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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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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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着，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里，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后来一段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屋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在生活中，我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的。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的。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但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而我们在工作中，已获得最大的报酬。
　　而且，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心惟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件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非浅。当他猝然长逝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
　　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物、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身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本文作者：孙燕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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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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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本质的事。它没有什么可伟大的，但它是不能缺少的。
　　像从小到大，一个人为了什么而活着，会有不同的答案一样，对我来说，为什么写作，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答案。
　　十三岁左右，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一个故事当成最好玩的游戏，最真实的谣言来写，那时候是因为我太寂莫。没有书读，亦很少有朋友，那是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所有的人都好像睡着了一样的寂静，所有的家庭好像在晚上九点以后都关灯睡觉了，连时代都那么寂莫和茫然，何况一个小孩。无所事事的时候，只有在家里玩一叠白纸、一支笔是最安全的。
　　从十三岁以后我没有放弃过写作的练习，那是因为在纸与笔之间我隐约能看到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在长长的寂静的成长过程中，城市的女孩子深深地厌烦了静若山水的规矩的闺中的日子，生活中没有惊雷，实在的是，也没有毅然决然的勇气去创造一声惊雷。安静而漫长的日子，纸和笔搭起来的那个世界，上演着我可以主宰的故事。那时，我为渴望着窗帘和书桌之外的世界而写作。
　　二十五岁后，写作在我的编辑生活里渐渐加重，它们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在想我要写什么，我又该接着写什么。那时，是为了不要虚掷我整日、整月、整年的大片时间而写。我所工作的编辑部必须每天上班。于是，有许多时间是放在望对面老楼的废弃烟囱上不停亲嘴的鸽子上。一个老的单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总是关系十分复杂。刚从学校毕业，全然没有社会经验的我，常常感到极不适应。不适应导致反感，反感导致逃避，像青少年时代我所做的一样，一路向自己最熟悉的世界逃过去，那就是闭着嘴，动笔，落字到三百格的稿纸上去。
　　三十一岁，我生了孩子，度过了甚为艰辛的零岁孩子母亲的一年，在那一年，我以为自己是BF〗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辛苦、无助和相对我来说很大的失望。在我的心里渐渐堆起了一些东西，而面目不清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包含着某一种意义。我开始写一些不同的东西了，那是我认为要向人说出来。我经过了这些和这些，已经有所成熟。那个阶段，我写了长篇小说。那是在以前我认为自己不会去写的文体，我一直不觉得，自己会有那么多话要说。
　　BFQ〗三十三岁以后，开始每年有一段时间在国外了，我看到了从前自己十分向往的东西，看到了在莫斯科歌剧院的舞台上的天鹅，看到了《蒙娜丽莎》在卢浮宫里的那种微笑而慑人的脸色，看到肖邦洗澡的那块水池，看到罗马悲壮地追风而长的古松树，还有但丁遇见他七岁的爱人的那段老桥，我在桥上走过，没有遇见任何熟人，也没有停下来。
　　我看到了世界，而那世界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的是我自己。在广阔的世界面前，我认识，想要认识的，是从前不曾注意过的自己，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这时，我已经习惯要一面写作，才能深入思考。所以我探索，追究，怀疑，所以我写作。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本质的事。它没有什么可伟大的，但它是不能缺少的。
　　将来写作会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我不用为此担心。
　　(本文作者：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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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生命恬淡如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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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把目光放得远一些，让生命恬淡成一泓波澜不惊的湖水，告诉自己：水穷之处待云起，危崖旁侧觅坦途。
　　睿智的庄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个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他的技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他拿黄金做赌注，则大失水准。庄子对此的定义是“外重者内拙”。
　　由于做事过度用力和意念过于集中，反而将平素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搞糟了。现代医学称之为“目的颤抖”。
　　太想纫好针的手在颤抖，太想踢进球的脚在颤抖。华伦达原本有着一双在钢索上如履平地的脚，但是，过分求胜之心硬是使这双脚失去了平衡，那著名的“华伦达心态”以华伦达的失足殒命而被赋予了一种沉重的内涵。
　　人生岂能无目的?然而，目的本是引领着你前行的，如果将目的做成沙袋捆缚在身上，每前进一步，巨大的压力与莫名的恐惧就赶来羁绊你的手脚，那么，你将如何去约见那个成功的自我?
