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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哥迎风入住了我的心里
和许多一开始就进入疯狂状态的人不一样，我最初对老哥的爱，一直怀有某种忐忑不安。
虽然明知道爱，可并不知道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后来，我决定考经济法的研究生，蓄精养锐已久的老哥，终于像一个农夫，分到了他的第一块土地，他开始施展手脚，准备耕作，准备收获。
我本科学的专业是中文，要跨专业考经济法的研究生，众所周知，文学的感性思维与法律的理性思维正好是两个极端。
老哥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我从这个极端，领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使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公费考上经济法研究生的中文系学生。
据说，当他查到我的分数，确认我是全校应届毕业生的第一名时，一个人在宿舍里狂笑了好几分钟。
在那个大半年的时间里，当时在读研究生的老哥，在我身上身兼多任，作为我的法学启蒙老师，他使出浑身解数，教了一个最难缠的学生。
他给我买来几十本我必须要看的法律书，圈出了许多重点章节。那些书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一个刚学会拼音的小孩，突然要看一本厚厚的书，而这本书满是文字，没有任何拼音。
老哥只好一点点为我注音，他在法律专业上的功底，也从此崭露头角。
对于一个看惯了风花雪月文字的人来说，要去读懂枯燥的法律书，无异于要钢琴家去求解高等数学难题。
老哥只好将我要学的法学教材，用文学的语言进行讲解，将法律的三段论思维模式，从古希腊神话的精髓开始演绎，经过艺术的长途跋涉，拐弯抹角地进入我的大脑。
他曾经不爱多话的嘴巴，在文学与法学之间驰骋着，一旦寻找到我能听懂的话， 就喜出望外地表达出来。
我迷恋形式和氛围，背《诗经》喜欢在晓雾弥漫的岳麓山上，读《春江花月夜》要去湘江边，看恐怖小说必在静悄悄的深夜……我只有做足了形式的工夫，才能让内容水到渠成地配合心灵。
而法学的形式永远单一而严谨，过分强调因果而无任何意外，过分相信证据而与浪漫的形式无关。
老哥因材施教，发扬我的学习传统，在潺潺的小溪边给我讲民法，在幽篁的竹林里细说经济法，在朦胧的暗夜给我讲法制史，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学法律可以这么浪漫。”
不过，作为一名要招数用尽才能略偿所愿的老师来说，他也不会忘了严厉，哪怕那位学生是他的至爱。
1994年的那个暑假，老哥给我布置的暑假作业，是看完十本法律书，基本上是四年的经济法本科生一半的教材内容，我差点当场晕倒。
但老哥说：“这个暑假是最关键的打基础阶段，必须得看完这十本，不打折。”
我不能回家，否则双抢农忙季节，农活必定缠身，一定完不成作业。也不能呆在长沙，酷热难当不说，一日三餐要花费，下个学期的学费还得找出处。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去做全天候家教，有饭吃，能赚学费，还能顺带享受风扇的降温安抚，然后再想办法看完那些可怕的书。
那个暑假，我在长沙近郊一个建筑包工头家做起了家教。白天轮流教三个孩子语文、数学、外语，三个孩子要么比赛出丑，要么比赛干蠢事，一个暑假下来，难分高下。
晚上，我教胖得只能买睡衣当外衣的女主人跳交谊舞。
她家有个舞池，先生常在家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派对，女主人因为生气先生总是抱着别的女人跳舞，琢磨出里面的暧昧后，发誓自己也要学会。
于是，孩子们白天的课程一结束，女主人就把舞池的灯全部打开，怕村民们看到，她赶紧紧闭门窗，打开音响，调出不容易被偷听到的音量。她不舍得开空调，也不计较摇头摆尾的风扇所制造的噪音，与音乐声的势均力敌。
其实，音响完全不用打开，因为无论我多么费劲地提示，她还是听不到节奏和鼓点。
善良的她担心把我的脚踩碎了，自己把高跟鞋脱了，打着赤脚跳交谊舞。她似乎发誓要把交谊舞的优雅，糟蹋得像被野猪拱坏了的白菜。
我闭着眼睛奋力地想着此番家教的三大好处，才终于压制住了要夺门而逃的狂想。
我们跳舞时的情景，完全就是一只仙鹤在跟企鹅拼命，使足了劲，才能拉动她摇晃一下。
一个小时的交谊舞课程下来，我成了盐水里捞出来的白菜。
有一天晚上，谢天谢地，停电了——我不用教女主人跳舞，终于可以整晚看书了。
但与此同时，电灯也跟着休假了。我只能点着蜡烛看书，却没想到，夏天的风吹在蜡烛身上，还是挺能作威作福的。
