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以经济为名——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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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战争经济学
　　
　　前面我们谈了商鞅变法中的几个技术问题，对变法的内涵有了大概的认识，又了解过商鞅如何把军国主义政策“卖”给秦孝公，不过这些还不够透彻，也谈不到规律性的总结，于是这又催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国主义政策能使国家“强大”到足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与经济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我们已知，农战思想，侧重的是“战”，战即战争，那么什么是战争呢？
　　孙子说战争是“存亡之道”，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暴力行为”，两者的说法都完全吻合战争的特点，但没指明其本质。究其本质，实为政治的延续。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成集群地大规模互相残杀，它一旦发生，就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意识形态，更有可能两者皆有之。参战的双方，一定是在常规政治手段解决不了相关的利益纠葛问题，才会采取这种暴力流血的方式来解决。虽然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快捷有效，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就是巨大的破坏性。
　　为了避免这种破坏性带来的危害，一些军事理论家就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理念，具体的策略如恐吓、讹诈等。
　　战争可能发生于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与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宗教与宗教之间——也只有这些大的人类集群间的利益冲突才具备导致战争的条件。
　　战争的根本原因，往往是战争的目的所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无论是政治之争，或是意识形态之争，核心的目的都脱离不开经济范畴。换言之，这两者的利益必定或直接或间接地囊括了经济利益。
　　秦孝公认同商鞅的农战理念，无异于认同了用武力的方式将经济价值从其他人手里掠夺过来的意图。对于孝公的想法，我们无意做道德上的批判，在这样的问题上，做道德批判的意义也很寥寥。我们要做的，至多是从中窥出一些未曾披露过的信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孝公最想通过战争得到的利益是什么。毋庸置疑，政治意义大，经济价值高的事物当是首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意义最大的资源莫过于土地；而结合战国时期的生产环境及条件，我们又可知，当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惟有土地——土地是当时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才有农业生产的空间，有了农业生产，就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才能有供养统治阶层的经济富余。
　　因此说，无论金、银这些贵金属，还是珠宝玉器这些奢侈品，较之经济价值，无一能超过土地。可以说，土地是最佳的战争标的物。甚至说，土地那个时代是当之无愧的硬通货。
　　然而战争这个东西，远不是想想那么简单。能不能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不打得赢，打完了怎么办，这一系列的内容就成了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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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头政治（oligarchy），不仅是在政府之事务中服从少数人之统治的政治，而且在任何团体，诸如一个教堂、工会、学校，或者任何其他机关中，系由少数人所管治者，均可称为寡头政治。兹将若干大思想家及重要文献对於寡头政治之看法列举如后：
　　　　一、柏拉图（plato）以一人之统治为君主政体，少数人之统治为贵族政体，多数人之统治为民主政体；而这三种政体之腐败形态，则依次为专制政治、寡头政治与暴民政治。
　　　　二、墨克依完（maciver）有曰：多数或一般人民从来未统治过，而真正统治之任务经常是掌握於少数人之手。所谓宪政体制问题，乃为一人对少数人之关系，尤其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被统治者之关系。在这种意识上，是否少数人均对多数人负责？否则，那便是寡头政治。
　　　　三、韦柏新世界美语辞典之解释：寡头政治乃系一种政治制度，其统治权为少数人所把持。亦有谓寡头政治乃一国之统治权掌握於少数人之手者。要而言之，凡属一个国家系由少数人所统治，或一种政体系为少数人所把持者，均可称之为寡头政治。像古代斯巴达（sparta）虽有二王，实为一寡头政治之国家。
