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2:43

内容简介：

温州是全国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其民营企业特色鲜明，备受关注。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全景记录了温州民营企业1978——1990年的发展之路，既有对经济大势宏观把握的大气磅礴，又有对企业个例成长和企业家心路历程微观考察的细致深入。其中诸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生动详实，丰富多彩，对管理前沿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创业者，具有多面的启发价值和切实的借鉴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即便是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极富启迪意义的精彩故事。

作者简介：

周德文，高级经济师，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APCE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温州课题组组长、温州管理科学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企业管理实践活动，跟踪研究温州模式，被全国27个县以上政府聘为经济发展顾问。

著有《走出困局》、《关于新温州模式》、《温州百年经典》、《温州商界新锐》、《解读温州模式》、《论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所有制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作品。

吴比，北京奇正赢家企业策划合伙人，《奔腾入海：三十年民企风云人物沉浮史》、《大抄底》作者。

这本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鸿篇巨著，生动、深刻而又别样地论述了温州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创造，使人们看到了温州人艰苦卓绝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陈乃醒

作者从宏观方面阐述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成长经历，也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的身份，从微观方面来察看一个个早已熟悉的温州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剖析企业走过的创业道路和企业家的心路历程。因此，这本书，对想了解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脉路，解读“温州模式”，洞悉“温州精神”实质内容的人士来讲，是很值得一读的。

——温州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中瑞财团董事长、神力集团董事长 郑胜涛

温州民营经济的历史，是中国市场化历史的一个侧影。要了解、研究中国市场化变革的路径，《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一书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南存辉

温州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民营经济成长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创新史。《温州样本》详实记录了温州民营经济30年来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示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商业品格。当前，温州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进入了转型、转轨、提升、飞跃的重要阶段，正处在“破茧化蝶”的关键时期，孕育着企业制度、产业发展、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我认为，温州民营企业只有继续发扬敢于创业、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不断坚持创业再创业，创新再创新，才能实现新的发展，才能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因此，该书无论是对于了解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脉络，还是为今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一看。

——全国人大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 尤小平

人不是赢在起跑线上，而是赢在转折点上。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企业、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对过去是引人深省的总结，对今后则是意义深远的指导。如今，温州正站在全新的起跑线上，机遇与挑战并存，转机大于危机。随着温州制造向温州“智”造的转变，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在这个时代的拐点上，谁能把握住机遇，主动迎接挑战，谁就能赢在前头。而《温州样本》一书，正是通过对温商成长经历的概述，以鲜活的事例和经验，阐述了温商风雨兼程的三十年。全书通过对温州发展史的概括，全面解析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脉络，深刻透析了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化。作者以精辟的观点和独到的角度阐述了“温商”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经历，对于正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企业来说，具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是值得细心品味的一本好书。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振滔

成功不是不可琢磨的天降之物，历史不是不可深究的既成过往。这是一个群体在一个时代的起落沉浮，有关成功、有关挫败、有关尊严、有关良知、有关财富、有关人生……当我们穿过光阴的隧道，越过曾经的风雨，再回首身后的足迹，原来——我们也有辉煌的历史！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天正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高天乐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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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曙光乍现

就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开始应用当时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实践去使他们的生活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历史总是在欲扬先抑中前行，尤其是新事物以试探的姿态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中时，总要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温州就被一种神经质的质疑与争论压抑着。整个经济局势在争议中于积极和消极中飘摇不定。局势不明朗，各方都在沉默中博弈、抗衡。几乎每个私营经营者都小心翼翼，谨慎地防止自己财富外露，成为众矢之的。

宁静只是短暂的，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那是1982年一个焦躁难安的夏天，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温州，所有先知先觉的人不约而同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只是没有人料到变化来得那么突然和迅猛。尤其是个体私营者，站在经济改革最前沿，往往具备更敏感的触觉，能感知局势冷暖。从年初开始，温州柳市的“八大王”们就隐隐约约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没有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可以在暮气沉沉中完成，更没有一项改革能够在四平八稳中成功。温州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进程史上，温州人以年轻而不无鲁莽、激越而不无尖锐、感性却不乏理智的创业基因，充当着开拓者的角色。“八大王”即是其中的典型。“文革”期间，温州“顶风作案”，柳市负责人石锦宽为解决支边青年就业，以居委会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独立经营的门市部组成电器厂，经营各种业务，门市部每月只需向厂里缴纳30元管理费。

电器厂成立后，一批除了勇气别无所有的农民，开始渗透进商贸领域，做起五金配件、原材料、机电、贸易合同、目录等生意。

“八大王”们在起步时，因为无意间抓住了中国计划经济的软肋——供求渠道不畅通，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到1978年，通用电器厂产值已经达到一个亿。事实上，“大王”们的“出格”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在他们创业之初注定不显山不露水，少为人知。同年，日后苏南模式的代表江阴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理直气壮地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为改革宣传的范本，风光无出其右。

“八大王”其实有10人。电器厂每年都会表彰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其10位负责人则按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凭着激进的性格和冒险的精神，这10人掸掉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迅速积累起个人财富。

33岁的刘大源装上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不及他家的好用。刘大源心情好坏，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这天区长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风光，他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骑着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大人物的子弟。”李方平造价七万多元的房子，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而胡金林的生意大到“要电器，找金林”成为一时的流行语。

所谓巅峰，就是当人一个转身，无论走哪个方向，都是下坡路。过去几年，当生意鼎盛时，“大王”们是整个城市最忙碌的活跃分子。突然，好时光不再，一场变故骤然降临。

改革刚绽萌芽，远未如火如荼，匮乏的市场处处冒着商机，只要敢扛起经济大旗，给点阳光就能灿烂。从经济学角度，“八大王”财富积累显得易如反掌。不过，对领跑者造成致命冲击，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不是市场规律，却是阴晴不定的政策。“大王”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遭遇严重挫折。

1981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委书记，受命到温州治“乱”。袁芳烈雷厉风行，决心割掉温州的“资本主义尾巴”。他认定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最严重的是柳市。很快联合工作组进驻柳市，一场轰轰烈烈全方位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行动正式展开。“大王”们这样的出头鸟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时称“八大王事件”。

这些温州“名人”，经营企业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应付这场来势汹汹、举措严厉的打击“经济犯罪”的行动更无经验可谈。他们慌了手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结局大都暗淡。

