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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会飞的猫 - 

[转帖]纵论中西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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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6 19:53:28 | 只看该作者
  【110】 惊世变法(中)
  
  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这种动物的群居形式,在我们的语言里,称之为社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但凡社会都必须有制度,否则社会根本没法运转。
  那么社会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呢?答案似乎很明显:统治阶级。
  如果我们任意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看上去,这个答案似乎都没错。但如果我们把历史串起来看就会发现,社会制度其实是由历史来制定的。
  
  确实,看上去,老大总是说了算的。但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从整个历史来量度,只要底下不服帖,换老大的速度比翻书还快。那么老大要想当得长远,甚至子子孙孙都当下去,就必须要制定好的制度。
  那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呢?很简单,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历史会来检验的,凡是在历史上存活时间较长的制度,或是曾经大大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恐怕都算是好的制度。
  但关键的是,制定制度的时候,没法看到以后的事情。所以,事先就能设计出好的制度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必须看清楚整个社会的状态,还能预测社会的发展,清晰的头脑和远见卓识,一样都不能少。
  
  比如梭伦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我们在第55节曾经分析过希腊的情况,在那里,土地半点都不肥沃,拼命种地也吃不饱。于是大家只好去经商,换食物来吃。这样客观上使得希腊的商业高度发达。
  比较起来,其实埃及更有钱,也是老牌工业强国,但希腊后来居上,工商业全面压倒埃及,就是因为他们是不得不经商。
  而商业一发达,钱就都跑到商人手里了。商人阶级手上的钱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足以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了。(其实这也是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打压商人的原因。在希腊,那是没法打压。)一旦经济命脉被商人集团控制了,那么君主的权力也就会被大大地削弱。
  鹰有鹰王,狮有狮王,这不是在说倚天屠龙记,而是动物界真实的生存法则。但凡成群的动物,大多有首领。因而在人类社会中,君主权力被削弱之后,十分容易导致混乱。公元前7世纪时希腊正是如此。各个城邦有百余种政体,十分有趣,但主要还是一个字——乱。
  正在这关键时候,梭伦在雅典设计出了一种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形式——民主。但实现民主是非常非常难的。只有梭伦还不够,他后面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梯尼不停地深化,才在雅典艰难地把民主制度推行了两百多年,当然最终还是覆灭了。但这两百来年,在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上太重要了。我们前面已经描述过那里发生了多少故事,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两千年后,西方又出现了发达的商业社会,于是王权又衰落了。这伙新得势的商人集团还有一个我们极其熟悉的名字:“资产阶级”。于是经历了一连串社会变动之后,终于导致了我们当今世界这个制度模式的产生。这和两千年前在雅典发生的政治演进,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本质差别。当然这是我们后面的主题,我们后面再详细说。
  
  先回到中国。中国处处土地肥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会形成希腊一样的商人集团。在这样的社会里,仍会是很自然的君主制。
  只是君主制与君主制也大不相同。之前数百年,这里实行的一直是周朝的分封制。但现在,随着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诸侯坐大,分封制已经不大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历史要求中国社会的制度发生改变,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出现。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但是,对于任何一种动物来说,因为惧怕危险,都是在熟悉的环境里更加具有安全感。这是生存本能,人类也不例外。这种植根自动物性的心态,有一个有趣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人类对于熟悉的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咱们一般把这种感情叫作亲切感。
  正是这种亲切感,使得人类对于变化通常有一种潜意识里无法避免的厌恶和抗拒,哪怕这种变化很可能对他们有益,哪怕有的时候非变不可。
  因此,自古以来任何一场伤筋动骨的变法,所面对的必然是铺天盖地的反对的声音。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谙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人民群众总是后知后觉的,他们会乐于享受你给他们带来的成果,但是在你行动之前,他们都会跳出来反对。你要真想成就功业,就必须独断专行。
  这真是一番绝妙的话。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人类的动物心理,尽在这句话里面了。说出这话的人,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主人公,整个战国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卫鞅。
  卫鞅本名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故时人称之为卫鞅。他祖上曾是卫国国君,但数代下来,已是家道中落,与平民百姓无异。魏国的强大、吴起等平民英雄的成功,使得魏国成为各路有志青年的首选去处。卫鞅亦不例外。他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了一名家臣。但公叔痤何许人也,当年为保住相位,挤走吴起。今日又岂会把才能远胜于他的卫鞅推荐给魏王呢?
  所以自始至终,卫鞅都只是公叔痤的家臣而已。在魏国连一官半职都没混到。
  但是公叔痤临死前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魏王来给公叔痤探病的时候,问起说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该用谁接替你呢。公叔痤突然不着边际地来了一句:“微臣座下中庶子卫鞅,年少,有奇才,君上就用他为相吧。”
  魏惠王被雷到了。你家家臣?一没资历二没经验,我用他为相,何以服众?再说这少年要真有才,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当然不知道魏惠王其实是怎么想的,但我想八成是这样吧。反正魏王没理他,转身就准备走。这时公叔痤突然屏退左右,对魏王说:“大王您要是不肯用他,那就干脆杀了他,也别让别国用了去。”魏王已经认定公叔痤老糊涂了,随口答应着,快步离去了。
  公叔痤想了想,大约又觉得有些对不起卫鞅,又赶快把卫鞅找来,说你赶快跑吧。哪知卫鞅把事情原委一听,乐了:“既然大王不听你话用我,难道就听你话杀我了?”
  的确,战国时代,能慧眼识人且破格用人的君主不多,但随意把前来投奔的人才杀掉的君主也不多。前者是怕摆不平各方关系,后者则是不能冷了天下人才的心。卫鞅的判断,极其准确。但能拿自己的命去赌自己的判断,这叫胆识,除了有识,还有胆。
  
