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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wudexin2 - 

[转帖]2010年经济分析 – 11大难题主导的经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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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0:16 | 只看该作者
五、城市居民收入 (续:多余的话)
  这一段本来没想写这么多,但是既然写了,就多写一点。 下面是我的一些浅层的感想,也算是呼应上面一些发表真知灼见的网友。 感想点到即止。
  作为城市居民,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 《吕氏春秋》说:“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 就是老百姓追求利益,都要冒着箭雨,上着刀山,流血挖肝都要去获得它。 在两千年前,吕不韦就看到,连老百姓都对利益奋不顾身。 到现在,想想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正在面临这么大的资金缺口压力,各种费用开支又不能减少,那么的话肯定要采取非常积极的方式要获得财政收入。 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已经很难了,刚刚停止了对农村的税收。 即使重新对农村征收税收,也是“杯水车薪”。 所以,如果不从城市获得主要的财政收入,那么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怎么办? 这时候,城市居民就要体谅国家财政和城市财政的压力。   
  考虑到这样的背景,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比如说,即使是新西兰籍,即使手里拿着国家颁布的《物权法》也是没有用的。 当然,可能美国籍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没人能够预测。 也就是说,经过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发现,过度抗争是没有用的。 既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生命还更有危险,更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我们应该平和地处理问题,也就是既不成为矛盾的焦点,又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利益,那么就需要我们想得更多一些。 更多地思考一下周围的环境,更多地想想不伤害各方和谐的方式,自己也不会产生过激的情绪。   
  不少城市居民目前就处于不冷静状态。其实,这样的不冷静是不应该的。 比如说,人们买车的时候,不仅仅比美国市场的车价格要高出50%以上,而且还要交各种费用,包括特殊城市的特殊上牌费。 很多人心里就不平衡。 然后,油价涨起来了,然后人们又觉得心里不平衡。 油价涨起来,过路过桥费没有减下去,心理不平衡。 然后,开车又碰到“钓鱼”执法了,人们心理还不平衡。 之后,人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开始明显减少,再加上还要还房贷,生活费又涨了很多,于是觉得养车艰难了,心理又不平衡。 就这样,买辆车的结果,往往是产生了各种不平衡,等于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比尔 盖茨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以,碰到不公平的事情不要抱怨,要想法解决。 比如说,如果自己买了车,就要有准备好贡献各种税收的奉献意识,要觉得自己纳税光荣,缴费光荣。 当然,碰到“钓鱼”执法的时候,是应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 但是,即使争取自己的权益,也要心情平静,找出更好的方法应对。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好的方法就是不买车。 十年前绝大多数人们都没有买车,也是一样地生活,并没有缺胳膊短腿。 现在,很多人买了车,确实长了不少肉,但是那都是囊肉,有害健康。   
  房子也一样。 世界永远是不完美的。 不仅不完美,更是有大缺陷的。 我们每个人也一样,不要总想着好事都能轮到自己。 人生更多的是从各种的坏选择里,找出那个最为不坏的选择。 比如说,买房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那就不要买房,可以租房,反正房租要低很多。 不要过于贪婪,不要羡慕其他人买房赚了钱。 因为只有贪婪的人才会失去对事情的理智判断,然后上大当。 这样的话,既不会担心房子“楼倒倒”或者“楼歪歪”,不用痛恨开发商偷工减料,不用担心房贷、不用担心强拆、不用担心做“房奴”,不用担心以后开征这样或者那样的税费。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很多,抱怨就会少很多。   
  据说没房子就结不了婚,那也是谎言。 当一个人真正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抛开的时候,思想才能够更开阔,人格也才能更独立,也就是“无欲则刚”。 如果哪个男生碰到女生说,没有房子就不结婚,那就要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潜台词。 或者是你自己不够独立,也就没有足够的魅力,或者你太着急结婚了。 如果你为了结婚而超出自己的负担、甚至把父母都拖了进来,然后买了房子,并且成了“房奴”,你会发现自己把自己套牢了。 你将不仅仅背负“房贷”的枷锁,还要背负人格的枷锁。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有几个朋友,为了结婚,超过自己的能力贷款买房子。结婚后,再也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聚会。 过两年再见他们的时候,就像老了五岁或者十岁,整个被生活压弯了腰。 而我的这个朋友,因为最初坚持不拿父母的钱超出自己能力贷款买房,结果女朋友跟他吹了。他后来痛定思痛,决定不结婚了。 然后,用自己的工资去参加多种学习培训,去参加不同的聚会,结交更多的朋友。 因为他没有经济压力,所以想跳槽就跳槽。 结果,越跳槽工作越高,没几年就月薪上万,而且基本上不用加班。业余揽活又有很多收入,还在租房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他快到30岁了,有更多的女孩接近他,他反而不想结婚了。   
  当人们开始挣脱物质的枷锁,就逐渐在生活和思想上变得自由。 国外有一个税收激励理论,如果对一个企业或者个人的收入课税的比例过低,那么财政得不到收入;如果课税过低,那么就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反而导致人们减少工作,然后财政也得不到收入。 所以,像加拿大这样课税过高的福利国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普遍要差;而美国课税相对较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高很多。 反过头来,如果我们不用背负房贷、不用养车、不用攀比消费,那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生活和思想自由。 那么,我们可以计算一下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有多少是交了税的,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消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心平气和的对待很多事情。 首先,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不必惊讶,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情理之中。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房子,也就不担心房子质量不好,或者需要交新的物业税,不用担心房价下跌。 我们没有股票,也就不用担心今天涨,明天跌。 我们没有汽车,也就不会看到北京停车1小时2元,但是回到上海看1小时5元、10元而心理不平衡。 我们不去攀比有没有名牌,或者谁的名牌是新款,也就不用费脑筋在所谓的时尚上。 我们的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够我们生活,我们也就不要觉得个人所得税率过高。   
  有句话说:“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其实,这句话在哪里都一样。 在哪个城市之中,都不是鲜花铺就的道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怎么活。 当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就要尽可能节约我们自己的力量,保护好我们自己,然后持续地积蓄我们自己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朋友的话,结交几个真诚的朋友;如果有朋友的话,能够互相帮助,相互鼓励。 这样的话,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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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0:59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实施全民医保制度,那么结果将会如何?” 当然,从上节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国家和地方财政都非常缺钱,非常非常缺钱。 所以,我们在这里仅仅是做一个假设,不考虑谁出钱的问题。   
  可能对于社会来说,最大的冲击还不是医药本身,而是经济运行过程。 如果全民医保制度实施,在现有制造加工企业中,50%以上的企业要关门。 这个结论一出来,道理估计大家一下子也就明白了。 如果实施全民医保的话,那么国家必须要为每个人的疾病买单。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医疗成本降下来。 而把医疗成本降下来,首先就要对很多加工制造企业开刀。   
  降低全民医疗成本有三个途径:
  A、 集中采购:通过规模优势压低医药及医疗器械进货价格;
  B、 围堵疾病源头:国家就要非常重视,什么在造成人们的疾病,谁在造成人们的疾病,如何造成人们的疾病;
  C、 促进国民健康:增强国民身体素质。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A措施,而是B措施。 这就像治病一样,A措施是治标,B措施治关键症结,C措施治本。 对于一个肿瘤患者来说,首先应该通过B措施,开刀切除肿瘤;然后用药稳定住病情,不让癌细胞继续增长; 等病人的身体开始康复的时候,再通过饮食、作息、锻炼等综合保健方式,让病人强身健体,逐渐恢复全身的机能。   
  那么,什么在造成人们的疾病? 谁在造成人们的疾病?如何造成人们的疾病? 其实问题是昭然若揭的。 不少的矿业、冶炼等半成品加工、以及加工制造业。 这些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赚取微薄利润的同时,危害着整个社会的健康与福利,危害着未来中国的生存空间。 本部分仅列举环境污染、血汗工厂、有毒有害产品生产等三种最普遍危害国人健康的企业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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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2:03 | 只看该作者
1、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也要讲效益。 比如说,日本的丰田汽车在日本具有一个庞大而且完善的汽车生产链,包括机械、电子、化学、纺织等等多种材料生产及制造。 它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少污染物。 而只要将污染维持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社会造成大范围、明显的危害,就可以大量生产,获得巨额的高价值外汇收入,为日本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服务。   
  但是,中国的不少企业,在获得微薄利润的同时,制造出大量的污染,扩散到人民居住的地区,严重危害当地、甚至外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估计每个人都对污染有个人的体会,而且也看过不少有关环境污染的文章,本节就少量摘抄一些内容资料,充实一下本节的思考。   
  根据人民网2005年10月31日的一个消息,中国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比印度还多3倍。1/3的中国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7大河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而另有1/4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5个。   
  根据中国环境生态网2006年6月16日的一篇文章: 近年来,中国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排放量和堆存量不断上升。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很低,多数仅是简单堆放或随意弃置,不仅占用农田,而且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 严重污染。目前受污染的农田已达10万平方公里,因此而造成的粮食减产每年在1000万吨以上。  
  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给农村和城市近郊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环境污染问题。2000年乡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002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量的28.2%;乡镇工业烟尘排放量993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量的54.2%;乡镇工业粉尘排放量为1358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 量的68.3%;乡镇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为670万吨,占当年全国工业废水中公学需氧量排放量的46.5%;乡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也是很惊人 的,达到当年全国固体废物产生量的38.6%。造纸、印染、电镀、化工、制革等是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行业。  
  环境污染事故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布,2003年,全国发生工业污染事故11446起,其中废水污染事故 4667起,废气污染事故3585起,固体废物污染事故938起,噪声污染事故839起。在上述污染事故中,特大事故42起,重大事故31起。据不完全统 计,2003年共发生753起渔业水域污染事件,有1490平方公里的养殖水面受到污染,损失水产品2.8万吨,造成渔业经济损失1.7亿元,其中淡水产 品损失0.9亿元,海水产品损失0.8亿元。  
  此外,环境因素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导致居民死亡的四大因素之一。各种研究表明,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均与环境密切相关,在恶性肿瘤的死亡中,城市仍以肺癌的死亡率为最高,达35.59人/10万人,这与城市大气污染有直接关系;农村恶性肿瘤的死亡率逐年上升,占死亡总数的17.25%,成为农村地区居民第二位的死亡原因。农村地区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占死亡总数的26.23%。  
  2、 血汗工厂:
  需要强调的是,“血汗工厂”不仅仅是低价值加工企业的“特色”,一些号称高科技企业也同样在压榨员工的血汗。   
  这也是社会持续的热点话题。 本帖也就不做评论,主要摘抄一些来自中国人力资源网的2006年6月的一个专题内容,填充本部分的内容: 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报告称,随着大量农民和国有企业下岗 工人进入城市工作岗位,进一步压低了工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第二次发布类似血汗工厂信息。 与第一次次公布的20家各种各样违反劳动法规所不同,当次公布的30家血汗工厂,其违法事实主要集中于是拖欠工资和拖欠社保两个方面。产业主要集中在建筑建材、餐饮服务、服装加工等行业上。“血汗工厂”的恶劣程度也令人触目惊心:仅广州市白云区宝盈鞋厂一家企业,就拖欠586名员工工资共 203.4万元。而位于东莞厚街三屯的润亿手袋厂,则在其经营过程中累计拖欠2800名员工工资共600万元,成为此次公布的“血汗工厂”中欠薪数额最大 的企业。根据记者测算,仅拖欠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一项,三十家企业所拖欠的总额就达到了2181.17万元。  
