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国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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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储蓄的“罪过”

经济学家与政客们都有宽广的国际视角，于国际扬名、从世界赚钱，风险外部化，收益私人化。透视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有宏大气魄，很少有从华尔街的贪婪出发，而是从全球经济失衡着眼。认定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此前国际经济学界早有一系列的理论铺垫，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方有中国（至于日本、东亚还有中东等资源富庶国则不论），而中国的高储蓄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此便结论美国的金融危机缘于中国的高储蓄，美国似乎一下子从纵火犯变成了受害者，而中国霎时间却由受害者变成了纵火犯。

来看有板有眼的理论论证，根据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当一国储蓄大于投资时，该国为净出口国；当储蓄小于投资时，该国为净进口国。据此，相关官僚与学阀推论：正是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压低了美国利率，才使得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虽然他们并不否认美国的低储蓄和财政赤字对本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但是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并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因此，储蓄过剩的中国应当承担经济调整的主要责任。

“I－S＝M－X”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退一万步，即便该等式成立，但是得出“中国应当承担责任”的论点仍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在等式“I－S＝M－X”中，存在四个变量，每个变量都独立发挥作用。除了储蓄过少之外，出口过少、进口过多、投资过多等问题都可能导致一国贸易逆差的出现，如此，不能简单地推论等式左边的储蓄失衡是等式右边外贸失衡的原因。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在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背后，还有众多诸如政府经济政策、产业竞争力、企业投资与大众消费的意愿与能力、人口结构乃至统计方法等因素，都会对四大变量产生影响。因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考察显然不能简单停留在对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分析上，而应该研究四大变量背后的驱动因素。伯南克否认美国经济或当局政策应当对美外贸失衡负责，明显是在玩弄推卸责任的障眼法、混淆视听的乌贼术。

其次，即便只研究储蓄问题，也不能得出中国的高储蓄应该为美国外贸失衡负责的结论。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之间在一般逻辑上不存在因果关系。中国的高储蓄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消费心理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的低储蓄也是由美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长期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政策、美国人预防性储蓄需求较低、大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等因素综合导致的。二是中国的过剩储蓄（总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额）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之间在时间上构不成因果关系。中国的储蓄过剩现象只在近些年比较明显，而美国的外贸逆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仅有三年（分别是1980、1981和1991年）出现过小幅经常项目盈余，其余年份都是逆差。1992－1999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从0.8%逐渐上升到3.2％。三是中国的储蓄过剩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规模上相去甚远。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中国的过剩储蓄占其GDP的7％，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接近其GDP的7％，而中国GDP只相当于美国的20%。即使中国所有的过剩储蓄都流入了美国，也远远无法满足美国人的过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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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搅浑一池春水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积累，而没有积累就没有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形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当美国取得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后，在美元取得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后，美国人开始骄奢淫逸，其不断扩大的消费胃口远远超出它自身的生产能力。于是，美国便通过在国际社会中的垄断地位，生产一种叫做“美元”的绿色纸张，来换取世界制造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然，是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使然。

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元汇兑本位制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原因是美国无法摆脱所谓“特里芬难题”，在出现巨额外贸逆差后，无法维系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崩溃了，但是其阴魂未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仍然存在，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保持，美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仍然维系。而且美国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更加行动自由，只享受铸币税特权，而不再承担国际汇率与金融市场稳定的义务。甚至有意与无意制造、放任金融市场动荡，以便让投机资本（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对冲基金）火中取栗，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选项。