  有胆有识的卫鞅就这样继续飘在魏国,直到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胆识的地方——秦国。
  秦国自秦穆公死后,陷入了长期的内乱之中,国力不振,又疲于应付西戎各部落的频繁骚扰,结果被吴起抓住机会,把兵家至要西河之地也给抢了去。直到公元前 385年秦献公即位,才止住颓势。公元前366年、364年、362年,秦献公为夺回河西,接连攻魏,连战连捷。但秦献公起初花了太多年整肃内乱,待到出兵之时,年事已高,壮志未酬,便即死去了。对秦国来说幸运的是,一位远远更加伟大的国君接替了他的位置。这就是在秦国历史上地位堪比秦穆公、秦始皇的一代英主——秦孝公。
  
  我一向认为,作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不是才干,而是见识。他未必需要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一定要有对局势清醒的把握。秦孝公正是如此。他并没有被父亲献公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秦献公的胜利,主要是因为魏国把注意力都放在争霸中原,多少有些轻视秦国。秦国的实力其实还远不能与魏国真正抗衡。秦国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夺回河西,而在于增强国力。
  正是他的这份见识,为秦国迎来了一次绝妙的发展契机。
  他面向天下,广撒求贤令,矢志招揽贤才。我们不知道秦孝公的诚意打动了多少人,至少他打动了卫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卫鞅再也按捺不住,揣起他在魏国抄录的李悝《法经》,直奔老少边穷的秦国而去。
  上面那番绝妙的话,便是卫鞅对秦孝公所说的。
  这一番话,可谓道出了变法的实质。打破人民的习惯,绝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变法者所做的,将是与全世界对抗。这不仅意味着艰难困苦,通常还意味着难以避免的悲剧结局。
  卫鞅或许想到了,又或许没想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变法,在卫鞅手中全面展开。请看下集——惊世变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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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6 19:53:53 | 只看该作者
  【111】 惊世变法(下)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高级行政长官左庶长,开始变法。因卫鞅后来功勋卓著被封为商君,故世称商鞅变法。
  商鞅于这一年所颁布的法令,核心内容只有两条。
  第一条便是赫赫有名的“什伍连坐法”。十家为一个管理单位,称为“什”。一人犯法,全家有罪,且其余九家必须揭发,如不揭发,则与犯罪之家连坐。发现犯罪及时上告者,与斩敌首同赏(晋爵一级),知情不报者,与降敌同罪(诛其身,没其家)。
  其二,则是自商鞅之后秦国的基本国策——耕战立国。而实施这个国策的方法是:
  耕种、纺织等行业有杰出成绩的,免除徭役,你不想种地,想经商,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赔钱了,那就是对国家没有贡献的人,全家没为奴隶。这是“奖耕”。
  有军功,立即授爵;无军功,虽贵族亦无爵位;严厉处罚民众自相私斗。这是“奖战”。
  
  此时的人类社会,尚处早期。轰动天下的商鞅变法,法令条文并不十分复杂。然而效果如何呢?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千百年来,商鞅其人、其法,议论极多,且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放到整个世界历史中看,如此立杆见影的改革,也是寥寥无几。
  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商鞅变法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使得十年之间,秦国竟能瞬间由夷狄之邦变身为繁华治世?
  个中诀窍其实只有四个字——赏罚分明。
  有功,则大赏;有罪,则重罚。奖赏之丰厚,处罚之严酷,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任何一套法律可与商鞅之法相提并论。
  
  关于商鞅的赏与罚,各有一个著名故事。
  话说商鞅制定好法令,尚未颁布之时,在国都南门摆了一三丈长的木头。战国之时,一尺约为23厘米,一丈等于十尺,约为2.3米。所以三丈也就是七米左右,很长了。但政府说谁能把这七米长的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黄金十金。金是一种单位,又称一镒。一镒是多少?按《管子·乘马》所说:“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 我们常说春秋时一个中等以上国家叫作“千乘之国”。一金黄金够百乘花一晚上,那么十金就够千乘花一晚上了。我们可以有个感性认识,十金黄金是很多钱。所以没人相信。后来商鞅竟将赏金加到五十金,有一人出来搬走了木头,居然真的拿走了五十金,约等于一个国家花五晚上的钱!这就是“徙木立信”的故事。
  取信于民之后,法令颁布。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家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法令还是不容易真正深入人心,反对之声也从未止歇。直到一日太子犯法,商鞅毅然对太子的名誉老师,秦孝公的兄弟嬴虔,和太子的老师公孙贾二人处以重刑。一时间举国震惊,无人再敢儿戏新法。
  法令有了信誉,人们才终于相信了那不可思议的重赏与重罚。那么很自然的,哪怕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人都会朝着政府所希望的方式去行动。国富兵强,水到渠成。
  商鞅以其绝顶智慧,找到了乱世之中兴国的绝妙法门。民力的空前开启,形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秦国。在当时的世界,民众的力量被开发到这种程度的,恐怕只有希腊的雅典和中国的秦。雅典靠的是给民众以主人翁的地位,而秦国靠的是巨大的利益与严酷的刑罚来驱动。雅典成就了希波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灿烂辉煌的黄金时代,而秦国则终将横扫六合,荡平乱世,建起一个人类世界举足轻重的帝国。
  雅典和秦,各自成为西方和东方历史上的里程碑。而这两座丰碑,分别是从梭伦和商鞅这里开始铸就的。铸造的方式,叫作激发民力。
  同样的目的,迥异的方法,雅典和秦国,在人类的历史画卷上相映成趣。
  当然,这两套政策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终,雅典和秦国也会因自身难以避免的痼疾而毁灭,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但至少,他们各自谱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梭伦身后,是几千年不变的尊重。而商鞅身后,却是几千年不尽的骂名。
  司马迁《史记》云:“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道:“商君尤称刻薄”。中国古代两大史学家都把同一个词送给了商鞅,难掩对他的厌恶之情。
  显然,大家对商鞅最大的非议,在于刑罚过重。这的确不错,据说商鞅法令中,有“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一说。又有一次商鞅亲自监斩,一次杀死触犯新法者七百余人,竟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但重刑,却不是商鞅之法的关键。亚述、波斯刑罚之严酷,远甚于商鞅,然而世代内乱,屡禁不止。后世朱元璋肃贪,剥皮实草、赶尽杀绝,却建起一个贪官污吏空前猖獗的大明朝。
  因此,商鞅的成功,不在于单纯地“乱世用重典”,而在于赏罚的极度分明。不只有罚,还有赏。正是因为赏罚之间这个巨大差别,才形成了一个极其有效的驱动机制,使得全体秦人退可以安居乐业,进可以奋勇杀敌。商鞅其人,岂是“刻薄”二字可以概括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商鞅,不会去考虑身后之名。他正在专注于他的变法,同时,紧紧盯着东边六国的一举一动。在商鞅变法的这段时间里,战国进入了一个极其热闹的阶段。
  中国,乃至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场群雄并起、交错争锋的好戏即将上演。请看下集——秦盛魏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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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6 19:54:34 | 只看该作者
  【112】 秦盛魏衰(上)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清末著名才子)陈澹然
  
