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金庸被禁

 

 

　　既然提到了《楚留香》，我就顺便提一下被禁得很惨的金庸小说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小说被禁了好几本，读者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盗版书。就拿《射雕英雄传》来说，当初在台湾叫《大漠英雄传》，原因在于“射雕”两字出自于毛泽东诗词，所以就被迫改了。
　　据说更早以前，不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嘛，问题就出自“东邪”，在东方的桃花岛上，有暗喻台湾的意思，所以也被禁了。
　　在台湾，以前这种事件还不少。台湾有个作家叫陈映真，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也被抄家。警总人员从他家里搜出一堆马克?吐温的小说来，就说：“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吗，你怎么会有他的书？”所以，同理可证，当初很多马克思韦伯的书也都遭殃。
　　甚至连法国作家佐拉（大陆一般翻译为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翘楚，只因为这位外国作家姓名发音接近“左”，被打入左派，也成了禁书。
　　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陷入了这种幼稚的“**”症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会查人们是否使用简体字或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年号。或者说忌讳用葵花或葵花图案，因为葵花“向太阳”。曾经有个报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还是怎样，在检铅字时，因为央、共两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两个字检成“**”印了出去。这可非同小可呀，一路从记者、编辑、主编、印刷厂通通查下去。
　　现在这些事看起来都很匪夷所思又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没有人笑得出来，一不小心就会扯上“为匪宣传罪”，吃不完兜着走了。所以说，当年“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小警总”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这长期的高压统治让人民心里噤声，并被逼着要自我检查。
　　所以，更早一代的台湾人几十年来已经对政治培养出高度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高度的压抑性。从传统台湾人的职业取向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医生在台湾是受人尊重的行业，每年高考最高分一定都是医学院呢？应该可以从日据时代说起，当时日本人不让台湾人读法政相关科系，因此精英们只能选择医科。到国民党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后政治这种东西让台湾本省人彻底感觉可怕与绝望，因此台籍第一流的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对政法避之唯恐不及。久而久之，一直到现在，医生就变成一种崇高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台南这个传统文化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为甚，台南人喜欢子弟当医师，喜欢女儿嫁医师。
　　而另一方面，在清代以前，所谓的地方士绅，指的就是退休的官员，或者是一些考过科举的秀才及比较有学问的人，让他们来带领地方的发展。一直到了日据时代，因没有科举考试，所以地方士绅就变成了由有能力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担任，如医生、老师、农改人员之类的。早期台湾受尊敬的职业，除了医生之外，还有老师。在比较早以前，如果你是男的，或者你是理科，你会被期待往医生方向努力；如果你是女的，或是你是文科，你会被期待往老师方向发展。当然，老师及医生的组合那简直就是金童玉女了，这也符合过去家庭的价值观。
　　所以，从这个历史因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初党外以及后来民进党，有很大一部分的主要支持赞助者都是南部的医界人士。
　　另一方面，传统台湾人对法律、司法之类的职业就比较有负面态度了，因为台湾人传统上多数不信任司法是够客观公正的——有钱判生，没钱判死。而律师则被视为是一种不太有道德的职业，只会耍嘴皮子，为了混口饭吃，黑的也要讲成是白的。就算你很有正义感，也有可能被对方在法庭外报复，因此老一辈的人会认为当律师有损阴德，不算是好职业。这些观念其实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原因。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支吾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的回答充满了禅机，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20世纪70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对话几乎都是讲闽南语。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国语，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说是他没逼我好好学闽南语。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四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少数民族（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这两个族群几百年来也是嫌隙不断，过去还常有一些族群及村庄间“械斗”的事情发生。不仅闽客之间会械斗，闽南间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械斗，惨烈的情况也令人发指。早期台湾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拳头师”，就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师，因为在械斗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这些武师练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鹤拳之类实战性攻击性较强的拳法。他们还要负责带领一些乡勇练武保卫乡里，所以现在台湾民间常有一些如宋江阵之类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从过去械斗中的作战阵形中演化出来的活动。台湾乡间还有许多的“有应公庙”，其实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斗而亡的无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实他们本来是住在平地的，但汉人来了之后他们被赶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汉人之间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常械斗，客家人因人口较少处于劣势，也被赶离平地，所以在台湾的客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区为多。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1949年前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来台，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因此，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县市，闽南语说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着有趣的昵称：“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配发了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成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卖大馒头之类的话；或者，他们也只当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物材料做出来的。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劫案”，不仅是震惊全台的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令人瞩目。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现在都一直被人当做案例提起。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李师科案

