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夏天(值得花一晚时间去聆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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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房间，我沉默地抽了两支烟，心乱如麻。最后丢掉烟头走到床边，把面目已经清晰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坐在床沿的徐海云。
　　我让她立刻买火车票离开上海。但她不肯，她说她怎么能这样不顾我们死活地一走了之？我说你难道要亲眼看到严浩或我的尸体才肯走？她无话可说地张着嘴，发了一会呆，突然起身拔腿就往外走。我从后面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你要去哪？”她不回答，头都不回地用力掰我的手指，死命挣扎，双脚乱踢乱蹬。“你他妈的给我站住！”我突然无名火起，猛一用力将她拖倒在地，跨到她身边跪下，摁住她的肩头冲她大声怒吼。她不知道是摔疼了，还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终于停止了挣扎，脸色苍白，目光迷茫地看着我。我浑身燥热，粗重地喘息着，盯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问：“说，你要去哪里。”
　　“我——我回去找他们，让他们放过你和严浩……”
　　“闭嘴！我们费那么大气力把你救出来就是听你说这个的吗！” 我怒不可遏，耳朵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近乎嘶鸣，在血管里冲撞奔突，在脑腔里嗡嗡做响。我完全不能自制地挥起手臂，想狠狠地扇她一个耳光，但刹那之间，仿佛不堪挤压的身体终于被看不见的筛网滤过一般，感到虚脱至极。僵持片刻，无力地垂下胳膊，向后跌坐在地上。
　　很累。我感到很累很累。我慢慢地举起双手，掩住针刺般酸麻的面颊。觉得脑子里一片真空，只有几根游丝般的东西在悬浮着，却不知道是些什么。
　　身体渐渐地冷却下去。我听到了哭声。我放下手掌，看见徐海云已经自己坐了起来，抱着双膝，头埋在臂弯内，又在哭了。
　　“别哭了。”我说。
　　她没有反应。
　　“别哭了。我们一起等严浩回来。”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凌乱的头发被泪水乱七八糟地粘在脸上，红肿的眼睛闪烁着疑惑。我扭头避开她的目光，又重复了一遍。她突然整个身体扑过来，头抵在我的胸膛上，泪水更加汹涌，很快就染湿了我的衬衣。最后竟哭得抽筋了，手指僵硬地蜷曲，身体扭成近乎不可思议的形状，样子十分吓人。我只好给她慢慢地揉搓关节，直到松弛下来。把她抱到床上，帮她脱掉鞋，盖上毯子。
　　“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睡一觉。我回宿舍去了。”我说。
　　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她的声音：“谢谢你……”
　　我顿住脚步。
　　“谢谢你答应让我留下来。”她说。
　　她竟然向我道谢。她不知道，如果她真的离开了，我将完全不知道如何独自面对未知的明天。她不知道，从在高邮路上见到刘老枪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陷入多么深邃的恐惧。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低头关上门，转身离去。
　　
136
　　
　　我在宿舍里住了几夜，都是在快熄灯时才偷偷摸摸地回去，不和任何人多说话，一早就离开。
　　手机也被我一直关机。
　　我在躲着阿米。事情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向阿米解释。虽然我也不知道还能够隐瞒多久，但至少，我不能让她也被牵扯进来，绝对不能。
　　每个白天都漫长不堪。我和徐海云一起耗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没完没了地发呆，吃方便面，看一台遥控器都没有的破电视。我必须不时地通过诸如弄断电视天线、摔破茶杯这样的手段避免自己产生时间已经陷入死循环的错觉。
　　当服务员告知严浩所交的房费已经全部用完时，我才知道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徐海云继续住在招待所里显然不现实，100元一天的价格我无法长期承担。当我走进家门站在父母面前开始向他们坦白一切的时候，我感到耻辱至极，但也确信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母亲还是那么一副面无表情的姿态，坐在藤椅里，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一言不发地听着。十几天前离家出走时，我确信她听清楚了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而她此刻手中在织的依然是那件我的毛衣。这个发现让我感到有些惶惑，但显然无法问出口。我极力克制着拔腿离开的冲动，在裤兜里掐着自己的手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遍，唯独隐瞒了自己被追杀和严浩杀人的细节，因为我害怕他们会报警。
　　 “你现在想怎么样？”听我断断续续地全部说完后，母亲问。
　　“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让她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睡我的房间，我在宿舍住。等到事情结束了，严浩回到上海，我们就给她买火车票，送她回湖南。”
　　“你现在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吗？”
　　“我没错。”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就不要来求我帮助。”
　　这段对话似曾相识。我茫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脸上平静的表情，不祥的预感立刻如同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湮灭了所有纠缠着的希望和不安，冻得我几乎想咬碎自己的牙齿。我终于回想起了多少年前那个被猪头三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年，回想起了——
　　“我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尊严”。
　　我笑了。我环顾四周，突然觉得自己置身的场景竟是如此有意思，高高在上的母亲用她的方式审判着我的自尊，伛在角落的父亲毫无主意地揉搓着手掌，躲避着我的目光。而我，我自己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即将赴菜市口问斩的义和团烈士吗？我忽然感到了深深的厌烦，简直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我昂起头，冷冷地笑着，迎着母亲的目光。
　　母亲看着我玩世不恭的表情，说：“你还记得当初你考大学执意要念中文系时我对你说的话吗？我不干涉你的自由，但提醒你一件事，你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自己走完它。”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衣橱拿了一些衣服，和手机充电器、存折等杂物一起塞进一个帆布旅行包里，挎在肩上，回到母亲面前。
　　“我走了。有事可以打我手机，如果是想听我认错，就不必了。”
　　说完我拉开房门离去。
　　快到大院门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小名。是父亲。我站住，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微侧着身体，用一只手拄着腰，脸上隐隐露出疼痛的神色。我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事？”他张开嘴，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将另一只手急急地伸进裤袋，把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掏出来递给我。我的眼眶一热，扭头就走。他在身后连喊了好几声我的名字，最后声音竟然都带了哭腔，“小雨啊，你不要再这么倔了好不好？你就给你爸爸这一次面子好不好？我这个做父亲的求你了行不行？”
