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以经济为名——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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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辉煌 汉篇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种族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这慷慨激昂的三句话，给了一个帝国统治者至高的评价。这位统治者所生存的年代，就是被后世广为传诵的“汉唐盛世”中的汉帝国时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这因开国皇帝发迹地为汉水源头而就此命名为“汉”的朝代，其政权统治中华大地长达四百年。它的存在，标志着帝国文明走出了秦时期的探索，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前朝的执政经验，为汉帝国提供了充分而有效的执政理论依据。帝国政权的稳固续存，昭示着帝国文明鼎盛时期的到来。
　　同时期的亚洲大陆上，游牧文化同样在经历了一幕剧烈的盛衰变化，匈奴的神话，月氏的传奇……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频露峥嵘。而欧洲大陆上，正处于爱琴文明的晚期。罗马帝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即将从欧洲众多的社会群落中脱颖而出，用武力开创古历史中另一段文明。似乎整个人类文明都就此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在历史的长河里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汉帝国缘何而生，缘何而盛，又缘何而衰？它和秦帝国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在未翻开汉的史卷前，这问题纠缠着我终不得解。然而真的打开了史卷，更多的问题迎面而来，让我不禁惶惑了，难道这就是两千年来备受推崇的“强汉盛世”？
　　八、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
　　公元前207年十月，秦王子婴素服白马，带着业已打包封好的，象征着秦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玺、符、节等信物，向一个叫刘季的男人投降。至此，雄霸四海的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
　　两个月之后，一个军事天才带着四十万军队，尾随着刘季的足迹，一路烧杀掠夺地来到了关中地区，随后就把这里变成了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这个近似瘟神样的天才男子叫项籍，字羽，反秦政府武装组织的首领，后来的西楚霸王
　　项羽及其手下的入关，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带给关中百姓的灾难。他们一连折腾了三个月，仍然不愿罢休。然而为了更大的利益，他们不得不选择了结束这一切，并离开关中。公元前206年的春天，这群灾星带着满心的憧憬和因掠夺而带来的快感，离开了这片被他们蹂躏得几乎体无完肤的焦土。吸引他们离开的，是各自获封的王位和土地。这似乎让业已消亡十余年的封建制度死灰复燃。后世的历史学家无不对此口诛笔伐，尤其是谴责那只看似主导着这一切发展的幕后黑手及它的主人项羽。主流的说法，认为他开了历史倒车。而持这主流说法的人，往往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常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或称唯物史观，在判定历史进步与否的依据上，有着无法回避的硬伤和缺陷。首先是过于迷信物质因素并弱化人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历史价值观的扭曲，彻底蜕变为只承认成王败寇，即胜利者就是历史的进步方向，失败者就是历史的落后角落，而彻底忽视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
　　成王败寇的逻辑，常使得判断历史事件出现双重标准。以项羽和刘邦为例，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客观条件，相近的历史时间，选择了相似的政策，在历史中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项羽的分封就是逆历史发展潮流，开历史倒车，而刘邦的分封就是顺应天意，符合历史进步的发展轨迹？两相对比，不难发现，这说法荒唐得近乎可笑。
　　另一个缺陷是执迷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而不能自拔，而全然罔顾经济规律及一切历史事件的本质。典型的表现是，只用条条框框圈定现象，如农民起义等，而不加理性、客观、具体的分析，就将其一律定义成所谓的“历史进步”。比如陈胜、吴广的反政府行为，其本意也好，带来的后果也罢，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除了破坏经济秩序，引发社会动荡，制造社会创伤外，再无其他意义。如此行为，本谈不上任何的历史进步，可是却堂而皇之地被历史唯物主义者列入进步行为当中。这过于草率的结论，不只是引人发笑那么简单，而是很容易给后世的读史、学史者带来误导的麻烦。
   诚然，历史有规律，但不全是一般规律，往往起到扭转历史走向作用的，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这偶然，就好比那左右天平倾斜的最小砝码，放上了，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一个微小却关键的点失去了平衡后，会成为引发一个小系统失衡的因素，一个小系统失衡则会成为一个大系统失衡的因素，这种失衡层层叠加，失衡所带来的震荡效应随着新发生而逐级放大，直到引发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彻底变更，最终产生新的平衡并形成新的系统才算彻底告一段落。
这种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就可能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的情况，在当代科学中被称为“蝴蝶效应”。而如前文所述，社会秩序由失衡再到重新平衡并形成新系统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历史运行轨迹。
　　如果把一段时期的历史运行轨迹当做一个系统，那么就会发现，在诸多的偶然做为不确定因素存在的前提下，它的变化一定的时段里相当难于预测。根据既有的条件，却无法对未来作出准确判断，“规律”二字就无从谈起了，更毋论“必然规律”。
　　然而在偶然因素介入前，事态发展仍旧能按照线性变化逻辑进行着常规运行的社会行为系统，却是存在的。也只有这样的社会行为系统，才能有规律可言。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却惟有一个经济系统。
