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国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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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直面知识产权大战

跨国公司在中国掀起知识产权圈地战。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广泛的知识产权圈地战。继2004年5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之后，2005年11月科技部发布《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情况及其对策研究报告》，指出包括柯达、利乐、微软、思科、通用电器、飞利浦等在内的跨国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拒绝许可”（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搭售行为”（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捆绑成一种产品进行销售）、“价格歧视”（对不同的客户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遇）、“掠夺性定价”（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以及“过高定价”（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实行垄断高价）等滥用知识产权的现象。

由于中国企业先天不足，常常会落入精于算计的跨国公司布好的“专利陷阱”。一些跨国公司提前3-5年就布置好了“专利陷阱”，并耐心收集中资企业的侵权证据，微软公司在华专门组织一个“技术侦察队”，专门搜集中资企业与机构的侵权与销售盗版行为。在中资企业侵权之初（很多中资企业一开始也未觉察自己在侵权），跨国公司睁一眼，闭一眼。等侵权企业具有了相当规模，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有油水可榨时，便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索取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一些跨国巨头的专利战略布局，不仅在于获取垄断利润，而且旨在夺取行业技术创新主导权，加强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力。这迫使相关中资企业退出相关生产领域，或沦为外资的贴牌生产企业。近年来，从打火机到节能灯、从电池到手机、从空调到汽车、从彩电到电脑、从DVD到MP3等等，众多中国企业纷纷遭遇跨国企业设置专利壁垒或“专利陷阱”，由此给中资企业造成的损失每年都超过百亿美元。

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圈地战也延烧到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在不断指责中国侵犯他们知识产权的同时，往往却无视他们的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连一些知名企业都在做“商标耗子”。有媒体载文称，15%中国内地驰名商标遭境外抢注。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打入国际市场或到海外参展，相关竞争对手也频频基于知识产权的理由对中国参展商和中国产品采取措施，以维护其作为“地头蛇”的利益，由此造成中国企业遭遇查抄或侵权诉讼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中资企业华旗公司和纽曼公司的产品因涉嫌侵犯意大利Sisvel公司有关MP3方面的专利，其在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的展台遭到德国海关查抄。而意大利Sisvel是一家专利收费公司，专门为一些拥有专利技术的企业进行专利管理，客户包括像飞利浦等一批大型公司，在业内影响很大。诸多中资企业不断受到类似Sisvel公司这样的“专利蟑螂”的骚扰。

对“中国制造”的追杀显然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的打火机因实用、美观、廉价而行销世界，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其中1/3出口欧盟。2001年9月，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发起反倾销后又祭出“专利技术壁垒”，要求所有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儿童锁，而儿童锁就是欧洲的专利，如此中国打火机要再进入欧洲市场，就被活生生剥下一层皮来。有报道显示，发达国家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情报部门与相关企业或企业协会、商会联手，加强对中资企业侵权的打击。在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衰退阴影笼罩下，发达国家正不断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强化技术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

中资企业绝地反击需综合应对战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陷入狭路甚至是被逼进死胡同，因此进行绝地反击，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规则制定人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再滥用知识产权。2007年7月，经过3年的马拉松式的知识产权诉讼，温州企业家陈伍胜拿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分区法院做出的胜诉判决书，美国电器巨头莱伏顿公司欲通过专利诉讼将陈伍胜赶出美国市场的“阴谋”因此破产。

国人曾经为这一极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扬眉吐气，国家知识产局的官员也喜上眉梢，甚至以“民族英雄般”礼遇很快安排陈伍胜到北京向中国的企业家与相关官员介绍经验。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很无奈地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被动难以扭转。即便陈伍胜为中资企业赢了面子，但是依旧输了里子。为打赢这场官司，这位坚忍不拔的企业家聘请了一个强大的律师团，费用惊人，据传首席律师费用是每小时560美元，每月费用约10万美元。西方发起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大战，中国“认了”，丧失市场，或赔付巨额费用；中国据理力争，则要付出巨额官司费用，如此活跃了相关国家的法律服务市场，因此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发动知识产权战是稳赚不赔的。

中国也有针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相关法律武器，如《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利用知识产权采取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适用本法”，法条出台之时国人欢欣鼓舞，视之为“化解知识产权国际压力的中国”。然而，自“利器”诞生以来，一直波澜不惊，影响微乎其微，国内众多企业仍将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利陷阱和专利侵权诉讼。

