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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到后的第一个星期没课,尽是些所谓“新生节”的活动,各式各样的讲座、演讲赛、体育竞技比赛和新生文艺汇演等等。我只去看了一场文艺汇演,节目没什么意思,有些甚至堪称惨不忍睹。我早早地进场然后又早早地退场,站在一棵树下,堂而皇之地叼着烟,东张西望地在四散离去的人群中搜寻那个长发女生的身影,但是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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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课后不久,我收到在清华大学读建筑系的叶克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绘声绘色地吹嘘了一番在北京读大学的幸福生活。据说清华大学盛行校园民谣,高手如云,帮派林立,最有影响力的是东大操场派和小桥流水派,两派各踞一方,各有千秋,每当黄昏便各自拉开阵势,烛光闪映,琴瑟齐鸣,以吸引到更多女生者为胜。简直让我想到了诗经里的《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鼎盛之时,连附近北大的女生都会趋之若鹜。
不管叶克所描绘的盛况其中水分有多少,只要一想想那种晚风习习礼乐不息群凤求凰的动人美景就让我心痛不已。因为据我所知,我这学校只有一个隶属于学生会的所谓大学生管弦乐队,我在迎新生文艺汇演上遭受过他们的表演,尽是一些除了新中国老百姓就没有别的人种会听的主旋律曲目。台上奏的是《南泥湾》,我旁边座位上的家伙居然哼起了崔健的《南泥湾》,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估计除了刘胡兰那号革命女青年,哪家姑娘也别想吸引到。
于是我不禁蠢蠢欲动,当即决定开始学习音乐以便充实校园生活。周末回家时,我向父母讨来了历年的压岁钱,再预支出一部分生活费,买了一把吉他。那时美国原产的民谣琴市面上已经到处有卖,但价格实在是让人寒心,想想初学也用不着那么高档的货色,所以最后买的是把雅马哈。就这样还与乐器行老板讨价还价半天,结果价没砍下来,倒是附送了一只口琴。
自此我便沉溺于练琴。每天晚饭后,我便找一小桥流水的僻静角落苦练不辍。最初一段日子,我的琴声经常会将隐身草丛中的校园情侣惊吓得纷纷逃窜,而幸灾乐祸所带来的好心情反倒让我更加勤奋猖獗。再加上我每日必读一遍叶克的信以资激励,所以很快就抛开了那些单调的练习曲,能够象样地弹奏一些国外成名歌曲,譬如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的《挪威森林(Norwegian Wood)》和《昨天(Yesterday)》,鲍勃·迪伦(Bob Dylan)的《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等等。
而我最喜欢并且弹得最好的是老鹰乐队(Eagles)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这首歌据说是为迷幻药而写,曲子绝对经典,歌词也棒极了,我尤其喜欢哼最后两句:
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结账,但你永远不能离开。)
这两句歌词总能让我陷入一种宁静而莫名的惆怅,闭起眼睛会幻想自己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旅馆房间里,在一个美丽姑娘的怀抱里,幸福而忧伤地睡去。战争和革命都在床外进行,而我们只是紧紧地拥抱着,长眠不醒。但遗憾的是我的嗓子实在不行,或许只能在贝斯和架子鼓的掩护下吼吼摇滚。由此我更加深切地断定我需要找到一个姑娘,一个歌声美得让我心碎的姑娘,我要和她在一起,就象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象萧史和弄玉,终日厮守弹唱,永远忘掉这个让我越来越看不清楚面目的混乱世界。
