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2:43

内容简介：

温州是全国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其民营企业特色鲜明，备受关注。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全景记录了温州民营企业1978——1990年的发展之路，既有对经济大势宏观把握的大气磅礴，又有对企业个例成长和企业家心路历程微观考察的细致深入。其中诸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生动详实，丰富多彩，对管理前沿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创业者，具有多面的启发价值和切实的借鉴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即便是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极富启迪意义的精彩故事。

作者简介：

周德文，高级经济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APCE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温州课题组组长、温州管理科学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实践活动，跟踪研究温州模式，被全国27个县以上政府聘为经济发展顾问。

著有《走出困局》、《关于新温州模式》、《温州百年经典》、《温州商界新锐》、《解读温州模式》、《论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所有制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作品。

吴比，北京奇正赢家企业策划合伙人，《奔腾入海：三十年民企风云人物沉浮史》、《大抄底》作者。

这本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生动、深刻而又别样地论述了温州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创造，使人们看到了温州人艰苦卓绝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陈乃醒

作者从宏观方面阐述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经历，也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身份，从微观方面来察看一个个早已熟悉的温州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剖析企业走过的创业道路和企业家的心路历程。因此，这本书，对想了解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脉路，解读“温州模式”，洞悉“温州精神”实质内容的人士来讲，是很值得一读的。

——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中瑞财团董事长、神力集团董事长 郑胜涛

温州民营经济的历史，是中国市场化历史的一个侧影。要了解、研究中国市场化变革的路径，《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一书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存辉

温州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民营经济成长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创新史。《温州样本》详实记录了温州民营经济30年来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示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商业品格。当前，温州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进入了转型、转轨、提升、飞跃的重要阶段，正处在“破茧化蝶”的关键时期，孕育着企业制度、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我认为，温州民营企业只有继续发扬敢于创业、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不断坚持创业再创业，创新再创新，才能实现新的发展，才能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因此，该书无论是对于了解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脉络，还是为今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一看。

——全国人大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 尤小平

人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企业、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对过去是引人深省的总结，对今后则是意义深远的指导。如今，温州正站在全新的起跑线上，机遇与挑战并存，转机大于危机。随着温州制造向温州“智”造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在这个时代的拐点上，谁能把握住机遇，主动迎接挑战，谁就能赢在前头。而《温州样本》一书，正是通过对温商成长经历的概述，以鲜活的事例和经验，阐述了温商风雨兼程的三十年。全书通过对温州发展史的概括，全面解析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脉络，深刻透析了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化。作者以精辟的观点和独到的角度阐述了“温商”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经历，对于正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企业来说，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是值得细心品味的一本好书。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滔

成功不是不可琢磨的天降之物，历史不是不可深究的既成过往。这是一个群体在一个时代的起落沉浮，有关成功、有关挫败、有关尊严、有关良知、有关财富、有关人生……当我们穿过光阴的隧道，越过曾经的风雨，再回首身后的足迹，原来——我们也有辉煌的历史！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天正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高天乐

jilehua · 发表于 2009-7-17 19:33:07

佩服温州人！

yiqt · 发表于 2009-7-17 15:37:28

hehe   沙发，感谢楼主，成功不可以复制，但是可以借鉴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1:01:52

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两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fficeffice" />

杭州：西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来自温州；

重庆：温州人连夜排队抢购时代广场，最多一人买下1000余平方米商铺；

昆明：温州人朱某狂吞1000多个摊位；

喀什：温州人吃下商贸城半壁江山；

香港：长江实业钻石豪宅“海名轩”每套最低价格1500万港元。境内买家购得43套，无名温州地产操盘手不声不响地将11套收入囊中。

这时候，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终于找到了流动的方向：企业创造效益——效益投资土地——土地放大效益——效益反哺企业。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着当地市场的神经，最终支撑着温州民营经济狂飙猛进。

亢奋躁动中，温州紧绷了两年的神经松弛下来。在这样的情境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开始发生作用，带来了缤纷变化：

4月下旬，温州大学创办，浙南片区拥有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从设想，到筹建，再到首届招生，时间跨度仅七个月。

建新校舍，缺乏建设资金。途径有申请省政府拨款，或者向海外华侨华人募集善款。即便如此，资金保障问题仍难及时解决。一旦耽搁，新学期无法招生。

正当校方一筹莫展时，市政府办公室的干部金文斌想到了这么一件事：平时上菜市场，经常看到有人将一元两元的零钱丢下不要，老百姓不在乎这点小钱。如果将全市人民的小钱筹集起来，数目不小，“我们可以向全市发行一种兑奖券，筹集温大建设资金”。