面对突如其来的诘难，胡金林第一个做出了反应。他扛上一袋六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他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代。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胡金林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闸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上贴了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从035%连补带罚上调到6%。再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从现在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治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

日子变得动荡不安，胡金林每天托关系打听上面的动静。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胡金林家门口，停下来小声对胡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当夜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土匪猖獗过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一段时间。两年后，他结束流亡生活悄悄溜回柳市，结果当夜被逮捕。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中，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了，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被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潜逃的还有郑祥青、李方平、王迈仟与郑元忠。出逃前，柳市工商所多次“传讯”郑元忠，要求他写如何投机倒把发家的检查材料。写到第29天，实在愤懑难当，郑元忠抓起墨水瓶扔到隔离审查室的墙上。之后抓住上厕所的机会，他潜回家中，拿了8000元现金，跳上村后小河的一条小船，开始长达20个月历经几十个省、市的流亡漂泊。可最终的结局仍是以“投机倒把”的罪行锒铛入狱。牢一坐就是186天。而另外三人的命运也殊途同归，相继落网判刑。

在全国公安协力严办下，其他几个“大王”的前途虽各有乖舛，但大抵相似。转眼之间，他们从人生顶峰跌落到生命的谷底。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而是不得已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程步青。乐清专门为此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接受批斗和唾骂。叶建华则是在家给孩子洗脚时，被通知到旅馆谈话。一进门，手铐就铐住他的双手。回忆当初，叶建华眼神迷离，眼眶泛红。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刘大源。关于此人，有文字记载如下：

1967年夏，刘大源弱冠之年，温州大旱。前后131天，柳市未降滴水，十夹河干涸见底，整个虹柳平原哀鸿遍野。乐清水库枯竭，不能发电，刘大源做煤油灯来提供照明，一天内能做100多个，全部热卖一空。他后来做了一个铁箱，把煤油灯生意换来的5000块钱放进去。四年后，这个灵活的年轻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小铁”师傅。一晃十多年，他被称为柳市“八大王”。在这期间，柳市经历了个体经济缓步觉醒的过程。

1971年，一社队企业生产煤油钻开关，急需一万件特型螺丝，寻遍各商店没有着落，便求助于刘大源。神通广大的他四处购齐所需螺丝，赚了一笔丰厚的差价。自此，刘大源摆起螺丝摊。尽管他得到一个国营企业招工指标，可他敏锐地感觉到商品气息正逐渐渗透着柳市，便毅然选择了放弃。

1978年，柳市五金电器风生水起，大批量的螺丝需求催生市场。刘大源赶到上海，一周内收集到300公斤螺丝。码头到轮船有500米距离，他将螺丝分成四担，来回搬运。当螺丝全部装到船上，他早已汗流浃背。刘大源口渴难忍，想进船上餐厅喝水，服务员见到他的寒酸样，直接当众将他拒之门外。不过，刘大源的螺丝种类越来越多，达到17万多种，无论怎样少见的螺丝都能在他这里找到。《人民日报》的两位记者听到“螺丝大王”的名声，决定调查是否货真价实，想方设法找了两种极为罕见的螺丝要求配备。刘大源看到螺丝，马上说：“有！”记者惊奇不已。

1982年9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触目惊心。他暗自颤栗，做出生平最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七万元后，亡命天涯。之后整整三年，他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山穷水尽时沦落到与乞丐争抢垃圾箱里食物的境地。后来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年三十回家团圆，但人枯形瘦，相熟亲朋大半不敢相认。

重新回到温州，刘大源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但他已对生意心灰意冷，尽管也难免心有不甘。终于，歇业几年后，他重操旧业，经营螺丝店至今，可此时已非彼时。“大王”头衔虽成过去，但毕竟曾戴过，他为此严格要求自己，宁可生意清淡，也一定避免违法，不留人口舌。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5:53

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当地民营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操控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fficeffice" />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的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地变革经济。所以，“八大王”事件的价值，就在于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三十年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负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政府官员的神经。数字证明了事实：打击个体私营经济，导致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当地领导开始反思。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的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转到“无为而治”，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从此以后，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解冻的形势下，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开始放射光芒。

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题为：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岁月，如潮似云。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深林丘壑，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山海经》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至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故而温州又名为“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洋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的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解放后，“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60年代温州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白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白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为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这三十年，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据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十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重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不管文字上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我们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在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充满悲欢离合时，温州却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有些人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事，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基层的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揣摩最高权力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壮举”，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县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着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驳。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革”，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做“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县委常委韩洪昌，撤消职务，当做“漏网大右派”批判。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政籍，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的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说“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为巩固合作化，维护粮食政策顺利实施，特依法判处被告戴洁天管制三年。

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早了整整22年。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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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河的“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并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念头。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单个温州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代表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这些沉沉浮浮的草莽人物，一样构成了推动温州经济前行的有力步伐。比如余阿寿。李云河轰轰烈烈搞包产到户那年，22岁的余阿寿当了东方红鞋厂一名正式工人。

1948年，余阿寿12岁，一位亲友告诉他：阿寿，你现在长大了，没爸没妈，要学门手艺，自己赚饭吃。他的母亲在抗战时逃乱到乡下得病去世，父亲因受刺激患重病生不如死，弟妹以百斤谷换给人家。八岁开始，余阿寿卖糖果、卖水果、卖柴火、卖草药、卖草纸，两天吃一顿饭，其余只能喝冷水充饥。

进厂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他大病一场，欠了厂里70元钱，这已然是笔重债。不得已，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家做鞋，而被厂里除名。为了生计，他贩卖海鲜。某年冬天，他出海进货，天气骤变，大雪纷飞，当晚一个人在海上差点冻死，第二天被人发现时意识已经不清。

1978年，余阿寿感觉自己不该当鱼贩，而应该做皮鞋。他举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摆起鞋摊，一天做三五双皮鞋。牛皮是一类物资，由公家统购统销。温州近郊农民偷偷摸摸地在夜里用小船运牛皮进城贩卖。这牛皮为“阴间皮”，有人卖了几张给余阿寿，却遭人检举。他被隔离盘问，还被抄家。万般辛酸涌上心头，余阿寿想一死了之。终于理智战胜了对未来的恐惧，他还是继续战战兢兢做皮鞋，并且带上了徒弟。他的16个嫡传弟子，有15个后来当上了鞋厂老板。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打下基础。

