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的是,本“批判”的原则不是就文章说文章,不去评价文章优劣与否,仅仅是从文章所显示出来的观点、思想出发,进行辩论。如果我们的论战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则家园幸甚!
首先聊一聊关于“两个脑袋”的说法。
作家王蒙在他的散文《逍遥游》(人民文学,1982年7月号)中回忆他在新疆伊犁下放期间,与哈萨克、维吾尔、回等民族群众一起在“文革”期间的生活经历。文章在谈到哈萨克大婶和他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的表现,用了一个词,“两个脑袋”。这是哈萨克群众在文革中对于有海外关系者的称呼,意思是我们通常见到的是有形的面孔和脑袋,但是还有一个无形的脑袋,我们看不到,并且时刻使人感到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文革后,另一个无形的脑袋当然逐渐公开化了,并且富裕了,使得那些只有一个脑袋的人们颇为不平,想到这里,作为王蒙忠实的读者的我也不禁为王诙谐的写作风格而哑然失笑。当然,笑完之后,留给我的是更多的思考。两个脑袋的视界,显然使人们大大拓展了思维活动的范围。所以才有更多进步。
这只是两个脑袋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更多时候只有“一个脑袋”。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而且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国内、省内、县内或者村内,足不出户,没有任何使自己具有“两个脑袋”的海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平线此次前往不列颠求学,正在谋求属于自己的“另一个脑袋”。
我想要表明的观点是,我们只有一个脑袋,我们能否使自己的视野大得拓展?
地平线在他的《爬山和视野》文章中,对于学习电信运营期间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列举,力图说明这是形成全球视野的要素。当然,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当然比不上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我们应该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相信地平线将为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成绩。说小一点,将来地平线或许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电信运营机构。
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两个脑袋”被发现的危险了。两个也逐渐统一为一个,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一些极左的东西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在只有“一个脑袋”的中国人里面,出现了许许多多具有全球视野的精英人士,并且有许多并没有经过海外留学或游历的洗礼,也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只有“一个脑袋”。就例如当年以卖葵花籽为生的芜湖人年广久,他也知道应该将小小的葵花籽做成国际化产业,“卖到美国去”。他的一番话还得到了当时的总理赵紫阳的重视。
另一个例子是马胜利。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中国最早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经营的先驱。马胜利早在1984年就对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顺便说一句,当时他也只有“一个脑袋”。所以,我先不提全球化视野的概念,只是说马胜利有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识。这个意识的基本点,是西方企业制度对于中国经济界在当时的影响。现在马胜利是青岛双星股份公司的顾问。
聊到这里,对于视野的问题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根植在中国土壤中的中国商业界,实际上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思想来思考经济问题和企业问题,但是已经和世界逐渐接轨。中国商业界的精英们实际上大多数只有“一个脑袋”,但是同样他们有全球化视野。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同样是先进的、与时俱进的,不一定大家全都应该接受纯粹的西式教育或者经历西游才有。哈佛的教材同样也把海尔的经营作为案例。
当然我不是在否定西游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对我们的思维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使我们能够具备两个脑袋的思维。很可惜,很多人西游回来,仍旧是“一个脑袋”。关于这一点,地平线的《留学的目的:学习还是游历》文的跟帖中我有评论。
先到这,期待大家批评。
0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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