而这个姑娘,她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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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练得自认为可以拿出手之后,我把练习场地撤回了宿舍。主要原因是湖边蚊子太多,我需要不停地放开吉他挥舞手掌周身拍打,长此以往恐怕架子鼓都能练出来了。
室友们在走廊里继续摆茶摊,我独自在床边拨弦。弹着弹着,忽然发现门外没有声音了,正感到奇怪的时候,眼见他们一个个表情复杂地走进来,问我弹的是什么曲子。我老实交待之后,他们便盛情邀请我到外面教他们。不久之后宿舍里每个人都能弹两下琴哼两句歌,只是每当李臭脚开唱的时候,隔壁宿舍总会传出怒吼并且乒乒乓乓地往外丢东西。可怜的李臭脚纯朴得要命,居然满面诧异地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在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的情况下,他干脆只身前往隔壁宿舍探个究竟,其结果可想而知。
茶话会终于变成了歌友会。唯一遗憾的是一帮糙老爷们自娱自乐,没有女性歌迷现身喝彩。此事让大家都比较伤感。于是我们就像一帮孤独的街头艺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开始集体偏爱那些忧伤以至更忧伤的歌曲,统统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由于我的琴不得不经常给他们拿在手中练习,所以我那个附赠得到的口琴也派上了用场。很快我的口琴也能吹出一些名堂了,而借助口琴磨练出的唇舌,我居然口哨也吹得有水准起来。偶尔对着窗外的夕阳吹口哨的时候,我会想起教会我吹口哨但一直打击我舌头僵硬的严浩,真希望他能出现在面前,好让我露一手给他看看,一雪前耻。
十二月份的时候,宿舍里郑重地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音乐发展基金,每人每月缴纳一些钱,汇总后用于购置音乐相关物品供集体享用。可笑的是正式交钱时,身为室长的宋国涛居然掏出一叠饭票来找零,让大家鄙视不已。而此人虽面红耳赤,也不辩解,下次照旧。
宿舍里唯一拒绝交钱的是一个来自昆明的叫做金炅的家伙,此人体毛茂盛,身材魁梧,长得像西双版纳的猩猩,说话粗声大气,拽得不得了,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室长,而当发现没有人服他时,便摆出一副谁也瞧不惯的架势,平素独来独往,经常当面挑衅宋国涛。部分人迫于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而我则懒得与他一般见识。
用这笔基金添置的第一样物品是一个日本产的东芝录音机,质量与功能都远非我那个老熊猫可比。
叶克在信中还向我强烈推荐了一些北京的校园民谣,所以后来我们又买了一些盒带,就是大地唱片最早出的那几盒,有高晓松、沈庆、郁冬的歌,其中一些深受大家喜爱,但可惜的是都弄不到曲谱,所以只好一遍又一遍地放盒带,边跟着哼唱边自己找调。记得最早被我们摸出谱来能够弹唱的是沈庆的两首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和《青春》。
宿舍里嗓子最好的是包大虾,是那种沙哑磁性的。他一般先会羞辱一通盒带中景岗山的声线太流行不够味,然后自己咳两声便开始展露歌喉: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就像喝下一杯冰冷的水
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流成热泪
……
此人的嗓子确实沧桑够味,歌声飘扬在校园的夜空里,楼下打水经过的女生时常会有人停下脚步向上张望。后来有一次,一个北京姑娘在下面京味十足地回应了一句:“喂,四楼唱歌的同学,天凉了别喝自来水了,要我给你送瓶热水上去不?”
