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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的初办团练，讲述的是曾国藩出山办团练，使得湘军初具雏形，但因曾国藩同当地官员的关系日益紧张，而最终不得不移至衡州练兵的事。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治军之道以及曾国藩前期的为人处世之道。
一、在用人方面，曾国藩有几个特点：
1、曾国藩对于人才的引进，是不拘一格的。只要是自己看的上人，就会想办法弄到自己身边来。就比如在第一章提到的杨载福，曾国藩在长沙再次相遇后，就当即给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将他要了过来。杨载福同彭玉麟一起筹建湘军水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章中，最能反映曾国藩对人才的渴望以及不拘一格的是塔齐布和鲍起。
塔齐布来说，曾国藩是湘勇和和绿营一起操练时，发现他治军严谨的。当时的塔齐布还只是火器营的护军，在曾国藩的保举下，短时间那就升为游击、参将，并还要保他为副将，并让塔齐布训练当时刚刚筹建的湘勇。后来，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在获得咸丰同意扩军后，第一时间就向骆秉章将塔齐布借了过来。塔齐布最后在江西因战事不力而呕血归西。
再有就是鲍起，本因卖妻事件而需要投入监狱，在押送路上得遇曾国藩，曾国藩看他是个人才（曾国藩识人，只有他得一套，尤其善于面相），在测试过其武力之后，就直接将其留下，仅修书一封，说鲍起是个人才，要留下来作团练，然后将信交给差役回去复命。也因为这件事，得罪了当时得按察使陶恩陪。
2、曾国藩选拔人才，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使用得很多人都和他有亲谊关系。在湘勇刚刚筹建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选拔的六个保镖全部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是世谊，在设立审案局时，就交给他的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黄廷瓒，在衡州刚刚安定，邀请共事的都是自己的好友、同窗或者亲戚。比如郭崇焘、刘蓉、李元度、陈士杰，后来名声中最盛的左宗棠和李鸿章，一个和他是亲家，一个是他的学生。
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就能将练勇连成一个坚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荣枯与共，生死相关。通过这种方法，整个团队的凝聚力极强，但也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整个湘军只听曾国藩的，换个将领，根本就指挥不动。这点，被李鸿章的淮军说继承，并使得曾国藩自食其果。后来，慈禧太后调曾国藩带领淮军去灭捻军，但各个将领根本就不听曾国藩的指挥，使得曾国藩不得不给李鸿章去信要求，然后由李鸿章调动淮军。也由于这点，最终导致了晚期时期的军阀割据。
选拔人才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用老实人。就比如刚刚提到的黄廷瓒，曾国藩就很喜欢他不会卖弄乖巧、心地踏实而委以重任。塔齐布也是，曾国藩觉得他老实恭顺而深得信任。总的来说，曾国藩对善于言辞的人都不怎么寄于大任，若对老实木呐而又有办事能力的人则十分喜欢。在招兵时，对那些手上张满了老茧的长期务农的人可以留下，对举止油滑目光游离者，一概不收。这也保证了士兵在执行命令时的绝对服从。
二、治军
曾国藩的治军也是很出名的。红军的三大纪录八项注意就脱胎于曾国藩的治军理念。总结曾国藩的治军，有两个字：严和练。
所谓严这和曾国藩自身的修养有关，曾国藩本身就对自己要求严格要求，在带兵时，就将这种风格带到了治军当中。这也正好体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基因深受创业者性格的影响一样，湘勇一成立，就打赏了曾国藩的烙印。而练，这是打破之前寄生于乡村的方式，单独拉出一支队伍进行专门训练，同正规军一样吃粮吃，减除兵士的后顾之忧。