  “深圳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研究”的课题组,在调查深圳千禧制衣厂时发现,工程长期拖欠克扣工资,当月工资要拖到第三个月才发,加班工资只有0.4元/小时,只相当于法定最低标准的10%。该厂还长期强迫员工月平均加班160 小时以上,部分员工更高达230小时。全厂近2000名员工仅两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未参加。该厂还多次抗拒检查,提供虚假材料,威逼工人说谎。  
  在华为员工胡新宇猝死之后,引起华为内外员工的轩然大波。 因为,这已经不是华为的第一次。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位员工猝死或者自杀。一位网友这样评论:“公司用人往死里用,致使英年早逝,还没有来得及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家培养他花了那么多钱,家里更是卖房卖地甚至卖血的供出了个大学生,就这样死了。这对于社会来说算不算浪费呢? 为什么企业总是要加班?这是不是工作量不合理?还是人员配置不合理?这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最大的资源浪费。”  
  据统计,我国煤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等几大职业病高发行业现有4633952名在岗职工,54%参加了2005年的职业健康体检,发现134244人有职业病。2005年,全国新发各类职业病12212例,其中尘肺病病例报告9173例,占75.11%,尘肺病病例死亡966例。截至2005年,尘肺病累积病例607570例,其中存活病人470089例。2005年,全国发生各类急性职业中毒326起、613例,死亡28例。在1379例慢性职业中毒者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铅及其化合物中毒589例、苯中毒253例、砷及其化合物中毒119例。主要发生在有色金属业、化工业、电子业、冶金业。 当然,这些都是已经被确诊的统计数字。 而“开胸验肺”事件则反映出更多不被承认的职业病。  
  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全球最大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13日发表一份报告,承认其旗下工厂存在强迫工人加班,并且不让工人在工作时间喝水等问题,从而印证了外界指责耐克公司的工厂是“血汗工厂”的说法。
    3、 有毒有害产品  
  在不知不觉之中,人们突然发现身边的有毒有害产品似乎无处不在。 人们花钱买产品,本来希望增加自己的福利,没想到却给自己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其中,“三聚氰胺”事件在2008年奥运之后轰动世界。 不仅如此,三鹿破产后竟然连一分钱都没有赔偿给受害者家长。 而“三聚氰胺”只是一个有毒有害产品的集中爆发。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经历过很多严重污染的家具和装修,让不少人患病,甚至死亡。 多种假药和有毒药品、电死人的热水器、爆炸了的电磁炉等等让人们防不胜防。 这些产品都在危害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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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3:08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续:利益的思考)  
  人们总有个误区,好像财政应该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所有的财政都是为了利益阶层服务的。 财政本身也就像是公司一样,要考虑到收支,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而且,任何一个地方的财政都是非常紧张的,从来没有宽裕过。 进来的钱总是那么少,需要花钱的地方总是那么多。 所以,开源还是节流,这总是个问题。   
  如果能够看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这两条线,那么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经济政策,就一目了然了。 未来出什么政策都不觉得奇怪了,发生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就会觉得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是生活中真实的社会经济中,而不是生活在书本、报告和口号中。 真实的社会是一个实际利益的世界,而书本是一个精神的世界。 如果不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那就等于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盲”。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会觉得处处不对劲,而且经常是处处碰壁。   
  比如说,对于欧美日国家来说,医疗、教育、失业救济和养老等问题,都是国内吵得不可开交的问题。 财政预算中绝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这些地方。 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经常决定一个政府能不能上台。 上台之后,能不能受欢迎,并且能不能连任。 这在其它的一些文章中说的很多了,而且有专门的文章谈论美国的医疗系统问题,我这里就不做太多的重复解释。 我只是通过简单的引子,来阐述关于中国医疗的问题。   
  奥巴马能够上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倡导医疗改革。 因为,美国财政花费了太多的钱在医疗上,但是在发达国家之中缺失“声名狼藉”。 很多人在支付了昂贵的医疗税收和费用之后,得到的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各环节割裂的一个医疗系统。 这让无数人希望“改变”。 但是,奥巴马上台后,从最初的极为受欢迎,在一年内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执政失误,而民意支持率很快降到50%以下。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很多人并不认可他提出的实际的医疗改革方案。 反正,任何一个方案都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方案都让大多数人不满意。 大家只能在激烈争吵的过程中,获得一个相对妥协的结果。   
  无论如何,既然医疗是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美国政府也就把钱花在医疗上。 看看奥巴马的新财年报告,虽然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一个天量的水平,而且奥巴马也表达了对财政赤字的极大担忧。 但是,在具体的预算分类中,未来的医疗开支预算计划将要迅猛地增加。支持医疗制度的运转,让更多人对医疗系统满意多一点。 或者说,花钱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医疗系统的问题,因此还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不花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美国财政必须得多花钱,加大医疗系统财政预算,为有一个好点的解决方案打基础。   
  增加一方面的开支,必然要减少其它方面更大的开支。 在美国财政增加开支的同时,希望通过增加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获得收入的增长,支持医疗开支的增长。 在经济转差的背景下增加税收,也就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和个人就更穷了,地方财政也更加“捉襟见肘”。 那么,地方财政必须要削减开支。 关键问题在于,削减哪方面的开支。 因为世界上都一样,每个财政都是“软的欺、硬的怕”。 削减开支肯定要“柿子捡软的捏”,从“唐僧肉”开始,狠狠地砍下去,才能够实现预算的可持续性,减少地方政府破产的几率。 各地方财政不能都像加州那样,以地方财政破产为名,要挟联邦财政,从联邦财政获得好处。   
  削减财政开支经常就意味着减少城市维护费用,这是屡试不爽的结果,是随时可以砍一刀的“唐僧肉”。 美国人对城市的变迁习以为常了,往往也对城市的起起落落熟视无睹。 19世纪的不少小镇都已经被废弃,人们觉得很正常。 即使底特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废墟,即使“钢铁生锈带”明显没落,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的痛心疾首。 因为,美国的人们大都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所以,城市的兴衰虽然可能会引起很多人都长吁短叹,但是仅仅是感情上的感叹而已,人们并没有真正把这些事情放到心里去。 所以,如果跟着镜头去美国看“钢铁生锈带”,人们可能会感觉到美国已经成为“没落帝国”。   
  但是,美国人在不特别关心城市面貌的同时,却是特别关心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方面,每个人都关心自己是不是受到公平的对待,自己有没有得到应当享受到公共福利。 而他们的利益诉求会被反映到他们的议员那儿,所以在国会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同议员代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利益,对这些问题相互进行激烈的争吵。 尤其是一些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的法案和预算,这样的争吵经常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而且,不少议员经常会抛开党派观念,强烈表达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的利益。 所以,人们能够看到,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时期,在争论一些焦点式的重要法案时,经常有民主党的议员脱离民主党的立场,参与到共和党的阵营中,共同反对法案;同时,一些共和党的议员与多数民主党采取相同的立场,反对共和党的反对。  
  中国跟美国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人是好面子的。 所以,中国人民的代表们在讨论议题的时候,不会像美国议员那样,斤斤计较一些个人的很小的利益得失,大家普遍以利益大局为重。 所以,代表们都赞成将国家建设的更美好,将城市建设得更辉煌。 只有把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这些代表中国形象的城市建设好了,做得更大更辉煌,才能够让很多中国人感觉到自己更自豪。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人也随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去了底特律,看到了底特律的萧条、甚至荒凉。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人们都感觉自己充满了信心。 很多去了欧美等大城市的人们,经常也会感慨那些大城市也不过如此。 他们的高楼大厦往往集中在一小片地方,出了这一小片地方,大都是有点像农村的house区。 而再看看北京、上海等地,高楼林立,多个区域都是大型的写字楼和高档商场混合体。   
  说了这么多,终于到了基本上不值得一提的医疗系统上了。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社会,人们想得到什么的话,总要付出代价。 中国的城市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西方城市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建设历程,而且规模经常还要大,不少高楼还要更高档,高楼中的灯饰什么的,不少也是顶级的。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在过去十几年建造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未来还要把这些城市以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这等于是再造了一个中国。 另外,据说美国人都来坐了京津城际高速列车,感受了中国的先进铁路。 更据说,美国人准备跟中国订货,从中国进口这些高速铁路,这是多么大的历史跨越。   
  医疗系统跟这些巨大的建设变化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且,现在谈医疗系统建设、谈医保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因为,中国正在继续加大投资,在各个城市内修建更多的地铁、在城市之间修建高铁已经火车站。 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开支,而且这是在中国持续建设的过程中,多增加出来的一块开支。 为了这块多增加出来的开支,国家和地方财政还需要筹集到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它们的建设。 而且,现在即使不增加投入也不行了,大量的资金已经投了进去,很多重大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有不少已经建设了很多。 如果不继续追加自己,那么这些项目就得停工。 过去的巨额资金就等于白投了。中国人是好面子的,如果出现“烂尾工程”,那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   
  又跑题了。 所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问题,应该是可以往后放的。 原因可以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财政都分轻重缓急。 既然大规模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刚性的、不可动摇的、举全国之力也要继续建设,坚持完成的。那么,医疗相对来说就是“软”的,可以往后放的。 这个政策清楚了,其它问题就完全迎刃而解了。 所以,即使是想要看病的人,也要配合国家大局,凑合凑合就算了。 当然,国家也没有说,不发展医疗保障体系。 而且,国家也在强调,应该建立完善的医疗体系,也正在着手建设医疗体系。 只不过,暂时因为建设项目资金用量太大,现有的资金都不够建设资金要求,资金只能够向建设倾斜,所以只能把医疗往后排排而已。   
  况且,中国一直也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障系统。 在1990年代之前,城市中的正式职工确实有医疗保障的,而且大多数单位职工的孩子半价,有的单位好还可以费用全免。 虽然当时的医疗设备很差,缺医少药,大多数医院医生的医术也不精,不过仍然让人感觉得了病有地方去看。 但是,前面说过,当时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少数,绝大多数还是农村人口。 而在农村,就没有什么保障了。 大多数农村都是由赤脚医生、也就是土医生来给看病,偏远地区可能连赤脚医生的都没有。 那些离城市近的农民还好点,家里人病了以后,凑上一些钱,到城里看病。 离城市远的,家里有了病以后,就看自己能不能挺过去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疗保障系统一直也没有真正在全国建立起来。 那么,对于财政来说早点建和晚点建,关系并不是很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晚一点建对财政会更好。 比如说,美国不是没有医疗保障系统,其实客观地讲,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也还不错。 但是,摊到每个人头上,人们的心理就不平衡了。 富人觉得自己交税那么多,但是大多数都让穷人浪费掉了;穷人觉得富人占据了优质的医疗资源,而医疗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自己也应该享受同样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样的结果,就是迫使财政持续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更要求国家通过提高管理水平,使整个医疗系统在更公平的同时,也更加有效率。 如果国家处理有所偏差的话,往往会落得两头不讨好。 这样的财政和管理的包袱谁愿意背? 所以,对于中国财政来说,还是没有医疗保障体系更好一些,既省了钱,又省了麻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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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4:01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续:医疗/产业链)  
  有一本书叫做《谁动了我的奶酪》。 顾名思义,就是探讨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去哪里了。 这本适合于初中生阅读的书,引起了无数成年人的阅读兴趣,而且人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如果人们的心理再成熟一些,可能思考方式就有所不同。 在利益竞争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我是谁的奶酪?”   