知识产权大战直接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要调动各方面因素参与。就西方来看，他们本身就处于强势，掌握游戏规则，而且善于使用资本、司法、媒体、机构等各方面乃至国家力量。而中国有关部门要么似乎缺乏清晰认识，缺乏综合应对策略，要么由于一直视外资为“天使”，是促进地方GDP增长的菩萨，存在敬畏心理，在涉及具体纷争时，往往投鼠忌器，因此《反垄断法》便自然成了“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如此，也就导致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陷入了“中资企业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境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知识产权出现纷争开始，至今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维护体系下，只要中国不改变“生产大国，品牌小国”、“制造大国，创造小国”、“名义专利大国，核心发明小国”的窘境，不改变对外资的崇拜，拿不出综合应对战略，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大战中被动挨打的处境就难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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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之三

标准化：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1]

已丑夏末，本人跟随领导去了一趟俄罗斯，经常去俄罗斯的同事提醒我，对俄罗斯入境通关手续一定要有耐心，中国好像规定每人一般不得超过一分钟，俄罗斯则是每人至少三分钟，排在我前面一共11个人，等我入关，整整花了50分钟，无奈！这就是大俄罗斯的标准，要来俄罗斯就必须适应他的节奏，接受他的标准。

专利影响的只是一个或若干个企业，标准影响的却是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从世界范围来看，谁掌握了更多的标准，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现在和未来；谁缺失了标准，谁就没有了话语权，没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世界经济史与现代管理学清晰揭示：一流的国家/企业制定标准，二流的国家/企业开发专利，三流的国家/企业制造产品。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以市场换技术”，忽视实际上就是放弃自主创新，因此中国在专利技术上犹如“小脚女人”，在标准问题上同样也是个“跛脚鸭”，所以近乎被钉死在“贴牌制造”的国际分工上。

今天一提“标准化”，很多人一头雾水，多半是被专业化忽悠了，其实国人对“标准化”并不陌生。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实行“度同衡、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这个标准化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政府时期，军阀割据，阎锡山在山西修筑窄轨铁路就是搞自己的标准，据山西人说这对后来抗日以及限制日本掠夺山西资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今天的标准化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国际标准的广泛与深入应用对于国际分工、科技进步与世界经济增长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个产品标准化的必要性与日俱减，信息化、个性化与多样化与日俱增的大势之下，西方大国以不断强化的“国际标准”作为一种谋取垄断利益、获取“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战略手段，努力维护他们作为国际标准先行者的利益，这也显示其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实质。

西方：一切向我看齐

标准制约市场。标准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应当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标准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大生产分工体系需要严格的技术标准。工业化使生产力空前提高，商品极大丰富，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世界市场由此形成。为保证世界市场有序运行，从技术层面看，就需要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国际标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标准化一方面成为推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大国谋取垄断利益、获取“非价格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手段。上世纪70年代，德国生产的磁带录音机在西欧市场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德国利用标准问题极力阻止美国磁带录音机染指德国市场。美国则采用迂回战术，使美国的磁带标准成为ISO国际标准，如此顺利闯入德国市场。

当今世界已进入由标准规范、制约市场的时代，控制国际标准是应对世界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开发新标准甚至比研发新产品、新专利更加重要。一般而言，专利影响的只是一个或若干个企业，而标准影响甚至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前途、行业的兴衰、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因此，西方大国、跨国公司和产业联盟都在不断开发新标准、竭力控制标准，想方设法把标准与专利捆绑在一起，而且是把尽可能多的专利技术嵌入标准之中，一旦某国某企业不得不采用该项标准，就必须向专利拥有者支付专利使用费，从而使标准制定者取得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

标准成为战略手段。当前有关国际标准的竞争日益激烈，所涉及的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是一般的战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谁掌握了更多的标准，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现在和未来；谁缺失了标准，谁就没有话语权，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世界经济史与现代管理学清晰揭示：一流的国家/企业制定标准，二流的国家/企业开发专利，三流的国家/企业制造产品。因此，西方大国都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到战略竞争的高度，不断增加科技投入、产生更多专利、诞生更多标准，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将自己的标准（企业的标准、行业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长期以来，美国ANSI标准、日本JIS标准、德国DIN标准、英国BS标准、法国NF标准均已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标准，并被众多的国家采用。在德国，标准与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与知识产权）一起，构成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专家揭示，欧洲80%以上的工作是做国际标准化。

