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20世纪80年代初小学生喜欢的电影明星

 

 

　　20世纪80年代初，有四位电影演员不只是小朋友喜欢，而且应该算是当时在影坛上最火爆的电影明星了，尤其是电视节目贫乏、电影有更多声光效果的年代。台湾电影市场简直就是整个蓬勃起来，主要是以娱乐片为主。
　　这四个人分别是陶大伟、孙越、方正、许不了。在大家的印象里，前两个人是一组的，后两个人是一组的，但是他们四个人也一起拍了好几部喜剧片。再加上当时这几部戏像林青霞、张菲、胡瓜、张小燕等人都有参与演出，可说是大牌云集。
　　许不了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的喜剧泰斗，他的出身非常草根，一步步刻苦努力爬上来的，因为扎实的演艺训练，说学逗唱样样都会。那时候台湾流行“秀场”，即一边吃饭喝茶一边看艺人表演的地方。其他大牌艺人可能都要唱歌跳舞加上乐队才能撑完全场，但许不了光凭说笑话就能撑完全场。他的形象非常滑稽，电影《小丑》的形象深植在当时台湾人的心里，这部笑中带泪的电影可说是他的代表作。现在回头来看这部影片，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喜剧天才，周星驰可能还差他远了。他的人生也跟小丑一样，在人前尽量表现欢乐给大家看，但背后有各种如工作、黑道等的压力，只能借酒消愁。那几年他每年至少都有九部以上的电影，可见压力之大。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得了肝硬化，最后酒精中毒而死，只有34岁。让人不胜欷歔，也结束了那几年的“许不了时代”。
　　方正跟许不了是同期的人物，当初大家都叫他“大馒头”，他跟许不了的配合默契简直已经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但他在许不了过世后，也慢慢淡出影坛，后来做生意不太顺利，近几年出现在台湾是2005年的倪敏然过世的场合上，听说他现在在美国当牧师了。
　　孙越和陶大伟这对活宝兄弟，对那时的小朋友影响更大。
　　孙越也是个外省老兵，加入军队里的话剧队后正式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在早期的台湾电影里，他都是以大反派的角色出现，后来参与电视演出后，开始转型为谐星路线。1981年他跟陶大伟合作的《朋友歌》，可是当时大家都会唱的歌，后来一直到我上了中学为止，办什么活动都一定会放这首歌，影响很大。
　　他后来受陶大伟影响，也接受了基督教。1983年的《搭错车》是他演艺生涯的巅峰，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部片很多都是在讨论当时台北的眷村改造以及老兵的问题，但剧情很感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自此之后，孙越开始献身公益活动，现在在台湾虽然已经息影，但形象仍然十分良好正面，大家都叫他“孙叔叔”。
　　陶大伟就是陶喆的爸爸，在当时他是个绝无仅有全能型的天才艺人，不管是词曲创作、画图、演戏等才艺都全包了，可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艺人之一。他那个娃娃脸，其实大家看了都会觉得轻松。在他的电影或音乐作品里，总是诙谐逗趣，又有点儿童心未泯，很多都是小人物为主角，鼓吹着一种乐天、知足、存善的励志人生观。所以，民众对他的印象总是轻松、欢乐、有朝气。
　　当时的小朋友最喜欢的可能就是陶大伟，都叫他“陶叔叔”。主要原因就是他在演艺生涯达到最高峰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去做儿童节目，并担任主持人。那个节目叫“嘎嘎呜啦啦”。节目里陶大伟用孙越的形象做了一个小布偶叫“孙小毛”，跟他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大受小朋友欢迎，可说是影响了台湾所有20世纪70年代后半段出生的小朋友，家长也鼓励小朋友看。所以说，在这四个人里面，陶大伟对我们这群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是最大的。
　　说到这四个人的合作，就不得不提到朱延平这位导演。他在台湾是专拍商业喜剧片的，近几年的作品，可说是毁誉参半，2008年的《功夫灌篮》就是他的作品。现在回头看他几十年前拍的那些，会发现以前拍的水准怎么那么高，现在就拍成这样子了啊！
　　此外，1984年，香港导演麦当雄的电影《省港旗兵》也在台湾上映，是妈妈带我去看的。现在想起来，妈妈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才带我去看的。片子里大圈仔的凶狠让我看得呆掉了，在滑冰场的那场枪战戏到现在一直忘不了。最后一幕，警察朝着阁楼扫射，全部死光光的画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痛苦。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总觉得香港的治安很差，就是看了这部片的原因。