  孤立地看,这个问题似乎比较让人费解。 但是,放到医疗上,就变得非常切合实际了。 当我们病了的时候,我们将成为谁的“奶酪”? 其它的方面也类似,当我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想买房子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彩票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当我们买汽车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甚至当我们什么都不买,把我们的存款放在银行的时候,我们是谁的“奶酪”? 所以,当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考虑我们能够拥有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先问问我们自己能否生存下去?   
  回到正题上来,不论财政是否支持医疗保障系统,人们该得病还是要得病。 这就像不论有没有鞋,人们该走路还是必须要走路的。 不论这个世界多么大,国家多么辉煌,我们每个人都理想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我们个人得了病,那么什么都变得没有意义。 比如说,一个企业家在体温36度多的时候,可能会对未来踌躇满志、精力充沛、说话声音洪亮; 到了37度,他可能还在努力工作,还在拼搏,但是开始表现出力不从心,行动上开始萎靡; 等到了38度的时候,工作可能就开始从他的注意力中淡出,他必须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想想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39度的时候,他的心里估计已经没有了工作,世界也基本上消失,只剩下了自己和自己的病;40度以上的时候,即使强壮的人也只能基本上躺在床上,即使下床也已经非常虚弱,他的所思所想只有现在,有可能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能存在,甚至连思想都开始停滞。 就这样,小小的4度的差异,就完全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既然人们得了病,就需要去要看病,看病就需要去医院。 相信只要人们有能力,当体温上了39度之上的时候,几乎没有不去医院的。因为即使是感冒发烧,39度的体温也是一个让很多人担心的温度。 而且,要去医院看病,就尽量去好点的医院。 谁也不愿意因为看病不及时、医生不够水平,耽误了看病,导致生命的消逝。 而且,人们去医院的时候,经常也就意味着准备付出相应的代价。 尤其是一些大病,比如说做心脏手术等,做手术人就能活,恢复过来;不做手术,人就随时可能失去生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准备拿着过去所有的积蓄,以及私人能够借到的钱,用来换取人们自己或者家人从疾病中恢复。 这也就是说,得病的人们成了医院的“奶酪”。   
  于是,医院开始掌握了主导权。 当人们去看病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权利交给了医院。 那么,当医院掌握了主导权的时候,医院的态度就成了决定一切的关键。 而医院有两个选择: 一是,提供以成本为导向的服务,以公益的心为病人服务,治病救人。 这是医院这个形式从建立第一天开始,医生从受教育的第一天开始,就认为是应该为病人而付出,救治病人是理所当然的。二是,提供以利润为导向的服务,以利益的心为病人服务,治病赚钱。 建立或者掌握医院的人,也可以为了获取高利润,将医院做成具有非常高的投资回报价值的利益型机构。 这样的追求投资回报率的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医疗产业化。 医疗产业化以利润为导向,通过对创造利润的各个医疗环节进行整合,通过医院来实现利润的系统,又叫做医疗产业价值链。   
  2004年3月24日,《中国 经济时报》的记者刘树铎发表有关医疗商业运作的文章的时候,强调“要效率更要公/ 平”。 他访谈相关的医疗界人士说:“医疗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首先是要公/平,其次才是要效率,连产业化的概念都没想清楚呢,就来谈什么应不应该产业化的问题为时过早。让市场发挥其应该有的作 用,这是没什么错的,但如果把市场化理解为政/府应该逐渐的退出,让投资主体靠自己的经营行为发挥作用的程度越来越强的话,那就会有问题了,因为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公共财政用于人民健康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政/府更应该可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公益性的投入上,而不是说社会越发展,公共健康问题也越应该由个人行为来解决。”   
  记者写这篇报道的背景是,医疗已经成为“前景诱人”的产业链。 “人们普遍相信的一个论据是: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医疗消费只有31美元,而美国年人均医疗消费4090美元,德国2339美元,德国与美国分别为中国的70 和130倍。在美国,医疗消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4%。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大约为1万亿美元,中国为400亿美 元,只是美国的1/25。以中国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89404亿元计算,只要医疗消费能占到10%就是8900亿元,照此计算,医疗行业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有人预测,医疗机构迟早会成为“摇钱树”甚至支柱产业,只要成功的运作,无论是卖出还是寻找机会上市都可以带来丰厚和稳定的利润。”  
  那么,公益型的医院是如何变成利益型的医院的呢? 最初,在人们的概念里,医院就是救死扶伤的公益性机构。 而打破这个概念,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以渐变型的过程,完成了事情的转化,医院逐渐成了医疗/产业链的主导者。 这个渐变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 当时,为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过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国家财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因为拉动“内需”的支出压力过大,所以中/央财政即使将大量本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钱还是不够的,因此中/央财政开始了赤/字财政,并且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考虑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大,财政就开始相应地削减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当然,也不能直接地告诉大家,因为拉动“内需”的基建投入过大,所以需要削减这些开支,然后让人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样的话,人们的情/绪就会不稳定,会变得心/神不宁。 在当时“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大家如果心神不宁,肯定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 所以,就要以比较好的包装,以很温柔的方式告诉大家,让大家很乐意地接受。 比如说,提出医疗体制改革,让人们感觉到过去医疗的缺乏和不完善,因此需要改革,也就是后来的医疗/产业化。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然后大量扩招大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教育/产业化。当然,人们还是相信领导的,所以为了国家的强盛,人们还是能够多付出一些,自己支付医药费、自己支付孩子的学费、自己支付住房的费用等等。   
  上个部分说过美国医疗,关于钱的问题。 不论美国医疗改革的具体方案如何进行,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大幅提高财政支出,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与奥巴马的政策相对比,减少财政支出的医疗改革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尽量维持现状,以不改变的方式“改革”。 当然,社会是快速变化的,维持现状的想法可能不行。根据刘树铎记者的文章:“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着投入总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收费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在我国,占社会总人口不足2%的大中城市拥有 80%以上的医疗机构、人才和经费,而拥有总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村则缺医少药。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县及县以上医院1.6万家,床位总利用率仅为60%,许多中小医院的床位利用率更低至30%以下,而靠医院收入生存或真正赢利的医院还很少,上万家中小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这个社会趋势的大背景下,发生了重大一个事件,公共医疗系统开始被逼到了关键的转折点。 2003年,一种很小的微生物进入了人们的身体,非典全面爆发,人们才发现整个医疗系统如此“不堪一击”。公共卫生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很少有人具备前期卫生预警和协调组织进行疾病阻止的能力。 即使有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无法组织和协调各种社会资源,为阻止疾病的蔓延而努力。在早期的隐瞒封堵失效之后,非/典面临全面失控的状态。   
  在公共卫生系统之后,人们发现公共医疗系统缺医少药。 医院中缺乏基本的医疗隔离设备,有的人去医院的时候,本来只是输点软化脑血管的药品,结果被传染而死亡。 另外,很多医生和护士在投入非/典护理与治疗。 当他们投身于他们行动的时候,深知自己面临的生命危险程度不亚于在诺曼底登陆时的战场。同时,相关医疗药品和医疗器械全面脱销,消毒液和口罩全面脱销,各种杀菌食品脱销等等。 在医疗系统失效的时候,人们只能全面自我隔离,停止上街坐公车、停止去超市买菜等等,希望非/典能够过去,期盼非/典不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非/典之后,人们都知道,不得不对医疗系统进行大量投资了。 当时,侥幸的是,非/典的消退就像爆发时一样,很快就从人们的视野消失。 但是,如果非/典再次来临,或者其它另外一种疾病来临,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保护自己? 对于人们来说,有个发达的医疗系统,自己才感觉到安全。 虽然人们都知道,一个发达的医疗系统可能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能让人们多点安全感,另外切实少点把自己直接暴露于危险之中的机会。 所以,经历了非/典之后,一直关注于经济的人们,开始迫切地感受到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那么,医疗系统的问题暴露之后,就需要来补救,让医疗系统更健全。 同时,财政的钱都已经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多余的钱给医疗系统,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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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5:07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续:医疗/产业链 2)  
  德鲁克说: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客户。 什么是客户? 就是有能力消费来消费、并且愿意消费的人。 没有能力消费的人就不是客户,企业就可以将其拒之门外。 就像五星级高档酒店,可以随时拦住衣着不整的人,阻止其进入。 进入快餐店,不付钱的话,快餐店就不给吃的。   
  为了有更好、更完善的设备,医院需要自筹资金,进行投资。 非典的爆发对于一些医院是严重的负担。 医院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付出在后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还得自己担负免费救治病人的负担,这对于很多当时已经比较穷的医院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而且,非典之后又需要更多的设备和材料投资。 老的经济负担还没有解决,新的经济负担又压了下来。 那么,医院只有一个办法,转向“市场经济”,向病人要收入、要效益。对于不能创造效益的病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拒之门外。很多医院从此完成了从公益型机构向利益型机构转化的过程。   
  同时,医院收购的热潮也随之而起。 有些老板收购了医院之后,在几年之内赚得盆满钵满。一是,通过打广告,突出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解决不孕不育问题,吸引有相应需求的人们前往; 二是,高价收费,如果正规医院收费500,它可以收5000,当然是利用各种名义,开各种所谓的“进口特效药”。 就这样,很多人高价掏钱买了药。 不少人发现自己上当了,但是也没办法,也投诉无门。 而这些医院也不做“回头客”,见一个“宰”一个,做一段时间就可以有了丰厚的利润。 因此,这样的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现象。 进入Google搜索,输入“医院欺骗”,有196万条结果。   