三元券印好之际，国务院下发文件，严禁各地借兑奖之名发行各类奖券。许多人偃旗息鼓，校长魏萼清情急之下独自赶到杭州，向省领导汇情况。省领导拍板认为可以放手一试。魏萼清心里还是有几分担心，表示最好省里能对此事有一份书面材料。省领导回复“不可能出具文字材料。”市长卢声亮跟魏萼清商量后毅然决定发行三元券。三元券如期发行。非常之时的开拓性举措，筹集到资金249万元。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全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温州名列其中。从这一天起，这座在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城开始享受中央给予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的待遇，而被推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列为对外开放城市，意味着可以建经济技术开发区。袁芳烈决心在中央尚未批准温州建设开发区前，先期铺开准备工作，成立龙湾区。

大建设架势随即拉开，决策者兵分数路，筹集到款项的项目迅速破土动工。令人始料不及，一份国务院批文下达温州：考虑到目前的主客观条件，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宜动工。批文将温州向国家要政策、要贷款的期望化为泡影。

消息传开，内外压力接踵而至。外部，有人指责市领导头脑发热；内部，人心浮动，不知何去何从。是就此放弃，还是切断退路，破釜沉舟？关键时刻，决策者经过分析、讨论，选择坚持。1992年，温州获得国务院批准，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历时八年，夙愿得以实现。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

1984年，奥林匹克大逆转，洛杉矶奥运会一改奥运会长期亏损的历史，为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带来了329亿美元的收益。

1984年，中国企业史上的公司元年，万科、联想、海尔、科龙与健力宝……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舒展开梦想的翅膀。

中国的改革开放每每是以经济的破冰推动政治的前行，以政治的前行保护经济的破冰。而在二者滚动式行进的1984年温州，有人沉冤昭雪、意气风发；有人心灰意冷、自甘沉默；有人消声灭迹，有人声名鹊起。

但是更多舞台上的角色，则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着激情、狂热、亢奋、躁动和叛逆——过去一百年中，只有1911年、1945年和1978年这三年里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做起事来自然畅快淋漓。

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分割点。

小城大事（1984年）

浙南日报：1月，市有关部门对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错作投机倒把犯罪分子处理的合法经营大户、乐清柳市机电、目录、矿配等“八大王”，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名誉。

温州晚报：2月8日，温州市委发出《关于学习贯彻中央〔1984〕1号文件和万里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浙南日报：2月26日至3月3日，温州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领导商品生产上来。

浙南日报：3月8日，温州市区第一个劳务市场——大同劳动服务社开业。

温州市志·大事记：3月22日至23日，国务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来温考察。

温州晚报：4月23日，苍南县龙港镇成立。尔后，进行探索农民集资建设小城镇改革试点，建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浙南大众：4月28日，温州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争做“富民书记”活动，要求农村党支部书记树立改革精神，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温州市志·大事记：4月30日至5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来温考察，并题词：“温州对外开放大有前途。”

温州市志·大事记：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之一。

温州晚报：7月1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开始在冶金厂等七家全民工业企业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

人民日报：7月25日，温州籍专家学者回故乡共商振兴经济良策。

温州日报：7月24日至28日，温州市首次召开“温州经济振兴恳谈会”。260多名温籍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与会，并发出《温籍各界人士要为家乡建设尽力的倡议书》。

温州晚报：8月11日，温州134家国营零售商店实行改、转、租，这是温州市商业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温州日报：10月11日，温州金融改革的新事物——府前信用服务部成立。

经济日报：11月2日，温州农民集资建小城镇。

温州日报：12月6日，温州市龙湾区建立，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筹建。

温州日报：12月25日，温州大学建立。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1:01:38

有佩蒂和恩格斯的理论庇佑，龙港招摇的土地政策还是招来了悄然进驻又悄然离去的调查工作组。面对质问和调查，陈定模显得泰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违心地检讨：“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龙港的高楼大厦依旧处于超速度的建设中。陈定模以自己的处理问题方式，为龙港建设保驾护航。fficeffice" />

英国城市建设领域的权威学者鲍尔通过研究发现，英国上世纪40年代后期第一代新镇，需花费少则二十年的时间才达到规模。而仅仅三年，一座新兴的城镇俨然竖立在鳌江之南。与此同时，胀鼓鼓地塞满猪皮公文包的举报材料，上递到省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等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适合，至少在龙港行得通。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我们搞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对话后不久，60多人的联合调查组又来“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而在一次中央高层视察龙港时，陈定模将调查的事和主使人全盘托出：“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话一出口，站在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

1989年底，陈定模终究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离开温州。事情源于他母亲过世。吊唁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调查组为此派出人员蹲点数花圈，统计一共收到260个花圈。因此断言“陈定模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丧事大操大办”。而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陈定模头上的简单举动，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陈定模卸任时，龙港城区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多年后，他在福建搞房地产，经济学家于光远与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专程赶来。座谈会上福建领导请于光远发言。后者沉吟半晌，环视左右，片刻后说：人有三种，一是天才，二是人才，三是蠢才。花大钱办小事的是蠢才；花小钱办大事的是人才；不花钱办大事的是天才。他拍着身边的陈定模，说“他就是不花钱办大事的天才”。

