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liuye2009在2009-10-9 9:00:11的发言：首先资本家不是个贬义词 我承认软力量使得万科如鹤立鸡群般在房地产行业中占到了房地产企业难以企及的高度。 王石以及万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牢记社会责任的价值观。 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牢记社会责任这是三位一体的 道路与梦想粗略看过几眼 可以吸取一些营养 万科倡导健康丰盛的人生，追求个性发展与团队意识的协调一致，因为他认为这种追求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 我想在地震事件中 王石食言了
王石不是食言，对这件事情评价最到位的是吴晓波老师：他的观点是中国企业家的不成熟，这表现在对政治的相对“弱智”。
转载吴老师的文章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