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中国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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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碳交易市场热络

地球变暖，本是一个似是而非、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是如今在西方强大舆论攻势下，怀疑论者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在地球变暖的“定理”下，全球人民行动起来了，在西方“一二一”的口令声中，调整参差不齐的步伐，以“拯救”人类的共同家园。由此，碳交易市场因理性抑或非理性而迅速热络繁荣，不能不让人感慨“无形之手”的巨大魔力。

碳交易发展态势逼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不是自然可交易商品。1992年签署的《公约》及1997年通过的《议定书》为碳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以欧盟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对碳排放行为进行总量控制，导致碳排放权产生稀缺性，从而人为创造了一种有价资产。

2005年《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出现爆炸式增长，市场参与者从最初的国家、公共机构向私人企业及金融机构拓展。据国际排放交易协会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市值为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

随着世界进入低碳时代，碳交易市场正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低碳经济扩张方兴未艾，国际碳交易外延不断伸展，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正受到越来越紧的市场裹挟。首先，企业跨出国门将必须遵守发达东道国硬性约束，包括自身运营排放、上下游排放、产品使用排放三个层次的规定。在欧洲，碳排放正成为企业例行的风险管理项目，并对财务报表产生直接影响。瑞士再保险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甚至拒绝为碳表现不良的企业提供服务。

其次，来自国际供应链的减排压力倒逼。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低碳标准”，绿色供应链成为新的门槛。目前，沃尔玛已要求10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碳足迹”验证，贴上不同颜色的碳标签，其中大部分供应商是在中国。大量原材料企业、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必须降低碳排放，否则将拿不到相关跨国公司的订单。

再次，碳治理成为国际金融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企业排放渐渐成为高管、机构投资者、保险业者密切关注的事务。2002年，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敦促公司主管把气候变化视为核心价值驱动力，董事会参与环境规划并监督公司碳责任。同年，英国修订退休基金披露法则，要求投资机构在选择、保留投资组合时，明确纳入社会、环境和道德考量。

碳交易市场纵横分裂。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并未形成统一市场。全球范围内共有20多个碳交易平台，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以及由此衍生出来期货与期权金融产品；二是产生实际减排效果的投资项目。

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是一级市场，涉及具体减排项目开发。发展中国家对一级市场的贡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08年，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规模为65亿美元，占全部一级市场的90%；围绕发达国家的“联合实施机制”（JI）交易金额仅为2.9亿美元。从供需结构来看，欧洲是主要需求方，2008年占据一级市场份额的80%以上。中国是CDM市场上的最大供应方，2008年占据CDM市场份额的84%，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是二级市场，具有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功能。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和企业，通过购买碳交易单位来满足排放约束。配额多少与惩罚力度大小，影响着碳排放权价值的高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基于配额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74%左右，规模远大于一级市场的72亿美元。

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于相关国家或区域内部，市场规则多种多样，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不同市场之间难以直接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2005年成立时，碳交易总量仅为9400万吨，2008年已猛增至28亿吨，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近60%。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对欧盟27国实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是一个欧盟内部的强制减排配额市场。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2008年市场规模约为3亿美元。

碳交易金融化倾向突出。本质上讲，碳交易是一种紧密联系绿色实体经济的金融活动。通过碳交易，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向企业或项目，推动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碳金融交易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

碳排放权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的一个全新的国际价值符号，“碳货币”体系竞争悄然成型，各经济大国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国际货币霸权崛起，通常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与结算紧密绑定在一起的。从19世纪“煤炭—英镑”、20世纪“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排放—X元”，演绎出国际主导货币依托能源贸易崛起的一贯路径。欧元在碳货币领域已抢占先机，在全球碳交易配额或项目市场都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日元开始发力，澳元、加元都具备提升空间。如美国会最终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又称《瓦克斯曼-马基法案》），美元在碳交易领域的话语权也将大大加强。

碳排放权还进一步衍生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如碳减排期货、期权等。碳金融衍生品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新贵，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可能会超过任何金融产品。首先，碳资产备受私人金融资本青睐。自2004年以后，私人资本开始大举投资减排项目，截止2007年底，私人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超过了政府机构或组织主导的基金，如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等都非常活跃。

