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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书法的都知道有一本字帖叫《倪宽赞》，就是赞扬他老人家的先进事迹的。
公元前103年，汉代的好干部倪宽在今天山东东营广饶县城西北十八里的倪家村出生了，和许多未来都有极大建树的好干部一样，倪宽有一个贫穷但志坚的童年。
倪宽穷的交不起学费，那时候也没有希望工程，于是好学的倪宽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求能在干活的时候找到学习的机会。
这期间，他还时常出去打短工。小小年纪就勤工俭学，真是不容易，哪里像现在的孩子，吃不得一点苦。
倪宽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把经书在锄头把上，休息时就认真诵读，细心研究。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
终于，好孩子就是会有好机会，由于他的勤学好问，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
后来，倪宽通过了公务员的答辩考试，那时候叫射策。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补为“廷尉文学卒史”（协助廷尉办理文字的官）。
这时，延尉叫张汤，主管刑狱。就是司法监狱的大总管，张汤这个人用刑残酷，素有酷吏之称，他所用的人，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
张汤这个大老粗管刑狱能酷到什么程度，没找到详细的记载，但是能想象的出来，人类在发展史上不就这么点东西吗？不是打的人家鬼哭狼嚎，就卸人条胳膊腿的，折磨折磨人什么的，煮啊、火烧啊，刀剐啊，恐吓、凌辱啊，后来像关塔那摩那是有照相机会曝光了，汉代要是有照相技术，那现在的人看着得多惨烈啊。
分到这样一个单位里工作，倪宽肯定不适合，他哪里是能跑进监狱里跟人动粗的人啊，张汤当然也不喜欢他，我要的是打手，你一个书生来干什么。
以不熟悉刑律为名，把他给派到北方放羊去了。
倪宽真不是凡人，不抱怨不气馁，干一行爱一行，竟然一心扑在汉朝的畜牧事业上，由于他的勤奋工作，牛羊养的有声有色。
有一次，倪宽回廷尉府送材料的时候，就是送畜薄，大致是关于有多少头牛、羊，哪只有生了小牛校羊之类的汇报材料，正赶上直廷尉府出了疑案，几次奏报，都被汉武帝驳回。
主办奏报的人吓坏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汉武帝，那可不是一般的皇帝，搞的不好，办事人的脑袋就不在了。
正着急，倪宽知道了，向来品行端正，又乐于助人的他便帮着重新写了奏章。
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大为惊疑，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非常惊奇他的才能。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汉武帝估计早就看腻味了张汤手下那帮刚打完人再捉笔写下的俗文，一见倪宽的奏章就高兴的不行。
第二天，张汤见到汉武帝，武帝问：“这次的奏章写的好啊，绝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这是谁的手笔？”张汤说：“是倪宽所写。”
汉武帝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
于是张汤赶紧提拔倪宽为奏谳，就是专门起草奏章的官，发挥他的专长。倪宽真不是个普通人，他在廷尉府工作，不光做好本职工作，而且竟然还说服、带动张汤和廷尉府那帮打人打习惯了的官吏们学习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瞬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想一想，一群用惯了鞭子、棍子和各种刑具的粗人，忽然天天摇头晃脑学着圣贤书了，开始少打人、不打人，跟人家讲道理，以做思想工作为主了，这得是多么大的转变啊。
自己做一个好人不算什么，能够影响一群恶人成为好人，这可是了不得的人。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倪宽的老领导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
汉武帝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瞬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左内史，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汉代的好干部倪宽同志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体察民情，做事讲究事实求是，不务虚名。特别是兴修水利的措施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农业灌溉的问题，也化解了民间矛盾。因此，深得关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倪宽在收农业税时，很讲究方式方法，对歉收的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显得工作很不力，看似没什么政绩。
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有令发至左内史，赋税纳公粮。于是，大户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
汉武帝对倪宽的才能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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