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以经济为名——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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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施政才能既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保证极权体制不变更，是文、景二帝在有生之年都无法破解的迷局。这是一个死结，经济泛自由化会导致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催生了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这是自身经济能力的使然，因为只有具备同经济地位相吻合的政治权利才能进行自我保护。而这恰恰又与极权主义下的皇权有着绝对的抵触。皇权要求自身具备给予社会群落内一切成员的伤害能力而不受限制。
　　不妨这样理解，民权与皇权是对立的，民权的前进，意味着皇权的后退。而皇权的后退，则代表着极权体制的根基被动摇。这是最高权力执掌者所不能容许的，更是极权体制下特殊利益群体所不能容许的。事实上，这些特殊利益群体才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主体，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同皇权作为联系纽带，从而形成的大约五百个特殊家庭的联盟。社会群落中，一切优势资源被他们所垄断，一切的利益皆以他们为核心。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运转。他们不会容许其他人轻易染指这属于他们的特权。而强大的皇权只不过是他们共同利益的集中代言，是他们利益的保护伞而已。这些特殊利益群体致力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就在于此。倘若皇权的掌控者个人不愿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掌权者，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一句话可以概括这本质：帝国时期的最高权力掌控者其执政是为了特殊利益群体，而绝非为民。
　　由于这些特殊利益群体从中作梗，在民权与皇权产生剧烈的矛盾时，历史选择的道路往往是最坏的方向。每当需要维护既定统治的时刻，他们的反应都是极其暴烈的，包括不惜动用一切极端手段，如政治打压、血腥镇压，甚至连破坏经济秩序都再所不顾，哪怕大开历史倒车，将自由而具有活力的经济重新纳入高压管制之下。
　　不幸的是，汉武执政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倒行逆施，逐渐步入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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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经济的复苏，人口数量恢复正增长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是人之本能所至。若不是因有悖人道的政治措施出现，几乎可以认定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进入良性轨道的标志。尤其在人口数量未达到经济资源负载的临界点前，快速增加的人口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经济不会一直随人口增加而呈良性发展。当人口数量接近，甚至超过经济资源负载的临界点时，经济环境会因无法承载如此大的压力而陡生紊乱。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可知，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进行的。尤其是农耕文明下的社会环境，一旦有三十到五十年的稳定时间，就会导致人口增长速度直线上升。这源于农耕经济环境下繁育后代的低成本。
　　在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史上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社会福利的概念，更没有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中的平民，也就是被食利阶层，在遭遇变故如伤残或因衰老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由于再没有其他可以获得经济来源的途径，基本等于完全失去了生存保障。普通的经济储备不足以抵御意外风险，且成本偏高。为了抗拒这种生存风险，平民选择了繁育下一代作为个人的专属保险。这正应了一句古话：养儿防老。
　当养育子女成为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时，这等同于一种中长期投资。既是投资，就要对风险进行核算，同时考虑成本与收益比。除去孩子先天残疾外，最大的风险就是死亡。然而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其成员的生活区域较为固定，环境较为舒适、安全，外来侵害罕有，这无形中就将夭折风险降低了许多。为了规避风险，还可以选择分散投资的策略，比如扩大生养数量。