 

 

　　当年的另一个引起市井小民兴趣的话题是李师科案。这也是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件银行抢劫案。
　　李师科是个1949年跟着国民党当局来台的外省老兵，跟所有外省老兵一样，打过抗战，退伍后一样没什么谋生技能，只能开出租车维生。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也不缺小钱，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他是坏人，可他居然干下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持枪抢银行时留下一句名言：“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我只要一千万！”
　　这句话被那个时候的小朋友玩警察抓小偷时争相模仿，然后当警察的小朋友一定会说：“李师科！看你往哪里跑！”不过如果在家自己乱喊，反而会被妈妈敲一下头。这件事深入大家的心中，他的犯案动机也不断被大家当做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般民众才去关心外省老兵的问题。所以越到后来，李师科反而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李师科抢银行真的是件轰动的新闻。在后来几年，社会上还常常有种说法：从李师科那时候开始……搞得好像台湾的历史可以划分为“李师科前”和“李师科后”两个时代似的，让我想到尼采狂妄地自称“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尼采前及尼采后”，原来李师科在民间的历史地位已经那么高了啊！
　　李师科案后来被拍成电影，一部是《大盗李师科》，另一部是《老科最后的春天》。两部我都看过了，最后都是李师科在法庭上被拖走前大喊：“我还有话要说！”他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这些老兵，尤其是下级的士官，几乎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就跟那些走在路上你连瞧都不会瞧的人一样。在过去的台湾，很习惯用“忠党爱国”、“绝对服从”等符号来定义这群老兵。他们在少年时经历国乱、家贫、远离家乡，青春与战争相结合。但在背后，有多少渺小的个体在时代中呼喊着无奈。原本以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忠诚部队所以才来台，后来随着时代的慢慢开放，才知道有相当的部分并非真正有着“为国牺牲”的想法，只是被国民党强拉入伍而已。
　　不管如何，在国民党来台后的几十年里，他们陆续退伍，台湾称他们为荣誉国民，简称“荣民”，开始散布到民间各个角落。有些原“青年军”，因加入部队失学，退伍后继续苦读，等到四五十岁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
　　也有很多荣民，跟着当局的开发政策“上山下海”，进行一些艰苦工程的建设。比如横贯台湾东西，经过中央山脉的中横公路，号称是“完全用手工雕出来的”——因当时没有重机具，只能靠着他们在与世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用人工慢慢凿出。对这些转战过大江南北的退伍军人来说，开这些路就跟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中横公路有一个长春祠，即是纪念这些殉职人员的。中横公路最险峻的景点太鲁阁段，是一个大理石峡谷，一直是台湾的知名景点之一，若到过一次即知道当年施工的艰难。台湾有个公营的工程单位“荣民工程处”，简称“荣工处”，最早这个单位的业务就是把这些荣民组织起来，专门承包一些重大又艰难的工程，也算让这些荣民用劳动换取酬劳。
　　而许多施工人员，等工程结束后也就留在山上，做些经济作物的种植，一群群的老兵，可能几十人或几百人一伙，开设了农场。像台湾特别有名的在中横路段的高山蔬菜，以及昂贵的梨山梨，这些东西的种植基础就是他们立下的。
　　但更多的荣民，因为没有谋生的技能，在退伍后或工程结束后，只能散布到社会最基层，做些最不起眼，但也必须有人做的工作，比如清晨或深夜的街角点心小贩、清洁队队员、出租车司机或保安工友等。
　　当初那些荣民参与的工程，最早的目的大部分还是军事用途，但长远看来还是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许多推动力，所以这些荣民对台湾建设的功劳可说是相当大。但是在台湾经济进步的脚步中，他们仍然像是被牺牲的一群，大部分都晚景凄凉，少有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文坛大量作品都是在讨论外省老兵议题，这都是从李师科案后开始引发的思考。几十年来他们的肉体虽然在台湾，但心灵仍然寄托在那遥远的家乡。虽然过了几年开放大陆探亲，但很多人已经等不到那时候，连魂都归不了故土了。
　　李师科效应在社会上的影响，使有阵子银行抢劫案大增，估计也是受新闻影响，因此被关注了很久。老兵的话题，在那一阵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我在教会里