  我一直试图在给战国中期这段纷繁复杂的列国争雄之局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来。理着理着,这句战略名言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了。
  战国,就是一盘很大的棋局。在生死攸关的对决中,英才辈出,妙手频现,精彩纷呈。那么,最终是什么决定了这盘棋局的走向呢?
  仔细回味那段历史,我们猛然发现,不是别的,是几位主力棋手的战略眼光,倏忽之间,悄悄写就了几大诸侯今后的命运。
  什么叫战略眼光?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身在棋局之中,你是否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最终,是想做的事情不同,分出了他们的高下。
  下面,这些棋手将依次出场,让我们领略一下他们的风采。
  
  第一位:魏文侯。
  他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三晋联手,东欺齐,南却楚,称霸中原。
  公元前405年,魏、赵、韩三家联手破齐。公元前400年,三家联手破楚。
  在我看来,魏文侯的战略相当高明。他在位时,三晋始终亲如一家,本就风光不再的齐、楚二强被打击得更是抬不起头来。只要保持三晋的紧密联盟,逐步向外蚕食土地,因为魏国居于领导地位,可以始终保持分到较大的利益,是条极好的发展路线。
  
  第二位:魏武侯。
  魏武侯刚刚继位的时候,继续坚持其父的战略,魏国霸业相当稳固。
  公元前391年,三晋再次联合攻楚,差不点没把楚国打趴下。楚国只得以重宝贿赂秦国,秦国出面调停,才算勉强把这件事摆平。
  公元前387年,田氏代齐,篡权的田和想得到周王室的承认,得通过霸主魏武侯向周天子请求。可见魏国已是天下公认的霸主。
  
  但一旦魏武侯不坚持这个既定战略,就出问题了。冲昏他的战略头脑、蒙住他的战略眼光的,是一样很危险的东西——野心。
  公元前386年,赵国国君赵烈侯去世,其子赵章继位,为赵敬侯。争位失败的公子赵朔逃奔魏国。魏武侯认为这是一个极好地控制赵国的机会,出兵助赵朔夺位,结果未能成功,被赵国击退。
  就因为那一点点的野心,使得魏、赵反目,三晋战略同盟瞬间崩溃。战国形势大变。
  公元前381年,赵国攻卫,魏国救卫,赵国不敌,求助楚国,便有了我们在第109节提到的吴起率兵大败魏军的一战。可惜呀可惜,楚悼王与吴起,一对明君贤相,本应成为左右棋局的重要棋手,历史舞台却只给他们那么点时间,使得他们于棋局之中,一闪而没,令人扼腕。
  公元前380年,由于赵国反魏,使得魏国已无力隔着赵国控制中山,中山复国。二十八年前乐羊食子灭中山,而今一切成空。
  我们看到了,魏武侯一念之差,破坏既定战略,为害何其大也。而这一昏招的流毒,在他死后,更加严重,几乎给魏国招来灭顶之灾。不过好在战国之大,无奇不有。魏国能逃过一劫,全赖两位龙套棋手更昏的昏招。
  
  龙套一:赵成侯;龙套二:韩懿侯。
  公元前371年,魏武侯去世,其子魏罃继位,为魏惠王。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另一个魏国公子魏缓(史料中多称“公中缓”)求助赵、韩。
  公元前369年,赵、韩围魏,兵锋直抵魏都安邑,魏国势危。但战事未开,赵成候和韩懿侯却吵了起来。赵敬候主张助失位的公中缓除掉登位的魏惠王,割取魏国土地,扶植一个傀儡。韩国却主张使魏惠王与公中缓将魏国一分为二。
  眼见胜利唾手可得,双方竟为这事儿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最绝的是,韩懿侯竟连夜秘密撤去所有围魏的韩军,使赵国于不备间陷入孤军之势。魏相公叔痤趁机领兵反攻,杀公中缓,大破赵军。
  
  第三位:魏惠王。
  魏惠王接手的摊子够烂。战国之际,每个诸侯的境遇都可谓如履薄冰。因为群狼环伺,不容有失,你一旦受伤,周边之狼必会群起而上,狠狠地咬上一口方才罢休。
  公元前368年,齐国出兵夺取魏国的观津(今河南清丰),并将不少魏国的附属国收归己有。
  公元前366年、364年、362年,魏国连败于秦,损失惨重。
  魏惠王运气不错,正焦头烂额之际,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却染病身亡。秦国君位更替,给魏国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于是,就在这一年,魏惠王做了一个关键的战略举措——迁都大梁。
  这个举措在历史上饱受争议。那么魏惠王的战略出发点在哪里呢?就一条——恢复霸业。
  终其一生,魏惠王一直在为这同一个目标努力,从未有变,可谓奋斗终生。
  这一战略有问题吗?我认为没有。成为富强之国,威震天下,恐怕是当时每一个诸侯的至高梦想。魏惠王此举,无可厚非。他的错误是后来犯下的。更重要的,是在列国之间出了一个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的棋手,终将使得战国格局完全改变。
  这位棋手我们等会再提,先说魏惠王。
  
