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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那天晚上在酒店闹到很晚。但是检查组的几个人好象都没什么醉意，一直兴味很浓。如果不是薛经理摇醒了我，我都意识不到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批客人了。我们从酒店出来，已经凌晨两点多钟了，酒店的大堂除了总台两个女服务员在值班以外，已经没有客人了。我们一行人从酒店出来，一阵冷风一下子使我清醒了很多。外面的马路上寂寥无人，徒余路灯的光辉；马路两边的低矮的楼房，在夜幕笼罩下的树荫中明灭可见。 回到家，躺在床上想尽快睡去。奇怪的是在酒店犯困，回去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拿起床头放着的一本《塑料化工工艺》无聊地翻了起来。回想起酒店那个闵总端着酒杯进来敬酒的时候，我已经不胜酒力，他还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你不能喝了就意思一下吧。咱们都是老熟人，不用拘礼。很是关切。 这个闵总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大好人。总是笑眯眯的，见了谁脸上都堆上笑。象一尊弥勒佛。四方脸，个头不高，但是算不上五短身材，绝不是那种形象委琐的暴发户老板。而是经常穿一套西装，不打领带，显得比较随意而亲切。并且待人接物也显得老成持重，颇懂进退揖让之道。所以在圈子里闵总有个好口声，说他“够朋友”，镇上的一些政府要员也和他关系密切。这酒店是我们公司的签约酒店，所以我们的公务接待基本上就安排在这里。酒店是一幢十二层楼的建筑，装修豪华，有客房、会议室、餐厅、桑那浴、歌舞厅等配套设施，属于三星级标准。在这个镇上也比较出名，是个高档消费所在。工业区一些上了规模的企业，包括镇上一些机关单位，也基本上就把这里作为公务消费和接待的定点酒店。所以这个闵总很得人缘。 每次我们到泽豪酒店安排公务消费，闵总都是亲自在酒店大堂迎接，并嘱咐酒店相关部门悉心服务，不得出任何差错。有时候宴席中，闵总还来到宴席上询问菜式口味，并为每个人敬烟，或者端着一杯酒为大家敬酒。所以每次我们每次来酒店都很满意，都认为这个闵总很懂得尊重人。什么是生意经？懂得尊重人，这就是生意经的第一课。
公司陆陆续续地又招进了一批新的工人。由于一些工序缺员比较严重，所以这些新工人来到公司试工，基本上也就全都被公司录用。薛经理是个十分敬业的经理，这些工作在她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进行，倒也没出什么大的问题。至于宿舍，因为一些员工是夫妻工，公司给予一定的补贴，就在外租住，宿舍也不是很紧张，还可以安置相当多的工人住宿。 但是派出所的片警老黄来到公司办公室找我，说是要了解几个事情。 我比较纳闷。自从上次公司的盗窃案以后，老黄很久没亲自到我们公司来了。难道这次公司又有什么事情惊动了他老人家？我赶紧把老黄让到沙发上，吩咐人倒茶，接着我让了一支烟。老黄斜靠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告诉我，说这次清理检查出租屋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公司在外租住的员工中，有几个没有身份证，要引起注意。希望我们公司加强工人身份甄别，特别对于一些特定地方的民工，建议禁招。原因是这些地区的民工与社会上一些非法团伙属于同一个地区，可能会对工厂未来带来治安隐患。比如一些工厂发生的盗窃案件中，就有内部的工人勾结外面的同乡合伙盗窃；还出现一些工人与外面的人勾结，扰乱滋事，打架斗殴的现象。 我心中暗自吃惊。这个情况我倒是没注意。于是我立刻给薛经理打了电话，要求马上对新招员工进行身份甄别。没想到薛经理告诉我，这项工作她已经做完了。除了一个新工人的身份证可能有疑问外，其他尚无明显问题。看来薛经理果然在这里从业甚久，早已经熟悉制造业的情况了。我这才放下一半心。我想，这老黄不会就为这么点事情来到工厂吧？看着老黄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我便提议我们出去喝茶聊天，刚好时近中午，于是便开车去了镇上的一个酒楼，叫了几个菜，老黄才告诉我一些情况。 虽然之前有就耳闻，也没有亲见，但是这事情明明白白地从老黄嘴里说出来，仍旧让我吃惊不小。工业区的一些工厂在外租住的工人，包括一些女工，可能有一些在外从事非法活动，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公司的个别工人。因此，派出所给辖区各工业区的企业，都将发文，要求各企业认真对待从业人员的入职审核问题。对于政府管理部门和工业区的各类企业来说，这些民工是属于“管制”对象的——流动人口在某种意义上，是和民工等同的。在珠江三角洲这个地区，治安问题的源头很大程度上与流动人口——民工挂起钩来。除了进行流动登记、招聘甄别，再就是进行一系列防范。各地的基层政府机构的“综治办”，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治理流动人口和出租屋。似乎民工群体是一个已经过了警戒水位的大水库，稍不留心便会出现洪水猛兽一样。 再说企业界对于民工的普遍态度。在制造业担任管理职务至今，我一向认为工人是企业的财富。工人是企业利润的直接生产者。但是在企业界一直存在这么个论调，认为“管理出效益”。这实际上是片面夸大了企业管理当局对于企业利润和企业发展的贡献，无限拔高了管理层的作用，而把占企业绝大多数的普通员工边缘化到了没有，企业管理的进步中，根本看不到普通员工的作用。试想一下，管理者如果没有被管理者的配合和互动，哪来的管理优化？哪来的正常运营？而这一现象在珠江三角洲更是发展到了一个管理理论发展的新层次上。我们都讲企业要实行“标杆管理”，导入CIS，实行绩效KPI，“六西格玛”；而这一切先进理论的背后，却是在现实中对广大员工的“格式化”再造，甚至强化了管控，使之成为企业所需要的形状，为企业之所需。从来没有从员工的角度来思考企业管理的新途径。 所以，打工者在这个流入地的社会中，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属于应该被“格式化”并加以防范的群体，他们应该被改造为某种驯服的阶层，甘愿接受面临的一切约束、生活方式、待遇，甚至别人已经设计好的前景。