热水送上来了,包大虾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成为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我们宿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找到女朋友的人。
说实话,他这个女朋友长得并不出众,但此事件的性质本身还是深深地打击了一片。所以自此小戴和包大虾说话时多了一句口头禅:喂,大虾,要开水润嗓暖屁乎?包大虾则嘿嘿哈哈一脸得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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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吉他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地瞎转悠的时候,经常会看见那些面色憔悴的理工科学生,一个个低眉搭眼、步履匆匆。和他们相比,我竟觉得读中文系实在是件幸福惬意的事,而从未想到过毕业之后找工作时文科生和工科生相比的凄凉下场。1995年冬天,青春对我而言还是如此漫长,结局遥不可及。
眼看着寒风萧瑟,草坪枯黄,大片大片的梧桐叶在风中飘飞跌落,我所有的忧郁都献给了那个不知身在何处的姑娘。或许,那个穿蓝色连衣裙提蓝色开水瓶的长发女生就是我所期盼的人,但是我却再也没有遇见过她。
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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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我无意中从大院内那些无所事事的长舌妇口中听到了严浩家庭问题的真相。原来,严浩父亲嗜赌好色,经常在外面玩女人,要不就是在麻将桌上输得负债累累。而严浩母亲则一直委屈求全,希望男人有一天能洗心革面,谁知道最后严浩父亲竟被外面一个开发廊的野女人弄得五迷三道而抛妻弃子与其姘居,再也不回家睡觉,至此她才彻底绝望,和男人离了婚。
“唉,做人老婆做到这份上也真是可怜呦。”
“是啊,不容易啊。不过现在跟的那个姓张的虽说有钱,看起来也不象是什么好东西。”
“侬操心呢。说不定人家也想开了,反正自己人还算年轻漂亮,傍个有钱人白相,吃了那么多年苦头也该享受享受了嘛……”
我一声不响地踹开传达室的门,屋子里的两个老女人立刻停嘴,一脸戒备地打量我。我没拿正眼看她们,径直走到邮件架前面取下我订的《台港文学选刊》杂志,在登记本上签下我父亲的名字,离去时反手重重地摔上了门。屋里立刻传出大惊小怪的咋呼声。
我把杂志夹在腋下,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然后站在路旁,看着天上纷纷扬扬飘落的小雪花落在自己的脸上,鼻子里慢慢流出的白烟在湿冷的空气中形成雾状的一团,久久不散。
回想着严浩随母亲搬离大院时的情景,我猜想那两个老女人话中所提到的“姓张的”应该就是当时把严浩母亲搂在怀里的那个穿黑西服的男人。他究竟是什么人物?严浩打架斗殴是否和他有关?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终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严浩从不让我到他家去玩,为什么严浩的母亲会那么疯狂和歇斯底里,会用那样肮脏的词汇辱骂张昕和严浩,会在严浩身上留下那么多的伤痕。我无法评价她的对错,事实上她也与我无关,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严浩。他与我同在一个城市,但我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现在被关在哪里,作为他最好的朋友,我竟不能去探视他,这一点让我十分难过,整个冬天心情都极其烦躁。
年初一晚上,在外公家的饭桌上,喝多酒的舅舅迷迷糊糊地递了一支烟给我,我竟不假思索地伸手接下,自己点上。母亲在旁边脸色铁青地瞪着我,因为她和父亲一直都不知道我已经学会了吸烟。而我只当没有看见她的反应,一脸漠然地独自吞云吐雾。
外公在1992年已经平反。因为他难得一次看电视的时候,居然在新闻里看到了自己的老同学,他抖抖索索地从自己的旧相册里翻出一张老照片,他的毕业照,他站在最后一排,而电视上出现的人就站在第一排。后者现在已经是北京正部级的高官。外公把这张照片和他那些曾递到无数人手中又被退回的申诉材料一起寄到北京,半年后,他平反了,国家开始给他发养老金,并赔偿给他一套三室两厅的新房。