　　换言之，历史的经济形态才是历史的一般规律。由于其具备可证明性，才称得上科学。而依成王败寇和生产关系条框作为判断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缺乏可证明性，所以遍布着伪科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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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篇里曾说过，一切政治需立足于现实，这里依然要旧话重提。分封，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式选择的一种政治策略，项羽和刘邦都曾采用过。如果扣除成败因素，其实不难发现，两者采取相同政治策略的内在原因有着太多的相似。最起码主观上，他们并不乐于分封，但是客观形式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关于此，可以在史料里找到些蛛丝马迹来证明。
　　这一说法不排除韩信因个人境遇而出于私心的诽谤，因为历史上记载，他在项羽帐下做郎中的时候，曾为项羽提出过作战计划上的建议，但是都未被采纳，也谈不到有功。所以，韩信的话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其中，并不足信。但换个角度考虑，假如说韩信这段话属实，或者有八成的可信度，这就又从侧面反应了一个问题，项羽主观上是不愿意别人瓜分自己的权力和资源的。
　　其实不单是项羽如此，刘邦也是一样。同样还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刘邦在被项羽围困于荥阳的时候，韩信曾经有过近乎敲竹杠的做法，要求刘邦任命他为代理齐王。刘邦为此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在张良、陈平的提醒下，他冷静地忍了下来，圆回话头，装做批评韩信讨功的魄力太小，反而开出了价码更高的政治支票，任命了韩信做了正式的齐王。这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刘邦表面上表现得大度，其实骨子里是极为不愿意这么做的，甚至是相当痛恨韩信的要挟，但是迫于形式，不得已而为之。
　　对经济或权力的占有欲望，是人的本能意识。就像不愿意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别人吃，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点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或者是其他人，本质上并无太大分别。之所以同意把自己的利益拿出去与人分享，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现实所迫。若是经济上的利益，还有可能是为了谋求更长期的利益而采取的特殊投资形式，至于政治上的利益，则完全可以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换句话说，促使政治利益的拥有者释出自己的利益，并提供给他人的原因只能是迫于现实而决非其他。
　　秦末的武装政变，不是一支由同种政治理念贯穿的军队完成的，而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多股政治势力绞在一起形成的武装力量完成的。这样的形式注定不会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独享接收秦帝国剩余资源的特权，项羽不能，刘邦也不能。直白些说，各地的军队组织者之所以认同他们作为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承诺在完成核心政治目的（如武装推翻秦政府，或消灭西楚政权）后，将给予追随者和支持者足够的政治利益，如领地和政治地位。
　　众生熙熙，皆为利来，众生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因为有可预期的利益存在，项羽和刘邦才能组织起大批的追随者组成联盟式的军队。若没有分封这样巨大的利益在其中起到支配的作用，联盟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思量。在推翻秦政府后，项羽并没采取政客们常用的办法，政治支票跳票，恐怕这和他无力全盘控制局势有关。而后刘邦所面临的形式大致和项羽相同。在当时，如果因违背分封约定而引起哗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将非常严重，除去将自己孤立并成为众矢之的外，不会有其它任何正面的效果。这种丧失政治信用带来的被动形式一旦出现，将极难扭转局势，即便有更优质的政治信用背书也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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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项羽和刘邦的差别，只在于政权是否延续并传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成败。除此外，在政治技术上着实找不到二者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说，将分封这种务实的权宜政治措施说成历史倒退是既不科学又不公平的。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项羽和刘邦并不乐于分封，而且没有开历史倒车。两者的分封均是建立在秦郡县制的基础上，即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如果是乐于分封，完全可以将秦帝国建立的郡县制推翻。没有推翻这个制度，说明两者对消灭诸侯并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都有所图，只是成败有所不同罢了。
　　郡县制是秦帝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探索与创新，与分封制相比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秦帝国时期，这进步的制度并没在施行中发挥出它的最大的政治效用。归其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是新制度施行得过于仓促，而新旧制度交替中间又缺乏必要的过渡，制度上的硬着陆最终遭到了社会的反弹而已。
　　受政治现实所迫，项羽做了大胆的尝试，采取了即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方式来过渡。实践经验表明，这个过渡非常必要且行之有效，为再次造就大一统的帝国立下不可埋没之功。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制定如此制度，项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遗憾的是，这制度的缔造者却没有成为验证者，反倒是成就了他政敌的千秋霸业。
　　以今日眼光来看，项羽采取分封的理论基础和目的，既符合历史现实又推动了历史发展，实为进步之举措，然而一直以来却从没获得过公正的历史评价及待遇，不能不说是种悲哀。
　由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知，在秦汉两个王朝交替过程中，在人性上确有种种开历史倒车的情形，而这一切又皆因经济而起。自项羽分封始，向回倒翻史卷，却发现大泽乡暴乱才是人性倒车的源头。一幕幕武装暴徒将屠刀挥向平民的惨剧自那时起，不时在历史舞台中间上演。
　　公元前207年正月，项羽奉命带领部属攻打军事要地襄城（今河南许昌南部），经过一番苦战，夺取襄城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灭绝式的屠杀。公元前207年七月，项羽携刘邦共同奉命攻打城阳（今山东青岛北部），在攻占城阳后，又一次采取了屠城的方式来结束打扫战场。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率军向西进发，意图进攻秦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途中曾在颖阳地区遭遇秦政府组织的阻击。战斗以刘邦带领的反政府军获胜而告终，但是在战斗结束后，反政府军中再次出现大规模屠戮平民的事件。