　　　　四、韦柏新国际词典指出：寡头政治是一种由少数人所统治之政治；一种政府之形态，其权力乃操在少数人之手，或一个国家系由少数人所统治。通常寡头政治与贵族政治有别，因为前者系一种少数人为了贪渎或自私为目的之统治。
　　　　五、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则曰：寡头政治是一种由少数人所统治之政治。如果这种统治之少数人均被认为比较其他的人为优秀，而且最适宜於统治，则此种政治为贵族政治。又寡头政治一词含有几分轻蔑之意，而那些均为寡头政治之多数政府，事实上，会为其自己使用其他名称及遵守某些其他制度之外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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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作为大型的社会集群活动，决不可能孤立存在，更不可能突然发生。在战争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且细致的。《孙子兵法》中所言“庙算”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中的一环，是谓“多算胜少算”。
　　“庙算”到底指什么呢？单从字面上理解，庙指庙堂，代指朝廷、政府，算指算计，引申为统筹、策划工作。
　　严格些讲，庙算是指掌控政治资源的人对战争元素进行有计划地处理、配置，以准备进行战争，和对战争进程的控制。
　　战争的元素主要囊括：人、武器、食物、战场。无论古今中外，任何时间、地点所发生的战争，无一能脱离开这四个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扣除战场这个元素外，其他三个元素又都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
　　人，在战争过程中，充当着战斗力；而在生产过程中，又充当着劳动力。若我们以单以经济价值获得的视角去看待，那么战争俨然就成了一种另类的生产。而武器则成了“生产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器的质量就决定了“生产”效率的高低，武器的数量就决定了可以参加“生产”人数的多寡，武器生产的效率就决定了因工具而导致“生产”停滞时间的短长。这简单的经济逻辑充分地展示了经济之于战争到底处在何种地位了。
　　至于食物，这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经济元素，就更无须多言了。甚至说战场，也和经济密切相关，这里暂不详解，待到后文合适的场合一并解释。
　　
　　我们一直着力探讨着有关战争的物质因素，那么这是战争决定胜负唯一的因素么？显然又不是。一些非物质因素，也在悄然无息地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典型的如，作战者的战斗意志和欲望，作战群体的人力组织效率，作战群体的配合、协同熟练程度等等，都在战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上有很多在物质因素上有所欠缺，但是由于非物质因素的富足而导致战争的最后获胜。例如后世中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都是所谓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似乎违背了《战争论》告诉我们的道理：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
　　但是我们忽略了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效数量和物理数量未必相等。
　　作为社会人，应该能意识到，有的工作，作为个体并不能独立完成，而是需要一个群体来协同完成。进行这样的工作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组织及合理的配合，就不能达到这一群体的最大工作效率。我们假设这个群体是100人，由于上述因素，完成工作的进度只相当于30人的效果。那么100人无疑是物理人数，而用30人的工作效果来换算衡量，30人是有效数量。这也就回到了前文的问题：有效数量与物理数量不对等。
　　战争，无疑是这种群体完成的社会性工作。
　　回过头来，我们用“有效数量”这个思路走进《战争论》的观点，就变得好理解了。但是我们又发现了个难解的题目，就是物理数量容易计算，而有效数量却非常难以计算，在没具体进入工作（开战）前，我们根本无从衡量。
　　应该说，采取措施，尽最大可能提高己方部队中作战单位的“有效数量”，是做为每一个战争策划者的必修课。常见的措施如军事训练，设置军功制度等等。
　　这又是种经济的题目，以军事训练为例。训练，必然要耗费时间。扣除机会成本，不仅等值时间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要被抵扣掉，在这段时间里还要有额外的经济消耗（如吃饭，如武器的损耗等），若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储备，定是难以为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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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意志和欲望，是影响作战单位有效数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单体作战单位积极而旺盛的战斗意志，会使其全力以赴投入到战斗中去，尽可能发挥个体的最大工作效率。由于人的攀比及互相影响心理，一个群体中，单体的心理及行为会影响到其他单体，从而催生整个作战群体的战斗意志。相反，单体的消极行为也可能渗透到作战群体之中，使之战斗意志降低、衰减。