现在我们全家就在这所大房子里吃团圆饭。在母亲的责骂声中,我一声不吭地拿着烟离开饭桌,独自走向阳台。经过外公的房间门口时,我看见他又在听他的巴赫。他闭着眼睛,仰靠在藤椅上,不知道是不是日光灯的原因,脸色显得特别苍白,全无血色。我体内的什么地方不留神间突然被大提琴狠狠地摩擦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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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很快就到了元宵节。元宵节是照常开课的,所以我也懒得大老远跑回家去吞那种经常噎着我的糯米面团,到食堂随便吃了盘炒面就回宿舍去了。
学校里以外地学生居多,他们返校没多久,还没有从家乡过年的气氛中挣脱出来,就又撞上这种象征全家团圆的节日,所以大多都极其悲伤,尤以我这一级刚入校的新生为甚。而这种笼罩整个校园夜晚的悲伤气氛在经历了譬如借酒浇仇等各种名目的催化活动之后,终于在熄灯后演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大面积骚乱,四处哭嚎,悲歌不断。
本来我已经钻进被子打算蒙头睡去,谁知道外面的喧嚣愈演愈烈,终于让我怒火中烧,钻出被子正想破口大骂,却发现宿舍里除我之外已空无一人。我愣了几秒钟,突然想起宋国涛中午在食堂说过他晚上会回家去,于是进而推测出整栋宿舍楼或许除了我已没有几个上海学生。这一发现让我也在一瞬间感到了悲伤。我呆呆地站了一会,想到觉是肯定睡不成了,不如穿上衣服出去看看热闹。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走廊上竟然躺着坐着站着全是人,四下里都是呕吐声,酒精味浓得可以点着火,栏杆外面不时噼哩啪啦地往下掉酒瓶子,楼上似乎有人打起来了,叮叮哐哐的,还有听不懂的方言在大声喝骂,整个场景蔚为壮观。若是弄个手提摄像机来摇摇晃晃前推后拉地乱拍一通,估计随便剪剪就可以冒充美国六十年代大学生运动的史料拿出去蒙人。
我站在宿舍门口,用目光四下搜寻我的那些室友。金炅不知去向,此人或许出于要与我们划清界限的目的,已经有些日子不回宿舍睡觉了。老实巴交的李臭脚灌多了,在隔壁宿舍的门外咧着大嘴抱着包大虾不放,鼻涕眼泪全流在包大虾的怀里。包大虾则异常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一遍遍地说:乖,不难过,不哭……真是慈祥无比。
平常就特立独行的小戴闷声不响地坐在水泥栏杆下面,从两腿之间的一个小纸箱里不时摸出一个面目不明的东西从栏杆缝间丢下去,每丢一个,楼下就传来一声放炮似的炸响。我好奇地凑上前,蹲下抓住他的手仔细一看,竟然是塑料打火机!拿这个当爆竹过小年,真亏他想得出来!
打火机上印着“厦门免税店”的字样。小戴口齿不清地告诉我这玩艺在他那边的免税店里只卖两角钱一个。“便宜,带来就是砸的。”
我的玩性被勾起来了:“喂,给我一个丢一下。”
他一只手在纸箱里摸索了半天,然后把另一只手伸到我面前:“没了,最后一个,给你吧。”
我兴致勃勃地抓过来,直起身,摆出一个昂首挺胸举目苍天的姿势正准备丢下去,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突然笔直地照到我脸上。
“四楼的,丢打火机的那个,你给我下来!”
我当即浑身僵硬,四肢冰凉。低头看小戴,此人竟然朝我做一鬼脸,然后头一歪搭在水泥栏柱上假装醉倒,我真恨不得要把手里的打火机砸到他头上。但是现实严酷,楼下的人抬高嗓门又喊了一声,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放下胳膊,怏然下楼。
系主任和学工部的几个老师四面包抄,以围歼的气势将我足足训了有一个多小时,直到我站得两腿酸麻。照学工部的意见,要给我一个记大过处分,但系主任却在关键时刻终于决定护短。他开始很有技巧地指责我年纪不小了怎么还这么顽皮,说大学不是中学小学幼儿园,要拿出成年人的样子来。这番话无形中大大地消减了我的犯罪动机和暴力倾向,让我羞愤不已却又只能满怀感激。最后系主任一副说得动情的样子,甩手分开众人,去舍监那里取了支大扫把过来往我手里一塞,宣布对我的惩罚:明天早晨天亮之前必须把楼下所有的垃圾清理干净,否则就自己到学工部报到。至此我总算大难不死,垂头丧气地点头称是。
目送老师们远去,我郁闷得简直想一头撞死。估算一下时间,还只是半夜,可以先回去睡上几个小时再下来劳动,便把扫把丢在地上,一路目不斜视地直冲进宿舍,一头钻进被子里沉沉睡去。被闹钟吵醒时,我迷迷糊糊地钻出脑袋,感觉到似乎什么地方颇不对劲,苦思冥想了足有半分钟我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之处就是照在我脸上的晨晖!我忘了调闹钟时间了!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直冲到走廊,一探头看到小戴正在楼下吹着口哨挥舞扫把,这才长吁一口气,总算是没有哭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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