　　“目的颤抖”是因为心在颤抖。心台太低，远处的胜景便不幸为荒草杂树所遮蔽，平庸的眼，注定无福饱览那绝世的秀色；太在乎了，太看重了，结果，恐惧蛀蚀了勇敢，失败吞噬了成功。
　　“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把目光放得远一些，让生命恬淡成一泓波澜不惊的湖水，告诉自己：水穷之处待云起，危崖旁侧觅坦途。
　　(本文作者：张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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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德佳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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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挺起胸，昂起头大踏步向家中走去，“我没啥有愧于人的，我死了才有愧于人世——不然，世界就空缺了一个杰出的画家!”
　　乌蒙德佳是个很有抱负的学生，读中学时就把上大学当作人生第一目标。可是很不幸，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他落榜了。自此，他一蹶不振，酗酒、打牌，还一反常态地抽烟。烟头烧着被子，险些在火中丧生。
　　一天，他来到多迈河边，想投河自尽。但他会游泳，担心淹不死。于是，一个劲地把河边的鹅卵石往荷包里装，几个荷包都装满了，沉沉地把身子压得趔趄起来。他的决心太大了，还嫌不够分量，于是弯下腰又捡了一颗——突然，他被手中这颗鹅卵石吸引住了，鹅卵石的天然花纹简直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碧蓝的湖泊上有小鸟飞翔，还有几朵白云在天际飘荡；远处，有两条捕鱼的帆船正犁浪而来……他忍不住把鹅卵石又倒过来看看，倒过来又是另一幅图画，像家乡的威林特斯山，青青的山峦上丛林茂密，几只小鹿欢快地在山路上奔跑，还有一个小牧童在那里吹笛子。真是太美了，美得让他在一刹那间忘记了死。
　　他的思维在地狱的大门前拐了一个弯：“这颗鹅卵石可不能糟蹋了，它应该放在窗台上。不，还应该做一个玻璃盒将它盛好。对，玻璃盒里还应该垫上一块猩红色的金丝绒。”他想，年迈的爸爸、妈妈肯定会戴上老花眼镜小心翼翼地趴在窗台上看。它会吸引所有的好伙伴们来围观欣赏，他们会羡慕得啧舌称赞，夸他：“真好运气!”还有，那个耳朵特别灵的收藏家伏拉克老人肯定会颤巍巍地坐着马车来到他们家，出高价收买它。“我才不卖给他哩!”乌蒙德佳不知什么时候滋润地躺在河畔的青草地里，荷包中的鹅卵石一颗颗滚出来他都毫无知觉。
　　“是的，我还要把这上面的图案画出来，这色彩是任何画家都无法调弄得出来的!”他想起美术老师曾夸奖他很有美术天赋，高兴得咧着大嘴笑起来：“对!我就要当一个画家看看!”他想起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想起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想起了康斯大布尔的《干草车》……“我为什么不能画出他们那样的世界名画?”他想起米勒在巴比松村跟爸爸一起在田间耕作时，第一幅画《播种者》就是在田垅画成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这样，他的决心下定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他忽地一个翻身蹦起来，想到自己来河畔投河的初衷，不禁大笑起来。他从荷包里掏出剩余的鹅卵石，一个一个使劲地往河里扔去：“去你的，我才不死哩!”
　　“是的，生活多美好呀，好多事、好多事等着我去做呢!还有很多好运气等着我哩，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盼着看我的画展，出版社好多叔叔等着为我出版画册呢，还有那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要写我的专访呢!”
　　他挺起胸，昂起头大踏步向家中走去，“我没啥有愧于人的，我死了才有愧于人世——不然，世界就空缺了一个杰出的画家!”
