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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草根资本，早就习惯了靠“嗅觉”捕捉机会。于是便有了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也是只见过一天阳光的地上钱庄。ffice ffice" />
钱庄老板，是曾在国营医院收发室当班的青年方培林。开办钱庄前，他曾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寻找政策依据。细心的他竟然在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他立即大胆解读：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
为长远发展，方培林经营管理中采取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数量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同时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9月19日，方培林拿着材料申请。镇政府专门召开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镇委书记黄德余反馈说：“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为求稳妥，黄德余觉得应该有上级“批文”，但考虑让上级“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为时尚早”。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足足早了一个月。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三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钱庄的挂牌，绝对冲击力十足，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而因其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条例，以至于《温州日报》记者撰写的《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没能刊登，只能以转为内参的形式保留下来，文章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库经济繁荣，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60%；企业也发展到240家。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月利率达到2%4%。镇上的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他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
钱庄开张当日，方培林贴出比银行更优惠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三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钱庄经营灵活自主，弥补了银行因各种制约造成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手头现金不足，方培林会以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他不停地奔走于客户间，了解各家企业运行情况，及现金余缺，判断贷款额度。他还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能有15万现金解燃眉之急。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开张不到一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经营没有问题，也得到当地政府公开支持，但上级部门横加干涉。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转入地下。尽管转入地下，钱庄依然顽强地生存了近五年之久。而在钱庄存在五年不长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刁难。钱庄的定性，金融界争论不休，大多数权威人士干脆直接否定。钱庄本该持有由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实际上在几年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经营。
应健雄试探性地给人民银行总行写过批准签发方兴钱庄“金融许可证”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回复姗姗来迟，一年后才发来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电传同时抄送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为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率先批准温州施行利率改革。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在变通后的银行包夹中，方兴钱庄未能成功突围，出于经营原因自行关闭。由于业务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认真负责，钱庄关闭后的扫尾工作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纠纷。
钱庄虽然停业，但这股外围力量势不可挡，促使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步伐再也无法抑制。而变革来临之前，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能感触到冰山一角。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的力量。他们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后，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方兴钱庄”开张一年后，温州全境爆发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灾难”。不过，这已是发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温州城向南，一路跨过云江大桥，沿鳌江溯源而上，便是苍南龙港——这座以“中国农民第一城”闻名的小镇，日后被称之为“温州最早、规模最大的炒房团发源地”。
龙港以鳌江河为界，这边方岩下村，属苍南，对面鳌江古镇，仍属平阳。那时的方岩遍地芦苇，一片涂滩，码头上挤着争抢生意的三轮小车，两旁零星地散布着一些食品店和印刷品店，镇里唯一的电话机需要人工转接，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连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这便是1984年之前龙港的原始素描：荒凉，少有人烟。
而故事的主角陈定模，当时还和龙港毫无干系：出生在钱库镇的他正意气风发地从平阳县宣传部调往钱库区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不出三年，在所有人眼中平步青云、前途大好的陈定模竟与龙港这个破落小镇结下了不解之缘。
年初，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深圳，以题词的特殊方式勉励特区激进的改革者时，一个奇迹般的造城运动在温州正蓄势待发。1984年3月苍南召开现场办公会议，为龙港建设献计献策。会议上，陈定模提出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想法得到领导肯定，同时意味着龙港建设甫一开始就带上了炒卖地产的强烈色彩。
回到区里，踌躇满志的陈定模宣传动员900余“两户”报名到龙港投资落户。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的问题，900余户无法落户龙港。
失信于民，颜面何在？调任龙港的决心在陈定模的心中成型，他的人生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方向。当时，他已得知自己将被派往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并于次日上午10点宣布。一夜辗转，清晨陈定模敲开县长家门。原定10点的会议延到11点钟。常委会上，陈定模被任命为龙港镇委书记。
6月3日，43岁的陈定模与七位主动请缨的干部，来到放眼望去了无生气的龙港。揣着3000元经费，八个人要在荒芜之地开辟出一个天地。这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龙港建城，光造路、供水、排污三项公共设施，500万元只是基数。陈定模们的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面对困难，陈定模不只有莞尔的勇气。他从中央文件中找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白纸黑字。在上级默许下，龙港按不同地段划分土地等级，大规模有偿出让土地。作为回报，凡购地建房、经商办企的农民均可将农村户口迁进龙港。
现实的需求很快被证明真实的存在。
大批从半手工家庭作坊起步而富裕的农民提着一包包的钞票，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陈定模的面前。要在龙港立足，至少需要三万元资本，方能进入。由此可见，门槛着实不低。但接下来的日子，“进城办公室”前人流如潮，政府只能组织民兵临时维持秩序。通往龙港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建筑材料的汽车在愉快地飞驰。
新建的楼房一天天地升高，新浇的街道快速地延伸开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雏形初现。
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参观考察者蜂拥而至。可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尽管陈定模对此成竹在胸：
他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出口成章。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