　　养孩子的成本除去日常开销外再无其它，而这成本与经过十余年就可以逐步转化成生产力，之后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可以作为持续性盈利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相比较起来，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的实质在剥茧抽丝后渐渐清晰了，作为个体，大量生育子女实为一种经济效益的考虑，所生养越多，意味着日后可供自身消费的经济供养就越多，生存风险就越小。基于此种理由不难理解人口缘何激增。人口的充裕，反衬出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资源紧缺，这令统治者不再把人口当做稀缺资源看待，于是就出现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圣人之治”，如汉武帝当政之时，肉刑、诛戮等有违人道的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当这些手段都不能阻止人口疯狂增长趋势的时候，当局迫于人口的压力，更为极端的选择就此出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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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生存之战——帝国对外战争实录
　　秦、汉两代帝国，均有过大规模对外战争，且皆具备获胜的记录。尤其是汉帝国的胜绩更是彪炳史册，被后世广为传诵。民族主义者、唯物史观者，无不对此推崇备至，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开疆拓土，对外征战，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就是盛世的象征。一句口号喊得异常响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关于此，我不想谈论如此意气用事有无必要，更不愿意上纲上线的把问题抬到民族尊严的高度上去。个人认为，摸清楚战争的起因及其根源，比关注胜负更为重要。因为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因素太多了，而且太多都过于偶然。
　　在秦篇中，战争的利益脉络我们已经理清，但是并未详细介绍过诱发战争的客观因素和承载战争的客观环境。今一次，我们就着力在战争诱因和环境上做精细的分析，以便从中摸索出些一些规律，顺便温习一下旧时的功课。
　秦帝国时期，始皇帝嬴政曾派大将蒙恬远逐匈奴，占领了曾属于匈奴人的领地——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旧称河间，其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黄河‘几’字弯流域，囊括了银川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说是天然的粮仓。曾有俗语说的好：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区的富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里的气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条件均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当时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前文中曾介绍过秦帝国的军国体制，这是秦主动对匈奴用兵的一个关键理由，即必须不断对外战争才能驱动国家机器，使社会的经济稳步有序地运转起来，同时夺取新的资源以供社会群落内成员使用。在秦帝国尽灭关东六国到对匈奴用兵前，前后有大约七年时间是没有战事的。军国停摆，意味着社会要面临一个运转惯性的问题。多年来习惯于征战的军人接近职业化，在社会分工中从事其它职业并不比长期处于社会工作中的人更有优势，说得更严重些，他们已经难以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他们期望中的经济收益。经济效益驱使了这些无处觅封侯的职业化军人拥有再次从军的需求，若不能满足，则可能成为社会的一大安全隐患。安抚这些退伍军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线的因素是经济压力，准确地说是人口压力。秦帝国统一天下之时，除去必要的军人伤亡外，并无大量杀戮平民的现象，而是将旧时六国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过来，整合成一个大帝国。旧社会群落解散并融合进新社会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会成为人口继续增长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无序的人口增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令社会感觉到经济的压力。前文记录过，公元前216年，秦帝国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货膨胀率奇高无比，具体表现为粮食价格飙升。
　　公平地说，即使秦政府当时在土地制度上处理得体，预留好缓冲，也无法彻底根治人口压力的痼疾。也许矛盾不会表现的如此尖锐，呈爆发事态出现，可总有一天问题会呈现在眼前。归根结底，是生产技术的更新总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两者的压力都迫使秦帝国政府做出决断。在河套地区水土肥沃、宜耕宜农的诱惑下，在军事技术、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国政府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解除这种经济压力——输出暴力，即战争。
　　在无新技术更新生产能力的前提条件下，有这样一个公式可以说明帝国政府的决策需取决于什么：
　　经济资源总量/人口总数=人均资源数量。