诸多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而不断强化自己对相关产业链的控制，获取超额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就是一个范例，高通在CDMA移动通信领域拥有国际标准，而该国际标准镶嵌着高通1400多项专利，因此高通不仅从产品销售中获得巨大收益，而且专利收益更加庞大，占到公司收入的80%，国际标准与众多专利使高通在国际移动通信市场处于巨无霸地位，至今如日中天。

西方大国在把标准作为一种谋取垄断利益或获取“非价格竞争优势”手段的同时，也一直努力把标准作为扶持国内薄弱行业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保护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日本曾经大力提倡以“歧视性”标准为手段来保护和促进战略行业的发展。在关税不断降低情势下，西方大国“披着国际标准的外衣”的技术壁垒愈发兴盛。

当今，诸多传统产业的国际标准一直牢牢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而且西方大国利用在国际科技领先、话语权垄断之优势，不断拓展新产业的国际标准，不断“刷新”已有的国际标准，使后进国家往往不得不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跟随更新。西方大国通过对技术标准的垄断，使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被钉死在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和附属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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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内容曾以《标准化：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为题，发表于《世界知识》200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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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

专利往往只影响一个或若干个企业，而标准则能影响整个行业，所涉及的利益可直接体现为国家利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的技术与专利成为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可谓“得标准者得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标准是企业产权、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另类体现。

中国缺乏国际标准之痛。改革开放，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众多企业乃至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跨国资本国际分工链条的一部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是，多年来“世界工厂”基本是按照外国（主要是定单来源国）的标准进行生产。当世界经济一帆风顺时，“中国制造”行销世界，物美价廉受到世人赞誉甚至依赖。但是，当世界经济遭遇不测，或进口国因国内政治需要而转移视线时，“中国制造”往往成为替罪羔羊，经济大国乃至一些小国都可以用不断修改的标准对“中国制造”发难问罪。“北京奥运”之前，西方刮起的“中国制造”有毒风，玩具、食品、牙膏等被纷纷召回，相关中资企业遭受重创，中国形象受损。如此清晰地显示，中国缺乏国际标准之痛。

西方大国实施标准卡位战。早就有媒体披露，那一轮“中国制造”危机更多是西方借机生事，在“京奥”给中国增添光环前“修理”一下中国。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在标准问题上的软肋，实施标准卡位战，获取垄断利益，抑制中国相关竞争对手的发展。中国生产了全世界50%的DVD，造就了金正、新科等业内DVD知名品牌，但是该行业却一直背负沉重的知识产权“十字架”，中资企业每年要向6C联盟（六家外国厂商利用专利达成的联盟）缴纳巨额专利技术转让费，由此沦为外国品牌的加工厂。为了持续从中国DVD生产中抽取利润，2008年12月日本东芝与NEC公司提出新一代DVD标准“HDDVD”，不仅取得国际“DVD论坛”支持，而且被确定为新的通用标准。这意味着面世不久的拥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的下一代DVD产品EVD，仍有可能继续向这些持有并不断刷新标准的外国公司交纳一定额度的专利费。当然，DVD悲剧不是中国第一幕也不是最后一幕，面对西方大国和跨国企业的标准杀手锏，缺少国际标准和标准发言权的中国，似乎只能束手待毙，提供世界上几乎最廉价的劳动力，大量消耗着不可再生的资源、持续承受着铺天盖地的污染，而跨国公司往往只需一纸镶嵌专利的标准，就可以抽走绝大部分利润。一台中国制造的MP3售价79美元，仅专利费就有45美元，中资企业纯利只有1.5美元。

标准亦矛亦盾。当然，由于规则制定与解释主要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因此标准不仅可以当矛，也可以做盾，越来越多标准成为西方大国限制“中国制造”进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机电产品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实行CE标准认证制度，使中国电视机、收音机等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执行新的茶叶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部分农药残留量标准提高百倍以上。此外，中国产品在包装上也常常遭遇外国刷新标准的“突然袭击”。据有关报道，近年来国外类似标准法规更新修订越来越频繁，有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修改了5次。2009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韦克斯曼－马基法案》，即《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赋予政府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碳关税”。围绕低碳经济的国际标准正在激烈的争夺之中，美国欲后来居上且先声夺人，以“碳关税”来抢占国际标准、增加市场保护的用意明显，而“碳关税”的大棒明显向着中国高碳产品挥舞。