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包括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政府高层领导无一例外未能置身事外。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因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匠、补鞋匠等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有余，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的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治理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声称“赚一千元坏分子，赚五千元坐牢子，赚一万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遣散人员，工厂倒闭。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大族，而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也都渐渐淡忘。

在当时，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而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一天他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没有！”

“这不是馒头吗？”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

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野心勃勃且心比天高。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的“前店后厂”逐渐由一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五万。而“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总是委曲求全。他们既要努力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要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但环境的残酷却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总要活下去，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是应该算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建国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此后十多年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刚辍学不久，在“目录大王”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虽然遥远到不可及，但毕竟在通过时间层层传递。即便如此，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明晰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可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选择了自己的路：走南闯北跑供销。他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好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九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四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痛痛快快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8:47

与其他个体户相比，章华妹的发迹史打着更深的“小人物”的烙印。没有经过惊天动地的经商哗变，只是敏锐地捕捉每一个市场松动的信号。或许，这让立志于做大事的人不屑一顾，对这些小人物来讲，则足以养家糊口或者过上富足生活，足以为当时慷慨激昂的改革进行曲奏出动听合音。fficeffice" />

其实，温州民营经济史，多是小人物的奋斗史，起家于“小商小贩”，作坊不大，多是单打独斗，没有背景，缺少资本，如履薄冰，在大浪淘沙中随经济脉搏的跳动而各自演绎风流。曲调不够高雅，曲风不够豪迈，但前呼后应，千曲万曲奏起来，把整个温州城烘托得轰轰烈烈。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是从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中凿光，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更需要民间力量的波涛暗涌。换个角度，倘若将章华妹、张小泉、胡玉明、汪志骅放置在一个正常社会，他们只能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普通人，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几十年后，他们终将淡出人们的记忆。然而，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推进着社会的进程，从而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同时，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第二年，一切秩序混沌且含糊，他们又势必成为百万不甘于消沉的温州人自觉不自觉效仿的榜样。

于是，不久以后，我们便能够看到更多的个体户像野草一样满温州蓬勃生长，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活力。

改革开放的一项巨大成果，便是个人财富的惊天积累。由此，二十多年之后，姗姗来迟的《物权法》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让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温州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一代富豪”。那是怎样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温州工商局曾对温州市区个体商贩进行一次全面深入调查，结果显示：市区2855户无证商贩、农商贩、手工业户中，全家无职业或收入甚微的贫困户占据了80％。

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还是国有工厂的副厂长，收入虽不高，可还不至于会被人轻视。

郑秀康少年老成，16岁已显示出与常人不同之处。初中毕业，他到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18个人中，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副厂长郑秀康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

做皮鞋的师傅一听郑秀康33岁，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们十五六岁当学徒，你这样的年纪学不出来了。然而，郑秀康以45天的时间学会了别人三年才能学会的制鞋技术。

那天，他试做成了第一双成品皮鞋，比市场售价高了两元钱。随后几天，他连夜赶制皮鞋，在国庆节送到鞋店销售。鞋店老板看了皮鞋后告诉郑秀康：别人的鞋给14元，你的给16元。“郑秀康能制鞋子”的消息传到厂长耳朵里，厂长担心人才流失，找到他谈心，承诺分房、提高收入。

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年，郑秀康的生活依然艰辛。终于，他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他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五块毛料和一只手表，全部半价忍痛贱卖。“她的压力也很大，娘家人也不能理解，女儿四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郑秀康说，“她吃了很多苦，孩子全交给了她一人，没有自来水，去河里挑水洗衣做饭，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影响我干活，扁担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装满水的桶，毫无怨言。”

初建的“红象”小得不足以被称为企业。郑秀康就在仅仅三平方米的作坊里，从下午5点多做鞋，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饭后继续，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天天如此。由于双手过度疲劳，十个手指竟颤抖不止。财富缓慢而有序地被积攒着。这样一天，他能做三双，赚十几块，一个月下来能有几百元钱。

改革又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不仅要有“新花样”，更要铲除“旧花样”。

6月，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京开幕，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果说个体私营经济的放开，牵扯到的仅仅是在经济政策上放开了一条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口子，还不算严重。这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长期政策，下面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也是在摸索中看风向。好的话，就不断地豁大口子，不好的话，就收紧口子。但是对于原来的“资本家”态度的转变，牵扯到的就是经济与政治的两根弦。其余的不论，单讲邓小平，以前将他打倒，用的名义也是“正在走的最大的走资派”。可见对待“资”的问题上政治的敏感性有多强。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

文件下达后，温州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文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肃清流毒，为所有受迫害被牵连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名誉。入狱四年多之后，叶笃木被“无罪”释放。他当场热泪盈眶，厄运之后真的等到了春天。历史的细账早已无法清算和补偿，可毕竟人生重新开始。

叶笃木的早年经历，带有明显的温商特色，极具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性：12岁痛丧双亲，15岁投奔表舅——颇有名气的美康服装行老板。寄人篱下且早熟的叶笃木深知自己处境尴尬，学徒期间格外努力。当别的师兄弟每月仅拿十几元工钱时，他已能挣到百元，甚至更多。这份认真与勤奋不仅赢得了表舅的器重，也为他带来了一段佳缘——表舅的堂侄女，即叶的表妹嫁给了他。

“文革”初期之前，叶笃木请来两位师兄弟晚上加班赶制服装。第一个星期三人挣了90多元，每人分得30元。这30元成为他“办地下工厂”的如山铁证。公判大会接连而至，最终叶笃木被判劳教五年。其妻怀有身孕，因而暂时得以“宽大”处理，但产后不久仍被下放农村大队，罚插秧三个月。

很多时候，小人物们的心理脆弱超出了人们对草根一族所期望的承受力。他们可以承受一切苦难，却无法对一次历史“错判”释怀，同时又缺乏对宏观局势准确的判断力，以至于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即使前方是一马平川，有无数人热情鼓励他们，他们再不敢放开大步向前。

出狱后，叶笃木重操旧业。年过半百的他承包了一乡镇厂的裁板车间，一直做到1999年。因为有过这么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磨难，叶笃木的内心深处曾充满着恐惧和不安。怕政策有变，谨慎的他在日后不惜重金将子女悉数送往国外。