今天，关于龙港的争议依旧：它究竟是一个个人臆造的玩偶或是一场合谋的财富游戏？还是民间资本与政府土地完美结合的示范？不可否认，二十余年，来自生存的惶惑，吞噬了龙港的每一寸土地。如今的龙港，已经从混杂着三省七县的农民的城市，呈现出动感的繁华工业城市的姿态。而在当时，平阳话、闽南话、蛮话、金乡话等各地方言汇聚一堂，那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无疑会觉察到沟通和融合的困难。

对于这些人来说，想当初龙港的一切还相当陌生：复杂的城市交通令他们头晕目眩，公共卫生秩序显得如此抽象难懂。未完全脱俗的他们建造着农村常见的毫无美观可言的农民房。与土生土长的城市人相比，未能平等地享受到国家福利的政策保护，但他们异常富有。他们不惜一掷千金地扮靓自己。可种种的不适，让龙港看起来有些缺乏城市的精神。不过为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们将不吝于时间、金钱与精力。

于是，改头换面也许是最初的意愿，但当资本与土地结合而迸发出财富的诱惑时，龙港的崛起让温州人体验到了倒卖房产的巨大利差。建镇初始，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三年升值7倍，再过三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

因此，“土地是财富之母”，温州比全国其他地方更早读懂了马克思《资本论》这句经典论述的真谛——人多地少，是矛盾，更是商机：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1:00:54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草根资本，早就习惯了靠“嗅觉”捕捉机会。于是便有了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也是只见过一天阳光的地上钱庄。fficeffice" />

钱庄老板，是曾在国营医院收发室当班的青年方培林。开办钱庄前，他曾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寻找政策依据。细心的他竟然在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他立即大胆解读：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

为长远发展，方培林经营管理中采取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数量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同时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9月19日，方培林拿着材料申请。镇政府专门召开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镇委书记黄德余反馈说：“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为求稳妥，黄德余觉得应该有上级“批文”，但考虑让上级“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为时尚早”。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足足早了一个月。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三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钱庄的挂牌，绝对冲击力十足，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而因其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条例，以至于《温州日报》记者撰写的《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没能刊登，只能以转为内参的形式保留下来，文章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库经济繁荣，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60%；企业也发展到240家。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月利率达到2%4%。镇上的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他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

钱庄开张当日，方培林贴出比银行更优惠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三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钱庄经营灵活自主，弥补了银行因各种制约造成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手头现金不足，方培林会以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他不停地奔走于客户间，了解各家企业运行情况，及现金余缺，判断贷款额度。他还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能有15万现金解燃眉之急。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开张不到一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经营没有问题，也得到当地政府公开支持，但上级部门横加干涉。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转入地下。尽管转入地下，钱庄依然顽强地生存了近五年之久。而在钱庄存在五年不长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刁难。钱庄的定性，金融界争论不休，大多数权威人士干脆直接否定。钱庄本该持有由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实际上在几年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经营。

应健雄试探性地给人民银行总行写过批准签发方兴钱庄“金融许可证”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回复姗姗来迟，一年后才发来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电传同时抄送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为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率先批准温州施行利率改革。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在变通后的银行包夹中，方兴钱庄未能成功突围，出于经营原因自行关闭。由于业务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认真负责，钱庄关闭后的扫尾工作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纠纷。

钱庄虽然停业，但这股外围力量势不可挡，促使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步伐再也无法抑制。而变革来临之前，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能感触到冰山一角。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的力量。他们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后，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方兴钱庄”开张一年后，温州全境爆发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灾难”。不过，这已是发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温州城向南，一路跨过云江大桥，沿鳌江溯源而上，便是苍南龙港——这座以“中国农民第一城”闻名的小镇，日后被称之为“温州最早、规模最大的炒房团发源地”。

龙港以鳌江河为界，这边方岩下村，属苍南，对面鳌江古镇，仍属平阳。那时的方岩遍地芦苇，一片涂滩，码头上挤着争抢生意的三轮小车，两旁零星地散布着一些食品店和印刷品店，镇里唯一的电话机需要人工转接，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这便是1984年之前龙港的原始素描：荒凉，少有人烟。

而故事的主角陈定模，当时还和龙港毫无干系：出生在钱库镇的他正意气风发地从平阳县宣传部调往钱库区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不出三年，在所有人眼中平步青云、前途大好的陈定模竟与龙港这个破落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初，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深圳，以题词的特殊方式勉励特区激进的改革者时，一个奇迹般的造城运动在温州正蓄势待发。1984年3月苍南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为龙港建设献计献策。会议上，陈定模提出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想法得到领导肯定，同时意味着龙港建设甫一开始就带上了炒卖地产的强烈色彩。