西方大国在积极推动本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的同时，不断为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设置障碍。2003年11月，中国宣布将采用自主开发的无线加密标准WAPI作为“国家标准”，并要求在国内所有的无线装置遵循该标准，该标准解决了当前广泛应用的802.11x(Wifi)无线（美国）标准中众所周知的安全问题。但是，以英特尔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向美国政府与国会申述，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实施WAPI标准。并且宣称，如果中国实施WAPI标准，他们将共同对中国实施关键零部件的禁运。美国国会立即表达“严重关切”，随后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全力阻止WAPI成为国际标准。在美国的压力下，2004年4月，中美商贸联委会竟宣布中国将推迟WAPI标准的实施，甚至无限期中止WAPI标准的执行。2004年12月，ISO/IEC的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六分会(JTCIS6)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会议，讨论WAPI的修订版，然而美方通过延迟中国代表团签证的方式阻止中方的努力。2005年2月第六分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后续会议，美方操纵会议议程支持IEEE802.11标准，Wifi标准最后以多数胜出，WAPI竞争国际标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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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市场我做主

西方大国在不断刷新传统领域国际标准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新领域国际标准的争夺：一是集中在健康、安全、环境等社会公益性领域，该领域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ISO、IEC的战略方向，西方大国当然视其为标准战略的重点；二是集中在信息、生物、纳米与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该领域不仅是未来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也是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源泉；三是集中在国际竞争盲点，例如，日本把没被各国重视的发展残疾人、老年人、弱势群体技术作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重点。据日本调研结果，欧美日老年人、残疾人约占20%，潜藏着数百亿美元的“通用产品”之商机。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一个拥有庞大人力资源与巨大市场资源优势的大国，中国在公益性领域与高技术领域都有巨大潜力，有能力将更多的自己的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这就需要一个清晰的国家标准战略，然而这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尽管近年来相关部门做了很大努力，一些企业如华为、宝钢与海尔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是，在西方大国都已明确颁布国家标准化工作战略并投入大量资源的同时，中国则相形见绌，国家和企业的标准化工作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指导。全美亚洲研究所在其2006年6月发布的特别报告《标准就是力量？中国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中的技术、机构和政治》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由于技术实力薄弱、组织机构条块分割严重，导致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倾轧，从而使标准战略一致实施的连贯性极为困难。正是由于应对不力，中国的标准化建设越来越不适应世界标准争夺日趋激烈的态势，行家们分析，中国在标准化问题上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中国现有的标准体系分为四层，即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截止2007年底，中国共有国家标准21569项，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的总数为7745项。据专家介绍，中国大部分国家标准落后于国际水平，而采用的国际标准也是以1994年及以前制定的ISO、IEC标准居多，其中很多已经落后、已被更新或被淘汰。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为数不多，截至2007年底，在ISO共制定的17041个国际标准，中国提出并成为ISO标准的有29个，由中国提出并正在制定的ISO标准有26个；在IEC共发布5794个各类标准中，由中国提出的有27个，由中国提出并正在制定的IEC标准有25个。尽管近年来数目有所增加，但是比例仍然很低，而且基本上是一些非关键性的标准。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外或国际标准，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与服务当然要受制于人。

亡羊补牢，立自己标准。中国至今缺乏一个能影响全球的标准来提升中国的声誉。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国家标准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工作，为国家、行业和企业各个层面的标准化进行细致规划，确保资源投入的有效进行。国际社会的标准化有两大思路：一是欧洲、日本倾向于依靠正式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来制定标准，二是美国侧重于依靠以市场为导向的标准工作组和企业联盟来制定标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能否在兼顾欧美标准化思路的同时，走出第三条发展思路，值得尝试。中国应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优势，努力将自己的标准放大、上升为国际标准。俄罗斯之行从侧面提供有益思考，凡是来俄罗斯的，都得习惯与遵从俄罗斯的“标准”，否则就别来好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并且增长最快的手机市场，中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中巨星璀璨，“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正成为世界级跨国企业，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制定自己的标准。同样，家电、汽车、中医药、中餐等等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市场，未来都有潜力培育出“中国的国际标准”。

标准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只有标准化，才能产业化、工业化，才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不过，也应当注意到，世界是多样的，物质或组织在本上一些细微差别，往往在末上就有显著差异。西方的技术标准化是技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人已经沦为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工具。标准化正令整个社会成为技术控制的社会，使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价值出现严重异化。因此，在中国努力夺取更多国际标准的同时，不应忽视，标准化不是一切，多元社会需要个性化与柔性化，这也许是后工业真正到来、西方文明逐渐淡化之前人类社会经济正悄然酝酿的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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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之四

气候变化：悬挂中国头顶的又一柄利剑[1]