 

 

　　因为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从有记忆起，每个礼拜天我就跟着父母到教会乖乖地做礼拜。但是年纪小怎么坐得住呢？所以我总是会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结束。
　　也许我从出生就逃脱不了教会的“魔掌”。我是在礼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爸还正好在教会里讲道；紧接着12月，才刚满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稣诞生里的小耶稣；而依长老教会的习惯，婴儿就应该带到教堂里，接受牧师的婴儿洗礼，所以等到我发现自己有记忆时，我已经坐在礼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说我是个在教会里长大的人，一点儿也不为过。
　　后来，爸爸因为太热心教会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专心跑去传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为教会里大家瞩目的对象，大家都认为像我这样的小孩肯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对于教会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我简直是无一不参加，举凡唱歌、背诵、朗读、画图比赛，或是母亲节、复活节、圣诞节的合唱演戏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儿。只要有这些活动，妈妈一定第一个帮我报名。结果有一年，我终于大暴走，在朗诵比赛及作文比赛里面开始大骂，抒发我的不满，引起整个教会的轩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妈。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家里第一个信基督教的，所以热心，渴慕，虔诚。不过，这样逼我，让我越来越郁闷，也越来越反叛。
　　忘了说，我所在的是全称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旗下的一个教会。是台湾众多教会支派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以闽南语为主的教团。基督新教在台湾有许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国外不同教派教会的传教士传进来的，主要有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门诺会等。其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数最多的一个派别，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苏格兰的传教士传进台湾，借由办医疗及社会福利事业而慢慢将基督教传开来，到现在长老教会已可说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说到台湾的民主运动，也不可不提到长老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经过一百多年，已经跟台湾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简直就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许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长老教会出身。而长老教会这种加尔文（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识，因此，当长老教会见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现象”，就不断地声援党外运动。这样一个拥有大批信徒资产、好几间学校及医院的庞大教团，自然会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所以国民党当时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渗透、分化长老会内部，不停丑化长老教会——因为教会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国际阴谋集团”这个高帽子。不过国民党的一些手段，如烧毁罗马字圣经及没收教会通讯报纸的行为，也的确引起国际的关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为这些原因，那几年长老教会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轻一点儿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这种教会里成长的。当然啦，现在教会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激情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2年，令幼小年纪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几乎成为那一年的流行语。后来约二十年后，《ET》数码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温旧梦。
　　也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际大战》（STARWAR，大陆译为《星球大战》），第一次看到X战机和钛战机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两部电影影响我爱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记忆以后第一部看的电影却是《大白鲨》，而且看了好几次。再加上那时电视播了《泰坦尼克号沉没记》（大陆译为《冰海沉船》），让我对海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至今我到海边玩都还不敢到超过肚子以上的地方。
　　这一年台湾电影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几个年轻导演的新浪潮运动，影响了后来电影的发展。不过那时我年纪还小，要等到几年后才知道它的意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去世了，全家都赶回云林的老家，一整个大家族挤在那间日式榻榻米的房子里。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后来爸爸又传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传教为传福音）给爷爷，爷爷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个出殡前的晚上，整个家族还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挤在摆了爷爷棺材的房间里，几乎是爸爸主导了整个以基督教仪式守灵的过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厚的乡下，爸爸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坚持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顽皮得坐不住，动不动就攀上去看爷爷的遗体。第一次如此面对死亡这件事，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也不觉得可怕。当晚，整家子就睡在那个房间里。
　　第二天，整个殡葬的队伍由乐队前导，再来是灵车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到了教会。在乡下，这样的出殡仪式算是很常见的。说是乐队，其实也就是几个中老年人穿着不怎么整齐笔挺的军装，吹着不怎么样的音乐。关于这种送葬乐队，闽南语有个俗称“西索米”，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滥竽充数，大概也只会吹SiSoMi三个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场的家庭，在灵车队伍后面还会请电子琴花车。这是一种台湾的特殊文化，即那辆车装饰得华丽无比，后面有个小舞台，可能还会有艳舞女郎配合着电子琴声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所以出殡队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齐的乐队声，中间是请来的孝女哭声，后面跟着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电子琴花车歌声，最后面可能跟着一群看艳舞女郎的民众。
　　总之，这场丧礼在教会举行，称为告别式。爸爸的兄弟姐妹们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还是没什么概念，站在另一边乱看。在教会告别式结束后，人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爷爷的棺材被降到那个坑中，然后被沙石填了起来。
　　后来几年，每逢跟着父母去扫墓，因为那墓地是如一个个水泥高台般葬着一个个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欢在那些墓上跳来跳去，也免不了招来父母一阵骂。
　　虽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回老家，也不一定会跟彼此说已经回去过，但只要在爷爷的墓上看到那里的花新换过，就会因有人来过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义。
　　以前小时候每当寒暑假，爸爸总把我跟妹妹带到云林乡下去住几天，过几天再来，又带我们继续南下到台南的妈妈娘家住几天，这几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课。在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是传统的农业县，散布了几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糖厂。爷爷以前就是糖厂员工，所以这宅算是员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员工的，后来换台湾员工住。
　　爷爷死后，那间房就只剩奶奶一个人住。她的儿女们几乎都跑到台北来，只有她坚持不走，每天就在后院养些鸭子。后来她终于也来到台北，而过了十几年后我再去看那间房子，已经几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烟蔓草间。
　　小的时候，牙齿也不断在汰旧换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动要长出，旧牙摇摇欲坠时，就该拔牙了。不知道为什么，拔牙的事情总是在过年回到这宅子时发生，于是，总是在众亲戚的鼓励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条缝衣线，绑成一个圈套在牙齿上，然后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他还以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过还挺有效的。
　　应该说，很多20世纪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寒、暑假回中南部乡下的回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1983，“六义士”劫机