　　这种可以影响到群体作战单位有效数量的非物质因素，通常被称为“士气”。正面的非物质刺激，通常被定义成“精神激励”。精神激励，作为一种正面刺激的辅助作用，往往有特殊的功效，但是完全依赖于它，则会丧失作用，有的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
    广普有效而可持续使用时间长的正面刺激手段，当属经济交换。用这种思路去思考，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个体参与战争行为是种经济手段而非其他。比起把这行为定义成职业，我更愿意将其定义成一种生意，以命为本的生意。
　　既是生意，就要逐利，利是多多益善。以命为底本，活命即是保本，然而命不能多赚两条，于是利便是身外之物，即经济利益。可预期“利”越高，那么积极搏命的动力就越足，是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预期“利”越低，甚至无“利”可图，那么谋求保本之道的念头就应运而生了，比如出工不出力，甚至逃避战争，在战争过程中私自脱离战场，是谓非战斗减员。
　　通常，人对利益追求的意志随着利益放大而愈加坚定，即利益的大小与获得利益的意志坚定程度成正比。在战争中完成战术目的的成绩和所获得利益挂钩。这战术成绩通俗的说法叫军功，利益与军功对等。通过对二者进行的换算，我们不难发现，这又是个经济的选择，而且这个问题有史为证。
　　《商君书•农战》载：不以农战，则无官爵。
　　联系到商鞅变法后秦国的“二十级爵位”制度，我们可知，“爵”不是个空头荣誉，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利益如影随行般伴随着的：级别低的，可以多分地；级别高的，可以吃皇粮，即由政府的财政收入供养。而没有爵位的，就不能享受到些经济利益。
　　这俨然是以爵位为核心、为基准的权利与财产再分配运动！
　　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节中提过的“以私斗为耻以国斗为荣”， 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只是处于辅助地位的引导，而不是主导事态进程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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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这么多，我们好象已经触摸到军国主义制度缘何可以支撑起旷日持久战争的神髓了，一个模糊地影子正若隐若现地漂浮在眼前。但这还不够，我们要尽其可能地勾勒出这制度的全貌。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史料中，农战政策里，务农也是可以拜爵的。军功可以拜爵，农功（姑且这里称为农功）也可以拜爵，倘若说，这农功不须以血相搏，工作强度偏低，同军功不能对等，哪还有人愿意以军功换爵位。
　　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秦并未因农功而导致军功缺失。由此我们可做一推论：因农功获得爵位所需要工作强度与因军功大致相当，才使得这二者未因其一而偏废。
　　想到这，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们把这农功获取的范围扩大化，演化成一切生产活动皆可获得，只要达到一个高标准（标准高到需普通劳动力接近搏命的姿态才能达到）即可，那会是幅什么样的画面？
　　以近似搏命的态度来发展经济，怕是很容易就可以释放出最大生产潜能吧。然而若非关系生死，谁又肯如此努力劳作呢？我们不难想象，最容易造就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正在战争外，只有准备战争。
　　战争，是种对经济消耗巨大的行为，于经济学范畴，可以将其看做需求；而被战争激活的巨大经济产能，则可以看做供给。供给与需求，将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的循环链，战争的高消费逼迫着产能继续提高，高产能给战争以支持，两者成为共生互相促进的因素。从这个逻辑来说，符合一些经济学者的理论：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黑兹利特的“破窗理论”是对战争拉动经济这观点彻底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人们投入在战时经济中的精力，用于非战争时态的经济，也能取得非常大的发展，因此靠战争拉动经济是种谬论。
　　不过黑兹利特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非战争时态，非生死攸关，人是否能有动力以搏命的姿态来创造经济价值，从而达到社会经济产能的最大效应。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人的惰性。
　　战争拉动经济，从现实考虑，的确有个悖论，与人相关。首先，战争是场杀戮，从客观上讲，杀戮会导致生产力从地球上消失。没了生产力，经济也就无从发展。从主观上讲，战争是为了经济，而经济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需求。而人们因忙于杀戮，忙于生产而无心消费时，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