　　当人均资源成为一个额定数字，低于这个数字将无法保障生存时，那么能作为变量而进行变动的，只有经济资源总量或人口总数这两个条件了。换句话说，要缓解这个压力，办法可以是增加经济资源总量，也可以是消灭人口，更可以两者皆有之。如此看来，战争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有悖文明及人道。
　　对外，如果打赢，可以获得经济资源，打输，可以消灭人口。在不至因战争失败而遭对方反噬并导致灭国的前提下，对外发动战争是个好的选择。若无能力对外征战，那么对内镇压因经济给养不足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暴乱行为，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民族尊严、大义都不是发动战争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种借口。实实在在的硬理由，是与经济完全挂钩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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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帝国鼎盛时期，作为北方典型游牧民族的匈奴，人口数量还比较少，居住得也比较分散，并未合成一支完整而强大的政治势力。秦帝国终结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经历两代匈奴单于的整合，在中原大混战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综合实力非常强大的社会群落。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匈奴时，曾谈及过这个问题。
　　有关匈奴社会的发展脉络，由于没有更多且详尽的资料证明，故无法提出疑异。只是有一点经济问题，比较难以理解。古书中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介绍，多称他们不从事农业耕作，日常饮食只局限于动物类食品，即肉、奶等完全来源于牲畜的食品。先不论营养问题，单是这食物来源渠道，就很成问题。首先是渠道过于单一，其次是产量有限，这两点欠缺造成抵抗经济风险能力极弱，同时难以满足人群正常的生存需求。以人正常的营养需求来看，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植物类食品，只是他们获得植物类食品的方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靠深耕细作，而是比较粗放的简单采摘。
　　匈奴人的社会群落整合，与其社会结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改变，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是促使社会群落主动合并的原动力。关于经济体规模与抵抗风险的关系，前文已经详细记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经济模式，其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可延展性也比差，人口增长速度稍微放快，社会群落内的经济链条立刻就会绷紧。至于遭遇到些许天灾人祸，社会秩序因经济动荡就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混乱。如果社会群落内部无法消化经济压力，那么就会转向将经济压力施加给周边临近的社会群落。
　　河套地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其意义之重大几乎等同于命脉。因为这里富足的经济环境，是扩大社会群落经济弹性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资源，是承载游牧文化的重要载体。失去这个地区，就等于失去社会群落的半条命脉，所有战略发展规划都要就此改变，这必然是匈奴人不愿接受的。然而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使得他们无法正面对抗强大的秦帝国军队，只能将经济生活区迁移至秦帝国军队的军事打击范围之外。
　　由于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所致，几乎长年生活在马背上，他们普遍对于马匹的驾驭能力要远优于农耕民族。如果将这特性应用到军事技术中去，将会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杀伤力带来巨大的提高。对于匈奴人来说，几乎不用特意的训练，就能将骑术转化成军事技术。这高机动性、高灵活性与高杀伤力的结合，使得匈奴人的小股武装力量经常能骚扰得秦军不胜其烦。为了降低匈奴人游击的威胁，秦帝国军队在司令官蒙恬的指挥下，开始建立朔方之城，同时迁移人口对此地进行经济开发。汉帝国大将军卫青主持建立的朔方城，正是基于秦时蒙恬建城旧址，对其进行翻新加固才得成的。
　　秦始皇逝世后，帝国内部产生突变，随后各地的武装叛乱扰乱了帝国的一切秩序。原定的筑城计划随着这场内乱，终因无人督促、负责而流产。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既定的千秋霸业蓝图都半途而废，何况区区一个筑城。帝国内乱期间，受政治胁迫的移民开始私下里离开了河套之地，或是返回故乡，或是逃向山野，总之是逃离开险地避祸去了。边防的压力减弱，使得匈奴人再次活跃在河套地区。