政府管制在一步步中有了松动的迹象。9月15日，浙江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这一政策决定看似宏观，却又具体。宏观上，市场这样的字眼，在改革开放第二年，还没有很清晰地被鉴定。自下而上的中国人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知。具体而言，开放的只有农副产品类，其他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依然处于计划之内，边缘于市场的外围。

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不说，市场的全面解禁在很大程度上从这里开始，农副产品市场的开放不仅开了先河，也定下了调子。几年之后，三大贸易市场、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争先恐后地登台亮相，市场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标签之一。

温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并非历史的机缘巧合，它源于一次次面对风险而勇于尝试的市场探索。

确切地说，温州开放农副产品市场的时间是在1978年。那时还没有官方的正式文件认可，只是一种试点。那一年对于当时的市工商局副局长陈寿铸来说，紧张却满怀期待。因此，直到今天，天命之年的他对于那段记忆，仍旧激情满怀。

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转之下，副食品供给由国家统一调配，供需只能在经济总量上达到平衡，商品大多需要凭票购买。小卖部的横幅永远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许多60年代生人的童年回忆里，过年时花生瓜子是要按人头凭票购买的。这在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丰裕的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农业底子薄弱的温州经历了十年浩劫，雪上加霜，副食品供应极度匮乏。据说最困难时，温州城市居民的饭桌上只有青菜和萝卜干，每月凭票供应的半斤猪肉，对于当时的人们是极为奢侈的享受。和城市相比，渔民的饭桌稍显丰厚，他们不仅有自留田，也有自留水产品，甚至还有些富余，比如蛏子、牡蛎之类。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有供给，却因为政策的限制，两边无法完成对接。

实际上，民间的对接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悄然进行。30岁出头的陈寿铸正在工商局市场科工作，每天清晨，他和同事出发取缔无证商贩。他的想法单纯，“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保护社会主义”。

在工作中，陈寿铸发现，不仅小商贩们的民间智慧令他头疼，就连市民也帮助他们打游击。他们不仅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还招来了他们的对立情绪。这使得此时的陈寿铸心生疑惑，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

小商贩们手拎两三条鱼，在鱼鳃里藏着一张注明斤两和价钱的小纸条，碰到买主，就掀开鱼鳃，讨价成交；遇上工商，谎称是自己买来吃的，按规定买主不必接受惩罚。遇的多了，陈寿铸和他的同事们也都开始将内心的天平偏向小商贩，远远见着小商贩就用吹哨的方式善意提醒他们避开检查。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火如荼。顺着这个背景，市工商局向革委会提出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的申请。市里统一在市区东门涨桥头、瓦市巷、朔门三处试点，开放农副产品市场，老百姓反应热烈。1978年10月，温州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全面开放。1979年1月8日，清明桥、上陡门、永中、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也相继开放。

社会“左”的思潮不可避免地无孔不入。不久以后，浙江、江苏、福建、上海三省一市工商行政系统协作会在温州召开。会上，针对温州开放农副食品市场的问题，争论尤为激烈，有人大声鼓劲，也有人给它扣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不过对温州下的任何结论都已经不再重要，温州已经果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而断了回头路。它只能继续朝前走，只能走得更快、更远。政策已经开了口子，商业大潮喷薄而出，那些会议桌上的争论怎么会挡得住温州压抑已久的滚滚商潮？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9:17

先知先觉的人抑或能想见到这样的情景：温州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专业市场将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脚步如约而至。但没有人会意料到，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的市场——桥头钮扣市场、萧江塑料编织市场、乐清柳市电器市场……来势如此汹汹，似乎在领跑着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节拍。更令人吃惊的是，呼朋唤友撑起神州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的，竟是一位灶间大婶。她的名字叫王碎奶。fficeffice" />

王碎奶回忆，1979年镇上一对叶姓兄弟从江西购入一批处理钮扣，在桥头镇人气最旺的桥上摆起了小摊。她刚巧路过，发现他们的生意“蛮红火的”。

于是，王碎奶试着跟亲戚一起到江苏进钮扣。第一次出远门的她将好不容易凑来的货款扎在腰间，心情十分紧张。回到桥头，王碎奶有板有眼地摆起了钮扣摊，一下子赚了一百多元钱。尝到甜头的她有了新想法——在她的带领下，桥头镇众多的姐妹走出桥头镇，北上江苏、上海等地批发钮扣，然后摆起了小摊子——最初桥上的48户个体户，半年后猛增到连桥下、桥边共247户。采购的客户从温州延伸扩展到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

生意火爆，自然带来闲言碎语，“会被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的”，“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十年“文革”，让人谈个体经济而色变。有人心生退意。王碎奶，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则努力捕捉各种政策信息，判断政策的阴晴。

村里的一场电影《月亮湾的笑声》让王碎奶心潮澎湃。第二天，她跑去工商局，询问政策情况。得到的反馈异常积极。王碎奶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毫无顾忌地和桥头几百户的钮扣经营户们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

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王碎奶以及几个领头人的上下衔接，散落在桥上、桥下、桥边的数百户经营户全部搬进了由桥头镇小学改建而来的钮扣市场。这一天，292户小商贩们第一次有了正规的专业经营场所。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破土而出。

翌年，初春的温州街道旁的树梢上长出了绿色的新芽。这股象征了朝气和活力的绿色暗涌不仅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映在王碎奶心中。这个春天，永嘉县政府正式给桥头钮扣市场挂牌。

得知消息的王碎奶，将钮扣摊交给老公孩子，一个人钻研起“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之后，市场个体协会、市场妇女联合会、市场团支部、市场民兵连在钮扣市场相继成立。至1987年5月，钮扣市场成立了在全国极为罕见的由个体户组成的市场党支部，王碎奶当之无愧被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任职至今。

许多事情看似矛盾，实则情理一致。

1979年，以温州为典型的中国式崛起才初露端倪，能否坚持并稳固地屹立在世界经济舞台还需打上问号。毕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一位出国访问归来的政府官员掩饰不住惊讶地对媒体感慨：“西德1977年的褐煤产量为123亿吨，职工2万人。西德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40%是维修人员。他们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纵，一天产煤量就达40万吨。按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产5000万吨煤大约要16万工人。在我参观的另一家电厂，装机270万千瓦，烧褐煤，用人比较多，职工也只有2000人，平均每万千瓦7个人。对比我们北京的石景山发电厂，总装机935万千瓦，职工3300人，平均每万千瓦35人，高出人家4倍！”