　　站在渐渐开动的巴士上，隔着玻璃窗，我看见父亲还站在站台上远远地目送着我。我的手心里攥着他塞给我的钱——两千元。这个悭吝得连买根针都要算来算去的父亲，竟然一下子给了我两千元。我疲惫而茫然地看着车窗外晃动着的生活，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过了二十一年，我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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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我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肮脏破败的小区里租到了一套房子。一室户。整栋楼极其破旧，内部是木结构，打个喷嚏都有脚下在晃动的错觉。厕所总算是有的，还有一个看起来随时会爆炸的煤气热水器，但除此之再没有任何电器，没有电视，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房间里所有的家具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摇摇欲坠的老衣橱，一张我第一次坐下去就差点爬不出来并且溅得满屋子灰尘的破沙发，布套的破口处挤出很有视觉效果的黄黑色的海绵和生锈的弹簧。临街的门窗倾斜不齐，到处都有露风的缝隙。阳台上积蓄了似乎有几年没打扫过的灰尘。我想房东和中介公司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没有经验和鬼鬼祟祟，因为这样的房子他们居然果断坚决地要收我800元/月。
　　“怎么样？能在这鬼地方住吗？”我皱着眉头转身问徐海云。她点头，脸上看不出一丝不堪忍受的表情。我笑，我想起了梦娇歌舞厅里那个挂着一个“员工休息室”牌子的只有一张床的小房间，想起了她曾说过的，她在“时装模特兼坐台小姐”的生涯里居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地方。从她天真愚昧地跟着刘老枪走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注定要象14岁之前的我一样没追求——我的目光移向窗外，看到在落日的余晖里升腾飞舞的烟尘——至少这里能够晒到“稀罕”的太阳，我想。
　　我到中国银行取空了自己的那张活期存折，加上父亲给的钱，总起七千多元，交了中介费、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到超市给徐海云买了被子、枕头、毛巾等杂物，最后只剩下两千多元。我不知道这些钱还可以熬多久，但想到自己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按坐到命运的赌桌前，不得不在轮盘上放下自己所有的赌注，竟觉得似乎该为此激动人心的事件好好庆祝一下。于是我不顾徐海云的反对领她出去找了家还算象样的馆子大吃了一顿。我吃得狼吞虎咽，兴致勃勃，甚至废话连篇，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情调。饭后走在热闹的步行街上，心血来潮之下又从扯着我衣角不肯放手的小屁孩手上买了一支已经发黑的玫瑰随手丢给徐海云。
　　我两手抄在裤兜里，吹着口哨，强撑着满不在乎、浑然忘我的形象大步向前走。不知不觉间，徐海云被我落下了好一段距离。我转身等她。她紧紧握着那支可笑的烂花，低着头慢慢跟上来。“你走路怎么这么慢，吃得太饱了？”我问。她抬起头，泪光刺得我眼睛隐隐作痛。我深深地喘了口气，从裤兜里取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快走吧。天快黑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她咬着嘴唇，点点头。
　　一路上她始终低着头。因为步调不一致，经常踩到我的脚。我也一样。我想我们俩这样走路的姿势在路人看来一定非常可笑，跌跌撞撞，狼狈不堪。
　　狼狈没什么不好。今时今日，如果我的自尊依然连狼狈都不能承受，我又能拿什么去承受劫难未卜的漫漫明天？我是一个男人。是啊，我已经21岁了，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回到徐海云的新住处，我帮她一起收拾房间。我先换掉了洗手间里灯丝已经断掉的灯泡，此项工作完成得还算顺利。接着我又踌躇满志地从对门的邻居那里借来管钳之类的工具，无师自通地修好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但这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忘了关自来水的总阀。浑身湿透的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如此的束手无措、狼狈不堪。我还想继续干别的，但在徐海云没完没了的哀求下，只好脱下湿衣服，洗个热水澡，钻进被子里。
　　徐海云收拾好东西，洗完澡，把我的湿衣服都洗了，内衣和外衣，手洗的，和她自己衣服一起一件件拿着从我眼前走过，晒到阳台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睡，等明天早晨衣服干了再走吧，好吗？”她站在床前，迟疑地问。我默默点头。她关掉灯，背对着我很快地脱掉外衣，掀起被子的一角钻进来。她的胳膊肘冰凉地碰了我一下，立刻缩了回去。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后半夜我被冻醒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掉入了正在融化的冰窟一样，浑身都是冷汗，身下的床单也已经完全湿透。我头痛欲裂，在黑暗中恍恍惚惚地睁着眼睛，茫然半晌，终于明白，我发烧了。
　　然后我开始想念阿米。近乎崩溃地想念阿米。我想抓住她冰凉的小手放在自己滚烫的脸颊上，想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穿透所有的云层，哪怕是含着她的发丝死去。但我没有力气，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灯被打开了，眼睛立刻被刺痛，被泪水和汗水折射得散漫迷朦的视野里隐约晃动着一个人影，在唤我的名字，在用手摸我的额头试我的体温。我多么希望这是阿米，但我绝望地明白她只可能是徐海云。徐海云拿来湿毛巾擦我额头和脸颊的汗，把我的头捧到自己的腿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喝水。我终于看清楚了她的脸，这张脸上满是担心和不知所措，一眨不眨的眼睛里充满紧张和焦虑。我迷茫地看着，迷茫地看到了另一张脸，看到了深映在记忆中的那幅画面——
　　阿米父亲说话的声音不容回避地在耳旁响着，而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看着餐桌另一边阿米热泪奔涌却完全无能为力的脸。我终于绝望地想到我在阿米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或许注定只能扮演一个如此盛装登台的小丑，能够得到羞辱，能够得到赏赐，但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荣辱与共。对于卸妆后的我而言，对于此刻可怜得像条丧家犬的我而言，我只能与徐海云这样的小姐相依为命。
　　我感到冷，很冷很冷，冷得几近窒息，好象有什么地方在清脆地断裂。“你是不是很难受？”我听到徐海云颤抖的声音。“冷。”我说。我只能说出这一个字。我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焦灼地东张西望，看着她绝望地咬紧嘴唇，看着她终于想到了什么，把我的脑袋放回枕头上，在我面前站起，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她不声不响地脱掉了所有的衣服，赤条条地钻进被子，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我。她的体温让我的身体温暖起来，却几欲崩溃。“把灯关掉好吗。”我小声说。在闭起眼睛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两行泪水流出自己的眼眶。
　　黑暗吞噬了一切画面，我再也看不清任何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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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期间我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在我清醒的时候，徐海云喂我吃药，喂我吃饭，喂我喝水，为我擦身子，还换掉了湿透的床单。第二天晚上我的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她帮我穿好衣服，搀扶着我一起到楼下的兰州拉面馆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把热辣的面汤一口一口地喝掉之后，我终于感到了强烈的食欲，一口气又吃了半斤孜然羊肉。
　　半个小时的散步之后，我的体力基本上算是恢复了。