　　后来，在乌蒙德佳28岁的时候，他终于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画家。
　　(本文作者：万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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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错并不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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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失言是我经常会遇到的困境。我曾在《今天秀》的几百万观众前触犯了一些美好善良的东西。不久以前，一位嘉宾谈到了阿尔伯特史怀哲(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我快活地问对方史怀哲现在过得咋样。这位客人诧异地盯着我说：“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准备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俏皮话弥补这个疏忽：“我甚至不知道他生病了。”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最后我还是坦白地承认：“我太窘了，我真是笨头笨脑。当然，我应该记得前些时候，他去世了。”这之后，我问下一个问题。
　　我估计嘲弄的信件会像雪崩一样涌来，但事实上没有一封信提及我的这个大错误。我想大部分观众是宽容的，能体谅人的，或许他们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或许是他们欣赏我的诚实。
　　有一点我要指出：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另一种可能的麻烦是社交中的辩论，我认为一场好的辩论对辩论者和观众都很够刺激。在《今天秀》上我们常常安排辩论。当两个人为一个问题辩论起来，不要觉得你必须让他们停下来，要观察和估计，看是否有哪一个会有伤害举动。如果论辩热烈而不乏哲理，让他们吵去，不要参与，不要袒护哪一方；说到底，他们是一群大孩子。
　　如果情形恶化，演变成人身攻击和荒唐胡闹，就要马上制止。“嗨，伙计们，”你可以用善良而又严厉的女教师的口吻说，“这离题太远了。你们吵得我们都受不了了，现在让我们把讨论搁一边吧。”
　　当然，有些社交上的困境是没法补救的。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有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甚至职业技巧也救不了驾。前些年我在《今天秀》上访问沃伦贝蒂，那还是他出大名之前，但他阴沉的性格和难以对付已经出名了。我热情地微笑，活跃地攀谈，向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凡我想得到的刺激性的问题。但他用一种接近极端反感的表情向我吐出一两个单词作为回答。毕竟，他是来我们的节目上推销他主演的一部新片子的。我采用了老一套但是很管用的招敏：“告诉我，贝蒂先生，你的新片子讲些什么?”他猛然倒在椅子上，抓挠着胸部，呵欠连天——在漫长的停顿之后，他说：“现在，那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要知道，我们正在实况转播，正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我确实非常为观众悲哀，我说：“贝蒂先生，这是我做过的最讨厌的一次访谈。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我要插播广告了。”
　　我的工作人员都拍手欢呼起来。贝蒂先生的经纪人看到他的这番表演，气得犯了心脏病。而我也得到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教训，所以我给你们有关谈话艺术的忠告就是：
　　你不要指望赢得所有的事。
　　(本文作者：芭芭拉沃尔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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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敢辜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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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几个世纪，但它一定会漂到西班牙去，这是我的信念。上帝可以辜负生命，却绝不会辜负生命坚持的信念。”
　　15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航海家哥伦布从海地岛海域向西班牙胜利返航。
　　但船队刚离开海地岛不久，天气就骤然变得十分恶劣了。巨大的风暴从远方的海上向船队扑来。这是哥伦布航海史上遭遇的最大一次风暴，有几艘船已经被排浪打翻了，只一闪，便沉入了大海的深渊。船长悲壮地告诉哥伦布说：“我们将永远不能踏上陆地了。”
　　哥伦布知道，或许就要船毁人亡了，他叹口气对船长说：“我们可以消失，但资料却一定要留给人类。”哥伦布钻进船舱，在疯狂颠簸的船舱里，迅速地把最为珍贵的资料缩写在几页纸上，卷好，塞进一个玻璃瓶里并加以密封后，将玻璃瓶抛进了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
　　“有一天，这些资料一定会漂到西班牙的海滩上!”哥伦布自信而肯定地说。
　　“绝不可能!”船长说，“它可能会葬身鱼腹，也可能被海浪击碎，或许会深埋沙底，但它绝不可能被冲到西班牙海滩上去!”
　　哥伦布自信地说：“或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几个世纪，但它一定会漂到西班牙去，这是我的信念。上帝可以辜负生命，却绝不会辜负生命坚持的信念。”
　　幸运的是，哥伦布和他的大部分船只在这次空前的海上风暴里死里逃生了。回到西班牙后，哥伦布和船长都不停地派人在海滩上寻找那个漂流瓶，但直到哥伦布离开这个世界时，那个漂流瓶也没有找到。
　　1856年，大海终于把那个漂流瓶冲到了西班牙的比斯开湾，而此时，距哥伦布遭遇的那场海上风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世纪。上帝不会辜负生命的信念，上帝没有辜负哥伦布的信念。
　　(本文作者：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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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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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私的我们只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丢掉了已经到嘴的肥肉；“眼镜”却得益于他的无私，成了这次应聘中惟一的幸运儿。
　　在经过一轮复一轮的重重筛选后，我们五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应聘者终于从数百名竞争对手中，像大浪淘沙一般脱颖而出，成为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的佼佼者。
　　我们这五个人，可以说都是各条道路上的“英雄好汉”，彼此各有所长，势均力敌，谁都可以胜任所要应聘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谁都有可能被聘用，同时谁都有可能被淘汰。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最后一轮的角逐更加具有悬念，更加显得激烈和残酷。
　　我虽然身居众高手当中，但心里相对还是比较踏实的。因为凭我在初试、复试、又复试、再复试中过关斩将那股所向披靡的势头，我想我成功获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于是，胜利的自信和成功的愉悦提前写在了我的脸上。
　　按照公司的规定，我们要在那天早上9点钟准时到达面试现场。面对如此重要的机遇，没得说，我们当中不仅没有人迟到，还都不约而同提前半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距面试开始时间还早，为了打破沉寂的僵局，精明的我们还是勉强地聚在一块儿闲聊了起来。面对眼前这些随时会威胁自己命运的对手，在交谈中彼此都显得比较矜持和保守，甚至夹着丝丝的冷漠和虚伪……
　　忽然，一个青年男子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的到来成了我们转移这毫无内容的话题的借口，我们纳闷着，惊奇地看着他，因为在前几轮面试中都不曾见过他。
　　他似乎感到有些尴尬，然后就主动迎上前开口自我介绍说，他也是前来参加面试的，由于太粗心，忘记带钢笔了，问我们几个是否带，想借来填写一份表格。
　　我们面面相觑。我想，本来竞争就够激烈的了，半路还要杀出一个“程咬金”，岂不是会使竞争更加激烈么?要是咱们不借笔给他，那不就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可能?我们几个有心灵感应似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终于没有人出声，尽管我们身上都带着钢笔。
　　稍后，他看到我的口袋里夹了一支钢笔，眼前立刻掠过一丝惊喜：“先生，可以借给我用用吗?”我立刻手足无措。慌里慌张地说：“哦……我的笔……坏了呢!”