中国人纷纷出国访问，国外则不断有人进入中国考察。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在春季来到中国。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颇有点渊源。作为二战犹太难民，他13岁从柏林逃到上海，在上海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整整八年。然而，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可不怎么看好。他在访华后得出结论：“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

国际上，有人忽略了中国微妙且关键的变化，更多的远见卓识之士则开始思索未来中国的走向可能对世界形成的冲击。

本年，香港经济学教授张五常应伦敦经济事务研究院之邀撰写“中国可能的变化”。到内地考察一圈后，张五常惊喜地发现民间的力量正在井喷。由此，他在书中放言预测：“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类似于产权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出现。”

张的想法在当时是很生猛的。当他把书稿寄给美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时，得到的反馈几乎全是质疑。很多人“善意”地建议他不要出版此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用近乎质问的语调问张教授：“你竟认为经济学理论有办法来预测中国吗？”

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否带有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这些论调都是西方对张五常，也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一次“致命的反问”。当然，我们的张五常教授决定我行我素。书在重重压力下终于问世。而未来中国经济形态的走势验证了这位经济学者的高瞻远瞩。

日本人的判断似乎要比美国人高明很多。他们相信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并愿意为此种观点展开辩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森久雄认为，中国经济前途确有许多难点，然而在经过若干曲折后现在正在向前迈出扎实的第一步。在奠定了经济增长基础之后，中国经济就能够出乎意料地迅速发展。美国人的悲观结论在金森看来“太保守了”。

除了张五常和日本人，英国伦敦严谨而不事声张的《经济学人》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的变化。一篇题为《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的文章提出预言：“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长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其在1990年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有人事后将这篇文章评价为“当年度西方对中国经济复苏最具远见性的报道”。事实上，根本不用等到1990年，或者更长远来看，文章的预言就已经得到了验证。9月，一部分来自温州，一部分来自于浙江同样鼎鼎有名的城市义乌的香精和闹钟，被欧盟前身欧共体提起反倾销诉讼。这只是中国和温州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的第一次反倾销案件。而延续至今，温州的皮鞋等商品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诉讼。这让温州的企业家们焦头烂额，同时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经济以势不可挡的姿态融入全球。

2月，伦敦资深记者格温·戴尔在文章中写道：“抛开人类历史近两三个世纪以外的所有时间，世界财富和权力重心聚焦于欧洲——地中海地区和东亚地区。”

欧洲人的工业革命引起历史上短暂的停顿，在这之后的情况是重新确立格局。英格兰和日本完成工业革命分别比欧洲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早五十年。现在，中国正在步类似英格兰与日本开路先锋的后尘，试图后来居上。其依据源自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准确定位。

3月，接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邓小平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历史上最为极端迅速地发展经济的雄大计划”。但他年初与年尾的两次“现代化”概念阐述，并没有在中国立即引起轰动，而在西半球却引发了狂潮般的热议。为此，加拿大《新闻报》刊登格温·戴尔专稿，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将震撼全世界》，摘译如下：

……

当中国自己在今后二三十年里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时，世界也将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人类世界很重要的一切事情——军事和经济的力量、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中，约有一半将再次发生在东亚。这次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它将与西方世界直接相互影响。

那些立志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恢复它先前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人——这种人在中国上层人物中始终占绝大多数——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权力。

……

要是十亿中国人使中国实现了工业化，那么，他们（通过廉价进口破坏进口国本国工业和就业）向西方国家的经济提出的挑战将会七八倍于日本和朝鲜（指韩国。编者注）等亚洲国家目前提出的挑战。

……

二千年前，如果有一位了解情况的客人从火星来到地球上，他会要求到罗马。一百年前，他会去伦敦。今天，他会在华盛顿着陆。

五十年后，这位客人很可能首先去北京了。

那么，果真需要五十年吗？从这一年开始，温州人与全世界一起拭目以待。

小城大事（1979年）

温州晚报：1月8日，温州开放梧田、状元、瞿溪等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粮食和食油。

温州晚报：2月1日，温州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研究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房管大事记：省下达温州市1979年住宅建设计划3万平方米，自筹资金住宅建设计划15万平方米，开始商品房预购工作。

温州晚报：9月15日，省批准开放温州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49:56

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fficeffice" />

原罪，人类与生俱来，洗脱不掉的罪行。

——艾学蛟《生死劫》

改

革的步子，走得有条不紊，人们却总能在空气中嗅到不一样的味道。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年，这个国家正迫切地想要改弦更张。

隔着历史的尘烟可以触摸到那个年代的勃勃生机：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正式营业、第一次发行外汇兑换券、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北京有了第一家个体饭店、海南迎来开放元年。

就其意义来说，这些“第一次”都比不上《人民日报》——这家权威性极强的报纸——第一次大规模多篇幅地报道个体经济的意味深长。

1月，《人民日报》上一篇《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

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革”浩劫，“侥幸”经营了20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1953年1月开办的，至今坚持营业20多年……开业20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10元计算，共交给国家3000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5人次计算，一年是1800人次，20多年来住店的，就有46万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

3月，《要把小商品生产搞活》；6月，为长途贩运是否“投机倒把”辩护，得出结论：“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7月，《怎样看待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8月，《上海私营饭馆“味美馆”生意兴隆》；10月，《正确对待城镇个体经济》……这是高层试图借助舆论，消除公众的顾虑。

《人民日报》刊载的意味深长的文章，对于偏南一隅的温州是否能够一叶知秋，我们无法得知。身处底层、读书少、鲜有读报习惯的温州第一代创富者，通过报纸洞察先机，似乎又显得极为困难。因此，很难断定，领导们体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良苦用心，温州人能否体会。不过，这群草莽正在发财欲望的左冲右突中，游走于灰色地带，建构着温州的民间商业体系，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原罪。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中，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的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如此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仅仅用“有”还是“没有”所能讲清楚。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这座城市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如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也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的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淋漓尽致。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温州靠近台湾，地缘优势明显。与其隔海相望的岛屿之间，两岸人可以自由来往，为走私提供了天然的交易所。走私风大约始于1977、1978年前后，到1980年左右盛行，直到1982年仍然余风强劲。