碳交易指数成为金融市场一个重要指标。2008年，纽约—泛欧交易所推出低碳100欧洲指数，成为第一个有低碳排放记录的欧洲公司指数。金融市场更以此为基础，创建了碳指数交易基金（ETF），如巴黎银行Easy ETF，就是在纽约—泛欧指数基础上建立的指数交易基金。

另外，传统银行业积极参与碳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常见途径是，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务。之后，逐渐发展出多种形式，包括设计各种碳金融零售产品，以及为企业直接提供相关融资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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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角力日酣，中国何为？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中国在传统污染问题（空气、水、酸雨、土壤、海域等污染）依旧十分严峻的态势下，温室气体排放等新型污染也在迅速增加。

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 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是，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迅速，未来十年内势必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西方有报道渲染，中国如今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碳排放国。

中国“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因此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政府不但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国内责任，如今扑面而来的是多种多样的国际责任，减少碳排放只是新增加的一种。

在《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今仍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是，中国要捍卫这种权利，已经越来越不轻松。首先，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它拒绝《议定书》的“挡箭牌”，布什政府就认为，不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设置控制标准是不公平的。其次，2006年8月，巴西推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全面设计方案（《圣保罗案文》），呼吁限制中国在CDM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在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人口之时，逼迫中国提前进入“买碳”行列。

更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在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以高姿态积极介入。明确提出以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内容的绿色能源战略。5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确立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已在预料之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限制会变得日益严厉。因此，可以预期，一旦美国采取行动，世界多国将仿效美国的做法。而拒绝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将面临制裁。

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Carbon Tariff)，这将有助于公平竞争。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欧盟一直积极倡导，对未遵守《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西方已经着手“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竞争战略布局。

那么，中国为此做了些什么？2008年4月，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业务部门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中国新疆和四川的农村，并将碳减排的补偿额度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注册，并被封存。中国官员非常高兴，“通过使用沼气减少氮肥和机械使用的四川60万户农民参与该交易”，“要让农民知道，除了农产品，还可以卖碳排放指标”。当中国还在乐颠颠地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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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碳翁”的尴尬与风险

中国碳交易资源巨大，但处于国际碳交易链低端，沦为“卖碳翁”。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中间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由此衍生出大大小小的国内外咨询、中介公司。由于碳交易二级市场价格高于一级市场，中间商购入CDM项目实现的减排单位，转手卖向二级零售市场，赚取市场之间的价差。国际社会对减排要求越严格，二级市场上碳交易价格必然越高，中间商套利收益也越大。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人均碳排放量低，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种草植树造林、新能源发展、产业改造等为中国赢得大量碳交易资源。截止2009年7月，中国在联合国已注册的项目年平均减排量总和达1.80亿吨，已获签发减排量1.43亿吨。中国已注册项目数量及签发的减排量均为全球第一，已占到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参与碳交易的主要形式为CDM项目买卖，由于缺乏自己的碳基金、碳交易机构等中间组织，中国大量低成本CDM项目资源必须通过国际碳基金、西方交易机构等中间组织，方能到达最终买家。国家规定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保护价是8-10欧元/吨。2008年7-8月间，国际二氧化碳价格排放权曾高达25欧元/吨。经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际碳交易价格“腰斩”，现在国际价格是13-14欧元/吨，但是仍然高于中国卖出价。发达国家交易商转手就有超过30%的利润，在国际碳交易价值链中所占优势由此可见一斑。国际碳交易价值链上的垄断现象，使中国失去利用资源优势获得价格影响力的机会。

中国在国际碳交易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有沦为“卖碳翁”而成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工具的风险。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收购后，包装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交易，中国碳交易由此成为“生产加工在国内、市场在国外、市场渠道完全被国外机构把持”的新型“加工贸易”。

国际碳交易机制待变，中国缺乏话语权。国际碳交易市场成长迅速，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作为一个对国际政治高度依赖的市场，碳交易市场仍存在诸多缺陷。2009年12月，世界银行发布《碳金融十年经验：碳市场发展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认为目前碳交易市场有必要重新厘清“游戏规则”，建议通过完善评估标准、加强监管，使交易项目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质性。

