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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感到不胜酒力。恍惚中女子扶着我去了卫生间。但是到了卫生间，却又没了呕吐的意思，只好洗了把脸。我看见镜子里的我，也和外面那一帮人一样，脸色发红。想到我和外面那帮俗人一样，我心里略略叹了口气。我这是怎么了。 工厂出的这起事故给我造成很大的阴影。虽然受伤的只是一个普工，但是我时常在心里这样去想：难道我不一样属于打工阶层吗？生命和安全对于任何人来说，价值都是一样的，没有理由漠视任何一个生命个体。或者在这样的工厂中，每天都有若干类似的工人经受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这起事故确实是属于普通事件之一吧。它不会引起任何一家新闻媒介的关注。更何况我也有义务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新闻媒介上。 男员工的宿舍肮脏而凌乱。脏衣服随便丢在洗脸盆里，地上满是烟头和踩扁了的香烟盒。一副扑克散乱地铺满了宿舍里的桌子上。晚上，工人们不是赌博，就是外出到老乡那里聊天喝酒，或者是外出游荡。也许盲无目的的游荡，就产生了非法念头。而当地公安部门屡次抓获的“两抢两盗”人员中，有不少就是工厂的打工仔，或者离开工厂而没有职业的打工仔。这也许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女员工的宿舍也好不到哪里去。床头上除了情爱小说，就是一些零食，还有一些廉价的化妆品；当然会比男员工的宿舍干净一些。但是她们可能有许多令我想象不到的生活方式；一些女员工后来就离开了工厂，成为无所事事的“二奶”一族，一些女工为了多赚钱而不辛苦，转而去酒店或者娱乐场所，从事那些不为老家人所知的职业。当然，这也许不是大多数，但是却是实实在在出现在这些女员工中间的事。 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还是淳朴和热情的，还是吃苦耐劳的。否则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恶劣的劳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何况，当我出现在宿舍里，和他们谈心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尊重我，端茶倒水——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是要工厂的老板能把他们当做一个普通人一样，给予一点尊重，他们就将继续忍耐下去，而毫无怨言。实际上，他们对工厂的要求近乎没有——只要工厂的管理者能够象兄长一样地看待他们，就足够了。 看着这些朴实的农村来的人们，我竟然不知用什么话来和他们交流……我知道，那些我所谓的关心，实际上等于工厂对他们的感情拉拢，感情投资。那就是一种欺骗，为了维持企业运行秩序的“大局”而进行的所谓企业文化熏陶！ 但是身处于这样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迷失，或者说他们生活的前景、前途，却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虽然打工的人们从老家农村来，大多数打工仔还保有农村人的淳朴和吃苦耐劳，但是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他并不能使自己和远在贫穷农村的家庭富裕。这也许就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之处？但是不公平的原因在哪里，却没有人找到答案。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状况？ 离开酒店，已经是深夜。我已经记不得那个女子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我唱了几首歌。昏昏沉沉中，我就莫名其妙地回到了家中。可是当我躺在床上，想起那个旗袍女子，却怎么也记不起她的形象来。但是脑海中文秀平那双单纯的清澈的大眼睛，却挥之不去。我突然有一个急切的愿望，我想知道那个叫文秀平的姑娘现在怎么样了？ 第十章 阿平每个月都给家里寄回七八百块钱。只不过，半年多了，她没有回来过，甚至是中秋节那样的团圆日子。只有她的爷爷，仍旧会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念叨着“阿平几时回来”。 阿平离开公司。自从那次在车间见到她被师傅训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没有在车间或者公司里见过她。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上，一个微小的如同蚂蚁一样的流动人口，她的存亡根本无关这个世界的痛痒。微小得近似等于零的这么一个生命个体，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活得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底层的这样的生命个体。他们艰难地匍匐在社会的角落，我们可以在恶劣的车间里、在深夜的大街上、污浊不堪的垃圾场、繁华闹市的过街通道里、以及灯红酒绿的包厢一角，找到他们（她们）的身影，但是，他们（她们）在这个主流社会中，却近似为零，或者忽略不计。 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把我平静的个人生活完全打乱了。 这是个夏日的下午。我还是象往常一样，处理完公务准备到车间去巡视。但是薛经理却到办公室告诉我一件事情，一个姓文的农民到公司来找她的女儿。 我并不认识这个农民，他来找他的女儿又何必告诉我知道呢？我便有些不满地看着薛经理。这个事情你去办就可以了。这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但是薛经理说，他是文秀平的父亲，文秀平早就辞工了。她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怎么交给她父亲？ 我这才一楞，马上感觉是出了事情。于是我赶紧下楼来到楼下大厅。 这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太懂普通话。通过再三解释，他才明白，女儿早就不在公司里做了，离开有好几个月了。这才露出失望的表情。我发现，这个四十多岁的农村汉子，已经有点驼背了。显然，他对我们给出的这个回复是不满意的。他一定很纳闷，为什么女儿平白无故就没有消息了？同时，他一定感到巨大的担心。 原来他们有三个多月没有女儿的音信了。两口子饭吃不好，觉睡不香。加上老人家天天念叨孙女，一家人愁云笼罩。于是文世锦不得不出来寻找女儿。 听到这里，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员工来到公司工作，我们是不是应该更人性化一些，与他们在老家的父母亲保持某种沟通？或者起码保证，他们离开工厂以后，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确切的下落而不至于十分担心呢？但是她是不是还在这个镇上都很难说，要找到她谈何容易！只有先把阿平的父亲先劝回去再慢慢想办法。 我和薛经理对于阿平这样的打工妹的生活一无所知。事实上，公司也并不关心辞工员工今后的去向，因为离开工厂，他们就和公司没了任何关系。说得更直白一些，即便他们离开工厂，违法犯罪或者遭遇不测，也是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面对这个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粤西赶来的父亲，我却说不出推脱责任的话来。 薛经理对于我的应承显然表示了不理解。她婉转地表达了她对我的不同意见。文先生，找您的女儿并不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她已经不在我们公司做了。不过，公司领导见您这么辛苦出来找她，我们也不能不坐视不理。这样吧，您先安顿一下，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和薛经理于是到了女工宿舍里，查问文秀平的下落。根据女工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开始走访一些工厂，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失落而归。 终于，几天以后，我们展转得到了阿芸的电话号码。我赶紧招呼薛经理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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