　　

　　

 

 

廖信忠

 

1985
我们台湾这些年：十信案

 

 

　　我家的电话号码很好记，选得很好。在我小的时候，每年总是在特定日子里有人打电话来骚扰，后来也习惯了。这一件小事，让我家与“十信案”稍微扯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关系。
　　“十信案”为台湾史上最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即“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了不能做外汇外，已经有点儿类似银行的功能了。而十信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泰集团的蔡万春家族控制的。在1960年，蔡万春因需大量资金投资土地，想从十信调集资金，故在十信发起“一元开户”的方案，使得短短时间内台北十信存款就突破一亿元，成为当时台湾数一数二的信用合作社。
　　早期的台湾人，习惯把赚的钱通通藏在家里。改变这个观念的重大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八七水灾”，这次台风造成的水灾使得中部灾情惨重，到现在为止，都还算台湾史上最严重的水灾。这次水灾，使藏钱在家里的百姓损失惨重，因此有了将钱存在金融机构的观念。相较于银行的高高在上，加入手续简单的信用合作社就成为一般民众存钱的首选。
　　到了20世纪80年代，蔡万春的儿子蔡辰州当选“立法委员”，并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事业。大家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总要打通许多关节，所以其中的内幕可想而知了。但后来，当局开始发现十信有不正常放款及库存现金偏低的现象，经过多次警告，仍无改善。一直到后来，放款总额已经超过存款总额而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崩溃。
　　“十信案”的爆发，严重伤害了台湾投资人的信心，弊案金额超过一百亿元，数千存款户一生的积蓄也血本无归。这件事也导致一堆大小官员辞职或下台，牵扯到的人数达到两百多人，最高的已经涉及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蔡辰州本人被捕后，在判刑前夕也挂掉了。
　　“十信案”让台湾民众看清了国民党与财政金融间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蒋经国非常之震怒，在过去党政不分的时代，蒋经国下属的应该有三个秘书长：“总统府”，“中央党部”，“国安会”。本来蒋经国都很放心将事情交给他们做的，“十信案”以后，蒋经国开始变得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也因此越来越差。
　　有人说，“陈文成案”、“江南案”让蒋经国看清了情治单位的摆烂以及流氓心态，那么，“十信案”让蒋经国看到的就是整个国民党权力核心以及中层党工极度腐败的真相。
　　蒋经国决定重振党风，革新体制，组成严家淦领导的十二人小组研议政治革新问题，这十二人小组的成员在“十信案”中涉案成分最少。而且蒋经国也借此机会安排李**和其他大佬们互动，在很多决策上，他会当面指示李**，以便于李在十二人会议上发挥影响力。而严家淦中风后，李**也就顺理成章出任召集人。
　　李**在党内的地位，从此又更上了一层楼。
　　至于我家的电话，当初是跟某位“十信案”的重要关系人买来的，而这个家伙在“十信案”后就被暗杀了。所以每年一到他被干掉那几天，总是有骚扰电话打来，一直到好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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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支持下，在下的小说很受欢迎，上市三周，已经销售了28万册！这和广大读者的关心与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会继续努力，在保证连载质量的同时，也争取为大家献上更好的作品，谢谢，谢谢大家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离“解严”就只剩几年了，一切都已蓄势待发，就等冲破的那一刻。党外人士也开始越来越有组织，虽然美丽岛事件相关人物大部分都还在牢里，但年轻一代的人已经纷纷投入这波浪潮之中。而蒋经国在晚年也已看得很清楚，蒋家接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未来国民党的政权不可能重返大陆，所以必须为国民党在台长久执政埋下基础。打根基的步骤有二，其一为改造党的体制，其二为拔擢台籍精英以及国民党青壮的第三代，以本土化与反对分子对抗。
　　所以，不管是国民党党内还是党外，青壮一代都陆续在这几年出头了。