CDM市场发展走到十字路口。《议定书》在2012年到期后，碳交易新规则难以预知。但是，CDM市场经过十年发展，逐渐暴露出机制滞后的一面，有待未来加以优化。当下，机制缺乏改革动力，将令投资者望而却步，阻碍CDM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审批过程过于繁琐、漫长。CDM项目在得到国内审定后，还需要通过联合国CDM专门机构审核，得到许可后才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交易。从立项到最终通过联合国机构确认，项目审批周期一般长达18个月。随着申请项目越来越多，审批压力越来越重，耗时也越拉越长，严重缺乏效率。

评判标准不够稳定、透明。表面看，CDM项目国际交易的负责机构是联合国，实际掌握规则制定权与解释权的仍然是西方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碳减排资源国和排放国之一，未来很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碳交易主体之一，而目前仅是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被动参与者，缺乏话语权。比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联合国CDM注册审批机构无端怀疑中国政府故意调低风电上网价格，因而拒绝批准来自中国的10个风电项目。

国际碳交易风险潜伏，危机防范意识有待提高。正如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助长金融风险，碳交易市场也具有严重局限性。自《议定书》签署以来，西方经济学家、环保主义者和政客不断鼓吹“碳市场教条”，即出售各种碳信用额度是把资金和技术引向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减排项目的有效途径。然而，碳交易市场不是自然形成的，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其价格机制形成存在偏差，供求机制调节作用较弱，影响该市场有序发展的外部因素众多。

一方面，碳交易不断衍生化的发展趋势导致该市场内容与结构日渐复杂。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推出的碳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和不透明，要想保证市场机制持续有效，就需要解决许多难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清楚表明复杂与不透明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巨大危害，碳交易市场要避免产品过度衍生化，避免次贷危机式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方面，利害关系不断增大，助长市场贪婪、短视心理。滥觞于美国的世纪金融大危机也清楚表明，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驱使企业只追求巨额短期利润，导致在中长期内风险不断积累，最终以爆发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碳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实主要由运营机构负责，涉及费用较为高昂，中介机构在材料准备和核查中存在一定道德风险。

国际碳交易领域缺乏保护公共利益、防范系统风险的机构。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有关国际能源组织负责分析、防范全球性风险，各国政府亦高度重视能源市场的监察与干预。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世界贸易组织制订与完善贸易规则、维护贸易秩序、解决贸易争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尽管差强人意，但是有负责判断、提示系统性风险之职能，各国国内金融监管体系也相对成熟。相比之下，碳交易市场对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是缺乏风险管理意识。无论是联合国框架下的《议定书》市场体系，或是地区性碳交易体系，均未建立起配套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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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关注天空，更应留意脚下

由于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在总出口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是因为相关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2006年中国的“内涵能源”出口量达6.3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以上。“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2007年11月，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但是，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约束推算，未来电价至少得上涨一倍，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电成本就会超过了三四百元，如此相较于美国，中国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7%。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有关部门以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相关推算，当年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的影响较大。在2020年之前，中国一直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因此，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财富的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碳关税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此外，依照《圣保罗案文》，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中国将由“卖碳”者变为“买碳”者，企业的利润由此将被大量分流。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相关部门提出了遥远的、或者说不切实际的超主权货币，恰好给西方正在酝酿的碳货币本位的推出提供契机。由此，中国可能将在“美元陷阱”与“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

全球气候变暖，增进国际合作，发展低碳经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对中国而言，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负责任形象的展示，也是中国在经济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所在。但是，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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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美国制造的谎言

谎言重复一千句，就会成为真理。美国有超群的经济实力，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有强大的“软实力”，如今克林顿“巧妇”在“无米”或“少米”的情形下有又玩起了“巧实力”。因此，美国强权不可一世，他说话，世界都要认真倾听，不需要重复，而强权就是真理，美国发声当然句句是真理。

“美国制造”是优质资产。美国制造的航天飞机、电子对撞机、超大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复杂、精湛世界一流；F16、阿帕奇、集束炸弹等杀人武器，样式、效率世界一流；美国石油、稀土等资源丰富，品位高、易开采世界一流；美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世界一流；这些都是“美国制造”，但是美国人很少对外推销，奇货可居，想买还不一定卖给你。