 

　　1983年5月，一架大陆的民航机，从沈阳飞往上海的途中，被劫持到了“南韩”。参与这次劫机的六名青年降落“南韩”后，立刻表示要投奔台湾。台湾当局在当时意识形态挂帅之下，并未依国际反劫机公约将他们视为“劫机犯”，反而称他们为“夺机六义士”。本来劫机者是要受到“南韩”政府审判的，台湾当局却动员一切力量声援他们（包括在“南韩”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等）。
　　经过“南韩”拘留、起诉、判刑确定，并羁押了一年三个月后，在1984年8月，利用洛杉矶奥运的喧腾，劫机者被悄悄遣送到台湾。他们来到台湾的第二天，立即被蒋经国接见。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颁发给他们约1700万台币的奖金作为生活费，还安排他们就业与就学，可谓风光一时。
　　这件事很快就被人淡忘掉，随着时代的改变，英雄的光环也已不在。再之后的劫机者也改由人机分离的方式处理，飞机先送回去，人则当做劫机犯先在台湾关个几年，然后遣送回大陆。
　　再听到“六义士”这个词，已经是1992年了。“六义士”其中之一的卓长仁投资地产赚了钱，却在转投资其他时血本无归，犯下了绑架案并撕票，被判死刑，拖了十年后才执行。

 

 

　　1984
　　我们台湾这些年：上小学

 

 

