有责任，国家领导人才有责任，这样理解太狭隘了，人人都有责任。我如何帮助国家社会？我能够行孝悌，就是帮助社会，就在构建和谐社会，就在共建和谐世界，就在为政，这是为政以德。我们的目的不一定是要从政、当官，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为天下国家而忧的意识，要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情怀，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入了圣贤之域。这章讲的是真正的为政之道，前面说的为政以德，在这里得到了具体说明。我们学圣学贤，就是要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修身以德，我们也就是为政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