在经济自由化的诱惑与压力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不断开放，但是由于缺乏对宏观经济的驾御以及国际金融的应对能力，他们往往通过事实上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来寻求经济环境的稳定。为了抵御外部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乃至金融市场的冲击，这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惟有通过贸易顺差来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这必然形成对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需求，从而为美国获取更多更大的铸币税提供了市场。在黄金被美国人为非货币化、国际大宗商品主要受美国垄断资本操纵、其它主要储备货币不断受美国无情打压的前提下，国际外汇资金一般只能流向美国，而美国众多有战略价值的资产都被以国家安全之名被严格保护，因此购买美元债券资产成为当然的选择，而这又为美国人持续过度消费提供了融资。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对于主导当今国际秩序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从内部寻找此次危机的原因更具有说服力。自上世纪70年代后，在日本与欧洲的迅速赶超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美国的商品贸易由此也就进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入超时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受到成本压力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国内产业的空洞化。与此同时，美国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虽然扩大了服务贸易的顺差，但是远不能抵消商品贸易的逆差。因此，对外贸易失衡便成为美国经济的一种常态。2000-2005年，美国工业产值仅增加5％，美国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最高不到4％下降到接近-2％，而同期耐用商品消费却增加了30％。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一方面陷入非理性的负债消费漩涡，一方面消费增长尤其是对进口品的需求增长过快。与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欣欣向荣，竞争力持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外国先进技术与本土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其实，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螺旋般往复，今天众多国际纷争总感觉曾似相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曾将本国经济失衡归咎于日本的高储蓄，由此迫使日元不断升值，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泡沫，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削弱对手的竞争力，损人就是利己，这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一贯逻辑。如今，美国又故技重施，指责中国的高储蓄，压迫人民币升值。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士一般都明了美国搅浑水的司马昭之心，只有中国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在“很傻很天真”，为美国将脏水泼向中国帮腔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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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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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美国自导自演

在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依靠大肆海外举借来维持经济的繁荣。在虚假繁荣的泡沫背后，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鼓励消费，美政府穷兵黩武。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消费主义在美国呈现严重泛滥之势。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最高曾达到12％，之后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2000年这一比例已降到2％左右。2005年和2006年，美国家庭已经入不敷出，储蓄率降为负值，而上一次美国家庭储蓄率为负值是1933年和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如今，美国人每天必须从海外借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近年来，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如让国人全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和不负责任的信贷扩张（如向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为赤字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越战，美国总统约翰逊犯了一个大错。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黄油和大炮”可以兼得，即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外部出现巨大经济失衡，美元与黄金不得不脱钩，布雷顿体系崩溃。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推行减税政策，由此美国财政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好不容易积攒的盈余很快转为赤字，并且债台高筑，终成天量，乃至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从13位数调至15位数。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风险小，一向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但是，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势必破坏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提高还款风险。如今，美国正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使美国国债的持有者面临资产缩水的巨大危险。

自由放任，美联储监管失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美国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调控，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强调市场自动运转即可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2000年，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动之下，国会又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期货市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为一些复杂的投资衍生品交易亮了绿灯。由此，次级贷款如决堤之水。

在强调权力制衡的美国政治体系中，美联储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机构。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总统都不能对美联储主席直接发号施令。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可以像美联储显得那样独立。这种特殊地位赋予了美联储完全的货币政策制定权，但也为美联储与某些政治力量的合谋预留了可能。9·11恐怖袭击后，为防止国民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存款利率削减至1%，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超低利率催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并造就了次贷神话，超过1.3万亿美元以次级方式贷出。面对房产泡沫危局，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发明了一种叫做“本国偏见”（home bias）的新理论，来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在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这场危机暴露了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中存在缺陷。他承认错估了形势，过度相信金融机构的自律而放松了监管。

挽袖豪赌，华尔街遗祸世界。20世纪早期，在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中出现许多投机公司，出入这些公司的人们不是购买股票，而是对股票上升或下降进行赌博。这种毫无束缚的投机导致1907年的恐慌以及股票市场的崩溃。随后美国立规将该类投机定为“重罪”，明确加以禁止。然而在100年后，美国再次重蹈覆辙，失去监管约束的华尔街成为豪赌者的天堂。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取消了联邦部门对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大大刺激了金融产品的“创新”。美国的金融产品被高度证券化，2007年美国的房贷、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均被打包上市，债券市场规模是经济的2.2倍。

从本质上讲，这些新产品是针对美国借贷市场的表现和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偿付能力的一次豪赌。例如，许多衍生品是针对利率或汇率升降的赌博。过去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赌博——信用违约互换，赌的是次级按揭贷款的借款人是否会拖欠还款。这个赌博如今引爆了华尔街，导火索就是住房市场的崩塌，炸药是大型投资公司为“分散风险”在全球发行并出售的复杂抵押贷款债券，而在这些抵押贷款证券上下注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根据美国2000年通过的新法律，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完全不受监管，出售它们的大银行或投资机构根本不必预留任何资金，以补偿它们的潜在损失。然而，随着利率提高，按揭住房价格不断降低，信贷资金链终于断裂，最终引发大型金融机构的内爆。欧洲的众多金融机构因为大量持有此类债券，也陷入了金融恐慌之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走出国门”，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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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来的繁荣，能撑到几时？