　　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陈水*和谢长廷，在担任“美丽岛”辩护律师后，同时都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并且都是在同一选区。往后十几年，从市议员一直到“立法委员”，他们两人都一直在号称全台第一战区的台北市第一选区竞选，每次两人也都高票当选。也许第一选区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两位“巨星”，所以才特别令人瞩目。
　　我家刚好就是在第一选区，旁边有间小学的操场及广场，常常都是候选人发表政见的地方。从小，我就见识到这两人十几年来亦敌亦友、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说也奇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很少办政见发表会，看到的都是党外候选人，而党外候选人的场子永远都比国民党的热闹，也许是国民党人都已经习惯那种笃定当选的情况了，所以不太积极。常常都是晚饭吃饱后，全家扶老携幼，到政见会场去听演讲，吃着民主香肠，逛逛小书摊。大人们都在前面听，小朋友就在后面玩起来了，那种感觉反而让人不觉得有什么政治气氛，像是种家常便饭后的娱乐活动一样。
　　虽然陈水*当选了市议员，但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到了1985年，陈水*辞去议员职务，回台南故乡代表党外人士竞选台南县县长，但是落选。他老婆吴淑珍在后来陪同谢票行程中，遭到车祸，并导致终身残废，到现在，这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一直都说不清。但也因为这一件事，陈水*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1986年，陈水*担任社长的《蓬莱岛》杂志社因报道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冯沪祥论文抄袭他人著作，而被判刑一年。这件事有很明显的政治力介入，为“蓬莱岛案”。同一年，吴淑珍代夫出征当选“立法委员”。后来陈水*出狱担任她的助理，可是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陈水*在出主意的，所以那时陈水*有个绰号叫“影子立委”。
　　谢长廷的从政历程跟陈水*差不多，不过那几年他都在台北市担任市议员。跟陈水*大刀阔斧的形象不同，谢长廷一直都给人细腻的形象，就是那种会把法案及弊案慢慢地、细细地一点一点切开，再慢慢地一点一点推翻的那种个性，一直就是给人细心又机智的形象。所以那几年总有人说，陈水*是把关刀，揭弊时一刀让人毙命；谢长廷是把沙西米刀，可以慢慢解剖敌人。
　　他们两个人不仅是同辈、同期，又在同一个选区出身的，要叫谁服谁，都不会服气，但在后来为了大局，也常常会有自我牺牲的情况出现。
　　至于那时候刚开始崛起的国民党新生代人物，大部分都是循“党国体制”下的官僚升迁管道在进行，也就是可能在当局部门里担任过职务后，又在党里担任一些职务，但大部分都是政务及党主席同时担任的。
　　如马英九，他在留学回台后，因为家世清白，又是“忠党爱国”世家，因此被推荐选为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从事翻译工作。当时小马哥可是年轻帅气啊！每次蒋经国接见外宾，就见到马英九坐在中间翻译，新闻一放出来，不知道当时让多少女人为之注目。这几年间，马英九也担任国民党内的第三副秘书长。国民党设有好几个副秘书长，各有不同的职务，而马英九担任的这个第三副秘书长，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大陆的。接下来，他也通过了进入官僚系统的甲等特考，正式开始官员的生涯。
　　宋楚瑜的经历也是差不多，但他比马英九早了一个梯队。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外留学回来时，蒋经国还在担任“行政院长”。他也是经过推荐担任蒋的英文秘书，后来一路青云直上，成为政治红人的。后来他担任新闻局局长，尤其在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时，他在记者会上宣布当局立场的“正气凛然”之貌，一夕之间吸引了不少了女性Fans。到了1984年，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副秘书长，当时算是小马哥的老板。
　　他们两位在二十几年前都非常帅气，又在党内有非常光明的前途，谁都知道他们以后的仕途是一片大好。
　　至于连战，他的经历也跟上述两位差不多。但当时他实在太过低调，大家也没什么拿来好说的了，只知道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而已。
　　在这里，我无意把现在所有在台面上的人物拿出来点评一番。不过，这二十年来党里派系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亦敌亦友实在太过精彩，可说是直追《三国演义》，只不过武器从刀剑变成言语及宣传策略，攻略从土地变成人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些资料，我在这里说的只不过是我所看到的侧面，一家之言而已。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第四台