　　这时，我们五人当中有一个沉默寡言的“眼镜”走了过来，递过一支钢笔给他，并礼貌地说：“对不起，刚才我的笔没墨水了，我掺了点自来水，还勉强可以写，不过字迹可能会淡一些。”
　　他接过笔，十分感激地握着“眼镜”的手，弄得“眼镜”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四个则轮番用白眼瞟了瞟“眼镜”，不同的眼神传递着相同的意思——埋怨、责怪。因为他又给我们增加了竞争对手。奇怪的是，那个后来者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就转身出去了。
　　一转眼，规定的面试时间已经过去20分钟了，面试室却仍旧丝毫不见动静。我们终于有些按捺不住了，就去找有关负责人询问情况。谁料里面走出来的却是那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结果已经见分晓，这位先生被聘用了。”他搭着“眼镜”的肩膀微笑着向我们做了一个鬼脸。
　　接着，他又不无遗憾地补上几句：“本来，你们能过五关斩六将来到这儿，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作为一家追求上进的公司，我们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人才。但是很遗憾，是你们自己不给自己机会啊!”
　　我们这才如梦初醒，可是已经太迟了。自私的我们只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丢掉了已经到嘴的肥肉；“眼镜”却得益于他的无私，成了这次应聘中惟一的幸运儿。这次面试必将成为我们人生永恒的一课，影响着今后的生活。
　　(本文作者：周仕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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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报复”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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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斑驳褪色的领养证从大哥的手里滑落到我的双膝前。十几年里从我眼中喷发出去的复仇之光被历史的镜面反射回来，让我万箭穿心。
　　接到大哥汇来的600元生活费，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复仇的快感。他经营的罐头厂已摇摇欲坠，我还在狮子大开口逐月提高消费标准(其实是在攒钱买手机)，而他从不敢懈怠。料想他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我读完大学，正所谓父债子还!
　　大哥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这么叫他很有些“口蜜腹剑”。因为我一直在伺机报复他，谁让他父亲——那个收养我的男人去年突然死去了呢?他可是我的杀父仇人!他们收养我只是为了替自己的良心赎罪，可即使把我培养成博士后也不能换回我父亲的生命!
　　没来得及报复，他就死了
　　父亲在我记忆中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却常常提着鱼网虾笼一身腥味地出现在我梦中。父亲是我惟一的亲人。在我7岁那年，父亲说要去50里外的黄海边挣钱给我买“军舰”。他把我寄养在邻居沈阿婆家里，就与几个同乡出发了。谁知，他一去再也没回来。
　　许多天后，村里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村干部把我领到他面前，让我跟他回家，做他的养子。几个与父亲一起赶海的叔叔大哥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就是这个人害死了你爸爸!”
　　我带着“认贼作父”的耻辱离开了贫穷的小村，成了黄海边上那个渔村的新村民。养父对我倒是很好，可我总以为这是假仁假义。我总是惊恐地躲着他，有时他把好东西留给我而不给自己的儿子吃，我便以为这里面一定有毒。他的儿子比我大10岁，正在城里读高中，“大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都会给我买一只小青蛙之类的玩具。我终究在情感上被他俘虏了去，尤其是当我面对他送我的一只军舰模型时，我的眼睛“刷”地亮了，并第一次叫了他一声“大哥”，把他们父子高兴坏了。
　　大哥高中毕业后便回来帮助养父料理滩上的事，我则背起书包走进校园。父亲之死始终是个解不开的疙瘩在我心头盘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极为早熟地认为，只有认真读书出人头地，才能为父报仇。我至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么小的年纪便有如此坚定不移的仇恨。
　　光阴荏苒，我已临近高考。大哥经常来校看我，送些养父给我做的蟹黄羹给我下饭，并给我一些钱说：“这是爸爸让我给你的，叫你多买点营养品，别亏了身子。”可是这些话从他嘴里到达我心里时，早已变了味。大哥后来几次来看我，老是提填志愿的事。他建议我填报化工专业，因为家里办起了私营罐头厂，专门生产瓶装醉螺，学成后一定可以大派用场。我答应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要是能将醉螺做成同行中的极品，一定另攀高枝，打垮你这个家庭作坊!