从很早开始，就有经济学家批判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称之为虚假繁荣。认为这种繁荣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持久，因此未来某日轰然崩塌，也实属意料之中。在英语中，虚假繁荣也叫“借来的繁荣”（borrowed prosperity）。“借”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人从国外借钱支撑美国的繁荣，二是当代美国人向未来美国人借钱支撑当前的繁荣。因此，它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外国人突然对美国人的还款能力产生怀疑并停止借贷，美国经济将受到多大冲击？二是如果当代美国人一味透支未来美国人的消费能力，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到什么时候会戛然而止？

目前第一个问题已经为世界瞩目。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断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扬。3月20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本财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创纪录的1.85万亿美元，而2010至2019财年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则会高达9.3万亿美元。美国的还债能力已令多方质疑。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承认，如果赤字问题处理不慎，美国经济有可能“从危机转变为灾难”。

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是美国国内已有一批有识之士行动起来，成立了“彼得森基金会”。他们于美国四处奔走，希望能帮助普通美国人了解美国面临的危机。按照美国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07年10月1日，美国政府长期债务达到52.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全世界GDP的总量），这意味着每个美国居民必须负担17.5万美元，每个职工41万美元，每个家庭45.5万美元。正如美国前总审计长大卫·沃克所言，美国“患上了财政癌症，如果不治疗，它将给国家带来灾难”。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说，治理不良的政府会惯用两剂万用药，第一剂是通货膨胀，第二剂是战争，两者都能带来短暂的繁荣，但从长期看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21世纪之初，美国接连发动两次海外战争，现在仍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全身而退。而在美国经济因金融危机陷入全面衰退的今天，美国无视通货膨胀的灾难性后果，而开始疯狂印刷美元，向全球转嫁危机。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客与学阀却颠倒黑白，竟然一味指责其他国家，而不思己过，抑或如同华尔街一样，已经失去了道德罗盘，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危机时代美国唯一的出路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消费模式、调整产业结构、重建金融业监管制度、正视自己应当承当的国际责任，并以更加谦恭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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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之五

“中国威胁论”：到底威胁了谁？[1]

2007年8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的文章，文章放大中国两位学者的个人言论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这一“误读门”事件如同投下一枚震撼弹，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为此强调，“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当然，北京方面的波澜更多是因为“友邦惊诧”。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滥用强势话语权的又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不断以武力欺负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时常威胁中国，中国偶尔怒目相向，或作些声音微弱的申辩，于是便有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对于历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多年来中国要么是疲弱无力的回击，要么是闭目塞听的沉默，可是在西方看来沉默就等于默认，这便助长其肆无忌惮的喧嚣。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能数得上的“大块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也实属必然。“鲸鱼出水的时候，目标太大，而它对水面上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时候最脆弱，很容易受到偷猎者的攻击”，智者之言当引以为鉴。

2007-2008年的世纪金融大危机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实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脱颖而出，迅速进入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的“中间地带”，举手投足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9年终，中国国家统计局根据最近全国经济普查，调升了2008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一时间有关“日中经济逆转”、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报道被西方媒体不断爆炒。“山雨欲来风满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的贸易战、货币战与投资战，“中国威胁论”正以更大的声势与更险恶的行动令中国全力招架。

中国人一贯勤劳守拙、忍辱负重。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公众视线，经常以中国为靶子，肆意加以歪曲、丑化和攻击，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家常便饭，尤其是在美国大选期间，部分政客、媒体对中国的傲慢、偏见与无知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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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内容曾以《故伎为何重演？美国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背后》为题，发表于《上海证券报》2004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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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需要“中国威胁”