  非典让很多人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某市的卫生局看到了疾病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对非典的总结中,这样写道: “非典”疫情,对医药生产企业特别是防治“非典”用药品生产企业和医药中间体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我市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一方面从讲政治的高度依法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涉及防治“非典”药物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保证市场供应;另一方面,生产企业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产品供不应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市药品生产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抗病毒类、增强免疫类药品的研发和生产,涉药化工 企业也看到了医药行业的良好前景。  
  不过,由于法律规定医院是非营利组织,即使医院赚了钱,老板也不能从账上把钱提走,那么老板该怎么办呢? 其实大家也都清楚: 一是提高药品进价,5元钱的药品,如果只卖10元的话,那医院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这样做,医院会赔垮。 所以,就需要药厂用新的批号,新的名字、新的包装,新的价格来医院销售。 那么,出厂价五元的药品,就可以在医院卖到80元,药厂、中间商和医院都获利。 二是大兴土木,并且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器械,搞建设和做采购是最容易走账的,内幕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就这样,一个以医院为龙头的完整医疗产业链形成了。 在这个产业链中,医院、医药和设备中间商、生产商、医疗卫生监督部门就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作业系统。 在这个系统的运作下,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住院67天花费550多万元,然后老人还是病故,轰动了全国。 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个消息同样轰动了全国。 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杭州市立案侦查的医疗系统22名犯罪人员中,中高级职称的有18人,占总数的80%。这些专家型人才是省市医疗卫生机构的栋梁之才,原本应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公众,他们的落马令人惋惜。
  这样的一个医疗产业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增量。 而这样的经济增量又支持了财政的收入。 一个药品从5元卖到80元,让病人的躺在银行里的钱动了起来,进入了经济循环。 而每个环节都在实现着“增值”,每个增值中的一部分都要变成税收进入财政,支持财政的建设。 而富起来的医院、医药相关企业的领导和员工,都通过购买房屋、汽车等消费,间接支持了财政。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医疗产业链不论从直接和间接,都为GDP和财政做出来相当大的贡献。   
  问题在于,中国的民众越来越难以承受高医疗成本。 当财政的整体负担转移到民众每个人的头上的时候,看病就成为非常艰难的过程。 再加上医疗产业链的形成,导致看病的结果也非常昂贵。 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样的问题还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当人们的收入实际在降低,而各种成本费用持续上升的时候,医疗问题就成为了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的焦点。 同时,民众的情绪开始变得非常敏感,而民众情绪与医疗产业链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医疗产业链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过了十多年的逐渐改变和积累。 那么,改变这个产业链,也就变成了非常艰难的工作。 因为,在这个产业链中,有太多的利益取舍和冲突,并且关系到大量的财政收入。 那么,如何有效地改造这个产业链,缓解这个医疗产业链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2010年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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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6:28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人口红利基本耗光)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火爆增长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强调一个词是“人口红利”。 大量出口加工企业利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建筑工地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软件外包企业利用的是“人口红利”,大量服务业企业用的是“人口红利”。 但是,从2007年开始减少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年加速流失,并成为社会矛盾焦点之一。 失去了“人口红利”支撑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多的问题。   
  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第二篇第八章中说:“ 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学经济必然需要学习《国富论》,而《国富论》里基本的要素就是劳动者。 亚当 斯密作为学者,建议雇主的人/道。 而作为国家,则应该强迫雇主的人道。 因为,健康的国民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财富。 国家应当想方设法,保证国民健康,让劳动者适度地工作,这是国家管理的核心课题; 同样,让劳动者适度地工作,保持健康也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所以,懂得经济和管理的地方,都尽可能延长劳动者的劳动寿命。   
  二战后,美国回归到正常状态,于是引发了“婴儿潮(baby booming)”。 在这个“婴儿潮”的影响下,美国形成了以前难以想象的长期经济增长。 从1945年到2000年,除了石油危机和日本竞争对美国造成的较为短暂的影响之外,美国长时间保持着极为强势的增长势头。 这些Baby Boomers在早期集成了勤奋刻苦、勇于竞争的美国传统文化,后来又经历了叛逆的“嬉皮士”文化时期,因此具备了颠覆性创新的特点。 而在baby boomers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跨国公司扩张等行为得以实现,使美国从一个战前奉行“孤立主义”的世界强国,变成了一个战后经济势力遍布全球的强国。 到2000年之后,大量的Baby Boomers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美国有了老龄化的倾向,逐渐开始了大经济循环的衰退周期。 顺便说一句,日本与美国的周期类似,正在经历一个更加明显的老年化衰退周期。   
  不过,即使到了2010年,美国不少Baby Boomers、甚至是他们长辈年龄的人,仍然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位置,以健康的体魄、强壮的神经、年轻的心态、敏锐的感觉,推动美国经济的前进。 2008年,53岁的比尔 盖茨退休,给自己的高科技生涯画上了句号,准备开始自己的慈善生活。 接替他的掌管微软这个IT行业领导者的,是比他小一岁、1956年出生的鲍尔默。 比鲍尔默年纪还大的,是软件巨头甲骨文的CEO、1944年出生的拉里 埃利森(到2010年为66岁)。 而比埃利森还大的,是2009年以年届70退休的、在英特尔公司供职35年的董事长克瑞格 贝瑞特。 比贝瑞特还大的,是到2010年将分别达到79、80岁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和投资分析师沃伦 巴菲特。 不论他们年纪多大,他们必须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保持知识更新,判断未来的趋势,领导企业的发展。   
  在社会中,人们竞争的主要是职业寿命。 53岁退休的比尔 盖茨虽然退休的时间很早,但是如果计算他13岁就开始疯狂地迷上计算机,通过偷机时的程序两次把计算机系统弄崩溃,后来就开始通过捉“Bug”换取上机时间等等,工作寿命也算是达到了40年。 巴菲特从小就是个“财迷”,就想着怎么赚钱,看见他姑姑家临街,但是没有摆摊做生意就觉得特别可惜。 他喜欢吃糖,专门大老远跑到糖果厂,去看看糖果厂卖不卖股票,弄得他的家里人还以为他走丢了,还报了警。 可以说,从不到10岁左右开始,他专注于赚钱,到2010年,他的职业年龄也就达到了70年。 千年的狐狸能成精,没听说2年的狐狸可以的。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让巴菲特损失惨重,但是“老奸巨猾”的巴菲特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搞到钱。   
  在国家的竞争中,国民的平均职业寿命同样是决定性因素。 不少人说,做软件编程就是个吃“青春饭”的活,到了35岁以上就干不动了。 但实际上是这样吗? 一个比较年轻的软件程序开发员移民到了加拿大,进了一家软件公司。 他感慨公司的领导层和主要的技术骨干大都是40以上的,似乎已经过了编程的年龄。 但是,这些“老人们”干起活来比他都要精力充沛。 而且,由于他们经验非常丰富,思路清晰,领导起研发团队得心应手。 一个大型软件编程如果中国用50个人,他们就用不了30个人,而且速度非常快。 他在里面干起来效率特别高,每天做的也很开心,虽然也是总是加班,但因为收入高,不仅不觉得累,还觉得很高兴。 就这样,这些年纪较大、职业年龄较长的人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工作中潜移默化地把高效的方法转移给年轻人,然后其中不少年轻人到了40、50岁,也会变成“年富力强”的技术骨干或是技术管理者。   
  顺便提一下职业化。 职业化是延长人均工作寿命的最好方式。 而通过延长工作寿命,人们实现了更大的价值。 迈克尔 乔丹40岁才退役,除了中间有两次“忽悠”大家玩“退役”之外,将近二十年活跃在NBA的赛场上,成为技术、艺术、精神和耐力的完美化身。 他在最初的时候有闯劲,然后有体力,之后有技术,后来有耐力,后来有组织能力,后来有经验,再到后来有名气。 他有好的老板,给他配备优秀的中锋和“篮板王”等同伴,一起打出精彩的篮球。必不可少的是,他有好的教练。 不仅仅是在NBA的前期,菲尔 杰克逊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照顾他、持续地对他加以引导,带领他快速成熟起来。 还有在北卡大学时的教练迪恩•史密斯,通过一盘录像带改变了乔丹,让乔丹开始真正朝着职业化篮球的方向努力。   
  在人们的职业工作寿命中,往往是后面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效益。 就像一个23岁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工作到38岁的时候累垮了,那么他的职业年龄只有15年。 而如果能够工作到53岁,职业年龄就延长一倍,成为30年。 30年和15年的价值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在迈克尔乔丹的职业篮球二十年,代表了NBA,代表了Nike,他推动了NBA的全球化扩张,为联盟带来的收入至少在100亿美元以上;而且,他同样推动了Nike的全球化扩张。 当年他宣布退役的消息,一度让Nike的股票大跌。这就是他的职业价值,或者说社会经济价值。 而如果他的篮球寿命只有十年,那他的职业价值折损就不是1/2,可能是折损9/10,甚至是折损99%。因为前十年是他在技术上生长成熟,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夺金后的十年,才是他在商业意义上“开花结果”,在全世界创造经济效益的时期。   
  企业管理和国家发展有两条路,优质竞争(竞优)和劣质竞争(竞次)。 人们经常提起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竞优呢? 武侯问吴起:“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也就是说,如果想在竞争中胜利的话,立竿见影的方式是,让素质和能力高的人领导能力低的人,这也就是竞优; 如果让能力低的人领导能力高的人,那就麻烦了。 1978年前,毁掉了两代人,所以中国企业没有经验丰富的“前辈”们引导年轻人的职业化的向上发展,那么年轻人就只能向“下”了。 比如说,不少在80-90年代毕业的“天之骄子”大学生们,到了单位之后,都得先从早上上班擦桌子、打热水开始做起。 因为,单位中的“老字辈”们自己都连基础的专业知识都不懂,更不要说引导新毕业的大学生更高效地工作了。 但是,他们对能力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要大学生老实听话,端茶倒水“眼疾手快”。 于是,很多大学生浪费了最宝贵的初期工作时间,看着他们上司和老同事的眼色,去做大量没有专业价值的事情。 他们没有树立起个人的职业人生规划,也没有培养起良好的职业工作习惯。  
  再说一下本节开头就提到的,“血汗工厂”的问题。 当组装加工出口企业成为“潮流”的时候,很多基本上没有学历的人当了老板。 当然,一些学历不高的人也很有知识,但是大多数没有学历的人都既不懂现代技术,又不懂现代管理。这些以组装加工起家的老板们(有的企业号称“高科技”也没有用)没有学过经济学、管理学,以为自己赚到了钱就是成功,就可以藐视知识。 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比较初级的泰勒制管理的基本思想都不懂。 所以, 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能够让员工以更舒适、更有效率的方式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加班加点,榨取员工“剩余”价值。 有的企业老板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即使晚上没事,也要让员工加班,显示自己的权威,让员工表现对自己的忠诚。   