　　难道是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杀出了瘾？学界研究发现，生物界中，动物会因食物的缺乏而互相残杀，但极少有物种能在对同类的杀戮中感受到快感。然而很不幸的是，人类的近亲，灵长目动物黑猩猩就在这极少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在族群争夺生存空间时，会因杀掉对方族群的成员而产生异样的兴奋。
　　在史册记载中，也确有以杀戮为乐的人存在过，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广谱且具备代表性。这种具备杀人癖好的个案，在暴露出畸形人格后，会持续表现出病理状的杀戮偏好。典型的有三国东吴末帝孙皓、十六国时期前秦厉王苻生、北齐文宣帝高洋，还有明末反政府武装组织头领张献忠。
　　从史料中看，项羽和刘邦并非持续地进行杀人，并以此为乐趣。从他们不具备典型的病理特征这一点，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并非因人格扭曲或心理变态而杀人。那么，他们屡屡屠城又是为了哪般？
　　就历史记载而言，项羽首次屠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7年正月。根据经济常识可知，这个时段距春季农业播种时间为期不远，正是一年中经济作物相对匮乏的时期。那么，会不会是迫于经济压力，才出现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呢？这可以做为我的一个猜想，而后来逐步分析其是否具备合理性。
　　秦末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昔日的贵族，也有草根出身的平民，还有秦政府的底层公务员，这些人加入反政府武装的理由各异，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可供参考。率先参加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平民，多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断绝经济来源后，为谋求生计才铤而走险。而其它成员中，除去旧贵族是主动策划者外，剩余成员多是受形式所胁迫，不得不进行武装叛乱。
　　这里我们应该考虑到一点，旧贵族们虽然曾经是贵族，但是在当时，他们早已脱离昔日的优势资源，起码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并不比普通平民多出许多。以他们自身经济能力来供养一支军队，基本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旧贵族都无法提供出的经济支持，指望组织内其他成员来完成，更是难以实现。基于此可以判断，大部分组织成员的赤贫化，使整个组织面临极为庞大的经济压力。具体些说，一大群壮汉的吃饭、穿衣，以及手中的武器来源，都是有待解决的持续性经济问题。
　　反政府武装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正规军。正规军的一切经济供养由政府来完成，既有的财政收入体系能及时地将经济给养补充给军队，以供其必要之需。而反政府武装组织除去抢劫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他们流动扩张，并且拒绝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等同于流寇的特质，决定了其索取经济价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泽而渔。因为这种方式才是最经济的选择。换个角度说，反政府武装组织对所经过地区中的社会及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也就导致了地区内原居民为自我保护而产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败后，生命正在受到掠夺者的屠刀威胁时，居民们仍然不愿交出经济资源，这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经济资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于交出去后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线。
　　或许这才是项羽屠杀平民的真相：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做出不够人道的政治选择。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尝试分析他第二次屠城的原因。
　　第二次屠城的地点是山东城阳，时间是公元前207年七月。山东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小麦的收割季节一般在农历五月到六月间，鉴于这两点客观常识，我们可以判断，项羽在攻打城阳时，城阳地区已经完成了小麦的收割。依照常理，收获季节刚过，平民家中正应该有些粮食的储备，在面对无从抵抗的武装力量时，咬咬牙，拿出一部分粮食赎买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很天经地义的事。要知道，土匪流寇们杀人是手段，获得经济给养才是根本目的，如果能打着秋风，本不至于非将事情弄到见血的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从历史的时间脉络上看，这距大泽乡武装暴动两年时间，离大规模社会动乱大约一年半时间。这一年有余的社会秩序紊乱逐渐渗透到经济秩序中：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心经营，在经济的震荡衰退中，将各自的储备消耗一空……若这种猜想是真实的历史情况，那么由此推论下去，被屠杀的城阳居民也应该没有富足的粮食储备用来赎命，尽管收获的季节刚刚来过。
　　种种的历史迹象表明，项羽麾下的军队一直处于经济窘迫的压力之下，逼着他一路杀将过去，以掠夺的方式来作为基本经济来源。有这样一个历史线索能为当时的经济窘迫情况做出佐证，即钜鹿之战前，项羽在杀宋义时曾提过军中粮食短缺的问题。而钜鹿之战后，与章邯的和谈，也和军中短缺粮食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以至于后来的坑杀秦卒，甚至是楚汉相争的败北，都与经济给养不足有着莫大的关联。
　　经济资源的匮乏，如附骨之疽般伴随着项羽的全部戎马生涯，这使得文韬武略，天纵之才的西楚霸王不得不屈从于现实。而经济上的无以为继，则葬送了他的全部江山，临终前那无奈的自嘲——非战之过，如今看来却是充满了不甘的惆怅和深深的悲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22 20:23:3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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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虽然历史上无明确记载，处于同时代的其他武装组织也有相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取得经济给养是遵循经济交换原则而非暴力手段。劣因换不来良果，社会动荡引发了经济衰退，人群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拔刀相向，在当时确是不争的事实。
　　人类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渐次进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不甘落后地奋起追赶——人性因此而成长。应该说，人性健康成长的方向，才是历史进步的方向。