　　秦汉交替的八年战争里，几乎摧毁了中原地区的一切经济带，而这八年则给了匈奴人充分的整合社会群落的机会和休养生息的时间。汉定中原后，匈奴业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社会群落。社会群落的扩大，势必使经济体扩大；经济体扩大，势必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的稳定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速度提高，人口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推动了对更多资源的需求——这是建立在生产技术无提高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为争夺资源，公元前200年九月，匈奴悍然夺取了汉属地马邑（今山西朔州）地区，之后继续南进，于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地区与汉军产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汉高祖率军亲征，初战小胜，而后乘胜追击，结果于平城地区（今山西大同市东北）遭遇匈奴军埋伏，败走后退守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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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记载的白登之围，汉高祖脱困办法是听从谋士陈平的计策，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请她吹枕边风，以求得单于通融，放高祖一条生路。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儿戏，起码有这么几个疑点，值得我们斟酌。
　　第一，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带妻子上阵无异于将她暴露在风险之下。哪怕是女人随军前进，至少也应该留在远离战场的，相对比较安全的战略缓冲地带，以便在军事行动失败后的撤退中一起带走。我们姑且退一步讲，匈奴的女人像男人一样骁勇善战，可以随军出征而不能成为软肋。与单于地位相近的单于夫人，出于安全考虑，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见得到的吧。
　　第二，处于严密的军事封锁之下，有什么人可以顺利地突出重围，并携带大量物资，潜入到匈奴军队统帅的身边？这显然是个比较离奇的说法。且不说遇到接近包围圈时的格杀勿论，仅仅语言沟通的障碍，就为交流上凭添许多不便。交流上的困难，如何能使高祖的使者顺利地到达单于阏氏的驻地，很令人费解。
　　第三，假定匈奴人围攻格杀汉军的意志不那么坚定，没有处死汉高祖派遣的使者，而是把他带到军队统帅处，那么究竟是应该带给最高统帅单于，还是该带给他的妻子？这又是个考验常识的问题。
　　第四，单于阏氏是否具备对于匈奴的军事、政治的干预权。关于此可以从两个方向做考虑：如果不具备干预权，那么她没有资格向单于提出政治意见；如果具备干预权，那么她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单于的决策，这是个很难说得清楚的问题。
　　第五，如果冒顿单于听从了阏氏的观点，不再觊觎汉地而就此退兵，那么之后立刻又进军代地（今山西代县，雁门关一带）的行为就非常难以解释了，因为这前后言行显得过于自相矛盾。
　　还有种种疑点，就不逐一列举了。因为仅凭上述五点，就令人很难对史上记载的汉高祖白登脱困始末产生信服感。我无意质疑刘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行事风格，更不想将其丑化妖魔化脸谱化，只是这段史书中的记载很经不起常理的推敲。在没有足够的资料做证明的前提下，考证一段史海沉钩的真伪，实难完成，只能通过从历史进程所受影响后的变化中寻找若干线索来进行推断。
　　匈奴人攻城掠地的目的，是个极其关键的线索根源，这直接左右着事态的发展。在秦篇中曾经详细解释过战争的实质，这里就不长篇累牍地复述了，只简单说一句，战争不是凭空而来的，其目的必然是直指利益。那么匈奴人所期望的利益是什么，就成了解开这个谜局密码的钥匙。
直接抢到经济给养，这是最浅表的也是最直接的收益，无从辩驳。而深一层的还需从一种文明的经济属性上思考。游牧文明的载体，是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游牧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口增长而需要扩大经济体规模时，所紧缺的资源就是这种富有植被和水源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恰恰也是农耕文明赖以生存的资源，原因很简单，能生长植被的富饶土地，就具备成为农耕土地的潜质。反之，农耕用土地荒芜后，会形成天然的草场。
　　当土地成为两个文明的生命线时，所爆发战争是再所难免的，因为都在为生存而战。那么回过头来看史书上所言，冒顿单于阏氏说汉家土地不能久留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若不是凭臆测想当然，那一定是史官有意地略掉了一些关键信息。至于这关键信息是什么，这里先放下不论，在后文中会有详细解释。
　　在《战争福利学》中曾谈及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的策动者往往会逃脱战败的惩罚。因为战争的策动者往往是社会群落中最高权力的执掌者。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如果战败方需要为失败支付成本如战争赔偿等，至少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承担人。毫无疑问，战败方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将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
　　围绕着战败责任人的视角去考虑白登之围，线索就明朗了许多。匈奴单于应该不至于有对汉军赶尽杀绝的意图，更谈不上有杀掉汉高祖的意图。如果杀掉刘邦，汉帝国势必会树立新的最高掌权者，那么对于匈奴来说，就等于丧失了索要战争利益的机会，不仅得不到经济补给和经济资源，还可能白忙一场。因为没有人来为此负责。而扣留刘邦，其实际效果与杀他无异，汉帝国同样会树立新掌权者。关于此，千年后的宋朝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这里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可以说，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匈奴人都没有坚定地格杀汉军团及其统帅的意图。事实上，用于战争中的杀戮大多只是手段而决非目的。