  又扯远了,回到医疗保障体系上来。 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人们通过组织工会,与资本家用拳头、棍棒甚至枪炮进行斗争,取得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到了二战之后,世界开始进入更加文明的时代,国家开始起到决定性的角色,通过立法保护工人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等。 而这些立法的实施,不仅仅是靠消费者聘请律师打官司。 很多国家还有一个非常强硬的“底线”,就是依靠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来保证这些法律的实施。 通过强有力的保障制度,阻止企业老板通过“竞次”的方式,以危害员工和消费者健康来赚取自己的利润。 这是因为,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纳税人出钱、国会批准和监督、政府发放和监督,是三方共有的钱。   
  谁的钱谁心疼,利益永远是现世最强有力的驱动器。 在上述国家中,如果有人要是敢于危害到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钱的话,那么就是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对,危害到国/家机/器来的运转。 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将运转起来,对付这些人。 比如说,在这些纳税人花了大价钱构建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中,如果谁敢开“血汗工厂”,剥削压榨工人,那就不是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纠纷了,而是国家与工厂的纠纷。 只要有员工举报,国家机器立即行动起来,严惩不贷。 因为,“血汗工厂”意味着危害员工的身体健康,损害员工的职业寿命,让社会保障体制在医疗、养老、失业救济上背上沉重的负担,严重损害了其他利益者的利益,纳税人和国/家机/器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同样,如果企业生产出毒奶粉,不要说毒死人了,就是毒死小猫小狗,都要遭到重罚。   
  所以,越是社会福利健全的国家,人们似乎就越“懒”。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普遍退休金制度的欧洲大陆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典范。 很多德国工人每周工作时间是35小时,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企业的工人增加到40个小时,达到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 同样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体的瑞典,也是高福利国家,瑞典人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约39.6小时,每年的带薪假期约33天,是欧盟国家中带薪假最多的国家。 可能让很多中国企业老板困惑的是,那么短的工作时间,那么高的工资,还有大量的带薪休假,让企业怎么赚钱。   
  德国导演弗兰克和吕肯的记录片“Losers and Winners”展示了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400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德国多特蒙德,他们的工作热情让德国人感到震撼: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却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需要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在这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博弈中,究竟谁是“失败者 ”,谁是“胜利者”? 这个故事讲的是2003年初,中国兖矿集团以购买技术的方式完成了对焦化厂的收购,中国人买的只是技术,至于原价6.5亿欧元的设备是以卖废品的价格卖给中方的:每吨15欧元。中国机械工业建筑总公司(简称中机建设)的400多工人将该厂拆解,装在万吨货轮上运回中国。  
  整个影片在失落的德国工人和意气风发的中国工人之间交错切换,德国工人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切显得非常无奈。相比之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人更多地吸引了德 国导演的目光,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德国导演感到震撼:他们8个人睡一个房间,吃着“大锅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将每天能剩下的一点钱留 给家里,希望的不过是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能做个白领就好了,不要像他爸爸这么没出息”;工人给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只希望能听到孩子叫一声“ 爸爸”;这些工人每个月挣的工资只能折算成400欧元,干的却是德国工人4000欧元也不愿做的工作;每4周,中国工人就要选出7个最勤奋的工人作为“本月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相上光荣榜,但是永远只有这种奖励……  
  相比于工人的清贫,负责这个项目的兖矿党委书记莫立崎(音)却是期望能早早地开上“大奔”。对于德方的一些安全建议,这名负责人认为:“德国人就是不敢承担责任,稍微出点格的事情都不敢做。毛主席有句话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没有一点牺牲的精神,哪有兖钢的今天?我们在地下800米矿井工作的工人,头上哪天不是嘎扎嘎扎的响,那能没有一点危险吗?要是按照德国人的做法,那就别干了。” 这名貌似严肃的党委书记讲话充满了幽默,面对镜头的直白讲述,经常引发满场德国观众的大笑:“我们来到德国,觉得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首先是德国人好绿化,为了爱护植被甚至绕道走;其次是全民健身,还很爱护小动物……如果中国工地上有这么多野鸽子,那恐怕早被工人吃光了……如果我还能来德国,我希望能将德国空中客车的生产基地都搬到中国去。  
  德国企业老板是不敢有兖矿负责人这样“豪迈气概”的。首先,德国老板让工人这样干的话,是要进监狱的。 另外,一个德国老板不要说鼓励工人危险操作了,就是这样的话都不敢说。 如果一个德国老板这样说的话,随时都会有严厉的法律等着他。 因为一旦出了事故,那么首先就要追究老板的责任,到时候可能不仅要罚得倾家荡产,还要坐牢。 因为,在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不能过度使用工人,更不用说蓄意伤害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老板只有一条路,通过“竞优”的方式去赚钱。 也就是说,在德国工人每周35-40小时的工作时间,每月4000欧元的情况下,企业还得赚到钱,获得较高的利润。   
  对于德国老板来说,只有一条路,卖高价产品。 打个比方,兖矿的负责人想买“大奔”。 那么,德国老板就卖给他“大奔”,然后赚到他的钱。 而只有高价格的工人才能生产高价格的产品。 或者说,中国工人是生产不出来“大奔”的,别说一周工作7天,就是一周工作14天都生产不出来。 德国的工人也不是白拿钱的。 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受着严格的技师型的训练。 更重要的是,技师型的工作不是以量取胜,而是靠质取胜。 他们在业余时间,虽然不工作,但是在持续的学习。 德国人爱读书,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 因为即使是工人,也必须通过持续的学习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成为高价值的职业化工人,或者说是技师。 而技师是能够解决一些需要知识的、比较复杂问题的工人,而不是只会卖力气的低收入工人。 还有,他们必须通过密切的团队合作,共同保持“大奔”的高品质。 而这样的团队合作,不仅仅需要技术、沟通和合作技能,更需要团队之间长时间的磨合。 而长时间这个最关键的要素,是中国老板无论如何都没有耐心去做的。   
  通过优质竞争,德国、瑞典这些高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高价品牌,既让“懒”工人挣到了高工资,自己也获得了高利润。 德国创造出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博世、西门子、SAP、汉高、蒂森克虏伯、巴斯夫、拜耳、麦德龙、Hugo Boss等等品牌以及大量的“隐形冠军”企业。 这些企业生产出技术先进、工艺精良的产品,深受全球用户的信赖。 而瑞典作为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创造出宜家家居、沃尔沃集团、山特维克集团、伊莱克斯、爱立信、H&M服装,Saab和斯堪尼亚、柏丽地板、博纳地板、摩曼墙纸、绝对伏特加等世界知名品牌。 而这些品牌都是“逼出来”的。 因为人们在享受高福利,工作时间还很短,所以企业管理水平就必须要高,而且企业员工都需要持续地学习,提升职业化水平。 这样工作轻松、知识丰富、职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技术工人,往往也是越老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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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18:41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人口红利基本耗光 续)  
  再回到利益上来,回到中国的医疗系统上来。 产业链的目标是收入和利润,收入和利润来自于客户,也就是客户越多越好,而且每个客户花的钱越多越好。 医疗产业链的机制也一样,而医疗产业链的客户是病人,也就是说医院希望病人越多越好,病人的病越重越好。   
  在医疗产业链中,病人和医院的关系也是典型的供求关系。 病人越多,医院越少,那么病人就的打破头进入医院,医院的价值也就“水涨船高”。 于是,医院就可以把本来两个人的病房,住四个人进来;病房里住不下,那就放到走廊上,反正病人都需要看病,而且收费一分不少。当然了,医生还是那么几个,护士也不多,工作也更加繁重,天天精神紧张,还得扛起医患矛盾的后果。 于是,病人也越来越“自主”和“自助”了,自己找护工、自己找饭吃,自己分析病情等等。   
  但是,这些对于医院来说,不是问题,因为领导自己也不去当医生。 医院在基本上没有更多固定成本开支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客户收入,何乐不为呢? 同时,既然能够住进医院的人,往往就是有钱的。 所以,医院给病人开好药,能用青霉素的用抗生素,能用抗生素的用最先进的抗生素。 当然,最先进的抗生素肯定是进口的,利润也是最高的。 这样,医院的收入也就高了很多,实现了高度的“集约化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在供严重小于求的情况下,病人是没有发言权的。 而且,治病本来就是高科技、个性化的服务,医生又不是上帝,所以每个人只能碰运气。 通过让病人家属签署完善的授权做手术、打麻醉药的文件,医院也就基本上没有了责任,运营也变得很顺利。   
  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供求关系的问题,医院不能太多。 如果医院太多,对整个医疗产业链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可能很快让医院变得不值钱。 医院不值钱,那么整个医疗产业链也就很难盈利。 举个例子,台湾的健保系统就是一个医疗资源过剩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官方、民间、军方都有自己的医院,不少医院的规模还相当的大。 而台湾总共也没有多少人,所以医疗资源明显供过于求,医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医院的“高度集约化”和病人的“自主”与“自助”。 医院为了求生存,只能从医术上做提高,从服务上做提高,从运营效率上做提高。 而且,各个医院的院长们不仅要进行内部管理,还要想方设法在外部跟各方拉关系,争取优势资源,保护自己的“江湖”地位。 从整个台湾岛的医疗系统来看,这些过剩的医疗资源因为主要是公费开支,所以纳税人也很痛苦,要求医疗系统的运作更加高效,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这些要求又给各个医院强大的压力,医院管理日渐艰难。   
  话题总跑偏,回到大陆。 回到利益上,经济就是讲利益的。 医疗产业链不仅不给财政造成负担,反而还能够给财政带来大量税收收入,这是财政非常需要的。 确实,中国的城市和交通建设在十几年走过来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路,资金压力太大了。 所以,对于财政来说,医疗产业化是恰当的。 而且,医疗产业化又能养活很多人,保证无数的就业,还创造出不少富人,都等于是支援了国家的建设。 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就不多罗嗦了。   
  更重要的是,医疗系统也是联系经济运行制度的重要纽带。 不论是以公益为目的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产业链,都跟它们各自的经济形态系统进行紧密的匹配。 对于以利润为目的的医疗产业链来说,它需要病人,需要越来越多的病人,需要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 而且,什么是需求? 具有支付能力的欲望才是需求,没有支付能力的欲望只是奢求。 奢求对于产业链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最多通过宣传广告给奢求的人一点幻想而已。 所以,这些病人还得有一些钱,没钱的病人也不行。 恰好,一些“血汗工厂”、一些高污染的企业、一些有毒有害的产品等等在起到作用。 它们不仅在生产产品、创造利润、贡献税收,它们还生产病人。 当然,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人们看不出来,但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情况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就这样,医疗产业链和企业形态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作用。 比如说,兖矿的负责人如果在德国做企业,在德国的全面福利制度情况下,那么他会坐牢。 但是在中国,对于高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产业链来说,他实际上就是很受欢迎的。 当然,医疗产业链表面上不会说是赞同他。 而内心里,医疗产业链是欢迎这样的领导的。 8人一间房、吃“大锅饭”、每周工作60小时之上,而且还是高强度的劳动,就是再强壮的人时间长了也难以承受。 那么,这些人将很容易得病,一天两天不得、一年两年不得,但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就肯定要得。 只要有人得病,就需要看病,只要看病,就进入了医疗产业链,变成了产业链中各个利益方的“奶酪”,并且变成了财政税收。 因此,在淮南是橘子的东西,到了淮北就是枳,环境不同而已,制度经济的环境不同。   