　　由上述观点可以推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和载体，是历史进步的源动力。若经济系统出现故障，引发经济资源的严重不足，人性就会在那一刹那倒退，并且直接击穿底线，将人类打回到野兽的原形。因此说，一切恶意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是开历史倒车。
　　历史证明，令历史大开倒车之路的，多是这些打着正义旗号却行着土匪流寇之事的“农民起义”。而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往往其始作俑者又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谎言，煽动淳朴的农民生事，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波及到经济秩序，导致社会系统就此彻底紊乱。而历史同样也证明，参与进动乱的农民，永远不会成为受益者，只会成为野心家牟利的工具和登上高位的垫脚石。
    无论这些秩序的破坏者最终牟利目的是否达到，历史终会因他们的倒行逆施而开倒车，整个社会也都将被迫着为他们的私心支付着额外的成本。那些无奈地被混乱裹胁着，又渴望安定生活的平常人，只能在恪尽职守中痛苦地生存。他们多么希望历史从此不再倒行。然而可悲的是，人性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贪婪和野心的频繁出没使得人性屡屡击穿底线，令历史的书卷上写满血迹班驳的篇章，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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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霸王之殇
　　楚汉相争的千年之后，一位女诗人为了缅怀当年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曾写下一首荡气回肠的诗，诗中那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直到今天依然广为流传。
　　项羽死去的那一年，他刚刚三十岁出头，正是雄姿英发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纵观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无论是初涉沙场，还是久经战阵，常有神来之笔撰写功绩于历史卷中。不管是钜鹿之战的破釜沉舟，还是彭城之战的以弱胜强，无不体现出其骁勇善战的英雄本色，甚至连他穷途末路时的垓下突围，都表现出有别于常人的悲壮与豪迈。他和虞姬的爱情故事，也为后人津津乐道，广为传诵。甚至说，他不经意间的所为，每每都在历史上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遗憾的是，这样一个神话式的人物，却只像一颗璀璨的流星般匆匆划破历史的天际，辉煌一瞬后便华丽地消逝去了。
　　项羽的早亡，除了令后世人扼腕惋惜之外，更多的是对其戎马倥偬生涯的思考，以图总结出他失败的经验教训，以供日后参考、借鉴。由于时代的差异，观念的变迁，使得史学者对历史的理解也有了变化，于是在史评中对项羽的评价可谓人口一词，有人说他有勇无谋，有人说他沽名钓誉。在这众说纷纭的说法中，项羽的历史形象模糊起来，不仅不再丰满，还变得干瘪僵硬而符号化。
　　虽然史评里从不吝惜对项羽的评价，但几乎所有的评价都试图从他的性格、喜好、道德水平等个人因素中推导出他在楚汉相争时的必然失败理由。而且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脱离这种思路的局限。这里不禁有了一个疑问，这些果真能成为左右历史走向的主要因素吗？是不是其中漏掉了些什么？
   众所周知，灭秦入关之后，各路军马齐聚关中，在关中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囊括所有反政府武装组织利益的政治目标业已完成，即颠覆秦政府的统治。此后，统一的利益联盟不复存在，这些参与亡秦工作的组织者们根据利益的相似点而分化成各自的利益团体。此时，已经进入瓜分胜利果实的阶段，通俗些说叫坐地分赃，凡是有些功劳并具备一定军事势力的，都在各自的心里打下了自己的小算盘。项羽自也是不能免俗而例外。

　　在亡秦工作中，功劳最大，声望最高的首推项羽，各路人马惟其马首是瞻。于是分封工作由他牵头主导。前文说过，形式逼迫着项羽必须裂土封侯，而他又并不希望如此，于是分封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在分封的议订过程中，这些昔日的叛军今日的胜利者没有闲着，在关中地区搞着肆无忌惮的破坏，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释放得淋漓尽致。
　　对于此，我不知道是项羽的刻意纵容还是有心控制而无力执行，抑或二者皆有之？也不排除在控制不住局面的时候反过来顺势纵容恶行，毕竟教人向恶易引人向善难。总之，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可以用来解释这些暴行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项羽本身就充满了破坏的欲望。但我宁愿相信，他就是个有血有肉，真实而鲜明的人，因此做出的猜想的基础是，不把他脸谱化、妖魔化成一个毫无人性、十恶不赦的混蛋。

　　我们不妨作为一个旁观者，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项羽的环境：身边跟随着一群等待着瓜分利益的大小军阀，如嗷嗷待哺的狼崽子一般，如果处理的失当，落下口实，恐怕自己都会被他们五马分尸。这样严酷的现实逼迫下，无论是谁，只要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不管他否志在天下，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拒绝分封的想法。
　　作为志在天下图谋一番霸业的项羽，更不会逆势而为，这个时候的他，所行事之一切准则皆以政治需要为标准，而绝非诚实与善良。马基雅维里曾在他的著作《君主论》里，对类似的问题做出过非常精彩的阐释。
　　那么就此看来，项羽的分地只是权宜之计，而其终极目的是要把分出去的土地逐步地收将回来，归自己所有。那么如何分封才便于日后收回土地呢？从常识范畴考虑，对于经济体来讲，其规模越小，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差；对于社会群落来讲，其规模越小，人口越少，形成的政治力量就越微弱。因此项羽一口气封了十八个王，甚至沾点边，带点功劳的，都给封了王。
　　如果细考究，会发现这分封里面，还有些颇值得玩味的内容。即各个受到封赏的王侯间，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使得他们所控制的小经济体极难采用低成本的方式合并成大的经济体。甚至说，在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情况下，要人为地帮他们制造出矛盾来，比如离间。典型的是把下属抬到和上司一样的高度，如燕王韩广和燕将臧荼同封为王，如赵王赵歇和赵相张耳也同封为王。
　　人性使然，他们之间的猜忌，会让他们陷入无休止的内斗消耗中去而不能自拔。
　　如果看到这，仍偏执地认为项羽有勇无谋，该是种多么幼稚和愚蠢的想法！分封的第一步棋，就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老辣，而这仅仅是开始的布局而已。之后的事态发展也的确达到了项羽的初始政治目的，分封刚刚结束，诸侯间就因利益的纷争而再次搅得神州大地上血雨腥风、乌烟瘴气。