相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国际社会兜售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CDO与迷你债券、民主与人权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属于“半垃圾”食品与饮料，在美国常常用来派发给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充饥；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多半在宣扬美国的追求感官效果、内容浅薄、惟我独尊的文化快餐；CDO与迷你债券就是“金融毒品”、“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直接制造出国际金融动荡与世界经济危机；民主与人权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奢侈品”与“兴奋剂”，南亚、拉美与非洲国家因服用导致社会持久动荡，有的甚至被美国贴上“失败国家”的标签。

自由资本主义纯粹属于强买强卖。美国为推销自由主义，通过各类NGO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才，乘发展中国家经济之危通过国际组织或自己的援助，间接或直接要求受援国实施自由主义，更为甚者通过支持目标国发动颜色革命或军事政变（如在智利、巴西、阿根廷与乌拉圭等国）直接输送自由主义。过去，美国以其独有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的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与持续发展。美国经济社会长期为大企业、大资本垄断，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早就无影无踪，只是以“概念”形式存在于媒体与书本之中，官僚与学阀的口头之上，但是美国硬是要将它推销给世界，为美国资本于全球扩张铺平道路。然而，此遭金融危机袭击，在火烧眉毛的情势下，美国完全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与遮羞布。“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实质大白天下。

美国是当今世界超一流国家，经济、科技、军事、政治与外交等多种力量使世界诸国难以望其向背，美国所能制造的远远超乎世人的想象，而美国所做的比他所说的要多得多。世人要认清美国这个庞然大物，不能听他所说的，而应当更细致地观察他所做的。

美国制造了诸多大规模恐怖事件。被公认的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的乔姆茨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在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后，乔姆茨基在接受采访时分析，在过去数百年中，美国灭绝了数百万计的土著人，征服了半个墨西哥，武力干涉周边地区（在90年代于中美洲发动侵略战争，四个国家遭受蹂躏，留下20万肢体不全的居民），征服了夏威夷与菲律宾。更有甚者，它在过去数百年中将武力扩张到世界多数地区，牺牲者的数字不可胜计。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残暴统治长期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包括1988年用毒气残杀库尔德人。“如今，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

美国政策制造了“9．11事件”。“9．11事件”是美国政策的产物，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滥用武力，肆意欺负巴勒斯坦人；觊觎中东石油财富，长期驻军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斯兰中最神圣人物的故乡；美国推行的全球化以及美国文化严重冲击伊斯兰社会与文化，造成伊斯兰社会的严重分裂；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长期支持阿拉伯那些腐败的、压迫性政权；侵略伊拉克，滥杀那里的人民（至少有100万平民与50万儿童死亡），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1996年5月11日，美国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在相关国家共造成150万人死亡，其中有50万儿童，这是值得值得付出的代价。乔姆茨基认为，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就只有在无视这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美国亲手制造了本·拉登以及恐怖组织“魔鬼”。本·拉登这一“魔鬼”，实际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美国当年“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将苏联拖入“阿富汗陷阱”，也就是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选择在沙特阿拉伯招募、武装和训练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然后源源不断地派送到阿富汗与苏联周旋。布热津斯基一直将这个“陷阱”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而四处炫耀。当塞尔维亚与美国站在一边时，美国曾经公开谴责科索沃解放军为“恐怖组织”，但是当美国改变塞尔维亚政策后，美国则将科索沃解放军称为“自由战士”。在此，美国的价值观又是错乱的，美国制造了这些“魔鬼”，只要为美国服务，就认为它们是正当的而给予支持，如今不为美国服务，与美国为敌，就施加“魔鬼”的恶名。