回到区里，踌躇满志的陈定模宣传动员900余“两户”报名到龙港投资落户。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的问题，900余户无法落户龙港。

失信于民，颜面何在？调任龙港的决心在陈定模的心中成型，他的人生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方向。当时，他已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并于次日上午10点宣布。一夜辗转，清晨陈定模敲开县长家门。原定10点的会议延到11点钟。常委会上，陈定模被任命为龙港镇委书记。

6月3日，43岁的陈定模与七位主动请缨的干部，来到放眼望去了无生气的龙港。揣着3000元经费，八个人要在荒芜之地开辟出一个天地。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龙港建城，光造路、供水、排污三项公共设施，500万元只是基数。陈定模们的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面对困难，陈定模不只有莞尔的勇气。他从中央文件中找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白纸黑字。在上级默许下，龙港按不同地段划分土地等级，大规模有偿出让土地。作为回报，凡购地建房、经商办企的农民均可将农村户口迁进龙港。

现实的需求很快被证明真实的存在。

大批从半手工家庭作坊起步而富裕的农民提着一包包的钞票，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陈定模的面前。要在龙港立足，至少需要三万元资本，方能进入。由此可见，门槛着实不低。但接下来的日子，“进城办公室”前人流如潮，政府只能组织民兵临时维持秩序。通往龙港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建筑材料的汽车在愉快地飞驰。

新建的楼房一天天地升高，新浇的街道快速地延伸开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雏形初现。

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参观考察者蜂拥而至。可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尽管陈定模对此成竹在胸：

他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出口成章。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1:00:29

当今天温州企业界几乎所有重要角色还都藉藉无名时，因为温州市委的一次任命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叶文贵显赫一时。fficeffice" />

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这又是温州人一次石破天惊的举措。

苍南金乡，相距柳市大约100多公里的一个温州小镇，明清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叶家善于经商在当地却有口皆碑。叶文贵的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是著名乡绅。二伯父为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创始人，凤凰自行车诞生于三厂。叶文贵14岁便学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而当时收音机才刚刚上市。

1969年，四千温州知青之一的叶文贵来到黑龙江，落户于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偏僻山村。他劳动一天挣到8角钱，一年只能吃三次猪肉。不久，山村通电。供电局装好变压器，村民们特意杀猪宰羊表示感谢。知青们闻着肉香酒香，馋得要死，却没他们的份。然而，电工一走，灯竟然熄了。村民骂声一片，堵住村长等干部家讨说法，乱作一团。

叶文贵学过电工，断定变压器运输途中接头脱焊。他找到村长，说能修好，但有条件：第一，杀一头猪款待众温州知青；第二，需要几天时间，队里不能减工分。心急如焚的村长完全答应了条件。叶文贵故意围着实际上几分钟就能修好的变压器转了几天——修变压器比参加劳动轻松。

叶文贵会电工的消息传到附近矿务局。矿上和矿工经常请他上门帮忙。时间一久，他发现矿务局挖矿用的铁锹需安木柄，但矿里购回的铁锹都不带柄。他知道，东北本身有大量林木，如果生产锹柄，价格有绝对优势。

找来八位知青，叶文贵说服他们每人出资2元。他自己请矿务局负责人吃了一餐饭，谈定锹柄合同，公司预付600元定金。利用600元，叶文贵开起锹柄厂。一开始用木工车床，运转太慢，一天只能生产100多条锹柄。他进行技术更新，联想到铅笔刀和生产木锹柄原理相近，设计出了一台机器，每分钟转速3000余次，一分钟生产锹柄14根。当地林区，伐木工人们伐取大圆木，一些小杂木通常被扔在林场任其腐烂。叶文贵和林场联系，付很少的一笔钱获得这类木材。原料供应轻松解决，生产规模随即不断扩大，几年后锹柄厂产品从关外销到关内。

1978年，金乡新任书记到任当天，金乡人贴出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作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同年，大批温州知青返城，99%的落魄而归，叶文贵则带着一笔可观的财富回到金乡。第二年，他召集亲戚集资，生产铝板。

金乡铭牌徽章生产史悠久。高考恢复后，各大高校正因难以区别本校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而犯愁，金乡人抓住机会，集中于学校推销校徽。其后几年八万人口的小镇涌现七百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一万多。金乡徽章销售直线上升，高峰时年销售额占全国校徽总产量一半以上。

生意兴旺，难题随之而来，生产必需的大量铝板都是外地采购，成本倍增。现在金乡有了轧铝机，众多徽章厂自然欢迎。仅四个月，叶文贵们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净赚20多万。投资不过400元，一年增长25倍，回报实在可观。但是叶文贵忧心忡忡：铝板机结构简单，容易仿造。只要金乡人仍然生产校徽铭牌，自己就绝无理由可以长久控制市场。要领跑市场只有提高行业门槛。其他股东理由充分，“现在有钱可赚”，断然拒绝提议。

