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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制度这颗大瘤子，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话说起来就长了，自西汉的武帝时候起，由于当局十分崇尚儒学，所以当官的多以读经起家。他们的官做大了，就喜欢授徒讲学，把“学而优则仕”的诀窍往下传，以致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成势力。其子孙也由于家学渊源，而能继续做官。这么延续下去，到了东汉的中期，就有了世代为官的“大姓”。
东汉的缔造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是个选官的办法，实际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大中正”说了算。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还行，可以保证人才的质量。可惜天下没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举上去的人不仅全是豪门子弟，而且难免有品行不端的阿猫阿狗。
在汉代，被举荐的叫做“秀才”、“孝廉”，结果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大加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父别居，就是连自己的老爹都不肯养活。这种幽默，颇似近世的“一等公民是公仆”。所以，推荐制根本就是扯淡，掩耳盗铃而已。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有时连皇帝也仅仅是块牌子。门阀制度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晋南渡以后，琅邪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时候，山东（泛指黄河中下游）有崔、卢、李、郑；侨姓（南渡人士）有王、谢、袁、萧；吴郡有顾、陆、朱、张；都是“金枝玉叶”，是南北朝时代的“红五类”。
门阀制度，就好比篱笆，圈起来的是最肥的一块特权。士族可免徭役，婚姻要讲门第。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偶有接触，也自矜门第，对寒门人士甚鄙薄之。这么干，当然要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状态。而且这道篱笆又扎得非常紧密，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算是在士族之间，也有高低等差。想要钻空子，门都没有！
寒门人士的上升之途被堵塞，历代都有不平之鸣，比如《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就是诉说这种郁闷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但是，事情也有两面性。这篱笆固然圈住了一个大金饭碗，但也养活了一大批无能而又骄奢的废物。到了南北朝后期，在战乱中，寒门人士多有以军功崛起的，甚至当了皇帝的也有几个。实践证明，有没有能耐，根本不在于门第。士族在动乱中无力自保，政治特权丧失，经济上也不行了，“名虽著于闾里，身未免于贫贱”，门阀制度由此才开始衰落。
到了隋文帝坐天下，他大刀一挥，宣布消灭这万恶的“九品中正制”，同时开始实行科举制，把门阀制度砍开了一个大口子。
可是万事开头难，直到唐初，科举制取官的人数还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几十人，晋升速度也极为缓慢，不可能成为输送公务员人才的主流。传统习惯仍占上风，当官的主要渠道，还是要靠门第、荫庇，或者投门下（也就是“抱粗腿”），而且勋贵子弟上升也极快，官都做得很大。
唐取天下，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关陇士族，唐太宗尤其重视这一伙人。实际上，关陇集团的特点是“尚武”、“尚冠冕”，而传统意义上真正的贵族——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 严格来讲，关陇集团甚至不能称之为“士族”，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勋臣”。但是，唐太宗的意思是，既然打天下的是这一批人，那么他们就该是“老子天下第一”。
——这就是长孙无忌集团之所以专横于朝的一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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