　　史上记载，关于这个问题曾有很大的非议，说是项羽的分配不均才导致了混乱的产生。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要分两点来看，其一是，项羽根本就没想让他们和平地相处下去，这本就是故意而为之，他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给自己日后统一天下留一道后门；其二是，这种利益分配，总会因个人对利益的期望值不同而产生心理落差。换句话说，无论怎么分，都不能达到所有人都满意的公平，总会有人觉得自己分到的不如预期中的多而因此觉得失望。道理很简单：贪欲是道永远无法填平的沟壑，古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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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封的细节中不难看出，项羽是一个既有政治野心又有政治韬略的人。此时再回过头来再看他带领着大小军阀们在关中的作为，固然有一层无法阻拦他们劫掠行为的因素在其中，难道在这顺水推舟中就没有点别的考虑？不妨凭臆测，尝试着更深一层次挖掘，推断一下其中别样的意味。
　　投降项羽前，章邯麾下的大军几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即便是偶尔攻势受阻，也是无损大局。钜鹿之战过后，虽然王离的军队尽数被项羽歼灭，但在军事实力对比上，章邯所控制的政府军依然占有绝对优势，如果放手一搏，鹿死谁手还未得知。准确些说，是章邯胜算更大一些。之所以选择投降，是利益的驱使。因为继续打下去，即使是赢了也无利可图，必然会因功高盖主而丢了身家性命。而投降，不单可以活下去，反倒可以谋得封地和王位。
　　章邯为自己选了一条明路，走了一步活棋，却把他手下的二十万秦兵走进了死地。前文说过，项羽军中一直缺粮，再打下去他没有胜算，与章邯和谈的原因就在于此。另外，还有一点原因，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个人推测，项羽对秦军的勇悍也是有几分忌惮的。这两方面的原因叠加起来，成了他大规模坑杀战俘的原因。
　　依常理，项羽有充分的理由该杀掉章邯，最天经地义的理由莫过于为叔父项梁报仇。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项梁对于项羽来说，不只是叔叔那么简单。因为项羽从小就在叔叔身边长大，项梁对他有抚育之恩，可以说是半个父亲。项梁兵败，死于章邯之手。国仇家恨，这理由足够项羽杀掉章邯一万次。然而，项羽却一反常态地饶恕了他。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项羽绝非有勇无谋之徒。相反，他的冷静和理智表现出绝佳的政治素质。之所以没有杀章邯，应该有如下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顾及到自身的政治信用问题，其二是章邯仍有利用价值。
　　章邯的投降，意味着天下的大局已成定势。从日后的三分关中来看，在秦楚两军和谈成功的那个时候，项羽其实就已经谋定了章邯的去向。他既不信任章邯，又忌惮秦人的勇悍，为了防止章邯在关中重新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他选择了杀掉已成为俘虏的秦军。除此外再能做的，就只剩下尽可能地破坏关中地区的战争潜力。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昔日强大的秦军死灰复燃。三分关中，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章邯的实力，其次才是为了压制被“流放”到蜀地的刘邦。
　　尽管项羽如此地处心积虑，尽管他的做法在政治技术层面上无懈可击，可是他终究还是踏上了败亡之路，这又是何故呢？答案并不复杂，是战略上出现了致命的疏漏——由于信息获得的不够充分，导致了他对形式出现了误判，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最终把自己精心筹划的大好江山拱手让给了刘邦。
　　据史可知，刘邦先入关中进咸阳后，他手下的参谋长，未来的总理大臣萧何，直接扑到秦皇宫里，把秦政府的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文献资料全部收入囊中，这些宝贵的资料为刘邦日后夺取天下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而后一步入关中的项羽刚进入咸阳，也是直奔皇宫而去，但可惜的是，重要文献尽数落于萧何之手，再不复得。出于泄愤也好，出于剪除潜在战争能力也罢，总之，项羽在秦皇宫里进行了破坏行为，能拿走的东西拿，拿不走的东西毁掉，这也就是《史记•项羽本纪》中所言的“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项羽虽然出身名门，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才智过人，但是受限于所获得的知识的渠道，终究是没有站在秦帝国一统天下高度上统揽全局。原因在于，传授给他知识的人，其视野无不局限在偏安一隅的基础之上，没有人领略过秦帝国富有四海的精彩。
　　缺少秦帝国的政治、经济文献资料做参考，又被道听途说来的信息所误导，是项羽错误判断天下局势的重要原因。对巴蜀之地的富庶估计不足，则成了项羽最终葬送江山的导火线。
　　交通不便，且据说秦时期流放犯人都送至巴蜀之地，这使得项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巴蜀之地是一个穷乡僻壤，遂产生了将刘邦发配到那里去的念头。殊不知，四川盆地是秦帝国的大粮仓，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而交通的不便，则成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天然保护屏障，令中原地区的混乱几乎无法直接对当地造成冲击。
　　刘邦到了四川，在当地迅速地获得了经济的补给，缓解了经济匮乏而带来的压力。对巴蜀之地的理解不够深刻，使得项羽主观上想削弱、打击刘邦的意图不单没有实现，反倒给了刘邦休养生息，解决了后勤补给问题的机会，也相当于给了刘邦反败为胜的机会。这绝对是项羽始料未及的结果。
　　反观项羽，一直紧绷着的经济供给链从头至尾也没有舒缓过，直到他兵败垓下，乌江自刎，也没能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窘迫状况。
定都彭城，是项羽的另一个重大战略失误，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充分的战略考虑。
　　古之彭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历史上著名的火药桶，自古的兵家战略要地，几乎一切席卷全国性的兵变都会祸及这里。此种情形，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着难以割裂的联系。
　　徐州位于江苏西北，是苏、鲁、豫、皖的交界处。这个位置正是南北方过渡的咽喉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古语对徐州的描述为：东襟黄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通衢之称。这意味着徐州的交通四通八达，异常便利。控制了徐州，就等于控制了南北方经济交流、物资传输的枢纽。况且徐州地区的气候以及土地资源，也都适合农作物生长，具备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
　　无论怎么看起来都是优势资源的徐州，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是夺得天下的利刃，用不好，伤自己也是见血封喉。徐州便利的交通条件，固然在运输物资、集结兵力、控制中转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一旦遭遇变故，优势马上就会转化成劣势。在没有后方作为依托、缓冲、支援的前提条件下，徐州不啻于一个标准的固定靶子。因为无论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直接对徐州地区发动武装进攻，轻则袭扰重则合围，几乎所有经济区域都能涵盖在敌方军事打击范围之内。彭越帐下游击军团的频繁突袭就验证了这个事实。接连的游击战不仅极大地牵制了项羽的精力，同时也影响了他辖区内的经济秩序，使得他所掌控的军队在经济补给上一直没有得到过舒缓。尽管未来的战事里，项羽屡战屡胜，可是经济上的后继乏力使他的军事实力日渐衰弱。

