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能与道德 以上谈了“人性与道德”和“制度与道德”。前者说明很多道德问题的领地其实属于人性,真正属于道德的问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多。后者说明,人的道德非常不可靠,必须用严谨的制度来弥补。 现在来谈谈才能与道德。 在道德方面,人与人有多大不同呢?道德这玩意儿,好像只能把人分成三个“级别”,即缺德、不缺德和高尚。绝大多数人都被放在“不缺德”这一级别,而这一级别又很不稳定,想着自己应该很“高尚”,可是随时都有可能轻易就被别人打入“缺德”的级别,好危险。即使你有幸被某些人划入“高尚”的行列,可是仍有可能同时还被另一些人认定为“缺德”,好郁闷。所以,颠来倒去,都是缺德、不缺德和高尚这三样,好乏味! 在才能方面,人与人又有多大不同呢?不同可大了。首先,这才能分专业门类。如果说谁有才能,那大多是指在某个专业门类的才能。在当今社会分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今天,能让人表现出才能的专业门类早已经远远超出360行,有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人在某个专业门类里是庸才,在另一专业门类里很可能就成了技压群雄的高手。早已闻名全国的智障人舟舟,以他那无与伦比的模仿音乐指挥的才能震惊中外。看来,对于任何人的才能,我们不应轻易说有没有,实际上关键在于有没有被发现。在同一专业门类里,才能也分高下多个级别。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多是这种情况的。就拿围棋选手来说,分职业和非职业,职业选手还分为九个段位。这还不算,还会根据职业选手的比赛成绩得出他们的等级分,这等级分可以把几百名乃至上千名选手排出名次。所以,在才能方面,人的区别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变化,有趣得多。 所以,涉及人的不同表现,道德给人的展现空间要小很多,而才能给人展现的空间要大得多,也有趣得多!认定一个人的才能更多的是依靠一些客观的指标,其过程主观的成份比较少。而道德这玩意儿太主观,太易变。也许你的上司在你的心目中一直属高尚级别,可是一个小道消息就足以使你把他从高尚打成缺德。也许在这件事上显示此人很高尚,而同时在另一件事上则又显示此人很缺德。 涉及与环境的关系,才能与道德有所不同。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完全是这个人自身的特征,或者说一个人的才能完全是装在这个人的头脑里的。静态地看,一个人的才能与此人身外的环境关系不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天生的成份。只是才能的发挥和积累与环境有较大的关系。从与环境的关系这一角度对照来看道德,尽管很少有人真的认为道德有天生的成份,但确有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应该也是此人自身的一种特征,或者说一个人的道德似乎应该完全是装在此人心中。在多数的的观念中,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似乎与环境关系不大,尤其是一个成人、一个在道德上已经“定型”的人,他是否是所谓好人就与环境的关系不大了。其实,这种观念很不可靠。 历史上有个典型的真实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裴矩一生跟随过北齐、隋文帝、隋炀帝、宇文化及、窦建德、唐高祖、唐太宗,共三个王朝,七个领导,在每一位领导手下混得不错。他看出隋炀帝好大喜功,提议并亲自主持了多项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深得隋炀帝赏识。裴矩还唆使隋炀帝发动了讨伐辽东的战争,战争打了很久,战事也不顺,耗费巨大,最终导致隋朝灭亡。根据裴矩的这些表现,他是典型的“佞臣”,属于有道德污点的人。按照今天企业招聘的观念,很难想象哪家企业敢用裴矩这种人。然而,裴矩后来还是被更“牛”的唐朝接纳了,成为唐太宗手下的民部尚书。唐太宗非常痛恨官员贪赃受贿,为了考察官员们的德行,他暗中派人故意向一些官员行贿,其中有一名掌管门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非常气愤,执意要杀掉这名受贿的官员。而裴矩却出面劝阻:“此人受贿,理应受罚。可是,陛下您是故意引诱别人犯罪,如果这样就把他杀了,恐怕不符合用礼仪道德教化人的原则。”唐太宗大为感慨,还特意召集一些大臣说:“裴矩敢于当面向我表达不同意见,而不是心存不满却一味地在表面上顺从我。如果大家都能向裴矩这样,还要我担心天下不会大治吗?”裴矩本是前朝的“佞臣”,到了唐朝却成了敢于直言的“忠臣”,对于这一变化过程,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有这样的评论:“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看来,人的道德与具体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台湾明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在谈到员工的德与才时曾说过:对企业来说,员工的才比德更重要,员工的德与企业文化有关。 要说德与才哪一个更重要,还有一个考察角度。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无德有才的人比有德无才的人更危险,前者会给公司或他人造成更大的损失。这种似是而非论调很容易迷惑人。 葛洲坝工程是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在我国水利建设史上留下了最多、最典型的故事。当初,关于这项工程的上马与否就有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还是以时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人为代表的“上马”派胜利了,工程于1970年12月被正式批准上马了。具体负责这个工程的张体学还亲自向周恩来总理立下了“军令状”:“如果葛洲坝出了问题,我就把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向全国人民谢罪!”就是这位张体学,以荒唐透顶的“三边政策”(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探)指导葛洲坝前期工程的建设,导致工程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工程被迫于1972年底停工,耗费2亿6千万人民币就这样买了一个教训。张体学并没有掉脑袋,而被推倒重来的葛洲坝工程还是由当初反对上马的林一山挑起了重担。至今都没有谁会怀疑当初力主葛洲坝上马的如张体学这样一些人的道德,可是这些人的所体现出的“才能”的的确确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 其实,企业里类似的情况更常见。每年世界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大公司的高官被董事会炒掉,大都是这些高官业绩不理想甚至因决策失误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案例,国内一公司聘请了一高管,上任后就力主上马一套ERP系统。折腾了一年,花了一千多万,安装了这套系统的公司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公司上下怨声载道,这位高管也干不下去了,只好留下ERP那个烂摊子辞职走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位高管有道德问题,而那家公司也承认,高估了那位高管的能力。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企业也好,组织也好,如果在能力方面看错一个人,将会造成极大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损失,轻者损失资金或财务,重则危及人的生命,就象一起起因工作疏忽造成的空难那样。反对者会拿911说事,他们说如果恐怖分子不发动袭击就不会有911。事实上,根据美国独立调查委员会完成的911调查报告,在911发生前,美国政府至少有10次以上的机会可以避免911的发生,而大都是因为所谓的“疏忽”错失良机。 要说要说德与才哪一个更重要,还有一个考察角度。有些人在道德上有疑点,却拥有重要而超常的才能。敢于重用这些人,不但是值得尝试的,有时更是必要的。前段时间热播过的电视连续剧《暗算》,是根据小说《绝密701》改编的。小说《绝密701》又是根据真实故事完成的。就说破解“光密”那段吧,电视剧里把黄依依还适当美化了一些,在小说里,这位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女博士,纯粹就是一个在两性关系方面相当开放、相当随便的人,这在我国60年代的环境里,更是难以接受,对于一个从事极其特殊(破解敌方电台密码)、极其严肃、极其保密工作的701这样一个机构来说,更是不可想象。而701的安副院长就是看中了黄依依的才能,忍耐了黄在生活上的放荡,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对她大胆重用,并始终相信她的能力。最终证明,安副院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胸和胆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个世界上,比缺德更严重的是缺才。如果真的出现了很严重的缺德,一味用道德高调进行谴责不如用有效的才能来制约缺德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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