　　那天晚上，我和徐海云做了。我不想回忆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始的，那对于成为事实的结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了。不能称为“做爱”，只能叫做“性交”。索然无味的交合，毫无愉悦而言，只有潮湿和沉重，和隐隐的刺痛。还有关灯前的一瞬间，徐海云留在我视觉记忆里的平静得毫无表情的脸。
　　过去我和阿米做爱的时候从不在乎是否关灯，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养成了做爱前关灯的习惯。如果是白天，我也会关上所有的门，拉上所有的窗帘。然后，在高潮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告诉徐海云，我和她做爱的时候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
　　严浩有一个习惯，他喜欢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出自己难以判断或不愿判断的选择。因为人生永远不能回头，所以对于人这种动物而言，任何选择题的“是”与“否”的选项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差别，如同一枚硬币抛起落下之后的某一面。当我质疑他的方法过于轻率时，他这么对我说。
　　而这一次，虽然我没有抛起硬币，但是我的选择已经不可回头。结果就如同地壳运动过程中拔地而起的一道山脉，原本的平原截然断裂，左右两侧终将在遥望和回眸中各自倾泻下去，不复连接。
　　或许是退烧药的药力还在持续的原因，半夜里我又出了一身汗而蓦然醒来。我帮身边熟睡的徐海云把滑下床的被脚重新盖好，披上外套坐在黑暗中默默地吸了一支烟。
　　窗外的夜色中落着隐隐约约的雨，悄无声息的湿气挟着嗖嗖的寒意从门窗的缝隙间渗蚀逼迫进来。
　　等这场雨下完，冬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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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已经回想不起徐海云确切的长相。只记得她很高，很瘦，皮肤很白。至于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会有惊艳的错觉，我想那是歌舞厅包厢的特殊灯光和她的浓妆综合所致。如果你不明白我这样隐晦表达的意思，你现在就可以去任何一个歌厅或酒吧拉一个从业时间超过半年的小姐出来，让她卸掉浓妆素面朝天地站到正午的阳光下——如果她能够同意你这么做的话，你就可以看清楚她真正的面目。你会发现那张脸早已适应了某种暧昧的照明环境，早已被化妆品中所饱含的挥发性化学成分和地地道道的金属铅腐蚀出特别的韵味。我想不出更好的表达，只能简单地说，那样的面容在强烈的阳光下看起来就如同长满霉斑的潮湿而斑驳的石灰墙。
　　毕竟1998年她才19岁，她还年轻，所以我第一次在阳光下看到她的脸的时候才没有呕吐。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现在我再遇见她，我极有可能已经无法认出她。
　　和她睡过之后，我就住在了她那里。房东偶尔过来检查房间设施和结算水电费时，会装模做样地把我们称之为“小夫妻”。但是从这个老女人脸上那种恶劣的怪笑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是多么堪于嘲弄。事实上徐海云完全不像我的妻子，倒更像是我的保姆或者女佣。
　　她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包揽一切家务。
　　她在我面前话很少，她根本就不善表达。她从未对我说过任何示爱的话，她只会说一些诸如“你饿了吗”、“我可以抱着你吗”这样的话，以及在我偶尔无法克制绝望地暴躁发作时默默地充当受气桶，默默地躲起来哭。
　　我也很少和她说话。甚至性交时都是直接动手，从不征求她的意见。她也从不拒绝。以至有一次我在进入时才发现她经期还未结束，为此我像一头疯了的野兽一般在房间里乱砸东西。当我随手抓起在沙发的角落已经放了很久的不知道是什么玩艺的一包东西狠狠地扔在房间中央的水泥地上时，我听到了玻璃的碎裂声，同时听到她惊呼一声，看到她扑过去，跪在那里，呆呆地伸着被玻璃渣划破出血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滚落。
　　我走过去，蹲下，扯开破皱的两层塑料袋，看见了我当初去歌舞厅探望她时买给她的那些东西。碎玻璃来自太太口服液的瓶子。她居然一样都没有动过，一直偷偷地保存到现在。
　　“为什么？为什么！”我扭头朝她大声怒吼，她呆呆地看着地上，说，“是你送给我的……”
　　我浑身颤抖，愣了很久，起身离去。门被反手摔上之后，我听到房间里传出她压抑着的哭声。
　　我疲惫地坐在楼梯台阶上，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感到温热的眼泪在手掌和面孔间渐渐变得肮脏粘稠。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再这样粗暴的对她。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或许我和她结婚也没什么不好，但仅仅是那一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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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试前夕，我不得不潜回学校四处借资料、抄笔记。走进宿舍楼的时候，似乎所有人都被我邋遢憔悴的形象吓到了，怪异的目光从各个隐蔽的方向追随着我，但是谁也没有敢开口问任何问题。小戴故作满不在乎地宣称他曾多次在课前点名时替我喊“到”，我问他打算要几包烟，他笑着连连摆手说全是友情赞助。宋国涛把他的笔记本借给我时，小声并且隐晦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告诉他没事，不用。
　　考完最后一门课之后，我已近乎虚脱，晃晃悠悠地走在校园里，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在冬日的苍白阳光下飘飘荡荡。看着擦身而过的那些初进大学不谙世事的小情侣们卿卿我我、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大一结束的最后一天晚上，阿米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一圈一圈走的情形。那时的我总觉得大学里的时光缓慢重复，现在才蓦然顿悟了古人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忽然而已，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所谓光阴似箭，这把箭直到现在才射中我的胸膛，让三年前的往事就如昨夜一样历历在目，让我有失血般的昏厥，不能自已。
　　然后，我看到了阿米。
　　阿米站在学校门口的花坛边上，一副等候已久的样子。她身上的穿着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蓝色羽绒服，蓝色直筒牛仔裤，长发披在肩上，依旧那么美丽动人。一瞬之间我竟以为是自己的幻觉，醒悟过来时脚步已经进入她的视野。我不知所措地和她对视着，僵持片刻，她慢慢地走到我面前。
　　“我——”我心乱如麻，千头万绪，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这段时间你到哪里去了？”
　　“……”
　　“我打过很多次你的电话。”
　　“我关机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我佯装镇定地避开她的目光，一边东张西望，一边从衣袋里摸出香烟。
　　“不。就在这里说。”
　　我一怔，准备点烟的手停在半空中。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发怔的原因——这是阿米第一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话。过去她总是撒娇，总是哀求，但这一次她是在命令。一阵酸楚迅速地在心头聚集，随后而至的便是尖锐的疼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真的想知道？”
　　“嗯。说吧。”
　　“我和一个小姐在一起同居。”
　　“小姐？同居？”阿米的声音到最后一个字时已经开始颤抖。
　　“你和她上床了？”
　　我没有表情地看着她迅速变红的眼眶，点了点头。
　　泪水很快地涌出她的眼眶。她紧咬着嘴唇，无声无息地哭着，不顾来来往往的种种目光。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碎和绝望的东西，那种东西让我的四肢也开始变得冰凉僵硬。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我问。