　　说到底，缺乏天然屏障的徐州，根本就不适合做都城使用，只能作为战略要地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它的作用在于整合资源后输出力量，而不是以它做可以依托的后方。
　　这里不排除项羽有这样一种想法，即暂时定都彭城，并利用其优质的经济资源以休养生息，然后逐步蚕食其他诸侯王的土地，慢慢打出一片后方。然而非常之时的一切，实在是无法用常规思维来思考。倘若这时仍按偏于保守而稳健的思路来考虑问题，非但难以奏效，还会引人误入歧途，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分封后的形式变化之快，绝对是出乎项羽意料的。田荣定三齐，刘邦定三秦，这严峻的形式根本没给项羽任何休整喘息的机会，就将他再次拖入战争泥潭。此后的战争中，项羽的经济补给链仍旧时常处于绷紧状态。鲜明的佐证是，项羽征讨田荣的时候，又出现了挥刀向平民的行为。
　　项羽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造就了自己的被动形式，令自身的优势在分封后的战争中大打折扣。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项羽控制的经济资源在逐渐枯竭。潍水之战中，项羽帐下的龙且因轻敌而导致的失败，则成了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这一战不仅成就了韩信的英名，还彻底断送了霸王君临天下的梦想。此后形式急转直下，变得对项羽极为不利，无力扭转局势的他，最终以垓下之战的失利宣告败北。而刘邦，则在种种必然和偶然的交错下，堂而皇之地成了胜利者，夺得了天下，建立了自己的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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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言，不难看出，项羽争夺天下的失败确有必然因素，但不是广为人知的那些。起码说，那些个人色彩浓厚的因素并不能为左右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至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更多的时候，那些个人因素只能作为一些花絮来看待。真正影响到成败的核心因素，往往都在战略层面上。信息的充分程度和甄别能力，是制约着战略决策的重要条件。项羽的战略上出现重大失误，和缺乏秦政府的政治文献做参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情况实为信息资源不足。反观得到秦政府政治资料的刘邦，能逐步摆脱被动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充分的信息源给予了他做出正确战略决策的条件。
   回想起霸王乌江自尽前的感慨，恐怕他至死都没有想透自己缘何而败，只带着满心的疑惑与不解告别了这赋予他一切毁誉的人间。
　　楚汉相争的成败给后世最大的借鉴是，在筹划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项时，如经济运作，如军事行动，如政治变革等等，只要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不管在技术层面做得多么优秀，都难以逃脱全局失败的命运。甚至说，一旦执行错误的战略决策，在技术层面上做得越优秀，偏路走得就越远，失败得就越快，挽回的余地就越小。反过来说，在操作复杂的事项中，谋求胜利的途径至少要建立在精准而妥帖的战略决策上。大到社会群落，小至独立个体，这点道理都是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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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济复苏——自由经济PK管制经济
　　秦末的大混乱彻底摧毁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以经济为尤。秦帝国崩塌后的剩余资源，则成了汉朝创建的基础，这其中包含完整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地理图册、户籍档案等图文资料，也包含着具备相应政治管理经验的人力资源，同时还包含着被战祸破坏殆尽的经济环境。
　　《汉书》和《史记》中均对汉初严峻的经济环境有所记载，两者大意是相近的，都是因战乱而导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连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的车，都配备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更不要谈其他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能混得上有公务用车待遇的，都是高官，通俗的说法叫够级别。现代些的说法是部级官员，在那个时候叫三公九卿。但他们的公务用车，也仅仅是牛车而已。至于平头百姓家，基本上穷得吃完上顿没下顿。因为常年的战祸使得他们把家中的经济储备消耗一空。
　　史籍中定义汉朝开始的标志是秦末帝子婴的投降。在那个时候，天下的战乱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持续的战乱对经济的破坏日益加深，特别是被项羽联军刻意破坏的关中地区，经济形式曾紧张到人吃人的地步，前文曾对这个问题有所提及。
　　《史记•平准书》中只记载了粮价暴涨，并将其归咎到商人的囤积居奇上和货币制度变更上，而没有记载当时的人吃人现象。至于《汉书》的《食货志》和《高帝纪》则没有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料想这应该是政治机密过了保密期，允许解禁的原因。联系到《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可以肯定他记录的绝大多数历史都很讲政治，因此在以《史记》为证的历史推断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其内容的合理性，否则将无法归纳出真正的历史规律。
　　粮食价格的暴涨，如果将其认定为通货膨胀，那么货币体现出了问题肯定可以作为原因来看待。而商业行为将商品价格扭曲，也不是不可能。这种人为扭曲市场价格体系的做法，古代叫囤积居奇，今天我们叫它炒做。如果脱离开人吃人这一历史细节，几乎可以认定，这就是导致粮食价格变化的真相了。然而人吃人的惨相告诉我们，粮食价格的变化却是另一种画面。
　　如果到了靠吃人才能活命的地步，那么对于这个人群来说，铤而走险，行凶抢劫根本不算什么挑战勇气与道德的事，甚至不用权衡利弊就可以判断出，这是种低成本生存的办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根本容不得所谓的囤积居奇。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人有粮食，价格高到大多数人都买不起，那么买不起粮的人公开联合起来，明抢粮主就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办法。当商业规则已经破坏，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的时候，事态的变化不能按照秩序井然时的社会逻辑来推测。