 

 

　　早期台湾无线电视台只有三台而已，三台编排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早上，开始晨间的新闻节目。后来有一段时间为了鼓励小朋友早起，早上起床时间也放些卡通影片。
　　到了中午，会有些小型综艺节目和新闻。一般说来，中午新闻都是闽南语的，待播完后，电视节目就停止了，到了下午四点才又开始播。下午四点后可能就是些主妇节目或卡通影片（因为小朋友都下课了）；晚上七点则是新闻节目；新闻后是连续剧，从八点到十点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段”，八点播出的连续剧则称为“八点档”；十点后则播一些音乐节目，比起现在，算是很早就收播了。
　　前面说过，三台分属于党（中视）、政（台视）、军（华视），存在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某些特殊时刻也会进行联播。在我们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双十节”三台主播十几个人坐成好几排，轮流播报新闻的盛况。当然，在早期只有三台，并且新闻只有早、中、晚各报一次的时代下，新闻中所呈现的台湾都是一幅国泰民安、公平正义的美丽画卷。
　　但三台节目大同小异，又大多陈腔滥调，民众看了也无聊。因此，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有些商人开始自行在大街小巷间拉有线电视线，播放一些不具版权的录像带节目，这样，频道一下就多了十几个。当时这是不合法的，所以警察不定期都要来拆线一次。民众称这些节目为“第四台”，其实就是有线电视节目。
　　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邻近国家（尤其日本）的卫星节目，还有一些电影的录像带、股市信息、摔角①等，甚至还有色情节目，反正影像品质普遍都不怎么好。后来有一段时间，第四台为了顺应民意，还会放一些候选人的政见发表、“立法院”的开会过程、街头运动实况等。

　　

 

 

我们台湾这些年：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公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都是在80年代初纷纷进入小学的。小学共分低、中、高三个年级，又各有两个年级。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觉得五六年级好大呀，心中充满了敬畏感以及期待感。但现在来看，不管是一年级还是六年级，还不都是死小孩！
　　台湾小学教育的课程，以传统又官方的说法，是“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因此，当时的课程设计，一学年分上、下两学期，除了主科——国语、数学、社会、自然、生活与伦理以外，还有体育、唱游、美劳、书法、珠算等课程，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时代性的“保密防谍”教材。
　　我想大陆的朋友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年代台湾小朋友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过去当局也一直将政治思想及意识形态在教材里灌输给我们，所以就简单说一下吧！这些观念主要是在国语、社会、生活伦理以及保密防谍课程里出现。
　　在国语课本里，每一课都有些小文章，下面会有几个生字让大家练习。可能那一代小朋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蒋介石看小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了：

　　蒋公从小就不怕劳苦。他每天都要洒水扫地，帮着母亲到园里去种菜。母亲织布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读书。
　　有一天，他到河边去玩，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向水的上游游。因为水太急，几次都被冲下来，但是小鱼还是用力向上游。
　　蒋公看了，心里想：“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吗？”
　　蒋公小的时候，不怕劳苦，又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事。
　　（以上源自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第十二课）
　　一般死小孩看到鱼，大概就只会想抓来玩或吃掉吧。当年，老师们都喜欢拿这个故事来鼓励小朋友要努力向上。听到激动处，一些感性的小女生已经感动得稀里哗啦。
　　这是很典型的关于蒋介石的小故事。而政治教育也体现在儿歌里，以前有首大家都会唱的儿歌叫《哥哥爸爸真伟大》，是这样写的：