　　等待发榜的日子百无聊赖。大哥押着一车罐头进城去了。养父让我到自家承包的滩头看看，说偷蛳螺的人很多，要我帮他照应照应。我完全是为了打发时间才随养父到滩头去的。一百多亩沙滩此时已是一片流金的海洋，肥硕的蛳螺一片乌青地覆盖在滩面上。几十个人手提蛇皮袋正弯腰捡拾。养父说，这些都是雇工，到中午按斤付酬，但也有小偷乘人不备混进来，拾满就自己跑到小贩那里去卖……我漠然地听着他絮絮地讲述。他虚胖的身子在滩头晃来晃去，海风吹散了他稀软的头发，光亮的秃顶似在诉说繁华落尽的凄凉。我并不关心收成的好坏，只在心里盘算着：待我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后，我一定要为父亲讨回公道，然后远走高飞。
　　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复仇”，养父就死了。我如愿收到了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大宴亲朋。席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频频向客人敬酒，还不住地夸我：“别看他打小不受说话，是个‘闷心’呢!”大哥劝他：“少喝点，您有高血压。”养父把酒瓶一举：“咱家出了大学生，喝死也值!”在那次醉酒之后，养父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喜事变成丧事，我有一丝伤感，毕竟养父的喜悦是真心的。我哭了，这眼泪源于一种复杂的感情。但这已足以迷惑大哥，他蟹钳一样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双手放在掌心，红着眼圈说：“小弟，大哥不会让你受一点苦，你放心。”
　　父债子还，花他的钱我心安理得养父的突然去世使罐头厂难以正常运作。以前大哥主管营销，对于生产他尚不属行家里手，现在只能交给一帮工人去折腾了。那些工人鼠目寸光，为提高生产速度多混点工资而不惜减少生产环节，最终砸了自己的饭碗，也坑了罐头厂。春节时，那些醉螺被大哥全部销往某集团公司当做公司职工的福利。数千人食后引起腹泻。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测，这批醉螺的细菌指数严重超标，系发酵时间不足、密封程度不够、消毒措施不当所致。电视屏幕上出现我们的罐头商标的特写镜头，然后记者用痛心的表情采访那些不幸的职工，再义愤填膺地面对镜头痛斥“不法商家”的滔天罪行……眼见一场官司压顶而来，数千人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赔得大哥一文不名。
　　我有些扫兴。我宁愿大哥富有，尽管我从未对他有过手足情。
　　我不再关心大哥的命运沉浮，只心安理得地花着他的钱，在大学校园里模仿大款状，揿动手机，“呼”朋唤伴。后来，寒暑假我也不回去了，我告诉他我在搞“社会调查”。大哥我便按我的需要如数如期地给我寄钱，还在附言栏里写上“注意身体”、“好好保重”等字样。毕业前夕，我终于与一家合资公司签了聘用合同——既然大哥已经垮了，我又何必在那个小渔村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才干。再说，我对那些罐头也丝毫不感兴趣。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是带着嘲笑的心态回去跟大哥告别的。我在滩头找到了大哥，他正忙着照料雇工拾蛳螺，过秤记账。两年不见，大哥的外形有几分闰土的样子，有几根白发毫无顾忌地在他的平头上挺立。大哥见了我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计，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睛里闪过惊喜，然后婆婆妈妈地把我搂进怀里说：“小弟，你可回来了!”我面无表情地挣脱了他。大哥开始向我讲述这两年的坎坷，讲上次事故以后，厂里怎样资金短缺而一直被迫停产，讲他这两年怎样单打独撑经营滩面积累资金，讲他想重新注册商标把罐头厂救活和让我出任厂长的打算……
　　“你做梦!”我咆哮着打断他的讲述。我忽然想起了不明不白在这里死去的父亲。“你不要以为你三十多岁不结婚，你花那么多钱供我上大学是有恩于我，你是在替你父亲赎罪!”正在这时，腰间的BP机响了。我一看，就掏出手机，又不忘说了句：“对了，这些你都没有的东西我也有了．是你的钱买的，现在，我得用它给女朋友回个电话……”
　　“够了!”大哥的喉结突突地颤动，脸上的表情愤怒而悲凉。海风渐渐地猛烈，他身上的防水衣猎猎作响，海鸥在空中凄厉地叫喊起来。远处传来阵阵涛声，拾蛳螺的人们纷纷撤离。大哥说：“你听见了吗?这是子午潮，不一会儿，我们的脚下就是一片汪洋，你父亲就是被潮水卷走的——和我的母亲一起!”