为了保护眼睛，我只好把门窗都关了。我计算着人体所需要的氧气，精确地打开窗户的一小条缝隙，以此来杜绝蜡烛的摇曳多姿。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衣服湿了一大半，手因为擦汗太频繁有点酸了。可是这时我对于完成老哥的暑假作业突然有了感觉。
我毅然决然地站起身，不顾36度的高温，把门栓好，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我感觉自己像个要赴死沙场的勇士一般，坐到书桌旁，一丝不挂地看手中的法律书。
当我把那天想看的书全部看完，起身准备冲凉睡觉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我坐的椅子周围，湿了一大圈。
我起身的一刹那，本来呈点状遍布在全身的汗水，突然吆五喝六地号召了其他汗珠，浩浩荡荡地沿着湿透了的肌肤，奔流而下。
我坐的竹椅子的四条腿，像正在燃烧的四根蜡烛，汗水犹如蜡泪，一颗接一颗，绵延而至，浸湿地板。
那个暑假，长沙的郊区经常停电；那个暑假，我的主打晚装，是晶莹剔透的汗珠；那个暑假，我看完了魔鬼老哥布置的十本法律书。
那个暑假，老哥仍然仰仗传统邮递员，在武汉鞭长可及地给我写着信，并把写信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变成了一周两封，信中极尽现在流行的“赏识教育”之能事，把刚懂点法学皮毛的我，夸张地崇拜成法学教授，似乎是我倒过来，收了他这个学生。
现在回忆起来，老哥当时对我的赏识教育，一如他后来对贝贝的教育方式，他教贝贝走路、教贝贝说话，教贝贝看图识字时用的语气，跟当时教我学法律所用的语气，一模一样。
除了因材施教，除了赏识教育，老哥对我这学生最特殊也最管用的一招，是关怀教育，他走近我的身边，把他的爱融进要啃的法律书里。
我得啃完他的法律书，才能享受到他的爱。他给我布置好一段时间要看的书后，就回到武汉去，等我看完了，他就回到长沙来。那种感觉就像孩提时吃中药，要闭着眼睛一口气喝下那一碗苦药，才能得到妈妈准备好的那勺白糖。
老哥说，那一段时间，他从武汉到长沙的火车票，里程累加，可以绕赤道两圈。他把火车票扎成一捆，至今还宝贝似地收着。
好几个清晨，我仿佛听到老哥在叫我，翻身下床，跑到宿舍门口的“望爱坡”一看，老哥果然站在晨雾里，冲着我得意地笑。
他一来长沙，就抱着我看法律书，有时正着抱，边抱边跟我讲法学内容，一不小心亲我一口，算是干点私活。
有时反着抱，我坐在他的腿上，我们看同一本法律书，看着看着他会顺便对着我的耳朵说点甜言蜜语，感觉可以休息一会的时候，他就对着我的耳朵“打雷”或哈气，然后就课间休息。
冬天一到，考研的冲刺阶段也就来了，“关怀教育”所涵盖的后勤工作多了起来，老哥负责买饭、洗碗、暖手，走路的时候在前面给我挡风，晚上肚子饿的时候给我去买消夜，一如现在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备战高考。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湖南师大地理系上晚自习，我饿了，老哥应声去几百米远的校门口买吃的。
那天，风特别大，我们把帽子、围巾、大衣、手套等有助于物理绝缘的家当都用上了，心还完全是揪紧的，脸还完全是木的。
老哥走了大约一刻钟，我估摸着他应该要回来了，就趴在窗户上往路口望，正巧看到老哥迎着风，小跑步而来，他为了减少风的扫荡面，斜着身子，佝偻着腰，右手拿着一根烤好的火腿肠，伸进左手拉开的大衣里。他怕把刚烤好的火腿吹冷了，宁愿扯开大衣，让冷风侵略他的身体。
我看到他尽量蜷缩着往前滚动的身影，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一刻，我发了我人生中第一个恶誓：我一定要考上研究生！就在那一刻，老哥迎风入住了我的心里，从此没再出来。
当我们终于考完了研究生，那个冬天的下午，我和老哥来到湘江中的一个无名小洲上。
细细的沙滩像盐一样白，纯白的沙滩上有波浪的纹路，沙滩上呈现出一条条优美的弧线，密密地闪耀着温柔，我们不忍心踏坏了这浪的足迹，就在沙滩边相拥坐下。
当我靠在老哥的肩上，静静地望着湘江水跳跃而去，一边回想着考研的点点滴滴时，我不只一次在心底里大声喟叹一声：“上帝啊，我爱这个男孩！”
大半年的考研生涯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笔，不光是因为我自己穿着一身是汗的晚装，终于走进了另一个专业领域，更重要的是，那个曾经淡如白水的老哥，让我一点点地明白，高大威猛的外表并不重要，会玩、爱运动等，都是小事。他在我考研此期间的所作所为，让我清楚地明白，老哥是一个懂得爱的人，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也让我从此对老哥笃笃定定，不再有别的思量。
我的幸福，也就从此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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