　　客观地审视白登之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那是一场兵力相差极为悬殊的对抗。匈奴人以众击寡，以强凌弱，而且士气正旺。反观汉军，形式是非常被动的。由刘邦亲率的先锋部队脱离了主力军团，被大约三十万匈奴军队团团围住。史书中的花絮告诉我们，汉军团被围七个日夜，经济补给奇缺，士兵饿得连弓都拉不动。如此严峻的形式下，坚守七天直到脱困，其难度之大不亚于坐地升仙。我们不排除历史上有小概率事件发生，然而这件事情前后疑点重重，违背常理之处太多，并且所有的解释都很牵强，甚至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这令我忍不住又多了几分思考。
　　历史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比如说刘邦因兵败被俘，或是主动投降，而后通过外交谈判的手段来解除落入敌手的窘境，至于白登脱困的说法只是一席炮制出来的谎言？这个匪夷所思的想法进入脑子后，我开始着力思索其可能性与合理性。
　　战争的通行法则是战败方屈从于战胜方的力量，并接受其开出的休战条件。仅以最常见的经济要求为例，割地赔款作为战后经济补偿，其广普性可称得上冠绝古今。
　　经历白登之围后，于汉高祖执政的后续年间里，马邑地区以及平城一带的土地资源信息，就彻底从史书中销声匿迹了，而后有史记载的边患战祸主要都集中于马邑东南方的汉属代地。那么马邑及其西北的平城究竟归属于何方，则成了语焉不详的话题，这属实是一桩颇值得玩味的事情。刘邦脱困后，马上着手和亲事宜，并每年向匈奴提供布匹、丝绸、酒和粮食等经济给养。被后世称为岁贡的政治行为即刻出现在两国战后，而这又恰好是由战败国提供给战胜国的，再联系到前面的土地问题，两相对应之下，就更值得旁观者玩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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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刘邦兵败被俘或是投降，只是一种猜想，尚无明确的证据证明，只能从一些侧面信息中得知，双方的停战协议很可能是建立在汉方屈服的结果之上。史书上与此相关的内容，很可能再一次因讲了政治而在真实性上参杂许多水分。
　　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对于作为统治者的刘邦来说，虽然觉得蒙受损失和屈辱，但是比起丢掉统治权来说，并不是更加难以接受。这是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面临矛盾的问题。以其政治地位为出发点不难发现，只有保住统治权才能保证自己享受到高人一等的经济给养以及种种特权，这是其全部利益的根源。失去部分土地，只相当于失去部分利益，而失去了统治权则等于失去一切。
　　统治者的权力根基在于权威性上，这是他们不容触动的禁脔。为了维护这虚弱的权威性不受损伤，他们不惜大开杀戒，更毋论满口谎言。兵败被俘或投降，在一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社会氛围里，绝对是权威性的天然大敌。这道理意味着即使刘邦真的如假想中那样兵败，也不会对外道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割地赔款，则更是维护统治权的大忌，因为这是有损于整个社会群落经济利益的行为。土地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资源，对于社会群落来说，减少了土地就等于减少了群落内的人均资源，这无须多言。而赔款却是实实在在地把额外经济负担分摊到每一个社会群落成员身上去。史评中对战败并割地赔款的行为异乎寻常地深恶痛绝，动辄口诛笔伐，甚至把问题上升到民族大义、国家荣辱的道德高度上，其内在原因实为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将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事情公布于众，是任何为政者都不敢尝试着逾越的警戒线，尤其是这一切的损失根源皆因自己的过失而起。若胆敢以身试戒，必会沦落至万劫不复死无葬身的境地。为了降低甚至是转嫁、回避政治责任的风险，政客们拒绝信息的透明化，拒绝社会其他成员拥有知情权。是谓“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由此推论开可知，食利阶层和靠近食利阶层的社会成员，也就是政治主体的成员，无论犯下多么愚蠢的过错，都不会公开直接承认，反而会颠倒是非黑白并力图以此掩盖过错，最不济，也要滤掉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可以说，政客们在美化自己时都是不遗余力的，哪怕伪造历史。
　　然而细考究起来却很容易发现，凡是在政客指使下散布出来的信息，几乎条条水分十足，其内容无不是赤裸裸地自我吹捧，称自己的决策英明果断正确。至于事情的真相是到底是何种情形，究竟结果是得是失，是盈是亏，则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此时回望历史中所谈及“陈平奇计”与“厚遗阏氏”的说法，却感觉别有一番味道在其中回旋荡漾。贿赂女人，却不明说贿品所用何物，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能打动女人的东西，必然是华服美饰。殊不知，土地同样可以用来做馈赠品。换言之，将战败割地说成贿赂匈奴单于的女人，这看起来只是自欺欺人，尽管两个说法都是指同一件事。然而于政治上意义却不尽然，后者的说法摆明了是将严重的事件淡化处理，避重就轻。要知道，仅仅是说法的不同，割地事件的政治性质就会因此完全改变。