　　由此可以断定，汉初年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原因很可能只是粮食和经济物资的短缺，或许货币制度问题可能是推波助澜的凶手，但绝不是主导因素。至于商人从中作梗的说法，基本是不可信的，应该是司马迁迫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的栽赃。
　历史中记载，刘邦当时解决饥荒问题的办法是让百姓把孩子卖掉，然后到四川去寻求赈济。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很令人费解。粮食短缺如斯，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吃粮。谁能愚蠢到在这种情形下买一个消耗粮食的累赘？即便是豢养家奴，眼下的成本未免太过高昂了吧。
　　以经济观点看待，以交易行为增添人口，可以按投资定性，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中，投资于人口，显然不会在短期内有可预期的收益，那么增添的人口相当于购进亏损资产，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因此可以判定，若以投资的角度，人口在当时一定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难道这是历史中无端的一笔？我个人不愿相信这种草率的结论，于是又做了些猜想。
　　将购置人口当成投资，是基于最大限度保留人口的初衷，如果改变初衷，不以最大限度保留人口为准则，那么这人口交易是为了什么？难不成是消费？如果顺着这条思路捋下去，那么结论将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
　　仔细对比《汉书•食货志》和《汉书•高帝纪》中记述的那段历史，可以发现刘邦在当时是急征兵进行战略防御。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回避了的，那就是军粮从何而来。因此可以做出一个设想：本就极为稀缺的粮食被征做军用，极少数的粮食流入黑市，其价格高达上万钱一斛，为了防止百姓因无饭可吃而哗变，军队采取了戒严行动，采取诱骗加武力的办法，驱逐百姓到巴蜀之地自谋生路。为了暂时避免因饥饿而死亡，刘邦鼓励平民易子而食。自己的孩子下不去口吃，换着吃起来，情感上至少要比吃自己的孩子容易接受一些，而且历史上曾有先例。
　　从这个角度来看，“令民就食蜀、汉”并非史评者通常认定的赈灾行为，而是军管政府的临时应激措施。那么就此推论，起码在公元前205年的下半年时期，经济秩序仍未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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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高祖刘邦着力稳定社会及经济的秩序始于其最大政敌项羽死后，那是公元前201年初。他率先做的是释放囚犯，用过去的说法叫大赦天下。这也是每每改朝换代，尤其是僭主上位的时候，都会有此举措。最常见的解释是，这些虚伪的僭主为了向社会表达他们的善良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取得社会的信任，降低因过度恐惧或置疑而带来不必要的执政成本。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浅表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更直接的原因，还在经济中。
　　由于僭主多是通过武力而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不免因战争造成大量人口伤亡，此时用于生产的原始经济资源是过剩的，如土地等不再稀缺，反倒是劳动力成了稀缺资源。因此说，战后恢复经济的最重要一环是恢复劳动力增长，也就是恢复人口增长。囚犯作为基础人口存在，是促进未来人口增长的原始资源，同时他们具备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将其免罪释放出来，有助于加快经济恢复的速度。
　　然而恢复经济和稳固统治尚需要一个平衡点。项羽死后，其政治势力虽然就此烟消云散，但这并不代表刘邦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在第二次分封后，新一轮的政治势力割据就此重新开始，刘邦面临的政治威胁依然存在。
　　史中记载，汉高祖称帝后，曾允许士兵解甲归田，定居关中的士兵，给予十二年免税政策，返回原籍的，给予六年的免税政策。乍一看，很容易将这理解成是在就此解散军队，让士兵彻底回家务农，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然而细一推敲，却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前文说过，由于第二次分封，作为政治安全隐患的割据势力仍旧存在，未将他们剪除之前，解除武装力量的做法根本是自寻死路。
　　翻回头去史卷中找答案，不难看到，刘邦解散军队这件事，至多只是一个噱头，因为两个月之后他就再次调动军队开展军事行动，以谋反之名对时为燕王的臧荼动武。
　　兵员的组织和动员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倘若真如史中所言，刘邦将军队解散，那么他征讨臧荼的事情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在如此仓促的时间内，将归家种田的士兵重新集结、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要提进行武装征讨了。
　　由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邦至死前，都没有彻底停下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在他有生之年里，根本没有过真心实意地裁军念头。当然，这也受形式所迫。在执政者的军事神经始终绷紧的前提下，其辖区的经济体系实难脱离战时状态。而战时状态的经济环境往往处于高度集中管理之下，政治权力频频会插手经济事务。这种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情形，就是典型的管制经济。典型的例证是，在汉高祖刘邦在被确立为核心领导者的政治地位后，曾动用行政命令，严格限制富庶人群的消费标准，尤其是商人，如禁止穿丝绸衣服，禁止使用马车等。同时伴有抑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存在，不仅提高商业税率，还对商人施行低国民待遇，如人格歧视、侮辱等。
　　由此可知，刘邦执政期间的经济环境仍旧处于政府的高度管制之下。曾有史学家认定汉初的经济政策，是类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没有半点迹象表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减弱。

　　“黄老之术”于汉初的盛行，是个较为模糊的背景，并不能成为自由经济的明确证据，至少在刘邦执政阶段，经济政策尚未向自由化发展。真正逐渐推动经济向自由化发展，实始于惠帝、吕后执政时期。而经济泛自由化的高峰则在文、景二帝执政时期，是谓“文景之治”。