　　我的心猛一紧缩，大哥的脸上霜一样冰冷。潮水已在视线里一跃一跃地向我们涌来，大哥拉起我向家的方向狂奔。
　　大哥第一次打了我，从我的膝盖后面一脚踢来，我应声跪地。大哥从箱子里取出两幅照片挂在墙上，一幅是养父的，另一幅一定是那个与我父亲一起遇难的女人。大哥指着这两幅照片说：
　　“13年前的夏天，我父亲忽然在自家雇工的队伍里发现几个偷蛳螺的外乡人，就把他们送进了派出所。其中一个还没结过婚，在家里领养着一个7岁的孩子。他们挨了派出所的打，那个7岁孩子的养父被打伤了左腿。我父亲的心又软了，出于同情他又把他们几个带回来，把他们算作雇工，按劳付酬。那时我母亲也每日在滩上照料。有一天也是涨子午潮，在撤离的过程中，那孩子的养父摔了一跤，把已经到手的蛳螺撒了一地。他舍不得放弃，停下来想一颗颗重新捡起，被我母亲发现了，转回头来拉他快走，而他却又在地上抓了几把才一瘸一跛地被我母亲拖走。可是，潮水已汹涌而至……后来，我父亲不放心那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去找了那里地方上的干部，取得了抚养这个孩子的权利……喏，这是领养证。你走吧!”
　　一张斑驳褪色的领养证从大哥的手里滑落到我的双膝前。十几年里从我眼中喷发出去的复仇之光被历史的镜面反射回来，让我万箭穿心。
　　“大哥，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跪抱着大哥的双膝，哀嚎着把无地自容的脸藏在他沾满海腥味的防水衣里。
　　“因为，他是你的父亲，而‘小偷’会影响他在你心中的尊严。”大哥悲极而泣……
　　当天，我在养父母的遗像前点燃那份合资公司的聘书，按家乡的风俗行了叩地大礼。我知道我再也无法走出黄海边上这个小渔村了，包括我的青春和志向。
　　(本文作者：尤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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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一个电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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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需要我们用心去维护，其实这并非难事，有时只需要我们回一个电话，就可使友谊得到升华。
　　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正视它，并争取改正。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于人有益，于已有补。
　　大约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这份工作的待遇很高，但也很忙，就像是有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鱼，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礼物，可它也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叫你气恼，比如，有时候你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干上这份工作后，我每天平均要接一百多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上一倍。所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即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只好边冲边手持电话，像长臂猿吃香蕉那样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我这是上班。我想这是我惟一能说出的借口。我拿这么高的薪水，就该这样。
　　这样一来，我给那些与我的工作无关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本克是一个诗人。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交往有时频繁，有时疏松。如果不见面的时间长了，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吃顿饭，或在酒吧坐坐，或打电话互道彼此近况。十年来，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持续着。
　　我得了这份新工作，本克自然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时我有三个电话需要听，所以我说：“过会儿，我打电话给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在以后的六周里，我猜想本克肯定给我打了不下十二三个电话。第一周最多，大概一天一个电话。到后来就降为每周一个电话。最后就没有电话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看到秘书记下来的“来电留言”之后不给我的这位朋友回个电话。“过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他肯定是生气了。他当然应该生气。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也不是一个随人捏的软柿子。他不给我打电话了。像别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善于自我开脱，没过多久，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但是每过一阵BF〗子，我就会想到本克。“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我会对自己说。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拨了号码，但是每到这时，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的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显示另外三条闲着的话线有外电打进。你知道，我必须以工作为重。
　　BFQ〗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但是他与做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生意人热衷相互推销，擅长敷衍扯皮，讲究经济效益。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浅薄，把这一套也用来对付友谊?