　　同样的道理，一个“和亲”的说法掩盖了战争赔款的实质。甚至在后高祖时代的汉匈外事活动上，这“和亲”都可以扯来做政治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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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高祖开始，汉帝国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延续了五十余年的时间，期间双边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但是罕有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出现，这与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战略构想有关。
　　当军事斗争不再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向时，或者说，依靠武装斗争的手段不能再获得经济给养的时候，经济建设就成了新时期的政治主题方向。后高祖时代，也就是自汉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起，汉帝国政府的政治工作重心就已经逐渐向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偏移。在文帝执政时期，尤其以经济发展工作为重。
　　建国初始的汉帝国满目创痍，百废待兴，经济供给处于极其紧缺的状态中。彼一时，缓和双边矛盾，无疑是一种降低经济建设成本的方式。简而言之一句话：以空间换时间。这源于农耕经济在稳定性、抗风险性以及可发展性上，与游牧经济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农耕经济的高弹性所致，这意味着以同样的时间长度为限制条件，农耕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高于游牧经济。然而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壮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典型的如垦荒、伐树、兴修水利工程等，此为一则闲话。
　　文、景两代皇帝执政时期，“和亲”事实上成了缓和双边矛盾的政治手段。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残破的经济及早步入康复的轨道，而支付适当的稳定环境成本，对于整个社会群落来说，是可以容忍的。
　　接受对外输出经济给养换和平，对于汉帝国这个新政权来说，同样很有必要。因为这是一个稳固政权的重要战略方案。一般来说，外部的压力大多不至于引起政权的变革，而内部的紊乱，将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续存。尤其是当血缘关系不再能约束政治利益的分歧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此，这个时候的第一要务是集中力量消除、解决内部的矛盾。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没有剪除新割据势力前，试图对外采取任何强硬措施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极有可能会使江山色变，政权易手。以血为代价得来的政权，任何持有者都不会宽容地允许他人共享，更不要谈转而易手的问题了。
　　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长城往往从内部崩塌。因而说若想攘外，必先安内。
前文谈起过，经济进入复苏期人口会产生激增的效应，尤其在政治鼓励之下更是如此。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备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实上，在景帝执政时期，人口的压力就应该初显端倪。这点从晁错的屯田奏折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错算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遭至杀身之祸。
　　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仅是这还不够，严峻的形式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以战时名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灭激增的人口，降低社会群落内经济的压力。战争，毋庸置疑的绞肉机，人口正增长的天敌。令统治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这种消灭人口的方式，大多不会令其受到诟病，反倒是好处多多。尤其是在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则成就了他们开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政绩。
　　这冷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战争。于是在汉武执政年间，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战争。