  就对大梁城的建设来说,魏惠王堪称中国的尼布甲尼撒。12个城门,11.5米高(五丈)的城墙,虽不及巴比伦城,但恐怕已超越齐国数百年历史的名城临淄,跃居中国第一城。晏婴说临淄“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接踵”,而大梁城的人口,恐怕也有数十万。
  不只是大,在魏惠王手中,大梁也成为了交通枢纽。除了陆路之外,魏惠王还修建了一连串的水利工程,最终形成了一条中国历史上最早连接黄河与淮河的大运河——鸿沟。
  要规模有规模,要交通有交通,南北客商,往来如梭,大梁城繁花似锦。那个时候你随便抓一个人来问,最想去哪里,答案八成都是大梁。因为那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在大搞经济建设的同时,魏惠王也并没有忘记,这是战国时代。魏国所赚来的大笔大笔的钱都用于军费开支,一度中断的“武卒”制度再度恢复。且因为钱多,养得起足够多的常备军,武卒在魏惠王手上规模达到了最大——二十万人。
  公元前358年,魏惠王命西河守将龙贾在西边修起一座长城,用意十分明显,以险关挡住秦国,专心向东,重振中原霸业。
  毫无疑问,魏惠王的目的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军事双料强国不是霸主,还有谁能是霸主呢?而且正在此时,上天还给他派来了一位良将,一个左右棋局的重要棋手。
  
  第四位:庞涓。
  庞涓的想法跟魏惠王基本上是一致的:让魏国称霸中原。他指挥着惠王给他准备的精良武卒连破赵、韩,亦使得韩、鲁、卫、宋等国纷纷来朝见魏惠王,赵国也忙不迭地与魏国修好。
  有了这样的成就,魏惠王和庞涓都注定是要名留史册的人物。他们都沉浸在霸业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之中。
  只不过,庞涓与魏惠王稍有不同。他不是君主,未免有点私心。他的私心,就是要成为天下第一名将。
  庞涓的私心当然不能算坏,只是太过强烈。最终,魏国霸业将和他的性命一起,因他的私心而毁灭。在庞涓的私心中,第五位重磅棋手登场。
  
  第五位:孙膑。
  这就是一段著名故事了。孙膑姓孙,却本不叫孙膑。庞涓请来他去魏国,却因担心地位受损,设计陷害于他。他无端获罪,被处以膑刑,双膝以下尽被截去。多亏齐使仗义相救,才使得孙膑脱离魔窟,来到家乡齐国,投身齐国将军田忌帐下做了幕僚。
  这位才华满腹的青年自此终身残疾,为铭记此辱,他不再使用自己原来的名字,改称孙膑,并终将以此名名扬天下。
  孙膑身逢大变,其遭遇之苦,远甚常人。对孙膑来说,倒不应该用什么战略眼光就要求他了。在他的世界里,或许只剩下两个字——复仇。
  我们看到,孙膑自公元前355年奔齐,其后十余年间,齐国与燕、魏、赵数次大战,孙膑只现身过两次,便是给庞涓插上的致命的两刀。也就是说,膑刑之后的孙膑,只为报仇而战。
  当然,孙膑能得报大仇,还要感谢第六位棋手。
  
  第六位:齐威王。
  齐威王可以说是与魏惠王差不多等级的棋手,两人在位时间相仿(齐威王比魏惠王晚登位14年,但两人于两年之内先后死去),功绩也相仿。
  齐威王同样继位于齐国中衰之际,其父齐桓公(齐国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一个极盛,一个极衰)在位之时,不只三晋和新近兴起的燕国频繁袭扰,甚至连鲁、卫这等二流国家都能攻城掠地而还,齐国可谓衰到极点。然而齐威王任用名相邹忌,修订法律,整肃吏治,不几年,齐国又以强国形象立于诸侯之间了。
  他的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争霸中原。
  
  魏惠王、齐威王两大诸侯有着同样的目标,帐下又有一对冤家,一场火拼在所难免。这场火拼的结果对战国形势的影响不言而喻,多半谁胜谁就是新任霸主。
  魏、齐之间即将爆发的两场大战是战国中期最重要的两场大战,却不是左右棋局最重要的事情。那是因为魏惠王、齐威王、庞涓、孙膑都不是这盘棋局中最顶级的高手,那位绝世高手,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人。请看下集——秦盛魏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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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6 19:54:56 | 只看该作者
  【113】 秦盛魏衰(中)
  
  第七位:商鞅。
  正如我们这节开篇所言,以上四位棋手与商鞅最大的差距,在于战略眼光。
  对魏惠王、齐威王以及各路诸侯来说,对当时各个运筹帷幄的谋国之臣来说,最高的梦想,都是笑傲沙场、称霸诸侯。
  但商鞅不是。商鞅的战略目标也很简单:增强国力。
  魏惠王、齐威王他们要笑了。难道我们没有增强国力么?
  的确,魏惠王、齐威王在振兴国力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他们增强国力,以及国力强大后一切战争的目的,还是为了称霸诸侯。
  而商鞅呢?称霸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所做的一切,包括军事行动,还是为了增强国力。
  接下来的历史,将向我们展示,这两种眼光的高下之别。
  
  公元前354年,我们的龙套赵成侯发动了一场对卫国的莫明其妙的进攻。
  说它莫明其妙,是因为像这种龙套棋手,基本上没有战略,想到哪步下哪步。卫国是魏国的属国,赵国又打不过魏国,你打个什么劲呐。
  但一场大战从这里开始。
  为了保护属国卫国,魏国派庞涓举兵八万攻打赵国,直逼赵都邯郸。兵法上讲,这叫“围赵救卫”。
  赵军连忙抛下卫国,回救邯郸。可即便是赵军主力,还是打不过庞涓,只好坚守城池,向齐、楚搬救兵。
  