工厂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选择退出股份。他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每一间厂都利润滚滚。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或者说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叶文贵经营思路独到，行事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他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中国人还在为百万富翁瞠目结舌时，叶文贵个人资产已悄然上千万，成为苍南首富，领军温州企业家群体。

叶文贵富甲一方。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不远万里跑来看叶文贵：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任何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后，最终会走入仕途。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温州私营业主们心存惶恐和苦恼。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叶文贵的伺机出现无疑提升士气，振奋人心。然而，区长一职，对于叶文贵来说，是有形的荣誉，更是无形的压力。他或许经营企业游刃有余，可绝不等同于在官场中也会如鱼得水。

短暂的亢奋消逝后，叶文贵不胜其烦，无所适从。他厌倦开会，繁琐冗长的会整天没完没了；他厌烦写报告，报告中夸张的数据在做企业出身的叶文贵眼前显得讽刺与可笑。终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犯了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将苦恼透露给新华社常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后者写了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的内参。紧接着，在领导批示下，他的副区长职务悄无声息地被免去。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他断然拒绝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负：造电动轿车。

在温州，不少人一直在尝试改写整车制造的历史，他们收获的多是失败的苦涩。造车，是温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梦。叶文贵要造混合动力电动车。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是何等的有远见——汽油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研发电动轿车无疑是缩短中国轿车业与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径。他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的视线，专心营造“轿车梦”。与此同时，政府对叶文贵的热情消退，他身上的光环逐渐暗淡。

转型是企业成长过程的必经阶段，可惜很多企业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将自己转向绝路。为解决技术难题，叶文贵投入全部身家。几年后，叮叮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掀开梦的一角——电动轿车充满电最高时速每小时80公里，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该车95%以上的配件来自温州本地。当时温州所有的汽配厂家都盯着叶文贵，等待他的成功。然而，他失败了。

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孑然一身，光环是一个人的、赞誉是一个人的，可跌倒时的黯淡和叹息也是一个人的。一张无形的网中，叶文贵经历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电动轿车从构思到商品，需要完善的技术、巨额的资金。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沉重的债务时，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也意识到一己之力根本走不通这条路。作为普通的农民商人，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为“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沉舟侧畔千帆过”，醒悟代价实在太大。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层出不穷，叶文贵却从温州企业家的名单上黯然消失。

13年后，两位新华社记者通过朋友再三联络，找到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叶文贵。偌大的厂区寂寥无声。厂区一角，荒草丛中躺着锈迹斑斑的钢铁躯壳。一辆玻璃钢车身的红色小轿车车身陈旧，但仍能开动，车头“Y”字形的车标，源于叶文贵的叶姓。

“现在可能时机到了……”采访中，叶文贵感慨叹息。事实上，在他偃旗息鼓的十来年，离温州不算远的台州，“汽车疯子”李书福制造出第一辆完全由民营资本投资的轿车。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王传福则搭上陕西省政府，投资20亿元组建生产线，生产叶文贵朝思暮想的电动汽车。当然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是，后来叶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专业正是汽车制造。

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掩盖不住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界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采访结束，两位记者在分析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时就如此写道：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实际……除此之外，有一点不能不提及，他一脚踏进了堂·吉诃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一强大力量，叶文贵不是没有可能。然而他放弃了。机会，从手指缝间无声滑落……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叶文贵想单枪匹马创造一个市场，但他根本难以克服既有的重重障碍。个人英雄主义过度膨胀，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战争，最终孤立无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因为理想过早倒下的叶文贵，他的故事已然成为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注脚。而这段事实也许能告诉我们，温州的民营企业遇到难题时，通常孤军奋战、举目无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至今仍然未能得以解决。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1:00:11

走出阴暗的牢房，和其他“大王”不同，郑元忠第一件事并不是赶着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fficeffice" />

从一号文件中，郑元忠读出端倪，全然没了入狱时的苦闷和怨愤。只不过，当他回家发现那个被称为“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时，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

出狱后“大王”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发展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达成共识：急流勇退，轻轻松松过小康。唯有郑元忠，这个仔细研读了中央一号文件，强烈感受到政府对个体民营经济松绑信号的“大王”，决定继续留在阵地打拼厮杀。填平了院子里的水田，他办起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乐清精益开关厂。

一个人有意识地进入到历史洪流的主流时，每一个奋勇向前的动作自然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站在郑元忠之外的“大王”们的角度看，1984年最不平静而又最平静。做好最坏的打算，却九死一生的他们，怎能平静？所以，出狱后对政策变化的心有余悸，令他们开始追求极度平静，即使生活淡定有如一潭死水。

不过对于陈敏、吴邦东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他们则显得轻松许多。“八大王”事件平反以后，温州城乡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这一年，吴邦东坐上一辆灰蒙蒙的长途汽车，从柳市一路颠簸到金华，独自一人闯天下。陈敏此时有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们虽与郑元忠在空间上错开，可不影响数年后三人的相聚，并成就一段传奇。