　　1984年的3月，发生了一件“萤桥小学学生被泼洒硫酸事件”，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可怜的同学叫官声彦。
　　上一年级前的暑假，我又回到乡下老家去，在乡下那台收讯不是很清晰的破电视上一次又一次看着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艾奎诺.科拉蓉回国在机场被刺的画面。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风扇一边嘎嘎地吹，大家一边坐在榻榻米上讨论这件事。台湾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是因为艾奎诺当时就是从台北乘中华航空的班机回菲，在机舱门口下楼梯时就被打了一枪。他倒下的那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一直忘不了。
　　没想到两年以后马科斯就下台了，我又在同一台电视机上看到艾奎诺.科拉蓉夫人上台。
　　这一年，我上了小学。其实像我这种11月生的，应该是在来年9月才进小学才对，但关心孩子者如我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当年就把我弄进小学。方法是，找个认识的小学校长，先把我弄进去读三天，然后再转到我家旁边的小学。因为那间学校在阳明山上，所以，我还记得那三天我妈每天都带着我坐公交车上山的情景。
　　上小学后，我开始学钢琴，一直弹到我上中学为止。学钢琴是个很痛苦的回忆，因为那个老师特别严格，一发现我弹错，一块小木板马上就向手背打了下去，也不管弹完了没！
　　当时台湾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父母喜欢把小孩送去学各种才艺：英文、音乐、画图是基本的，可能还有什么心算、珠算、功文、数学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父母在弥补自己以前无法学这些东西的缺憾，就是所谓“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一开始冲太快又有什么用？
　　上小学，我开始接受正式的教育，乖乖的，进到学校里见到蒋介石铜像都要鞠个躬才继续走，而且不能走过之后朝着蒋介石的屁股敬礼，否则会被骂。
　　学校也开始规定上学要讲国语，如果被发现讲闽南语要被罚。所以，小孩为了向大人争宠而暗生的劣根性也在这时出现了，各种打小报告的人纷纷出现。但小孩子就是笨，老师听了其实也不会太在意，只是笑笑而已。
　　一般小学的班级里，会有一些干部，除了班长副班长外，还有如——
　　风纪股长：就是抓你不守规矩，是大人的党羽。
　　学艺股长：其实就是帮老师收簿子。
　　卫生股长：检查每天早晚扫地有没有扫干净，并分配打扫区域的。
　　总务股长：收班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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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有值日生，一天两名，也就是下课擦黑板，提水桶，帮老师倒茶等杂事。
　　每节课就在老师走上讲台，然后大家喊“老师好”，老师说“各位小朋友好”的仪式后开始，然后下课前也会重复敬礼一次：“谢谢老师！”其实小学一年级的老师，人都还不错，也不会跟小朋友计较太多。
　　那时候，老师说的话简直就跟圣旨没什么两样，小朋友开口闭口就是“老师说”。老师总是说“小朋友不可以穿越马路哦，有斑马线要走斑马线……”后来大一点儿时，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老师穿越马路，幼小纯真的心灵顿时受到极大的冲击。
　　到了每天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下课时班长会喊“起立！立正！敬礼！”这时候大家就会同声说：“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大家明天见！”不过比较顽皮的小朋友就会故意说成“大家明天都不见”。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开业、海山煤矿爆炸案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在1984年开张了。对小孩子来说，这可能比其他事情都重要。那场开张仪式办得热闹非凡，结果第一周营业额就达到140万元，打破了当时的全球最高纪录。“健康欢乐又明亮”的麦当劳，渐渐成为死小孩心目中的圣地，纷纷吵着父母带他们去吃。结果这一间麦当劳，在当时会有老阿公老阿妈从中南部包车北上参观，成为一个另类的观光景点。还有主妇联盟也来凑热闹抗议，说汉堡卖得太贵、垃圾食品之类的，不管怎么说，当时的那家店真是热闹非凡，风光无限。
　　而麦当劳的快速展店，每展一处，均带动当地的房价飙涨。当然有另一个说法是，当时台湾土地到处都在涨，麦当劳地点又选得好，所以麦当劳跟地价有种鱼帮水水帮鱼的关系。反正，短短的时间内，我家旁边的马路两边，当初的国外快餐巨头——麦当劳、肯德基、温蒂汉堡均相连而开，一场快餐业大战就活生生地在我家附近上演。当然，那整个地段的地价都狂飙起来。
　　所以当初别人问我住在哪里，我总是回答“麦当劳旁边”，无形中还会有种虚荣感。
　　很快，小学生的休闲活动开始变成去快餐店了，这三家店也开始抢占小学的午餐市场。每天中午，麦当劳的工作人员把大批食物拿到学校传达室门口分时，总会引起很多小朋友羡慕的眼神。麦当劳在当时的价格的确也是偏贵一点儿，似乎吃麦当劳的就高人一等，是种非常享受的事。等我开始能自己打工赚钱时，可能是小时候的欲求不满，有一阵子我简直就是狂吃麦当劳的各种食品，每一顿都吃得饱饱的。那一阵子吃了那么多垃圾食物，怪不得特别胖。
　　每次经过那条路，都会看到三家店标志性的人偶以亲切的微笑立在店门前。小朋友坐公车经过那条路时，都会大声喊：哇！麦当劳叔叔！肯德基爷爷！温蒂姐姐耶！
　　麦当劳叔叔的造型是他的一只手伸开，做欢迎状；肯德基老头的造型大家都知道，诡异得慈祥，呵呵地笑，手挂着拐杖；温蒂姐姐的造型是双手做向人扑来拥抱状。
　　有一天我很早起来上学，看到这么一幅匪夷所思的画面：麦当劳叔叔像是打了肯德基老头一巴掌，温蒂夹在中间好像在劝架似的把两人推开。不知道是哪个好事者干的。
　　过了几年，温蒂汉堡因代理商经营不善，黯然退出台湾市场。而在1992年时，就在那第一间麦当劳，发生了炸弹爆炸案，炸死一个拆弹警察，成为当年的热门新闻。