  救还是不救,齐、楚都在思考中。但这时,一支军队出动了,目标魏国。领军的不是别人,正是商鞅。
  魏长城的两大重镇元里、少梁被商鞅迅速揽入怀中,魏长城抵御秦国的功能少了一半。此时变法刚刚推行第三年,应该是忙得分不开身的商鞅却对国际局势拿捏的一清二楚。得到实惠之后,商鞅没有恋战,立刻转回秦国。
  魏惠王却顾不了那么多了,对霸业来说,如果能拿下邯郸,那是何等风光,两座小城,丢就丢吧。庞涓继续猛攻邯郸城。
  邯郸告急一年之后,八万齐军缓缓而出。统帅是大将田忌,当然实际指挥者,是他身后车中所坐的那位幕僚,孙膑。
  孙膑的第一次精彩演出开始。
  
  这次演出的节目名称,我们十分熟悉,叫做“围魏救赵”。孙膑、庞涓不愧同出一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围魏救赵”大有玄机,与“围赵救卫”完全不同,这根本就是孙膑专门为庞涓一个人设计的战术。因为孙膑之念无他,报仇而已。
  魏国重镇平陵外面,出现了一支齐军。但令魏国守军惊讶的是,这支齐军不仅人数不多,且不堪一击,在魏军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魏国人有点搞不懂了,外面盛传的齐国变法图强,就变出些这么弱的军队?
  但好戏还在后头,更令魏人吃惊的是,又一支军队开始攻打魏国国都大梁。而这支齐军,至少从军容上看,比平陵城外的齐军好不了多少。我们前面说过,魏惠王将大梁建设得坚不可摧,岂会惧怕这些许齐国残兵。
  但大梁城外的齐军并没有像平陵城外那样轻举妄动,他们基本是在大梁城外旅游。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
  大梁是魏国国都,魏惠王没有轻举妄动,攻城的敌人不急,我急什么。他继续静候庞涓的佳音。
  庞涓不负众望,两月之后,邯郸城被庞涓拔下,赵国王室弃城逃跑。这是战国时代第一次大国国都陷落,有此功业,庞涓的梦想成真,天下第一名将,舍我其谁。
  
  庞涓当然听说了大梁城外的动静,他也当然知道齐军的总指挥是孙膑。他虽然残害了孙膑的身体,但未必抹去了孙膑的才华给他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在战场上击败孙膑,会给庞涓带来更大的满足。
  其实庞涓应该怀疑的。齐国复兴,天下皆知,齐军却如此孱弱,令人生疑。孙膑之能,庞涓素知,用兵如此不着边际,令人生疑。
  但是,人分为两种:清醒的和不清醒的。这与才华无关,是人的另一种性格。许多无能之辈很清醒,许多才华横溢之人却很容易在欲望、骄傲、愤怒之类的情绪中迷失。
  不清醒的人很有趣,当他作出一个实际上很荒谬的判断时,他会给自己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判断。实际上那些理由都不重要,是情绪让他作出的判断。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自欺欺人,但自古以来无数天才之人跌倒在这自欺欺人之中。“当局者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庞涓即是如此,击败孙膑的强烈欲望使得那么多疑点在这个常胜将军眼中视而不见。如果对手是别人,我打赌庞涓不会犯下错误。
  而孙膑呢,必定是那场飞来横祸使得他大彻大悟,看透了人性,读懂了人心。一个纯朴轻信之人一下子变得心机深沉,成为一代心理大师。
  说他是大师,是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陷阱。他的军事行动荒谬至可笑,他预料到庞涓会回救大梁,根本不是因为大梁非救不可,而是因为对庞涓来说,他孙膑非打不可。这个计谋只会对庞涓奏效,而且,确实奏效了。
  庞涓拿下邯郸之后,二话没说,将所有辎重留在邯郸,亲率轻兵,日夜兼程,驰援大梁。
  庞涓想要救的不是大梁,而是自己那颗自卑的心。
  桂陵(今河南长垣),六万精锐齐军以逸待劳,三万魏军全军覆没,天下第一名将庞涓束手就擒。
  
  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一场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战例——围魏救赵。但其实围魏是假,救赵更无从谈起。齐军的整个战术,都是围绕着那位特定的对手庞涓设计的。孙膑就像一个狡猾的猎手,躲在暗处,完全摸清了猎物的所有习性之后,一击得手。面对如此高明的猎人,纵是斑斓猛虎,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但谁都不愿意做这样的猎人。因为这个猎人,是被逼出来的。能激发出如此高超的捕猎技巧的,或许只有一样东西——仇恨。
  
  我们说过,战国时代群狼环饲。魏国大败于齐之后,楚国也出兵,仍打着可笑的救赵的旗号,趁机咬掉了魏国南边的一大块肉。商鞅也再度出击,将魏国旧都安邑收入囊中,随即拿下定阳(今陕西延安),光复河西,指日可待。
  魏惠王可谓一败涂地。
  公元前352年,魏惠王修好于齐,赎回庞涓。
  公元前351年,魏惠王修好于赵,还回邯郸。
  但魏惠王心中的霸业梦灭了么?绝对没有。他根本都没去恢复元气,便开启了新的战事。这次的目标,是秦国。
  公元前350年,魏国主力向刚刚丢失的定阳挺进。
  此时秦国变法初成,国力大振。且商鞅算无遗策,连战连捷,西河之地夺回不少,秦国国内士气大振。而且魏国大举攻秦,腹背却未必安全,齐、赵、韩、楚虎视眈眈,秦国稍稍外交斡旋一下,未必不能让魏国捉襟见肘。以当时情势来说,秦国当可一战。如若痛击魏国,必然可以在诸侯之间树立其变法之后的强秦形象,跟齐国一样,令各路诸侯再不敢小视秦国。
  但商鞅做了什么?——苟且求和。将接连打下的西河之地尽数归还魏国,与魏国修好。
  