　　哥哥爸爸真伟大，名誉照我家，
　　为国去打仗，当兵笑哈哈，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用你牵挂，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首儿歌还有后面三段，一段比一段激昂，一段比一段杀红了眼。到了最后一段已经是：

　　革命军人真伟大，四海把名夸，
　　拼命去杀敌，牺牲为国家，
　　杀吧杀吧革命军呀，我也要把奸匪杀，
　　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

　　很儿童不宜吧！可能当时的教育工作者都还有点儿默契，觉得这最后一段儿童太难理解，索性不教了。

　　抗日歌曲的歌词也是课本里面的内容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旗正飘飘》。而且，这一定是老师指定要背并默写的课文之一，到现在我都还会背。“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
　　我上到五六年级的时候，随着时代的开放，这些课程也慢慢地消失了。

　　至于生活与伦理，按照出版纲要，即介绍给小朋友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时，课本总是强调蒋介石如何在台湾复兴中华文化，以中华文化教导小朋友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蒋介石继承了中华文化的复兴使命。不知道听过多少老师陶醉地说，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所以蒋介石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中山先生之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道统，尤有甚者，一激动把蒋经国也给加进去了。

　　而保防教育，光是看名称就知道是什么内容，就一本小书，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诱惑、食物诱惑或金钱诱惑就出卖了机密和情报等。小朋友哪懂得那么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谍的演讲比赛上，最后总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谍（音拉长），就在你身边（加重语气）”，然后再重复一次。
　　社会课主要就是介绍简单的社群及社会观念，比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形态。到高一点儿的年级，就开始上些简略的历史及地理课程，以及台湾发展、社会现状的介绍，里面一切有关台湾社会的内容都是那么和谐美好、欣欣向荣。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小学的一天

 

 