　　文帝执政期间，主要着力于恢复经济秩序，鼓励农业生产。对于这一点，无须过多怀疑。然而在政治气候上的宽松，比如放松对民间言论的管制，废除连坐法并减少肉刑的施行等，却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因为这段历史首次被载入史册的背景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做为记录者的司马迁，由于其生活年代距那段历史过于相近，以至于令人无法相信他所记录的历史完全属实，并没有半点因政治压力而杜撰的美化成分。尤其是当我们了解到，他曾因写史不慎而受刑的这一历史细节，更应对他笔下特殊时期的历史，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所谓肉刑，就是指伤害人肢体的刑罚，其设立目的是以其残酷性威慑社会成员，使其不敢抵制或否认统治者的权威性。肉刑的施加，绝大部分会伤害到人的劳动能力。从保护劳动力的角度讲，汉文帝时期有可能会减少肉刑的使用，但不能就此认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当其统治者权威性受到挑战或玷污，他下达死刑命令时的决绝，丝毫不比其他任何暴君逊色。在新垣平一案上，文帝就展示了其作为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普通的欺诈，断不至于以生命来作为支付失败的成本。然而这欺诈行为若是施加到统治者身上，令其不可侵犯的权威性有蒙羞之感，那么难免遭至极刑。于是我们看到，在骗局被拆穿后，自觉被愚弄的文帝对新垣平没留半点情面，果断而毅然地下达了处决及灭族命令。
　　连死刑都不吝使用的统治者，不能奢望其对肉刑完全望而却步。
　　据史而言，文帝执政时最被史官称道的是建立了针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旦年龄达标（八十岁以上），即可按月领取政府给予的经济保障。仔细辨析，却发现这制度的形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就当时社会的平均寿命而言，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因此这看起来具有人文色彩的政策实为镜花水月般遥不可及，以此来作为对汉文帝歌功颂德的依据实在过于单薄。
　　究汉文帝刘恒一生的政治历程可知，其执政目标惟有经济复苏。在位二十三年的时间里，他始终贯彻着政府少干预经济的自由经济理念，推行减税政策，放宽对商业的管制，允许个人承包山林川泽等国有资产。这些举措无疑为汉帝国的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作为执政者，文帝更喜欢采用权术也就是阴谋政治来控制局势，而并不推崇暴力镇压或严刑峻法。这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息息相关，人口的密度不足，使得劳动力显得的稀少而珍贵，不到万不得已的程度，轻易不会采取伤害劳动力的激烈措施。经济积累的薄弱，不至于造成社会矛盾激烈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所以也无须用刑见血。
　　景帝执政时期，曾经对经济政策尝试过改变。由于对新政的风险预估不足，只能浅尝辙止，之后仍旧沿袭着文帝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再做大的变动。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使经济环境具备了足够的延续性，因而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进行。
　　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环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使得文、景两帝在执政技术上出现了必要的差别，这差别直接体现在对政治局势的控制手段上。与文帝所不同的是，景帝于执政期间，不完全依靠阴谋政治和权术来控制政治局势，而是在其中夹杂了暗杀手段，如秘密处决条侯周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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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经济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黄老之术”。事实上“黄老之术”更侧重于政治理念而非经济理念。所谓的无为之治，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无所不为。说得浅显些，是用阴谋手段来巩固权力基础，而不论这权力的来源是否合理。从这个角度看，黄老之术的核心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如出一辙，都是对权力的目的性极为明确，且秉承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虽然两者在诞生时间上相差一千六百多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核心理念上的异常相似。
　　任何一种在历史上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出现，绝不可以孤立地认为是横空出世，其诞生的基础必然脱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紧密的联系。黄老之术之所以成为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是由于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足够的契合点。然而受限于黄老之术的起源背景，其理念中又有与现实情况有着不相吻合的部分。
　　《黄帝四经》与《道德经》起源的时代，其社会生产能力及社会群落所掌握的资源总量，与汉代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老子在理论中所建立的“小国寡民”模型，无法套用到汉帝国庞大的身躯之上。老子本人并未经历过帝国天下的时代，对经济富足并无深刻的理解，只能认识到政府少干预经济的好处，却不知道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群落中有经济积累的成员会要求政治权利。这是人的社会意识使然，因政治权利不足而对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缺乏信心以及安全感。
   对更高政治权利的要求，是直接有悖于最高统治者核心利益的。这种政治权利归属的矛盾会因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升级，直到累加至社会无力承担而最终以极端的形式爆发。景帝执政期间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今日观点来看，黄老之术略微窥得了些经济发展规律的门径，但是理解并不深刻，对新技术作用于经济的效果，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社会意识变化，并无前瞻性的洞察力和主动应对的法门。理论的天然缺陷，使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丧失了指导社会继续前进的能力。理论支持上的无以为继，令统治者和整个社会都陷入迷茫之中。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要求，与帝国统治者维持至高无上皇权的要求，这两者间存在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文帝的权术，景帝的暗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评判执政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刘恒还是刘启，在执政中的表现至多是处在一个合格的水平线上，并没有任何举措超出其应尽义务。说得通俗点，他们只是将本职工作中规中矩的完成而已。因此后世给予他们过高的评价是有失妥当的。若以尽职就该受到歌功颂德的礼遇作为标准，那么依据这种逻辑，玩忽职守就该是种被默许的常态。正是这种低标准松要求被社会所认可，才使畸形变成了常态，并在无意识中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