美国不断制造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可以是思想与意识形态上，也可以是经济利益上，甚至可以直接是军事上。如此以便美国浑水摸鱼，或从双方对立与冲突中渔翁得利。在当今国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寻求真正的独立，或者在美国和西方之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那么美国就会自动给其贴上“共产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中国的右翼很好地继承这个衣钵，在时下中国凡是伸张国家利益或甚至与新自由主义观点相背的，都会被贴上“左派”与“保守”或“民族主义”的标签。为动员徘徊犹豫的民众，美国的一贯而成功的做法就是要明确树立一个让民众害怕的“邪恶敌人”。“9．11事件”后，美国打出的赤裸裸的口号就是“或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在制造认同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立。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起强势话语权，把美国的这些不人道、霸道的行径粉饰为正义或正当的行为，或编制一套类似“文明冲突”的理论加以模糊。中国国内也有诸多美国的帮腔学者（中国民间喜欢称他们为“美国鹦鹉”）努力替美国说话，强调美国的行为对于维护世界秩序是必须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是必要的，一旦美国放弃“世界警察”，或甚至走向“孤立主义”，那么国际社会将无所适从，这个世界会更加混乱。这种逻辑推理其实并不陌生，现代医学有个奇异的心理疾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04年美国制作发行了一部电影叫《谍影迷魂》，影片的讲述的是美国政客为窃取国家权力、谋取总统大位，与相关财团勾结，将一种芯片植入政治明星等相关人士的身体，通过遥控，一方面对被植入芯片的人士进行洗脑，使其丧失原有的记忆与独立的思维；另一方面可以对被植入芯片的人士发出指令，使其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执行任何任务。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恢复接触尤其是1979年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帮助中国生产了一大批精英，这当中是否有“芯片精英”不敢断然肯定，但是替美国人说话、帮美国人做事的不在少数，而且还越来越多，势头越来越大。

世纪金融大危机是美国经济精英的贪婪一手造成，美国金融机构沉沦与美国经济受挫咎由自取，但是中国等诸多国家也遭受了态势愈发严重的池鱼之殃，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突出。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在中国竟然掀起一股强大声浪：“救美国等于救中国！”、“我们不救美国，谁救美国？”如此，才有今日被深度套牢，经济遭遇寒冬，外汇资产大幅缩水，而且还将持续被蒸发。如今，等到美国危机渐渐平息，经济趋于稳定，美国纠集西方同盟对华发动一个接一个贸易战，一招比一招狠毒，尽朝中国“要命的地方”踢，而且在发动贸易战的同时，敲打“人民币升值”的大棒又重新抡起。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之间活脱脱演绎了一个“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童话之现代板，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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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之一

美国制造：高——精——尖？[1]

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酝酿许久的暴风骤雨瞬间降临。次级贷款证券化，一个地地道道的由美国本土研究制造，利用现代营销手段向世界推而广之。危机爆发后，诸多持有这类“美国制造”的遍及世界的投资机构，一网打尽，纷纷被拖入金融泥沼。

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无不是经过质量检验合格而投放市场的，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将大约27万美元的金融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研制与检验这些产品的机构都是政府认可的，政府的监管机构对相关次级产品的参杂使假早就心知肚明，因此是美国政府在变相发放行骗执照，在纵容华尔街银行家骗取世界各国钱财。

但是，与实体经济的“美国制造”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不只是普通商品，也不是一般的“双刃剑”，而是一种金融怪物，一种“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当这一“大规模杀伤武器”被引爆后，不仅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也杀伤了美国，破灭了“美国制造”的“高精尖”的神化。可惜的是，举世皆醒，惟我独醉，中国依旧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在无限吸取美国制造的“优质资产”——美国债券。

“美国制造”了诸多“高精尖”的产品，不仅能制造电脑、互联网与波音飞机，也能制造B52与集束炸弹；不仅制造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制造“国际标准”与国际秩序，同时也制造贴上美国标签的“民主”与“自由”，制造“有毒债券”、“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与国际动荡。过去，美国以其独有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以至毁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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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内容曾以《美国制造：一个正在破灭的神话》为题，发表于《世界知识》200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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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新已走火入魔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头羊”，是因为美国强而有力的创新，长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科技领先是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关键。美国每年在研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0年的2650亿美元，2002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总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国的科技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使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居于领导地位，直到上世纪末，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一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