　　我以前读小学时，早上七点半前要到校。不过可能是住得离学校太近，过于松懈，所以还是几乎天天迟到。一迟到，校门口就会有许多纠察队在登记班级名字，并报告老师，有时候还会罚站，再统一带回教室。
　　早上到学校后就开始早自习，然后会分派打扫任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扫地区域。另外学校外围环境也要出去打扫，只不过常常会顺便出去买零食。
　　早上时间会有校内广播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录制的，每天会有不同主题。有时候居然还会有“访问台北市长”这种节目出现，不过这个“市长”也是小学生自己充当，所以也常常出现许多小学生一相情愿的问题及答案。
　　八点左右要升旗，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几乎是天天要到操场升旗，不过到了六年级后，就不是天天升旗了。到操场前，各班都会先在教室前面走廊排好队，然后音乐声响起，就一班班地慢慢走下楼，向操场方向前进。当时的台湾小学，以我在的都市区小学来说，一班几乎都是五十几个人，一学年约有十二三个班。所以学校操场比起大陆的小学，都大很多，足够容纳学校近四千个人聚集。
　　各班都走到定点后，台上的司仪就会统一喊整队口令，待整完队后就开始升旗。这时，乐队又开始演奏音乐，四个小朋友各拿着旗子的一角高高举起进场，走到升旗台上。升旗都会先唱歌，待唱完后，旗帜才会随着歌声缓缓升起。
　　升完旗就由校长、各室主任等人轮流上台讲话，不过基本上小朋友不太会听，都在下面偷偷聊天。朝会完后全校就会来一段“国民健康操”，台上总是有几个同学在带领做动作，小学时有被选上去做过一次，真是超丢脸的。每周一天是周会，就会请外面的讲员或表演团体来校。周会比较讲究，还要先读“国父遗嘱”及敬三鞠躬礼。不过周会时不用上课，坐在操场上就好了，台上讲得口沫横飞，下面聊得也不亦乐乎。
　　小学大概的课程前面有讲过了，另外就是体育、美劳、唱游等课。台湾的小学生，在体育课时最喜欢玩的大概就是躲避球，玩法简单来说就是外圈的人拿球砸内圈的人，被砸到的就只好出场到外圈去。这样，外圈的人越来越多，内圈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容易成为目标。后来几年，日本以躲避球为主的卡通《斗球儿弹平》大流行，我就看到一堆小孩子，玩躲避球时，当球一丢出去，总要喊些什么力量球（或焰之球、龙卷旋风球、闪电球……）之类的，球上也被画一些火焰之类的，然后学一些卡通里华丽的投球动作（虽然说那样在力学上根本使不上力），结果乱投还打到自己人，真是笨蛋小学生。除了躲避球外，体育课比较特别的还有教扯铃，但是我只会让它转动而已，每次看到其他同学做出一堆超华丽的动作，都会很羡慕。动作都是有名字的，比如蚂蚁上树、巴黎铁塔什么的，并且每次都会看到有人在比赛抛高。但是有一次自己试着抛高，掉下来打到了头，很痛，就再也不敢玩了。
　　美劳课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教些简单的素描、水彩、剪纸、雕刻等东西，大部分是一边玩一边做的。唱游就是音乐课，低年级时老师会把风琴搬进教室里，一边弹琴，小朋友们一边在教室里唱唱跳跳的。唱游课可能是当时最喜欢的课了。到了中年级后，有音乐教室。在台湾，小学几乎都会教吹直笛，印象最深刻的是吹完一节课后，口水都会从直笛口流出。恶劣的死小孩们，还会拿笛子里的口水去甩人。另外，音乐课里必教的歌曲一定有“蒋公纪念歌”及“国父纪念歌”，不管唱到第几册，前面一定有这些歌。
　　上课时间，若不是级任导师（班主任）的课，他们八成是在办公室里的，可能批改作业簿或写家庭联络簿。说起这家庭联络簿，就是老师跟家长联络的最好工具了。每天联络簿一发回来，总是忐忑不安地打开，看看老师有没有写今天在学校干的坏事，如果不是什么好事情，回家后还要再战战兢兢给妈妈看，这下，简直就是两个对付我一个了。
　　到了十二点，吃午饭，每一班都有蒸饭设备，早上拿进去蒸，中午就可以吃热腾腾的便当了。不过像之前也说过，麦当劳这类的快餐业者也开始抢攻小学的外送市场，所以，每当中午麦当劳送餐的“大哥哥”出现在小学门口时，总是成为被包围的对象，中午吃麦当劳的同学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此外，也有许多外送的便当可以订购。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自己带便当蒸饭。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蒸过的饭菜，总是会吃剩饭，所以后来老师就派了三四个同学陪我一起吃，盯着我把便当吃完。
　　下午上课后，三点再扫一次地，四点就可以放学了。放学都有“路队”，就是以家的位置作为一组，区分你在哪个路队，算是一起走比较安全。高年级一点儿的小朋友每班轮流担任交通队，要负责交通安全指挥，带个黄色塑胶盔及反光背心，别上一个“交通队”的臂章，在早上及放学回家时在学校旁的路口，按着红绿灯，拿着长长的交通杆阻止汽车通过。说也奇怪，从小学一到六年级就有迟到习惯的我，一参加这个交通队居然一次都不迟到了。
　　放学后，回家的回家，上才艺班的去上才艺班，也有不少人流连在电动游戏间。那时候有个流行的名词叫“钥匙儿”，即回家后，父母上班还没回来，只好自己带钥匙打开家门。
　　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也开始有社团了。不过小学时很单纯，大部分就是图书社、手工艺社、环保社等比较正常的社团。有个大陆朋友比较陌生的台湾学生社团叫“童子军”，是个国际性组织，跟军队一样有各种层级跟技能，还有专属的制服，但是现在比较偏向服务性组织及社团。在小学时一些同学都参加了，没参加的小朋友喜欢酸葡萄地说那是有钱人家小孩的游戏，其实童子军的配备一堆，还真的要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才能负担得起。
　　台湾的小学里还有一种特殊的活动，叫“自治市市长选举”，简单地说，就是小学是个自治市，要选出一个市长来。这是三年级以上限定的活动，就跟一般竞选一样，候选人要上台发表政见，于是好几年都听到“要建议学校盖活动中心……”终于，这个政见在我小学毕业15年后实现了。然后在竞选期间，由推出候选人的各班自己画海报到其他班去宣传，勇敢一点儿的也会“深入敌营”，这时就要老师出面来维持秩序了。当然也有如“大人的世界”一样，总是会有些绘声绘色的传闻存在，什么请吃糖果、请喝可乐啦，但总体说起来，小朋友还是比较单纯。虽然选出来的“自治市市长”也是象征大于实质意义，但在这种活动里，也学会了什么是投票行为。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6，社运的启蒙