　　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还是留给大家们自己去斟酌吧。

　联系到前文所言的，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整个社会体制无不是围绕着战争而建立的，这完全符合军国主义的特点：通过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手段，进而改变经济秩序，由经济秩序的改变，导致社会文化产生了扭曲，最终将国家打造成一具战争机器。
　　毫无疑问，这种体制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因为这是在尽其可能地挖掘整个国家的战争潜力。然而，这种体制往往避免不了透支未来，于是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一旦耗光了所有战争潜力时（如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如有生力量不足以维系继续战争），战争机器无力发动，停止运转时的惯性，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而更可怕的是另一种情形：当消灭所有对手后，当无战可打的时候，依附于这个体制生存的战争单位就没了获取养分的土壤（比如军人不再能获得军功，丧失了进爵的阶梯，从而丧失了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这个体制就会产生癌变，甚至会自我吞噬，而这过程中，给社会安定带来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这便是后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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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经济学的补充：
　　但凡历史上发动过战争的君王们，要么被冠以开疆扩土、抗击外族的赫赫威名，要么被扣上穷兵黩武、有勇无谋的污言秽语。他们的本质其实没什么差别。因此，正义是胜利者王冠上的耀眼钻石　　
　　小时候的课本上说，战争是嘴皮子（政 治）没办法解决的事拿来用拳头（刀枪）解决。
　　又说经济是政 治的基础，这么说来战争的根源在于经济。　
　　其实不然。孔夫子说春秋无义战。说明那时候大家大战还有赚到“好处”的。　　
　　到了大家都称颂的汉武大帝，一生和匈奴掐来掐去，最后整个国家经济衰退（当然，战争不一定是主要原因，起码是重要原因）。大军出动，胜利也不过带回“牛羊无数”，草原的土地打得下来守不住。义战了吗？义战了，可是没了“好处”，战争维持不下去了，晚年只好自我检讨。草原上的邻居照样过几天就来串门，顺手撸点东西回家。
　　这就是战争不经济。
　　反观欧洲各国发展最快的那段殖民时期，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横冲直撞，然后一船船的黄金白银、原料矿产往国内运，变出更多的枪炮好出门更多地捞上几票。
　　这才是战争经济。打战是要花钱的，胜利后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好处，那就不打战。或者打着打着，发现继续打下去没什么好处，好吧，大家坐下来喝喝茶，谈谈心，实在不行再接着打。
　　西方国家始终贯彻着“国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利益”的准则，这点是所有国家应该信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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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战争福利学
　　
　　有句在军阀中流行已久的俗语叫“枪炮一响，黄金万两”，是形容现代战争一旦开始，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收益。这通俗易懂的八个字，可以说是战争经济学具体表现形式，道理古今通用，在古代战争里，这同样不失为一条真理，只是要改上两个字，“枪炮”改成“战鼓”。
　　战争一旦打响，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到底是谁在欢喜谁在愁，我们不妨把答案隐藏在后文里，让大家自己慢慢品味。这里要做的是，将战争进行一种换算，根据其作用于经济上的效果，将它计算成一种福利。而我们，则重点着力于探讨这福利该按什么样的形式分配。  

      在我们未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社会宏观结构的形态一直是处于正金字塔状。金字塔可分为三层，塔尖的食利阶层，塔腰的次食利阶层，和塔底的被食利阶层。而社会的福利分配却是倒置的，呈倒金字塔状。总的来说，战争福利的分配原则大致也是如此。
　　然而细化来看，还有少许不同。
　　最大福利的获得者，毫无疑问是最高统治者：他会获得更多的土地，以供养他自己；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人口，这包括即时掠夺来战败方的人口，也包括未来新生的人口，新生人口可以依靠抢来的土地产生经济价值；他还可能获得一些高经济价值的奢侈品，以及获得战败方的直接经济赔偿。
　　而次级福利获得者，相对比较复杂。次级福利获得者，从参与战争的角度分析，大致分为直接参与战争者，和非直接参与战争者。