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润垄断化与集中化，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到金融领域。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达，精英教育日趋世俗化、市场化，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不少非但没有成为西方传统社会良心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公司买卖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得力干将，将资本对社会的侵夺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科技创新到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金融创新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向美国，而且由广大发展中国家逆向流动到美国。这实际就是“向不可能挑战”，因为资本总是向能够提供更高回报的地方流动。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充沛而且经济增长率低，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也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经济增长率高，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高。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资本应当是从低回报的地方流向高回报的地方，也即从发达国家、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了维护美元地位、维护美国金融霸权，美国需要国际资本逆相流动。金融创新就是因应这一“向不可能挑战”的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能提供高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承担金融创新重任同时也是承担美元霸权、美国金融霸权重任的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与一般科技创新的重大区别在于，首先要打破道德底线，模糊创新与欺诈的界线。这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金融领域没有道德”的真谛所在。因此，华尔街的职能演变（从提供金融服务到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其中，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发展应是推动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则又加速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方向发展。而美国金融当局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其实就是纵容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以因应美国霸权的需要。

透过华尔街的演变即可推知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远远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是努力发展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多种且数额巨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中多数产品流动性很低，没有市场，无法依靠市场定价，只能按照模型或者管理层来设定价格，因此隐藏巨大金融风险。此外，各类金融衍生品都竟相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由于资源过多流向金融领域，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战后的约40%到现在只有15%左右，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战后的约5%升到现在50%左右。国民经济严重虚拟化，导致头重脚轻，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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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经济鸦片”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申请加入WTO以来，美国（不是人民而且是垄断资本及其寡头）利用中国“钱多，人傻”，不断向中国推销“经济鸦片”，有的近乎就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开放。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但在被政治化与范式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发明新自由主义后，宣传的多，使用的少，如美国金融市场对外资进入限制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而取得很好业绩的难上加难。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华盛顿共识”。

在美国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金融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在中国，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早就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而占据着高校的经济学讲堂，如此影响的不仅是几代学生，还有很多官员与商人，因为中国各大高校也与美国高校一样早就世俗化与市场化，招纳社会“成功人士”（官员与企业主），举办各类进修班，兜售的尽是新自由主义。当然，官员与（国有）企业家不仅在本土进行自由主义“自我升造”，而且还被有组织输送到美国自由主义大本营“集体锻造”。

某高级领导在一个县市长学习班发表训话，特意向学员“隆重推荐”他所见过“最好的书”——《世界是平的》。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泛滥、不顾一切努力“与国际接轨”，拼命引进外资而且给予“超国民待遇”的重要思想与组织根源。如此，在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媒界、部分政界纷纷以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代替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国在一些领域的不均衡开放（对外开放但不对内开放）、定向开放（只对一些发达国家开放）、不对等开放（中国对外国开放，而外国不对中国开放）由此盛行。

国际责任与世界经济失衡。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经济危机一样，其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搞自由市场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世界经济史所展现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但是，美国抛出了所谓“世界经济失衡论”，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众多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美国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多恩直截了当，“金融危机祸起中国”。

其实，“失衡论”理论依据就是“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而“两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但是，美国的“歪理邪说”得到了中国主流学者热烈附和与追捧，“失衡论”在中国大兴其道。美国及其代理人、代言人向中国泼脏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隐藏在“失衡论”背后的是“中国责任论”，即中国理当继续增加持有美元债券，救美国就等于救自己，就等于救世界，就等于赎买因世界经济失衡而引发金融大危机的“罪恶”。

金融创新与衍生产品。美国金融创新，创造出了系列金融怪物，对中国诸多投资者而言很多都是陌生的，如CDO、CDS等，尽管也给我们一些争抢着与国际接轨的机构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如某金融机构一次资产减记就高达90多亿美元。但是，大多数企业与投资者都是以“隔岸观火”的心态看待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危机。然而，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所言，这场灾难性的危机不会有一个赢家。

自2008年10月份以来，媒体陆续披露众多中资企业与大陆富豪，因为套期保值或委托理财，而陷入巨额亏损的困境。中信泰富亏损186亿港元，东方航空亏损62亿元，几乎都是他们在2008年的全部利润。国资委披露，至少有28家国企涉足衍生产品业务，损失惨重，境外专家估计在千亿元以上。更为惨重的是各类富豪，由于怕被讥讽嘲笑，怕被质疑财产来路，怕被追究违规挪钱到境外投资，因此巨亏之后还不敢对外伸张，哑巴吃黄连。也有境外人士估计，富豪损失更为巨大，当在成千上万亿计。

