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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很快，又到了炎炎夏日。每年夏天的生产形势都很紧张，几乎是彻夜生产。吹塑车间和挤塑车间的温度很高，所有的大功率风扇全部打开都不能驱走车间内的腾腾热浪。夜里加班，一些完全是男工的工序上，工人们有的甚至不顾公司的规定，打着赤膊在干活。为了保证供货，公司几乎在开足马力生产，取消了正常的星期天，转而实行轮休。 缺工的情况好转了很多。甚至工厂开始实行局部的淘汰，把一些操作不熟练的员工辞退出去。由于公司业务量充足，工人队伍相对稳定，这一段公司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董事长很满意，特别嘱咐给公司所有人员酌情上浮一些工资，以示嘉奖。 长期客户得到了稳定。最近由于工人队伍的稳定，使车间的熟练工人增加了不少，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加。我的压力减少了很多。以前我所头疼的退货、返工、报废的情况，在最近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下降了不少，并且由于工人稳定，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也使事故发生的几率几乎降低到最低点。而由于生产任务的繁重，工人因为劳累的原因，酗酒赌博等情况大有好转，竟然使这一段时间的员工层相对的安静。 看来公司的经营业绩确实能够有效抑制一些问题。我暗自慨叹，一家企业，往往是在业绩不良的时候，问题集中爆发，而在业务繁忙的时候，效益增加，同时还有效隐藏或抑制了很多不良的倾向。尽管问题的根源没得到解决。 在这段公司最繁忙的阶段，我的压力却减轻了很多。除了每天必须的业务和生产例会，开始每天有了一些时间翻阅行政上送来的报纸。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忙里偷闲。倒也自得其乐。不过我看报纸基本上都是浏览标题和内容的主干，从不详细去研读，那样浪费时间。能够大体知道外界的动态即可。 在这样一段平静的日子中，一件事情震动了我。薛经理辞职了，并且后来连电话号码都已经改变，无法再联系上她。听说她先是和丈夫去了香港，随即又去了第二地、第三地，直到后来再也无法得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薛经理和我共事了半年多之久，我们彼此在工作上算是配合默契。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十分不错，甚至我还两次到她家作过客。然而，她的离职事先我竟然一点消息也没有，使我极为吃惊。她是在一个周日以电子邮件方式给董事长发去的辞职书。 很快，财务部便传出了薛经理贪污挪用公款的消息。她涉嫌以虚报采购、虚增社保金和个人借款的形式贪污公司公款。由于公司帐务核销签准实行董事长一支笔，这个事情传出的时候我十分震惊。而原因仅仅是因为她丈夫的公司经营情况不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开始开会，商议此事的善后处理。我感觉受到了来自董事长方向的某种压力，因为公司对经理层的调整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公司开始出现了一些对我不利的消息和言论，并且这样的言论在迅速扩大，显然，公司出现了对我不利的局面。 我的对外联络和应接工作迅速少了起来。经过高管层的重新分工，营销工作由一位副总全面负责，而我则主要侧重生产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工作。由于董事长亲自干预了公司日常管理，名义上我还是总经理，实际上已经没有了权柄，走在公司办公楼里，人都象矮了一截。 办公室政治果真复杂，这不是哪一个管理学家所能完全解释得清楚的事情。在我所认识的管理学中，我只知道管理学的宏观定义主要的对象在于管理者，而不太涉及被管理者。我不想为管理学赋予阶级性的任何定义，何况我们熟读中国历史这么多年，包括世界历史充斥教材的基本上都是阶级斗争史。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当然现在这一套说辞似乎不一定适合目前的中国实际情况。记得以前英国人罗伯特·欧文曾经实行过工人对工厂的共管制度，实践证明那一套似乎也不管用，因为罗伯特·欧文的一套制度在没过多久便以失败而告终。工人是什么阶层，他们基本上没文化，什么都不懂，还不把工厂搞坏了？所以欧文的那一套自然也行不通。再有就是中国人陶行知，妄图以教育中国农民为己任，以为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方是救国救民的根本。在南京建立晓庄师范学校，希望培养教师，参与国民教育。其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当时中国恶劣的社会经济情况所限制，但是实质上以唤醒国人的觉醒来试图救国人于目前现状的任何设想，因为社会经济环境和人们的信仰的普遍缺失，事实上都可能行不通的。而貌似与阶级性没有关系的管理学，实际上在当前的中国转型时期却代表了买办、有产者和资本所有者的逻辑和理论。