布热津斯基曾坦率地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过去，美国长期用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凝聚盟友，发号施令。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黑老大总需要为黑帮制造一个对手。苏东巨变后，美国的冷战思维越来越捉襟见肘，盟友们越来越注重实际利益。近年来，尤其是对伊拉克入侵、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民主与自由的旗帜无可避免地滑落了。越来越多的世人意识到，美国才是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源头，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于是乎人们看到，美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很难成为整个西方或其盟友的敌人与对手，在经济上尤其如此。因此，对中国的打压，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近年来，美国热炒“中国威胁论”通常是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总统大选或国会选举时出现的。上一波炒作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1]是在美国经济经济遭遇网络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重创美国经济恢复信心之后出现的。当时，美国抛出一个国际金融恐怖平衡理论，称中国通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经由“中国制造”，将本国的通货紧缩输送给世界，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此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但失业问题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这时又有政客与媒体抛出怪论，美国之所以出现了“无就业增长”，是因为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于是，美国又借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指责中国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而谋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美国国会议员扬言要通过法案，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家”，要求中国在规定的时间（6个月内）、按规定的幅度（25%-40%）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就应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依照美国政客的分析，人民币升值可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与就业，减少美国外贸逆差，但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纯属无知妄说。首先，当今国际分工中，中美两国产业处于两端，美国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据优，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见长，互补性最大，而竞争性最小，何来对美国构成威胁？其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美国制造业集中于知识密集型，国民经济中服务业超过70%，部分技术行业外包主要为印度占据。中国没有抢美国人的饭碗，相反仅在2004年，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中至少获利600亿美元，为美国国内创造了400-800万个就业岗位。第三，美国对中国的外贸逆差主要由美国过度消费需求以及对中国出口管制[2]导致，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这两大要素，只会将对中国的进口转移到其它更低成本国家。

对于美国的歪理邪说与无理要求，就有良知的美国人仗义执言：美国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已经从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失业增加直接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容易让感情模糊了理性视线。华盛顿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格里斯沃德指出：“人人都说，美国的资金都投往中国去了，也把美国的工作吸引走了。可真实情形差得太远了。美国本土制造业每年的投资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投资还不到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从1999年到2002年这最近四年中，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每年只有12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公司在欧洲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160亿美元。中国和印度的投资环境远远比不上欧洲富裕国家，美国公司主要的资金都去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和印度。”对于布什政府支持美国制造业人士向中国施压，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指出：“显而易见，布什政府的决定完全是大选前的政治决策。”

最新一波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样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学、媒还有部分商界意识到，金融危机纯粹是美国企业家贪婪、当局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等因素所致。在奥巴马上台初期，从白宫到华尔街，一度弥漫要总结危机教训、约束资本、强化监管的氛围。但是，在强大的集团利益面前、在美国积重难返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面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失业率不降反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无踪无影。在这种情况下，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挽救日趋滑落的支持率，奥巴马政府不惜以中美关系为代价，频繁制造对华贸易摩擦，高调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在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一些国会议员也有意借人民币问题大做文章，为自己赢得选举铺路，因为长期以来敲打中国业已成为美国政客最便捷、最廉价、风险不大且总有一些收益的政治工具。2010年3月15日，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

针对美国政学媒“三合一”对中国人民币高调、频繁施压，中国商务部部长指出，日本和德国以及中国本币升值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十分有限。[3]他指出，2005-2008年人民币已经升值20％多但中国的贸易不降反升，2009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贸易顺差下降了30％多。其实，近乎所有政治门外汉都知道，人民币问题很显然被美国政治化。美国政客不需要中国任何辩驳，因为强权就是真理。

美国擅长国际博弈，用“大棒+胡萝卜”的手段设法将对手拖入讨价还价的对话过程。一旦进入讨价还价就会有让步，而不管对手让步多少，美国也是全赢。因为表面上互有让步，但是美国实质上只不过是压缩自己的无理要求，而对手的任何让步都是实质性的。美国不断高压人民币升值、频繁制造贸易摩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排除要中国在持有与增加持有美元债券、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等重大经济问题、伊朗拥核与朝鲜半岛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向美国让步。近年来，美国看准中国要“始终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软肋，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断向中国施加无理要求而最终总能得到中国让步的做法屡试不爽。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一大政治“怪象”，即美国国会动辄要对两个主权国家举行相关听证或通过相关议案，这两个权国家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感叹中国越来越易于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的同时，也应当深刻检讨中国对美政策，以免不断为美国的无理要求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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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1年9月，日本率先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发难，指责中国因“廉价货币”而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并成功地使美国将注意力长期由日元转向人民币，由此人民币受到低估的说法才逐渐浮现。