　　她依然神情恍惚地望着我，就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
　　“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说完我转身离去。边走边点燃了嘴角斜叼着的烟。
　　我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叫我。我想，如果她开口叫我一声的话，我的眼泪也会流出来的。因为我在私心里真的希望她能够叫住我，能够打我，骂我，最重要的是——向我追问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她没有。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难过。
　　我只知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恐惧已经和希望一起消失在一枚硬币的另一面。躺在阳光下，静静朝上的，只有被等待磨得深深浅浅粗糙不堪的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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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疲倦。我已经习惯于从那个陡峭且没有照明的木楼梯上摔滚下去，习惯于坐在阳台的门槛上看着楼下的街道发呆，看着无法关紧的窗棂在风中颤抖，看着老鼠鬼鬼祟祟地顺着排水管爬下，堂而皇之地绕过我的脚边。
　　天黑得越来越早。寒风料峭。无聊的时候，我强烈地渴望这个冬天上海能够下一场大雪，能下得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但是看起来希望不大，因为雨从夏天开始似乎就再也下不完。但是雨也不像最初时那么猛烈了，而是如同前列腺炎患者的排泄一样，有一阵没一阵地哆嗦。我的腿也经常哆嗦，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大街上的节庆气氛越来越浓烈，我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我开始发现避孕套和方便面都是多么昂贵的商品。我想出去打工，但是因为该死的春节，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年三十一大早，徐海云不声不响地出门用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些钱买了一些菜和面皮回来。那天我们只吃了一顿晚饭，徐海云包的饺子，素馅的，只有剁得像肥肉泥的白菜。晚饭后我和她躺到床上，在外面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在厚厚的两床被子下，没完没了地性交。但无论我们怎么用力，都依然感到刺骨的寒冷。
　　那天夜里我打开关了仿佛半个世纪的手机，把它放在床头，但是铃声一次都没有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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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浩在电话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熬不过去了，可以去找赵志鹏。他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不会不帮你的。”
　　赵志鹏的家还是在普陀区，还是藏在光复路附近的那一片危房简屋里。我曾经决定再不来这里，但是现在我还是来了，因为我已经山穷水尽。命运已经检验了我的狼狈，现在终于开始检验我的羞耻。我裹着已经洗得皱得像咸菜的大衣，在灰黑肮脏的楼道里进进出出反复走了几趟，终于咬着牙敲开了他家的门。他那个做环卫工人的母亲竟然一眼便认出了我是她儿子多年前的“朋友”，热情地把我迎进去，忙着跑来跑去地泡茶、拿糖果。而堵在我面前的赵志鹏，上上上下地打量着我，露出一副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神情。
　　最后他问了我一句：“饿吗？”
　　我在他家吃了中饭。那或许是我到22岁为止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饭后他把我领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不相信他，于是对他坦白了一切。当我说到何先生的时候，他的神色很迅速地变化了一下，我猜他一定比我更清楚何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真的是何先生要动严浩？”他问，语速慢得仿佛每一个音节都需要确认。我点点头，“他不是要动，而是已经动了。他派人去做严浩，其中一个被严浩刺伤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所以严浩躲到外地去了。”
　　“就是你到公司来找我的前一天晚上？”
　　“是。”
　　“那天我告诉你我不知情，可是你不相信。”
　　“对不起。我当时也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于激动，错怪你了。”
　　他看着我，沉默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出卖过严浩？”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他眼睛里无声流露出的东西让我感到十分愧疚。我低头避开他的目光。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突然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房间，并且带上了门。过了很久他才回来，把一包烟放在我面前。“你自己动手吧，我不抽烟的。”他说。他的表情看起来就象最初一样自然平静。虽然我难以相信他出去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拿一包烟，但是我无法开口询问。
　　我默默地拆开烟盒，取出一支烟叼上，自己摸出打火机点着火。这时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叠百元钞票。
　　“总共三千块。我现在只有这么多现金。够吗？”
　　“够了。”我心慌意乱地把信封揣进大衣的内袋，说了一声“谢谢”。又急忙补充了一句，“等事情过去了，我会还你的。”
　　“再说吧。”他笑笑。
　　离开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光复路的路口。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们在路边等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拦下一辆空出租车。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突然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说：“下次见到严浩，替我向他问好。”我答应一声，坐进出租车，和他挥手告别。
　　出租车开动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最后说的那句话非常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让我替他向严浩问好？并且回想之下，他送我的一路上的表情也有些古怪，只是我也说不出究竟古怪在哪里。我把手伸进大衣内，手指隔着衣服触到那个信封，用力向里塞了塞，竟觉得身体温暖了许多。我第一次发现原来钞票是可以用来取暖的，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靠在座位上，在出租车的后视镜里看到自己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懒散而苍白的笑，笑得像一个嘴角即将垂下口涎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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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四天之后我突然接到小伟哥的电话，他开口就说：“沈哥啊沈哥，你们究竟怎么回事啊！”
　　他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夸张，而他的话本身也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因为据我所知，他应该不可能得知我和严浩的遭遇。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一点好不好？”我问，心里开始有不祥的预感。