  顺便说一下,思考问题是很痛苦的,能想出来一点东西很不容易。 我觉得自己看了不少书,总在思考,而且自己觉得自己还有点创意,也想出了不少我认为是创新的想法,觉得可以写一系列的书了。但是,当我再重读一些哲学书籍的时候,却感觉到特别的沮丧,我的这些想法从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开始,已经被很多哲人明明白白说过了。 自己觉得自己创新,那只是因为自己是“井底之蛙”,不知道这个世界很大,伟大的思想家很多。 当然,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以前读过的哲学书,当时觉得很枯燥,一直用劲理解都读不懂,而现在终于能够读懂了,而且读起来能够津津有味了。   
  同时,创新可以分为思想创新和方法创新。 既然我在思想上难以创新,那么我就在方法上创新。 而且,思想创新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感兴趣,不一定认同;而方法上的创新既容易,而且还容易得到认可。 在本系列贴中,我就开始用“创新”的方法,那就是“灌水”。 我的灌水式创新主要是通过东扯西扯一些并不一定相关的内容,供大家消遣一下。 尤其是觉得越来越多的帖子在顶我,希望我继续,那我就随便扯一些,凑凑数。 而以下关于医疗产业链与其它产业和企业的延伸内容,都是我为了“灌水”,进行东拉西扯的一些内容,大家就随便看看,不要当真。   
  (灌水部分)那么,医疗产业链所造成的差异主要在哪里呢? 产业链都喜欢哪些产业,或者企业呢?
  A、 烟草:   
  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2008年12月,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名表的照片上网后,立刻被网友人肉搜索,并被公布于众。在众网友的调查下,周久耕的事件被推上了舆论监督的风口浪尖,很快成为当时的新闻热点。之后,因抽1500元人民币一条的“南京”牌“九五至尊”香烟,戴售价10万元人民币名表“江诗丹顿”,而被内地网民称作“最牛房产局长”的周久耕,于2009年2月9日被南京市纪委正式双规,史称“天价烟”事件。 看来,吸烟有害健康不仅仅是对肺部的危害。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我们看不到领导人吸烟,政府的中高层官员吸烟也很少。 为什么呢? 环境。在冬天的时候,在美国北部和加拿大的写字楼附近,经常会看到一群人在门口冻得哆哆嗦嗦。 而且,不是单独现象,是几乎每个楼门口都有的现象。开头以为是人们等着讨钱。 仔细观察才发现,他们都是在门口去吸烟的。 因为法律规定,公共场所不得吸烟。 所以,想吸烟的人们都得到露天去吸,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而在大冬天,让领导站在楼口像讨钱的人,哆哆嗦嗦地去抽烟,那形象上也太说不过去了。 领导人是人们行为的榜样,如果领导抽烟,会被人认为观念落后,还怎么带队伍? 而如果领导人不吸烟,那么下属吸烟的也会大大减少。   
  另外,不论企业还是政府,领导人对吸烟的问题慎之又慎。 可以说,吸烟是个象征。 在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之后,吸烟就变成了人们反对的行为。 因为,如果某个人吸烟,他危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健康。 当他的健康出问题的时候,他会去看病,看病就要花钱,而在全民医保的情况下,他花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钱,而且是其他人的钱,成为他人的负担。 在这样的背景下,别人就会鄙视他,认为他不道德,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危害他人的福利。 而如果领导人吸烟,那么人们就会问领导人为什么吸烟,为什么不戒烟。 如果领导人连自我健康意识都没有、连戒烟的意志力都没有,那么怎么进行自我管理,一个连自我管理能力都没有的人,怎么能够管理国家。 如果连戒烟的意志力都没有的话,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他在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强大的神经,带领大家应对困难。   
  所以,在国外,有各种严厉的禁烟方式,而且越是高福利的国家,限制和禁止吸烟的法规往往就越多。 多数国家都有着公共场所吸烟要重罚,或是入狱。法国政府在2005年,要求香烟盒上的警示语为“吸烟毒死人”。 2007年夏天,瑞典的一位吸烟者因为在自家的院子吸烟而被隔壁的女邻居告上法庭,理由是随风飘来的二手烟,使那位妇女的健康受到了危害。这起看上去有些“离奇”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后,众多瑞典人对告状的妇女表示了支持,于是瑞典再次掀起了全民宣传戒烟的高潮,有的人还专门建立了网站声援那位妇女,而网站的论坛,更汇总了各种吸烟有害的观点及证据。 虽然法院最终以室外吸烟合乎法律为由判决那位妇女败诉,但瑞典人也趁此大大地宣传了一番禁烟。   
  当然,因为医疗制度不同,人们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吸烟的人自己负责吸烟的后果,不论是把自己吸成肺癌,还是吸掉了职位,都是自己的问题。 而且,医疗产业链是欢迎吸烟者的,因为他们属于长期客户,是产业链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另外,中国烟草行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贡献者,行业年税收为国家的总税收的10%之多。 中国有三亿多烟民,占世界总烟民的近1/3;中国的烟叶生产量及成品烟销售量也是世界的1/3左右。 所以,这样大的一个烟民队伍,是医疗产业链的一个巨大利润源泉。 只要大家吸烟,就容易得病,或者得绝症。 那么,医疗产业链早就等在那里了。考虑到种种好处,于是烟草业也就变得很有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品牌的香烟绕过广告内容限制,以所谓的文化传播等借口,在一些电视台播出,实现了很好的销售推动作用。   
  根据《中国人群2002年抽烟和被动抽烟的现状调查》,平均每名烟民天天购买香烟的费用为2.73元,平均每年花费近1000元。但是,因抽烟引起的症状,人们去医院看病花的钱就远不止于此。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45%的调查对象在过去12个月中曾因呼吸疾病、干咳或其他与抽烟、被动抽烟相关的症状去过1-3次医院;其中40%是在工作日就医,30%每次就诊时间都在60分钟以上;平均每次诊疗费用为213.5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院李玲教授利用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和2008年卫生统计年鉴数据的测算,得出结果显示:35岁及以上成人归因于抽烟导致的三类疾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237.2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为390.8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为1846.4亿元;直接经济损失中门诊治疗费用为267.0亿元;其次是住院费用94.5亿元;最后是交通、伙食和陪护费用29.4亿元;间接经济损失最主要的构成是早亡引起的损失,为1822.8亿元,休工引起的经济损失仅2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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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21:41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人口红利基本耗光 续2)
  
  B、 白酒  
  理论推动社会的进步。 经济学经历了从重农和重商,生产到需求,再到高级需求的发展阶段。 而依托于不同的经济理论,形成了级别不同的经济形态。 到21世纪,以人们的高级需求为导向的“知识经济”统治了世界经济方向。 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的“劳心者”,轻松而且富有; 以生产为主导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劳动力,或者说“国际民工”,劳累且贫穷。 那么怎么能够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 从白酒的消费就可以折射出来。   
  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从注重生产到注重消费的过程。 在18世纪,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主题是从商品生产谈起,通过阐述劳动、资本(土地、资金等)之间的关系,分析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提出资本的利润是由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获得的,因此提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 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颠覆了过去经济学的思维顺序,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思想。 马歇尔从需求出发,通过重组生产要素,达到需求与产品生产的均衡,并实现国民收入分配。 世界经济因此而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什么是从需求出发? 就是说,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需求去生产。 需求是决定劳动价值的核心,是决定生产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核心。 不能满足需求的生产是负价值,不仅浪费了劳动力,更浪费了社会资源。 因此,生产变成了次要和从属的因素,而谁最能够发现需求、满足需求、甚至引导需求,谁就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 这个原理应用到微观经济当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品牌。 Nike连一双鞋都,但是它通过引导需求,控制了生产,让生产成为它的“廉价劳动力”,然后获得了产业链的主要利润。 或者说,从生产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企业和经济,最后很自然地就会成“廉价劳动力”企业和经济。   
  在宏观上,日本二战后早期的经济政策是符合“从需求出发”的方向的。 当时,欧美国家并没有真正理解到需求导向的经济方针的意义,不过日本的经济政策从直觉出发,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而日本的经济政策不仅引导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更促成了世界经济的大变革。(这与日本的地缘经济和当时的日本经济情况紧密相关。 有机会,我会结合日本,谈谈地缘经济与社会经济形态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以及人们心理对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 日本采取了产业优先的政策,其中一个就是VCR录像机产业。 通过政策扶持,加上日本企业的积极竞争,日本在VCR录像机上打败美国企业,占领了美国市场,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这样的方法促成了一批日本企业的崛起,让日本人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并且形成了一整套打入美国市场,打垮美国企业的商业模式。 到1970年代后期,也就是日本战后重建的30年,日本形成了纵横美国市场的品牌集群,让美国的知识界和管理界开始陷入恐慌之中。   
  同时,从生产角度出发的经济,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 首先说一下,为什么发生通货膨胀? 是因为纸币发现过多。 那么,为什么纸币发行过多? 就是因为以生产为导向是盲目的生产,必然会与社会的需求产生较大的偏差,生产出大量无需求的产品,然后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同时,社会真正的需求没有满足,导致人们争抢剩余的满足真正的需求的商品而导致的。 比如说,社会里有土地十亩,能够生产十桶食用油,而社会需求是十桶油。 那么所有十亩地都用来生产油,社会生产与需求完全匹配。 但是,经济政策决定,其中的五亩地用来盖房子,剩下的五亩地用来生产食用油。 那么,市场上只有5铜油供应,同时出来5套房子。 但是,人们首先必须得吃饭,连饭都没得吃,就不用谈什么房子了。 于是,人们只需要油,那么5套房子就变成了无需求生产。 而市场上还是那么多钱,人们必须拿同样的钱,购买剩下一半的东西,所以物价整体上涨一倍,通货膨胀就发生了。   