[2] 最近一次在2007年，美国把中国单独列出来，对中国增加了几十个品种的大类的出口限制，如计算机、航空航天民用技术、数字数控机床以及诸多零部件等高价值产品。

[3] 在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持续高压日元升值以减少对美对日贸易逆差。日元不断升值的结果是，日本产生巨大经济泡沫，对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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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论”背后的“玄机”

在美国的人眼中，没有“比较优势”，只有“绝对优势”。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加速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全球化别称“美国化”，是美国执意推动的，美国从中获取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显示：若全面增进世界的福利，应当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如同欧洲统一大市场那样，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在不断推动商品与资本的自由化的同时，严格限制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揭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会损害其它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有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再配置，才能从根本上优化中国资源配置状况。因此，中国必须将国际流动性差、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变为流动性强、价廉物美的工业品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技术与资本，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又不愿放弃国内劳动密集产业，而且为了本国无穷无尽的“国家安全”需要，长期以来对技术密集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加以严格管制，美国的举措背离了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作茧自缚，由此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美国却以一贯霸道的“牛仔作风”，一股脑地将问题症结全部栽到中国头上。这样，在美国人自己编撰、供自己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似乎只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

争抢乞丐钵中每一个铜板。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政府职能可归纳为四点：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平衡收支，其实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应当再加上一点——安逸生活，最起码对美国政府就是如此。美国倡导、鼓吹自由化，但是始终限制作为国际最重要资源——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居民的安逸生活，防止落后国家居民入境而降低或影响他们的优越生活。

中国人很辨证也很务实，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时，往往舍鱼而取熊掌。美国人则不然，不仅是技术与劳动密集产业，就连五大目标它也要“通吃”。而且不仅吃自己的，还要吃别人的，甚至于乞丐钵中争食。为此，它可以漠视世界众多嗷嗷待哺的饥民（美国对外援助在发达国家中占GDP的比重最低，而且援助通常总要附加政治条件）、置联合国《禁止使用地雷国际协议》于不顾，撕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单方面废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埋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独步天下，翻云覆雨，一意孤行。为了本国利益（实际更多是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全球耀武扬威，甚至不惜让他国人民肝脑涂地。

就拿IT领域来说（美国新一波“中国威胁”产生于IT业务外包），美国在该领域占据明显优势，一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大公司将一些工序外包给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家，美国人就受不了，惊叫就业机会大量流失。为此，要求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消除不正当手段，提高工资，减少对美国的竞争。这无异于乞丐钵中争抢每一个铜板，来维持自身安逸生活。事实上，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越来越富可敌国，从国际分工中赚得脑满肠肥，正确的做法是眼睛向内，改革分配机制，而不是盯着乞丐钵中最后一个铜板。

从中国人身上剥下至少“四张皮”，还叫嚷中国威胁了美国。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描述帝国主义的凶狠与贪婪时，讲到“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当今的美国远胜过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悄无声息就从中国人身上剥下至少“四张皮”，还叫嚷中国威胁了美国。

“第一张皮”：美国在中国投资设厂，加工生产美国市场所需求的产品，中国从中所赚取的只是工人微薄的工资与一再减免和优惠的税收，美国从中走拿走了80%以上的收益。

“第二张皮”：中国将本国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与美国经由印刷机印制的纸币相交换，美国从中抽取大量“铸币税”。

“第三张皮”，中国换得的数千亿“绿背”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和公司债，支持美国巨额赤字，为美国的经济增长融资。近年来，中国在美国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率在5%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实际年收益率不超过2%。实际上，这等同中国向美国发放贴息贷款，因为中国政府不断以较高利率发放国债借取民间资金，国内机构则以更高的利率向境外举债。

“第四张皮”：储备美元资产不仅收益低，而且面临因美国通货膨胀以及美元汇率长期大幅贬值而严重缩水的风险，还有可能遭遇美国冻结的威胁。

如此这般，美国非但不感谢中国，反而一再宣称，中国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利用其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资产，向美国要挟——威胁美元汇率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