吴邦东骨子里有一股书卷气。据说，他年轻时在姑娘眼中是绝对的帅哥。

靠着学校减免学费，吴邦东勉强读完高中。他拿着三个哥哥凑的300元，带了本电器产品目录，出门谋生，懵懵懂懂地到了金华。

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行李，混混乱乱的场面令吴邦东心慌。买到一张站票，他挤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在旅客座位底下，脚跟旁边，疲惫不堪的他铺上报纸，侧身钻进去，伴随晃动的火车和车厢的浊气昏然睡去，一路向北。

初到东北的吴邦东，不知温度已是摄氏零下四十多度。下了火车，他张嘴吸了几口冷空气，喉咙突然呛起来，不停咳嗽。多年后，吴邦东几经磨练，成为郑元忠创办的精益集团总经理，意气风发。但喉咙的毛病一到秋天就受凉发作，连续咳嗽两个月，昼夜不安。人生奋斗过程中的代价，如此深重。

研究所工作的陈敏则逐渐不安于这份轻松但无所事事的工作。他总觉得现实与理想间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一边是一眼到头的单调，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未知。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买来面料，请人加工了五件风衣，拿到市场去销售。七天后，五件风衣全部卖出，每件赚20元，共赚100元。

数着100元，陈敏认准服装业有前途。他与同学各出500元，从胶鞋厂购买了一捆帆布，自己动手染成蓝色做牛仔裤，将其销往市场，钱赚得不亦乐乎。

1986年市场突变，大批牛仔裤积压。陈敏另辟渠道，背着大包牛仔裤，跑到青岛、大连，一路贱卖。有过这样的经历，自称见识了市场风浪的他干脆辞掉工作，创办温州华联服装厂，生产男式西服。次年身家即过百万。

奇迹的诞生往往是里应外合的结果。

温州土地稀缺，地处天涯死角。浓厚的商业氛围与偏处一隅的组合，不单单激励着热血沸腾者义无反顾地在这里开天辟地，同时也不断刺激着温州人放宽视野，以万般豪情、千种激荡的姿态为梦想寻找落脚现实的契机。

11月，已到而立之年的饶道新花7块钱买了件仿制的军大衣，提着20斤海米北上烟台。

饶道新的爷爷是资本家。从小他天天打扫厕所，被戴高帽子、贴白纸当资本家后代批斗。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抄家时都被抄走。他只好偷偷捕捞些海产品，自己加工后，拿到城里，能卖几毛钱。怕被抓，都是晚上走，天没亮卖掉就回来。可还是被抓过好几回。每抓一次便是游街批斗。有了这些经历，他对海产品如数家珍，具备了对各级干鲜海产品品质的识别能力。

海米很快脱手，这给初次闯荡烟台的饶道新留下深刻印象。他发现烟台三面临海，但市场上鲜活海产品多，加工的少，且还是分散的手工加工，价格比南方高，从温州贩运有利可图。于是，他从温州发来400斤海米，在中心区商厦设立专卖柜台。因为资金少，周转困难，他只能自己蹬着三轮送货，万般劳累。

饶道新是个有想法的人。烟台人守着大海买外地干海产品的做法让他看到了商机，萌生了筹建加工厂的梦想。凭此时的经济实力要建一座海产品加工厂，现实与梦想还相距太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节省每一笔赚到的钱。1993年，饶道新兴建的烟台新海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成立，终圆了创业之梦。

从1984年走进烟台至今，饶道新度过了蓬勃的青春岁月。企业一步步走到今天，他当年手中贩卖海鲜的提包也换成了现代化的厂房。现在，他喜欢坐在地球仪前，徐徐转动，看世界就这样展现在他的眼前。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59:29

南存辉补鞋这三年，温州低压电器生产正酝酿着一场革命。fficeffice" />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低头补鞋，听到有人叫自己，抬起头一看，是胡成中。胡成中是他小学同班同学。上小学时，他俩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体育委员。后来，此二人事业不分伯仲，但形同水火。从性情上看，南存辉心高气盛、壮志雄心；胡成中则稳重老练、城府如海。在当时两人关系颇为亲密。

胡成中告诉南存辉，自己不再做裁缝，改行推销电器，一趟生意能赚一千元。胡成中的话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补多少双鞋才能赚一千？南存辉动心了。他有两种选择，建厂或当推销员。无论哪种选择，困难均难以估量：自己建厂，没有技术；当推销员，没有离开过温州，对外面的情况丝毫不熟悉。

左右权衡，南存辉觉得自己建厂难度稍小。求精开关厂横空出世，也即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第一个月，开关厂赚了35块钱。有人沮丧了，而南存辉兴奋异常：很高兴，赚到钱了，没有亏本。