  每次读史至此,我都对商鞅的战略眼光佩服得五体投地。所有棋手的眼光,都盯在局部的死活,魏惠王、齐威王、庞涓都是死活高手,孙膑的手筋,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但商鞅的眼睛,片刻都没有离开全局。当列位棋手在战国大地上人头攒动之时,商鞅却迎风独立在巍峨山巅,微笑地注视着他的对手们。
  此时商鞅正在筹划的,是远比攻城掠地重要得多的大事——第二次变法。
  成功与魏国修好之后,第二次商鞅变法随即展开。六年前,无比严明的赏罚制度,震动天下;耕战立国,已开始成为秦国的基本国策。这一次,商鞅要将他独特的治国理念全面铺开,一代铁血王朝,将在他的案头现出雏形。请看下集——秦盛魏衰(下)。
125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6 19:55:17 | 只看该作者
  【114】 秦盛魏衰(下)
  
  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是要将秦国打造成一个人多、粮食多、军事超强的国家。为什么要把秦国设计成这样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在战国纷争中夺取最后的胜利。一切辉煌霸业,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围绕着强国的终极目的,商鞅第二次变法,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理念和制度。这些理念和制度,有些被沿袭了千年之久。
  第一,最早的土地私有化。也就是著名的“废井田、开阡陌”。把井田废了,开出路来,其实就是把各家的田都圈起来,保护私人土地。土地都是私人的了,种粮积极性就高。保证充足的粮食产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基础的基础。像希腊诸城邦内战,一旦被掐死粮食进口,就玩儿完了,所以很不经打。
  第二,最早提出,每一个男丁成年之后都必须服兵役。这种兵役制,许多朝代都沿用。而且商鞅效法吴起,组成职业军人,称为“锐士”。因为配以严明的赏罚制度,秦军锐士的作战能力甚至超越了闻名天下的魏武卒。对于三大强国职业军人的水平,后世荀子给了评价:“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这两条还是讲农业和军事的,耕战立国,始终是商鞅治国理念的核心。其实谁都知道,农业和军事很重要,但还从没有一个人把它们拔到这样的高度。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商君书·农战》
  
  另外,商鞅力主迁都咸阳,使秦国也建起一个堪比大梁、临淄的大都市,还强制移风易俗,改变秦国男女无别、长幼无序的局面,逐步洗脱蛮夷之名。这很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别国的人纷纷投奔秦国。商鞅变法之后数年间,三晋因向往安宁富庶而举家迁往秦国之人,竟达百万。商鞅说,这同样也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效果甚至胜于战场杀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商鞅这里,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其他政策诸如大力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都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次商鞅变法,竟已勾画出其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的轮廓。就其影响力来说,商鞅恐怕已经超越了周公,超越了梭伦,超越了他的所有前辈。
  
  商鞅在不停地为增强秦国的国力努力着,魏惠王也在不停地为他心中的霸业谋划着。
  公元前344年,消停了六年的魏惠王再次找到了他应该打击的目标——新兴的秦国。这一年,魏惠王召集十二路诸侯在逢泽(今河南开封)会盟,明里是效法春秋,共尊周天子,暗里却是图谋共伐秦国。
  魏惠王刚抬手,商鞅便递出了应对的招数。结果,一场伐秦大会,竟然来了秦国的代表。而且这代表的规格也相当高:秦国最高军政长官大良造商鞅,以及秦孝公的兄弟公子少官。
  按商鞅对秦孝公所分析的,以秦国目前的实力,未必一定能战胜以魏国为首的十二国联军,所以现在不能打。于是商鞅甘愿以身犯险,亲赴魏国,阻止魏王伐秦。
  说阻止就阻止么?谈何容易。但对商鞅这种级别的棋手来说,却是易如反掌。
  我们都知道战国中后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纵横家,游说诸侯,将列国关系玩弄于股掌之间。或许你不知道,商鞅也是个中高手。
  纵横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抓住对方的心理最薄弱的环节,一击而中。两千多年后,一个美国人也悟透了其中的奥妙,写下了一本教人怎样说话的书,畅销全球,书名便一语道出纵横术的核心思想——《人性的弱点》。
  魏惠王的弱点在哪里?商鞅一眼就看到了——急于重振霸业的心理。
  我们说过,魏惠王一生都在做这个,岂有不上钩之理。
  商鞅对魏惠王说道:“大王您看,逢泽之会虽盛,来者不是宋、卫,便是邹、鲁、陈、蔡之类的小国,这远不足以凸显大王霸业之盛。大王不如北面结好燕国以攻齐,赵必从之;西面结好秦国以攻楚,韩必从之。如此以来,大王有伐齐、楚二强之心,那就不止是霸业了,而是王业。大王不如干脆先行称王,再伐齐、楚,必当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魏惠王听完这番话之后什么反应,《战国策》记载:“魏王悦”。敌人几句话就让他言听计从了么?原因正在于商鞅牢牢抓住了魏惠王的弱点,句句让他无法拒绝。
  魏惠王的确可以继续攻秦,但秦国地处边陲,胜秦不过击败一蛮夷而已。何况齐、楚、赵、韩在身后窥伺着,不怎么划得来。可伐齐、楚就不一样了,必定名显天下。而且,魏王大搞会盟,齐、楚睬都不睬一下,可秦国却主动示好,其间亲疏差别何等之大,没有道理反而去攻打秦国。何况称王天下,与七百年历史的周王室平起平坐,这样的诱惑,对魏惠王来说,根本无法拒绝。
  在商鞅的支持下,魏惠王就这样称王了。王业初成,总要拿谁来开刀吧。魏惠王不傻,没有直接扑向齐、楚二强,而是转向另外一个新兴强国。
  