　　“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我心中说道。但我还是没有。
　　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比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时我想起来，莫比也给我打过二三个电话，但我一直未回。我向他走过去，但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谈得投机火热，难解难分，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用干草叉将他们叉开才行。
　　“喂!”我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向他伸出了手。他没有与我握手，而是将身子背过去，又与另外一人攀谈起来了。
　　我感到非常愤慨。“自命不凡的混蛋!”我大声怒叱道。当然，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有错，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他，还有……对了，我真的应该给本克回电话了。但是我现在该与他说些什么?怎么向他解释呢?他会不会对我撂下电话?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待我，我会伤心极顶。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
　　今年三月份，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莫比打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讲和了。一起吃顿饭吧?”他说。吃饭的时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并向他道了歉。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报复行为”表示了歉意。我们又成了朋友，但这又让我想起了……失去的东西。在那次饭桌上，一种伤感的愁绪在我心头泛起，一直萦绕于怀，至今不散。我应该给本克回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
　　终于，因果报应之轮向我碾来。上周，我的朋友斯泰得了一份新工作。斯泰是我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我在他上班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谢谢，伙计，”他说，“我得走了。我们改天再谈。”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非常嘈杂，甚至可以听到祝贺他的亲吻声。
　　我第二天给他打电话，他在开会。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叫我把名字留下。我再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我想我以后也不会了。如果他想与我说话，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我肯定他会找我的，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毕竟在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关系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发展起来的。
　　现在我眼前有一台天平，一头是本克，他离我而去了，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或许我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另一头是斯泰，他也离我而去了，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续则要看他的做法。其实，只要他回我一个电话。
　　我猛然醒悟。我拨了一个号码。
　　本克!如果你不在，回来后给我回一个电话!伙计，对不起，是我错了!
　　我是理发师的儿子
　　生活中我们不管做了些什么，在成功的阶梯上爬了有多高，我们将始终被人记住的应该是，我们是怎样帮助了不如自己幸运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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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一个电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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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欣赏自己的功成名就时，我总是希望别人能了解我今天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现在，为了慈善事业我每年都有五十多次在媒体露面，还为我值得出力的事业捐助了5亿美元。
　　我常想，如果一个人胸怀大海，他将得到百倍的回报。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我特别讲述的故事，直到现在仍能感动得我泪流满面。
　　1942年春季里的尸天，春寒乍暖。加拿大温尼伯市生产衬衣的大力公司老板马克斯弗雷德胳膊下夹着一摞整理得很整齐的定单回到他的工厂。马克斯的生意兴隆，虽然他刚满30岁，却已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
　　他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注意到了街对面双膝跪在地上、两手正在擦洗丘吉尔服饰商店前台阶的年轻人。这个男孩看上去很面熟。弗雷德走过去，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20岁的年轻人回答说：“我给丘吉尔服饰店干活。老板要我擦洗这些台阶。”
　　“你叫什么名字?”弗雷德问。年轻人告诉了他。
　　“你父亲是我的理发师吗?”弗雷德又问。他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弗雷德回到办公室立刻就给理发师打了电话。“刚才我看见你儿子在我公司对面街上的一家商店前擦台阶。他看上去是位很有才智的年轻人，难道这就是他选择要干的工作吗?”
　　“我儿子想回大学读书，”说话轻言细语的理发师告诉他，“但是送他上学我无能为力。”理发师解释说，他儿子中学毕业后巳工作了两年，攒钱上了大学。但是在马尼托巴大学学习了一年半后，钱就花完了。因为他的生意不好，理发师的妻子甚至要干两份活，家庭生活仍入不敷出。这孩子每周9元的薪水都如雪中送炭地帮助了家庭。
　　“要你的儿子明天来见我。”弗雷德告诉理发师。
　　第二天的晚上，身体瘦长、健康结实的年轻人在丘吉尔服饰商店干完送货和打扫卫生的活后，到弗雷德工厂的办公室见到了他。
　　“想回学校吗?”弗雷德问。
　　“没有比这更想的事了。”年轻人回答。
　　弗雷德的眼睛直视年轻人：“我负责让你上完大学。写出你需要多少钱，拿来给我看看。包括学费、书籍，所有的一切。”
　　男孩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这位保护天使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天，年轻人给弗雷德看他所需要的钱的账目。这位衬衣制造商浏览了一眼后说：“你自己还需要些什么东西吗?吃不吃午餐或者理理发?你还需要添一些新衣服。把这些都加进去。”
