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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人生
金明被开除后，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他心中很痛苦，明明认定工作就是受剥削，却又不得不去工作。
他是这样打算的：既然是被受剥削，那就悠着点做事情，尽可能少受剥削。少受剥削的途径在哪里？就是少创造价值，能够不创造价值最好，只要工资不少一分钱。一旦“不小心”创造出较多的价值，他不是感到高兴，不是感到自豪，而是感到痛苦，因为这份价值是属于万恶的老板的。当别的员工完成任务，充满成就感时，他就觉得那些员工脑袋有问题——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哩！
上班时间上网打游戏，在金明看来，是从剥削他的老板手中讨回属于他的时间；利用上班时间溜出去喝茶、打麻将、逛街，他认为是对付剥削者的手段；任务来了，能够成功逃脱，责任来了，能够为自己开脱，他认为是被剥削者战胜剥削者的成功案例；出卖公司利益，在他看来，是和资本家作斗争……他的很多观点，即使没有敬业精神的员工看来，都很过分。
“有什么过分的？对待资本家，就应该这样！”他还是那样愤青，他甚至为那些员工觉悟太低而感到痛苦不堪。
工作之余，他从不学习，身上没几个钱，却喜欢打麻将赌博，有时赌得连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押上了。
虽然，在任何一个公司，金明都有一部分粉丝，然而，却很少有人像他那么偏激。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一个人冲锋陷阵。
他的冲锋，取得战果了吗？没有。他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一阵子，他身边的同事甚至认为他精神方面有问题，建议他去看看心里医生，或者直接住进精神病院。为这种嘲弄式的建议，他差点和人家动刀子。
金明陷入了失业、找工作、再失业、再找工作的恶性循环当中，一年当中，他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时间是奔走在求职路上。
他一直都生活得很艰难，常常连房租都付不起。
他是家里的独儿，再没出息父母还是寄希望他传宗接代。老家在贫困的乡村，父母给他物色了一位农村姑娘，姑娘看他是大学毕业生，对他还不错。但他却看不上人家，说人家没文化。最后，是迫于父母压力，加之实在找不到城市姑娘，他才答应了。
不久，孩子出生了。为了教育好孩子，他把老婆孩子接到城市里来，居住在一个棚户区，和一群卖苦力的建筑工人混杂在一起。因为找不到好工作，拿不到满意的薪水，他常常连养家糊口都难，老婆不得不去捡垃圾补贴家用。
后来，因为城市规划，他们居住的棚户区被拆了，他不得不去租小区房屋居住。他的薪水始终很低，少时几百元，多时一两千，每月房租就要四五百元。
生活不如意，让他变得消极颓废，做“愤青”时的正义感，被仇恨所取代，仇恨一切有钱人和当权者，认为是他们让他生活如此糟糕。有一次，他甚至当街打警察，被拘留了半个月。还有一次，他喝酒之后打了一位老板一拳，老板找来打手，要剁掉他的一根指头，若不是他的老婆带着孩子跪在那个老板面前求情，他的手指肯定少一根了。
失意中的金明，有一个被熟人视为笑柄的观点：“我是国家公民，国家有保证我吃饱穿暖的权力！”
三剑客中的另外两个人境况如何呢？
秦奋翻过“剥削”那道门槛后，坚信打工也是当家作主，身为职业经理人应该和老板同一条心。
他先后到过三家单位，三家单位的老板都非常赏识他，他的职位不断升高，薪水不断增加。当他30岁那年进入钢铁公司时，老板为了留住他，给了他股份。如今，秦奋不仅是一位相当知名的职业经理人，更是一位讲师，工作之余，他奔走于各个讲坛，与职业场的人分享他的“价值分配理论”。
如今，他40岁了，住着别墅，开着价值一百多万元的汽车，孩子在加拿大上学。
钟诚呢？
钟诚翻过“剥削”那道门槛后，一直坚持着他的劳动力交换理论。在32岁之前，他和秦奋一样，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为聘用他的每一位老板供应最优质的劳动力商品。在他独自创业之前，他的年薪已经达到100余万元。
秦奋从价值分配理论角度，关注着如何敬业。钟诚关注的则要宽得多，他从员工角度，关注如何敬业地工作，又从老板的角度，关注着如何“买”到优质的劳动力商品，如何维持与员工的良好关系，如何管理员工。这两个角度，让他既学会了做优秀员工，又学会了做优秀的老板。他认为，优秀员工和优秀老板，在劳动力交换过程中，做到相互诚信，等价交换，就不存在剥削。
32岁时，他用做职业经理人积累的资金，开创自己的事业，并在几年时间内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成为当地最大的企业家。
不幸的结局
王小姐的死，让钟诚更急于找到金明。他知道，金明如果不尽快投案自首，就可能面临极刑。
金明因为生活不如意，很少和熟识的人来往。要找到他，还真不容易。钟诚只是知道他曾经在棚户区住过。
王小姐死讯传来的当天上午，顾不上安排善后事宜，钟诚就换了一身工装，戴上墨镜，开着一辆破车，开始寻找金明了。他这样打扮，为的是不被人认出来。