在湘勇刚刚成立时，每天操练就在四个时辰以上，三伏、三九天照样操练，曾国藩自己更是一天到操场去好几次，严格督促。这完全不同于当时的绿营，纪律散漫，毫无军威可言。这也难怪绿营在太平天国的攻击下一溃千里。这样的情形在以后的百年中不断重演，从义和团到八国联军，直到民国时期面对日军的不战自逃以及内战时期面对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的软弱无力。不得不让我们感叹。
事实上，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前期的毛泽东，都对曾国藩是倍加推崇的，但两人从曾国藩说学习的东西不同，一个用于治军，一个则用于内部清洗，蒋介石那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就学自曾国藩。这就需要说到曾国藩在前期的为人处世了。
3、为人处事
现在有不少书籍提倡曾国藩的为人处世，说曾国藩为人精明、处事圆滑。而这无疑是对曾国藩的一个错误印象，曾国藩实际上是很不会做人的。就前期来说，更是如此。就在长沙期间，就被逼州衡州。这和曾国藩在长沙的为人处世大有关系。
首先，曾国藩在办理团练时，是没有正式职务的，只是一个侍郎的官衔。而他设立的审案局并非国家正式同意的行政机构，但他却插手湖南当地的各项事务。更为严重的是，曾国藩杀人本应请动王旗，先和巡抚骆秉章请示，但这对曾国藩来说，都只是个形式，有的甚至是一个形式都不是，就直接杀人。曾国藩就将抢劫米行的十三人直接斩首。这就完全得罪了包括湖南最高行政官员骆秉章在那的湖南官员，也因为一次斩首十三人而得了一个曾剃头得称呼。
而接着，曾国藩又因为怀疑长沙一名秀才和串子党而将秀才装入木笼中游街。秀才因羞愧难当而死在站笼中。处理秀才本应先由学政衙门先削掉功名然后才能定罪，而曾国藩是直接判罪。这种举动不仅得罪了学政衙门，也得罪了当时长沙的所有学子。在处理此秀才时，曾国藩就坚持宁可错杀一百个秀才，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这招被蒋介石学了去。
最后，曾国藩还得罪了当时的军政人员。最开始是和练兵有关，先是将绿营士兵和湘勇一起操练，使得绿营士兵怨声载道，后来又因曾国藩参奏绿营纪律散漫而要换掉当时的副将而同军方关系闹得很不愉快，最后又因为处理湘勇和绿营的打架事件时，曾国藩当仁不让，坚决要处理打架士兵，一名绿营士兵在因本身患病，在处罚后死亡。
至此，曾国藩得罪了整个政、学、军得官员，再加上曾国藩秉承乱世用重典，大肆捕杀、关押流氓会党。只要是只有丝毫关系，也绝不放过。这当中，自然是冤案重生。就上面所说的一次性杀掉的十三人，当中就有十多岁少年和六十多岁老人。杀掉的秀才，最后查明也并非确有其事。而进行大肆捕杀时，又因为缺少相应的行政权力，对一些贪赃枉法事件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任何作为，也就使得曾国藩在当时的长沙失去了相应的民众基础。
由此可见，曾国藩并非如我们说想象的那样处事圆滑，八面玲珑。否则，也不会在长沙举步为艰而逼州衡州了。对曾国藩不会做人最为重要的证据是曾国藩同咸丰皇帝的关系。由最开始直接批评咸丰皇帝的三大罪，使得咸丰皇帝下不了台开始，到后来曾国藩要求得到正式的行政职位到后来曾国藩在还没有得到皇帝批复情况下就回家第二次丁忧，以及在丁忧期间对皇帝带有威胁性的奏书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和皇帝的关系是很不好的。也因而，咸丰在为的11年，是曾国藩最为难熬的11年。只是，当时的湖南官场，吏治腐败，暮气沉沉，曾国藩选择以一种硬碰硬的方式也有几分无奈。
真是的曾国藩，在为人处世上是非常谨小慎微，但又非常忠于皇室，希望能治国平天下，同时，也格外注意自己的名声，为此一个传统文化形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共同影响着曾国藩的为人处世。
只是，在曾国藩在父亲过时第二次丁忧期间，对自己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思考自己将如何融于这个社会。
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7 9:24:54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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