　　这一年年底的海山一坑煤矿灾变，也是当年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两年绝对是台湾煤矿最黑暗的两年，发生了好几次的灾变，每次都死了将近一百人。
　　但是这些底层的工人跟小市民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何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因为有位叫周宗鲁的工人奇迹般活了下来。
　　周宗鲁也是个外省老兵，是个经历大小战役的幸存者。据他口述，在战争中曾经两次，全连就只有他和两三个人活下来，也算是命大的家伙。跟其他外省老兵一样，周宗鲁退伍后没什么谋生技能，就去挖煤矿。
　　海山一坑爆炸灾变后，他被封在坑里约五天才被救出，是唯一的生还者。在那个高温40度的坑里，没有食物和水分进补，他只好喝自己的尿才活下来，可说是奇迹。
　　他觉得是上帝救了他，所以后来当牧师去了。前几年在街上看到他在传福音发单张，没什么人理他。谁晓得他就是当年轰动全台的人物呢！到现在，每提到台湾的矿业历史，都不得不提到他。但从这几次灾变之后，台湾的矿业也没落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与“江南案”

 

 

　　蒋经国上台后，给人一种特别亲民的形象，常常穿着夹克便装走访“民间”，结交许多“民间友人”，给人的印象越来越良好，也让许多民众对这位原来的“蒋太子”印象不错，开始对蒋家的印象改观。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民间友人”，那相对的，蒋经国应该就是在“宫廷”，高高在上的喽？那个时候，报纸就常常会看到“民间”这类字眼，可见过去封建的思想余孽仍然占据着人们的思想阵地而不自知，简单地说，就是奴性。当局施点儿小惠就叫“德政”，其实，这些还不都是当局本来就应该做的吗？
　　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位的这几年，民众对当局在情感上有那么一些稍微改观。但是这年发生的“江南案”，又让大家彻底失望了一次。

　　江南本名刘宜良，是台湾报社的驻美特派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其实他也负有收集情报的特工身份。江南在美国期间写了《蒋经国传》，并于美国报上连载。这本传记，详细地记载了蒋家内部许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权斗争历史。当时，当局认为他是为污蔑蒋家而心生不满。
　　因此，由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锄奸”，在旧金山暗杀了江南。
　　结果这件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加上聪明的陈启礼已经先行录了一卷自保录音带给别人保管，因此马上被查出来跟台湾当局有关。美国政府大怒，因为，台湾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了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江南。但又有一说，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当然，当事人后来都作鸟兽散，四处逃亡，陈启礼也逃回台湾。这件事除了让民众对当局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外，也让民众深深感到黑社会之恐怖——当局原来与黑社会有这样的挂钩！
　　蒋经国到底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执行策划者是他的儿子蒋孝武。后者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成为接班人的，后来虽然他没事，但也从此被外放到岛外冷冻着。
　　后来当局为了转移话题，拾回形象，在当年年底也展开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许多大哥不管有事没事通通落网。在过去，“绿岛”本来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大哥的故乡”，号称“绿岛大学”——要成为大哥，都要先去那里“进修”一下。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电视上总是有扫黑的宣导短片，一堆明星穿着警察的制服，拿着扫把在扫着地上一堆堆黑黑的纸屑，在“扫黑”。
　　几十年后，电视再访问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还是认为那时所做的是为了台湾为了当局，一点儿错也没有。看看台湾后来的社会发展，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觉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只是他们认同的对象错了而已。
　　那几年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20世纪8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

 

 