我们目前的企业管理和制度，基本上代表了买办阶层和资本所有者阶层的利益——所谓买办，目前的定义可以直接与高级职业经理，以及那些外商在国内的代理人划上等号的。当然我的设想可能是激进了一些，但是这却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作为一般企业的管理者，我知道这个阶层已经成为资本所有者的代言人或者代表，并且享受着资本所有者赋予的权利和待遇。而这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得不设想作为我这样的个人，在这样的地位上，而不去设想自己的将来。我们的将来没有谁的给予，而基本上纯粹是依靠个人的“运作”。在于连·索黑尔的发达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样的发展曲线，因为社会提倡依靠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国家的包办，因为目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人在这样的个人发展中去设想一个农民工的发展史。农民工太多了，中国有两个亿的农民工，谁为他们设想过发展史？如何使他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估计没谁设想过。如果有设想的话，也仅仅是索取——这个我们从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上可以看出端倪，因为他们往往标榜“廉价的劳动力”！经济发展，是依靠农民工无限制提供廉价的劳动获得的。这就是现实。 既然董事长对我似乎出现一些不太信任的征兆，我也就不应该对一些敏感的事务真抓实干。当然我作为这家公司的名义总经理，我还是勉力完成我的职责，同时以不冒犯公司里既存的利益集团为底线。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我到车间巡视的时间也逐渐少了起来。何况车间里热浪袭人，在这样的夏季里更显得酷热难耐。除了那些在车间里劳作的男男女女，经理们是不愿意在里面呆上哪怕是一分钟的。
第二十章
突然间接到泽豪大酒店闵总的电话，还是令我颇感意外。这么久我没到酒店去了，他的情况我也就不甚了了。何况我们只是普通的业务交往，本没什么深交。他请我抽个时间去酒店坐坐，为了表示客气，我也应承了下来。 闵总也还是那种心宽体胖的样子，笑哈哈的为我泡茶、递上香烟。这段时间我很少来酒店消费，他想和我拉拉关系，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漫无边际地聊天之后，自然话题转到了我们公司最近的业务上来，当然，他对我们公司的内部情况还不是很清楚。等到我告诉他，薛经理已经离开公司以后，他这才表示了惊讶和不解，何以公司发生了这么多变故？ 不过这些话题都没能使我有所触动。而真正使我们的聊天出现兴趣的，是闵总告诉我，上次他给我的那张字条上那个的女子，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从楼上摔下来，摔断了双腿。 字条上的那个女子——我努力搜寻脑海记忆中的角落，始终想不起来是什么字条，以及是谁，而为什么摔断了双腿。闵总这才告诉我，上次我来打听的辞工的那个姑娘，好象是她摔断了双腿。 阿芸？还是文秀平？ 我感到十分紧张和吃惊，那个眼神清澈的小姑娘？难道是她摔断了双腿？可那又是为什么？ 闵总表示他只是道听途说，消息并不可信。何况那个姑娘早已不在此地，也不清楚现在在那里。他只是从酒店里的一个女子那里听说而已。 我问闵总能否得到确实的消息。毕竟这个姑娘曾经在我的工厂工作过，是个不错的农家姑娘，而果真是她摔断了双腿的话，这对于她那在农村的双亲来说，不啻是天降横祸。闵总微微笑着去打电话。 不一会，他从办公桌后面走回沙发这边来，告诉我文秀平的电话，便不再做声。我赶紧道谢，离开酒店。这一次，闵总例外地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送我出门，而只是略略点点头，表示了道别。
打通文秀平的电话，接通以后却没有人说话。直到我一再表示我是塑胶公司的陆经理，电话里才出现一个女声。确实是文秀平的声音。 我说，小文，你在什么地方？我过去看看，我刚好最近不太忙。 她说，陆总，你别找我了。真的，别找我了。 我说为什么？你究竟出了什么事？再大的事情，你也总得别人帮到你啊？放心小文，你陆总也是个打工的，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我好想办法。 沉默了良久，她才说，那陆总，能麻烦一下您请您过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她住在一个很远的村民小区里。这里都是村民自建的楼房，由于没有经过规划，显得杂乱不堪。村边的垃圾清运站似乎很久没有清运垃圾了，散发着一股异味。租住这里的大多是临近工厂的打工仔。这里的房租十分便宜，但是治安也很混乱。 她已经在楼下等着我。穿着一件短袖衫，一条牛仔裤，头发扎起。倒是忽然间使我想起了她在工厂车间上班时的模样。而她的脸上却淡淡地化了一点妆。这和她的年龄显得略有不称。 显然，她见到我显得拘谨。她告诉我阿芸最近因为身体不好，她一直在照顾，不能走远，于是我们便在村里找了一处茶馆喝茶叙话。(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