“人类行为导致地球气候变化而且变暖”这个论点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其实，西方大国能找出100个科学家支持变暖，怀疑论者也能找出101个科学家出来支持变冷，只是怀疑论者不掌握主流媒体，缺乏话语权。如果历史能使人聪明，我们就来翻翻历史。历史（包括甲骨文）记载几千年前中国（夏朝）的河南省地域，多有大象漫步，“豫”至今还是这个省的简称。地方志专家告诉我，三国的关羽关云常“千里走单骑”，横穿的是茫茫亚热带丛林。而今天的河南既无大象，又少丛林。聪明的，请告诉我，你说这地球是变暖还是变冷？

气候变化本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西方的政治家比科学家更感兴趣，如今气候变化议题显然在自然科学之上，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浓厚的道德色彩——人类生存，如此在整个世界以恐惧压倒了理智，以道德淹没了质疑。长久以来，政治家的天职就是说谎，西方政治家更是能撒出弥天大谎而著称，因此对西方政治家的口吐白沫，世人不可不察。

气候变化、地球变暖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结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声称该结论“可信度超过90%”。IPCC报告随后即被当作最主流、最权威的论点而被世界广泛引用，被发达国家广泛宣传。气候变化本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对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家似乎比科学家更有热情。中国被深度卷入气候变化议题，并要求承担越来越重的大国责任，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鼎盛时期，能否经得起“釜底抽碳”的重击，值得思考。

 黑客引爆“气候门”

有关“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的定论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但是，IPCC报告在形成过程中存在严重瑕疵。首先，报告引证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开文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文献基本不被采纳。[2]例如，美国的SCIENCE杂志的影响系数超过30%，而中国权威的《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却不到1%，而SCIENCE杂志每年发表来自中国的文章只有十多篇，而且多数还是与中国的一些特色研究相关，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遭遇的“技术壁垒”大致相同。其次，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重大影响的自然变化因素，几乎不在报告的视野范围之内。根据相关专家介绍，气候周期性变化伴随地球的诞生已经有了非常久远的历史，而且每隔10万年就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暖期持续有几千年到2万年不等，如今已经持续1万年。即便如此，IPCC给自己报告的核心结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评价是“可信度超过90%”，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其实，气候变化、地球变暖即便有超过90%“可信度”，但是地球变暖的结果是好是坏、好坏程度仍没有定论。对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家似乎比科学家更有热情。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长莎拉·佩林(Sarah Palin)部分揭示其中的玄机，佩林虽然不是气候专家，然而是一个政治专家，而且有共和党为其配备的强大顾问团队，因此她在竞选期间的讲话不仅仅是她个人观点。佩林清楚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成分，一直对人为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是人为的，那也是戈尔制造出来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卸任之后，一直积极从事气候变化议题的宣传与相关产业运作，由此赚取数以亿计的美元财富。2007年10月，鉴于戈尔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戈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很清楚，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总部设于伦敦的世代投资管理公司是“环保主义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产业。他与高盛公司前任CEO戴维·布拉德合作，斥巨资投资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而该公司的子公司Novozyms在生物乙醇蒸馏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高达40％。生物乙醇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带来了大约9亿的饥饿人口，至少这正是美英粮食卡特尔所追求的效果。2009年，全球12％的收割玉米都用来生产了生物乙醇。

2009年11月20日，国际媒体披露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该中心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领先机构，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遭到黑客入侵，数以千计电子邮件和数据文件被盗载，随后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公布。这些邮件和文件内容显示，在过去几年间，有关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夸大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所产生的影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关键时刻（12月7日），“气候门”爆出，一方面给气候变化鼓吹者一记闷棍，一贯连篇累牍报道气候问题的国际主流媒体对该事件显得非常冷淡，英国BBC甚至一度取消有关该事件的网络评论；另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作为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斗志，他们坚称“总有一天全球变暖论将被揭露为一场骗局”。

但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发达国家拥有强大话语权与近乎的绝对主导权。12月4日，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名校25位美国科学家发表公开信，称这些邮件的内容无法动摇全球变暖的现有结论，决策者和公众应该明了控制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信中说：“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证据是压倒性的。被盗的电子邮件内容不管怎样对于我们的总体理解没有影响，即人类活动正将全球变暖推进到危险水平。”多个发达国家政要轻描淡写，称“气候门”不会影响国际社会为遏制地球变暖所做的努力。“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发达国家的绝对主导权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完成工业化与城镇化，居民家庭总体上也实现了生活现代化，除了汽车尾气排放外，基本步入“低碳经济”的发展轨迹。