  龙套三:韩昭侯;龙套四:申不害。
  申不害在中国哲学史上,常与商鞅和齐国学者慎到并列,被称作法家三大代表人物。其在韩国的变法也是有声有色,将这对君臣称作龙套似乎有些委屈了。
  但是,在这盘棋局中,他们注定只是龙套。当时的战国七雄魏、齐、楚、秦、燕、赵、韩中,韩国的综合国力最弱,又地处中原多事之地,兴国极其困难。天幸出了一个治国良才申不害,他们应该像秦国一样,保持低调,拼命发展,以求在诸强纷争的缝隙中得到相对安宁的发展环境,再从长计议。
  可是韩昭侯呢,申不害变法刚刚有成,便以为自己已是强国了。魏惠王逢泽大会,秦国都忙不迭地从西陲赶来附会,魏国最近的近邻韩国却予以抵制,终于招致了灭顶之灾。
  公元前342年,庞涓、太子魏申率十万大军攻韩。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对韩国说:“你们顶住,齐军旦暮且至。”韩国士气大振,与魏军血战,结果五战五败,损失惨重。齐国的“旦暮”又是一年,一年之后,齐国大军出动。十万大军扑向大梁。
  你说庞涓会不回救吗?桂陵战败之后,庞涓一定觉得,所有人看他的眼光都变得异样。他无法忍受。上天给了他第二次机会,他岂能错过。
  我还会再上第二次当吗?这一次,庞涓置韩国于不顾,与太子申率所有十万大军全部回击孙膑。
  大梁城外的齐军未等庞涓军至,转身就跑。庞涓、太子申紧追不舍。但这次庞涓当然谨慎多了,沿路探查埋伏,是少不了的。但这样慢吞吞地追,是追不上的,仗是打不起来的。这不是庞涓希望看到的,也不是孙膑希望看到的。
  孙膑必须要加把火,让仗打起来。
  庞涓忽然发现,齐军第一日扎营,营地留下十万只灶,第二日,留下五万只,第三日,只剩下两万只。这让庞涓确信,齐军确实是怕了威震天下的魏武卒,才放弃大梁的。一路又不断逃跑。
  十万到五万到两万,难道不是跑得太快了一点吗?令人生疑。但庞涓此刻又不在理智的状态。对于不理智的人,事实是怎样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庞涓愿意相信事实就是这样的。于是他抛下武卒,亲率轻锐骑兵日夜兼程追赶“胆怯”的齐军。
  马陵峡谷(今河南范县),夜,万箭齐发,魏军全军覆没,庞涓兵败自杀。太子申更是庸才,魏国后续部队同样没能躲过埋伏,太子申被俘,十万精锐大军消失得干干净净。
  当年五月,齐、赵夹攻魏国,各自卷走魏国边境不少城邑。魏国一蹶不振,永远与霸业告别。齐国声威鼎盛,“诸侯东面朝齐”。
  
  但不幸的是,荣耀来得太快太大,使得齐国内部开始争利。名相邹忌与名将田忌失和,竟至刀兵相见,田忌出走楚国,孙膑不知所踪。齐国霸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真正得到最大实利的,还是一直躲在后面隔岸观火的秦国。
  公元前340年,商鞅领兵攻打西河,魏国公子卬率军迎战。双方还没开打,商鞅说,不如我们还是议和结盟吧。由于之前两次魏、秦大战之前,商鞅都是提议议和,而且条件优厚,公子卬以为他故技重施,便爽快的答应了会盟。
  双方大摆酒宴、相谈甚欢,忽然席间伏兵突起,公子卬束手就擒。商鞅随即向魏军发起总攻,魏军猝不及防,且军无主帅,顿时溃不成军。
  失落半个多世纪的西河之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回归秦国。
  
  商鞅,不只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同样也是战国大棋局中最最顶尖的棋手。他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他的所有对手。在他的精妙设计下,战国列强的西边,出现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惧的敌人——秦。
  战国余下百来年的格局,就这样被商鞅几乎凭一己之力写就。但大家或许都知道,这样一位立下不世奇功的奇才,其结局却是至为悲惨的。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此悲剧的结局?请看下集——商君之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6 19:55:36编辑过]
126
发表于 2009-11-27 23:05:28 | 只看该作者

谢谢飞猫兄。今天又长了见识。

127
发表于 2009-12-3 17:42:56 | 只看该作者
飞猫兄,非常喜欢你写的这本书!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途径可以读到下面的部分?谢谢!
128
 楼主| 发表于 2009-12-3 20:40:08 | 只看该作者
QUOTE:
以下是引用robert1975在2009-12-3 17:42:56的发言:
飞猫兄,非常喜欢你写的这本书!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途径可以读到下面的部分?谢谢!

 

这本书不是俺写的,是俺转贴的,俺是强盗式拿来主义高手。^O^

 

俺要出书,估计也得二年后,这样才合乎自己的个人标准。

129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9 23:18:06 | 只看该作者
  【115】 商君之死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一种是做人的。
  大多数人其实兼具这两种人的特征,但有些人物,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之人,常常走向了极端。
  怎样区分这两种人呢?第一种人,一旦事情交给他,他会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不顾一切,必定要把此事做成、做好,方才罢休。而第二种人呢,事情做不做得好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不得罪人,甚至借做事买好送人情,以广结善缘,而他洒下人脉的牺牲品,便是本来该做的事情。
  这两种人你喜欢哪一种?你的答案或许很肯定:第一种。
  两千多年,中国数个朝代,最难消除的便是官场之弊。政令不通,法令不行,在中国古代,简直是家常便饭。无论历代政府怎样努力,这积弊总是难以根除,原因正在于官场之上,做人之人何其多也,做事之人何其少也。第二种人,着实令人厌恶。
  