　　“你真的不知道？”他似乎比我还诧异，停了两秒钟才继续说，“可是，就算你没听说，你也总不会连电视都不看的吧？这么大的事件！”
　　我不耐烦起来：“有屁快放好不好！”
　　“好好好，我说我说！”他顿了顿，仿佛要强化效果似的，放慢语速加重语气地说，“赵志鹏前天晚上单枪匹马拿把菜刀把上海滩数得上号的人物——何先生给做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巨响。而小伟哥还在热情洋溢地继续说下去，“这家伙真的是疯了，竟然敢动何先生，我一听说就猜想一定是你们出了什么大事，乖乖，搞得这么大阵势居然我一点都不知道！难怪我这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们——可是，可是奇怪呀，你居然也不知道，难道这家伙吸毒过量了自己拎不清爽以为是在拍电影？不对！他连烟都不抽，怎么可能吃白粉呢？奇怪，真是奇怪……”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已经松开，然后我眼看着手机擦着自己的胳膊在空气中沉下去，在肮脏的化纤地毯上渐起一蓬灰尘。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意识里朦胧地感觉到自己正踩在地雷之上，只要稍有移动就会在爆炸中被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茫然地恢复了一点意识，我慢慢地蹲下身，捡起手机，拨回去。接通之后，我问小伟哥：“你知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你想去探监是吧？我也想啊，至少也得问明白他究竟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小伟哥叹了口气，“可惜呦，探监恐怕是没机会了，这个呆鸟当时就被何先生的保镖开枪打成了重伤，现在还不知道躺在哪个医院里急救呢。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公安什么消息也不公开。”
　　“那么开庭呢？”
　　“开庭？这种超恶性案件，肯定要从速从严解决，证据确凿，没话好说，多半等不到他出院就缺席审判，能下床了就直接拉到郊外枪毙。就算他好得快，根据我的经验，开庭也不会公开，你知不知道何先生牵扯到多少黑白道的大人物？所以没什么可想的了。”
　　我不知道还可以问什么。呆了一会，掐掉了电话。
　　我走到阳台前，靠在门框上，滑坐到地上。我开始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近乎饥渴地吸食它们的热量。但是无济于事。我无法阻止体温的消失，我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冻僵。寒意漫过胸口，最后终于淹没了大脑。我把空烟盒丢向楼下冷清的街道，用双臂紧紧地抱住自己。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最后我终于飘浮起来，终于开始假想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电影。但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我无法再继续自我欺骗，因为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徐海云，她有血有肉地走进我的视野，真实得像一场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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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我把上海到长沙的火车票和所有剩下的钱摊开在徐海云的面前，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告诉她。“为什么——”她声音颤抖地问。“都结束了。”我说，低头弹烟灰，避开她的目光。
　　过了一会，她慢慢地站起来，走进卫生间。我抽着烟，一言不发地等她。过了很久她才出来，眼睛红肿，但表情竟异常平静，额前的发丝上还沾着水珠，似乎刚洗过脸。她走回我面前，站了一会，拿起火车票看了一下时间，转身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她本就没什么可整理的，只有一些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全部被装进我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手提袋里。最后她把床上的钱装进衣袋，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向你提最后一个要求？”
　　“说吧。”我在一个装了一点水的易拉罐里摁灭烟头，举起手掌按摩自己涨痛的眼眶。
　　“可不可以带我去一次外滩？”她顿了顿，伸手拂了一下垂到眼前的几缕发丝，“我在上海呆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看到过黄浦江。”
　　我默默点头。
　　初春的堤岸上寒风咆哮，冷冽刺骨。我缩手缩脚地坐在远离江面的石阶上，连烟都无法吸，只能木然地望着她的背影，不时取出手机看时间。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倾斜的防波堤前，瘦弱的身体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有几次我甚至怀疑她想要纵身跳下去。但她什么傻事都没做，只是安静地站着。过了很久，转身走回到我面前，笑了笑。
　　“好了，我看够了，走吧。”她说。
　　我帮她提着手提袋。漫长的途中再没有一句对话。在候车室门口，我把东西递给她，愣了半天，告诉她，“答应我，回到长沙，找份像样的工作，将来嫁个正经人，好好过日子，别再到处乱跑。好奇心会毁了你的。”这番话说出口后，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她沉默了片刻，嘴角撇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对我说，“放心吧，外面的世界，我已经看够了。”
　　“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希望下辈子，我能够有机会报答你们。”她说。这句话在我听来竟显得意味深长。我苦笑，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回到空荡荡的房间，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睡去。衣服没有脱，房门也没有关。我想如果有人愿意进来就请进，不要吵醒我就可以。半夜里我被冻醒了一次。我在黑暗中把被子扯过来，乱七八糟地裹住自己。被子上有阴湿的霉味和徐海云残留的气息，还有其它一些复杂的气味，但不管是什么无法阻止我继续沉睡。我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正是中午，窗外竟有阳光和鸟鸣，如同错觉。我坐在被子上发了一会呆，浑身软绵绵的，竟一点也不感到饥饿。
　　房门依旧敞开着，似乎并没有人进来过。我起床刷牙洗脸。洗脸池上的镜子很脏，是灰白色的，我用手机械地擦了半天，最后才发现那是自己脸孔的颜色。
　　我坐在床沿上，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房东，告诉她我要退租。她问我什么时候搬，我说马上。她又絮絮叨叨地想和我谈押金和多余的房租该如何结算，我说别罗嗦了全都拿去我不要了，然后挂了电话。
　　离开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我什么都没有带走。下楼的时候我想我只要回头再看一眼我很有可能就会发疯，就会把那一切全都浇上汽油放火烧掉。
　　给我开门的是父亲。他一脸错愕地张开嘴，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朝他笑笑，绕过他走进客厅，径直走到正就着窗口透进的阳光数毛衣针数的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倒，低下头。
　　“我错了。” 我闭着眼睛，听到自己的声音。
　　“吃过中饭了吗？”母亲头都不抬地问。
　　我摇头。她放下毛线篮，走进厨房，很快我就闻到了梅干菜烧肉的香气。
　　吸完澡后，我正准备穿上外套，母亲走过来把我拉住，“先别穿。”说着她把手中还未收针的毛衣递给我，“试试这一件。”
　　毛衣迎头套下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出紧闭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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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我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我梦游般的独自去医院看了性病门诊。我衣着整洁地躺在诊疗床上，褪下自己的裤子，等待着想象中让人难以启齿的检查。但医生只是看了一眼就简单明了地告诉我穿上衣服回挂号处把号换挂到皮肤科。我犹未清醒地走到门口时，她又在背后喊了一声：“小伙子，你已经付过挂号费了，别自己忘了又多付一次钱！”