一开始，走私行为多为小部分渔民“散兵游勇”之举。可那时，物质是如此的匮乏，而人们对琳琅满目的新鲜外来货又是如此渴望。以全自动机械表“东方表”为例。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块120元，普通工人省吃俭用一年才能买得起一块。走私的“东方表”售价60元，性能好，外观更漂亮。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给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站在今天的角度，经济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温州走私的故事。或许他们认为这段历史只是温州发展三十年中的末端小节。可实质上，它却是日后掀起大事件波澜的机缘。其间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

有关原罪有罪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是注定的目标。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过后，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而且别有收获，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

这些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朋友，居然分别邀请杨介生到家里做客。而每次接到邀请，杨介生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一个堆满了大石块的玻璃瓶，看起来似乎已没有空间，实际上大石块之间的空隙，还可以容纳小石子；最后，在石子的缝隙里，还能继续填满细沙。当很多白手起家的人抱怨创业荒凉、四处贫瘠、资源寸草不生时，不妨看看杨介生这位草根民营企业家的辛酸积累。

当上海对杨介生不再陌生的时候，他决心自己创业，在四川北路的白厦宾馆，租住了整整三年。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51:02

9月27日，来信在《温州日报》一版显要位置刊出。文章同时配发编者按，欢迎读者踊跃讨论。fficeffice" />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敬练的“苦恼”迅速在温州全市城乡传开。各类群体积极来信，各抒己见，畅谈看法。一周后，日报专门开辟“《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引起的讨论”专栏。持续三个月，刊出《不能把“苦恼”归咎于放宽经济政策》和《“穷”是最大苦恼》等言辞犀利、内容振聋发聩的文章。

改革是个大篮子，装得进农村联产承包，也盛得下在小镇、城市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四处突击的个体经济。或许，两者不能齐头并进，但可以互相推动着跌跌撞撞前行。就像陈敬练提出“城镇出现‘夫妻店’、‘兄弟厂’，那么农村分田到户，‘父子队’、‘兄弟队’有何不可？”这是城镇个体经济带来的示范效应，给了陈敬练理直气壮的底气。而当温州农村改革因陈敬练这么一“闹”时，同样让城市里的个体经济暗自窃喜。

有的历史回过头看不堪入目，有的却禁得起持久的注视。所以，很多温州人坚定地相信，“大讨论是‘温州模式’思想大发动的首个阶段”。蔡育麟在《为“温州模式”鼓与呼》一文中指出：“讨论进一步解放温州干部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消除顾虑、纠正错误，树立起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而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讨论让温州人搞经济的思想更活跃，步伐更激进，由此延伸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专业承包”乃至“胆大包天”、“无所不包”，道路越走越宽，终于赢得世人注目和赞叹。

政策变得宽容，这是温州个体经济日子好过的信号。不过不可否认，当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明显感知金融改革变暖的迹象。初夏，中国首次进行农村金融改革，位列“温州模式”三大内容之一的浮动利率浮出水面。整个事件惊心动魄，但在温州政府与民间力量齐心协力的推动下，一步步成就了温州成为中国首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创举。

苍南金乡镇，明朝曾是抗倭的军事重镇，迄今已有600余年历史。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从这座浙南小镇拉开帷幕……

1978年以前，外面各种政治经济运动轰轰烈烈。在金乡，家家通过制售、外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发家致富。1978年以后，金乡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急剧发展，金融政策却严重滞后。

保守的银行机构不可能给个体户发放贷款。个体户从银行贷款成功，需要等到1983年。那年，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安排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2000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人民日报》有专题报道：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２万余元。

温州个体经济，除了要提防阴晴不定的政策，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也时常发生。融资困难导致民间高利贷风行。国家基准利率月息6厘，民间高达两三分。与此同时，金乡信用社承担农业贷款与农民生活贷款，连年亏损。信用社主任陈礼铨思忖破解之策，“以信用社名义提高利率，抢占民间借贷市场”。国家当时严格管制利率，利率浮动需国务院批准。私自调动，触犯政策红线，责任人随时可能被摘掉头顶的“乌纱帽”。

中国人从来不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而恰恰，中国的经济改革往往又是自上而下，因而制度的变革时常落后于现实的实践。

于是乎，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人或企业就已然跃跃欲试，一步跨在改革的前列。就如民营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之说时，一些企业搭起民营企业的台子，挂国企的牌子，绕道而行做自己的买卖。从今天法律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在空白处已然犯规，但放在当时或是颇有胆识之举。

利率浮动是绝对的禁区。试验之初，除了信用社的三个人，陈礼铨连自己老婆都不敢告诉。他唯一的惊人之举是租下两间店面，将信用社迁到繁华地段。不敢大肆宣传浮动利率，一切运作都是私底下、小范围、偷偷摸摸地进行。大家积极吸纳放贷，不出百天，吸收存款125万元。

陈礼铨想方设法地掩盖信用社的“违规之举”，可金乡浮动利率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县、市一级及更上面。县、市行抱着默许的态度，而更高的上级行却责令停办：利率是国家统一的，谁也不准动，谁动就犯错误。

无奈之下，陈礼铨“阳奉阴违”：对上说，已停办；对下说，照样办。交通和通信的滞后，反倒成为他与上级“玩太极”最有利的条件。上面了解下面的情况，往往需要相对较长的取证过程。利用时间差，信用社以加速度扩展业务。当信用社有了一定规模，陈礼铨斗胆联合另一位利率改革推手陈岳清，联名向上级申请批准实行浮动利率。他们言辞凿凿：“供销社有议价商品，粮食局有议价粮食，信用社搞议价利率有何不可？”

反问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银行总行派政策研究室主任丁非皆率队调研，得出结论：此事与法规相抵触，但的确合情合理。临走之前，丁非皆示意陈礼铨：“先试试。全国放在你们金乡试点，搞好了全国推广，搞不好就你们一家。”“丁主任，口说无凭，你要把话记在我的笔记本上。”陈礼铨拿出早准备好的笔和本子。丁提笔写下“在国家计划调节下，引导市场调节，融通资金”。

10月1日，金乡信用社在店面门口张贴公告，宣布实行浮动利率。陈礼铨找来专业户，开协储员会议，宣传信用社的浮动利率。政策不稳，改革开放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富裕起来的农民对公开财产大都有所避忌。为此，信用社破例做出决定：“不愿到信用社来存款，信用社可派人上门办理；储户不愿写名字，可用代号代替；怕来取息给人看到，信用社可派人按时送上门。”