  可是,你真的喜欢第一种人吗?却也未必。事实是,人们虽然对第二种人有气,虽然第二种人在悄悄破坏这个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转,虽然第二种人在无形之中蚕食走了很多本来属于你的利益,人们对于他们仅仅是骂骂而已。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满面春风般和煦的笑容迅速就融化了你心中的坚冰,你很快就与他称兄道弟了。
  而第一种人呢,为了将事情做成,他无暇去平衡各方势力,他甚至会拿走你手中那些本不该属于你的利益。当你找他网开一面之时,他会突然变得好像不认识你。尽管他默默地为人们做了很多很多,但却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对于这样的人,他得罪了太多人,人们会群起而攻之,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毫无疑问,商鞅就是第一种人的极致。他做事做到了极致,他的死也惨烈到了极致。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因商鞅功大,将其封在商於之地,治下十五城,名号商君,权势已极。
  其后不久,一个叫做赵良的人来见商鞅。两人的对话,被司马迁原原本本地记录在《史记》之中。看得出,司马迁对赵良之言颇为赞赏。对话中,赵良列举了商鞅的数条罪状:
  其一,“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也就是说,商鞅当年得见秦孝公,靠得是“嬖人”景监的引荐。“嬖人”是什么意思?男宠。把这种陈年八卦拿出来说,可见商鞅的反对者为打击他已是绞尽脑汁了。
  其二,“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说商鞅不为百姓着想,把精力都花在大搞建筑上面了。原来商鞅是搞建筑把秦国搞成战国首强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三,“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太子师傅为什么受刑,因为太子犯法,按律治罪。原来犯法不应治罪,治罪便是积怨。当然,他说的是事实。犯下错误而又想逃避惩罚,是人类的本性。
  所以综上所述,赵良给出了结论——“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商鞅不是做人之人。你如果不是做人的人,那么即便你使秦民安居乐业,即便你使秦国国富兵强,即便你为秦国重新夺回山河之险,那你必然也是“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了。
  
  赵良还真没说错,不久之后,商鞅的灾难就来了。
  
  我们在上一篇曾列出了战国中前期的七大棋手,但其实还遗漏了一个。遗漏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唯一可以和商鞅相提并论的棋手。
  第八位:秦孝公。
  其实,无论是制定法令、勾画蓝图,还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抑或纵横捭阖、谈笑退兵,秦孝公与商鞅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若论独立的振兴国力之能,秦孝公也未必可与魏惠王、齐威王相比。
  但是,秦孝公确有着其独到而坚定的战略眼光,那就是他永远清醒地知道:秦国的现在和未来,就着落在这个叫商鞅的人身上。
  终其一生,哪怕是波浪滔天,哪怕是黑云蔽日,他的眼光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新法一出,举国尽骂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太子犯法,兄弟被处以重刑的时候,他在支持商鞅;待到商鞅功高震主,秦民只知商君,不知秦公的时候,他还在支持商鞅。
  变法大成之日,商鞅功德圆满,他毅然将十五座城池划给这位臣子,实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求贤时“尊官分土”的诺言。
  公子卬中计,西河尽失之时,魏惠王曾感叹:“吾恨不用公叔之言!”可是以魏惠王的胸襟,他用得了商鞅吗?
  上天把商鞅给了秦孝公,上天也把秦孝公给了商鞅。在这个世界上,懂得商鞅的人,或许只有秦孝公一个。商鞅这等国器,只有秦孝公这等君主才配拥有。魏惠王不配,秦孝公的儿子也不配。
  (待续)
130
 楼主| 发表于 2009-12-29 23:19:17 | 只看该作者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病死,死在了商鞅之前。
  临死前,秦孝公准备把君位传于商鞅,商鞅坚辞不受。在这一刻,秦孝公想的或许是,只有把君位传给商鞅,方能使秦国富强下去;而商鞅想的或许是,只有保持君位的正常传承,才能保持秦国的稳定发展。
  两个一生做事的人,惺惺相惜,生死相扶。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甫一上任,曾因太子犯法被割去鼻子、十年未出家门一步的公子虔便出山,告商鞅谋反,惠文王通缉商鞅。
  商鞅欲反,为何不在秦孝公传位时接位呢?实在是有些荒谬。但荒不荒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秦惠文王来说,必须要除掉商鞅。原因《战国策》里写得很清楚:“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鞅逃至边关,想住店。结果掌柜的撂下一句话:“商君法令,没有身份证住店,店家是要坐牢的。”在一个边关僻壤之地(商鞅逃跑,想必不会走大地方),法令仍被执行得不折不扣,不知商鞅心中是喜是悲。
  商鞅逃往魏国,但魏惠王绝没有容他的度量。结果商鞅回到封地商於,起兵造反。
  以商鞅的智慧,绝对不会想不到,造反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此时起兵,绝不是为了夺取那曾经推辞掉的秦国君位。他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他终于要为自己做一件事,不是为了谋求什么,仅仅是反抗世界的不公罢了。
  毫无悬念,商鞅兵败被杀。秦惠王车裂其尸,尽灭其族。
  
  这位为秦国呕心沥血二十载的人,就这样被杀死了。秦国的民众有何反应?——“秦人不怜”。
  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惧怕改变,改变之后,他们便只记得他们失去的,而选择性地遗忘了他们所得到的。他们享受着商鞅给他们带来的富庶与荣光,却拒绝接受法令的约束。那不是一个大家可以闭着眼睛享受生活的年代,而是一个战乱频发,随时可能有敌军破门而入的动荡之世。一旦战败亡国,男人被杀,妻儿没身为奴,乃是常有之事。
  如今,这些灾难对秦人来说,已经几乎不存在了。然而,为他们免除灾难的那个人,已经被他们杀死了。
  他身后,连一个后代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富强的秦国,只留下一腔遍洒刑场的热血。
  那殷红的血,映照出的是世界的残酷,映照出的是人性的残忍,映照出的是现实的悲凉。
  那殷红的血,永远留在了人类的史书之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我们知道,《史记》各个人物列传中,篇尾的“太史公曰”是对人物盖棺定论之言。世人论商鞅,大致如此,贤如太史公,亦莫能外。
  然而商鞅因何得此恶名?西汉学者刘歆一语道破天机:
  
  “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一生做事,从未做人,如此而已。
  
  因为有了商鞅,中国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说来也巧,在西方,同样因为一个人,使得希腊的格局完全不同。我们先去看看此人出场之前的希腊。请看下集——纷乱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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