　　我得的不是性病，而是皮肤病。病因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欠佳。痊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洗好几次澡，我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涂抹肥皂，恶狠狠地揉搓自己的皮肤，甚至将胸口搓掉了一块皮。我不知道我可以洗掉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想洗掉什么。
　　开学后，我老老实实地回学校上课，一节不落。幸运的是上个学期所有的考试全都过了，不幸的是我和阿米在地球上同一所小小的学校里竟一次都没有再遇见过。
　　或许是因为临近毕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开始变得亲密友善。走廊上又开始有琴声和歌声，熄灯后又开始有茶摊，一如我们四年前初入大学时的情景。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隔着透明的玻璃观望着永远不可触摸到的回忆。玻璃的一边是似曾相识，另一边是面目全非，陌生而又安全。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遇见时都会相互打招呼，聊天时不冷淡也不罗嗦，在对方说话时会面带微笑，偶尔点头，会自然地注视对方的眼睛而不感到羞耻，一如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人间关系。
　　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们变了，或许我们都变了，又或许谁都没有变只是生活本身变了，在化学反应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像水变成酒最后又变成醋。
　　在家里，父母都再没有提过在那个已经过去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我穿着母亲给我织的毛衣，就好像我从没有对母亲说过“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这句话一样。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结束不等于消失。即使人生可以被剪接，那一段废弃的胶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扔掉。
　　废弃，或许正意味着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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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我早已预感到小伟哥会猜错一样，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赵志鹏的时候，竟一点也没有意外。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屏幕上的画面在眼前逐帧切换，几分钟的时间在指间流淌得异常缓慢。电视里的赵志鹏平静地望着我，我也平静地望着他。我们俩的视线之间有四个小时的时差。四个小时前法庭已经终审宣判，他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我从新闻解说员的旁白中得知他的认罪态度极其恶劣，因为他在供认状只写了一句话，在最后陈述时也只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必须要杀这个人。”
　　我还留意到了摆在公诉人桌上的凶器——装在密封塑料袋里的一把血迹斑斑的菜刀。我突然想到赵志鹏砍死何先生所用的这把菜刀或许就是当年他满怀愧疚地递到严浩面前的那一把。换句话说，当刚出狱的严浩提着酒菜走进他家门的那一刹那，他今天的命运或许就已经被定下。
　　生活，生活。即使我们不再思考，即使它如此简单，我们也无法逃离。这些渺小而脆弱的动物。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院子里看着夜空，突然回想起了严浩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坐在这个院子的围墙上说过的一句话——总有一天，上海的夜空会一颗星星都看不到了。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现在上海的夜空已经被不眠的灯火映亮，但真的再也看不到一颗星星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自己手机的铃声。我走回房间，从桌上拿起它，按下了接听键。
　　“喂。找谁？”我说。
　　“小雨，我是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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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我和严浩开着车彻夜地在上海游荡，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在每一个酒吧我们都坐不到一个小时，因为不堪忍受吵闹或者冷清。我们只是沉默地喝酒，喝到我不再能分得清柳橙汁和青柠汁，喝到我们被最后一家打烊的酒吧扫地出门。
　　“我想自己开个酒吧，通宵营业，你觉得怎么样？”严浩这么问我的时候，我们俩正并排坐在桑塔纳的车顶上醉眼惺忪地凝望着我们置身其中的这座城市。
　　晨晖给触目所及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虚幻而有颗粒质感的金黄色，包括我们的身体。淡淡的雾气在街道上丝丝缕缕地飘动，温存的浮力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虚渺。上海，这个高贵而又妖艳的美女，很快就会坐到梳妆台前精心地修理睫毛，涂上甲油，穿上名贵的服饰，热情地奔赴阳光下最浓烈的虚无。
　　而我已经很困了。我很想对她说一声“晚安”，然后疲惫地睡去。
　　车门全都敞开着。车里的音响在一边又一遍地放着窦唯的歌：“Take care, I want to sleep…”
　　“好啊。”我在半梦半醒间回答。
　　我以为我们都是在说醉话。但两个月后严浩竟真的把公司卖了，盘下了华山路和泰安路路口的一家酒吧。酒吧很小，只能容纳几十个人。装潢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我和严浩就坐在门外边吸烟边商议酒吧的名字。我所有可怜的创意都来自那些美国六十年代的老歌，譬如“加州旅馆”、“黄色潜水艇”、“孤独之心俱乐部”等等，可想而知，这些已经臭了大街的名字毫无疑问地全部被严浩否决。最后确定下来的名字是“蓝色夏天（Summer Blue）”，它的得来纯属无意——严浩所雇的调酒师在另一家酒吧里与我们面谈时，聊得兴起，随手指着翻开的酒单上的这行蓝色的小字，宣称这是他最擅长调制的酒。当酒杯里湛蓝的液体映着迷茫的灯光在眼前微微晃动的时候，我不知道严浩是否和我一样回忆起了我们那些遥远的夏天。
　　酒吧开张的前一天，我陪严浩去了一趟赵志鹏家。车停在那栋仿佛会永远破烂下去的危楼外。严浩拿着一个厚厚的大牛皮纸信封——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问我是否和他一起上去。我拒绝了。我在车里抽掉了整整半包烟，他才回来，手里的大信封没了，换成了一个小信封，信封里是一张赵志鹏念初中时的学生证照片的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上，赵志鹏理着小平头，穿着短袖衬衣，居然咧着嘴开心地笑着，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之中的他本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能让他这么高兴。
　　严浩把他住处的一个房间腾空，改成了音响室。所有东西都扔在地上，中央用吸音的厚地毯垫放着一套日本产的“山水（SANSUI）”音响，四周散乱地扔着大小音箱、CD、书，还有几个坐垫。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壁雪白，只有正对门的墙上挂着被扩印放大的赵志鹏的相片。严浩指着照片对我说——
　　“这位是我的兄弟——赵志鹏。”
　　后来我们在他那儿最常做的事就是呆在那个房间里，听音乐，看书，发呆，喝酒前对着赵志鹏的相片举一下酒杯。