气候变化是自然科学问题，气候变化议题显然在自然科学之上，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浓厚的道德色彩——人类生存。自然科学上的“可信度”与政治化与道德化成分，使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敢正面挑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而且是变暖”的定论。在毫无疑问的前提下，西方大国高分贝吹响了集结号：“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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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主要内容曾以《气候变化：中国头顶上的又一柄利剑》为题，发表于《世界知识》2009年第21期。

[2]《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第4期刊登了署名为凌荫菘文章《从河南省简称看气候变迁》，详细考证了河南省古代气候的变迁，建议中国以及世界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与学者好好读一读。

御锋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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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触发“安全门”

“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无论是真是假，但是气候变化议题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欧洲与美国已经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加以重视与应对。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盘算经济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是欧盟。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在2030前，75%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现有技术和非技术措施实现，无需开发新的技术。但是，相关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手中。如果发达国家让渡这些技术，配备以适度资金援助或新的国际融资安排，气候变化问题即使是真的，也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将气候变化议题炒得热火朝天的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的态度却非常消极，它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不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媒体早就披露，欧盟有意通过全球变暖议题，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目的是增加其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出口。同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欧盟将自己现行的生态保护标准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将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经济竞争力。要知道，标准是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收益来源，几个西欧发达国家80%以上的工作就是做国际标准化。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解决方案依托的是市场，由企业按照市场行为来解决技术与资金问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然而发达国家的解决思路是依靠市场，匪夷所思。然而，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机，那就是他们要用“气候变化议题”来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考量政治牌。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如果说欧盟主要是在算经济账，那么美国更侧重政治利益。美国国会曾拒绝批准1997年克林顿总统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理由是如果美国企业减少排放，它们必将陷入财务困境，整个美国经济因此将受影响。布什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一直消极，甚至认为“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与政府后，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无冕霸主，美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高度重视，自然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009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韦克斯曼－马基法案》，即《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法案赋予政府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碳关税”。如此，“在气候变化借口之下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提供了一个新工具、新武器，而这个新武器指向中国的意图明显。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目前，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地图连线形似一把雨伞）正积极着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协议”）的二阶段碳排放的国际角力，但是在斗争中不断增进联合，共同应对发展中大国的挑战。与此同时，不断努力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给一般发展中国家不设定减排义务，对非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与技术转让（实际对非洲的资助迄今仅达到目标的1/10），而且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为穷国提供“卖碳”赚钱的好机会。而众多小岛与低洼国家也是由于担心灭顶之灾，极大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无法认真理性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积极跟随与响应发达国家的倡议，向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施加减排压力。

西方大国掀起一股强大而持久的舆论攻势，在整个世界恐惧压倒了理智，道德淹没了质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风而动。如今，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欧美振臂高呼：政策都有了，措施都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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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掀翻中国经济快马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总体处于被动地位。与诸多经济议题一样，西方大国设定与操纵气候变化议题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以往诸如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议题不同的是，气候变化议题这一经济安全“纬线”，涉及中国各类重要经济安全“经线”，对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将产生广泛与持久的影响，气候变化议题正在成为另一把悬挂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中国经济安全的“经线”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产业中的主要行业。

第一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粮食、水、矿产资源的生产、储存、流转与消费。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物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矿产资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因此其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2007年1月，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等影响显著，而且这些影响以负面为主，某些影响具有不可逆性。该报告默认的前提就是“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命题为真。

气候变化议题的设定，为跨国垄断资本炒作粮食、资源提供了极大理论与政策支持。2007-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美国与欧盟的生物燃料计划提供炒作背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四大粮商”恶意投机所引发，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诸多国际重量级人士都尖锐指出，美欧生物燃料计划是不道德的，是反人类的。因此，美欧在生物燃料计划上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他们极力辩解，气候变化才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今，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似乎已被证实，在国际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未来美欧生物燃料计划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炒作可能会肆无忌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一度使国际粮食市场高度紧张，国际垄断资本一直伺机炒作“中国因素”，气候变化议题无疑为中国粮食安全增添新风险。

气候变化议题直接导致一些河流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的不信任乃至敌视，为水而战充斥国际舆论。亚洲80%以上主要河流的源头在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水资源日趋紧张，自然会加快、加大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利用，由此很有可能增加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中印边境调兵谴将，忙得不亦乐乎，就有媒体报道此举旨在向中国施加领土与水要求的压力。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二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制造业的竞争力。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与工业文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