 

 

　　1986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际上都精彩无比。小朋友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美国那橘色火箭的“挑战者号”，在现场播报者兴奋的语气中升空，一分钟后整个爆炸。看到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傻掉了。当年，说未来要做航天员的小朋友少了很多。
　　二月时，科拉蓉夫人当选菲律宾总统，长期高压统治菲律宾的马科斯流亡到美国。这件事给国民党很大的震撼，也给党外很大的鼓舞。
　　除了政治事件外，1986年的两起民间发起的事件，也对台湾民间的少数民族凝聚力产生影响，并冲击了民众长久以来的思想观念，那就是反杜邦运动及汤英伸案。
　　在台湾的历史上，除了这几百年移居过来的人之外，还有原来就住在台湾本地的少数民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叫做“山地同胞”，简称“山胞”。
　　长期以来，当局对他们疏于照顾，导致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极度匮乏，而“山胞”在台湾所占人数也很少，算是比较特殊的群体。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也使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年轻气盛就走进社会。由于没有文凭，他们能够选择的便是粗重的工作：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等。而女人，也常常沦为娼妓、雏妓。后来那几年，雏妓问题也一直成为社会运动关心的对象。
　　汤英伸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汤英伸本来是师范专校学生，受到学校教官不合理对待后被处以退学而来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找到工作九天之后就杀了雇主全家，最后虽然主动投案，但他仍被判了死刑。随着案情越来越明朗，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汤英伸。
　　原来，汤英伸来到台北后，被介绍所介绍到一家洗衣店当杂工，老板以先代付高额介绍费为由，强行扣留他的身份证。汤英伸就这样待在这个既闷且热，每天需被强制工作18小时以上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他忍受没几天就想要离开，老板夫妇非但不准，还拿出手中那张汤英伸身份证，扬言说他欠钱未还，并加以辱骂。就在这其中发生了口角，再加上一点酒精的催化，汤英伸终于酿下大错。
　　汤英伸的经历是当时山胞们找工作时常遇到的事，一般雇主认为他们好欺负，歧视他们，所以汤英伸事件算是一个引爆点。这样一个没有前科，在校时表现良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社会上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展开了救援行动，不管是党外、社运界，还是宗教界都活动了起来。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但另一方面大家在检讨的，是整个畸形扭曲的社会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漠视与歧视，以及有形无形的莫须有排斥，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等。
　　后来汤英伸还是死了，但从这件事以后，社会开始关注山胞问题：社会是否给他们公平的对待，是否一直对他们有种有色眼光，是否尊重过他们的实际需要与诉求。