　　直接参与战争者，获得福利方式有两种：第一，直接从敌手或敌生活区掠夺而得。典型的福利如食物、衣物等，或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奢侈品，如珠宝等，或是通用货币，如贵金属、铸钱等；第二，从统治者所得利益中二次分配来获得，比如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以获得更高的经济供养，或者获得土地等其他经济资源。
　　间接参与战争者获得福利方式，如得到二次分配的利益，同直接参与战争者差不多，都是等战后由统治者统一发放。而直接经济利益的获得方式，却有所差别，虽然同为掠夺，但是并不像战场中那么血腥，他们针对的掠夺群体是与其生活在同一社会群落中的底层，或在支持战争的经济行为中进行贪污。典型的获利渠道如军粮或后勤物资筹集，武器生产、管理或交易，以及征兵。
　　说到这，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规律：能获得战争福利的人，所从事的社会分工，一定和战争即时必须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人财物等，而他们获得经济收益的时间段与战争密切相关。只要有战争，他们的工作就处于动态中，于是便有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收获。
　　这里要说清楚的是，次级战争福利获得者一定来源于次食利阶层，但是不见得每一个次食利阶层都具备获得战争福利的机会。绝大多数在战争中，将处于一个被掠夺者的位置，或是被敌人掠夺，或是被己方以支持战争的名义而掠夺。哪怕没有被掠夺，也是处于经济获得减缓或停滞的状态中。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便这些战争福利非获得者，在战时同日常的经济获得相差无几，他们在相应的次食利阶层中，也是损失者。因为战争福利获得者的经济收益效率将使得自身的经济积累速度变得惊人，随者战争时间的延续，他们将在经济储备上远远甩开那些无法获得战争福利的人。
　　为研究而建立的模型，往往是理想状态下的，对负面效应考虑并不充分，联系到现实中具体情况可知，战争福利，对于同一个社会群落来说，仍然不是一种广普的福利，更不是社会的整体福利，而是少数人的福利盛宴：通过战争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权利进行再分配，从而淘汰一批次食利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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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经济流动性还怕两个：一是“兵荒马乱”；二是“高压统治”。
　　所谓“兵荒马乱”，就是当商旅在行商过程中，遇到乱兵、土匪强盗，货物全部被劫，血本无归。
　　则商旅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增设保镖，直至“寻租权力”，以求经商之安全。但这极大地增加了经营成本，仍是一条“险途”。
　　比方说，宋后的“镖局业”逢勃发展起来，因为镖局的成本对商旅们是固定的；但遇到乱兵时，则镖局也无能为力，商人们只好求助于官府。官府又得按程序办事，则商人们为了打破“常规”，只好花重金贿赂官人。但官人的贪欲一旦被调动起来，则是一个“无底洞”——YY很大，胃口也就很大，是咋吃也吃不饱滴~。
　　结果，营商成本无限趋大，则商人们再也不愿经商，则只好选择走第二条路：结束营业。
　　则经济流动性也就趋缓。
　　对经济流动性最为釜底抽薪的是“高压统治”。
　　就是宋后的各代皇权，实际上已经对民间形成“予取予夺”的态势，并老错误估计皇权自身安全的需要，以为让老百姓不敢想、不敢言，就不敢做乱了。结果，“高压政策”迭出，连“海禁”这么荒唐的措施都经常玩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对商人们的盘剥日益酷厉。比方说，清乾隆起，对全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广州，就采取了严酷的盘剥政策——当时主要商人集中在广州西关的“十三行”，而清朝廷的“内务府”，什么时候想起要钱了，就打个“白条”前去索取，根本不考虑十三行商人的实际状况。一旦完成不了索取金额，立马各种迫害就接踵而至。
　　结果，十三行的“行首”——潘姓人家，在这种走钢丝似地提心吊胆的生活中，渐萌退意，终于花了很大的努力，逐渐退出了“十三行”。
　　远的不说，单说咱们有“投机倒把罪”与取消这条“罪”的年代，是个多么不同的年代。

      当商人逐渐退出经商领域时，经济流动性越来越缓，以至呆滞，皇权统治者再无商旅可以盘剥，则转向直接盘剥民间家庭，整个社会就逐渐成为“萧杀的社会”。
　　比方说，英国远征舰队炮轰了广州十三行后，江南的织造业又从上千万织机，下降到不到十万织机，慈禧太后再无地可以索取，只好连海军军费都要挪用，去建皇家园林——颐和园。
　　而甲午海战、庚子赔款借款之后，面对洋鬼子们的索取和皇家的荒费无度，清朝只好广设税基税种，并增加各项税费，以至于“万税”。
　　由此可见，“经济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大过“经济实力”的意义的。
　　咱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家族，比方说老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家里有花不完的钱，但不再营商，不再注重“现金流”等经营流动性，则很快就会衰落下去。