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发达国家主导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貌似公正合理，但实际上可能妨碍穷国的发展。2008年6月，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ICHRP）发表报告指出：“卖给其它国家的每一个碳信用额度，都代表着本国基于碳的发展的机会流失。”

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但是，中国的高碳产品并非都由中国自己消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30%是“转移排放”，实际上为许多发达国家承担了排放压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低碳经济”无比美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成为延缓或掀翻中国这匹经济快马的“绊马索”。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三产业安全“经线”集中于交通运输成本与金融发展机会。现代经济中，资源控制权、价格决定权与利润分配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而商品流通与金融业则扮演着关键角色。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现实，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日益开放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商业资本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上具有绝对优势。迄今，中国的商品零售、物流、评级会计咨询等金融中介服务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在脆弱性基础上正在酝酿体系性风险。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毛利）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

气候变化及其议题直接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与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将世界引入一个充满急流、旋涡与险滩的水域，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同时，又面临产业低碳化、经济绿化的重压，这将显著增加对保险、投资咨询、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等广泛金融需求。此外，各类金融中介服务及其标准都将面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金融服务领域西方大国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气候变化及其议题将为发达国家开辟极其广阔的金融服务市场，却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生产、流通与服务成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肯定会借助气候变化议题中衍生出的各种子议题进行金融炒作，劫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中国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且对西方高度依赖，因此必将面临更为不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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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陷入两难境地

气候变化议题因为政治化与道德化，比气候变化本身更加复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其议题这一“疑难杂症”，需要非常高明的“医术”，需要综合应对战略，敷衍的策略正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就目前而言，气候变化议题已经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

战略高度不够高。中国在求证“气候变化”真伪这一科学问题上近乎没有发言权，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其复杂性认识不够，从而使中国总体陷入被动。

1997年，在围绕《京都议定书》重要规则形成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对方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支持方都曾通过承诺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来积极争取中国。尤其是美国为摆脱“孤立”而一直努力推销《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来取代《京都议定书》。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在“无责一身轻”的思想下，中国选择了《京都议定书》支持方，给美国以重压，当初这被视为打击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策略。然而，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美国由原来拒绝与反对转向积极支持乃至主导气候变化议题，美国极力要否决《京都议定书》给中国的“优惠安排”，美国反戈一击使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难以招架。

中国不仅是战略准备不足，而且技术与机制准备同样不足。中国人民大学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在电力、钢铁、交通、水泥、化工、建筑等重点行业、高耗能行业及通用技术领域中，未来低碳经济发展需要60 余种关键技术支撑，而目前中国仍有42 种尚未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中国在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上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关键技术主要来自西方。欧盟和美国手中却掌握着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2005 年欧盟就启动了排放交易机制，涉及的工业部门覆盖发电、供热、炼油、金属冶炼、造纸和其他高耗能企业。2006 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包括70多项高技术节能措施。发达国家正凭借这些领先技术以“错位竞争”的态势，在低碳经济领域应对新兴大国在传统经济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

社会广度不够广。欧美等西方国家花大气力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来自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在舆论导向下形成的强大民意基础。“人为导致气候变暖”尽管可能是“莫须有”的，但是社会宁可信其有，因此政府顺势推动，势如破竹。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议题挑战几乎一直是政府而且还是中央政府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由于沉迷于GDP增长的政绩，仍然一如既往引进各类形式外资，“科学发展”同样只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气候变化”往往只是少数领导偶尔用于点缀乏味报告、赶赶时髦而已，有高明者则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筐，将发展布局失当、经济决策失误等引发的环境问题纷纷装进“气候变化”。

在西方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当属企业，它们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努力在低碳经济的倡议中寻找商机。在中国，企业“三军”（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跨国企业是雇佣军）中，惟有跨国企业最先感知“春江水暖”，对气候变化议题以及相关的低碳经济发展敏感度较高。诸多国企和民企都将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当作政府的事、遥远未来的事，坐等政府的优惠政策。