之后，陈礼铨又召集个体户开会，询问是否需要一分五利息的贷款，响应积极。如此一来，浮动利率最大限度地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将之投入到个体经济，为个体户在初创阶段提供资本借贷。

一场打擦边球的金融改革，为融资难的个体经济带来曙光。据统计，“当年金乡的金星村，全村产值三年之内从过去的13万元跳到326万元，人均收入从70元翻到了672元。”不仅如此，金乡信用社因赚取利率差价而彻底脱掉亏损帽子，盛行已久的高利贷也得到抑制。

中国金融改革的这场破冰之旅，在国有银行不向个体经济借贷的时代，灵活地解决了个体户面临的经济难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金融市场。虽然经历了太多的质疑，杂音最终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逐渐消失殆尽。许多信用社负责人纷至沓来，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连广东也一批批来人考察取经，有时一天接待三四拨客人”。一条锁链被打开，温州经济改革发生着更全面的解冻。

上层的领导面对政策前思后想，小心翼翼地探索着指引的方向，下层的人民也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很多时候，思考与践行两者之间并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52:24

8月15日，一则关于温州的报道出现在《人民日报》。在这篇名为《活跃的温州市场》的文章中，作者万分激动地写道：fficeffice" />

到过温州的人，都感到温州的农副产品市场和饮食服务行业非常兴旺。点心从早晨四时到深夜零点，随时可以买到；谁家如有宾客临门，生熟菜肴也随时可购；一年四季做衣不成问题；理发、修配也不犯难。

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市场冷冷清清，群众吃了苦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有关部门清理了“左”的影响，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流通渠道畅通了，商业网点增加了，市场活跃了……

在我们国家，还有什么舆论像《人民日报》那般能真切地反映上层的态度和国家的情绪？文章的意义显而易见。这恰说明主流媒体对温州这个向来“惹是生非”的城市正在轰轰烈烈探寻市场经济的行为开始持“暧昧”的默许。

舆论的支持，似乎对商业形态处于懵懂状态的温州推进多种经济产生了事半功倍的效用。但是，温州，尤其是当地私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承担着非议的压力，发展跌宕起伏。这其中除了社会陈旧保守的观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外，其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才是外界否定他们的主要原因。

正如一扇小小天窗，在带进了清新的空气的同时，也放进了苍蝇。《活跃的温州市场》刊出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撰文《温州地区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揭示部分温州人所谓的“工厂”和他们的骗人手法：

１订合同、出广告就凭书包里的一个假印章。“书包工厂”伪造温州市各部门的印章，以及各种对他们有用的印章。凭这样的假印章，骗了全国各地许多单位与个人。刻假印章招摇撞骗，在温州已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所以，按读者揭发的厂名去找，好多都是查无此厂。乐清县清北公社农副产品加工厂，经县有关部门批准后，刻了印章，但至今没有资金、厂房、设备和固定人员；印章放在书包和抽屉里，作为投机骗钱的合法招牌。

２最近，温州市有两个人骗了七万元。起初，这两个人向工商行政管理局打报告，说他们现办厂的厂房、设备、技术力量都有一定规模，请予批准。为了慎重，管理局人员到厂里察看，果真如报告中说的那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不久，他们骗钱的事情暴露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知道受了骗。原来，骗人者事先与那个厂的领导拉好了关系，该厂同意骗人者利用他们的厂。像这样借厂行骗的事在温州并非罕见。

３骗钱发工资。有些社队企业由于没有正式生产计划，时停、时开。开不出工人工资，就想歪门邪道。有一工厂用发假订货单的手段，骗了黑龙江省一单位的几十万元，几年不交贷款。这个单位派人到温州法院申诉。经法院一查，骗钱的工厂的财产早已被分光吃净，骗来的钱也分光了，无力偿还。

……

温州好些地方制造假黄连素成风。瑞安的一个公社就有30多个这样的厂。这些假药厂是未经批准的非法生产单位。他们制成的假药，以三倍、甚至五倍、八倍的利润，通过各种渠道，大搞不正之风，直接远销省外医药公司或医疗单位。瑞安县封了52个假药厂，把其中骗钱多的一个厂的负责人拘留，法院依法判了刑。处理前，有人为犯罪分子开脱：这药不是假的，因为有成本，虽治不好病，但也治不死人。有领导同志求情说：“社队企业没饭吃，望你们高抬贵手。”

三十年世景变迁往往让人恍若隔世。回头来审视上述文章的要义，说明事实上温州私营企业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非规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市场经济的闸门如“潘多拉魔盒”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势不可挡渗透进来，无法逆转。初始，水流很小，却相当肆意；随后，它在妥协中积蓄力量，集涓为流、轰然成势；最终，水浊水清，集建设和破坏于大成，推倒旧的秩序，新的天地以混乱无序的面貌呈现出来。在这天地之中，温州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在体制外拼命呼吸，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与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背景下高速成长。这样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企业群落的草莽和灰色，使其在有些时候为了逐利而不择手段。

经济学家钟朋荣曾经谈及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温州人思维的无模式。”自从踏上改革开放的节奏，温州形成了一个民间力量与改革勇气井喷的经济活跃地带。推陈出新、唯利是图、自强自立的精神，注定其是草根经济崛起的典型，少有国有企业，但家庭式作坊和私人工厂已成燎原之势，怎一个“活”字了得，又怎一个“乱”字了得。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异端”。

因此，正是《人民日报》那篇分量十足且针对性极强的文章，理所当然地给了一些以严肃自居，而看不惯温州发展模式的领导予以整顿的口舌与把柄。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一下车直奔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感觉一脚陷入了“敌占区”——到处是杂牌的小作坊和灰头土脸的农民推销员。他感觉温州已经到了非“治乱不可”的地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年底，颇具声势的检查在温州迅速开展。检查本应只是维护经济秩序的行为，可是一场经济整风的暴风雨却悄然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兴师问罪”的氛围愈加浓厚，1982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

小城大事（1981年）

浙南日报：4月13日—17日温州地区工交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题是搞好工业调整，把我区工业生产搞上去。

浙南日报：5月26日，温州地区1979—1980年科技成果授奖大会隆重举行。136项成果获奖。

温州晚报：8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简报刊登《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一文，并加按语肯定永嘉“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浙南日报：9月20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温州办事处“鳌江轮”首航日本。