　　弗雷德把支票交给年轻人之前告诉他，“到此，我强调几个条件。”
　　男孩静静地坐着，期盼的眼睛瞪得滚圆。
　　“首先，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笔钱是哪里来的。”男孩点点头。“第二，你必须保持学习拔尖，我不是把你送到大学去当花花公子。”
　　“第三，这是一笔借款，当你有了能力后，必须还给我。最后一点，你必须承诺在你的一生中也为其他人做这样的事。”
　　“感谢你，弗雷德先生，”20岁的年轻人说，“我决不会让你失望。”
　　年轻人每个月都去看望弗雷德，报告他的成绩。他在马尼托巴大学才华出众，是班级的尖子生，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在这三年时间里，马克斯弗雷德借给理发师的儿子990元。年轻的学生读完大学后一找到工作就开始还借款。第一年他寄给弗雷德100元，第二年100元，毕业后的第三年还清了全部借款。
　　理发师的儿子一生中从来忘记给他机会走向成功的那一天。他当然还记得他对弗雷德的承诺。所以从那时起，他照样帮助几位年轻人完成了高等学业。
　　这孩子答应马克斯弗雷德的承诺有一件他没做到：虽然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神秘赞助人的身份，但他最终决定说出．他的故事，因为他认为这将鼓励人们来帮助别人；他还认为，尽管马克斯弗雷德想隐姓埋名，但应得到公认。
　　我经常讲这个故事。故事提醒我，生活中我们不管做了些什么，在成功的阶梯上爬了有多高，我们将始终被人记住的应该是，我们是怎样帮助了不如自己幸运的其他人。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就是理发师的儿子。
　　(本文作者：鲍晓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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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生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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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貌和蔼可亲、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的乞丐对我说，他有些重要的东西要给我看并要与我分享。
　　14岁那年，我读高中。也许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材料，或者是由于我学习不刻苦的缘故，总之，我的成绩真是太差了，因此我不得不中途辍学。我决心要到社会的大风大浪里去闯荡一番。
　　那天，在快要进入爱坡索市中心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老头坐在街道的拐角处，他是一个乞丐。当我就要从他的旁边走过去时，也许是见我对他熟视无睹，没有向他施舍一两个美元感到不满，或者是对我行色匆匆的样子感到好奇，他竟突然开口向我发问。他问我是不是偷着从家里跑出来的。我想他这么问我一定是看我太年轻，觉得我太嫩的缘故。
　　“才不是呢，先生，”我对他说，“是我爸爸开车把我送到休斯敦的高速公路上的，他为我祈祷，求神保佑。他还鼓励我说‘孩子，学会追寻你的梦想和憧憬是非常重要的。’”
　　“噢，是这样的，”那个乞丐听后，点了点头，“我请你喝杯咖啡怎么样?”
　　“不，先生，我想来点苏打水。”
　　于是，我们走进街道拐角处的一家酒吧，面对面地坐在转椅上，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
　　几分钟后，这个面貌和蔼可亲、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的乞丐对我说，他有些重要的东西要给我看并要与我分享。
　　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穿过了几个街区，来到了市图书馆。我们沿着它前面的台阶向上走，在一处小小的咨询台前停了下来。咨询台后面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老太太。老乞丐上前向她说明来意，并请她帮我照看一下行李。我放下行李，跟着老乞丐走进了这个神圣而又庄严的知识殿堂。
　　老乞丐把我带到一张桌子前，让我先坐下来稍等片刻，而他则到那些林立的书架中去寻找他刚才对我说起的特别重要的东西去了。
　　不一会儿，他腋下夹着几本旧书回来了。接着，他打开了话匣子，开始了那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谈话。
　　“年轻人，我想教你两件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第一，切记不要从封面来判断一本书的好坏，因为封面有时也会蒙骗你。我敢打赌，你一定认为我是个老乞丐，是不是?”
　　“嗯，是的，先生，我是这么想的。”我坦白地说。
　　“喂，年轻人，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的。不过，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神秘地笑望着我，“你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人们梦寐以求的任何东西我几乎都有。”
　　说着，他收敛起笑容，目光也从我的脸上移向了远方，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
　　“我原来住在东北部，凡是金钱能买的东西，我全都有。但是一年前，我妻子死了，我为她祈祷，请求上帝保佑她的在天之灵。从那以后，我开始沉思，追忆过去的岁月，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我知道，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我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体验过，比如做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于是我决定要做一年的乞丐。就这样，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到处飘泊，到处乞讨。”
　　说到这儿，他把目光再次移向我，“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否则会受骗的。”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沫，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我要教给你的第二件事是要学会如何读书。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是别人无法从你的身上拿走的，那就是智慧!”
　　说到这儿，他伸出一双肮脏不堪的手握住我的右手，把刚才从书架上找到的书放到了我的手上。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不朽的经典。
　　然后，他又带着我走回来时经过的那个过道，向那位笑容可掬的慈祥的老太太道谢之后，下了台阶，返回到我们第一次相遇的街上。
　　在我们即将分别的时候，他再三叮嘱我永远不要忘记他的教诲。
　　我发誓：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本文作者：李威编译)