　　此外，这年的“反杜邦”也是环保运动的一个启蒙。大凡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经历过这么一个时期：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政策相冲突。支持经济发展优先的人，认为人民经济发展问题最重要，可以牺牲一些环境。而环保人士认为，环境一旦破坏，以后花再多的金钱也挽救不了。这种问题在传统思维上常常是非黑即白的，因此也争论不休。
　　台湾第一起大规模的环保运动即反杜邦案。大家都知道杜邦是国际性的化工大厂，当初他们决定在鹿港（就是罗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镇》里的那个鹿港）附近的工业区设立化工厂，但因生产品为高污染性的化学品项，故引起当地居民的群起抗议。后来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当时还在戒严的情况下，抗议人士向当局进行强力抗争，用各种手段抵制杜邦设厂，为台湾史上第一次。
　　后来杜邦公司宣布取消于鹿港设厂计划，这也成为台湾首件环保抗争导致外商终止投资计划的事件。当然，若以上面那种环保问题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观点来看，到现在还很难说，当初杜邦中止投资及后续影响对台湾是好还是坏。但这件事代表了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萌芽，在台湾社会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这件事以后，释放了各种相关的工运、学运、媒体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强大能量。
　　来年的1987年，当局就成立环保署了。

飞翔的蜘蛛

你是天涯的truevoice么？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圆山动物园搬家

 

 

　　圆山动物园是很多台北市民的美好回忆。在市区的圆山动物园，及旁边靠近基隆河的儿童乐园，是许多市民假日会去的地方。园区门口有好多卖茶叶蛋、烧酒螺、渍芭乐的小贩，逛完动物园也可以顺便在旁边市政广播电台地下室吃小吃。小时候要到动物园，简直就跟要去朝圣般期待。
　　在动物园里，大象林旺永远是最有名的动物明星，可能也是动物园里最老的动物，它的栅栏前，总是围着一群小孩子在大叫。每年的林旺生日，动物园还会准备一个大大的蛋糕请它吃，它也总是很识相地伸出长长的鼻子来把蛋糕卷走。因为大象林旺太有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以为，动物园里的大象只有林旺跟它的老婆马兰而已。
　　这只象也真的是长寿，总共活了86年，从西南的滇缅公路，又到湖南、广东，最后来到台湾，伴随着许多台湾人成长，跨越了好几个时代，已经变成台湾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
　　当时的圆山动物园是以栏杆来圈养动物的，每个动物分的场地不大，动物躺在里面都懒洋洋的，任凭小朋友们喊叫逗弄，它就是给你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除了林旺之外，猴岛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地方，没有栏杆，猴子都在岛上欢乐地玩着。小朋友总是喜欢拿东西砸猴王，但每次都被它灵巧地闪过，它的表情就好像在说“愚蠢的人类”一样，有时候还会见它的“护驾”把东西丢回来。有一次，猴岛上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只狗，只见那只狗一直被猴子戏弄，一副无辜的样子。
　　圆山动物园实在太小了，给动物的空间不够，终于要在这一年搬到郊外的木栅去，在那里，一整片山头都是动物园的场地。于是，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通通进了特制的货柜，上了车，整个车队由花车前导，浩浩荡荡地经过大半个台北市。那可是当年的大事啊，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许多老师也带学生在一旁列队表演，万人空巷。
　　那时候滚石唱片还特地为这次搬家作了一首歌，叫《快乐天堂》，由滚石众群星合唱，第一句的“大象的鼻子正昂扬……”就是指林旺。
　　后来到了木栅，那里场地就大了，占了整片山头，走一圈下来也要一个下午，号称全亚洲最大。圈养动物处也变为开放式的空间，有好几个主题的大型馆区，游客可以走在步道上穿越蝴蝶及鸟类的乐园。非洲狮的家更大了，可它们还是懒洋洋的。林旺也有了更多空间散步。这几年的无尾熊（考拉）、国王企鹅等明星动物，也都曾引发一阵热潮。但林旺死后，还是留给大家一阵空虚，听到这则新闻，我才又想到那个在我面前表演的老朋友。动物园现在好像没一个标志性的动物，所以有些人也开始期待熊猫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7，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