那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良莠不齐，许多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南存辉没有被诱惑，踏踏实实地经营“求精厂”。合伙人试探地问他：“如果要发财，你不会比别人差。如果要创牌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南存辉选择了“忍耐”。

80年代早期的温州交通十分闭塞，去一趟上海要坐24小时的船。南存辉前后三次到上海聘请人民电器厂退休工程师王中江。柳市电器声名狼藉，温州与上海生活环境相差太多，而且国家的政策远不如现在明朗，王中江两次拒绝了邀请。直到第三次，南存辉在王中江家中的地板上一连睡了几天，终于感动了工程师。

如果只是活跃、蛮力、勇气，温州的经济远不会发展到今天这般川流不息与繁荣。对于很多有远见的温州商人，创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财富。他们高瞻远瞩，注重品牌的塑造，在产品质量上苦下工夫，这才是温州经济的主动脉。秉承如此信念，温州经济才得以在数次洗牌中屹立不倒。

事实的确证明了南存辉的远见。几年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因质量问题声誉跌入低谷，“求精厂”的产品却畅销全国，一年的产值达到100多万元。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中，“求精厂”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尤其是，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后，“求精厂”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一位被清洗出低压电器行业的老板不无感慨：产品好坏都有人要，我只图眼前利益，没想到是条末路。南存辉看得清，他胜我衰，这是关键。

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

在华贻芳的眼中，“1984年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是个人有强烈的争口气的愿望。气候转暖、天气晴朗，“八大王”昭雪理当在即。

时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稍微有些政治嗅觉的人无不认为，温州经济的转机出现了。

不过，这一年的开端，温州仍然似乎在惶惶中裹挟着未知的希望，两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所带来的思想惊悸并未完全消除。也因此，依靠个体经济发展的温州尽管经过上一年的发展，但“八大王”不平反，极度压抑下的温州私营经济阴霾不散。

石锦宽，当年柳市企业发起人，手持中央一号文件为“八大王”们的平反四处奔走。他三上北京、八上省城、百上地委，洋洋洒洒百万字的申诉材料，将这些原属电器厂的企业人员保释了出来。显然，这离他的目标依旧比较遥远。毕竟，个人能力所及终究寥寥，“八大王”事件的平反需要强大的政府支持。早在“两户会议”，市委书记袁芳烈就已明确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袁芳烈也一直在寻求合适的翻案机会，只是苦于没有上层的政策。

一号文件下发不久，洞头出了一桩“虾米案”，一些农民收购渔村的虾米运到外地贩卖，被当做“投机倒把”。事情立即被制止。也借由这个案例，温州市委开始对还关在狱中的“八大王”展开讨论。明确的中央文件与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促使大家对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案子，非平反不可。

在袁芳烈授意下，市政法委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复查“八大王”全案。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之后，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宣布“八大王”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对于浩瀚大国来说，这例平反事件不过是历史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变奏。但是，就“八大王”们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有惊无险的人生浩劫。重获新生的“大王”们，在这场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多了几分忧虑，少了几分胆魄。数年过去后，与那些在1984年后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相比，“大王”们曾经的光环不再重现，悄然遁世：

“目录大王”叶建华与儿子一同出国，先后在法国、意大利、美国居住。1992年，创办长城汽修厂，1995年，汽修厂倒闭；后开设广告公司，不久又倒闭。

“线圈大王”郑祥青获释之后办过小厂，经营不尽如人意。现赋闲在家。

“胶木大王”陈银松释放后休整多年。1987年开设一家模具厂，后因其右腿受伤停业。

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

“旧货大王”王迈仟出狱后重操旧业，后改直接经营电器。1995年，因肝癌去世。

“合同大王”李方平侨居加拿大。近几年，他回到国内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翻砂大王”吴师濂重操旧业，经营小厂，使其发展成为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浙江红光金具有限公司。2001年，退居二线，赋闲在家。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6年赴上海开店经营电器。1998年租下上海黄浦区北京东路面积最大的低压电器商场，经营电器批发。2003年接手德力西上海总经销业务。

“五金大王”胡金林平反后没多久，浙江省副省长吴明达看望他，希望他继续努力经营。胡金林回答：“我现在只希望‘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点’。”他只与兄妹一起注资80万元创办乐清第一轧钢厂。时隔24年，胡金林面对记者采访时说：“1982年，对我的人生是很大的转折。没有这个打击，现在就不是正泰的天下了。”1989年，轧钢厂倒闭，当地政府动员他成立集团公司，被他拒绝。1990年起，赴外地经商。2001年，前往柬埔寨创办三林国际电器公司。2004年，参股柬埔寨的水电站。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对他们所处不同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而在为他们的境遇叹惋时，“电器大王”郑元忠则呈上了一个值得欣慰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叫东山再起。