　　所以，生意界有句十分中肯的话，叫“家有万金，不如日赚分文”——你再有经济实力都好，但没有“流动渠道”，则一样会坐吃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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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食利阶层在战争中经常扮演着最悲惨的角色：在战场上，他们是流血流汗的主体；在非战场上，他们是被掠夺的主体。战场上大部分缴获归次食利阶层所有，非战场上他们既要创造经济价值支持、供养战争继续，又要防止被敌方掠夺。
　　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最低福利的获得者，甚至在非良性制度下，几乎没有福利可言。例如社会阶层泾渭分明，导致被食利阶层永远无晋升到次食利阶层。具体如后世的两晋时代，庶民几乎永无见天日的机会。做为庶民，无论他个人多么优秀，给社会带来多么大的贡献，一个出身门第先天不足，就把他彻底卡死在底层社会里而永世不得超生。
　　这样的制度，是典型的失衡制度，是种危险的制度，经济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说成是安定的天然大敌一点也不为过。而这样的制度在战争活动中，是经不起考验的，都必将走上失败之路。原因在于，作为参与战争的主体阶层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欲望和动力——即便胜利了也与其无关，这使得他们的战斗积极性大为降低。
　　良性制度则使被食利阶层有机会获得战争福利，最大的福利是晋升到次食利阶层中，这对于他们将有非常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价值交换，以在战场上达到食利阶层的政治目的为标的物来交换福利。合理的价值交换，可以刺激被食利阶层提高战斗积极性，因为这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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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笔福利是战争获胜后的利益二次分配，作为食利阶层与其统治下的社会群落成员共享战争福利的手段。打个比方就是企业老板在年终岁尾给员工发红包，大多是非透明的，做不到明码实价。这在为数不多的时候，是最大手笔的福利分配，然而通常的做法是雷声大雨点小，从实际分配效果看，并不乐观，套用经济术语的说法是通货膨胀率颇高。当然，还有一种最坏的可能是负福利分配。
　　采取何种二次分配方式，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性格，看其是否足够慷慨，如果他过于吝惜财物，他在战前或战争期间做出的政治承诺很可能跳票。为了避免自身的信用折损，他可能会编制非常美丽的谎言来掩饰这一切，或者是将福利掺水份发放。另一种使政治承诺成为空头支票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因客观原因而导致无力负担并兑现承诺，这往往与个人品格无关。比如说，对战争的后续发展预估不足，原本预计达到的目标打了折扣，而承诺给参与战争者的利益远超过战争得来的利益，这使失信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政治利益，大多时候很难量化，这成了利益分配无法明码实价的难题。
　　至于最坏的情形，如负福利这种情况出现，大多是因战争中损失过大，虽胜犹败。倘若统治者又不肯舍利，那么将会给社会带来雪上加霜的灾难。

战争总福利减去分配给次食利阶层和被食利阶层的福利后，获得的福利都归食利阶层所有。这部分利益，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释叫“剩余价值”。吴思先生在他的《血酬定律》里，把相似的这部分福利定义成“血利”。对于这个看法，我是没有异议的。
　　假定把分给次食利阶层和被食利阶层的福利看做成本，根据收益＝总收入－成本这个公式可知，食利阶层可获得收益的多寡，取决于外分的利益多寡，两者间成反比关系。为了降低因福利发放而导致高企的成本，食利阶层的借口层出不穷。最常见且屡试不爽的策略是偷换概念，颠倒是非。动辄用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做噱头绕圈子，用“无私奉献”来降低福利的发放标准。其实，这些借口除了遮羞布的作用外，再就是营造一种环境，使得克扣非食利阶层的福利成为合理行为。
　　战争，同其他一切经济行为一样，都有风险。风险的预算是确保自身获得福利的必备方案。作为战争的策动者，大多是食利阶层，最不济是次食利阶层，但概率偏低。根据前文福利分配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福利的最大受益者多是这些战争策动者，这是他们乐于策动战争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只是讨论的假定前提条件是非战败。
　　如果一旦战败，扣除丧失权力的政治风险或因战败而导致丢了命的风险外，几乎不再有额外的风险。如果需要经济赔偿，大可以把这份经济压力转嫁给被食利阶层。甚至在外交上吃了亏，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对被食利阶层敲骨榨髓，然后营造出一种氛围，将这影响社会的经济灾难嫁祸给天灾人祸，或者将仇恨外引，树立一个虚拟的敌人群体。这是最常见的转移经济压力的手段。
　　在进入现代社会前的历史上，没有战争法庭的说法，战争策划者也没有被推上战争法庭的风险，而社会群落间的经济索赔都需要有人来负责，保留既有的食利阶层有助于战胜一方索取赔偿，作为战胜方，多是愿意保留战败方的旧食利阶层的，因此他们常常能逃脱战败的惩罚。那么这又变相纵容了这些战争策动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