　　台湾的娱乐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个爆发式的成长。可以说，大家有了钱，就开始爱听靡靡之音。
　　电视台三台都有许多的综艺节目出现，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天晚上，是综艺节目的主战场。当时的许多主持人或跑龙套的，现在都已经是综艺界的大佬。不过当时的综艺节目，在一阵欢乐过后，主持人及来宾们一定都会合唱几首“净化歌曲”——不外就是那些“观念正确、意识健康”，鼓吹乐观向上人生观的歌曲，就是怕大家听太多靡靡之音导致风气败坏。于是每当节目结束前，我们就会看到所有参与这次节目的艺人排排站，在各无线电视台大乐队的伴奏下，一起双手打拍子，随着伴奏摇摆，一起高声齐唱“净化歌曲”。间奏时，主持人还会顺便感谢一下所有来宾，以及由×××指挥所领导的×视大乐队。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印象最深刻的8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一定是张小燕在华视主持的“综艺一百”。那时候，美国电影《第三类接触》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那五个音符。因此，张小燕也打扮成科幻状，化名“易百拉”来主持其中一个单元，口号就是“达啦哩达啦”那五个音符。
　　“综艺一百”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娱乐新闻”。其中有个单元叫做“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以全台湾各地唱片行的专辑唱片销售量为依据统计，于每周日的节目中发表排行概况，并在隔天的星期一，在《民生报》刊登榜单及介绍。这是台湾第一个流行歌曲的排行榜，每个礼拜天，牵动着万千歌迷的心。
　　华视的“综艺王国”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下来的，尤其是星期天晚上的节目，都是倾电视台之力打造的。
　　另一个节目是凤飞飞主持的中视的“一道彩虹”。凤飞飞在当时是台湾的平民天后，亲和力又够强，受到基层百姓的喜欢，她的许多歌曲如《飞上彩虹》、《掌声响起》、《祝你幸福》，到现在大家都还能朗朗上口。
　　等到凤飞飞离开台湾后，接替她的节目就是“黄金拍档”。这是台湾第一个大型综艺节目，每个礼拜录制节目都把整个艺文表演会馆包下来，让千余名观众进场观看现场节目。这个节目大受欢迎，几位主持人张菲、倪敏然、检场、罗江、徐枫，合称“黄金五宝”。其实这个节目有点儿模仿当时日本的“志村加藤大爆笑”、“八点，全员集合”等节目，但这也是后来看到“志村加藤大爆笑”的录像带才知道的。
　　这个节目编排大概也就是一堆戏谑的短剧、唱歌、观众游戏等，但都因为没有剧本及固定台词，一切都是靠五位主持人及特别来宾的临场发挥，所以也出现了不少超爆笑的突发状况。
　　因为舞台大，所以一切看起来都超豪华。他们也曾经把军舰或者747客机的机翼当做舞台来表演，在当时的综艺节目来说，简直就是超大手笔。
　　“黄金拍档”不仅捧红了张菲、倪敏然等人，也捧红了短剧里的几个人，如张菲演的“董娘”、倪敏然演的“七先生”等。还有比如互砸蛋糕面粉等桥段也是那时开始的。每次的短剧一播出，有什么新的花招，到了礼拜一，一定都是小朋友们模仿的项目，比如说那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夸张地笑倒在地，就是从“黄金拍档”里学来的。那时候大家都想去参加“黄金拍档”的现场录制，如果谁去了，别人一定羡慕得半死。
　　当时当局也很喜欢办一些大型的综艺晚会，不过都带有些政治目的。比如一些名目如“三民主义”艺演晚会、“团结自强”晚会、“双十”晚会等，而且一定会三台联播，比如说每年“双十节”晚上一定都是“四海同心”晚会。一开头不免就是蛙兵表演蛙操、仪仗队来表演个操枪分列式，然后歌星唱唱歌。每年必唱的是“净化歌曲”，而舞台背后一定都动员学生，将练了很久的排字秀展现出来。其实这些内容都大同小异，不过在那只有三台节目的时代，大家也都喜欢看。
　　

廖信忠

 

我们台湾这些年：20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界

 

 