郑元忠，浓眉大眼，常戴一副金丝半框眼镜。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小时候，郑元忠一度对红色政权满怀热情，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如海的人潮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年幼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读完初中，他开始自立，曾经到过湖北、江西的工地修路盖房，也到过大山险岭修水闸打隧道。底层生活的历练让他意志强韧。不甘就此一辈子靠力气过活的他回到村里，当供销员，把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推销到外地。辛辛苦苦两年，不多不少，挣了足足一万元。

世面和眼界变得开阔和活络。郑元忠拿出积攒，办起开关厂。一只开关国营厂卖10元，他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只卖3元，还有2元的利润。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几年下来，资产翻了几倍，是柳市仅次于胡金林的“二富”。

农村有盖新房子的习惯，赚了钱的郑元忠盖起一幢占地一亩的三层小洋楼。他万万没想到，小洋楼被《人民日报》说成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的豪华庭院，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

一个茫茫黑夜，郑元忠远走他乡。1982年初夏到1983年中秋，他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一年后，以为风声已过的郑元忠悄然潜返。1983年9月15日凌晨1点30分，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郑元忠家，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关进了乐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刑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郑元忠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显然，仔细思量，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场荒谬的运动。“八大王”事件平反后，甚至连《人民日报》都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法律上的大玩笑”，足见其不可思议之处。在当时，“左倾”思想之严重程度不容乐观，这也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和拒绝的现实背景。

狱中艰难度日的郑元忠，靠在墙上写了一封三万字的信，他说：“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一连写了数十封信，寄给有关部门，结果石沉大海……未来变得晦涩。那期间，他彷徨、无助、意志消沉，直到被无罪释放。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59:00

1984：势不可挡的力量fficeffice" />

这片土地的每一缕空气都带给我难以摆脱的刺激感。

——陈冠柏《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

改

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

如果说，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与浙江温州。在这两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

中关村，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壮阔的经济革命。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

温州，则有了些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无度的亢奋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数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地，一批势不可当的力量乘势而起，经受了市场的锤炼。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

2008年1月12日，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反思中国改革三十年成为讲坛上最热门的话题。现场，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三十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三十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茅于轼的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又滴水不漏。

梦的起始应该追溯到1984，发生的转变是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从计划到市场”。

那几年，有这样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迈的词风、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风的强悍与势不可挡。合众社选出1984年十大国际新闻，中国宣布经济改革赫然列于第五：

一、英·甘地遇刺身亡

二、阿季诺被谋杀案牵涉菲律宾军方

三、中英达成香港问题协议

四、韩国总统到日本进行历史性访问

五、中国宣布经济改革

六、日本敲诈者在糖果里搀氰化物

七、中曾根在自民党选举中保持权力

八、文莱独立

九、印度阿姆利则金庙遭到猛攻

十、苏联在阿富汗发动攻势

在这一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代名词），已突破经济建设中的束缚，正式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中提出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20年后中国积极努力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雏形。对于决定，邓小平做出如此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决定》里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属于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时却石破天惊。关于为商品经济“翻案”，吴敬琏的女儿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回忆到：

19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还可以边走边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负责人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

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无论是媒体的评论员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识的变化就很明显，“勤俭节约是美德”变成“提倡消费”。《人民日报》赞许地报道了某县政府建立“消费指导协会”，帮助年轻人“改变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几家党报发表文章批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要穿上九年的传统观念。副总理田纪云也用经济观点批评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呢？”宣传产生了影响，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采访他的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政策。”

新生事物席卷全国。香港发达的市场经济、更高的生活水准，使它在这场“商品经济”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担当了内地新生活方式的启蒙教师。香港较之大陆的商品繁荣，可从郑渊洁的经历看出。

郑渊洁带着儿子坐火车。午餐时间，同车香港人拿出方便面，往碗里倒上开水，过一会居然吃了起来。香港人的举动让没见过泡面的郑渊洁父子大感神奇。儿子吵着要吃，郑渊洁跑过去问对方是什么东西。香港人白了他一眼说：“杯面。”

南风北吹。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的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第一座高尔夫球场。北京，养鸡工商户孙桂英受到奖赏——政府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工商户。《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她和轿车合影的照片。从西藏到广州，人们在讨论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时都把孙桂英作为典型。中国政府要借孙桂英的事迹，表达“从现在起，个人办企业有政策的鼓励，他们绝不会因走过去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殃”。前景明亮，南存辉们借势腾空而出。

夏天，把自家房屋折价五万元，南存辉与几位朋友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了在电气事业里的艰难跋涉。

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层面，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应该“不断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做潜在的机会”，并且断言，“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而对于南存辉，我们更愿意把他看作贫困的抗争者。他脚踏贫困线，面对政策的感召，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

据传，在温州，碰到姓南的当地人，只要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乐清黄华镇一个叫做南宅的古村，为当地望族。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六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13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父亲在劳动中脚被水泵砸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两年。作为长子，南存辉辍学养家。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南存辉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他：“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三年。

[传递书] [原创]连载《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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