　　在1999年的夏天来到之前，赵志鹏的名字在上海已经街知巷闻，已经继马永贞之后成为上海滩所有崇尚道义的小混混们的又一个青春偶像。谁不知道这个名字在道上就会被视为可耻，正如少年时的我们曾坚定地认为谁没有看过《英雄本色》谁就不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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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吧刚开张时，严浩雇了三个酒保。没过多久因为生意不好而解雇了一个。另一个辞职了，理由是受不了严浩和我没完没了地放那些老掉牙的美国六十年代歌曲。此人曾自费购买了几张电子和爵士要求无私奉献，但被我们不留余地地拒绝了。最后只剩下调酒师和唯一的一个酒保。所以只要我在酒吧，我就也得兼任跑堂。
　　严浩自己整天坐在吧台里，从不招呼客人，只是听音乐，发呆，看书。
　　他开始近乎不可理喻地沉迷于各类诗集。他告诉我，他过去认为最垃圾的文学就是诗歌，但是现在他才发现诗歌是最真实的文学，因为大多数诗歌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胡言乱语狂悲恶喜不着边际。很快他就能够大段地背诵那些著名的或不著名的作品——
　　
　　去年的雪可曾记得那些粗暴的脚印？上帝
　　当一个婴儿用渺茫的啼哭诅咒脐带
　　当明年他蒙着面穿过圣母院
　　向那并不给予他什么的，猥琐的，床第的年代
　　……
　　
　　或者——
　　
　　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双肩抬着头
　　抬着存在与不存在
　　抬着一副穿裤子的脸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
　　
　　 “你听听，多么荒谬！多么真实！”他笑着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和我碰了一下酒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龙舌兰（Tequila）。他竟完全没有留意到，在他朗诵诗歌的时候，他杯中的酒已经有一半被泼洒到了地上和自己的身上。
　　他变了，他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严浩。他的情绪时高时低，不再能保持过去那种始终如一的理智和平静。甚至他那种让我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笑容都发生了变化，我常常看见他向一边撇起的嘴角会让半边脸的表情陷入无法自制的混乱，近乎抽搐，不再有让人着迷的坚毅线条。
　　有时他会突然从吧台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这期间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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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的一天傍晚，我走进酒吧时看到严浩又消失了，唯一的那个酒保竟然也不在，只有调酒师在吧台后懒洋洋地和我点头打招呼。这种莫名其妙的酒吧可能整个上海也找不出第二家。
　　调酒师仰靠在严浩的座位里，腿搁在吧台的横档上，在音量开得震天响的罗大佑的歌声中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她已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此人对罗大佑的热爱近乎疯狂，自称做爱时若不听罗大佑的歌就会阳痿，上厕所时若不哼罗大佑的歌必定便秘。这种因果关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好在我和严浩对罗大佑的印象也都不差，早在一起看录像的少年时，我们就已经从《阿郎的故事》中学会了唱《你的样子》，从《棋王》中学会了唱《爱人同志》，所以我们对他在酒吧里既不做爱也不上厕所地放罗大佑的音乐并无意见。
　　我走到吧台前，他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杯浸着薄荷叶的冰水。我接过来一口喝干。“舒服了？”他面无表情地问，我擦了把额头的汗，刚一点头，他立刻就把酒单塞到了我手里。“干什么？”我愕然。他脸上浮现阴谋得逞的笑，朝一边歪了歪下巴，我循着方向望去，看到靠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客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个懒鬼就在等着有人来替他招呼客人，不禁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猪猡”。
　　客人背对着我。此时外面的天色正在很快地暗下去，而酒吧里还没有开灯，所以看不分明，只能从背影上隐约识别出是个年轻的女孩。胳膊拄在桌子上，双手托腮，很安静地侧头望着窗外。我拿着酒单走过去，丢到她面前。“请问小姐想喝点什么？”我兀自恶狠狠地瞪着吧台后那张幸灾乐祸的猪脸，嘴里漫不经心地问。
　　“有花茶吗？”
　　“花茶没有，花痴有一个，要不要？”我没好气地回答，心里十分纳闷居然还有到这种无聊酒吧喝花茶的无聊客人。
　　女孩笑了，把手臂放平到桌上，抬起头：“如果我要的话，可以免费包装、送货上门吗？”
　　我低头，看到她的脸，顿时呆住了——眼前的这个姑娘竟然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阿米！我的脸上开始发烫，呼吸也有些不太适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走到桌子对面，拉出凳子，讪讪地坐下。
　　“你怎么来了？”我低着头问，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和打火机放到桌上。点烟的时候竟有些情不自禁的恍惚，一股浓郁的怪味刺激到舌苔时才发现烟被自己叼反了，烧着了过滤嘴，急忙把它取下，手忙脚乱地在烟灰缸里摁得支离破碎。
　　“不欢迎吗？”
　　“不是，怎么会呢——可是你怎么会找到这里的？”
　　“你们宿舍的人告诉我的。”
　　我总算一切正常地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想起酒吧刚开张时自己曾请宋国涛和小戴他们来喝过一次酒。
　　“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了？”
　　“你说呢？”她笑着说，抬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看得我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她把目光移开到酒桌上装饰用的放在手编小藤篮里的玫瑰绢花上，“今天是我的生日，想看看你，就来了。”
　　我又呆住了，茫然地看着她依旧那么美丽的脸庞，猝不及防地一股湿热涌到喉咙里，如鲠在喉地灼烧起来。“生日快乐——”我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又手忙脚乱地站起来，“你，先喝点东西好吗？”
　　“嗯。谢谢。”她抿起嘴唇，笑着点头。
　　“你要喝什么？”我一边推开凳子快步走向吧台，一边头也不回地问。
　　“随便。你看着办吧，什么都行。”
　　我走进吧台，背对着她的目光，尽量不露声色地深呼吸，目光扫过酒柜上的一排排酒瓶。“你想找什么？”坐在身旁椅子上的调酒师略放低手中的书，抬头问我。“不用你操心了，我自己来。”我举起胳膊假装察看酒瓶，挡住他的视线，笑着回答。当下的我只会调两种酒，血腥玛丽（Bloody Mary）和龙舌兰日出（Tequila Sunrise）。前者显然不合适，所以我选了后者。在吧台上操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一抬眼，却看到阿米正在远远地望着我，用手支颐，浅浅地微笑，就像多年前那个在暮色中倚着宿舍外的栏杆听我吹口哨的小姑娘。我猛地低下头，看到有一滴眼泪不及反应地从自己的脸上滴到了酒杯里，迅速地溶散消失。我不知道是因此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还是因为自己的手哆嗦了一下，最后调出的酒的颜色看起来实在是红得过分了。
　　“这是什么？”阿米好奇地指着在杯沿微微晃动的液体问。
　　“上海日出。”我举起双手揉搓脸颊，小声回答。
　　她微蹙眉心，小心翼翼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我紧张地看着她，直到她的表情恢复自然。
　　“味道好像还挺不错。”她说。
　　我如释重负，靠到椅背上。
　　这时严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一眼看到我们，扭身走过来，微笑着和阿米打招呼，拖了张凳子在桌旁坐下。我告诉他今天是阿米的生日，他连忙祝阿米生日快乐，然后催促我赶快去买生日蛋糕和礼物。“今天不营业了，改成美女阿米的生日包场，帐记在你头上。”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好啊，没问题。”我回答。但阿米却连连摇头，说不用了。“为什么？”我问。