浙南日报：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市合并，建立温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董炳宇任第二书记，郑嘉顺、李裕林、张永祥任温州市代市长。

浙南日报：10月21日，香港“海天”号轮首航东沙港，装运活石斑鱼出口，从此洞头海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浙南日报：10月10日—18日，温州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提出要发展三中全会以来大好形势，把温州各项工作搞上去。

浙南日报：12月25日，温州汽车客运西站建成。占地面积397亩，可供2000人候车。

mary029129 · 发表于 2009-7-16 10:55:21

温州个体户们的命运也是冰火两重天。经济整顿目标旗帜鲜明，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当权者的眼，被“开涮”也就不足为怪。可仍然有幸运的个体户，瞒天过海，小心翼翼地做自己的小买卖。fficeffice" />

相对于郑荣德的激进与大胆，柳上淡就谨慎了许多。作为温州第一批个体户，柳上淡本人几乎见证了温州民营经济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位不修边幅、习惯穿拖鞋的企业家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尴尬。

17岁，柳上淡当上五六十人的镇办机电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2元。厂业务不景气，十多元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出。柳上淡的唯一收获是，学得一身精湛技艺，为日后在机械制造领域叱咤风云奠定了基础。

从学徒到工人，一干就是十年。27岁时，柳上淡感到“这样下去连老婆也娶不到”。于是他与几位朋友开办地下工厂。上海、南京、西安到新疆，他走遍大江南北，拿到大批电焊机、卷扬机的业务订单。接到业务后，没有图纸，柳上淡花100多元买海蜇皮、虾干等土特产跑到上海“等价交换”一大捆卷扬机的图纸。那年月，温州人缺技术，上海人则想吃海产品。在朋友的配合下，一间公社化留下来的农机修配小厂里，柳上淡生产的卷扬机质量达到部委颁布的设计要求，受到各省建委技术部门的认可。

至1982年，柳上淡已经腰缠万贯。具体到有多少钱，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他从上海回家过年准备买几支别直参。南京路外滩一家药店，因为柳上淡穿着旧大衣，营业员操一口上海腔对他说，“侬不用看，不用看了，这种东西不是侬这种人买的。”

柳上淡反问：“多少钱一支？”

对方说：“120元一支，侬买不起的！”

“我买，你里面还有多少支？”

“还有11支。”

柳上淡拿出两捆人民币说：“我全买，全都给我。”

就是这么有钱的柳上淡，怀揣着大把钞票却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万元，联络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的朋友，征地三亩，合股扩大生产规模。一腔热情的他来到鳌江镇政府，请求一位副书记支持。话没能讲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告诉你，你搞资本主义的检举材料早已经到了书记陈桂莲手里。”

听到书记的话，柳上淡拔腿往家跑。他立即将已凑起来的股金重新退还，把自己的32万元深深地埋在地板之下。

后天的努力能否改变未来的命运？

有人说，非要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到头来只是徒劳。可是本可以改变的却不努力，那就是懈怠。换句话说，既存在因后天努力而改变的命运，也确实有由命运主宰的人生。令人迷惑的是，人不可逆天而动，但人的行动都是为了逃脱宿命。那么，是虚妄的盲动还是满怀希望的拼搏，林敏芝站在了人生的路口。

林敏芝算是一个颇有想法的温州女人。这一年，她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借来买机票的钱，毅然踏上赴美打工的旅程。

在挣钱欲望的冲击下，林敏芝一天做4份工，伺候过一大家子台湾人，为有钱人照顾他们的宠物猫猫狗狗；卸车扛过猪肉，一扇肉上百斤，“扛得男人都想哭”……不久后，她专门到曼哈顿一家西餐馆打工，学习英语口语；同时在台湾人开的房地产公司打杂，偷偷学艺，拿到房地产经纪人执照。在正式做房地产经纪人的10个月，林敏芝挣了8万美元佣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家名叫“梨园”的餐馆，以及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和曼哈顿时报广场上的两家百货礼品店。

创业的成功需要时间的沉淀。直到1997年，林敏芝才完成由“个体户”向“投资家”的转变过程，成为美国商界闻名的风云人物。那年，林敏芝得知，一个叫河头镇的地方有家旅馆正在拍卖。那是当地最破旧且已荒废的旅馆。有56个房间，里面的住客却多是毒贩和妓女，衣着破烂、臭气熏天。地上到处是烟头、酒瓶、针头，时常还有流浪的猫狗。当地居民甚至打算筑起墙，把旅馆挡在视线以外。

当我们一再拿“吃苦耐劳”、“善于钻营”这些经商必备词标榜温州商人时，千万不要忘记温州人对商机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总能从“红海”中提炼出“蓝海”，继而产生“杠杆效应”，转动各自的经济乾坤。

旅馆表面破旧，但林敏芝看到了背后的价值——旅馆边有美丽的风景：平缓清澈的河流、茂密的树林、优雅的天鹅、名牌集聚的专卖店，大量有钱人到这里度假。这样的地方，需要一家环境幽雅的酒店。她买下旅馆。在警察协助下，一间一间客房地将流浪汉、毒贩和妓女“请”走。虽然其间，林敏芝不断遭到不愿搬出的“房客”的辱骂和死亡威胁。她还申请消防许可，烧光原有的家具和地毯。在花费100多万美元后，小镇上最好的“绿景旅馆”闪亮出现，自然门庭若市。

如能将时间的跨度纵深至2008年，26年天壤之别的人生境遇也绝对称得上冰火两重天。当初的供销员朱诗力，现今已成为奥运会印刷服务供应商。当奥组委宣布消息时，他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

回到1982年，这一年，19岁的朱诗力开始为家乡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出师似乎不利，28天跑遍广东花去263元。

温州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虽然出身底层，并不显山露水，然而在他们思想深处非常渴望出人头地。因此，为达到目的，他们会迸发空前勇气，费尽心机。如同朱诗力，当偶然得知一家国企总经理办公地点时，他混进厂区，闯进办公室，请求老总答应以低于原供方20%的价格签单，13天拿出样品。

对于朱诗力，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只有一步之遥，“坚韧”则帮助他顺利实现了冰火两重天的跨越。之后10天，他彻夜未眠，找人制版、出样，提前三天将样品送到对方办公室。企业老总目瞪口呆，当场签定50万元供货合同，预付10万元定金。

[传递书] [原创]连载《温州样本——温州民营经济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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