在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中，一种取其谐音称做“I will kill you later”（我以后杀死你）的Accumulator（累计期权）的产品，被设计得异常复杂诡秘。依照西方的规则，结构性产品只能卖给专业投资者，不可以卖给非专业投资者。Accumulator是一种结构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就连很多专业投资者也不甚清楚其风险如何控制、价格如何确定。有专家分析，Accumulator近乎是“专门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设计的金融鸦片”，鸦片当初就是由西方发明，但不允许在西方出售。如今，美国人设计出Accumulator之类的金融衍生品，严格限制在美国销售，但是可以经由香港的分支机构销售给中国人。购买Accumulator的不只是中信泰富，众多中资企业、无数大陆富豪，都购买了与Accumulator相关的产品。由此使相关中资企业与大陆富豪陷入“对赌”陷阱，损失惨重，有的血本无归。

当然，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东西还很多，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一个典型的“芯片精英”移植、洗脑培训班），有“中美经济共生”与“同舟共济”，有“战略经济对话”、G2以及Chimerica，有“人民币汇率低估”和“负责任大国”，等等，而且针对中国钱多、人傻，美国还在不断为中国人制造更新奇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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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吆喝什么，中国就买什么

钱多人傻的中国人不断被忽悠，美国人吆喝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对“美国制造”的迷信缘于一个简单的思路——“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相关学者曾为之界定为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对美元的迷信。在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那里，认为美国国力强大，美元与美元资产无可替代。美国力量的确非常强大，以至于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对美国构成有效制约、制衡的力量，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更易于倾向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

其实，美元就是一种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绿色的纸张，是一种电子符号。在金本位与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国金融当局受到黄金的约束，或受到“克里芬难题”的约束，发行货币还是比较谨慎。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无拘无束，大肆印制与发行美元，令美元泛滥成灾，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金融市场趋于动荡。

相对美国经济规模，美国国债无论是总债务还是年度赤字，其比例都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美元的风险不仅在于美国的偿债能力，而且还在于美国的偿债意愿。双赤字制约美国的还债能力，而美国霸权“制约”了美国的还债意愿。美元贬值是美国还债的最好方式。

正是由于对美元的迷信，使我们丧失了理性思维，违背经济常识，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外储的70%投资于美国债券，如今使中国深陷“美元陷阱”，而且可悲的是相当一部分尚未觉悟，继续像吸食鸦片一样，不断增持美国债券。

对美元资产的迷信。国际金融危机的警报并未解除，世界经济的衰退仍在持续。中国的相关高官与高管仍然认为，持有美元资产要比其他货币资产更加安全，更有收益。其实，美国当局急功近利，不断陷入“格林斯潘困境”，即囿于眼前利益，当局往往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会为未来埋下一个更大的问题的隐患。目前，美国为解决信贷危机，拼命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由此极有可能引爆美元危机与财政危机。尤其是美元“硬着陆”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的一些财金高官与高管总想有点作为，总想到美国那里“有所作为”，捞点什么。先是抄底，结果抄到半山腰，搭进去诸多银子。后来，又萌发奇想，吸引那里的“人才”。要知道华尔街的人才主要是些什么货色，这些不讲道德、失去诚信的“人才”搞乱了美国，我们不拘一格引进，恰如引狼入室，未来要搞乱中国。

也有“高明者”提出，不能买美国债券这样的“有毒”资产，而应买美国的优质资产，如美国的土地、企业、科研机构等等，所有的视线都离不开美国。实际上，美国早已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与安排，使得中国只能买国债、机构债这些“有毒”资产，只能买美国IMB个人电脑业务以及“悍马”这样的“包袱”资产。这就是《超限战》作者乔良将军所提出的“聪明的请回答我，为什么会有‘中国美元’与‘美国美元’的区分？”其实，世界舞台很广阔，投资对象众多，为何偏偏要在美国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无他，中毒太深了！

对美国机构的迷信。世纪金融大危机，使美国金融机构贪婪、缺德的本性水落石出。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华尔街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购入抵押贷款、或从“两房”那里取得“抵押担保证券”（MBS