　　事实上，汉武时期的战争并未如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凭借武力打造了一个盛世，也没有令生存在游牧经济环境中的异族屈服，更没有让他们恐惧到不敢来犯的地步。只是在耗尽国力，人口折损过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旷的土地。人口的锐减，使得经济资源宽松起来，被破坏的经济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构建。于是新的仁政又来了，所谓的“盛世”再现了。而那巡睃在中华大地上空的专制灵魂，却一直茁壮地成长着，直至步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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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时期的黑暗政治环境充分地说明，基于专制思想下的帝国制度绝非僵死而不知变化，然而究其变化方向，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执政理念上的频频倒车，使得刚见起色的经济备受打击，原本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进步的生产力被压制在低水平处徘徊。说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让路，厚道点评价，这显然是个以偏概全的说法，不厚道的评价，这就是个赤裸裸的骗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专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会为生产力让路，反倒是将其活活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至此，帝国文明就已经抵达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了，无论在体制内做何等努力，都无法挽救帝国的迅速衰败。哪怕再行泛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无济于事。
　　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随时都处在动态中，而没有一刻停止。专制权力的横行，扭曲了经济运转的平衡，使得资源分配不再以效率为优先原则，经济与社会的环境会因此急剧恶化，于是导致了其发展方向迅速由良性向恶性转变。当资源配置已经完成时，重新再降低权力的干预，就为时已晚了。因为泛自由化的制度并不能改变即定的资源分配格局，所以无助于从深层次上调整社会结构。资源延续的惯性使得马太效应再次露出狰狞而冷漠的面容。这不仅使经济难以驶入正轨，更不能使经济重新步入高峰，反倒是令扭曲而畸形的社会有了强烈的重新分配资源的诉求，哪怕矫枉过正不惜。暴力、流血、动荡……一幕幕人间惨剧再次在历史上重演而永无休止。
　　可以说，自汉武帝发动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起，汉帝国就注定了死去的结局。这说法恐怕要引来唯物史观者的攻讦与反例。首选的反例必然逃不过“昭宣之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汉宣帝时期看似辉煌无边的繁荣，其实只不过是汉帝国将行就木前的回光返照，而绝不是枯木逢春。之所以后宣帝时代，汉帝国仍旧维持了四十年的时间，无非是在选择一个土崩瓦解的时机而已。
　　至此，西汉王朝的整个兴衰剖面的脉络大致被展示出来了，若我们以冷静、淡定的心态去审视它，却发现，所谓“盛世”不过是场自欺欺人的骗局，无不是文人们添油加醋的结果，以供后人们拿来瞻仰及自我陶醉的闹剧罢了。
　　据史而言，曾有一段匈奴对汉帝国屈膝臣服的历史，我已经不愿意去挤这其中的水分了。只想点破一点奥秘，称臣者却反要汉帝国政府大量提供经济给养，其中粮食、布匹、棉花一应俱全。除了感慨这“臣子”当得太幸福了外，还能说什么呢。
　　深追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觉，这决不是汉帝国的“天威浩荡”所致，而是接连的天灾沉重地打击了缺乏弹性的游牧经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变故的结果。看似匈奴人的屈服，实则是靠汉帝国提供经济给养换来的平安，这依然是对社会安全的一种赎买，通俗的说法叫支付保护费。匈奴政权的续存足以标志着两个社会群落并未进行有效的融合，而反向的经济供养，恐怕只能徒买一个附属国的空名而已。
　　文临末了，突然想到两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其一是有关双边贸易，其二是有关匈奴不事耕作。
　　凡是边贸，难免会有摩擦，而史上并未有过关于此的明确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就今天而言，贸易的摩擦往往会引起双边外交形式的紧张，想来古时亦然。联系到汉高祖执政时期的抑商政策，个人推测，很可能会成为诱发边贸摩擦的因素。由此继续推论下去，是否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贸易流通的障碍而最终形成了战争的导火线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只作为一种猜想供读者参考。
　　根据《汉书•匈奴传》中的记录，公元前65年，也就是虚闾权渠单于即位的第三个年头上，匈奴曾在右地屯田给以乌孙施加军事压力。这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屯田行为，这几乎可以完全推翻“匈奴不事农耕”的说法。这说明匈奴人的食物构成中不可回避地有植物类食品，而且也是通过农业手段获得此类食品。至于生产方式，也许有别于南方的农耕，而是一种更为粗犷的农业种植方法，亦或是通过双边经济文化交流而吸收了南方的农耕技术。在未有考古佐证前，这也是个悬而未解之谜。有对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另行考究。

rockxx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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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ron125

好贴就得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