  多说一些吧,让问题更明白一些。 虽然物价整体上涨一倍,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 在这儿通过动态的分析,把通胀问题讲得更切合实际一些。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感觉物价不仅上涨一倍,可能是两倍。比如说,我们假设本来市场上有10瓶油,100元钱。 但是,其中5瓶油给浪费掉了,市场上只剩下5瓶油,而还有100元钱。 人们可能想当然会认为每瓶应该20元,通货膨胀一倍。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刚开始发生通货膨胀时,可能人们并不知道市场上还有几瓶油,所以第一个人用12元买了一瓶,第二个人用15元买了一瓶,第三个人用20元钱买了一瓶,第四个人用25元钱买了一瓶,第五个人只能用28元钱买最后一瓶。 那么,人们认为通货膨胀率为多少呢? 是180%,而不是100%。 这样,人们的恐慌加剧,可能会觉得通胀将会继续上升。 所以,通胀开始的时候,人们往往急于抢购,这是符合经济学道理的。 因为早抢购的人们,只需要承受20%的通胀损失,而最后一个人却需要承受180%的通胀损失。 (有时间的话,用这个机理探讨一下房价和股价的机制,分析一下“泡沫”形成的过程,“泡沫”的高点和“泡沫”破裂的征兆)  
  以满足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是通胀率很低或者较低的经济增长。 那么,什么是没有满足的需求? 我个人感觉,经济学意义上的“没有满足的需求”和企业所说的“没有满足的需求”应当区分开来。企业说的“没有满足的需求”,往往是说某个细分市场的欲望要求。 而经济学意义上,它更主要考虑社会运转成本。 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去帮人搬一个全都是铁焊的床(单人床),这个床最少重达300斤,我们四个壮劳力费了大劲把它搬到了二楼。 我当时就想,这个床是我见过最为低劣笨重的床,做工粗糙,一看就是一个毫无知识的粗人做的活。 如果让一个有一些经验的技术工人做这个床,随便弄弄就可以减少2/3的铁,如果精心设计一些,就可以减少5/6的铁,而且同样坚固。 对于我来说,觉得做床的人太那个了。 就是让我打破了脑袋,也做不出这样笨重、粗糙的床。 随便找一个技术工人来做,用更少的材料,做出同样效果的东西,也减少了搬运等各种资源消耗。 这样,买床的人降低了一部分成本,技术工人增加了一部分收入,这就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能够做到世界级品牌的企业,都是思考经济学意义上的“未满足的需求”。 顺着这个床说下去,我就顺便说说宜家家居。 宜家家居为什么能够把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拼板家具卖到全世界? 我个人的看法是,宜家家居卖的拼板家具本来就是一个创新。 做家具的人都知道,中低端家具的成本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运费,也就是家具的内部空间被无效地进行了运输。 而拼版家具则完全消除了运输空气的成本,节约了大量的运费,这样就节约了很大一块成本。 另外,宜家家居通过设计,把拼版家具既做得美观耐用,而且也非常省材料和加工成本,看上去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拼装,体现出简约的美,而且还比较便宜。 就这样,宜家家居通过降低自己的制造和运输成本,给消费者让利并且也让方便了消费者的搬运,自己也实现了利润和成长。 宜家家居和消费者共同获利,实现了优质的经济成长,也就是经济发展。  
  以微观经济为开端,推动世界进步的企业,都是大幅降低社会整体运作成本的企业。 比如说,亨利福特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因为他给美国“装上了轮子”,极大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或者说美国的社会生活方式。 而亨利福特的关键价值就在于,通过流水线作业,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普通消费品,替代了马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而汽车替代马车就是经济发展。 因为制造和维护一辆汽车的综合成本要比养马低得多,而且马力更大,速度更快,能够运更多的东西,还能持续运转。 同理,飞机运人的成本要比轮船运人的成本低得多,速度更快、也更舒适,所以航空业发达起来。 而世界经济就是靠这些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新发明创造,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最近的一次最重大的全球性、社会化的发明创造,就是1990年代中期从美国开端的“知识经济”,而其标志就是互联网。 通过互联网,美国经济从日本竞争中恢复过来。而且,在初期高速增长的几年中,美国经济几乎没有通胀。 举个例子,在这段时间,原油期货价格甚至跌穿10美元一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在当时,美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应用IT技术,并进行互联。 企业更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实现更高的产品质量,明显地减少库存,提升了工作效率,这些聚合起来,大幅提升企业的作业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增加产出。 通过互联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效益开始大幅提升,遍布世界、但是紧密协作的产业链开始形成,国际经济的产业分工越来越明显,世界经济的协同效率也大大增强。 另外,美国人通过向国外销售IT软硬件等低成本、高价值商品,也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于是,美国人享受了新的一次超常规发展的“黄金时期”,让克林顿成为一个极为受欢迎的总统。   
  反过来说,以生产为导向的经济中,通胀经常会出现,反映经济停滞。 通货膨胀越严重,反映出经济问题也就越严重。 通货膨胀是滞后性指标,一旦通货膨胀出现,那就意味着问题已经造成,常常难以扭转。 2003年开始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都耗费在大规模、豪华奢侈的建设上,导致世界性的资源和原材料严重紧缺,引发价格上涨,人们的基本衣食住行等基础需求受到侵害。 2008年,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地施工建设全面停滞,立刻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收缩。 而为什么施工建设停滞?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没人要的生产。 这些没人要的生产大量挤占了真实的社会需求,一方面严重地浪费了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让人们非常痛苦,只能拿同样的钱买更少的产品。   
  无需求生产的规模过大的时候,就会造成经济危机。 这种危机经常被成为“生产过剩”的危机。 确切地说,它不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而是一方面生产浪费,一方面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这种危机因为是结构性危机,所以消化的过程将是非常的痛苦和漫长,只能通过时间换空间完成。 顺便说一句,从2001-2008的通货膨胀规模来看,这个危机是世界性危机,而且危机的规模可以说“前所未有”。 现在是世界经济问题刚刚暴露的时期。 大多数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暴露,而充分暴露的问题就还需要几年。 充分暴露后,消化这些问题、重新实现经济增长,那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人们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结束这个危机,那就很难说了,应该是相当漫长。  
  所以,需求的角度来说,凯恩斯主义是荒谬的。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生产为导向,进行印钞票,通过印钞票拉动“经济增长”。 凯恩斯主义的一个经典例子是,通过找一个工人挖坑,再找另外一个工人埋起来,就创造了就业,然后这些就业人口就有了钱,有了钱就可以消费,消费之后经济就发展起来,就是所谓的“经济刺激”计划。 正常人一听就觉得是荒谬的。 那么,为什么荒谬? 人们可能不太考虑。 而当政府真正用印钞票的方式,促进就业的时候,加速生产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政策比较好,因为自己的工作保住了。 但是,长期来看,这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更加扭曲,无需求生产更大,通货膨胀更严重,工人虽然在就业,但是收入越来越低。 当通货膨胀让经济政策不可持续的时候,人们失业将发生更大规模的失业,而且更大的通货膨胀把人们的储蓄全面掏空。   
  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学就能看出来问题。 每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没有满足的需求,就像我说的那个铁床。 社会中,总是有无数可以提升效率的空间,只要人们有相应的知识或者技能,就能够通过提升社会效率,而为自己创造就业。 所以,人们失业的原因总是结构型的,永远不存在因为人口太多导致的失业,而是因为人们缺乏教育和技能而导致的失业。 或者说,人们失业的原因并不是市场上没有工作了,而是人们的技能达不到这些工作的要求。 因此,更重要的是政府花钱让这些人去接受教育,然后让他们去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这才是可持续的工作,才会促成整个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提高。 从需求的角度看凯恩斯,挖了坑再埋,一方面并没有提升工人的知识和技能,浪费了工人的宝贵时间,另外一方面浪费了社会的资源,扭曲了资源配置,结果只能导致以后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发生更严重的萧条。   
  而政治家们为了眼前的就业率,为了眼前的所谓经济增长,往往采取荒谬的计划来刺激经济。 1929年股市崩盘,本来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胡佛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刺激经济,然后将股市和经济拖入“泥潭”。 罗斯福击败胡佛上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罗斯福新政,同样大量进行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好像热火朝天。 但是,钱从哪里来? 政府挤占了私人的自己需求,这已经在胡佛政府发生过,结果在罗斯福政府如法炮制。 结果,最为无效的方式的政府投资,抢占了私人企业本来应该拥有的资源。 这样的结果,短期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的表面增长,但实际上让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苏联的经济模式最初为世界所瞩目,后来无法持续的原因,就是因为以生产为导向的模式的问题。  
  从需求的意义来说,私人经济的企业家精神是决定美苏之间经济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而只有私人企业才能够通过企业家精神,在人们的日常交易中,敏感地发现的真正需求,并且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持续满足客户需求而创造利润。 然后这些企业满足经济学意义的需求,降低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提升社会运营效率,进而引导客户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所以说,政府扩大投资的行为,在宏观意义上就是挤占私人资金,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实际应用。 后来,罗斯福发现自己的政策开始失效时(因为政府花钱的浪费越来越严重),然后取消了大规模的投资,立即造成美国经济立刻进入新的衰退,政府投资支持起来的“泡沫”破裂了。 那时候的衰退,已经是没有任何生机的衰退了。 正好,欧洲的战争和日本偷袭珍珠港转移了大家都视线,让很多人不深入研究经济的人们以为罗斯福新政是成功的。 2009年,奥巴马采取的还是一贯的政府刺激,比罗斯福的计划规模还庞大,而且还伴随着大量印钞票。 通过通货膨胀掠夺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价值,这个方式更加不可持续。 所以,下一步奥巴马如何收场都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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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2 19:25:01 | 只看该作者

六、医疗与健康 (人口红利基本耗光 续3)  
  B、 白酒 (续)       
  说了这么多,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跟酒业有什么关系呢? 当社会发展以需求为导向,向着高级需求升级的时候,白酒的消费变化就显现出来。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附录,谈到了消费升级过程中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细小的问题:那些刺激精神活动的饮料,正极大地取代着那些仅仅满足感觉器官需要的饮料。 茶的消费增加很快,而酒的消费却静止不变,在社会所有阶层中,对于各种较浓的和较易麻醉人的含酒精程度较高的饮料的需要,正在日益减少。” 当然,从道理上我们觉得这个观察是正确的。 越是有知识和文化的人,往往喝酒越少,喝茶越多。   
  据中国酒业新闻网2009年初一篇文章说:“最近几年,白酒行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快于整个酒类行业。从2005年开始,白酒行业的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34.66%和50.12%,快于酒类行业的25.25%和39.69%,在各酒种中增速最快。”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国的白酒行业发展是多么的迅猛! 比如说,利润复合增长率为50%,第二年就是1.5倍,第三年就是2.25倍,第四年就是3.4倍左右,说明白酒的消费快速高档化。 这说明,中国过去几年的白酒消费并未日益减少,反而实现了发展升级,其状况与马歇尔的描述正好相反。那么,到底出了问题?   