大众深度不够深。在西方，随着生活水平富足，人们对自然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由工业文明迅速走向生态文明。在欧洲兴起一种“共用汽车合作社”（car-sharing），人们将各自购置的汽车放在一个合作社里合用，合作社对成员的所有汽车统一维护与保养，成员按照需要提前预约，并可使用不同品质的汽车。这从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由于私家车过多造成社会交通负荷沉重和资源相对闲置的问题。荷兰号称欧洲的“自行车王国”，城市中绝大多数职工上下班不用私人汽车，而是骑自行车或乘公共交通。北欧国家瑞典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是瑞典人十分注重生态文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及适当的住房消费。但是，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却选择了美国的发展模式——城市不断扩张、私家车拥有量大增以及享用大房子乃至豪华别墅。因此，中国应当借助气候变化议题与国际压力，来提高社会“节能减排”意识。例如，能否考虑在国内也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对豪华汽车、极宽敞住房或别墅、奢侈品等消费征收碳税，对城市非年老居民喂养宠物征收宠物税，定向用于中西部乡村的脱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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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之五

碳交易：当心沦为西方“卖碳翁”[1]

只许富翁排气，不准穷人放屁。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发达国家竟抛出“丹麦文本”协议草案，抛弃《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减排原则，赋予自己在未来谈判中有更大话语权与更高的排放额度。鉴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工业国，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牧业国，工厂排废气可获高额度，猪牛放屁只给低额度，因此这是一个“只许富翁排气，不准穷人放屁”的实施双重标准的不平等草案。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在所谓道德高地脚下却是发达国家精心布置的屠宰场、角斗场，发达国家政治家用“碳关税”驱赶着、垄断资本用“碳交易”牵引着发展中国家蜂拥而来。中国在国际碳交易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有沦为“卖碳翁”而成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工具的风险。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最终只达成一项无法律约束的政治性协议，“后京都时代”减排框架仍不明朗，中国作为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角色变化仍未确定，但有沦为“卖碳翁”而成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工具的风险不断增加。2012年之前的三年时间短暂且弥足珍贵，如何抓住眼前机遇窗口，摆脱被动尴尬的处境，为日益激烈的国际碳竞争打下良好基础，值得细致谋划与积极应对。

撩开“碳交易”的面纱

为迎接日益紧迫的挑战，国际社会在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7年12月，《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议定书》于2005年 2月16日正式生效。由于对地球温室气体存量影响的差异、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履行减排义务时所付出的代价不同，因此，《议定书》赋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自工业化时代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因此《议定书》只给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减排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硬约束要求。但是，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约40%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时没有批准《议定书》。2007年11月，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任不到3小时，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至此，美国成了孤家寡人。

迄今，二氧化碳减排主要有三种技术方向和选择：一是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新能源 (不包括核能)等技术来替代化石能源技术；二是提高能效，进而通过减少能耗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削减；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汇技术。按照《议定书》的减排目标，2012年前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50亿~55亿吨，其中一半减排量由发达国家通过各类技术改进等方式“内部消化”，余下超过25亿吨则需要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或设备改造资金实现减排抵免，或经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排放额度转让贸易来完成。

由此，便人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碳交易市场”，实际上就是CDM市场。核心内容就是，有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和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进行CDM项目合作，发达国家获得项目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用于履行其在《议定书》下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同时相关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或先进的环境技术。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一经产生，成长迅速，如今在千亿美元左右规模。专家预测，未来这个市场的规模可达到2000亿~2500亿美元，超过国际石油交易规模，中国有可能将占有该市场1/4的份额。

自《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因此，整个国际碳交易市场如今还是一个买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本来就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与不利地位。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如果“人类行为导致地球变暖”这一“科学共识”成立，那么地球变暖恰恰是“市场失灵”的最大、最直接后果，但是发达国家采用的“药方”竟然是采用“市场化手段”来遏制地球变暖、保护环境，并给各国设定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即所谓的“碳信用”），并允许配额的买卖赚钱。此外，成立以美元计价的“碳信用”期货交易市场——世界第一家碳股票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成立——以便随意进行价格操纵，如同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现在发生的情况一样。发达国家将自己摆放在“拯救人类生存”的道德高地，但是不难看出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谋划与市场安排，在道德高地脚下是屠宰场、角斗场，政治家驱赶着、垄断资本正牵引着发展中国家蜂拥而来。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的态度却非常消极，它们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不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媒体早就披露，欧盟有意通过全球变暖议题，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目的是增加其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出口。同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欧盟将自己现行的生态保护标准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将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经济竞争力。目前，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地图连线形似一把雨伞）正积极着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协议”）的二阶段碳排放的国际角力，而发展中国家尚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而且为更多地“卖碳”赚钱而相互杀价，相互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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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主要是《碳排放：中国工业化的绞索？》（《世界知识》2009年第13期）与《碳交易：当心沦为西方“卖碳翁”》（《国有资产管理》2010年第2期）的综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王力博士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