　　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流行歌坛刚脱离民歌的年代，但又受到“民歌世纪”的影响，所以多少还是有点儿清新的感觉。而且，那是一个“玉女”当道的时代。
　　林慧萍、金瑞瑶及杨林等人就是这个时代出现的。玉女们总是以清纯的形象出现，有一点儿楚楚可怜的样子，但多是“东洋风”。许多玉女偶像都参考日本的歌手来定位，如当时的金瑞瑶，以一曲翻唱自日本歌曲的《飞向你飞向我》迅速走红，搭配歌曲的手势与迷人的长腿，风靡于青少年间。而有点儿走忧郁路线的林慧萍，很明显的就是模仿中森明菜。至于杨林呢，以一首《玻璃心》而大红，她的标准动作就是左手握拳，轻拍着脸嘟嘴微笑。那时候的少女们，都疯狂地学着这样笑，硬是把前两位挤了下来。现在看来，当今“90后”们自拍时的“招牌”动作，早在30年前就流行过了。
　　而转入幕后，刘文正组“飞鹰唱片”，推出了伊能静、方文琳、裘海正三位新人组成“飞鹰三姐妹”：日本漫画美少女般的伊能静，气质路线的方文琳，运动健美型的裘海正。后来，方文琳紧追在杨林后面抢夺玉女宝座。这些玉女歌手们，大多数是受到男性歌迷的喜欢，以现在的术语来说，都是走“疗伤系”的路线。在摩托车众多的台湾，当时要看够不够红，其实就是观察照片有没有登上摩托车的挡泥板。当时，方文琳、林慧萍、杨林并列为摩托车后挡泥板最热门的三大玉女偶像。
　　当然，那个时候在歌坛，罗大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他当时一身离经叛道的造型，加上又是那么才华洋溢，尤其《恋曲1980》和《童年》等歌，无论是词曲还是演唱方式，都跟以往的音乐有着耳目一新的不同。接下来，他又推出《之乎者也》与《鹿港小镇》等更含深层意义的歌曲，虽然有抗议精神，却也引起更多年轻人共鸣，马上造成极大轰动。而费玉清当时也越来越受欢迎。早期国语歌分为两大主流，一个是有官定意识的“净化歌曲”，另一个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早期费玉清就属于前者，到后来才开始唱些民谣小调的。另外，充满了书生忧郁气息的姜育恒也是这个时候出道的。
　　而对小朋友来说，以上几位影响都不大。一方面歌词太深，是“大哥哥大姐姐”们喜欢的；另一方面，唱的歌又太古板，妈妈应该会喜欢。对小孩子来说，歌词和音乐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歌手够不够吸引人，特不特别。所以，当初的“蚱蜢王子”李恕权那动来动去好像跳个不停、随性不羁的演唱风格，真的是抓住了大家的目光。
　　李恕权的成名是突如其来的。在某一天，本来名不见经传的李恕权，首张专辑《回》静悄悄地上了各唱片行的版面，只不过三个星期的光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综艺一百”国语流行畅销榜的亚军位置，硬是把当时正红的林慧萍、郑怡等歌手挤了下去。李恕权也真的是个人才，在NASA当工程师当烦了就改行玩音乐，居然在美国也能拿了个“格莱美奖新人奖”入围。李恕权回到台湾后，他那种美式的表演风格及曲风——夸张的奇装异服，动感的跳舞风格简直让青少年们为之疯狂而争相模仿，因此横扫了当时的排行榜。
　　另外还有齐秦、薛越等人也是同时期出道的，因为那时候的印象不深，在此就不提了。
　　女艺人方面，1983年的电影《搭错车》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大家都会唱上一两句苏芮的“酒干啊倘卖无，酒干啊倘卖无……”不过小朋友们也仅仅只会唱这一句而已。另外一个对小朋友影响比较大的女歌手应该是“娃娃”金智娟，她那时候还在“丘丘合唱团”里。大家也都会唱那一句“就在今夜……就在今夜！”（越唱越高亢状），不过唱到后面基本上也都开始胡乱唱了。
　　而同时，最红的西洋歌曲可能就是《WEARETHEWORLD》。同样，每天下午扫地时常放这首歌，小朋友们也是只会唱这一句而已。到了1985年，台湾的众唱片公司及歌星，也来了一次大联合的“群星为公益而唱（BandAid）”，由罗大佑等人作词，写出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不过后来这首歌被国民党拿去当竞选主题曲，气得罗大佑不想回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