）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以价定级，价高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靓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其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从中赚取巨额佣金与分红。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07年华尔街高管奖金总额高达400亿美元，而金融风暴肆虐的2008年华尔街高管的奖金仍高达184亿美元，几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当国际投资者因华尔街的“缺德产品”而损失惨重、欲哭无泪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依旧在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为此做了精辟的总结：“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金融只讲规则，不讲道德”不只是索罗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华尔街共识”。世纪金融大危机清晰展示，美国金融机构只有利益的引擎，没有道德的舵盘，大船航向何处，无人知晓。

长期以来，中国财经界的一些人士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情有独钟，迷信的主要因素有：说英语的白种高端人才集中、管理先进、产品科技含量高、财源滚滚等等。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有高官、高管甚至直白，中国金融要是被美国机构接管了，象墨西哥那样，就能实现金融稳定了。所以，一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主要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开放，这些机构的高管与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直是中国某些高官、高管的座上客。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狼、鳄、鲨的本性认识远远不足，不仅认识不足，而且还引狼入室。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融资顾问以及评级、审计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机构。中国有关部门还规定，中资机构必须通过外资金融机构购买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五矿、株冶、国储铜与中航油都因监管机构的指引与自己的恶性投机而出现巨亏的惨痛教训。

对美国以及美国思想的迷信。对美元的迷信、美元资产的迷信、美国机构的迷信实际就是对美国的迷信、对美国思想的迷信、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信。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一些国际会议、会展、商贸洽谈，以请到说英语的白人之比例高低作为成功标志，如此通常日本人、新加坡人等黑头发、黄皮肤的也是不太受欢迎的。个别部门领导“习惯”用英文给属下批示，尤其是他不喜欢的、英文不好的属下，研讨、会议不论规模大小，是否是国际会议，只要有美国人在场，往往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英文。

清华大学的学生质问来校演讲的克林顿前总统义正辞严，但是过后去美国跑得比谁都快。某诺贝尔奖获得者，2005年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鼓吹他的“世界货币”，五年后来北京中国大饭店演讲还是那套东西，连演示课件似乎都未多少改变，即便如此，台上台下的经济学者都在洗耳恭听。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垄断着中国高校的经济讲坛，还部分主导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他们一直在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孜孜不倦地“以美为师”。[1]

新自由主义泛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恶果：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日趋外资化，中资企业被不断边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讲求礼仪、注重伦理与弘扬道德的中国人，越来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残童现象”、“黑砖窑事件”、“毒奶粉风暴”等等挑战中华乃至人类文明道德底线的骇人听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损害的广大民众利益与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严重挫伤民族产业，重创民族品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金融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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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迄今，拉美、非洲、俄罗斯、东南亚等在自由经济上凡是“以美为师”的地区与国家，近乎清一色遭遇悲惨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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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之二

强势美元：早就成为皇帝的新衣[1]

2009年3月，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情形下，我某金融主管部门发布《2008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总体上保持安全。这个报告一发布立即引来广泛的质疑，不仅美国人民笑了，世界人民都笑了，连该部门的人自己也窃笑，中国决策者与老百姓太好糊弄了。美国在主观上不愿“强势美元”、在客观上无法维持“强势美元”，“强势美元”早就成为“皇帝的新衣”，一个连小孩子都能看穿的把戏。

中国将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投资于美元资产，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强势美元”，美元唯有“强势”，中国外汇储备安全才有保障。中国将人民币钉住美元，实际隐含的前提也是“强势美元”，美元强势为中国外贸赢得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然而，“强势美元”早就不在了，中国外汇储备早就在而且还会持续大幅度缩水。美国要恢复实体经济、增加就业、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势必要在对华经贸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市场保护与施压人民币升值会日益明显。中国人是否想过，“我们支持美国人是以掉脑袋为代价的”。

在美元跌跌不休的情势下，美国财经高官甚至连奥巴马总统本人都在不断重复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底气，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照国内相关集团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确定美元汇率。如今，强势美元不再而弱势美元重现，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主观选择，更多的是世界局势的客观使然。那些央求美国政府保证美元资产安全的债权人，不仅出于无奈，恐怕也有几分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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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主要内容曾以《强势美元：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为题，发表于《世界知识》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