　　“我答应了爸妈和他们一起庆祝生日，家里都已经准备好了，过一会我就该回去了。”她面带歉意地解释说，目光又转向我，“对不起，我是下午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到要来这里看看你的，所以没有事先通知你们，现在也来不及再更改安排了。”
　　我无话可说。气氛沉寂了一会，严浩很有技巧地叉开了话题。我独自走到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满杯伏特加，冰块之类的东西一样都没加，回到座位坐下，沉默地喝着，看严浩和阿米故作轻松地聊天。他们俩聊的内容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似乎只是为了避免冷场而上演的一幕话剧。但他们都是演技不错的演员，只有我是蹩脚的观众。
　　几十分钟后，阿米起身告辞。“我送送你吧。”我说，不等她回答就拿起她的包，先走出了酒吧。
　　我和阿米并排在寂静的泰安路上慢慢地向前走着。有辆空出租车从前面驶来，我刚想拦下，她伸手拉住我的胳膊，“别拦了，陪我走一会好吗？”我默默点头。她便顺势挽住了我的胳膊，就像我们共有的从前一样，但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就要毕业了。好快啊，四年一晃眼就过去了。”阿米说，轻轻地笑了一声，又象是叹息。
　　“嗯。”我低头附和，抬腿踢了一脚躺在地上的梧桐叶。
　　“我的工作已经找好了。是一家美国独资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ATM市场的老大。他们的中国区总裁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怎么说的——噢，裙带关系。”她又笑了一声。
　　“很不错。恭喜你。”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像恭喜人的样子吗。”阿米瞥我一眼，笑着嗔怪。又问，“那你呢？”
　　“我？没有。”
　　“什么叫‘没有’？是没有找到工作，还是根本没有去找？”
　　“哎，别说这个了。说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吧。”
　　“挺好的。生活风平浪静，就等着毕业上班了。这几天正在驾校学开车。”
　　“有没有——”我迟疑了一下，扭头望向身旁的马路，“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
　　“你看呢？”
　　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又有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我伸手把它拦了下来，拉开车门，对阿米说：“还是上车吧，走到衡山路还早着呢，别让你父母久等了。”
　　坐在平稳行驶的出租车里，阿米很自然地把头搁到了我的肩膀上，望着车窗外灯火迷蒙的街道，突然头都不回地问我：“你能和我说说你和那个——同居的事情吗？”
　　我侧头看她，她长长的睫毛那么近地微微抖动着，在窗外街灯的变换闪映中有色彩隐约的光晕，让我心里突然十分难受。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尽量简明扼要地把本不愿再回忆的那段经历向她叙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她沉默了一会，问：“为什么当时你不对我说清楚细节？”
　　“那天，在学校门口，我问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你没有回答，所以我就没有说。”
　　“你——”她一下子坐直身体，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过了一会，叹了口气，向后靠到座位里，没有再说什么，有些失神的样子。
　　车在阿米家的铁门外停下。很长时间没来，砖墙上的长春藤似乎更茂密了。阿米推门下车，和我挥手说再见，我微笑着回应，手举得有些力不从心。
　　我没有再去严浩的酒吧，而是直接一车坐回了家。吃完晚饭，洗好澡，陪父母看了一会无聊的国产电视剧，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拿起电话，拨了阿米家的号码。
　　“喂，请问您找谁？”是阿米母亲的声音。
　　“我找陈沪玲。”顿了一下，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她的大学同学，我想祝她生日快乐。”
　　“哦，请你等一下啊，我去叫她。” 阿米的母亲十分客气地笑着说，搁下话筒。我隐约听到她在别的房间喊阿米的声音。我猜想她早已忘记了我是谁，忽然眼眶一酸，几乎流出眼泪。这时我听到“踢哒踢哒”的拖鞋声由远及近，不用说，是阿米来了。
　　“喂？”
　　“是我。”
　　“呵呵，我就猜到是你。”
　　“为什么？”
　　“因为，至少到此时此刻为止，除了你还没有其他我认识的男人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
　　“说吧，有什么事？”她笑着问。
　　“我想你——”我几乎脱口而出这句话，但还是硬生生地吞了下去。我怕这三个字会从什么地方扯出肮脏的血丝。我笑了笑，“我想向你道歉的，我竟然忘了你的生日，没有送你生日礼物。”
　　“没有关系。”她小声说，“我原谅你了。”
　　“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吧。”
　　“好啊。打算怎么来？”
　　“现在恐怕只有清唱了。”
　　“嗯。好的。”
　　我闭起眼睛，努力匀了一下呼吸，开始小声地唱。我唱的是香港太极乐队的一首老歌，《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这首歌其实我在认识阿米之前就会了，是小戴教我的，但是从没有唱过，因为那时觉得这首歌太流行，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唱流行歌曲是公认的没追求、没品位。
　　“天空又飘着雨，雨中有风/风吹到心里头，一阵难受/往事历历如昨/曾经是你和我，手牵着手/走遍每个角落/留下笑容，留下海誓山盟/那时候/从来不曾担心有什么/能把你带走……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象你在我怀中/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象你在我怀中，说你寂寞，说你失落/说尽人间的梦……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曾记得我/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知我的痛，我的寂寞，我的失落/不能挽回的错……”
　　唱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眼泪汹涌地淌过脸颊，炙热而酸麻。我几乎是竭尽全力才强撑着吐出最后一个字，此时眼泪已经流进了嘴里，咸涩得让自己濒临窒息。话筒里传来阿米清晰而遥远的呼吸声，但也渐渐变得急促。
　　“唱得很好，谢谢你……”阿米小声说。
　　“祝你，生日快乐——”
　　我没有再等她说下去，“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顺着墙壁慢慢地滑坐到地上。
　　在与张昕最后一次见面之后，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哭得这么狼狈，这么猥琐。我紧闭着眼睛，无力地把头靠到墙上，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沉下去，从轻柔荡漾的深蓝海水中沉入海底，沉入泥沙淤塞的黑暗里，无力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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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告诉过我：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再犹豫，不应该再受良心或道德的羁绊。但是结束之后，他也必须面对一切后果，承担一切责任，不可以畏缩，不可以逃避。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只知道，严浩曾经抛起一枚硬币，我选的是“字”，我赢了。
　　我还记得，阿米曾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
　　“如果你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我就再也不让你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