  白酒消费的趋势,反映出中国向生产导向型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 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三大需求发展不平衡,投资和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使得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2000-2008年,投资增长17.9%,净出口增长34.7%,分别比消费增速快7.2和24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为2007年的43.42%,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 2009年12月3日,商务部官员表示,预计2009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达到12万亿元。另据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销售总额将达5.7万亿-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  
  那么,什么是生产导向型经济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更通俗的方式描述出来,就是:既得利益型经济。 而需求导向型经济,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描述:未来价值创造型经济。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白酒的消费动机来做个分析:   
  为什么人们喝高档白酒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为了拉关系。 个人感觉,其实现在大家自己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像马歇尔说的消费升级的问题。 喝茶的人好像也多了不少,我就是最近两年喝茶很多,而且基本上喝铁观音。(哈哈,铁观音朋友,请送我一斤茶,我给你做广告了!) 就是喝酒,一般也喝啤酒。而且,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喝白酒的话,必然要喝价廉物美的酒。 那么,高档白酒的消费去了哪里? 必然是跟别人一起喝酒消耗掉的。 那么,为什么喝,一个很自然的普遍现象: 拉关系。 这个好像大家都同意。 那么,我们就有了以下的推导。   
  我们跟什么人拉关系? 很简单:有权有势的人。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我在家宅了几年了,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请我吃饭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成本收益。 比如说,请我吃饭的话,除了听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讲一些大道理,进行一些似乎毫无道理的末世预言,跟大家赚钱的想法背道而驰。说实话,每个人都想找到门道赚钱,谁会喜欢我说他们要赔钱的话呢? 所以,大家连跟我呆在一起都觉得浪费时间,那么就更不可能拿出成千上万一瓶的酒来招待我。 那么,人们就会拿上名酒,去宴请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效益的人。 现在,一顿饭两三个人吃上万是很正常的,另外还要加上差不多价格的酒。 为什么花上万元吃饭呢? 花上万元喝酒呢? 肯定是人们相信,花了两三万之后,能够给他们带来远远超过两三万价值的利益回报。 赔钱的买卖傻子才会做。 那么,请什么人能够吃一顿饭就能带来了远远超过两三万元的回报呢? 请有权优势的人。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白酒消费迅猛增加呢? 其实也很简单,有权优势的人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有权优势的人越来越重要呢? 市场上的钱越来越难赚。 其实,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淘汰过程,能够在市场上活下来的老板们,都是有自己的能耐的。 有能耐的人们,谁愿意低声下气,花上钱,给人陪上笑脸,听别人轻蔑地对自己说话呢? 其实钱还是其次,关键是心理受不了。 但凡市场上有能力、有机会的话,有能耐的人不会去请人花几万去吃饭的。 因为,那是自己的利润,一个员工一年的收入,结果一顿饭就报销了。 但是,势比人强。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普通的市场一直在萎缩,而商家越来越多,也就是狼越来越多,肉越来越少,再加上没有好的制度规范,结果是大家共同走向衰亡。 那么,不是几乎是无路可走的老板们,只能去从越来越大的权力经济中,讨口饭吃了。 而要讨饭吃,就得请人吃饭,而且是钟鼎玉食。   
  再做个对比,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高度酒消费就少得多呢? 我们知道,其实人都是有高度酒消费倾向的,尤其是压力大的人。 比如说,矿工收工,出租车司机下班,往往都需要通过喝酒来舒缓神经。 同样,企业经理、股票经纪人、律师等等各种行业和职业,也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也经常需要喝一些酒。 但是,在以知识为主导的行业中,人们都非常清楚,喝酒必须少量。 因为,人们需要时刻保持非常敏锐的神经,而酒则是麻醉人们神经的物品,如果碰到突发事件,酒是要误事的,有时候甚至能够毁掉人们的职业生涯。 国外不少职业很好、收入很高的人,就是因为酒后驾车出了事,一辈子就完了。 因为,不仅仅是坐牢几年的问题,还有失去人们的信任问题,还有自己的内在自责问题。 因此,人们会通过其它方式舒缓神经,比如说喝茶(铁观音朋友,请送我两斤茶,我又给你做广告了!)、听音乐、欣赏艺术作品、锻炼、读书、思考、跟志同道合的朋友聊天等等。 而在这些高等级消费的过程中,人们的内在天才与潜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熏陶,然后创造力逐渐培养出来。   
  说到这里,还得谈谈什么是创造力。 在我个人看来,社会经济中的创造力就是颠覆既得利益群体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手段。 比如说,美国的汽车业很强大,看上去难以战胜。 GM曾经说过,有利于GM的,就有利于美国。 多厉害,当个GM的老板,感觉比当美国总统都牛。 但是,GM这么强大,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的汽车生产商就怕了吗? 现在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那么,德日两国的汽车厂家是怎么瓜分GM的? 创造力! 再罗嗦一句,说日本人靠模仿起家的人,都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者故意这么说。 看看丰田的第一桶金,就是依靠卖发明专利,而这个发明的文化传统在后来被继承了下来。 德国人的核心是通过技术的创造力,日本人的核心是通过市场和管理的创造力,开始蚕食美国市场,后来侵占美国市场,再到后来鲸吞美国市场。   
  那么,德国和日本的汽车在最初规模很小的情况下,靠什么在后来打垮了强大的GM? 说白了,靠美国人民,也就是美国消费者。 德日两国的汽车洞察到了消费者的需求,引领了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消费者愿意买他们的汽车。 不论美国汽车制造商多么大声地呼吁要买“爱国车”,那都没有用。 消费者不是傻瓜,不会拿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去买垃圾的。 除非美国汽车商做出根本的改变,做出更好的汽车,才能够赢回消费者。 但是,美国汽车生产商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在那里顽固不化,继续着过去的生产为导向的企业运作系统。 这样的系统必然失去了对消费者的理解,人们都说以心换心。 你不去关心他人,他人也必然不会关心你。 所以,很多开始还支持“美国货”的美国消费者,到后来也对美国车失望了,纷纷转向德日两国的汽车,这就是“人心向背”。 于是在1990年代初,有一位知名的美国政治家哀叹,苏联解体了,胜利的却是德国和日本。想想也有意思,二战的战败国到1990年代初,眼看着就成了经济战胜国,而美苏成了经济战败国。   
  美国人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失败? 德鲁克早就预见到美国社会的变革,以《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为美国后来的创新思想拉开序幕。 迈克尔 波特提出了新的战略理论,并且指出日本经济因为缺乏战略创新,正在走向没落。 同时,复杂战略成为社会的新思潮,开始渗透到国家和企业发展思想当中。 而破坏性创新(Destructive Creation)理论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Christensen教授提出,成为经济学范畴的战略思想。 破坏性创新指的是,通过推出一种新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其产品往往比主流市场已定型产品的性能要差,一般比较便宜、更加简单、功能新颖、便于使用,这些都是新用户喜欢的特性,所以全新的市场能够开拓出来,此类创新对已经形成市场份额的在位企业具有破坏性,因而称之为破坏性创新。 破坏性创新的起源,是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形成了最初的创新理论,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的研究。 美国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发展,反映了“破坏性创新”思想,更掀起了人们对熊彼得开创创新经济学的学习研究热潮。   
  在需求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生产方面的创新经济理论合流下,消费升级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在1990年,《第三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发布《权力(Power)的转移》一书,以强悍的视角诠释了从过去到未来的趋势,阐述了权力从最初的暴力,转移到后来的资本、再到未来信息的转移过程。在这本气势恢宏的作品中,托夫勒深入而精辟地阐述知识经济的作用,宣告了知识力量的崛起,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宣言。后来,“Information is Power”成为商学院的核心词之一。到二十一世纪,知识富人阶层成为社会主流,并保持了非常稳定的财富流动特征,其代表比尔盖茨稳居世界首富榜十三年,而沃伦 巴菲特也长期保持着前列的位置。 而这些知识阶层的消费又推动了世界的产业变革与升级,品牌开始成为主导微观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知识消费更注重于精神的消费,为了追求精神的回报而放弃物质的享受。 比尔 盖茨将他的财产主要用于高效率的慈善消费上,他通过慈善支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或者说精神需求。而他的行为又带动了他的朋友沃伦 巴菲特,“爱财如命”的巴菲特把自己的钱划归盖茨基金会,就是相信盖茨能够高效率地使用这些钱做慈善。 “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在知识阶层得到持续的贯彻,并且开始实现效率升级。与之相对比,以生产为导向的落后社会的人们,不论有多少钱,都在进行着低等级的消费。 迪拜想把自己打造成为“旅游胜地”,但结果只是奢侈的酒店和房地产,只是做了个“销金窟”。 这样的大规模建设,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可持续的精神愉悦,而只能像白酒一样,暂时麻醉人们的精神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22 19:29:2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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