第十六章
直接从老黄嘴里听到文秀平的名字，起初使我一楞。老半天，我才想起来那个面色黝黑的粤西农民文世锦，这样我才慢慢回忆起那个单纯的小姑娘来。而老黄告诉我的情况，则更使我惊诧莫名——这怎么可能？她才十八岁，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怎么可能？ 当然，惊讶归惊讶，我表面上仍旧不动声色。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只是工厂里的普工中发生的个别情况，不能和绝大多数的工人等同起来。我们公司的工人，绝大多数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他们性格淳朴，忠厚老实，纵然也有工人喝酒闹事、赌博打架，或者个别人也偷过东西，但是个别人的情况不能说明广大工人的主流。他们从老家出来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天底下的人都知道到了一个新地方都得守那里的规矩。所以工人们都是不错的，不能因为个别情况而戴上有色眼镜。显然，把流动人口和社会治安直接划等号，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流动人口。 然而冷静下来，我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不知道薛经理有没有联系上那个农民？ 记得当初我刚到公司，来到工人宿舍检查的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民工们的生活是悲惨的。很多人来到工厂找工的时候是带着铺盖卷，一堆破破烂烂的行李。如果工厂不要他们，他们便又带上这一大堆行李走向别处去，可能连当天的午餐在哪里都不知道。有些工人每个月发下来工资，自己舍不得用，悉数寄回老家，而自己却身无分文。他们抽一两块钱的劣质纸烟，买来一包花生米和一瓶廉价酒，和老乡们在宿舍庆祝生日。一些夫妻工更是节衣缩食，辛苦攒钱，为的是供在老家上学的孩子，而他们自己却终日贫困。而一些无良工厂的老板，却还在克扣工人工资，或者无故拖欠这些工人的血汗钱。 而当地的人们都厌恶这些外来打工者。他们肮脏邋遢，不讲文明，随地便溺。他们三五成群，深夜在街道上游荡，大声喧哗。一些失业了的工人们，就成了铤而走险的犯罪者。一些打工妹则成了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或者洗头妹，坐台小姐；成为被这个社会所鄙弃的一个悲惨群体。出卖了身体和灵魂以后的她们，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归宿？她们无颜归乡，在这个生存的地方却没有立锥之地，唯有自生自灭。 是谁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成为肮脏邋遢、不讲文明的流动人口？是谁把美好的希望传播给他们，却又无情地把他们抛弃在贫困中，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漂泊？是谁使他们成为铤而走险的罪人，或者成为出卖灵肉的行尸？ 而在上海北京那些中国最体面的大城市，为了城市市容，却采用种种办法把民工排除出城市繁华地带。一些城市还提出了限制低素质人口流动的对策。而行政管理者却不从现象的本源去寻找解决办法，努力消灭落后农村出现的“低素质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只是用简单的行政的、军事的手段去解决这样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试图排斥民工们进入大城市。多么荒诞而又真实的一个社会现象。 和老黄吃完午饭后，我回到办公室。我这才知道原来薛经理根本联系不上那个叫文世锦的农民。电话始终没能打通。当我费了半天事才从废旧文件中找出那个叫文秀平的员工履历表的时候，那张表不知道何时已经让茶叶水浸泡过，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唯有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还露出一丝笑容和顾盼生辉的眼神。我默默地把这张表格收进我的文件夹中。心里却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打工等于毁灭？ 打工，是个没有前途的选择？哪里是打工者的方向？难道忍受恶劣的劳作环境、无休止的机器罚站、冷漠和歧视，就为了那可怜的工资？那么，这又究竟何时是个尽头？难道命中注定民工的生活活该如此？ 不打工，回乡务农是个有前途的选择吗？ 我心里犯起了浓浓的倦意，我不想再思考了。我这个时候忽然感觉迷茫了，但是却不是因为我自己，而是因为这些打工者们，我那些在车间加班的工人们。或许我还是得象老黄那样，为了自己能够活得更好一些，忘却那些烦恼吧！我们都得为了自己而活着。这就是现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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