棚户区早已经被高档社区所取代，哪里还有当年的影子？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钟诚心中充满自责，这些年来，他没有帮助过金明，连面都没有见过。早些年，金明不当他和秦奋是朋友，他和秦奋曾经生过气，并决心不管金明将来怎么样，都不会理他。但随着事业成功，钟诚越来越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他曾经萌动过让金明到自己公司来工作的想法，但苦于找不到他。
那天，钟诚东奔西跑，总算碰到一个老门卫，老门卫告诉他原来棚户区的人们现在住在哪里。
那是一个安置小区，有上千户人家。钟诚挨个挨个院子询问，都没有认得金明的人。
在放弃寻找金明之后，钟诚直接到了秦奋办公室，把玉佩的事情给秦奋说了。他希望秦奋也来帮助寻找金明。
秦奋知道后，也对金明非常担心。
警方这边，派出了几十个人，拿着那块玉佩和玉佩照片，展开了调查。在文物市场的一个小摊前，一名便衣警察找到了线索。
“有印象！”60多岁的摊主肯定地说，“这玉有三块，是一个瘦小的男人的，他一直说这玉很值钱，每块要卖1000元，但据我看，每块顶多20元。”
“您能描绘一下这个的相貌吗？”警察问。
“瘦瘦的，黑黑的……哦，对了，有他的电话！”摊主说着，拿出一个小本子，本子快写完了，每一页上面都乱糟糟地写着电话什么的。
摊主翻了老半天，终于停了下来，兴奋地说：“就这个人。”
那个人名叫金明。可惜写手机号的地方，已经被撕破了，缺失了五位数。
警察回去后，通过电脑查到，全省有3000多个叫金明的人。
就在钟诚和秦奋讨论着如何寻找金明时，钟诚竟然收到了金明发来的短信：“钟诚，我是金明，我知道你的员工死了，她是我杀的，保险柜也是我撬的，我这么做，是因为你早已经成为万恶的资本家，成为了剥削员工的吸血鬼！”
钟诚立即按短信后面的号码拨过去，却已经关机。
“找电信局的朋友，卫星定位！”秦奋说。
作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家，要通过卫星定位寻找一个人，那是太容易了。
手机发短信的位置，在一个被称作城中村的地方，那是最后一片待拆迁区域，有大片农民的旧房屋。但那个手机卡再也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无法再实现定位。电信局的朋友说，估计卡已经被抽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钟诚和秦奋分头寻找金明，各自还派了几名心腹员工寻找。目标集中在城中村那一带。
有一天下午，在一个菜市场门口，钟诚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金明！虽然多年不见了，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看起来，金明还是那么精干，显得身手敏捷。
“金明！”为了确认，钟诚走下车，大喊了一声。
那个人停下来，转过身来。钟诚摘下了墨镜。钟诚经常在当地报纸和电视上出现，金明也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了。但金明并没有逃跑的意思。
“钟老板，带人来抓我了？”金明说着，哈哈大笑。
“你看我身边还有别人吗？”钟诚说着，打开他的破车，车上是空的。
“哼，你直接报警得了，何必这么麻烦。”金明不屑地说。
钟诚知道，要让金明从心中接纳他，是很难的。但他必须把希望他投案自首的意思传递给他。
他叫金明去茶馆或咖啡馆坐坐，金明却一屁股坐在水泥栏杆上，说有事就说，有屁就放。
“自首？”金明又一阵大笑，“自首了，就马上没有自由，我还想逍遥几天啦！”
钟诚感到很无奈，他表示希望能够帮助金明。
“你帮我？你是剥削者，可能帮我？”金明说，“要是没死人，倒是可能，现在死人了，没用啦！你别在这里假慈悲了，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光阴。”
金明说完，起身走了，边走边说：“前面，第三排房子，第五个楼梯，三楼，随时等着你带警察来。”
既然这样，钟诚认为应该向警方报告了，将金明绳之法，也算是给死去的员工一个交待。当天下午，钟诚还没来得及向警方报告，警方就已经把目标锁定在金明身上，并拿着玉佩来向钟诚求证。事已至此，钟诚在和秦奋交换意见后，向警方说出了金明的住址。
警方赶到金明租住的家中时，金明却已经服毒药自杀。他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
这是一个处处充满剥削的社会，我无力改变，我放弃了，我走了……
在金明的衣柜里，警方找到了另外两块玉佩，分别刻着“三剑客2”、“三剑额3”。
金明的死，给钟诚和秦奋心灵上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们决心帮助更多的职场人士翻越门槛。他们各自都整理了自己的理论，以便广泛传播。我们这本《谁在“剥削”你》第二、三章，就是根据秦奋的“价值分配理论”整理的，第四章则是根据钟诚“劳动力交换理论”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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